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口常伦小米:中国社会管理亟待现代化

现代管理理论是以“系统理论”、“决策理论”、“管理科学理论”等学派为代表，其特点是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其理论基础，应用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手段来研究解决各种管理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高度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管理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主要有管理思想的现代化、管理组织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等几个方面。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都离不开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管理能够有效地组织生产力要素，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大大提高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效率，从而成为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管理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反映了社会劳动过程本身的要求，在分工协作条件下的社会劳动，需要通过一系列管理活动把人力、资金、物质等各种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顺利进行。管理的社会属性，则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需要通过管理活动来维护一定的生产关系，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在经济管理中，管理的自然属性表现为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力要素，处理和解决经济活动中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技术联系。如：生产中的配料问题、生产力布局、规划，以及机器设备的技术性能对操作者的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序的要求等，都体现自然规律和技术规律的要求，不受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而经济管理的社会属性则表现为调和完善生产关系，处理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如分配体制、管理体制等，都由社会、经济规律支配。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科学管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管理直接带来了经济效益，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管理资源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国家，既是一个大的综合经济体，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既有国家经济管理要素，又有社会管理内容。一个企业的管理是科学，而整个社会管理更是科学。 一、中国社会管理“缺理论”管理理论包含两大类。一类是经典管理理论，即那些构成管理学基础框架的理论。它们一般不提供具体的对策，只提供社会活动中最普遍的管理规律，往往具备系统、完整的框架，我们可以称之为管理理论的基本原理。另一类是管理理念与实践，它们并不具备系统框架，主要提供具体的对策，尽管有时它们也会基于某种特殊现象或某个组织的个别规律归纳出看似普遍适用的“原理”，但是因为这些规律是在特定情境（context）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称之为管理的对策。按照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的观点，一种好的管理理论至少应该体现出两方面的价值。首先，它有助于我们做出预测。因为我们掌握的可靠数据都是关于过去的，所以利用理论的预测功能即可靠的因果关系机制是我们自信地展望未来的惟一方式。其次，可靠的管理理论有助于我们解释现状，从而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及其原因，还要有助于我们区分毫无战略意义的杂音和预示未来重大变化的信号。与之对应，一种好的管理理论的建立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首先建立一系列概念，以便于人们利用这些术语描述管理状况。这些概念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即它们的含义必须符合实验观察结果或状况。然后确定因果关系，解释是什么导致了结果的出现，而不是仅仅描述与结果相关的特性。管理理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将特性与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当作根本的因果机制。这就好比我们将鸟类能够飞翔归因于翅膀的存在，而不是源于相关的空气动力机制。许多管理学家都特意停留在基于相关性的理论建立阶段，错误地认为能够对大量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就能够提高他们“理论”的预测威力。但是，从分类到理解根本因果关系的飞跃，一般不是源于对空前丰富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而是源于非常深入的现场调查。建议拥有翅膀就能飞行，只会把尝试者摔死。 第二个阶段，对各种情况进行分类，从而使我们得以从尝试性推测发展到可靠性推测。管理学家不仅要弄清楚将特性与结果联系起来的因果机制，而且还要说明这一机制在哪些情况下能够成立以及在哪些情况下不能成立。因此，好的管理理论要具备权变特征即柔性，应该指导管理者什么情况下应该从事什么活动以及禁止从事什么活动。管理理论如果具备较强的刚性，则不容易融合其他理论；如果具备较强的柔性，很多对立的理论也可以融合在一起，它们只不过是在不同情境下发挥不同作用而已。 第三个阶段，研究失败以完善理论。在弄清楚因果机制之后，管理学家还要研究在什么情况下，管理实体完全按照理论的要求去做却仍然失败了。任何管理实体都不可能“长生不老”，失败只是时间与程度的问题。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因此研究失败更有意义。但是大量的管理理论都将侧重点放在了研究成功方面，对失败的研究基本上忽视了。因此，许多本来可以成为经典的管理理论，由于其倡导者没有弄清楚它何时管用、何时不管用以及原因，而是草率地或含蓄地声称它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最后的结果都会令人失望。一种理论，只有当它对必然会带来成功的种种特性的描述，能解释这些特性如何随着组织所处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才可以认为它是好的理论。大部分经典管理理论都是经过了上述三个发展阶段，而大量的管理理念与实践却仅仅滞留在第一个发展阶段，极少数能够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整个社会的管理理论远没有达到上述的第二与第三阶段。从政治层面看，我国所尊崇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产生于西方。毛泽东思想，主体上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后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与建构理论。上述三大理论，当然是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指路明灯。但是，如何具体落实到省市一级、市县一级、乡镇与社区一级；如何落实到各部门系统、企事业系统、各类组织系统，并没有细化与具体化。其直接后果是中国社会管理理论只有一些“精典语句”，而没能成为理论系统。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任何事情似乎都需要改变，但怎么改？如何改？改的目标是什么？任何人都心中无底，任何人都不敢下任何结论，最典范的语句是“摸着石头过河”。新中国建国60年，即使是应该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架构，始终处于改革、精减、冗肿之间循环。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始终在党的高层垄断状态下发展，把理论、技术层面的东西视同权力加以垄断，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社会管理科学理论的创新与进步，使整个社会的权力与权利系统，处于理念、理论、理性饥渴中。从经济层面看，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谈话，突破了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理论纠缠，才带来了近20年的经济飞跃。但是，到底中国是采用什么样的经济理论，应该借鉴那些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始终没有定论，谁也不愿意承担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风险。即使是明显的错误，只要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就能大行其道，这样的错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吃的亏，已经很多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十多年了，市场经济理论，只能说是中国的“臭豆腐”——“可吃，有时还特好吃，就是上不了大席。”从文化层面看，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儒家思想统治中国2000多年。但1949年似乎切断了历史的延续，新中国国民没能从学校正规教育中，受到国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与薰淘。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生观的社会标杆树得高不可攀，对社会普通大众当作精英份子来培养、教育。另一方面，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对精英人群的严格管理制度与方法，在中国得不到实行。在一定范围内，社会腐败、人情关系、人格两面性似乎成了社会文化主体要素。英、日等现代发达国家，仍然保留像征皇权；美国，坚守其自由、民主建国理念；澳大利亚、加拿大至今保留英国皇室为其最高国家领袖等，都是其国家特色。中国，是人类最有特色的民族，其社会管理理论，集中体现本国独有的文化传承。可惜的是，我们还缺少这样的认识与实践，新中国建国60年，社会管理理论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执政党没能系统建立“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世界独特社会政治管理模式理论；没能建立，高层政府层层委托代理架构理论；政府控制社会核心资源与承担社会建设与发展重任理论；党、政分工合作，党领导军队、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司法、新闻、高等教育机构的理论等。 二、中国社会管理“欠规范”社会管理理论没有形成系统，其直接后果是社会管理规范缺失。所谓规范，有三层含义：其一是用作名词，意思是“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其二是用作形容词，意思是合乎规范；其三是用作动词，意思是“使其合乎规范”。由此可见,规范一词的实质就在于要对特定行为施加以某种约束或限制。规范是集体共有的行为准则。规范产生限制关系和建构关系，具有限制作用和建构作用。限制性规范及确定行为标准，进而塑造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协调他们的行为。建构性规范，表明行为体的认同，也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和约束行为。限制规范分为双向限制性规范和单向限制性规范。建构性规范又分为理想性规范、预期调控性规范和协商性规范。社会规范决定社会道德水平，人的品德水平是社会规范的内化程度，社会规范内化最典型的有依从、认同、信奉三个层次，因而品德建构也呈现三种水平，即依从性道德、认同性道德与信奉性道德。社会秩序如何获得，却有着不同的方式。其中，政府通过其所垄断的绝大多数社会资源来实现对社会的全面而严密的控制，是获得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一直被把握政权者视做最为有效的方式。其实，现代社会，以提供社会秩序为目的的社会控制有三重途径：基于法律制度的控制，基于权力运行机制的控制和基于道德习俗等力量的控制。基于法律制度的控制，是结构性控制，基于权力的控制主要是目标导向的控制，而基于道德习俗的控制，则是具有整体性的控制。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道德目标的基本精神就是公平和正义。凡公平与正义，是人们历来所追求的目标。无论是早期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还是后来资本主义启蒙时代所倡导的“天赋人权”论，以及当代学者罗尔斯所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都把公平的均衡视为社会的首要价值。从公平的价值形态上看，公平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以规范和原则的形式规定人们活动的范围、方式，使其与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联系起来，从而保持某种“应然”的秩序。也就是说，公平的直接目的就是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因此，实现公平正义，那怕是最低限度的公平正义，也就成为政府能够提供社会秩序的基本标准。因此，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社会规范的起点与归宿。社会运行规范缺失，必然导致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扭曲，扭曲的公平与正义必然带来社会思想与秩序的混乱与国家控制力下降。中国社会并不是没有规范，而是规范的起点与归宿没有达到国民公平与正义的期望。其历史的原因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只能是区别对待，集中全社会资源干大事。改革开放30年，整体国力增强，但国民生产、生活差距进一步拉大，国民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期待超越过去任何时期，对社会规范的修订与重构，成为当今社会的核心诉求。建立公平与正义的社会规范，世界上的主要路径与方法是民主。而中国，事实证明可以不通过社会成本巨大、且可能会带来社会分裂、加深人群之间的矛盾（亚洲民主社会实践证明）的民主，就能实现社会规范的公平与正义，我们何乐而不为呢？非民主体制下的公平与正义，同样是人类的优秀文化。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重新设计，本身就能说明了这一点。 三、中国社会管理“无信息”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但中国社会的信息化水平仍在低水平徘徊，社会资源没有实现综合利用，有的还处于原始状态，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的提高。例如：1、社会人口管理，没有信息化管理不台。中国社会人口信息化管理，仍然依赖于公共安全部门的户籍管理，人们把社会不公正的矛盾集中到户籍政策上，似乎只要党和政府愿意公正，取消现有户籍政策，社会公平与正义就解决了一半。其实，中国社会人口管理，因为没有一个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一是限制了人口流动，出现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的失控；二是社会保障政策难以设计与实施；三是制约了个人所得税改革；四是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与合理流动；五是制约了信贷、治安、就业等社会政策的设计与安排等。其坏处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联，使全社会的公平性、正义性大大降低，也降低了社会活力与国家软实力的提高。2、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没有建立网络式的信息化协调平台。中国社会管理有两条线，一是地区——块块管理，二是部门——条条管理。中国“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始终存在，但我们一直是视而不见，不加研究、不加思索地认为是中国社会的必然。一般情况下，地区的“块块”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轴，应对突发事件和国家重大行动的效率都很高，但许多情况下，受部门利益的掣肘，其效能被耗降。而部门“条条”内部管理也很有效率，但其掌握的社会资源与信息极其有限，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大为降低。部门与部门、地方与部门、不同地方的部门、不同部门的地方之间，基本上没有信息沟通机制、协调机制，极大地制约了中国行政效率与能力。目前，最为典型的有两个，一是与市场管理相关的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二是银行、工商、城管、税务、海关、质检、安检、卫检等管理部门与企业等经济组织之间，基本上没有管理协调、没有数据共享、没有资源共用、没有形成有机管理链条。3、社会统计管理，没有建立信息平台。社会统计工作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基础，基础信息不准确，必然带来决策错误，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不可计量。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统计的许多数据的权威性得不到尊重，既不被世界所认可，又不被社会大众接受，其根本原因是基础数据统计手段原始，人为因素高，更重要的是没有一套现代、真实、及时、行之有效的信息归集手段与方法。4、全社会没有一个管理核心数据的信息中心。现代社会管理的核心数据有：一是关于人的道德与诚信数据；二是关于企业的经营与诚信数据；三是关于社会监控、评估、评级数据。市场经济的信息基础设施与规范没有系统的建立，社会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大大提高。中国，不仅是行政管理成本高，经济管理成本更高。这一点，是不应被市场经济社会所忽略的。总之，现代中国社会，再也不能以权力为中心，而要以管理科学化为中心。实现“保存过去，管理现在，领导未来”的社会目标。在现有条件下，中国社会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比科学技术现代化更为重要。因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然通过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来实现、促进和提高，重视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管理现代化的程度，本应高于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才是社会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