荷蘭性教育的啟示

英國《金融時報》 西蒙?庫柏 報道

我在荷蘭長大。當我12歲的時候，一位女士來到學校給我們上性教育課。她頭發花白、面容嚴肅、不苟言笑。我還認得這種樣子：我祖母當年就曾在我媽媽的學校教性教育課。

我們這些教室里的男孩女孩都有些尷尬。但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很好奇：這位女士能教我們什麽呢?我們在小學已經學過了所有關於性方面的知識。那位女士的開場白是：“我不會教你們性知識，因為你們已經知道了所有這些知識。相反，我們將談論性關系問題。”

當時住在我家馬路對面的，是一位名叫艾米?斯嘉麗(Amy Schalet)的美國女孩。她後來回到了美國，發現了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斯嘉麗吃驚地發現，許多美國少女懷了孕。有些少女幾乎沒有接受過任何性教育。她們的父母往往試圖禁止她們發生性行為，正如美國議員試圖禁止吸食大麻和賣淫一樣。

如今，斯嘉麗是馬薩諸塞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阿姆赫斯特分校的一位社會學者。她剛剛發表了《不要在我家裡：父母、青少年和性文化》(Not Under My Roof: Parents, Teens and the Culture of Sex)一書。該書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在書中，她從青少年的卧室說起，最後解釋了美國之所以對社會問題相當保守、而荷蘭相當開明的原因所在。

該書以斯嘉麗向“荷蘭和美國無宗教信仰或溫和基督教派的中產階級白人父母”提出的問題開頭。他們會允許自己的青少年子女(一般在16歲左右)帶女朋友(或男朋友)回家過夜嗎?90%的受訪美國人與下麵這位母親回答的一樣：“上帝啊，這是不可能的。”而90%的受訪荷蘭人則表示，他們將允許、或至少會考慮一下。

你或許以為上述調查結果支持了外國人認為荷蘭人過於放縱的說法。然而這種說法並不準確。荷蘭父母並非完全撒手不管。他們通過允許子女帶異性朋友回家過夜，嚴格控制了他們的性生活。正如一位荷蘭男孩告訴斯嘉麗說的那樣：“如果我帶女友回家過夜，至少我的父母知道我在哪裡。”父母可以事先為女兒準備避孕藥。他們幾乎是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發生性行為的。父母可能早已認識女兒的男朋友，他們或許會在第二天早上邀請他共進早餐。如果他們不喜歡這位男孩，他們可以巧妙地把他攆走。如果他們喜歡他，就會把他視為準女婿，有可能讓他參加必要的荷蘭家庭聚會，比如姑姥姥生日聚會之類。青少年性行為通常會演變為平淡的小夫妻生活。當我們年輕的時候，一位荷蘭朋友告訴我，他不可能拋棄自己的女友，因為那樣他父母會不高興。

簡言之，荷蘭青少年性行為是在父母的控制之下。它處於一種有序的狀態。難怪荷蘭女孩懷孕的幾率，幾乎才約為美國女孩的五分之一，而流產的可能性僅為美國女孩的一半，盡管她們可能會在不徵得父母同意的情況下流產。

荷蘭父母對待青少年性行為的態度，很大程度上與荷蘭社會對待毒品或賣淫的態度一樣：允許它、遠離它、控制它。荷蘭人知道，有些人會吸毒。他們只是確保這些行為有序進行。正如約翰?特拉沃爾塔(John Travolta)在影片《低俗小說》(Pulp Fiction)中解釋阿姆斯特丹為何會有大麻館一樣：“我想說，你不可能走進一家飯館，捲上煙，然後開始吞雲吐霧。他們想讓你在自己家或某些指定場所吸食大麻。”荷蘭的大麻館與妓院一樣，都要繳稅。

相反，美國人禁止這些行為，從而使其陷入無序狀態。美國父母禁止子女帶異性朋友回家過夜，因此青少年性行為通常是在汽車後座等地方進行，不採取任何避孕措施。孩子們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實施被斯嘉麗稱為“美國青少年重要儀式”的行為。實際上，“偷偷摸摸”會讓孩子們更興奮。20年前，當我帶著自己的英格蘭大學足球隊前往阿姆斯特丹踢巡迴賽的時候，我的隊友們堅持要每天在大麻煙館過夜。某天晚上，我們的美國門將醉醺醺地說，他很高興在成長過程中能夠嘗試所有被禁止的行為。他表示：“我們偷偷地用假身份證去買啤酒喝，這非常好玩。”

美國社會試圖通過婚姻、教堂和監獄制度來推動好的行為。但這種做法的效果並不明顯。如果你只是簡單地禁止，你就會創造出不受監管的無序區域。美國陷入了惡性循環。因為美國人創造瞭如此多的無序區域——生活其中的有單身媽媽、販毒團夥以及其他窮人——所以美國非常擔心這些無序區域。因此美國人繼續禁止，這只會促使更多人進入無序區域。當然，這些區域令青少年們著迷。可能正因如此，美國青少年的吸毒人數多於荷蘭。正如我記憶中的那樣，荷蘭青少年可能很看不起大麻館。荷蘭政客們現在關閉許多大麻館的一個原因是“藥物旅游”：外國人錯誤地認為，這些大麻館是反文化的天堂，因此趨之若鶩。

荷蘭人已經做了人類所能做的一切事情，讓青少年性行為和吸毒顯得平淡無奇。美國社會保守人士應該加以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