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报团员简单吗: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绝唱老三届（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5 06:28:39
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绝唱老三届
作者：肖复兴
在一个容易忘却的年代，老三届帮助你唤回回忆。一代知青已经走到了尾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目 录
自序.......................................................................................................................... 2
第一部分................................................................................................................... 5
蔡立坚笔记............................................................................................................... 5
关于高崇辉.............................................................................................................. 11
第二部分................................................................................................................. 17
一只胳臂................................................................................................................. 17
遗忘的荒火............................................................................................................. 19
十九岁远行............................................................................................................. 23
遥远的手风琴.......................................................................................................... 25
折断的翅膀............................................................................................................. 27
父亲的生日............................................................................................................. 30
夏利的希望............................................................................................................. 32
第三部分................................................................................................................. 34
女儿的代价............................................................................................................. 35
同桌的你................................................................................................................. 37
脆弱的过去............................................................................................................. 39
大学之梦................................................................................................................. 41
书包的故事............................................................................................................. 43
回扎鲁特旗............................................................................................................. 46
迟到的悔恨............................................................................................................. 48
同学“马二”.............................................................................................................. 51
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有关老三届、有关知青的话题多了起来，恐怕要延续到下个世纪。一些不是老三届的人，或比我们年长，或比我们年少，也参加进来了议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有纪念，有怀旧，有赞扬，有批判，有反思；有忏悔；有依然是情如岭上云，胆似秦时月；有幡然叹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自序
写完这本书，心里沉甸甸的，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有关老三届、有关知青的话题多了起来，恐怕要延续到下个世纪。一些不是老三届的人，或比我们年长，或比我们年少，也参加进来了议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有纪念，有怀旧，有赞扬，有批判，有反思；有忏悔；有依然是情如岭上云，胆似秦时月；有幡然叹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也有喟然道往来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同；更有慨然唱莫向故国思故里，且以新火试新茶……
总之，是好事。可以说，还没有哪一代人如这一代有这样多的人关心和议论，而且是或褒贬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议论。我想，这正说明这一代人的复杂性，这一代人的价值。他们连带的是上下两段断代史，其中中间一段是我国历史中更为重要和奇特的“文化大革命”历史。
我相信这种议论还会继续下去。即使这一代老三届人全部消亡，下一代仍然会对他们感兴趣。其实，是对他们这段跌宕的历史感兴趣。
这本书，只是我自己对这—代的理解和认识。其中，也会有一些属于我自己的议论，但主要不是议论。在这本书中，我将自己的笔触动的是老三届中最底层的那一部分人。我不想过多写他们在插队年月中的情景，如果需要也只是他们今天存在的一种苍茫的背景，我主要写他们的是眼下现在进行时态中的生存状态。现在，对老三届的议论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与他们无法相比。发言者一般都是成功人士或起码混得还不错的或是在粉碎“四人帮”后赶上恢复高考而考上大学的77级、78级的准成功人士。而绝大部分的老三届在阴差阳错中失去了这样种种的幸运，他们正在生存第一线上苦斗。这样的老三届从来不进行这样的议论，不是他们麻木沉沦，已经没有了思想，而是他们没有时间和这份心情。但他们是构成老三届的主体。我们无权遗忘他们，而只是甩掉了当年捧着红宝书的手臂，变换成了卡拉OK的话筒，在自恋或自虐中自我吟唱不已。
正因为如此，我写这本书时心情沉重。
我常想起我笔下的那些老三届，青春时节下乡，青春已过步人五十岁上下时下岗；历史在大踏步地倒退时，以他们作为历史的牺牲品；时代在飞速地前进时，又是要他们作为时代的润滑剂。他们的生命淹没在这样两段历史之中，他们的青春已惨不忍睹，他们的来路又是如此艰难苍茫。哪一代人赶得上他们?对比上一代，他们没有老本可吃，他们的身上也有伤疤，但从来当不成奖章。当然，他们更无法同下一代相比，因为青春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新的一代已经强有力地横在他们的面前，取代了他们社会中心的位置，他们被无情地抛在社会的一隅，在下岗的大军中，可以大量地找到他们的踪影。他们还剩下了什么?他们没有了青春，没有钱没有房没有地位，却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根生活的扁担艰辛地挑着这样一老一少的两头。他们在讲究出身的年月，背负着档案袋里出身这张沉重的纸；他们在讲究文凭的年代，背负着是没有文凭这张沉重的纸，这两张纸足以把他们的身心压弯。
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始终有一种悲剧的意识和色彩。无论过去的年代，他们处于悲剧的中心，还是如今他们已经处在悲剧的边缘，他们始终是在抗命，不是命运在拨弄着他们，就是他们不屈月R命运。无论他们是悲剧的参与者，还是悲剧的扮演者，或是悲剧的牺牲者，命运残酷地折磨着他们、摧残着他们，却无法让他们屈从而低头认命。
悲剧色彩涂就他们青春的底色，便注定使得他们一生难以褪色。牺牲成为了他们无法涂抹掉的本色，从青春到如今无法更易的命运。所以，他们在而立之年未立，但在知天命之年知命。这命就是对于时代、历史与自身的认知。所以，他们吃苦而不诉苦，他们在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他门以对历史善意而通达的理解，以对理想忠诚而坚毅的投入，以对下一代宽容而信任的期望，以对新生活艰辛而痛苦的自我消化，支撑着我们共和国的大厦。在新的历史的转折期，他们以自己的牺牲和努力，显示着这一代人独特的生命价值。
是的，他们是一代生命的绝唱。
所以，我才将这本书取名为《绝唱：老三届》
这本书前后断断续续写了十多年。
1986年和1987年，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行，而后，我到过青海、浙江、黑龙江、内蒙古等地，采访了大量生活在第一线上的老三届。我也请我的弟弟肖复华帮我采写了一部分老三届，我们一起合写了《啊，老三届》，一部分先在上海的《文汇月刊》刊登，全书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没有想到这本小书会引起那样大的反响。大概是因为写老三届比较早，才会引起那么多老三届的注意。毕竟我们是同一代人，而这一代即使再穷再苦，却是对精神比对物质的追求更为迫切，再艰辛的日子里，也是要读些书的。我知道即使到现在买我的书的读者中，其中一大部分是他们。
我收到许多老三届人的来信。我们彼此理解着，彼此鼓励着。同时，有一位美国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到北京找到我，我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告诉我是在台湾学的汉语，但他更为关心的是大陆的情景，他想研究中国知青运动这段历史，在美国的图书馆里查到我和我弟弟合写的这本《啊，老三届》和我发表在杂志上有关老三届的一些零星文章。他很想和我谈谈，并希望我能介绍他到北大荒去，实地做一番考察。记得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他从编辑部到我家，进行了一次长谈。我被一个美国人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知青这段历史的热情所感动。
另一位在日本东京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的中国学生葛慧芬女士，辗转从东京写信寄到我的手中，并几次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她也是在图书馆里查到那本《啊，老三届》的书和有关材料，希望能得到我的帮助，她告诉我她选择了老三届这一研究课题，才获得了奖学金。她说东京大学之所以对她的这个选题感兴趣，可能认为老三届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和之后的命运，同日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片物质和精神废墟中重建自己家园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她要以此为题研究这个专题，并准备写一部书。我很愿意帮助她完成这个课题的研究。她一时无法回国，寄来了好多调查表格，让我帮她寄给老三届的朋友，她好进行定量的分析。我从她细致的研究中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1994年，我到日本，在东京见到了她。1995年，她专门回国进行老三届的研究。她的论文初稿就有30万宇。
我很高兴老三届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它同时给予我一些思考，为什么老三届可以成为世界性的话题?这不仅是一代人的历史，更是中国极为特殊的几段历史。研究中国这几段特殊的历史，是不能回避老三届的。老三届确实是历史的标本，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活化石。
无论葛慧芬，还是那个美国大学生，他们都要比我小十几岁。从年龄来看，他们与老三届不是同一代人，但他们对老三届都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仅此一点，就让我很感动。我想我应该努力比他们做得更好些才对。
这样，我想接着写《啊，老三届》的续篇。1987年的秋天，我重返北大荒，想继续采访留在那里的一些老知青。当时统计的数字表明，到北大荒的知青有40万，返城的有36万，还有3．7万知青星星点点撒落在北大荒辽阔的黑土地上。我就是冲他们去的。
1992年，我到山西和上海，采访了蔡立坚和高崇辉两个当年知青的典型。1997年，我第三次来到柴达木盆地采访那里、的老三届朋友。我希望我的笔能稍稍宽泛些，涵盖面能稍稍大些，对在基层生活在第一线奋斗在第一线的老三届能多一些了解。我希望新的书能写得好些，不辜负他们，也不辜负我自己。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我写他们，其实就是在写我自己。
可是，我迟迟没有动笔。我才发现，笔是那样的沉重。当然，这几年，工作的变动，时间的紧张，容不得我像以前那样可以云一样四处漂泊写我想要写的东西。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是我觉得如何写下去确实颇费踌躇。就这样一放，竟是将近十年。
如果不是去年的7月，我忽然从一位老三届的朋友那里听到了蔡立坚不幸车祸身亡的消息，也许，还不会重新拾起笔来。这位老三届朋友对我说：“你应该为蔡立坚写一篇文章，当初你和她谈了那么长时间，她向你谈了许多对别人都没有谈过的事情。更何况快到了知青三十年了!”我被说动了心。一晃，知青三十年了。真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的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十年呢?我是应该写点什么，为他们，也是为自己。
于是，我写了这本书的第一篇《蔡立坚笔记》，然后从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年底在上海《文汇报》“我们这一代”这一专栏中，写了一年的有关老三届的文章。对比以前我所写的那些老三届的文章，我希望这一组文章除了更关注老三届现在的生存状态以及经过三十年之后对精神对理想对情感对以往历史的态度和心思之外，我希望我的笔能滤就个人的感情色彩，更多地写写那一个个活生生的老三届人。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写出来的26篇文章，后半部分选自我的上一本书《啊，老三届》。这部分的文字，都是十余年前所写。时间逝去这么长，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在这些篇文字后面各补上一则附记，记述这些老三届今天的状况，既是我的关注，相信也是读者的关注。
我知道我写得远远不够好。但我尽了力，我还想继续努力地写下去。
我希望能够给他们艰辛的生活以真实的写照，对他们复杂的情感给予真诚的关照，同时希望能为历史留下一点活生生的注脚。
十年多前，在上一本书中的自序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一切都可以成为历史。人生如流，岁月如流。或许用不了多久，这些老三届都会霜染两鬓。他们可能会为自己曾经有过的可笑的幼稚与可怕的真诚，以及种种无可挽回的闪失和局限而感慨，而渴望能够抖擞生命，重新再活一次。但他们毕竟生活过了，那是千载难逢的岁月，那是与我们共和国的命运胶粘在一起的生活。他们可以当着后代子孙的面骄傲地说：‘我们曾经是老三届!’
也许，那时候，会有人鄙夷不屑，以为这不过是一段十分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故事，但必定会有人洒下真诚的热泪，并且发自深情地感慨道：‘啊，老三届，他们就是老三届!”’在同样那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这样写道——
“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本打开的书。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老三届是值得写的，他们的世界无可穷尽。‘知青文学’(尽管这一命题不尽科学)也了无穷竟。或许，仅仅只是开始。只要老三届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知青文学’便会跌宕起伏，内涵与外延都在发展，自身与外部的认识都在深化。这便要看作者的后劲，如同漫长的马拉松。即使老三届一个个死尽，他们也会化作不安的灵魂，震颤着，骚扰着后代的心灵以及后代的历史，犹如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一浪高于一浪。并不只是参加过战争的父辈们来写，而是他们的后代来写他们一样。”
这些话，仍然是现在我想说的。
我对老三届充满感情。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最后，我要感谢书中所写的那些老三届朋友，感谢他们对我敞开心扉。我知道，无论是回忆蹉跎的往事，还是面对隐忍的生活，都不是那么轻松。那一段和天南地北老三届朋友在一起的日子里，是难忘的，滚雪球一样，结识的老三届人越来越多，让我和他们一起重温青春重温历史，也懂得真正的人生与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还要感谢我的弟弟肖复华，这本书中有些篇章得力于他的支持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王乃庄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鲁静小姐。他们一位和我一样同为老三届，一位是老三届的后代。还要感谢封面装帧的吕敬人先生、版式设计的任宗英先生，他们也都是老三届，而且和我同在北大荒插过队。这本书中融有他们对老三届共同的一份情感。特别是王乃庄先生，在我写下这本书中的第一篇文章《蔡立坚笔记》之后，就对这本书一直给予关注和支持。
我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朋友尤其是老三届朋友的批评。
1998年岁末于北京
第一部分
是历史，使得老三届成为特有、专用的名词。在未来的词典中，撰写这一词条时，需要持有深沉的感情色彩，也需要秉以浓重的史家手笔。
——题记
蔡立坚笔记
1
听到蔡立坚因车祸在山西不幸身亡的消息，我很惊讶，生死之间，是这样莫测。1991年的春天，我到山西采访离开北京之前，有一位我并不认识颇通卜卦的人，给我算过一卦，说是我以后要有车祸之灾。谁想到，6年之后阴差阳错竟是蔡立坚死于轮下。命耶非耶?
那一年在太原，朋友陪我找到蔡立坚，在她家里我们曾经做厂一次长谈。在这之前，我没有见过蔡立坚，但她的声名曾一度大震，在全国知青中几乎尽人皆晓，她所扎根的农村杜家山成了那时的一种象征。那次在她五彩缤纷挂着唐老鸭、观音、孔子画像的新居里的长谈，留下很愉快的印象。蔡立坚被清查多年才落实政策平反，1984年在省委党校毕业后留在党校担任班主任，才算是工作和生活都稳定了下来。这大概是这么多年跌宕沉浮之后她第一次这样敞开心扉一吐胸臆，谈得很是尽兴，也很真实。我曾记了小半本的笔记。因为在之前我曾经写过《啊，老三届》，我想继续写下去，这一代人确实是绝无仅有的特殊一代人，这一代交织着共和国上下两段断代史。蔡立坚是这段历史极有说服力的一笔。
可是，6年过去了，这本笔记本躺在我的抽屉里睡了6年，对于蔡立坚，我只字未写。我不知道如何去写。这位当年扎根农村的知青模范，曾经有过旁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岁月，也曾经有过旁人羡慕敬仰的辉煌。她当过山西革委会的常委(现在的年轻人要弄明白这个相当于省委的革委会需要费些力气了。我电脑里打不出革委会这个词，但打得出常委这个词)，出席过国庆观礼，登上过天安门和毛主席老人家握过手，事迹上过《人民日报》，题为《杜家山上的新社员》的长篇文章，占了整整一大版。但她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后曾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典型，是山西的“小四人帮”，当时还当政的陈永贵曾经整过她……在她的身上黑白反差太大，人生的跌宕起伏，历史的沉浮兴衰，集于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身上，该如何写出她这个人来，又如何写出那一段历史，我的笔一下子很沉重。
那天，她曾经这样对我说过：“从省里到大队七个职务一免到底，一落千丈。我是一心想革命，却成了反革命。杜家山那地方，有人住一两天都受不了，我一住是12年……”
那天，她还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周恩来接见过她，陈永贵向周恩来奏了她一本，说她反大寨。周恩来说：“一个小青年谈得到反大寨吗?”如果不是周恩来说了这样的话，蔡立坚会是一种什么命运呢?
应该说，我和她同属一代人，但坦率地讲并不是一种人。但我对她的经历充满同情和理解。不过，真要写她的话，我不希望自己的笔融有太多的感情色彩，而冲淡了在她身上带有的我们那一代人特殊的政治、历史的色彩，那种理想与空想、激情与煽情、献身与狂热、真诚与欺骗、信仰与空白、追求与失落、极端与平庸、躁动与盲目、笑与泪、血与水……真是让我颇费踟躅。
她特别向我谈了她的一些感情方面的生活，谈得格外真情而动人，让我触摸到她内心另一番世界。我更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在动荡的年代，她的初恋和恋爱充满真挚和幼稚，也充满许多难以逃脱的政治和无奈。如果真正地写她，能够忽略掉这方面吗?那她还是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吗?
2
1966年底，蔡立坚和另外3个同学徒步到延安串联的途中经过了杜家山这个小山村，而使得名不见经传的杜家山闻名。人生与历史常常是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生并拐了一个弯儿。
那天，他们从北京徒步串联到达山西，已经走了半个月。清早，他们从山西的顺马坊出发走了60多里，一路全是荒山野村，寒风寂寥。由于中午饭没吃，饿得肚子实在难受，好不容易在下午4点多见到一个叫做庆城的小村，他们像见到了救星一样，急不可耐地奔上前，起码可以有饭吃了。但是，此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告诉他们没有一粒小米了，让他们到下一个村子。他们问下一个村子还有多远?回答说还有17里。这个还有17里地的下一个村子就是杜家山。
如果当时庆城有吃的，又累又饿的他们也许吃饱了饭就住在庆城了，因为冬天4点多钟的天太阳就要落山了，暮色四合，天寒地冻的，他们走得实在疲惫不堪，肯定就住在庆城了。那么只有在第二天才会路过杜家山，恐怕既不会在那里吃又不会在那里住，很可能就和杜家山擦肩而过。
但是命中注定，杜家山要嵌入她的生命中。
那天，是她带头走在最前面，向杜家山走去。离开庆城走不多远，太阳就落山了，天很快就黑了下来，黑下来的荒山野岭很可怕，没有一丝亮光，只有一条尺把宽的小路带他们走向这个杜家山。小路两旁都是没人深的蒿草，不时有野鸡、野兔在面前飞起、跳起，黑影幢幢的，鬼魂一样吓得同行的另外两个女同学都害怕得要命，一个女同学走不动了，落在最后面，惟一的一个男同学要照顾她搀扶她，蔡立坚便自告奋勇地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把一尺多长的刀子，这是他们惟一的武器。七里沟三里坡，看着近能跑死马的，17里地的荒山野岭的夜路，不是那么好走的。杜家山就是这样第一个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的狗叫，那天晚上出现在夜色中马灯的灯光，还有那些乡亲浑浊却绝对是在城里见不到的真诚的眼睛……一个年轻人，在那样饥饿的时辰下，在那样荒凉的夜色中，在那样纯朴的乡情里，当然，更是在那样将血液燃烧起火焰的激情革命年代里，这个叫做杜家山的小山村一下子在她的眼睛里膨胀。那里的狗叫声和马灯光才显得亲切无比，那个当时只有5户16人的小小村落是那样贫穷落后，记账都是用记有符号的红绿纸条代替，却让她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他们在杜家山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离开杜家山时，老乡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还舍不得回去。他们爬到村旁大罗山要到太谷县去，站在山上回头一望，她看见村里的老人担着水桶一步步艰难挪步，佝偻的影子在阳光下皮影一样慢慢地移动着，一种苍凉而凄苦的酸曲的旋律，似乎在山坳里弥漫。在那一瞬间，蔡立坚的心里怦然一动，让她涌出那个时代常会膨胀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她决心串联之后要回到杜家山来插队落户。
那天，在她的家里，她这样对我说：“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心里拴了一根绳，那一头在杜家山的老乡手里抻着，每走一步都被老乡抻着。”
3
奇迹，只有在年轻的时候产生；而激情的膨胀，也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飞入云端。离开杜家山，他们走了100多里，来到文水县刘胡兰的墓前。这是她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就崇拜的英雄，放眼望去，寒风瑟瑟，荒草萋萋，站在英雄之地，一股英雄之气在胸中油然升腾，她禁不住伏在那因很少有人来而长满蒿草的坟头，在心里默默地对刘胡兰说：“当时你是那样壮烈牺牲的，我要用不同的形式完成你未竟的事业。我一定还要回杜家山!”
过了汾阳县城了。出汾阳20多里，那里离杜家山已经有280多里地了，但杜家山经过刘胡兰的作用，如同照片在显影后经过定影液一样，已经清晰而强化在她的心头而难以摆脱。走着走着，走在一棵杨树下，蔡立坚突然停了下来，站在那儿半天愣愣的不说一句话。
伙伴们奇怪地问她：“你怎么了?”
她冒出来的是这样一句话：“我要回杜家山去!”
那个男同学走到她的身边问她：“你真的要回去?”
她点点头：“我要回去，在杜家山插队落户。”
她就是这样在蓦然之间完成了她这个并不容易下得了的决心，毅然决然地决定了自己一生命运的走向。一共3个红卫兵，都清楚她的脾气，知道谁也劝不住她，只有在这里和她分手告别了，女同学拿出一双鞋，男同学拿出一面绣有“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字样的小锦旗，一下子有了种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的壮别的悲凉感情。然后，三个人面面相觑，都哭了。
“我也哭了。”蔡立坚对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她自己又哭了。
我看见她的眼泪在有些苍老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滚落。那一幕的情景，我清楚地记得。
那天，她抹抹脸上的眼泪，告诉我：那个给他小锦旗的男同学姓杨，是他们这个命名叫做“二七铁军红卫兵长征队”的队长，她悄悄地爱着他，他对她也有着朦朦胧胧的感情。
是他说的，红卫兵长征坐火车给国家的负担太大，我们应该徒步长征串联，一边走还可以一边了解社会。她才跟着他写下誓言、穿起军装、打着红旗，走上了这条长征之路的。如果不是他，也许，杜家山不会和她一生的命运相连，甚至她连知道这个地方都不知道。当他们从北京出发一起走了13天，走到满城的时候，长征队发生了分歧，分裂成了两支队伍，因为山西已是滴水成冰，路不好走，一队要绕一个圈，路好走些；一队走西南，坚持翻过太行山到大寨然后去延安。杨最后喊：“谁愿意跟我走西南的站出来!”那呼喊的劲头真像是到了革命的关键时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谁跟着他去闯荡江山?是她第一个站了出来，正是出于这种悄悄萌生的爱的缘故。她那迈步出列的劲头也颇像是坚决革命到底，万难不屈，义无反顾。
她确实挺佩服他的，因为他读过许多马列主义的书，连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的书都看过。“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的家被抄，他被打成了脑震荡，送到医院去，迷迷糊糊之中还说着傅立叶在书中曾经讲过的话呢。
在整个中学阶段，她是属于那种学习成绩一般但对政治要求极高极敏感的人。她在初一的时候就早早地人了团。因此，所有有关政治与革命的激情，都可以煽动起她的飞翔的翅膀，都可以点燃起她心中的火种。可以这样说，正是基于她自己心里这一点原因，杨才格外的吸引她，她才跟着杨来到这里进行串联的。
现在，她就要独自一人到杜家山去了，她当然很希望杨能同自己一起去。可是，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知道，这时候另一个女同学已经占领了他的心。
那天分手的时候，她和他以及另外两个女同学一起哭过，便转过身去，一个人走了。她走得很是坚决，她说不清自己和他的哭是为了什么?有没有欲说还休欲言又止的情义在这眼泪里面?
4
那天，她还对我说起她自己这个蔡立坚的名字的来历，和这个杨有关系。那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刚刚刮起来，灭资兴无，改名字是那时许多年轻人的革命行动。
她的原名叫蔡玉琴，比如今那位台湾有名的歌手蔡琴多了一个字。她觉得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儿革命的色彩。有一天，她找到杨对他说：“我想改名字，找你商量商量，你帮我出出主意!”
杨说：“我也改，咱俩的名字排在一起!”杨想了想说：“我叫杨志坚，你就叫蔡志红!”
她对他说：“我不喜欢这个红字，你叫杨志坚，我就叫蔡立坚吧!咱俩的名字还是排在一起。”
现在，回想往事，谁能触摸到在她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蔡立坚的名字里面，有着这样微妙的感情涟漪呢?那场裹携走整整一代人青春的大革命的激荡漩涡里面，有着这样生命和爱情的渴望与真诚，谁又能将它们像剥桔子一样把桔子皮和瓣剥开得那样清爽呢?只是那场大革命将青春和爱情无情地席卷而去，或是将其无可奈何地变形罢了，徒留下无可追回的怅惘、遗憾，乃至悔恨。
那天，她还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她说以后她在杜家山刚刚结婚的那些日子里，常常夜里做梦梦见杨。她说完这话后久久未讲话，我看得出她的内心并不平静。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
我想起那天她还曾对我谈起她的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恋爱。1968年10月，她作为学大寨的特邀代表到大寨参观访问，那时，她已经有了名气。在大寨，她结识了英雄谢臣班的班长。谢臣是当时和王杰刘英俊一样的解放军英雄，在抗洪救灾中未救一个孩子而牺牲。这位班长就是谢臣从洪水中救上来的孩子，为了感谢谢臣，他到了入伍年龄到谢臣班当了一名战士，成为了这个英雄班的班长。
她和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那天，他从书包里掏出家里寄给他的一个农村姑娘的照片，大胆对她说：“这个我看不上，我就看上你了!”
她心里挺高兴的，嘴上说：“我太小。”
他说：“再过几年，你就不小了，我也复员了，我就到杜家山去找你!”
这话说得让她的心怦然而动。
如果说，她和杨算做初恋的话，那初恋却像是冰封的小河，将所有的话都藏在了冰层下面涌动着；而这一次他和她的胆子要大多了，内心的潜流已经破冰而出喷涌起了浪花。在这种爱的浪花的冲击之下，他们做出更令她永远难忘的举动：她用嘴咬破自己的手指，他用玻璃片割破自己的手指，血流在一起，他们用这鲜红鲜红的鲜血写下了血书：心连在—起，血流在一起，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然后，将血书一式两份，各自珍藏起来。
虽然，后来这桩恋爱依然是无花果，班长来了信，还是和照片上农村的姑娘结了婚。虽然，开始，她一直把血书贴在自己的门上激励着自己。但是，时间会冲淡一切，抹平一切。后来，不知把它放在哪儿了，最后让老鼠给啃了。但是，她付出了那个年代里难得的真诚，她并不像有些铁姑娘或典型模范一样，将自己的感情始终压抑着，而显示出自己一副特别革命的样子。她始终不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同对革命的追求一样，大胆追求着爱情。不管怎么说，这里有她的痛苦，也有她的幸福。常有老话说旁观者清，其实对于追求者而言，幸福与否，只在于追求的过程之中，个中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旁人是无从知晓的。
那天，她谈起和谢臣班班长这桩往事时，对我这样说：“我一直把这段感情封存在我的记忆里，那已经是过去了的历史的浪花了。”
时间就是这样地过去了，岁月就是这样静静地流逝着，将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流逝。
5
还说那天，她独自一人走了280多里路，又走回了杜家山。这一路上，她告诉我她的心情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终于下了回杜家山插队落户的决心，难过的是离开了大家，尤其是离开了杨。
她把当时的心情说得是多么准确又真实。她同时对我说：她不同意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她说1962年就有董家耕和邢燕子到农村插队，我们学校那时就有到北大荒去的学生。她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现在她也不后悔。她同时告诉我，走这样的道路，是她一直地愿望，在“文化大革命”前她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写过到农村去插队的申请，只是那时妈妈不同意而没有走成。她选择这样的道路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由来已久的，她说人生的道路应该有多种多样，像她这样的道路应该是其中的一种选择，而不应该在事过境迁之后受到嘲笑。
我静静地停着她说。不管她说的是否准确和偏激，她说的确实充满真诚，和青春已逝、到了她这种年龄已经难有的激情。
当她回到杜家山时，那里的老乡不大相信她会长期地住在那里，只是半信半疑地给她腾出一间窑洞，担着挑子给她买回一套锅碗瓢勺，然后给了她一袋山药蛋和玉茭面。但她一住20多天，天天和老乡一起担水做饭，上山打柴干活，一直住到公社的干部有一天跑来，对她说：你这样不是一回事呀，你要真的来插队，得回北京把户口迁过来。她只好回北京迁户口，老乡心想她不会再来了，送了她好多干豆角、野杏干、海棠干……满满一大包，她知道这就是乡下最好的东西了。她看出老乡的心思，她把自己的行李和所有的书本都留下来，对老乡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就指着这些东西骂我!”
临回北京那天早晨，天下起了一尺多厚的大雪，两位老乡用木锨推雪，推了整整7里的山路，把她从山上送到山坡下。
6
回到北京，迎接她的是母亲病倒在床上。母亲的病是生妹妹时还出去抬沙子干活落下来的，再加上她这20多天不回家急的。好容易盼她回家了，一说起她还要走，要到那么远那么荒的杜家山，母亲就落泪。为了母亲的病，她找了许多家医院、许多乡间的郎中给母亲看病，母亲对她说：“你别给我瞎跑了，只要你说不去杜家山，我的病就好一大半了!”
但是，不去杜家山的话，她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她对杜家山的乡亲们都发过誓言的呀!她对我说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吧!她的这句极其简单的话，过了6年了，我还清晰地记起，当时我听后非常感动。也许，后代人会觉得她这样为了一句话而重走艰难，实在是傻得可怜，但大概只有这一代人是如此重视自己的诺言和誓言，为了一句说出口的话可以付出青春和生命来，是只有我们古代的壮士才拥有的行为，那种一言九鼎的精神和行为，已经遥远得让我们叹气让我们羞隗了。想想现在许多人将诺言和誓言当成戏言，可以轻而易举地背叛自己亲口说过的诺言和誓言，不会感到羞耻，相反很是冠冕堂皇，我便越发对她这句简单的话充满敬意。
最后，她想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只好求助于当过铁路局劳动模范外号叫做“老黄忠”的父亲。父亲支持了她，当然也可以说是害了她。如果知道自己的女儿是这样坚决地去杜家山，以后却要遭受不公正的审查，差点没成了反革命，“老黄忠”会不会后悔当初的支持呢?
临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学校许多同学来送她，送了她许多红宝书、笔记本和那个时代珍贵的毛主席像章。还有的同学怕杜家山太冷，送她棉衣和棉被。最让她难忘的是，有同学送她一包用红纸包着的黄土，这纸上写着：北京的土，杜家山的地，红卫兵战友永远和你在一起。还有一个大镜框，里面装着一块红丝绸，绸子上用黄线绣的“好女儿志在四方”，是同学一针一线绣上去的。送行的这些礼物使得这次告别带有了壮丽的色彩。
火车站送行的时候，杨也去了。前两天，杨到她家来看过她，并为了给母亲买药跑遍了北京四城。他也邀请她到他家去，他的日记本在桌子上摊开着，他忽然说有事要出去一趟，她明白是专门留出时间让自己看他的日记的，她看见了他在日记中写着自己的名字，他把自己当成他的妹妹。她明白他的一颗心……
不管怎么说，青春时的狂热也好，幼稚也好，爱情也好，梦想也好，该她吸收的她都吸收了，该她割舍的她都割舍了。得到也罢，失去也罢，荣辱沉浮，她在杜家山那里一住住了12年，度过了她整个的青春期。在现在人看来这实在有些像是天方夜谭，还会有人像她这样傻，离开大城市到如此偏远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去一呆12年吗?无论历史对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做如何评价；无论我们是多么地心知肚明，彻悟在时代行进过程中宜大不宜小、宜粗不宜细，历史轻轻翻过一页是要以许多人作为牺牲的，这种牺牲在厚重的历史面前如草芥一样微不足道；但我们没有理由以一种马后炮的态度嘲笑这种真诚的信仰与献身的精神(难道历史错了，年轻人的这种献身这种真诚也是一无是处被弃之如履吗?)我们没有理由以一种看破红尘的世故嘲笑这种只有年轻才会拥有的真挚而单纯的眼泪。列宁说过：“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因为我们拥有了历史给予我们的经验之后，我们拥有了许多以前岁月里难以想象的和从不曾想象过的东西，但我们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许多东西，其中就包括了这种如真理如眼泪一样透明的单纯和真诚；包括了这种可圈可点的信仰和同样可反思的献身精神；但毕竟那是这一代人曾经以自己青春和生命作为代价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怎么可以忍心在批判历史的时候无情而痛快淋漓地将这一切像跳脱衣舞一样把衣服尽将剥去，随手抛却在遗忘的风中，将这一代人的价值和命运断送得一无所有?
7
蔡立坚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闺女，1972年7月出生在榆次的婆婆家，生下来才34天，她就抱着孩子回到杜家山干活，她把孩子锁在屋里，锁在炕上，从房梁上吊下来自己用红纸剪的纸花，好让孩子醒来时不至于寂寞。干活中间回来一次给孩子喂奶，没到家门老远就听见孩子的哭声，赶紧跑进屋抱起孩子，看见孩子泪花里绽开的笑容，即使再苦也是甜的。
老二是个儿子，1976年11月出生在北京，却是她最苦的时候。因为孩子才出生42天，县里就派人追到北京，说她和“四人帮”有牵连，要她立即回去讲清问题。正是冬天，火车上冷得要命，又没有座位，她只好把孩子放在车里的小桌板上，心里受到刺激是一生最大的一次。回到县里，7个人组成的专案组，已经等着整她一个人材料。7个人轮番对她拍桌子瞪眼睛，她开始哭，他们说你的眼泪吓唬得了谁?后来她笑，笑得连自己都控制不住，都觉得离奇，他们说你这态度怎么这么狡猾，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总之，没有她的好果子吃，想想以前县里所有人对自己那种热烘烘的态度，反差太大，让她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
那天，她对我说：县团委书记以前专门采访过我，写过我先进事迹的材料，后来整我材料的人也是他，而且厉声说要我老实交代!说到这时，她的脸上闪过一丝苦笑和无可奈何的云翳。
她还对我说：你还记得我刚才对你说过的，我离开北京到杜家山时同学为我一针一线绣的那块红绸子吧?上面绣着“好女儿志在四方”。在我出名之后，我把它送到省博物馆，那时珍贵得很，现在让他们早给弄丢了。
对于前一点，我安慰她说：这都是很自然的，时代的动荡，改造着不同的人，总会使得一些跳蚤变成龙种。她说是，关键我自己没有变成跳蚤，我说你毕竟一度成为过龙种。
对于后一点，我说这也很自然，时代的变迁，价值观念就要发生变化，有些以前很值钱的，现在一文不值；有些以前一文不值的，现在可能会突然价值连城，让我们莫衷一是。她说你说得对，关键是有些价值不是可以随风倒的，还是有永恒的标准的。我问她你指的什么?她说比如良心，比如真诚。
那天最后，她还对我说了这样的话：有时我这个人挺患得患失的，因为好长一个时期，我总想以前的事，总拿以前的和现在做对比。想想刘少奇、彭德怀人家那么有名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坎坷，我这个草木之人算什么呀!不管怎么看，在杜家山12年，我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力了。历史看清一个人，不在乎一天两天。
她说的这话没错，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只有在历史漫长的演进中，才可能得到陶冶和鉴定。与漫长的历史相比，一个人总是渺小的，但一个人又一个人所走的路汇集在一起，就凝聚成了历史。
8
当我听到蔡立坚车祸去世的消息之后，我翻出躺在抽屉里睡了6年多的笔记本，想起那天她对我毫无保留倾吐的往事，仿佛重温岁月的回声。今年，恰恰是包括蔡立坚在内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其实，时间才仅仅过了30年，历史却显得挺遥远的了，不要说下一代年轻人觉得隔膜而不可理解，就是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人去物非，恍若隔世。将历史推远，将幼稚推远，将谬误推远，将丑恶推远，将罪行推远，将真诚推远……是我们常常不由自主愿意干的事情。
面对这个笔记本，6年前的那次长谈清晰得如在目前，可谁想到呢，仅仅6年后，蔡立坚却突然溘然长逝。听说车祸发生的当时，她还没有丧生，她还在忙着帮助抢救别人，她是回到家中去世的。想到这一切，从头到尾翻看这个笔记本，涌出的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感觉。
（附记）
今年，是蔡立坚逝世十周年。不知道有多少和她同时代的老知青还记得她？又有多少新时代的超女快男听说过她？重新翻看十年前写的文字，我很感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蔡立坚。不是为她12年坚守杜家山的行动，而是为她在此之后一直秉持的真诚。在迅速苍老的时代，真诚已经成为了无用的别名，或一抹遮掩自己蒙骗他人的腮红。
她的那两个孩子，老大今年35岁，老二31岁。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在北京，还是在山西？又都在做着什么工作？关于这两个孩子，我总也忘不了，蔡立坚曾经对我讲过的，生老大34天，她就回了杜家山，下了汽车的走一段路，实在没力气走了，就把行李放在路旁的草丛里，抱着老大咬着牙走回了杜家山。生老二42天，她就从北京被揪回太原，一直深陷于交待和批斗的漩涡之中。孩子啊，你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呀，劳动、政治，历史的影子，从你们母亲的身上落在你们的身上，是特殊的胎记，拂拭不去。在远离你们母亲的日子里，在远离那段历史的现实中，你们会不会常常或偶尔地记起那些如烟的往事？
我常常的想起。
蔡立坚的骨灰安放在太原陵园里。记得十年前安葬的那天，去了好多的人，人多的据说是陵园的空前绝后，有许多是和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那么多人都还记得她。十年过去了，不知道如今有没有人会专门买一束鲜花去陵园祭祀她，或者哪怕只是看一看她？
关于高崇辉
在我们这一代知青中，树立了很多典型。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典型，会看到许多那个时代的影子，和那个时代抹在这一代人心灵深处的影子。所谓时势造英雄，真是一点不假，任何人也逃脱不出时代，什么样的英雄都是时代创造出来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所为。这些知青典型，无一不是走过了这样的道路：从无名到英雄，从英雄到狗熊，再重新回到无名之中。这样的雷同的原因是基于时代的制约。这样三段式的道路，是两个时代的截然不同的分野，只不过中间一段是过渡。
在这些知青典型中，和蔡立坚命运极其相似的还有很多，当时名震黑龙江的黑龙江鹤岗知青高崇辉，就是其中的一位。以当时的名气来看，他们应同属于一个级别，他们的名字一样在知青中如雷贯耳，只不过高崇辉成名比蔡立坚稍晚一点。
6年前的春天，我到山西采访完蔡立坚之后，立刻马不停蹄地飞往上海采访高崇辉。
我很想了解事过多年之后，他们这样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对过去经历的大红大紫如何看待，跌宕起伏后的现在又是如何生活的?横跨两个时代留在他们心里的是什么样的印痕?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过时的英雄，是历史的标本。
高崇辉1949年出生，和共和国同龄。他是
只是，他奔赴北大荒时，父母都未能为他到火车站送行。他的父亲因上过伪满时期的大学，又给市领导看过病，历史有问题，现在和黑线又有联系，当然要被当成牛鬼蛇神揪出来。他上火车的时候，父亲正在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他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党的号召，临离家前，他还对父亲说应该加强改造。那话说的不像是一个19岁的孩子，倒像是长辈一样，颠倒的时代，颠倒了伦常。
是的，那一年，他19岁，少年不知愁滋味，他并不懂得人世的沧桑，不懂得父亲的痛苦。在平常的年月里，父子一般会和平共处，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或分歧；只有在动荡的时代变迁中，父子两代人才会拉开一道鸿沟，孩子似乎在一瞬间飞速长大，而父亲则顷刻苍老。这在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时代的矛盾往往会体现在家庭中上下两代人的身上和心中。
像我们许多知青一样，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高崇辉义无反顾而豪情满怀地来到了北大荒。
改造，曾经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主题，知识成了知识分子的原罪。高崇辉从小就信奉这一主题，他在教育父亲要加强改造的同时，自己也把改造放在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上。
来到农村，干的第一个活是割谷子，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当地的老乡一人放六趟垄，知青一人放两趟垄，他和另外一个知青外加一个当地的女的，排在一块地的地头。他开始以为自己中学时练过滑冰和长跑，还是个游泳运动员，在这三人中打头问题不大。谁知，那女的“噌噌”地就跑在头里去了，把他们两个知青无情地甩在后面。他累得腰酸腿疼，人家一个女的回过头来还帮助自己割，这真让他脸面不好看。5里地的一条垄，从早割到晚还没有割完，累得那个知青不割了，拔腿走人了，那个女的也回家了，茫茫田野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不走，他得坚持割完。皓月当头，连饭都没吃，更别说月饼了。他的心里隐隐冒出一丝丝想家的念头，立刻被他自己冒出的另一个念头连根拔掉了，这个念头就是改造。他确实真心地觉得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确实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用艰苦的劳动把自己这一身细皮嫩肉磨掉。
他一直坚持干到下半夜两点。他的手上磨出了血泡。他当时说要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就要自己给自己加码。
凭着这样的加码的锻炼和改造，两年之后，他成为了干各种农活的一把好手。全克山农场大豆灌袋的冠军，一般一个人每小时灌200袋麻袋，他每小时灌262袋。他以自己干活的态度和本事理所当然当上农工班的班长和排长。
这时，农场进行武装组建，变成军队管理模式，原来的生产队变成了连排编制。当时是因为地处边界，武装组建后的连排，要发枪的，主要是为了对付江对岸的苏修。因为要发枪，很让知青兴奋，谁都想到武装连排，可以摸摸枪，农活还可以少干。高崇辉却主动要求分到农工排，为的是多干些艰苦的农活，想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他想的就是这样的单纯而真诚，干起活来，自然就不惜命。大冬天里在场院里灌大豆，脚伸在豆子堆里，身上不住地冒汗，脚没法活动却冻僵了。干完活脱鞋，袜子和肉皮都冻在了一起，得按老乡说的土方子用茄子干洗才能治好冻伤。即使这样，从来没有耽误干活。脱苞米，一月没脱过衣服睡过一次囫囵觉。一天三班倒，三班都要干，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老乡心疼地对他说：“你这么干，用不了40岁病就得找你!”他说：“我就是想拿自己试一试，看看全身的力量有多少。”说这话时，他格外真诚，他是完全以保尔·柯察金在风雨中修路即使病重得浑身发抖也坚持到底的精神激励着自己。现在，时过境迁，往事如梦，连他自己也无法评价当时这种置身体于不顾的劲头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是在蛮干呢，还是一种理想的闪光?是在无谓地消耗自己的青春，还是在让自己生命不断地充实?是一种愚昧的改造意识在作怪，还是一种自觉的精神在激励?
1973年，高崇辉被提升为连长。他觉得自己就像军队里的行武一样，是从当兵起一步步干到了连长，他是干出来的，是用自己手上结出的茧身上流出的汗干出来的。
这时候，正时兴毛主席著作讲用。高崇辉这样苦干便自然成为了讲用的典型。首长说：这样能干的人得去讲用。小高，给你三天的假，好好准备准备，到营里去讲用!他想正是夏锄铲地的紧张时候，自己用实际行动准备得了。铲了三天的地，他到营里想随便说说，谁想到营里的报道组(这是当时北大荒的特产，几乎到处都是报道组，专门写讲用材料和新闻报道的，知青的典型大都出自这些秀才的笔下)，听了他的讲用后，嗅觉格外灵敏，立刻向他要材料。他说没有。没有?我们帮你写，你讲的不就是学大寨，实干社会主义吗?报道组的秀才进发出了火花，提纲挈领，每件事情前面加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豪言壮语，成了，讲用材料便点石成金，高祟辉拿着这份讲用材料从团里讲到师里一直讲到兵团，如同如今的“一路发”一样，当初是“一路红”，红透了整个兵团。按照兵团报道组的意图说是现在正在讲扎根边疆，加上这个主题，你这些苦干实干的实例，就又进发出了新的火花。没问题，保证一炮打响，这讲用材料《人民日报》准登，而且是头条!
高崇辉的这材料便一下子从北大荒上报到了国务院的知青办。果然不出所料，材料一炮打响，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宣传高崇辉，这份材料，如同报道蔡立坚扎根杜家山的事迹上了人民日报一样，要在当年的
当时，也许知青的典型真是太多了。像高崇辉这样无限忠诚改造自己的知青太多了，知青以真诚奉献出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比如上海知青金训华)为代价而被时代塑造的典型太多了。那一年的
如果说在高崇辉讲用之前，是在往下走，走在泥土里；那么，讲用之后是在往上走，好像是走在云端，其实是在给自己布下了陷阱。谁能预测未来呢?一腔热情本来就在膨胀中，从天而降的荣誉的桂冠，更将这膨胀的热情点火生烟，最后不烧着自己怎么可能呢?
后来的高祟辉常想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要做的，却是自己在做的呀!而且做得起初那样的真诚，渐渐又那样暗暗的得意，原来的那一份真诚在悄悄地锈蚀。顺风顺水，他像是一只扬帆的船，身不由己，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时候，他身上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化为讲用的材料。在讲用的时代，材料如同气吹的气球，能载人飞向袅袅的云中。材料也可以如同颜料，能把人涂抹成五彩斑斓的另一副模样。
这时候，高崇辉恋爱几年的对象吹掉了。下乡前，他们是邻居，两家大人都熟悉，高崇辉的父亲是医学院的副院长，女方的父亲是煤矿总公司的头儿，也算是门当户对吧。他们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吧。下乡时他到的克山，女方到的北安长水河农场。第一次回家探亲，两家大人商定，他们自己也乐意，这门亲事就这样爽快地定了下来。就在高崇辉一路讲用一路红的时候，女友父亲落实了政策，官复原职，便将女儿轻而易举地调回了城市。女友回城后就来信对高崇辉说你也得回城，调动的关系用不着你家来办，我家替你办!女友知道这时高崇辉的父亲被遣送到乡下还没有回来。这信现在看来充满爱意，无可挑剔，还仗义得让人佩服。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爱情，高崇辉那个时代相信的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两者皆可抛。高崇辉当时正是我们整个北大荒扎根边疆的一面旗帜，他怎么可能为了爱情抛弃下这面旗帜呢?他写信告诉女友：我不能离开北大荒，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扎根边疆一辈子!女友说：你要是不回来，咱们的事就黄!他说黄就黄!一部恋爱曲连三段式都未展开就立刻戛然收尾，这是那一个时代的爱情，尤其是知青典型的爱情。在所谓革命与爱情的选择面前，高崇辉当然选择了前者。
不过，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爱情收尾，却又成了讲用材料新的内容。女友不要，加上后来的大学不上，招工不去，他一步一步走上材料铺就的云端，不知不觉地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的典型。
1975年初，他被提升为副团长。他不再一个月干在地头了，他常常要到省里和北京开会。他还太年轻，不知道过犹不及，他跳上的这个过山车并不是那么好玩的，风驰电掣之中，可以把他升上高空，也可以把他抛下空中而跌得粉身碎骨。他只懂得改造，懂得干活，却不懂得政治。而此刻政治如密密的浓雾，已经把他团团围住，欲罢不能。推荐上大学的时候，他本来有两次可以争取的机会的，一次是北京航空学院，一次是清华大学，上大学一直是他的梦，他的心动了。他找了领导，希望能把握住这两次机会。领导对他讲：你现在是扎根边疆的典型，你要安心工作，将来是会有前途的!
典型成了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前途竟是后来的一落千丈，差点没成了他所献身的革命的对立面。他不知道这时团中央九大要召开，物色团中央常委，他是被物色对象之—。当时团中央筹备组组长谢静宜已经托人回黑龙江来给他代好，并有意要调他到团中央。而“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十天，他还带队带领全省代表团到大寨煞有其事地访问……他不知道这看似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峰，实际是在一步步走向危险的悬崖。
“四人帮”倒台之后，他当然要成为被清查对象。以前的辉煌都成为了罪名，只不过换了一批整材料的人。他的身边总是围着整材料的人，以前是帮他整讲用材料，现在是来整他是“四人帮”在黑龙江的黑干将的材料。他的命运和蔡立坚完全相同，就像当初成为知青典型完全相同一样。走完了一个圆圈，到这儿是他们的终点。从1976年11月到1979年4月，在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高崇辉成为了清查对象，省、地委各级清查小组团团地包围着他。难道我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人?难道我一腔热情地从城市来到北大荒玩命地干活倒干出问题来了?难道你们想把我捧上天就捧上天想把我摔下地就摔下地?我只是一只玩偶和风筝?
在那年春天我见到高崇辉时，提起这段往事，他依然充满痛苦和迷惑。这是我们这一代知青典型的痛苦和迷惑。在一个并非真诚而是充满着欺骗和谎言却要打着革命旗帜的时代，高崇辉当然会产生这样的痛苦和迷惑，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切其实是这一代所付出真诚的必然代价。这种真诚，自有其可爱的一面，更有其幼稚的一面，所以才容易受骗，才容易将真诚作为了一粒狂热的种子而煽动起背道而驰的狂潮。但是，无论如何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都不赞成将这种真诚批判得一无所是。在真诚与欺骗两者之间，是小羊和狼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小羊年小体弱就可以得到原谅，而是小羊毕竟是小羊，虽然小羊是喝了许多狼奶长大的，但不能和狼混为一谈。
在这两年零五个月的清查时间里，惟一能给高崇辉安慰的，是他赢得了一份难得的爱情。有时，命运就是这样的奇怪，在艰难不如意的时候，爱情却像一株小草，从看不见的缝隙中生长出来。上帝在安排人的命运时，大概都是给你痛苦和磨难的时候，也会同时给你一份在乎常日子里所没有的幸福，让你寻得生命的平衡。
说来也许非常有意思，就在1976年高崇辉被清查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对象，也是鹤岗的知青，比他小5岁，哥哥和他在一个团，便认识了。每次回家探亲时，他常到她家去，由于当时他是上了报纸电台的名人，她的父亲对女儿说：高崇辉将来肯定有发展，你要多接触他。他们准备那一年的元旦结婚的，谁想到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11月份，高崇辉就被隔离审查了。元旦到了，清查小组破例放他三天假。团里的好心的领导还不错，记起他要结婚的事，便对他说你不是定的元旦结婚吗?还不赶快用这三天假跑一趟鹤岗?他立刻星夜兼程，一天先赶到鹤岗，在那里待一天，再用一天赶回来。虽然是有些匆忙，但能把婚事了结，也是一种安慰。谁想赶到鹤岗见了面，女方对他说：春节再结婚吧!到了春节，他们的婚事便彻底吹了。因为那时清查正在高潮，女方以为他肯定要完了。
他没有什么可懊悔的。在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婚姻中，像他这样以政治因素而联姻的，又因为政治因素而吹掉的不是少数，即使勉强结婚，日后的婚姻还会因为政治的因素而产生动荡。这就像基础不牢的房子，摇晃乃至坍塌都是正常的。
清查的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他像是一只失去了自由的鸟，在往事的辉煌和悔恨中度过每一天。转眼到了1978年的下半年，清查小组要他写材料，要的时间很急。他写完了，没有时间抄，正赶上团部文教科的一位女同志来，她是个上海知青。高崇辉无奈中请人家帮忙，话说得有几分凄凉：“清查小组要我写这个材料，要我态度要好。我求你帮个忙，替我抄抄。现在，没人愿意理我，不像以前当副团长的时候了，还有人溜须拍马!”
女的答应得很爽快：“行，我替你抄，再帮你改改!”
其实，在抄材料之前，女的对他就已经关注，抄材料成了他们进一步接触的契机。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得这样快，在这一年的年底，女的要离开北大荒返回上海，分手之际，她提出要和高崇辉交朋友。
这朋友的含义是什么，高崇辉心里很清楚。这样的话，虽然让他有些感动，但很难让他相信。已经一连黄了两个对象，他认为女的骗人的太多。他对这位上海女知青说：“你愿意交就交，回上海后不行就算了，你再找一个好的。”
这话说得没有多大热情，很有些敷衍的意思。上海女知青似乎早料到他会这样回答，命运在意，却很坚决而且考虑得很长远对他说：“你要是以后站起来，我再回来。站不起来，就和我一起回上海。”
这一瞬间，高崇辉很感动，抬起头认真地望着眼前的这个上海女知青。
两年后，1980年的春节，高崇辉和她结婚了。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结实的人与爱情，也许更可靠些。如果说这些年沉浮之间，让高崇辉失去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其中得到的除了用青春换来的人生教训与经验之外，惟一的就是这一份爱情值得欣慰了。大概正是基于此，以后他坚决从北大荒办到了上海和她团聚。他再不是扎根边疆的典型，说到底，他还是一只候鸟，一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只是一只小鸟，在你能够飞翔的天空中飞翔。
1979年的4月，高崇辉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省委书记到北京开会，在飞机上和省团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相遇，随便聊起天来。看见是省团委书记，就顺便问起高崇辉，怎么好多年没有听到高崇辉的消息?这位团委书记知道高崇辉还在被清查，就替他诉了一通冤。省委书记又问宣传部部长到北京干吗去?宣传部部长说是报名单，粉碎“四人帮”后全国青联要恢复第一次开会，要各省报青联委员的名单。省委书记对宣传部长说：你下飞机立刻买飞机票回去，到农场了解了解高崇辉的情况，如果情况属实，名单换掉，青联委员的名单报他!
高崇辉就这样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届全国青联委员。他所有的职务重新恢复，1979年，他参加全国青联代表团到英美法和西德等国访问。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办到上海的决心，他对似乎是失而复得的这一切，也并没有年轻时的激动，乃至感激。相反，他却对此却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在沉浮的命运之间，竟不过都是领导的一句话，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真正的是非曲直?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革命的真谛？一代知青的命运，只是像是一张白纸，可以随意在纸上任意涂抹，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画上符合时代色彩的画面。
1986年的年底，高祟辉还是来到了上海。这一年，他37岁。青春已经逝去，曾经拥有过的光彩也已经逝去。他来到了上海，如同浩瀚海洋一般的大上海立刻将他吞没。一切，他要从头再来。
我见到他时，他是上海农场局下属的粮油公司的副经理兼经营部的主任。但是，他不愿意干这个副职，主动要求干这个经营部的主任，便有了这个兼职。他愿意做些实事，这样才能证明自己人生的价值。以前的一切是已经翻过页的书，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下一页他想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的就是要证明人生的价值。他所想的依然逃脱不了青春时节树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因为人生的价值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他所追求的这个人生价值不是指个人的利益，而是指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他的认可。他实在看重的依然是别人的评价。这一代人永远生活在别人的目光中。
应该说，他干得不错。这就是这一代人的能力，也是这一代人的素养。无论社会如何对待，无论时代如何颠簸，无论命运如何沉浮，这一代人总是实干着，上要对得起良心，下要对得起人民。对比实用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良心和人民是这一代人心头上沉重的十字架。高崇辉所领导的粮油公司，他上任前是一个有名的烂摊子，三年的时间，他使公司的利润翻了两番。公司分配他一套房子，只有十套房子，拿出一套给他，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和奖励。但他拒绝了，他说房子正紧张，我能要吗?而这样拿着了房子，以后还怎么工作?
提起房子的事情，他这样对我说：当初，我想的是要为革命，但那个革命太空洞了。现在，我想的是为老百姓。老百姓总比空洞的革命要实际得多了。
说出这话来，他显得并不轻松。从空洞到实际，他从不到二十岁走到了四十多岁，走了二十多年。这时间实在太漫长。因为这是整整一个青春的季节。
五月上海的春风吹拂着高崇辉和我，我们都显得有些苍老。
(附记)
如今，高崇辉58岁了。在从48岁到58岁这十年的日子里，他干的不错。他如他年轻时一样实干，如他年轻时一样理想没有动摇，只不过，这理想中以前虚无缥缈的“革命”的内核，被时代的变迁和现实的变异所置换，却不可能消失成为内心空空荡荡，徒剩下一具靓丽时装遮掩的躯壳。
他对于给予过他荣誉、浸泡过屈辱的北大荒，情感复杂，却始终没有改变对于那里的一往情深。北大荒有个基金会，专门设立基金帮助困难的老知青，支持北大荒的发展，高崇辉每年给基金会捐赠一万元。
有一次，他重返北大荒，到他青春的落脚之地克山农场，看到他当年待过的生产队的队部那样的老态龙钟、破败不堪，出资40万，重新修建队部。如今，这个新队部被当地的人们称之为“崇辉楼”。其实，那里只是他留下的一个青春的脚印。
北大荒和他相互难忘，都还在彼此的心中和视野里。
第二部分
只不过，她和蔡立坚、高崇辉那样的典型不一样，她不是那种刻意干出来的，不是那种有思想、有精神、有作为的一心所为。她是在意外之中被当成了典型。如果说前者的典型有其必然性，她的这种典型确实完全出于偶然性。前者的典型，是栽种下的大树，她只是被一阵风吹落下的一株小草或蒲公英，被特意移栽在花盆里，精心的让她花开香溢。
一只胳臂
阿宁也曾经是一位知青的典型。只不过，她和蔡立坚、高崇辉那样的典型不一样，她不是那种刻意干出来的，不是那种有思想、有精神、有作为的一心所为。她是在意外之中被当成了典型。如果说前者的典型有其必然性，她的这种典型确实完全出于偶然性。前者的典型，是栽种下的大树，她只是被一阵风吹落下的一株小草或蒲公英，被特意移栽在花盆里，精心的让她花开香溢。
阿宁是1967届初中毕业的北京知青，1968年来到雁北插队。她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来插队并不是情愿的，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家里受到冲击，自己无可奈何才来插队的。她不是那种激进型的人，她只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插队断送了她读书上大学的梦想，她只好来插队，但看到并不是她一个人的梦想遭到了毁灭，便也没有怎么多想，虽然有些无奈，却很快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她想得很简单，别人怎么过自己便也怎么过吧。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想别的事有时会很多、很丰富，甚至会灿烂如一天云锦，但她很少对别人说出口。她只是把一切埋在心里，是苦也好，是福也好，都自己在心里悄悄消化。她从没有想到自己要当先进，要当典型，她也从来没有想到在插队的乡村里自己要比别人多得到一些什么。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别人得到的好处，她都没得到过；而别人遭受的难处和苦处，她却无一幸免全尝到了。她干吗要想那些跟她从来没有关系的好事?
但是，在秋收一次打麦子的时候，她戴着的一只手套被打麦机卷了进去，随之整个一只胳臂都被卷了进去，而从打麦机喷筒里喷出的只是粘着血迹的红麦粒。
她失去了一只胳臂，成了典型。
像她这样的典型，在我们知青中有很多。在我所插队的北大荒，我们农场就曾经有过和她一样的典型，也是一位北京女知青，也是在麦收时节，打夜班收麦子，她一连几夜没睡觉，太困了，就倒在麦地里睡着了，大概怕着凉，她在身上盖了一层麦秸。一片金灿灿的麦秸在月光下闪光，收割机开了过来准备拐弯去收割下一片麦田的时候，以为真的是一片麦秸，便开了过去，从她的腰间压了过去。腰伤致残，她成了典型。
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金训华。
以自己的行动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蔡立坚、高崇辉。
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就是像阿宁和我们农场的这位高高个子漂亮却永远腰伤致残的姑娘。
其实，一代知青的典型，都是以整个青春作为代价，而成为当时时代的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成为日后夹在历史册页的一枚被虫蛀噬的残缺不全的书签。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最大的区别是干活少了，总是到处开会。她并不爱开会，也不善言辞。但是，典型和开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会就如同刮风一样，将典型刮得身不由己，不知所从。阿宁是那样一个柔顺听话的人，她当然更要拖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口，被各种各样的会刮得到处乱飞。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更大的区别是，村里、县里凡是有好事总是第一个想到了她。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层层在上的各级领导和争强好胜的人们常常忽略她的存在，她在村里确实像是一只柔弱的小猫一样，太不起眼了。但是，后来不同了，人们对她格外好了起来，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典型，更是因为她失去了一只胳臂，人们同情她，一个好好的姑娘，一只胳臂没有了，凡事当然都要想到她，照顾她。
村里第一个招工当县城里的售货员，她被推荐招工走了。
第一个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她被推荐上了大学的中文系。
有时，她会涌出这样的想法：生活对她也算是公平的吧，让她失去了一只胳臂，却让她也得到了一些在当时一般知青难以得到的东西。她不该抱怨什么了。但有时她又想，如果能用以后得到的这些东西来换自己的那一只胳臂，她宁愿要那只胳臂呀。
可是，这一只胳臂永远离开了她。
大学三年级，一位当兵的同班同学，知道她是个典型，对她很敬佩，一直很照顾，很关心。每次回家探亲，都是这位当兵的帮助她拿行李，照顾她上火车，一直把她送到北京的家里。三年的大学生活，她对这位当兵的充满感激之情，也隐隐产生了爱慕之情。班上的许多同学都看出来了，就怂恿当兵的，当兵的其实也感觉出她的这份感情，而且当兵的自己也常常涌出这种和她一样的爱的涟漪。但是，考虑到真的要是结婚以后的实际生活，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的眼睛里总是晃动着她的那只空荡荡的袖口。他对好心怂恿的同学说：“当朋友可以，我可以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照顾她。但要是当妻子……”
阿宁的第一次恋爱，像是一只蛋壳里的小鸟，还没有啄破蛋壳就夭折了。
三年大学毕业，阿宁又回到雁北，在一个单位里当团委干部。当地的一位大队支书，人很厚道，又知道阿宁的经历，对她很同情，也很照顾，好心的人们又开始暗暗地使劲，希望支书能和阿宁成功。支书同意了，但和家人一商量，家里坚决反对，说什么也不能接受一只胳臂的媳妇。她的爱情演变成为了婚事，一样夭折在萌芽中。
阿宁回北京很晚，是她的父母年龄老了，退休了，家里没人照顾，她才回到北京。办回北京没怎么太难，但回到北京后却比想象的难躲了。
她的年龄已经渐渐地大了，当年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如今回来却成了个老姑娘了，又是缺一只胳臂，谁都替她的婚事操心。北京城太大了，茫茫人海中，谁会正眼瞧一下她呢?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已经过去，典型更成为明日黄花，对她已经无济于事。没有一个再愿意买典型的账了。连找像大学里那位当兵的、村里那个支书愿意照顾她的好心人，都难以找到了，同情都变成了像恐龙一样稀少难见了。世故的城市，喜新厌旧的城市，眼睛只盯着更新的一代，将过去的一页书那样快那样轻易地就翻了过去，然后毫不留情地扔在了一旁，任它落满灰尘。
以阿宁以前自身的条件，她找个理想中的爱人，本来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现在，却成了老大难。都是因为一只胳臂的缘故。
这只胳臂是历史拿去了，是上山下乡夺去了。如果倒退20年，像现在一样年龄的年轻人开始生活，该上学时上学、该工作时工作、该恋爱时恋爱，她怎么能少了一只胳臂?
可是，一般人们很少去追问历史，而只注重眼前。越来越势利的人们，越来越注重眼前。背负着历史沉重的包袱的人，只能自己将这沉重的包袱从历史的昨天背负到今天，不要企图今天的人们帮你卸下昨天的包袱，也不要企图把这个昨天的包袱能变成今天的百宝箱。
最后，阿宁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一个工人。人很矮，而且下肢短。她还能挑什么呢?与其说是为了结婚，不如说是为了过日子。她已经从爱情、婚事，到过日子，完成了人生三部曲。到现在，她才多少明白一点，其实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典型、开会，不是热恋、憧憬，不是读书、上学……而是过日子。人生最艰难的，其实恰恰也是过日子。
阿宁说：“唉，其实，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已经离过一次婚了。”这话充满感慨和沧桑。
结婚之后，阿宁并没有多少欢乐，她依然只是一人看书聊以解愁。丈夫看不惯她一天到晚总是看书，那无意于对自己的漠视和冷淡。于是，便和她吵架。都说吵架是夫妻之间生活的盐，但总是吵架，盐吃得太多，也会让人无法忍受。他们吵架的结果是离婚。这时，阿宁已经怀孕，但是，还是打掉胎儿，他们争吵着办了离婚手续。
过了不久，这个工人又找到她，向她道歉，说他很后悔，说他愿意她看书……说到最后，阿宁的心软了，又复婚了。她为他生了一个小姑娘，她用一只胳臂忙里忙外，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一尘不染；把孩子照料得利利索索，惹人爱怜。但是，她依然很寂寞，她常想这是她想象的婚姻吗?这就是她想象的生活吗?怎么比当年在雁北插队还要枯燥无味?她跑到外面学习外语，上了一期之后接着再上下一期的外语学习班。其实，上不上这个外语学习班，并不是主要的，她也并不是真的学什么外语，她只是想来打发掉这些寂寞而显得漫长的时间。
她在心里有时想：假如丈夫再提出和自己离婚，我就同意。
可是，丈夫再不提离婚的事。丈夫只是偶尔对她发发牢骚：“我知道，你要不是断了一只胳臂，你不会找我。”
她什么话也不说。她连吵架的力气和兴趣都没有了。
她曾经这样对我说：“要不是生活困难，要不是精神困难。我没有办法选择!”
这话说得如同哈姆雷特发出是生还是死一样沉重无比。这种痛苦在于内心的无着、不甘和挣扎。我明白这确实两种截然不同的困难，都是因为一只失去的胳臂所造成的。是那只胳臂使得她的生活有着比常人多一层的困难，是那只胳臂使得她的精神永远无法翻身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对于一个有文化对精神追求格外向往的人来说，这种痛苦要追随她的一生。
所幸的是，阿宁还有一个女儿。女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可爱。女儿会成为她内心这份痛苦的一种弥合剂和止疼膏。
看到阿宁，我常想起我们农场那位躺在麦秸里被收割机压伤腰的女知青。她比阿宁长得身材要好，模样要漂亮，但她比阿宁的命运还要悲惨。她的腰残疾比失去一只胳臂还要严重。她不能像阿宁一样，还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可爱的女儿。回北京后，我只见过她一次，是个夏天的黄昏，她一个人扶着墙艰难地向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走去。我很难忘记那个黄昏夕阳中拖长的她那蹒跚的身影，我不敢招呼她，我怕引起她伤怀的往事。我的心真是万箭穿伤。
我有时会想起那位亭亭玉立的女知青。但那亭亭玉立却只是立在青春的岁月里，只是立在历史的暗影里，只是立在无尽悔恨的回忆里。
(附记)
阿宁，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试图找过她。在老同学的聚会中，她从来没有露过面。到是那位被收割机压伤了腰的高个子女知青，我曾经专门找过她一次，很想知道她现在的情景，忍不住想去看看她。
可是，我以前很熟悉的南城的那条胡同，已经不复存在。那里已经盖起了一片高楼，成为了每平方米一万六千多元的高档社区了。望着那片高楼，明晃晃的落地窗晃着我的眼睛，我想这么多的楼，如果有一扇窗户属于她也好，也是对她年轻时所付出的腰的补偿。可是，我又想，这里的拆迁户的拆迁补偿，按照规定，撑死了，每平方米给八千多元，回迁进这片楼房里，近乎天方夜谭。她会迁到哪里住呢？五环外？还是六环外？
遗忘的荒火
刘佩玲是另一种典型。
或许，真有什么心灵的感应。那天的清早，我突然想起了刘佩玲。其实，我与她并不熟悉，素无相交，只是在北大荒时，我们同在一个叫做大兴岛的地方插队，我在二队，她在三队，相距8里地。在70年代，她的名字在大兴岛上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那时，她是大兴岛上的一面旗帜。她是在1970年的春天扑救荒火时被烧伤，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肤被烧毁而成为英雄的。那时，她的名字上了报纸电台，我还专门为她编写过节目，演她、唱她、歌颂她。
我不知为什么会忽然想起了她?也许，是因为我想要写这一组“我们这一代”的文章。但我实在和她一点也不熟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她的一点情况。为什么她竟水落石出般从我的那些熟悉的人群中显露出来，清晰地凸现在我的面前?
开春时节北大荒的荒火，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当地人叫做“跑荒”。那火龙在甩手无边的荒原上蔓延开来，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舔着烈焰的火舌会迅速地席卷到天边，一般是难以扑灭的。为扑灭荒火而牺牲的知青不止一人，刘佩玲没有被烧死，应该说是个奇迹。她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肤被烧毁。那时，三队田里种的麦子，开春时留在地里的麦茬干透了，罪容易起火。当荒火基本被扑灭，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烧伤，晕倒在烧焦冒烟的麦茬地上，由于她穿着一身黄色的棉军装，和荒草的颜色一样，衣服上还在冒着烟和火苗，人们以为是残存的荒火，要上前扑灭时候，才发现是她。如果她穿的不是棉军装和大头鞋，该不知会烧伤得多么严重。
那是1970年的春天，那一年，她才17岁。
她幸运地活了下来，她差点用自己生命作为代价保护的那片树林，也幸运地活了下来。那片宝贵的林子就在三队的正北边，紧靠着七星河，像一座绿色的屏障，像一个保护神。于是，她和我们大兴岛那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在我们的眼里一起飘动着生命的绿叶，每当人们望着那片树林时，都会隋不自禁地想起刘佩玲。可以说，在整个70年代，包括以后更长远一直到如今的日子里，熊熊燃烧的红红的荒火、枝叶参天的绿绿的树林和刘佩玲，三位一体组成的形象，浮雕—样，给予我的总是光荣悲壮的感觉。
如果没有那天晚上，这种感觉可能会伴随着我更久远的时间。
如果没有那天晚上，我也不会想起这样一个问题：那时开春的荒火之中，为什么烧死或烧伤的大多是知青，而很少见当地的人或比我们年长而成熟的干部?我们太年轻，年轻得就像树上新冒出的绿芽；而荒火太老太老，老得立刻毫不留情地吞噬掉生命的年轻?
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的心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苦。我突然为刘佩玲和所有曾经因扑救荒火而牺牲而伤残的知青感到一种揪心的疼痛。
全是因为那天的晚上，那天晚上，是我们北大荒知青的一次小小的聚会。我并未提到刘佩玲，因为早上想到时她只是偶然的一闪，但在那天晚上一位朋友告诉我：“你知道吗，刘佩玲前两天自杀了?”
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即使浑身被烈火烧残，也是一个生命呀，就这样在我们身旁消失了。她曾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姑娘，爱唱爱跳，是三队的团支部书记。她是哈尔滨青年，说着一口浓郁的东北话，让人感到很亲切。如果没有那场荒火，她和所有女孩子一样，该结婚成家有孩子了，即使和大多知青一样在北大荒和在返城的时候都会“今夜有暴风雪”，历尽磨难，但她也一定会和我们所有还活着的知青一样，有着今天劫后的一份说不上幸福却是归于平静的生活。况且，那时她长得漂亮、性格活泼，男知青的目光早就如鸟一样飞落在她的身上。她不会比我们那天晚上聚会的人们生活得差。
可是，她死了。我不知她为什么忍受不了最后要以死来寻求解脱?我只能猜测。朋友告诉我许多年来人们遗忘了她，大兴岛也遗忘了她，她回到哈尔滨，和所有返城的知青没有什么区别，她不再是什么英雄，她只是一个残疾知青。尤其是当返城的知青越来越多的时候，她更是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中，那么健全的知青还找不到工作，还照顾不过来，人们更是遗忘了她。她那一身被荒火烧成的伤疤，并没有成为历史的奖章，过去曾经辉煌的一切，一下子就时过境迁一样逝去了，那样的遥远，而被人们轻易地遗忘。
起初，大兴岛开始还按月寄给她工资和全国粮票，起码可以维持她的生活。后来，日子像一壶越续水越淡的茶，新的生活像是奔涌而来的潮水，越来越将过去岁月的事情冲走冲远冲得没有了影子。农场换了好几茬领导和具体管事的人，新的流行歌星体育明星等年轻偶像，占据在新一代人的心中，知道并清楚她刘佩玲名字的人越来越少。她的工资和全国粮票开始渐渐被忘了寄去，是很自然的事情。健忘和遗忘，从来都是套在这个世界往前走的脚上的一双鞋。
为此，她让妈妈陪着自己回了一趟大兴岛，要求给予她那些被他们遗忘掉的工资和粮票，这要求是多么的平常。
大兴岛对她很陌生了，那么长时间没有见过她了，她已经面目皆非，双手完全烧毁，生活中的一切只能靠她的双脚。知道她的人们，看到她是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面前，过去的一切重新唤醒，那片荒火重新燃烧在面前。人们同情她安慰她要坚强，而所有的这些话，显得是多么的轻飘飘打不起一点分量。
她几乎流泪地对大家说、对这片她曾经付出了青春的面容和躯体的大兴岛说：“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管我，我现在连起码的生活都难过下去呀……”
那话音里已含有绝望。人们是否已感到见面时廉价的同情是多么的无用、矫情甚至残酷。同时，我想既然还有全国粮票，这日子已经很长了，因为取消粮票好几年了。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也要生活，要靠钱靠粮食过最起码的生活。
人们遗忘了刘佩玲，遗忘了那片曾经熊熊燃烧的荒火。人类最不可救药的弱点就是遗忘，我们会很迅速地而且会很有道理地理所应当地学会遗忘，而且是遗忘我们本该需要牢牢记住的事情。
我想起刘佩玲伤残住院的时候被批准入党的情景。入党仪式是在医院举行的。那时，她浑身的伤还没有好，整个头部被绷带绑得严严的，眼睛都还无法睁开。她为自己的这份荣誉而激动，她要求把眼睛睁开，要看一看毛主席像。医生没有办法，只好打开绷带，在她的眼皮处割开一条缝，让她能看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从此，她的眼睛便再也无法合上，即使睡觉即使她今天死去也永远这样睁开着。
我想起这件往事，心里五味俱全。那时候的幼稚也许实在值得反思和批判，但那时的真诚不该被人们嘲笑和遗忘，没有这份真诚的心地，这份高尚纯真得透明的感情，一个人不会在烈火面前敢于奋不顾身。
如今，刘佩玲死去了，那片凶猛的荒火都没能把她的生命夺去，今天，她却死去了。在残酷的历史之中，她咬着牙都活了下来，她靠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一份褪了色的光荣和虚荣?今天，她却活不下去了，她又是为了什么?是什么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是什么一下子将她心中赖以存活的精神和信心掏空斩尽?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只是总在想刘佩玲临终之际是不是曾经想起了那些如烟往事?想到那时人们的热情后来如荒火一样熄灭掉，连灰烬都随风吹尽，在时代的变迁中同时迅速地变换了另一副容颜?她的孤独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艰辛的生活中，她完全靠脚来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机，来吃饭翻书，她都咬牙度过了，说明她无法忍受的是人们的这种遗忘。
我想起同在我们大兴岛的另一位女英雄，她叫李玉琪，和我同在一队。那天夜里打夜班挖沙子，沙层塌方，人被埋在沙堆里窒息身亡。她是女工班的班长，带头下到坑底挖沙子，别人要替她，她依然坚持挖沙不止，直至塌方。
是9月的一个夜晚，夜班，一辆小型车拉着她们到了底窑的沙坑前，小型车的车灯照着她们，就是工作中唯一的照明。只要想一想那时的情景，心里都会感到糁得慌：四周是一片漆黑，只有车灯一点的光亮；四周是一片空旷，只有十几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大自然与一群小姑娘的对比是多么的不成比例。是她带头钻进沙坑里，突然，“咚“的一声巨响，沙坑整个平躺着拍了下来，她连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人影立刻被沙子淹没，她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渺小。十几个小姑娘都吓傻了，一痛哭喊，当她们意识到在这寂寥的夜晚，在这荒凉的林子外面，不可能有人来救她们之后，马上蹲下来，齐唰刷用双手拼命地挖沙子，想把埋在里面的李玉琪挖出来，挖得她们的手指都挖出了血，有的手指盖都挖掉了下来，但是，她们无法救出李玉琪。北大荒9月的一个黑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吞噬掉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
那一年，也是1970年。李玉琪和刘佩玲一样大，也都才仅仅17岁。
后来，她被命名为烈士，同刘佩玲一样曾经声名大震。她的遗体被埋在农场场部的一片小杨树林的前面。下葬的时候，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各级领导都来参加，大家发言说了好多要向她学习的好话，许多人还激动地流下了眼?目。在她的坟前，人们竖立起了墓碑，还特地种上了几株小白杨树苗，说是陪伴着英雄在这里长眠，表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
1982年，我大学毕业，特意回了一趟北大荒，重返大兴岛，我找到了农场的那片白杨树林，却再也找不到李玉琪的坟墓。我问了人们，许多人说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坟墓，也不知道有李玉琪这么一个人。有人知道，告诉我早让狗把坟给刨了。那儿株小白杨也早让人砍去当柴禾烧了。
仅仅才过去厂12年!
李玉琪就这样的死了，刘佩玲就这样的死了。我们却还活着。大兴岛上她救活的那片树林还活着。
实在应该在那片树林前为她立一块碑，不必像当年刻上李玉琪是英雄一样也刻上她是什么英雄，只刻上所有这真实的一切，就够了。
（附记）
2004年的夏天，我再次回到北大荒，专门去了一趟大兴岛，来到三队的路口的时候，我想起了刘佩玲，不知怎么搞的，眼睛忍不住地湿润了。
下午的太阳，明晃晃的，赤裸着的孩子一样满地撒欢，非常刺眼。路口两边的田野里种的都是麦子，被阳光照射得金黄金黄的，反着鳞片一样耀眼的光，
金灿灿的浩浩一片，那么多年过去了，仍然种的是麦子。可是，刘佩玲却已经不在了。
站在麦田里，望北望去，令我吃惊的是，那一整片刘佩玲当年舍身保护下的林子，竟然光秃秃一片，彻底没有了。来之前，我听说了，人们为多承包地好多赚一些钱，把这片林子一点点地砍伐了，没有料到居然砍伐的如此彻底干净！
我实在说不出话来。我们就是这样的近视眼，有什么办法？那样一片林子，不知几百年上千年一点点积蓄力量，才养育出的蓬蓬勃勃的林子，就这样被我们只争朝夕地砍光了。只留下一些断树残枝和枯朽的老树根，如同动物化石里枯瘦的脊椎骨架，像是散落在那里的残存的回忆，让我们努力寻找并恢复当初那片林子的样子了。
心里暗暗的想，这就是刘佩玲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扑救荒火保护下来的那片林子最终的命运吗？刘佩玲如果知道这一切，该做何等感想？残酷的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为什么竟是如此相辅相成地折磨着一个真诚为它献身的人？
那天，路过农场场部的那片杨树林，当年栽下的小杨树，长得钻天高了，手掌一样大的阔叶迎风哗哗地响着。我再次想起了刘佩玲和李玉琪，如果她们两人活着，都该51岁了。。我问一位30多岁的农场年轻的副场长：你知道原来在这片杨树林子前曾经埋葬着一个北京叫李玉琪的女知青吗？
他说：我听说过，在农场的场史里，好像我看到过她的材料。
我又问：她的墓地原来就在这里，你知道现在还在吗？
他有些抱歉地告诉我：现在，这片地已经改造成长毛兔的繁殖基地，听说她的墓是就地深埋了。
我又问：那墓碑呢？
他摇摇头说：不清楚。
我清楚他所说的不清楚的意思就是没有了，便又问：为什么不把墓碑保留下来呢？
他没有再说话。
过了老大一会儿，他对我说：我是这两年从别的农场新调来的。他说完这句话时，脸上露出十分抱歉和羞愧的样子，好像这一切都是他造成似的。
他那一瞬间羞愧的表情，让我感动，对他忽然生出好感，我有些后悔，刚才我显得有些质问他的意思，有些咄咄逼人了，其实是不应该的。许多事情，不能够怪他，他也确实是不大清楚。只有我们的当事者，稍微清楚一些。只有刘佩玲和李玉琪以及她们的亲属，才会有切肤之痛。流年似水，往事如烟，不要说34年，漫说几年的光景过去了，谁还会记住在大兴岛上曾经有过这样两个17岁漂亮的姑娘，一个为了扑救荒火，一个为了挖沙子，而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呢？
如今，长毛兔子重要了。
十九岁远行
陆扬今年考上了大学，她特地报考的是外地河南的一所大学，一去千里，那么遥远。
陆扬的父亲老陆，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三十多年来友谊非同寻常。我约好几位老同学为陆扬送行，选择了离老陆家比较近的花市附近的一家餐馆。学生时代上学，我们经常走过这里。如今，这里面目皆非，新盖的金伦大厦和正在盖起的新世界大厦金碧辉煌，马路正在拓宽，到处尘土飞扬，沸腾一片。想起我们那些前尘往事，真如开元天宝一般遥远了。
举杯碰盏时，我对陆扬说：三十年前，我们和你爸爸跟你现在一样，先后离开北京也去远行。临行前，我们这几个同学也找一家饭馆聚了一聚。那家小饭馆离这里不远，花市路口的正对面，现在都拆了。那时，我们四个人才凑足了两角六分钱，买了一瓶小香槟，分倒进四只杯中，然后碰杯一饮而尽。从此悲欢离合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那时，我们和你现在一样的年龄……
陆扬笑吟吟地听着。我不知她听懂了些什么?同是青春年少，三十年的岁月已经隔开了一条漫漫的长河，我们彼此站在了河的两岸。
她能理解她的父亲吗?三十年前，老陆到内蒙古的察右中旗插队，他从小家里就生活困难，一直是赤脚上学，又是赤着脚穿着力士球鞋，斜挎军用背包去插的队，他只是没有忘记在背包里要带着一个小铜哨。像所有的知青一样，他在那里无端地将青春荒废。如果说惟一的收获，就是他靠那个小铜哨有了对象结了婚，便也有了他最珍爱的女儿陆扬。
像所有的知青都有一段传奇故事一样，老陆在学校里就爱当裁判，在旗里他又是篮球场上的一名好裁判，他带去的小铜哨几乎随身携带形影不离，便派上了最好的用场。那一天在旗里当完裁判，回村的长途汽车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了，只好腿着回村了。和他一起没有赶上末班车的还有同村的一个女知青，60里的山路，起初月光融融，清风习习，又有女伴相随，倒也其乐无穷。但是走到半夜突然前面遇到一条狼，四围夜色，鬼火幢幢，人眼与狼眼相对，吓得腿脚发麻，亏了他急中生智掏出他的那个小铜哨，拼出老命使劲一吹，夜深人静时分，四山回声显得格外嘹亮，竟将那狼吓跑了。等他惊魂落定，女伴却已经吓得晕倒在他的怀中，结成他今天的姻缘。
那种荒蛮艰辛生活中的浪漫，只是菜汤上浮动着的一点油星而已。短暂的青春更只是开春时分知青房檐挂着的冰凌，很快就融化得没有了影子。像许多知青的命运一样，他和妻子艰难地先后回到北京，熬过了一段难熬的待业生涯之后，好不容易他在一家运输公司搞业务，妻子在一家单位食堂当炊事员。这样虽不富裕却平稳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年，运输公司不景气，他下岗了，妻子的食堂也不景气，马上面临下岗的威胁。这时候，女儿陆扬就要考大学。
日子和日子可大不一样，贫民百姓的日子就是这样屋漏偏遭连天雨。他的家只有一间窄小的小屋，他天天抽着烟并开始抱着二锅头的酒瓶子喝酒，越喝越凶，在屋里驴子转磨一样转一样吼，一副困兽犹斗的样子，郁闷和无奈一起在他的心中也在小屋中翻滚膨胀。终于有一天爆炸，好脾气的妻子忍耐不住了，和他大吵一架，大半夜里吵得天翻地覆。妻子骂他并不是没有道理，并不是只是你一个人下岗，一个男子汉不去努力想办法改变生活，天天就这样泡在酒里醉生梦死借酒浇愁，孩子就要考大学了，这样在家里怎么复习功课?
就在他们吵得厉害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女儿陆扬流着眼泪痛苦地跑出了家，从东面的花市一直跑到了西直门，一夜未归。紧接着，她的高考一模成绩只有330分，所有的老师连同她自己都觉得已经与大学无缘了。
就在拿到女儿成绩单的这个时候，像突然听到一声刺耳欲裂的哨音，老陆惊醒过来。他想起了那年在内蒙古碰到的那只老狼。
难道现在的情况还比那时更恶劣吗?我就这样束手无策了吗?他把陆扬叫到身边，对女儿说道：我先去找活干，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活，我就先把酒戒了。你自己要树立信心，这次考的不是你原本的水平，我敢保证，你高考时一定能考到410分。
女儿将信将疑，是对自己的成绩，也是对爸爸的酒。
他说得很坚决，让女儿一定要相信。他只要求女儿报考偏僻一些的外地的大学，这样吃饭等花销可以节省一些，以他家现在的实际情况，以现在大学并轨收费的情况，他只能这样要求女儿。
女儿听他这番话，一时不知该信不信?他那肯定的劲头仿佛女儿已经考入了外地的大学。她对父辈这一代无论如何想象都难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人生。
他果真把酒戒了。他先是指着二锅头的酒瓶子对女儿说：我每天只喝这么一点儿，你帮助我看瓶子上的印，要是过了印，你就说我，骂我!然后，他将这个痛苦的过渡尽可能地缩短，彻底将酒瓶子扔出了屋。
他果真去努力找活干，开始给人家守夜看大门，后来，干起农村干过的电工老本行。他不再好高骛远，只要能挣钱，他豁出去了老脸，豁出了力气，吃得了苦，而不再将苦写在脸上，倾诉在家里，发泄在妻子身上。
家的小屋像一只风雨飘摇中的小船，终于又驶向波平如镜的水面。像所有的老知青一样，苦难没有压垮他，他在和女儿对话时，也是在和自己过去的大半生对话。青春的岁月已经颗粒无收，他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再重蹈覆辙。大学，永远是这一代人永不消逝的梦，这个梦即使过重地压在下一代的身上，也要在下一代身上破梦重圆。陆扬能理解吗?会觉得父亲的期望值过高，将自己这一代生活的阴影强加在他们下一代身上吗?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三十年，青春连一支花炮都不如，不如花炮还有缤纷的一闪，却如花炮一样飞快地只剩下一堆灰烬。该上大学的年龄，我们到了农村去插队；该恋爱的时候，我们没有公园的花前月下，只有荒野里的冷风和老狼；该结婚成家的年龄，我们还在到处漂泊。待我们好不容易回到了城里，新一代年轻人已经和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跑到我们前面，幸运永远和我们隔窗相望，而变革的生活需要有人以下岗作为代价时，历史便再一次选择了我们作为牺牲。所不同的是，三十年前，我们青春勃发，现在我们老态龙钟。更不同的是，三十年前，我们是为我们自己和膨胀的理想，现在我们是为了你们——我们的后代。陆扬，你明白吗?
一身牛仔裙装的陆扬青春洋溢，总是微笑地望着我们，听我们讲述那些对于她仿佛天方夜谭的往事。她今年十九岁，她比我们要幸福，她将去远行，归来时迎接她的是美好的前程。我们十九岁远行，归来时已找不到靠拢的岸。
我忽然想起三十年前，我比老陆早走四个来月先七月底去的北大荒，老陆到北京站送我，火车已经徐徐驶动，他抱着一个大西瓜拼命地追着火车，将西瓜从车窗口递给我，眼泪流了出来。他到内蒙古插队时已无人为他送行，他独自一人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已是落叶满地，寒风呼啸，凄凉颓丧之感，涨满在他的心里，同时涨满在那个时代。
历史有时真有着惊人的重复，三十年过去了，明天，陆扬，你也将踏上列车远行。只是你不再是独自一人，手里握着的也不再是单程车票，阳光灿烂之中，你的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为你送行。
（附记）
老陆一家三口如今过的很美满。前几年，他家拆迁，一时没房子住，他爱人的弟弟慷慨援助，他们住进城北靠近立水桥的小区里一个单元楼房里。老陆两口已经退休，女儿早从河南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几家公司工作，干得都不错。现在，在一家猎头公司作总经理助理，年薪8万，待遇可观，手头大方，常常资助爹妈，只要是爹妈需要，不带二话，倾囊而出。不管爹妈要不要，他们住房的取暖费、物业费，都是她缴，每月还硬塞给他们老俩口一千元作为零花钱。她希望让他们老俩口的日子过得富裕舒服些，她觉得她们老两口吃的苦太多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陆杨尚未出嫁。她今年29岁了，也老大不小了，老陆老俩口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找个合适的人家，把女儿早点儿嫁出去。
遥远的手风琴
现在手风琴已经不那么时髦了，电子琴大有取代它的趋势，雅尼和喜多郎的电子琴音乐风靡世界。但在三十年前却是手风琴的天下，几乎每一个乡村，只要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或者有知青的地方，都会有这种携带便利轻巧、悠扬而熟悉的手风琴的琴声。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自己的宠儿。
晓茵那时就有这样一架手风琴。
晓茵的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她的音乐天赋来自母亲的遗传，当然，还有她自己后天的努力。晓茵小学在少年宫学过手风琴，但那琴只有在演出前可以拿回家练习一个星期，她就利用手风琴和她形影不离这一个星期拼命地练琴。有琴练的日子，是她童年最快乐的时候。她家里有一架钢琴，是母亲的陪嫁，老掉了牙成了一个古董。婚后的母亲或者说当了教师后的母亲，生活拮据，买不起一架手风琴。除了演出前能从少年宫拿回家练那一个星期的琴之外，她如果再想练琴的话；只好从邻居一个工程师家借。不过，人家不愿意借，但她确实特别想拉琴，每逢这时候，都是母亲豁出老脸出面去借才能把琴借出来。只有母亲知道，从童年开始，晓茵就渴望着能有自己的一架手风琴，手风琴只在她一次次的梦里。
晓茵和我同届同龄同在名牌中学读书，也同命运。我们都是1966年那年高中毕业，便也都是在那年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将上大学的梦想葬送在那场大革命之中，便自然而然同样地离开北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惟独没有葬送干净而还顽固残存一些影子的，是她的手风琴之梦。
晓茵是到吉林一个叫做香山屯的农村插队。她苦干了整整一年，每天拿的是最高工分，一年下来挣了三千多工分，每10工分合1．28元，刨去口粮、柴禾、菜金，剩下一百多元钱。揣着这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百多元钱，利用冬天农闲的时间，她请假回家，一路跋涉想的就是用这钱买架便宜一些的手风琴。这个童年之梦，一直藏在心里，现在像是惊蛰的小虫子一样，开始复苏钻了出来，咬噬着她的心。
可回到家，心一下子沉重得像被风雪压弯的树枝，怎么也抬不起来了。她家一共五个女儿，她是老二，上山下乡以来，五个孩子前后都革命离开了家，志在四方，到五湖四海去了，把爸爸和妈妈孤零零地甩在了家里，家里的日子一下子衰败得荒草地一样，没有了一点生气。老两口也都去了干校，她是先回到北京，又赶到干校，才看见的妈妈，她看到妈妈住在干校的木板床上，垫着牛草，连床褥子都没有，那一瞬间，眼泪差点没落下来。她把心里的买琴的念头压了下去，连说都没说。
她知道全家五个女儿下乡带走了被褥，光顾着自己的所谓革命了，根本没有想到家里，是妈妈把所有的苦楚都悄悄地咽进了肚里。她把这一百多块钱给了妈妈，妈妈太苦了，让妈妈用这钱贴补一下艰难的日子吧。
妈妈却摸了摸她的手背，她给妈妈递钱的时候，妈妈就看见了她的手背，世上只有妈妈才有这样尖的眼睛，她刚一进门，妈妈一眼就看见了她的手背上净是大口子，裂开口张着嘴。那是她割地时磨的，她太玩命地干了，几乎每一棵谷穗上都沾有血迹。
妈妈把钱又塞给了她：“你拿去买把琴吧。”
妈妈像钻进她的心里头了，知道她的心思她的梦。那是她从童年就开始的梦呀!
她在劝业场的委托柜台看见一架百乐牌的手风琴，虽然琴比较小，只有48个贝斯，一个琴键坏了，但便宜，原价196元，减价135元。她跑回家叫上姐姐，陪她一起去买琴。她
把钱夹在一本《牛虻》的书中，那是那个时代知青们爱读得一本书，牛虻个保尔是知青心目中的偶像。她小心翼翼地抱着书，一路小跑着，生怕钱丢了，生怕琴被买走了。她和姐姐跑回劝业场，把琴买到手，心里才踏实了，长出了一口气。
她永远也忘不了那笔钱的数目，那是她挣来的第一笔血汗钱，更是母亲的一份心意和期望。
她带着这架手风琴回到香山屯，屯里荡漾起了琴声。第一夜，她拉琴，伙伴们唱歌，先拉《山楂树》，再拉《青年近卫军》，再拉《山鹰之歌》、《卡秋莎》……琴声和歌声此起彼伏，像是三月汛期的桃花水一浪高于一浪。
她们爬上高高的柴禾垛，眼前的菜地收完莱了，是一片开阔的空场，月亮升起来了，星星在眼前闪烁，她尽情地拉着琴，开玩笑说这柴禾垛是香山屯的悉尼歌剧院呢……她整整忘情地拉了一夜的琴，伙伴们整整忘情地唱了一夜的歌。第二天老乡们对他们说：“我们听了一夜呢，你们唱的歌怎么那么的好呢?你们拉的琴怎么那么的好呢?我们还以为是广播喇叭里唱得哩!”
从此，手风琴使得晓茵声名大震。村里要排练文艺节目，自然要她的手风琴冲锋陷阵；公社要组织文艺宣传队，派专人来借她的琴去鞠躬尽瘁；老远的村里有个从吉林大学毕业分配来教书的大学生听说有这样一把琴，不辞路途遥远，也跑来过过拉琴的瘾……。
手风琴成了晓茵也成了香山屯的一种象征，人们循着琴声，就会找到晓茵，找到知青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尽情唱歌，宣泄着、发泄着，琴声伴着歌声飞溅着情感的瀑布。那时她和伙伴们不无得意地说，就像当年凭着国际歌的歌声就能找到无产阶级的战友一样，凭着手风琴声就能找到晓茵找到知青战友……
人生如流，岁月如流，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架手风琴跟随着晓茵走南闯北，一直还保留在她的身旁。想想这些年的日子，不仅是琴陪伴着她，而且是琴帮助过她呢。正是因为她会拉手风琴，才从吉林的农村调到了湖北的工厂文艺演出队，有了一份拿固定工资的工作，并且在那里上了大学，最后回到北京。因此，许多次云一样的漂泊、迁徙，丢掉了许多东西，惟独这架手风琴依然保存着，走到哪儿，她都把它带到哪儿。
只是，后来再没有人拉它了，琴壳的漆皮已经斑驳脱落，琴盒的绒布破得起了毛，脏兮兮的落满了尘土，像蜷缩在角落里一只将死的老猫。
起初，结婚有了儿子后，晓茵曾经萌生过希望，教儿子学琴，把自己童年的梦延续在儿子的身上。但是儿子的兴趣似乎不在这里，她也没有这份耐心。琴就丢在了一边，像丢弃了一只酒杯，原来曾经盛满过多少香味浓郁的美酒，如今却连水都装不了一滴了。
一晃，儿子都长大了，工作了。儿子迷上了计算机，对手风琴更不屑一顾。她自己当上了一家单位的负责人，工作忙得头晕脑胀，也顾不上她的手风琴。而且，她和儿子一样也迷上了计算机，对工作确实重要，费的时间自然就更多。手风琴和计算机就像一对实力过于悬殊的棋手，手风琴没有一点还手之力，就被计算机直捣九宫败下阵来，似乎已回天乏术。
偶尔，她也想起她的手风琴，虽然只是流星般倏忽一闪，却划破心际，刺痛久远的记忆。想想在插队的日子里，拉琴最为辉煌的一次，是她即将离开那里办到湖北的那一天，她到旗里去办调动手续，正赶上听到了“林彪事件”爆发，大家忍不住的高兴劲喷泉般喷发。伙伴们每天都高兴地唱歌，她每天都在拉琴伴奏，连那个吉林的大学生大老远的都跑来了，加入了他们的乡村大合唱之中。大家一起挤在土炕上，望着窗外的夜空和苍茫的远方，整整唱了三夜的歌，她整整拉了三夜的琴。那些歌唱的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不怕重复。重复的歌词和旋律，和夜空中洒满的星星一次次升起，又一次次垂落，连老乡都熟悉了。那是一种什么情景?琴声给她带来了什么样的心情?
想想在香山屯的日子里，如果没有那琴声会是一种什么情景?贫穷荒凉，土炕上连那一块炕沿的木头都没有，许多地里是寸草不生，想家难归和路途迢迢的日子，黄沙漫天和风雪弥漫的日子，是那琴声支撑着、温暖着、慰藉着我们的心，让那些苍白艰辛的日子有了一丝丝色彩、生气和希望，真难以想象那时没有琴声，哪怕一天会是怎样的度过?
如今，没有琴声的日子不是一天天这样的度过了吗?觉出缺少些什么了吗?有时，她会觉得有些惘然若失。当时代变化之后，精神已经让位于物质，浪漫已经被实惠取代，即使是音乐也已经化为数码编制的m光盘，放进组合音响中，坐在柔软的沙发里用遥控器来欣赏，那种挤在一铺土炕上唱歌唱了整整三夜、拉琴拉了整整三夜，那种爬上高高的柴禾垛面对田野面对月光忘情而美妙的琴声，真的只是属于上一个时代尘埋网封的旧事，而那架融和着她整个童年乃至青春梦想与生命的手风琴，如今只像是一张旧照片唤起一些苍凉的回忆而已了吗?
我们太像传说中的狗熊掰棒子，总是掰到一些却又丢掉一些，而且总是自以为是地以为掰到的才是珍贵的，丢掉的都是应该的。
那架蜷缩在角落里破旧的手风琴，儿子总嫌它碍事，好几次对她说要是搬家赶紧把它处理掉。它还能在生活和回忆里存活多久?
（附记）
晓茵已经退休了。儿子已经长大了。往事已经落满灰尘。偶尔想起的时候，会扬起迷眼的尘土。那架手风琴也早已经不知了去向，因为连收购废品的都不要它了。
折断的翅膀
否定自己，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
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宝光还是个初中的学生。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养鸟。他学习一般，但养鸟很在行，手巧，心又细，能用竹棍或铁丝编非常精巧的鸟笼，在这方面的手艺，他几乎是无师自通。他养的鸟特别听他的话，能听从他吹出的哨音飞出鸟笼，又乖乖地飞回鸟笼。他的鸟能安静地陪伴他写作业，又能欢快地陪他玩游戏，每天都能听到从他家里传出来鸟的啁啾声。邻居家的猫不小心偷吃了他的一只鸟，他哭着喊着跟人家没完，非要拼命不可，任人家怎么道歉都不行。这幅哭鸟图一直在他们院子里和他们同学间流传。他实在是太爱他的这些鸟了。
那一天，红卫兵进了院子，一把将他的鸟笼扔到地上，上前又是一脚，踩碎了他的鸟笼，踩死了他的鸟。
要照往常，他早扑上去和人家玩命了。可那一天，他没哭没闹，开始反思，养鸟确实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确实能玩物丧志。虽然，这种否定对他很痛苦，但他确实从内心深处否定了自己，“文化大革命”就有着这样的威力，他开始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一直学到了到内蒙古插队，还在认真学，学得不错，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越学越激情满怀，以为是投身如同前辈投人的战斗，没赶上董存瑞抱炸药包、黄继光堵枪眼、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可以建功立勋，可以高举着红旗去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压迫的民族和人民……
一个时代确实有一个时代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潜移默化地改造着人们的精神，包括爱好，渗人到人生活和精神的角角落落。
他在内蒙古插队整整十年后，调回北京。青春没有了，和伙伴们种的地收获得比种子多不了多少。紧接着和同龄人差不多的命运，是待业，没人再管他是不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像败阵的伤兵一样，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和千疮百孔的心，对熟悉的北京陌生起来，破帽遮颜过闹市；然后，是好歹进了一家工厂，开始和整整比他小一代人的年轻人一起，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挣扎……
他才发现自己其实像是普希金所写的那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的渔夫一样，这么多年一次次拼命撒网，最后在大海里什么也没有捕捞到，破旧的鱼网上只残留着以往苍白的梦。
他再次否定了自己，这种否定依然痛苦，这次他失去的不是一只鸟，而是整个青春啊；但不敢否定自己而懵懵懂懂的生活，会更加痛苦。当岁月在流逝，青春在流逝，曾经那样宠爱过我们的时代忘恩负义地大踏步地从我们的身边走去，而变幻另一副笑颜去追逐新一代年轻人的时候，这种否定当然就更加痛苦。
又两个十年过去了，他已经年近五十。这两个十年中，他娶妻生子，不再有任何非分之想，只想安安分分在车间里干活，把儿子培养成人，一切的失落希望由儿子来补偿。别管怎么说，厂子还是国家的单位，工资不高，但熬到老，退休了，总有个保障。
谁想到，一年多前，这种在心里一直感到满足和安慰的保障，发生了动摇：先是妻子下岗，接着他也下岗。铁饭碗，居然也端不上了，眼瞅着自己和妻子都成了没单位的人，让他的心里很凄惶。孩子上中学正要钱，孩子的爷爷病在床上也正要钱，一家四口人，生活立刻紧张了起来，他一下子没着没落，像飘摇在水中的一条小船，前后拢不着岸。
妻子好不容易在一个单位里找到一个打扫卫生的活，对家里的日子多少有些添补。他苦瓜一样苦情四溢，四处求人，希望博得同情，却不料四处碰壁，哪儿也找不到活，哪儿却都能碰到和他一样倒霉下岗的。快五十的人，谁愿意要他这样一个半老不小的人干活呢?他真正感到青春像是一只鸟一样一去不返了。
一天，他偶尔路过龙潭湖前的鸟市。他早知道有这样一个鸟市，有单位上着班，一天忙得脚后跟直打后脑勺，哪顾得上到这里来?他是找工作又碰壁，路过这里，听见鸟的欢叫声，把他的腿吸引了过来。来是来了，现在，没事了，可也没心情了。他只是想随便转转，散散心而已。那些欢蹦乱跳的小鸟，让他想起那么遥远的童年和少年，日子还没怎么过呢，一晃竟到了没工作的时候了，到了快老的时候了。
忽然，在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看见有个人在卖一对翠鸟，竟要上千元那么高的价钱!着实让他大吃一惊，真是没想到!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么高价钱，居然有人敢买，连犹豫都不带犹豫的!他的心里不禁一动，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敢情现在行情变了，鸟又值钱了，而且居然有这么多人养鸟买鸟卖鸟!
偶然间鸟市这一瞥，在他死了一样的心里挑起了火苗，噌噌地蹿动着，燎得他蠢蠢欲动。他立刻跑回家，叫喊着要妻子把积蓄的钱拿出一部分。
妻子奇怪地问他干什么?
他说买鸟。
妻子火了，人还养不起呢，你抽疯呀，买只鸟养着玩?
他不想和妻子致气，一时半会儿跟妻子说也说不明白。谁能知道三十年了，这鸟又飞回了呢?妻子到底磨不过他，他到底还是把鸟买了回来，他先买回来一对便宜的玉鸟。养鸟，他在行，比在车间里于活还要轻车熟路，而且来情绪。他会编鸟笼，他懂得调鸟食，他清楚鸟要是病了，该怎样弄碎点西药片掺合在鸟食里喂进去，他知道文百灵武画眉该怎么个分别遛鸟而不脏了鸟……
三个月后，他养的第一对玉鸟孵出四只小鸟，活了一对，他小心翼翼把它们养大，拿到鸟市，很轻巧地就碰上了买主，几乎没怎么砍价，就卖了出去，卖了三百元钱。这是鸟带给他的第一笔收人。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养鸟的名气越来越大，在鸟市上认他的人越来越多，收人也越来越多。妻子对他刮目相看，自从下岗之后求谁都不灵，烧香佛爷恨不得都掉屁股，没想到，这小小的鸟却帮了这么大的忙!
现在，他已经基本不到鸟市去转悠了，因为他的名声大振，顾客盈门，都跑到他的家中订货了。他的鸟还没有孵出来，就已经有人排队预定了。而且，他也不再养玉鸟那种不值钱的菜鸟了，养的都是名贵品种，然后靠它们孵出小鸟挣钱。一对名贵的白牡丹鹦鹉或是烈日牡丹鹦鹉，一万三，他都不卖呢。
妻子不说什么了，没想到他还有这样一手，下岗了，走投无路了，这些小鸟竟然能让他起死回生。他的底气粗了，开始把头扬了起来，指挥一家团团转。他家三居室，他们夫妻、儿子、爷爷各一间，他要儿子搬去和爷爷同住，腾出一间房，用来养鸟。儿子学习没地方了，只好委屈在阳台上放上一台缝纫机当写字台。鸟房搭成一层一层的鸟笼，几十只鸟百啭千回，成了他们家永远的音乐，经过他家的楼下，总能给有一种百鸟闹林的感觉。他小时候，就是这样的鸟声伴随他写作业，现在，对不起了，也只好一样伴随儿子写作业了。有了相当不错的收入，有了悦耳动听的鸟声，妻子和儿子一时不习惯，也不再说什么了。
意想不到，鸟给他带来了欢乐，他没有想到人还有这样大的潜力，居然在他快五十岁的时候发挥了出来。
有时，他会想假如没有下岗，他的这种潜力会如此义无反顾、淋漓尽致地得以发挥吗?对于他，真是致于死地而后生。从内蒙古回到北京，他只想倚仗着铁饭碗，只有到现在，他否定了这种等靠依赖的思想，他才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只有靠自己。这一次的否定，他说不上如以前那样痛苦，也说不上高兴，只是有些惘然。这一代人，他觉得最容易犯两种毛病：一种是刻舟求剑，总希望按照原来现成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模式来重新生活；一种是守株待兔，总渴望有人理解有人同情，让命运再次关照自己。他觉得自己活到快五十岁的时候，才幡然醒悟，多少有些晚。
不过，他得感谢这些鸟，是鸟让他折断的翅膀重新飞翔起来。
（附记）
宝光的辉煌，有那么五六年的时光。后来，鸟的行情一下子跌了下来，原来上千元或上万元的鸟，几百元，甚至几十元，都没有人买了。这种意想不到的价格起伏，和以前吉林长春闹腾的疯狂的君子兰，几乎走的是同一个路子。而宝光的一屋子的鸟还在叽叽喳喳地叫着，此起彼伏地孵着小鸟呢。
宝光曾经带我到他家这间鸟屋里看这些吃凉不管酸的鸟，指着这一屋子鸟，很无奈地对我说：要是早孵出几个月，少说是十几万块钱！
如今，都砸在他手里了。不过，宝光几年养鸟毕竟挣了些钱，有了一些积蓄，日子过得不错，心里不慌。而且，养鸟也历练了他，他到想得开，他对我说：人不能和命挣把，命是谁也想不到的，“文化大革命”，谁想到了？谁又想到咱们能够回到北京？这一屋子的鸟，他索性也不卖了，自己养着玩，听它们叫，心里也舒服些。他天天在家里养尊处优，偶尔的时候，他听那是什么鸟在叫，暗暗在想得值多少钱；另一只什么鸟又在叫，又值多少钱。鸟飞天空，了无踪迹，却总有阴影从眼前掠过。
但是，养鸟挣再多的钱，也架不住坐吃山空。前两年，他还是出去找了一份活儿干。因为卖鸟的时候，接触的人多，三教九流都认识，这次找工作，不算难，从他手里买过鸟的老朋友帮忙，他在接到办事处找了一份差事，负责城管，多少有些进项。
他的老婆工作一直很稳妥，还在老地方打扫卫生。他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只是一时还没有找到工作，也不着急，天天在家里玩电脑、打游戏，成了他的一个心病。
父亲的生日
由于时代震荡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的生物钟被打乱了。在父母那一代人的眼中，我们总是显得很小；在我们的眼中，父母又总是显得很老。似乎，我们很少能有父母领着我们上公园玩的情景，而这样的情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说，即使他们上了大学乃至工作，都是司空见惯的，欢乐像是抑制不住的花开一般，让他们尽情地享受着温馨的芬芳。
这样的情景，常刺激小京，让他羡慕，也让他感慨。小京这名字是父母在他小时候给起的，如今48岁，再不是小孩子了。他属虎，今年本命年，老66届初中毕业生，曾在吉林科右中旗插队6年，现在是北京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
有时，走在路上，看到这样一幅全家福的画面，他的心里常涌起百感交集的滋味。他很羡慕这样的家庭，孩子能有这样年轻的父母，而父母又能拥有这样常在身边的孩子。这样的天伦之乐，在他48年的生涯中，似乎从来没有过。难道不是吗?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像是拉车不松套的老马，靠着摆小摊、拣煤核茹苦含辛地拉扯着一家十口人的生计；好容易他长大了，可以为这个超重的家分担一点什么了，一个跟头又跑到吉林那个荒凉的地方去，把父母像断桨残楫一样孤零零抛在家中。父母一辈子胆小，从来都谨小慎微，仅仅因为出身地主，便自己害怕得要命，主动地迁了户口，回到了河北昌黎老家得乡下。等小京6年之后背着空空的行囊从塞外归来，历尽艰难、千方百计把父母的户口从昌黎办回北京，把老两口接回北京的时候，团圆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父母先后病倒在床上了。
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岁月和人生苍老得这样快。让他有些匆忙得措手不及。他并不抱怨，只是觉得很对不起父母，他们吃得苦太多了，却不能让他们像现在那些年轻人的父母一样享受那样的天伦之乐。人生是一次性的，失去的就无法弥补，从头再来只是迷途的童话。即使现在想陪父母到公园去玩玩，也只是一个梦。他知道自己能够做的，就是尽忠尽孝，别再失去眼前。父母养他们这七个孩子实在是不容易，小时候那么艰苦的条件，却咬牙把八个孩子中六个培养成了大学生。每逢想到这一点时，小京都觉得对不起父母，他为父母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回北京已经24年了，因为哥哥不在北京，他先是伺候母亲魂归西天，接着伺候一天比一天病重的父亲。他毫无怨言，觉得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一根扁担挑着自己家庭一摊、父母一摊和工作一摊这样三副担子，艰难地走了24年，一天也不敢怠慢。每天都是下班先赶到父亲那儿，看看父亲的情况，听听父亲说些什么，嘱咐好小保姆该做的一切，再骑车回到自己的家里。不管下班多晚，这三点一线都是不会改变的。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自己年轻时的不懂事，对父母的不理解和冷漠。活到快50岁的时候，他才多少明白一点，人生的能量是守恒的，你在别的时候失去了什么，必定要在另外一些时候补偿上，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只是父亲的病越来越重，父亲在床上躺了二十来年，自己也知道在劫难逃。这几天，他总是念叨：“最好我是在星期六死，星期天你们就把我给烧了，星期一不耽误你们上班。你奶奶65岁那年就是星期六死的，星期天烧的，星期一我就上班了……”
辛辛苦苦给公家干了一辈子的父亲，临终之前，想到的还是公家的事。做孩子的，当然希望父亲能多活一些日子，都劝父亲，安慰父亲别胡思乱想。父亲坚持说：“你们别忘了，我的事也按你的奶奶死时那样办。”
谁会想到，这竟是父亲的一句谶语。
今年年初，
黑色的星期六，弄得小京这次出差心神不定。如果不是重任在肩，非他去不可，他一定要推掉这次出差。父亲的病确实危在旦夕，如果真是自己不在家时去世，自己养老而不能送终，实在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但是，他必须得去，因为是为了追回公司一笔巨款，他陪同法院的办案人员去取证调查。事关公家的事，在父亲的眼里是比他的命还要重要的呀。他就是从小在父亲这样思想教育下长大的，怎么能不去呢?
他去了郑州，其实郑州离北京不远，坐火车一夜就到了，可以省钱，但法院的人要求非得坐飞机往返。如今的风气就是这样，小京只好陪他们坐飞机，心想伺候好他们，在郑州抓紧时间把事情办完，赶在星期六前回来。他惦记着病危的父亲，临行前父亲的话让他心里七上八下的。他希望能给父亲再过一次生日，这会给病危中的父亲一些慰藉。年轻时以四海为家而偏偏没有家的概念，光顾着自己所谓的“革命”，而没有理解和照顾父母；现在虽然自己拼命地干，却没有给父亲挣来什么钱，让父亲能享受一下晚年。他只想能尽这一份孝心，给父亲再过一次生日。
谁想到，飞机成全着他，也同时毁坏着他的愿望。时间抓得很紧，事情终于在腊月十九星期六前办完，飞机在星期六上午起飞，中午就可以到家了。一切正常，小京的心早飞回北京父亲的身旁。他已经在郑州忙里偷闲给父亲买好了生日礼物。
可是，天不助他。星期六上午，郑州上空突然大雪纷飞，飞机无法起飞。小京心里火烧火燎，不住骂这帮人，如果昨晚坐火车走，现在都到家了。可是，昨天晚上他们还在喝酒呢，他们非要坐这个飞机不可!
一个人只有到了要失去什么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我们这一代人失去得太多，其中包括对父母的理解和责任，方才希望加倍补偿。谁能理解呢?小京望望身旁年轻的法院办案人员，沉重地叹了口气。唉，也不该埋怨他们，像是隔着一条宽阔的大河，两代人分别站在河的两岸。就像自己年轻时一样，和父母站在遥遥的两岸而浑然不知。懂得一点人生的真谛，需要付出的是青春昂贵的代价。
下午，飞机终于起飞了。
小京赶回家，父亲一个小时前合上了眼睛。
（附记）
十年过去了，小京还在那家公司当经理。催帐还是他必要的工作之一，他还是那样的勤勤恳恳，当然，他还是那样的忙碌，常常顾不上家。但是，再忙，每年的清明，他都要带上妻子和儿子会昌黎老家，父母的奶奶的坟都在那里，他要去坟前祭扫。
他家八个孩子，除了他还在工作，哥哥姐姐们都退休了，一个哥哥在南京，一个哥哥在鞍山，其余都回到北京。为了寄托对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的父母的思念，他们在网上办了一本电子杂志，每个孩子都可以随时写好纪念的文章，贴在上面。无论八个孩子在哪里，只要打开网页，都可以看到了彼此的心声，作者、读者都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他们能够尽情地和父母相会。
我在网页上看到过他们的这本电子杂志，那上面有小京写的也有他哥哥姐姐写得文章，回忆儿时父母的恩情，抒写内心对父母的歉疚，点点滴滴，却丝丝入扣，落花流水，蔚为文章。因都是真情实感，都是写给自己看的，因此如肌肤相亲相痛，都非常质朴感人。
更让我感动的是，还有小京的儿子和其他下一代孩子写的怀念他们奶奶和爷爷的文章。父母从来都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却能够影响后代，泽披子孙。小京的父母就是这样影响他的，他的行动又影响了孩子。在这本电子杂志上，我看到了这样的情感轨迹，更看到了这样的道德传承。
小京父母的在天之灵，一定是看到了，听到了。他们会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