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里先皇帝:距离与权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18 09:43:27

管理的实体是组织,组织的运行离不开权力。人们判断权力大小的依据,往往是官职和级别。通常情况下,级别越高,权力越大。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有例外,中国古代的官员,权力的大小往往同级别的高低不成比例。
  秦汉时期,在建立皇帝制度的同时也建立了宮省制度。宮省原来叫宮禁,后来因为避讳,改禁为省。宮省制度是围绕着皇帝建立的,中央政府是围绕着三公九卿建立的,建筑名称各有不同。在汉代,丞相等三公的衙门叫府,太常等九卿的衙门叫寺(隋唐以后与寺并行还有监)。皇宮里面,也有设在皇帝身边的办公机构,这些机构占用宮内的台阁办公。所以,古代就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围绕皇帝,在宮内;另一个中心围绕宰相,在宮外。一般来说,宰相名义上是皇帝之下的最高长官,比较正规;皇宮里面的不过是办事人员,级别很低。后来诸葛亮所说的“宮中府中,俱为一体”,就是说的这两部分机构的配合。后代谈到中央统治核心,也往往以台阁和府监并称。
  汉代以石论级别,丞相是万石,连地方的郡太守也是二千石。而宮内的官员,如尚书台的尚书,不过是二三百石的小吏。二者在级别上相差太远。即便到了东汉,尚书令已经凌驾于三公之上,但级别不过六百石,名义上还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下。但是,由于尚书在皇帝身边,直接为皇帝服务,而丞相在皇宮之外办公,难得凑到皇帝身边,所以,在决策时,尚书的意见就要比丞相更能到达皇帝耳中,久而久之,级别很低的尚书就成为决策中心的意见来源,而宮外的丞相,只能听命于尚书成为权力上低一个档次的执行中心。当然,宮省和府监的详细情况十分复杂,而且后来变化极大,这里只是说明其最一般的情况。
  因为这种距离皇帝远近的空间分布决定着实际权力的分布,而不是级别高低决定着权力的等次,所以,古代的官场,人们只要进入官僚集团就十分清楚权力在谁手里,根本不看级别。级别很低的官员,只要在皇帝身边,就肯定执掌大权。离皇帝越近,位置越重要。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揣度出宦官是如何专权的。这种空间距离对权力的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空间政治学。
  历史上的权力分布传统,已经渗透到我们各种组织的方方面面,尽管近代以来各种组织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到处还可以看到这种空间政治学的痕迹。用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是无法解释这种“秘书政治”、“仆人哲学”现象的。我们观察一下现实中的组织,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发现,权力的分布,不是按照职务的高低,而是按照距离核心人物的远近来衡量的。靠领导越近,可能权力就越大。能够给领导写文件的要比只能给领导交汇报的权大,能够和领导聊天的要比只能谈工作的权大,能够在下班后还同领导在一起的要比只能上班见领导的权大。如果你的办公室安排在从来见不到领导人的偏远角落,那么对不起,哪怕你有很高的级别和法定的重大职权,你也已经失去了实际地位。如此类推,八九不离十。
  这种权力分布,很有可能使组织结构具备了科层制的躯壳,但骨子里是家长制的灵魂。它也同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有实质差别,决定差序的不是亲情,而是权力。用科层制或者用差序格局来分析这种布局,都会不得要领。
  从现代化的要求来看,这样一种权力分布,会导致实际执掌权力的人员同他在科层体系中的名义地位不副,所以其实际权力很难在规章制度中形成责任约束。这样一种权力体系下,有权者难以形成职业精神,却极易养成个人效忠;权力的获取不是靠品行、知识与技术能力,而是靠核心人物的赏识;权力的运用很难做到公私分明,核心人物的默许比规章制度的明示更重要。同时,由于“身边人”的特殊性,还容易在这些人中间滋生出权力掮客。
  组织的改革,如果不触及这种权力关系,只能流于形式。要建立现代政府和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对这种传统空间政治学保持必要的警惕。

Mike注:因为权力与距离成正比,而不是以职位高低衡量,所以,老板身边的人,即使没有很高的职位,也可能有较大的权力,如秘书、司机等,这是我们容易忽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