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12v转5v电源芯片:大运河城市群叙事：中国脐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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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萧条尽掩门 荒城明落景—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沧州
“沧海桑田”用来形容沧州再合适不过了。由于地处九河末梢，古往今来，“萧条”、“荒城”、“孤城”等字眼频繁出现在众多关于沧州的诗作中。这座城市注定是荒凉的、悲哀的。京杭大运河之于沧州，在给沧州带来灾难的同时，也赋予了沧州一线繁华生机。在灾难与繁华中，沧州生产和弘扬了一种别样的财富—武术精神。这种财富也是沧州人独有的。
河人共东望 日向积涛生
在沧州吴桥县城南有一古堤，岁久河涸，但堤址犹在。周围村庄的名字皆以此堤为名，如“堤口崔家”、“堤南宋家”、“桃花岭”、“堤头姚家”、“堤南赵家”。明朝万历吏部尚书杨巍在《桃花岭诗序》中如此描绘这一河堤：“土岭高可丈余。余昔赴关陕，此岭延袤至魏境之南始尽，秦汉以来障九河者。”这就是沧州境界的古黄河堤。
远古时，古黄河至冀州分布为九河。九河者，乃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絮、钩盘、鬲津之河也。下至沧州，更合同为一大河，名为逆河。王莽时，将汉的渤海郡，即今沧州更名为迎河郡。王莽好复古，他的改名有着历史依据，古文中“迎”“逆”二字互通。逆河流经沧州，并在沧州地界入渤海。据《尚书R26;禹贡》、《汉书R26;地理志》记载推定，古黄河在沧州有两个入海口。一个在今黄骅市东部，一个在黄骅与无棣县分界的月河口一带。
由于气候干旱，加上农业对土地的过度利用，至元代时，远古的黄河故道已成了千里良田。元代蒙古诗人萨都剌登临此堤时，感慨而言：“迢迢古河堤，隐隐若城势。古来黄河流，而今作耕地。都邑变通津，沧海化为尘。堤长燕麦秀，不见筑堤人。”此诗不仅是河堤沧桑变化的写照，更是沧州城市的历史变迁。
沧州，因濒临渤海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割瀛、冀二州之地建沧州，盖取沧海之意。对于沧州而言，沧海变桑田历经万年才演变成现实，而在同样一片土地上，桑田变沧海却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这其中，京杭大运河是造成沧州“桑田变沧海”的主要因素。历朝历代，由于管理不当，加上黄河的不断侵袭，运河成为沧州水患的始作俑者之一。
西汉以前，今河北平原上主要河流如黄河、滹沱河、河、河、治水等都是独流入海的，诸水渐次交汇。至东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开凿了一条自滹沱河入弧河的平虏渠(即今京杭大运河自青县北至静海独流镇一段)后，河北平原上主要河流都会流天津入海，海河水系遂告形成（谭其骧：《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隋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在曹操旧渠的基础上，开挖了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黄河，北通涿郡，与江南运河、通济渠等构成了纵贯南北2500余公里的大运河。沧州段运河当时称为御河或卫河，成为海河水系的一部分。人工开凿的运河造成了众河汇流天津的局面，这也给海河流域的排涝问题造成严重后果。当六至九月的夏秋的多雨季节，每遇漳河、滹沱河、卫河同时涨水，整个河北平原几乎都要遭受水灾。
京杭大运河纵穿沧州达
“古瀛洲”即在现在的沧州境内，沧州人纪晓岚在《滦阳消夏录》中记到：“余家距海，仅百里，故河间古谓之瀛洲。地势趋东以而高，故海岸陡，潮不能出，水亦不能入，九河皆在河间，而大禹导河，不直使入海，引北行数百里，自碣石乃入”。地势较低的地理环境使洪水更加肆虐无忌，素有“九河下梢，鬲津最南，徒骇为北”之称的沧州由此被清代钦定为“泛区”，即是皇上亲自划定的水灾区域。僧可无在《送吕郎中赴沧州》词中描述了他看到的情景：“路遥经几郡，地尽道孤城，拜庙千山绿，登楼遍海清。河人共东望，日向积涛生。”
每到洪水肆虐，沧州大地上沿渤海方圆百余里，均系芦荡荒滩，四处望去，剩下的只有盐碱滩，还有浸漫在洪水中摇摆的芦苇和茅草，所以，沧州还有一别名—长芦。
水灾的连绵不断造就了古代沧州人特殊的民居风格和生活习俗：房屋依河坡而建，以平顶房居多，纺车一般都挂在树上。洪水一来，人们和家养的牛羊可以很快地爬到平顶房上去，挂在树上的纺车同样可以不被洪水冲走，减少了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杨翥在《长芦道》诗中曰：“屋室鳞鳞傍水边。”当年，纪晓岚的高祖纪椒坡从应天府上元县北迁时，中途曾遇到一个算卦的先生，告诉他：你们走到牛上房、车上树的地方就是安身立命之地了。当他们走到沧州时，看到牛上了河坡，也就轻而易举地上了房顶，应了“牛上房”的寓言，而这里的农家人大多都把纺车挂在树上，纺车也是“车”，这不就是“车上树”吗？于是，纪晓岚的高祖就在沧州安家落户了。
几千年来，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支撑着沧州人与洪水的搏斗，他们在所认知的世界里苦苦搜寻着化解水灾的方法。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沧州是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这里，海碧天蓝，气候温和，人们勤劳善良，日子过得非常美好。就连飞禽、走兽也愿意到这里落落脚。
有一年秋天，水面上突然刮起一股黑风，卷着水浪，像虎叫狼嚎一样咆哮着直扑沧州城，房倒屋塌了，满洼的好庄稼也被洪水吞没了。老百姓仓皇逃离，来不及逃离的纷纷被洪水卷走了。人们的哭声、叫喊声一片。原来是一条恶龙在兴妖作怪。它看着沧州这地方好，就一心想独吞这地方做它的龙宫。就在恶龙兴妖作怪、残害黎民百姓的时候，人们猛地听到一声像山崩地裂一样的怒吼。只见一头红黄色的雄狮，从海边一跃而起。它像鹰抓兔子一样，嗖的一声冲向大海，直取恶龙。海面上顿时水柱冲天，狂风大作，龙腾狮跃。雄狮和恶龙从天黑一直厮杀到黎明，恶龙招架不住，掉头就跑。它边跑边想：“我占不了这块地方，也叫这地方好不了。”于是，它一边跑着一边吐着又苦又咸的白沫。雄狮在后面紧追不放，一直到东海深处，逼着恶龙收回了淹没沧州的海水，这才罢休。
恶龙跑了，海水退了，沧州一带的老百姓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又能安居乐业了。人们为了感谢为民除害的雄狮，就请一位叫李云的打铁名匠，带领着九九八十一个手艺高超的徒弟，用了九九八十一吨钢铁，铸造了九九八十一天，终于在当年雄狮跃起的地方，铸成了这尊活灵活现非常雄伟的铁狮子。那条恶龙虽然没死，但一听到铁狮子的吼声就浑身发软，爪子发麻，人们把狮子视为瑞兽，又把这尊铁狮子叫做“镇海吼”。
在沧州历史上，“镇海吼”确实吼过。1924年冬天，沧人刘树鑫游赏旧州铁狮记到：“时孟冬天寒，白草萧萧满地，夕阳将落，北风吹入狮腹作吼声。”（《古沧铁狮记》）这应是残破的狮腹所导致的。《万历野获编》记当时传说：“曾有盗叛伏其中，搜捕不获，后知其故，铲破其腹。”海啸大潮常伴有狂风，而残破的狮腹恰好是个自然的发声器。
古人认为，“兽为坤象，坤为土，土生水。”铁兽能镇水灾成为一种风俗。北周时期，即公元953年，沧州人铸造了铁狮。当时，犯人李云上书周世宗，请求铸造铁狮子以镇水灾，周世宗应允，并带头捐款。李云召集当地铸铁匠人数百人，在开元寺前动工。《沧州县志》中记载，“铁狮，在旧州城开元寺前，高一丈七尺，长一丈六尺，背负巨盆，头顶及项下各有‘狮子王’字样。右项及牙边皆有‘大周广顺三年铸’七字。左肋有‘山东李云造’五字，腹内牙内字迹甚多，然漫灭不全，后有识者，谓之为金刚经文……相传周世宗北征契丹，罚罪人铸此，以镇州城。”沧州人把这种希望寄托给了铁狮，也赋予了它不屈不挠的精神。清人李之峥在《铁狮赋》中曰：“此狮飙生奋鬣,星若悬眸，排爪若锯，牙利如钩。即狰狞而蹀躞，乍奔突出而淹留，昂首西倾，吸波涛于广淀；掉尾东扫，抗潮汐于蜃楼。”
沧州铁狮子身高
据研究，铁狮的铸造工艺非凡，是古人采用一种特殊的泥范明浇法铸造而成。狮体内壁光滑，外面拼以长宽三四十厘米不等的范块，逐层垒起、分层浇铸；其狮头和狮背上巨大的莲座则是一次浇铸成功。铸造工艺之复杂精湛，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铁狮成为沧州一国宝，沧州又称狮城。《沧州志》卷一《疆域志R26;古迹》云：“卧牛城，又名狮城。”（卧牛城是沧州旧城的别称，因为其城池形状颇似一头卧牛。）
康熙元年（1662），铁狮子被大风吹倒，摔掉了尾巴与下巴。康熙八年二月，15岁的康熙皇帝南巡至京南四百里的沧州，摆驾观看了神武的铁狮。当时沧州诗人傅王灿记下了这次罕见的临幸：“下州狮子远皇都，古色苍苍堪一娱；小物尚能老圣顾，民间愁苦自然无。”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也在二月，八十岁的乾隆皇帝从东陵到西陵，再到泰山、孔庙兜了一大圈。大概四月上旬来到沧州。地方官员将康熙元年曾临幸的铁狮的故事讲给了乾隆。一心以祖父为榜样的乾隆帝果然顾不上旅途颠沛，也到旧城巡视。可是一向喜欢遇景题吟的他，却没有给沧州人留下值得荣光的御笔。
清嘉庆八年三月，有怪风自东北而来，铁狮倒地，口、腹、尾俱残缺。直至光绪十九年，署州事宫昱遣污者扶起，以砖石补其残，然已失原状矣。当地人认为风过狮仆，是清朝政府走向没落的象征。
一千多年的沧桑洗礼，如今的铁狮已显陈旧，锈迹斑斑，但它昂首挺胸、刚健有为的气质没变，从它的身上我们也读到了沧州人特有的气质—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泱泱乎表海之雄风
如同温柔富贵的江南能产生美丽诗词一样，多难多灾的沧州繁荣了尚武侠义的中华武术精神，京杭大运河将沧州的武术精神名扬天下，沧州也因此成为京杭大运河岸边的一颗灿烂明珠。这一明珠的培育却历经沧桑与艰难。这其中的滋味也许只有沧州人自己清楚。 古之沧州，素有“武术之乡”的称谓，据《汉书》记载，渤海郡太守龚遂到任之后，有感于民风尚武，力劝民众“卖刀买犊”，“卖剑买牛”。而这一劝诫对于沧州民众而言，完全是徒劳的，更是不现实的。源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尚武风气不是两三句劝勉之语就能改变的。
相对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而言，沧州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并不适合人们安稳生活，贫瘠的土地和动荡的社会景象使沧州人学会了如何生存，如何保护自己。
古代沧州境内的河流并不比江南少，这里沿渤海方圆百余里，均系湖泊芦荡，大约有十条河流途经沧州。但是同样是水多，江南由于水源充沛，土地膏腴千里，成为国之仓庾，“尽中国之赋不能当江南之半”。而水留给沧州除了灾难还是灾难。地处“九河下梢”的沧州土地由于多遭洪水浸泡，洪水退去后，所经之地多为荒滩盐碱，贫瘠苍凉，加上常年的水患，旱、涝、虫灾不时降临。在这样贫瘠的土地上，正常年景，许多人家糠菜半年粮；重灾之年，流浪乞讨，卖儿鬻女者不鲜。民谣云：“抛弃黄口儿，一乳恩情尽；但恨生不辰，莫怨父母忍。” 大片的盐碱地、蒹葭连天的大草洼让这里多了几分地老天荒的苍凉，恶劣的地理环境无法生产出足供民众生存的粮食，沧州人常常面临生存的困境。
相对于局面安稳的中原而言，沧州曾是天之尽、地之涯的边缘地界，成为远离政治中心、很少受人关注的边缘地方。这里是犯人发配的地方，“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发配沧州使之名震南北，古人曰沧州“远恶军州”。这里是叛将蔽身良所。由于地处偏僻荒凉之所，又因管辖较松，众多叛将隐藏此地。跟随明末闯王李自成的“闯刀王”宗师秦氏夫妇起义失败后，就隐匿于沧州。明朝时，沧州就有“小梁山”之称。罪犯、叛将的聚集使之成为生产匪盗的地方，加剧了沧州地面的混乱，这种混乱局面又增加了沧州人的生存艰难。
生存的艰难、生活的艰辛使沧州人在历史体验中认识到，当生存面临绝境的时候，往往身体强壮者才能渡一时之困，而体弱者往往难躲其难。因此，练武强身成为他们生存护身的根本所需。
相对于安逸舒适的江南而言，北方除了自然灾害外，更多的还是战争灾难。沧州在历代历朝的战争中培育了崇武风气。运河同样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凿而成的。
早在春秋时，齐桓公二十二年（664）桓公援燕攻打山戎就发生于沧州一带。战国时，沧州地处燕赵边境，更是战争发生的热点，燕国曾联合多国部队攻打齐国，就是路经沧州攻打的。苏秦合纵六国时，燕国成了列国合纵同盟的首先发起国。秦国为攻击燕国，离间燕赵，燕国在战国后期与赵国结为世仇。两国在沧州地界争战不休。频繁战事，民遭涂炭，民生维艰，燕赵两国民众在战争中知晓了须掌握攻防格斗之技方能自救图存。而燕、赵贵族也多收养行侠仗义之门客，以备不测。燕国义士荆轲堪称慷慨侠义的典范。为挽救于燕国，入质秦国的燕太子姬丹收留刺客荆轲，准备刺杀秦王嬴政。经过一番准备，荆轲在公元前227年带着秦国叛将樊於期的首级和夹裹淬毒匕首的督亢(今河北易县、涿县、固安一带)地图来到咸阳进献嬴政。在献图时，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刺秦王不中，被杀于秦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也成为慷慨悲壮的绝响。故史称“燕赵多慷慨侠义之士”。乾隆《沧州志》载：“沧邑俗劲武尚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闻。”至宋朝，沧州富贵之家尚存收留侠客的上古遗风。在《水浒传》中的柴进为了搜罗侠客武士，专门在路边小饭馆向店小二留下关照，遇有流配的犯人，皆可免单或径行其庄上，以资助之。
沧州段运河的形成更是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国时期，曹操与袁绍争战河北。曹操先在官渡大败袁绍，又于建安七年进逼河北，袁绍病死，河北呈群龙无首之势，诸子不睦，袁尚、袁谭互为攻伐，袁熙固守故安，后被曹操一一攻破。袁熙、袁尚投奔三郡乌丸。
乌丸（亦作乌桓）是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按照《三国志》裴注引王沈《魏志》的说法，乌丸是东胡的后裔，东胡在汉初被匈奴单于冒顿灭国，余部的一支逃到鲜卑山，以山为号，称为鲜卑，而另一部分族人逃到乌丸山，也以山为号，这便是乌丸。乌丸部落以幽、并两州为主要聚居地，在北方分布的范围相当广，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东汉末年，诸郡乌丸部首领各自称王，位处东北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的乌丸部落形成同盟关系，故称之为三郡乌丸。三郡乌丸的首领辽西乌丸大王丘力居死后，因为儿子楼班尚小，由颇有武略的侄子蹋顿代立，总摄三王部。蹋顿在袁绍与公孙瓒交战时主动遣使与袁绍和亲，并帮助袁绍与公孙瓒作战，作为回报，袁绍不但与乌丸部诸王和亲，还遣使诏拜乌丸三王为单于。史书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所以，袁尚、袁熙在穷途末路之时前去投奔，希望借助外族的力量杀回冀州。他们投奔至乌丸后，乌丸骑兵多次进入幽州腹地进行掠夺，骚扰曹操的北部边境。
为了能彻底解决三郡乌丸之患，清剿袁氏残余势力，平定北方局势，曹操决心北征三郡乌丸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古代战争取胜的重要策略，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最主要的就是偷袭袁绍的粮草。为士兵、战马提供足够的粮草，是曹操最为注重的。于是，在征战三郡乌丸之前，曹操接受董昭的建议，征用百万余河北民众开凿了平虏、泉州两条渠道以利交通。史书记载：“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水，名平虏渠；又从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平虏渠即是京杭大运河沧州段的雏形，它完全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凿形成的。
可以说，沧州的地理环境和上古依存的文化氛围培育了崇武学武的风气，形成了众多武术门派，也培育了沧州人的特有的精神气质。各门派在传承武术收徒时都制定了严厉的门规，强调徒者忠孝、崇德、重义，如沧州六合门派规定：“不忠不孝者不传，心术不正者不传。”这种收徒标准培育了沧州人行侠仗义、精忠报国的精神气质。如乾隆《沧州志》载：“承平之世，家给人足，趾高气扬，泱泱乎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踵而不恤。”后来残唐五代的战乱，明朝靖难之役，沧州民众多持械参战。
镖不喊沧州
至明清，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成为促进沧州这一人文特色发扬光大的重要因素，沧州人从此有了施展本领的舞台，它使沧州武术真正达到昌盛，沧州“武术之乡”的称号真正享誉大江南北。
明清相继定都北京，运河漕运显得尤为重要。南粮北运，行程数千里，安全是最大的问题。明朝时，设有负责漕运运输安全的军运组织——漕军，并在沿河部分城镇设立营所。而至清朝，这一组织撤销。但各省地还是要运送皇粮赋税，官员们深知责任重大，纷纷雇佣镖局、帮会护航。镖局是古代武林高手专门经营的代人护送财物的一种机构。它不但为朝廷或官府护送皇杠饷银，也常常受雇于商旅。
至清朝，沧州及沧州境内的泊头、莫州、河间、献县均为京杭大运河的交通要冲，成为京、津、冀、鲁、豫商品流通必经之地或商品集散中心，亦为官商巨富走镖的要道，这使沧州迎来了商业上的繁荣。比如当时出现了“商家林”地名。明永乐二年（1404）李、黄、王、郭、高、孙等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地，因当时经商的人多，故取“商家如林”之意而得村名商家林，后演化为商林。大批商人会聚沧州，为沧州集市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回族商人迁来，回族向以善于经商著称，一些回族商人、手工业者和从事骡马运输的人更为沧州—这个大运河上的重要城邑的商贸繁荣带来了生机，运河上多居回民的小镇—泊头，就是因为其商贾云集、市面兴旺，为水陆交通、船只停泊的重要码头而得名的。
运河沧州段的漕粮及商业运输业的繁荣大大刺激了沧州镖行、装运等行业的兴盛。地处运河沿岸、具有崇武风尚的沧州人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其防身强体的武术成了他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沧州人靠天吃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有一身武艺者纷纷入行当镖师，或入帮会负责漕运。沧州人从小拜师学艺也渐渐成为风气，“闯刀王”宗师秦氏夫妇隐蔽沧州就以教人武术为业。由于沧州人的武术本领高，加上沧州人的正直、刚烈，“镖不喊沧州”，成为南北镖行共同遵守之常规。
镖行里有一行规—“喊镖号”，即镖局每过一境，就要敲锣呐喊、报喊地名、插旗招摇的，有“堂堂正正亮自己旗号”的意思，更暗含威慑匪盗的意味。喊镖号绝不能乱喊，该喊时喊，不该喊时不喊，如过省会城市或镖行所在地时，一般不喊，镖师也会下马或下船步行一段，待过了这个码头才可以重新登舟上马。但是，这个江湖规矩到了沧州却形成了一个不是规矩的规矩，即不管从哪儿来，往哪里去，途经沧州都要扯下旗号，不得喊镖号，悄然而过，这样才会一路无事。否则，会被当地的同业认为有班门弄斧之嫌，喊镖号者往往会惹上麻烦。
乾隆年间，一个镖师押镖船沿大运河过沧州，沿河看到两岸绿树丛荫，烟村疏落，一时兴起喊了几声镖号。却不曾想，这几声镖号竟惹怒了河西白家口的武术好汉李昆。李昆拳脚功夫极好，尤善弹弓，在兄弟排行老五，人称“神弹子李五”。听到镖号声，“神弹子李五”疾步追赶，待追近时，射出一粒铁弹子把桅绳打断，只见船桅骤落，桅杆上的镖旗也飘然而落。镖师大吃一惊，知道遇见高手了。见李昆在岸边向他招手，示意船靠岸，不等船靠岸，李昆已飞身跳上甲板。拱手对镖师说，你既然敢在沧州喊镖，想必身怀绝技，我李昆想讨教两招。镖师也仗着艺高胆大，便与李昆较量起来。交手不过数招，李昆飞起一脚把镖师踢落水中。等镖师爬上船，揖手叩拜，发誓“镖永不喊沧州”。这也许就是“镖不喊沧州”的来历。
沧州的武术名声也通过大运河名扬大江南北。至清末，沧州出现了津门大侠霍元甲、大刀王五等武术名家，他们倡导武术、精忠报国，成为国人称赞的民族英雄，他们高深的武术及优良的品格可以说是间接得利于运河。
停桡买沧酒 但说孙家好
运河之于沧州，除了灾难和灾难培育出来的沧州武术外，还赐予了沧州清香甘洌的沧州酒。其酒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驰名海内，声誉如同今日之茅台，一罂可值四五金。
乾隆年间进士阮葵生，官至刑部右侍郎，最喜沧州酒，他对沧州酒的评价是“味始清洌”，每次由运河路过沧州，他都“至村中极意访之，始购得一壶归，饮之果佳。此后屡过其地，则皆饬仆往沽，无一如前味者矣。”（清R26;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沧酒”条）
在《茶余客话》中，阮葵生讲述沧州酒的来历：明末有三个老人，在沧州城外运河边的酒楼上喝酒，三人剧饮而醉，连账都没结就走了。第二日，三老人继续来喝酒，酒家也没问三人的身世，照常给他们端酒，三人又喝得酩酊大醉。临走之时，他们把酒碗中的余酒洒到楼窗外的运河里，这一洒，顿时酒香扑鼻。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出奇地醇，出奇地香。
传说归传说，但是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沧州酒取水于运河。这种说法得到了纪晓岚的证实。纪晓岚，沧州人，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的故事多数发生在沧州一代。他平生不饮酒，不但不饮，而且闻不得酒味。他曾在诗中说 “平生不饮如东坡，衔杯已觉朱颜佗。今日
从南川楼下取水酿酒有着不同一般的储存方法，更有它的奇特之处。纪晓岚在《滦阳续录》中描述得美妙绝伦，令人神往于此种奇特：此酒怕冷又怕热，怕湿又怕干，环境稍微变化，酒味就变了。必须把它放置在木架上，放置十年才是上品。如果把酒运到外地，无论是肩扛、车载或船运，只要一晃动，酒就变味。把它静放几天之后，才能恢复原来的味道。喝酒装壶时，要从酒坛里用酒杓平平地舀，如果用酒杓搅拌，酒也失去原味，又须静放几天才能恢复。
此酒如此奇特，其酿造之法也必然奇特，并非沧州每一个酒家都能酿造出来，他必须是“旧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清R26;纪晓岚《滦阳续录》）。所以，阮葵生在喝遍沧州各酒楼酿的酒后，才下如此判断：沧州只有吴氏、刘氏、戴氏、孙氏诸家酿造的好，其他都不尽佳。
这种酒到底佳在哪处？它又有怎样的不同一般的味道和感觉呢？纪晓岚在《滦阳续录》给了我们真实的答案：喝此酒，即使大醉之后，也不会感到胃痛，更不会头痛脑涨，只是感觉四肢舒服，想大睡一场。“虽极醉，膈不作恶。次日醉，亦不病涌，但觉四肢畅适，怡然高卧而已。”如果是用卫河其他段河水酿的酒，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是验证真伪之酒的一种方法。
清乾隆《沧州志R26;物产》中曰：“（此酒）陈者更佳。” 阮葵生也同样认为，沧州酒以酿藏十年者为佳。辨别酒的陈新成了喝沧酒人的必备之术。沧州酒的验证之法极为奇特：在架上放了十年的酒，可以温十次，味不变。温十一次，味就变了。放了一年的酒，温两次味就变了，放了两年的，也只能温三次，一点也不能假冒。即“凡庋二年者可再温一次，十年者温十次，十一次则味变矣。一年者再温即变，二年者三温即变，毫厘不能假借也”。（《滦阳续录》）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更何况交通便利的沧州呢。沧州酒借助运河之便利而闻名天下，过往船只只要到了沧州码头，必定下船买酒。当时沧州城外酒楼，皆背城面河。文人钱谦益在《后饮酒》一诗中，描述沧州酒被购一空的状况：
“停桡买沧酒，但说孙家好。酒媪为我言，君来苦不早。今年酒倍售，酒库已如扫。但余六长瓶，味甘色复缥。储以嫁娇女，买羊会邻保。不惜持赠君，君无苦相找。涂潦泥活活，僮仆手持抱。郑重贮船仓，暴富似得宝。”
清朝诗坛的南山北斗王士路过沧州，因喝沧酒而犯了一个错误—将沧酒误称为“麻姑酒”。他在《从山公乞沧酒》诗中写道“今宵且饮麻姑酒，别后俱为万里人”。不想这个错误因为他的名声，却流传了起来，并以讹传讹，《蝶阶外史》中说：“（北方）惟沧州麻姑酒著名。其酿以麻姑泉，泉在城外运河中。”直到纪晓岚写《滦阳续录》才把这个错误改正过来。“沧州酒，王文简公谓之麻姑酒。然土人实无称，而著名已久，论者颇有异同。”
如此上好的酒在沧州只卖给平常百姓。“盖舟行往来，皆沽于岸上肆中。”（《滦阳续录》）官府之人无论出多少倍的价钱也买不到真正的好酒，酒家常常以假酒应付官府，就是受到笞捶，酒家也不献出好酒。久而久之，成了沧州酒家的行规。“相戒不以真酒应，虽倍其价，不欲出，即笞捶，亦不献也。”其中原因，纪晓岚在《滦阳续录》中道出：“且土人防官吏之征求无餍。” 纪晓岚的朋友董曲江的叔叔董思任，最爱喝酒，他在沧州当知州时，无法喝到真正的沧酒。于是罢官之后，他又来到沧州，住在一个名叫李锐巅的进士家，主人请他喝酒，他把人家家酿的好酒全喝光了，喝得是如醍醐灌顶，大发感慨曰：“我真后悔不早些罢官！”与此同时，沧州酒家还盛行着另外一个规矩，即，无论哪家酿造出上好的酒，都耻于拿到市上去卖，而是互相馈赠。“村醪薄，不足辱杯。”这两种规矩投射出沧州人的性格—耿介、刚直、不阿权贵、重义轻利，但是它们也大大阻碍了沧州酒的留传。沧州酒只卖百姓的行规使它只能成为民间盛誉之酒，而无法得到官府的强力支持，这也就失去了扩大生产和改进酿酒方法的机会，毕竟民间的支持力度是比较微弱的、也是没有凝聚力和持久力的。好酒耻于上市的行规又让沧州失去了更多的经济支撑。毕竟强大的经济后盾是沧州酒得以留传的重要因素。因此，沧州酿酒的大户，比如戴家、吕家、刘家、王家、张家、卫家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衰落。难怪梁章钜在《浪迹续谈》“沧酒”一条中提到：“沧酒之著名，尚在绍酒之前。而今人则传知有绍酒，而鲜言及沧酒者，盖末流之酿法，渐不知其初耳。”
如今，沧州依然盛产酒，但已没有当年的名气，也许因为运河的淤塞，沧州酒失去了酿酒之水，失去了弘扬名声之渠道。而沧州武术却没有因为运河的淤塞而颓废，它已经深深印入了沧州人的精神气质中，成为沧州人的文化财富。
4.黄沙卫河水 清野德州城—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德州
德州，地处黄河故道，运河之滨。一座河流文明造就的古城，远古黄河、鬲津河、马颊河、胡苏河、钩盘河、徒骇河等东西横穿德州，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曰：“（德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滔滔江河水在这里纵横其界、负载千钧，演绎着数不清的悲欢离合。它因黄河而命名，因运河而闻名。当我们将运河放在德州整个发展历史中，我们会发现运河对于德州的价值和意义。
以水名州 因河设卫
德州，地处黄河故道。德州之“德”，乃德水之“德”。德水，古黄河别名。德州因处于德水之畔而得名。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称天下之帝。他推崇五德终始说，五德即水、火、土、木、金之德。这是一种作为解释朝代更替和世道治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当时人们认为，黄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互克互生。秦因周为火德，能灭火者是水，故自称得水德之瑞，所以秦能灭周。封禅书曰：“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秦始皇帝因自谓为水德也。”因此，秦改古黄河名曰“德水”。（汉R26;司马迁《史记R26;秦本纪》）
西汉时，在今德州东境、古黄河边置安德县，取“德水安澜”之意，意喻“太平祥和之州”。之后，此名此意就被赋予了德州。至隋朝，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改安德郡为德州，治安德县，此为德州地名之初始。以后时废时复，至唐乾元元年（758）复称德州，自此，历代皆称德州。
几千年来，德州从来没有如名字所喻的那样—太平祥和，无休止的战争让它充满了不幸与灾难。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曰：“（德州）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必使德州成为战争的附属品和牺牲品。战国时，由于地处齐赵的交界之地，齐、赵往往争衡于此。汉末亦如之。晋时，朝廷纲纪紊乱，夷族入侵，德州恒为战地。刘宋时，魏人谋并青州，唐天宝年间，渔阳肆祸，44岁的颜真卿结成抗击叛乱、维护统一的联盟，牵制了安禄山的叛军。文天祥曾盛赞云“逆贼牵制公威灵”。
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德州是军事重镇的首要身份依旧没有摆脱。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使德州的地理位置更加重要。“因河设卫（明驻兵的城池）”成了德州与运河渊源甚深的一个重要原因。
京杭大运河德州段原为汉屯氏河。西汉元封后，黄河北决于馆陶（今属河北），分为屯氏河，东北流至章武（今河北沧县东北）入海。汉永光五年（前39）因黄河在下游鸣犊口（今山东高唐南）决口，屯氏河遂淤绝。隋大业四年（608）为便利河北地区的军事运输，隋炀帝下令开凿运河，史称永济渠。《隋书R26;炀帝纪》记载说：当时“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永济渠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引沁水东流入清河（卫河），到今天的天津附近，经沽水（白河）和桑干河（永定河）到涿郡。永济渠全长二千余里，德州段就是利用屯氏河故道修浚而成。
北宋时，黄河改道，曾一度使“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金代，由于战乱，运河或通或塞，只有德州段储运。德州因此成为山东北部水路交通中心，“控燕云而引徐兖，襟赵魏而带溟岳，神京藉为咽喉，漕艘由之通达”（明R26;陈亮彩《重修德州城记》）。
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条件，使德州成为历代仓囤和驻防重地。早在金天会七年（1129），德州就置设将陵仓，以利漕粮储运。元至元十九年（1282），开通州河、会运河后称大运河。当时，临清至天津段称御河，也称卫河（御河本为卫水，春秋时又属卫国）。元时将陵仓改为陵州仓，德州成为御河漕粮的重要基地，并在德州设置捕盗司、达鲁花赤、监支大使等官职，驻扎大量军队统管漕粮运输和安全。
德州真正驻防，始于明洪武元年（1368），当时大将常遇春攻克德州，立守御千户所。洪武七年（1374），为控制运河仓储，朝廷将陵县升置为德州，城在御河西岸。洪武九年（1376），改为德州卫，是为正卫。洪武三十年（1397），运河裁弯取直，并在所截河湾东岸筑卫城，城内专门储存山东、河南等地的漕粮，是南北大运河沿岸四大名仓之一。明建文元年（1399），为保护粮仓和战略需要，明朝在此地以营为单位驻扎军队，城内居民皆为军户。都督韩观在德州城北建筑了哨马营、驸马营、边北营、哨马囤等，也即历史上著名十二连营，它让德州变成地地道道的军事性城市。
天下粮仓并未给德州带来幸运，它带来的是一场难以泯灭的历史灾难。
明初的“靖难之役”是德州与运河漕运关系最突出的历史事件。因德州卫城储存大量的粮食，这里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靖难之役”总共进行了四年，在德州就打了三年。德州成为燕王朱棣夺取天下的一大障碍。德州之战，是燕王朱棣夺取天下的关键，“靖难之师，先下德州，引军而南，遂成破竹之势”。（清R2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去世，他的孙子年仅23岁的建文帝朱允继位。明朝建国时，朱元璋把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在全国各地。一部分授以兵权，如燕王棣、晋王、宁王权等，命他们驻守北方，抵御蒙古；另一部分则驻于内地各省，如周王棣、齐王等，使他们监督地方的官吏。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的势力最大。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清R26;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燕晋二王更是长期在北方筑城兴屯，训练兵丁，中央派来的将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皆听其节制（《明史》卷一一六《晋王传》），甚至“诏二王军务大者始以闻”（《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由于诸王(太子)相互煽动，一时流言四起，面对诸王势力逐渐增大趋势，建文帝坐立不安。遂谋削藩。
1399年，在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下，建文帝削黜了一批诸王。但由于燕王朱棣擅长用兵，又居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难以遽削。建文帝便在北平外围的开平、山海关、临清、彰德(今安阳)、顺德(今邢台)等地部署兵力，以备燕王。这年七月，燕王朱棣见削藩已起，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在北平起兵，称起兵为“靖难”。“清君侧”是明太祖朱元璋赐给诸王的权力。规定诸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力，这是为了避免权臣擅政而设立。历史上将这次战争称为“靖难之役”。同时，明太祖又怕诸王权势日大，威胁了中央集权的统治，申明诸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清R26;王鸿绪《明史稿R26;列传三R26;诸王》）
“靖难之役”初起时，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南京朝廷则在各方面占压倒性优势。但朱棣善于用兵，在真定之战中大败南军统帅老将耿炳文。建文帝遂任命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屯兵德州准备攻燕。李景隆贸然出击，在北平城下及白沟河两战中，军令不严，指挥不当，被朱棣打败。朱棣乘胜南追，攻陷德州，围攻济南。济南城中军民在都指挥盛庸、山东参政铁铉等督率下坚持固守，燕军围攻三月，未能破济南城。朱棣恐粮道被断，解围北去，盛庸随即收复德州。
济南保卫战后，盛庸被任命为平燕将军，代李景隆统兵，屯兵德州，相机出击，遏制住了燕军。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后来，朱棣接受谋士建议，被迫绕开德州、济南山东之地，直趋金陵，半年内便夺取了政权。
“靖难之役”虽以朱棣成功、建文帝失败而收场，但从战争的进程看，德州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却显示了出来。正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论：“盖川陆经途，转输津口，州在南北间，实必争之所也。”但是德州遭遇了空前绝后的重大损失。民国《德县志》记载：“元明之际，干戈扰攘，常开平之红头军，燕王棣之靖难兵，残杀蹂躏，既无孑遗。”
明永乐迁都之后，德州不仅是运河漕运的必经之地，更是通过南方九省的陆路咽喉，“川陆则悉会于德州”。其地理位置更加突出和重要。
明永乐年间，明朝在德州建立了德州水次仓、常丰仓。永乐五年（1407），又置德州左卫，加上洪武年间设置的正卫，德州共有11200名士兵驻防。明正德六年（1511），刘六、刘七率领的农民起义，率众数万围困攻打德州城。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占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后，旋即以大将郭升攻克德州。清代，德州城为清兵驻地。清雍正九年（1731），又建德州新仓120间，同时强化德州的守卫驻防。当时，山东境内只有两处设满兵驻守，一处在青州，一处就是德州。由此可见，德州当时所处的军事地位。
三王拜中华 运河埋忠骨
在德州强化军事地位的同时，运河又给它漂来了一位外国国王。带有军事性质的德州又多了一份政治功能—中外交流的见证者。
在中外交流史上，德州应该是浓墨重彩的一座城市。五百多年前，一位菲律宾国王坐船回国，途经此地，不幸染病去世，安葬于此。在德州的西北部，运河东岸畔修筑了墓地，他的王妃、王子等王室成员多人按照中国风俗留下守墓，这一守竟然守了五百多年。
这些王室成员及后代对运河而言，有着说不清的感情。正因为运河，他们留在德州，也更是因为有了运河，在明清之际，他们才能与祖国取得联系。五百多年来，他们不仅守护这片占地上百亩的墓园，守护着他们的祖先，更是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繁衍着后代，形成了德州有名的村落——北营村。运河让德州成为中菲友好交流的见证者。
在古代，大运河可以说是一条“通天街衢”，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古人依靠它通行于南北各省。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一改他父亲闭关锁国的政策。一方面，派遣郑和率领船队出使西洋，提高声望，宣扬国威。另一方面，在各地设立驿馆，起到了鼓励海外诸国使臣商贾来明朝开展朝贡贸易的作用。每处驿馆置船几只到几十只不等，同时建有馆舍、铺盖，供应一定数量的禀米，以供过往食客饮食住宿所用。在这种开放政策的激励下，明永乐年间形成了万国来朝的局面。但凡自京出使海外诸国者，必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出海。而来京朝贡的各海外使臣凡在广州、福建和浙江沿海登陆者，也必经由京杭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京杭大运河自此成为了“外交街衢”。
明洪武九年（1376），在旧运河东岸上（今迎宾路小学址）始建了德州水馆驿（即安德水驿）。据旧县志载：“明洪武九年，置安德水驿于西关。”“安德水驿”是指从安陵至德州运河河段，约六十多华里水段所设的水驿站。
正是在此种历史背景下，明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携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率其家属凡340余人漂洋过海，到达福建泉州，又乘船至浙江沿海，后沿运河一路北上来京朝贡。
苏禄国，一个伊斯兰教的酋长国，位于菲律宾的西南部，后来成为菲律宾的一个省份。《明史》曰：“地瘠寡粟麦，民率食鱼虾，煮海为盐，酿蔗为酒，织竹为布。气候常热。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与华人市易，大者利数十倍。商舶将返，辄留数人为质，冀其再来。”
当永乐皇帝得知苏禄王一行来京朝贡时，特别高兴与激动。虽当时形成了万国来朝的局面，但像苏禄国王这样如此隆重、如此高规格的使团朝贡尚属首次。三王并来，这是何等的尊重和向化之笃。永乐皇帝发出一道又一道圣旨，命令运河沿途各地方官员热情接待使团，并提供一切费用和开销。
苏禄国三王在京城登临长城，极目燕山，与永乐皇帝一起探讨了治国平天下的国策，共访问27天。
行至德州时，已是农历九月。此时，秋风瑟瑟，寒凉骤起。对于身处赤地、气候炎热的古苏禄国东王而言，遇到如此寒凉天气，有些水土不服，加上多日劳累，不幸染上重伤寒。于是，船停靠岸边，苏禄国东王抬入德州驿馆养病。几天后，不治而亡。
消息传到北京，永乐皇帝万分悲痛。立刻派礼部官员携带祭文赶至德州，并择地为苏禄东王造墓，谥号“恭定”。
据说，按照苏禄王国的风俗，墓地应选择土重之所下葬。为此，永乐帝派遣德州大小官员称量德州不同方位的土重，最后选中德州北部、运河东岸的一片土地辟为墓园。据《温安家乘要录》记载当时的东王墓园情形：“德州城北二里许，土垒十二所，周方数里，绵亘连崎，旧名十二连城……成拱卫环绕，风水所聚，前庙后墓，魂魄相依。其后王妃，温、安二子俱附葬于其次，佳城郁葱……庙在王墓前，永乐十六年初建，正殿五楹，奉王画像，东西配殿三楹，御制碑亭一座，仪门一间，大门三间，牌楼一座，翁仲、石马如其秩。”
下葬苏禄东王后，永乐皇帝遣使赍敕谕其长子都马含曰：“尔父知尊中国，躬率家属陪臣，远涉海道，万里来朝。朕眷其诚悃，已锡王封，优加赐赉，遣官护归。舟次德州，遭疾殒殁。朕闻之，深为哀悼，已葬祭如礼。尔以嫡长，为国人所属，宜即继承，用绥服。今特封尔为苏禄国东王。尔尚益笃忠贞，敬承天道，以副眷怀，以继尔父之志。钦哉。”（《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列传第二百十三外国六》）
于是，东王长子随西王、峒王及使团回国继承王位，留王妃葛木宁、次子温哈喇、三子安都鲁和侍从十余人守墓。明朝政府按期供给他们“俸粮”和“钞贯”，置了祭田，特“恩赐十二连城之共祭田二顷三十八庙，永不起科”。考虑到苏禄东王后裔信奉伊斯兰教，明朝政府在墓园西侧建立了清真寺，又拨历城县姓夏、姓马和姓陈的3户回民供其使役，协助办理每年的祭典，并豁免全部差徭。东王后裔们可以同这三姓回民通婚，但他们之间因为是近亲，则不可通婚。守墓六年后，东王后裔回到了菲律宾，但由于眷恋中国，第二年就又重返德州。从此，东王妃与两个儿子长居中国，直至去世，一同葬在东王墓的东南侧，与苏禄王墓隔墙相望。留下守墓的东王妃也没有与苏禄王合葬。
至清朝，他们同样作为友邦贵客受到朝廷的特别恩顾。这样持续了三百多年。
清雍正四年，苏禄国使臣来朝进贡，并定期五年一贡。雍正十一年，苏禄国王奏请修复在德州的苏禄王墓园，清朝修理整治王墓所有神道享亭，并从安、温二姓中各选一人给顶戴奉祀。使臣又向清朝奏请，请求在德州的东王后裔入中国籍。雍正皇帝批复：“前明留德守墓人等子孙，以温安二姓入籍德州。”从此，东王在中国的后裔成为中国公民。当时温安两姓已繁衍至193人，他们围墓而居，形成了一个自然村，名曰“北营”。
乾隆时，苏禄国东王后裔温宪，字郁亭，“警敏好学，乾隆乙卯（1795）举人，授河南修武知县，历权（代理）池水、宁国、徽州、安庆等知府，调补凤阳府知府。所至之处，能明察吏勤，能爱民，循声丕著，以卓异升任庐州、凤阳道台，一时有循良之誉。”这是苏禄国东王后代在清朝唯一的一位大官。
如今，苏禄王墓园依旧大致保持初建的规模和布局。在墓园的入口处，立一牌坊，上书“聪慧永传”、“芳名远播”八字。牌坊内立一石碑，乃永乐皇帝为苏禄东王亲笔御书的墓志铭。穿过牌坊，甬道两侧立着石马、石人、石狮、石猴，如同军纪严明的士兵守护着自己的主人，守护着这片圣地（这些石马、石狮、石猴曾在“文革”时遭到破坏，后又修复）。
沿着甬道前行，是苏禄东王的墓园正门。在正门两侧经常可以看到晒太阳、下象棋的老人，他们聚坐在门口台阶上，与石马、石狮共同守望着这片圣地。他们大多数是东王的后裔，几百年来，他们因守墓而留在德州，在德州繁衍生息，“北营村”成了他们专有的生活属地。如今，守墓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也许不再那么重要，但他们依旧喜欢在年老之时，守护在自己的祖先墓园前，享受一份安宁与休闲。在苏禄墓园东侧的王妃和两个王子墓地里，还经常看到家长带着孩子游戏其间，他们也许是温安家族的新一代。在孩子的脸上，我们已经看不到对墓地的一丝恐惧，有的只有快乐。而在大人的眼里，有的则是虔诚与尊重。家长们经常会指着墓地与旁边的碑亭讲述几百年前的史实，孩子们是在游戏中知道了自己的祖先，了解了自己的祖先。
进入墓园是一座气势不凡的大殿—灵恩殿。大殿的后面就是苏禄国王的硕大的圆形坟墓，坟墓前立有一石碑，上刻“故苏禄国恭定王墓”。
在灵恩殿里还供着一幅苏禄东王身穿红色中国官服的画像。据园里讲解员说：苏禄王来中国后，非常喜欢明朝官服。永乐帝便命人拿来象征不同官品的官服，供他挑选。苏禄王不假思索地拿了件红色官服，永乐皇帝看到苏禄王拿了件红色官服，非常高兴，称赞苏禄王乃是聪慧贤达之士，遂赐丰厚赏品。
为什么永乐皇帝如此高兴还赠予赏品呢？在明朝，不同颜色的官服象征着高低不同的职位，红色官服代表着最低的职位。苏禄王选择红色官服说明他是真心来朝圣的，有真挚的臣服之意。这也是永乐皇帝对苏禄王的一个小考验。当他看到苏禄王的臣服之意后，当然非常高兴。一是获得了唯我尊贵、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二是满足了大国尊严的权威需要。“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自汉朝始，在中国历史的朝贡交易中，中国一直遵循着这种外交政策，中国皇帝的行为也一直被这种心理所支配着。
每一次的朝贡交易，异邦小国通过敬献各种珍贵特产表达对中国称臣或表达对中国文化向往的同时，总是能获得大量的丝织品、金银、瓷器等回赠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政治上获得了庇护，经济上获得了与中国政府进行官方朝贡贸易的许可，即拥有了与中国做生意的特权。自此，他们可以在朝贡贸易中尽情牟取厚利。而中国在朝贡贸易中得到的只是政治上的敬畏和推崇—借此树立起崇高威望，使诸国敬畏而向往。至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朝贡贸易达到了历史的极盛。在郑和下西洋前后的28年里，来明朝朝贡的海外使臣达300次之多。在这种“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中，各国使臣沿着运河北上朝贡的同时，也将带来的私货贩卖至运河沿岸的城镇，刺激了当地的商业。运河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运河沿岸城镇也成为中外商品交流的集散地。德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渐走向繁荣的。
出逢漕船来 入逢漕船去
相对于山东的济宁、临清而言，德州落后于它们，是一所偏重于军事政治型的城市。但明永乐年间，德州一跃成为全国33个经济重镇之一。德州明清之际的繁荣得益于运河。“河兴城兴”，成了德州与运河渊源甚深的另一个原因。
任何一个城市在由“城”到“市”，“城”与“市”相融，城与市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中，大多借助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运河都赋予了德州。
第一，由“城”到“市”，大多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城”与“市”的最大的不同是功能不同。“城”偏重于军事和政治功能，是用于防御的。“市”偏重于经济，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它一般在“城”的附近，是百姓换取必要的生活用品的地方。因此，在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集市。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农村集市，它们大多数存在于几个村落村民方便到达的地方。运河的全线贯通是德州由“城”至“市”的主要条件。
元明清，山东运河经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治理，全线贯通。尤其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德州在南北转输的地位更加重要。永乐十三年，重疏大运河，漕粮悉由京杭大运河运往京、通两地，海陆运俱废。德州地处京畿附近遂成为四大粮仓。当时，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九省是通过运河经德州向北京运粮的，在德州城西北设置“递运所”。由于是九省运粮至京的通道，史称“京畿达九省御路”，明代在旧州城聚秀门(俗称大西门)外古驿道上(今米市街)、运河边修建了九达天衢坊，此坊4柱3孔，南北向，为木石结构。牌坊上部为木斗拱，挑檐，黄琉璃瓦盖顶；南北向4条青石基础，4根木质圆柱插入基石，两侧各有两根斜柱支撑。基石上雕有石蛤蟆8只，均为伏卧状。牌坊中间门楣上横书“九达天衢”四字，相传为明嘉靖年间太子太师严嵩所书。1899～1901年(清光绪年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重修，“九达天衢”四字由朱启钤重写。此坊毁于德州解放前。现又在火车站重建了九达天衢坊。
德州是在成为九省运粮通道之后才真正繁荣起来。当时交通的便利使运河漕运能力大大增加，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漕运能力为151.3万余石，到泰定三年（1326）增到335.1万余石，运河上常常是“舳舻首尾相衔，密次若鳞甲”。特别是明代和前清时，运河中兴并达到鼎盛。当时，每逢漕船过境，浮桥口（当时的运河码头）以南以北，帆樯林立，拥挤不堪。明弘治朝礼部侍郎程敏政在路过德州时曰：“出逢漕船来，入逢漕船去。帆樯密于指，我舟无着处。”德州段运河递运南粮赴通州量达400～600万石左右，成为南北水运的咽喉要地，漕粮转运和开展贸易的重地。当时德州仓辖兑69个州县，其中24个县，直接将粮食交到仓口，年货运量、周转量、吞吐量都占运河各港口之首。
第二，地缘优势是德州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明朝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德州也由一个偏僻小城一跃而成为政治中心的辐射地域。凡东南漕粟，商贾宾旅以及皇帝南巡、外夷朝贡皆途经此地。尤其是康熙乾隆年间，皇帝南巡常常驻临德州，它让德州免受一些灾难之苦，促进了德州经济发展。
康熙二十三年，这位有作为的清朝皇帝第一次巡幸江南，就驻跸德州，看到德州人烟汇集的夜景，他思虑万千，当日就写下了《次德州即事》：
近郭人烟集，遥天月上初，析寒添夜漏，不寐但看书。
康熙四十六年（1707）正月，康熙皇帝第六次南巡，驻跸德州时，写了一首题为《德州》五言诗：
长河绝流，晓坐寒仍肃。
若使居深宫，安知有冷。
此时，已经离他第一次驻跸德州整整过去23年，年过半百的康熙在经受长途颠簸和夜冷晓寒之苦后，看到自己还能亲自体察和了解平民百姓的冷暖疾苦而由衷感到欣慰。他以德州之境况了解民生，关注着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们。
至康熙的孙子乾隆在位期间，乾隆曾六巡江南，且每次驻跸德州，“恭依皇祖德州即事诗韵”，写下了许多吟咏德州的诗作。乾隆十三年（1748）春，他巡幸山东，曾写下《旋跸过德州》一诗：
幸鲁过德州，柳梢初放青。
事毕兹言旋，绿云红雨并。
却来未及月，春色纷纵横。
麦垄纵未萎，黍田犹待耕。
连朝风势作，每与云相争。
哀此齐鲁民，何独连歉丁。
祀秩虽成礼，廑怀为灾民。
一日增百忧，往返愧此程！
写此诗的前一两年，即乾隆十二、十三年，直隶、山东连年遭旱灾。此诗表达了乾隆皇帝对齐鲁连年荒灾、民不聊生的深切悲悯之情，对自己耗尽大量民财深感愧疚，之后，乾隆下诏命减免山东粮税。
清乾隆二十一年，山东巡抚爱必达在德州城内为乾隆皇帝兴建行宫，起名曰“恩泉行宫”，以答谢浩荡皇恩，其建筑宏伟豪华，亭台楼榭，富丽堂皇，园林造景典雅优美。乾隆皇帝进驻后，感慨奢侈之风，于是写下《德州行宫示出山东大小官吏》七律诗一首，以“未敢深宫自晏居，万民得所乐宁如”诗句告诫山东大小官吏。民国时期，行宫已湮没无迹。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对德州民生的关爱，对德州官吏的劝诫，是德州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环境。至乾隆期间，德州城池已具有一定规模，建筑蔚为壮观。城内有庙、寺、观、庵、祠、宫、楼、坛、驿等72处。
大量移民的涌入是繁荣德州经济的另一个条件。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城市的繁荣与发展的条件。作为漕运粮仓的德州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便利的运河和地缘优势使移民至德州成为现实。德州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
元明之际的历年混战、靖难之役的德州战役，使德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数量锐减。德州城内一时间皆为军户，几无民户。为发展德州经济，明初从洪桐移民以恢复生产发展，人口规模达到了一定数量。明迁都之后，德州的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它带动了漕运的发达，更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当时，南北的商旅也纷纷改道大运河。明永乐年间的德州“四方百货，倍于往时”（《明成祖永乐实录》卷一二五，永乐二十一年正月）。为改变德州无商业的局面，永乐九年，南北商旅被安置在城厢并设市：
南关为民市，为大市；西关为军市，为小市；马市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又东为柴市，西为锅市，又西为绸缎市。中心角以北为旧线市，南门外以西为新线市……小西关军市货物皆自南关拨去，故市名类以小字别之。后因每岁冬间运粮于北厂，故又以北市为名。万历四十年（1612）御河西移，浮桥口立大小竹竿巷，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遂成市廛。（民国R26;李树德修、董瑶林纂《德县志》）
从这段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明代德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漕船的来来往往形成了德州的商业中心—商埠，即在运河边附近便发展起了桥口街、小锅市街、米市街、顺城街和北厂街。清朝乾隆年间，城内有手工业作坊200余处，商号400多家，并涌现出许多名字号和名产品，如瑞兴号的水、旱烟畅销天津、济南，颐寿堂的人参再造丸行销北京、天津，德州农家编织的草帽辫，远销川藏云贵，德州成为很大的贸易基地。
缅怀古贤哲 高卧得神趣
明永乐迁都之后，地处运河之畔的德州由一个偏僻小城一跃而成为政治中心的辐射地域。这不仅给德州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更是让曾经处于政治边缘地带的德州人一下子拓宽了视野，赋予了他们一个关注政治、关注世界的历史机遇。政治文化再一次浓墨重彩熏陶着他们，进而激发起这一区域的文化底蕴，被人评价为“人文飙起，名卿蝉连，实甲山左”之城（胡朴安编撰《中华全国风物志》），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书院和有影响力的德州学子。
明清时，德州由于受到政治中心的影响，州学兴盛。在不断繁荣州学的过程中，德州人寻找到了自己文化传统的立足点。这一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西汉。当时，德州旧城西门外，古运河东侧，一位古代名儒在此下帷读书讲学，以治《春秋》，专注求索，“三年不窥园”，提出了治国安邦之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儒。他就是董仲舒。《史记》曰：“董仲舒，广川人也。”古代广川包括今之德州。据《德州志》记载：“我德州为董子故里。”德州古人为纪念董仲舒，曾在董子读书讲学之所，建立了董子读书台。据考证，读书台至少在隋朝已经建成。清朝人马翥在《陵州杂咏》中写道：“春入柳湖三面青，仲舒曾此驻传经。迄今繁露沿题额，旷代诸生溯典型。”
明正统八年（1443）知州韦景元在重新修葺州学时挖掘一石刻，知是董子读书台遗迹，故在旧址重建读书台。明成化九年（1473），知州王缙及分督庾事户部主事毕孝，于读书台后营建祠堂八楹，将董仲舒与其他德州乡贤合祀，建立董子祠。名曰“聚贤祠”。明弘治八年（1495），山东参政林先甫来德州巡视，见董子祠圮陋，扩修董子祠，并重筑读书台。万历四十三年（1615），知州马明瑞将废圮已久的读书台和董子祠一并移至旧城西门之外、古运河东岸的一块高地上，并一同创建了醇儒书院。康熙四十八年（1709）山东督粮道朱廷桢对书院重加修葺，又筑亭植柳。在董子读书台旁有一小湖，“柳湖”，朱廷桢据此将醇儒学院改称“柳湖书院”。在柳湖书院旁边，当地名士田又出资修建了“数帆亭”。柳湖书院左俯古城，右傍运河。从此，董子祠、读书台与运河岸边的书院成为德州文化昌盛的标志。“时延文士校艺其中，亦一时盛事。”（《乾隆德州志》）
运河更是将董子祠、读书台与书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源源不断地将进出京城的学子举人、骚人墨客运载于此，每每登台游赏，吟诗题赋。一时间，运河岸边书声琅琅，吟咏唱和，文人墨士雅聚其间，成为德州学子与天下文人的习文研习之所。清人田致在《陵州四时词》中唱道：“柳湖西畔御河隈，芦荻萧萧两岸苔。酒户词场多少客，登高齐上读书台。”这种浓郁的文风也深深感染了康熙、乾隆皇帝。他们南巡必驻跸德州，留下了歌咏德州的诗歌共79首。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皇帝南巡，驻跸德州，在董子台写下了《繁露台》一诗：“天人三策对贤良，已见春秋大义彰。那更高台演繁露，转思董子失之详。”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皇帝再次南巡，在德州又为董子台题咏：“故里千秋疑信猜，城楼耸处久称台。都传繁露春秋演，谁识竹林与玉杯。”
沐浴在文风浓郁的书院中，一批批德州学子从这里走出，走向了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学舞台。相对于江南文人而言，这里作为政治中心的辐射地域，学子们较多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在柳丝轻拂的运河岸边、柳湖之畔，“岸旁一湖水，阁下数帆秋”（清R26;卢中伦《董子读书台诗》），优美的读书环境，学子们与天下学子的研习读书，尤其在与进京赶考的江南学子的感染下，他们也融入了诗人气质。在走向历史舞台的同时，他们将政治文化理念与诗人气质合而为一。据统计，明清全盛时，德州共涌现进士124名。
清康熙年间，德州走出了人称“德州先生”的“山左”诗人田雯。他勤于著作，文学造诣很高，其诗歌成就仅次于当时“山左”诗派的代表王士祯。他用诗一样语言撰写了德州地方志《长河志籍》，其开篇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诗言之矣。”（《长河志籍考》）将诗人气质毫无保留地倾洒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其诗《舍弟江南之游，作此寄之》更是将德州故园描绘得美妙绝伦，犹如江南柔美之意境：
鬲河之水流清渠，数间茅屋城西隅。
桃花李花二月发，落英满地如氍毹。
亭前老树缠风雨，上覆檐溜枝扶疏。
故园景物颇清美，行歌被酒真吾庐。
而有着诗人气质的他却在险恶的仕途中走得较为平坦，这都源自故乡政治文化的影响。德州官员管辖着天下粮仓，其涉及层面较广，触及利益较多，受到了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的关注，出现半点差错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谨慎小心成了德州官员的处事风格。
田雯在这种影响下，在任期间同样谨慎小心。康熙帝称赞田雯曰“持躬克谨、莅事惟虔”、“秉质纯良、持心端谨”、“慎以持躬、敏以莅事”（清R26;田雯《蒙斋年谱》，清德州田氏刻《德州田氏丛书》）。他先后任职江南学政、湖广湖北督粮道、江宁巡抚、贵州巡抚、刑部右侍郎，以户部左侍郎致仕。在贵州三年，他政绩斐然，把德州的浓厚文风引了过去，兴建学堂，倡导文化，一改贵州荒陋之气，被当地人称为“德州先生”。
清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南巡驻跸德州，驾临田雯家中，田雯喜出望外。他奉圣意自选“寒绿堂”三字得御书匾额。他解释曰：“寒者如臣，年已衰暮。绿者，发生之意。”意思说，我已经老了，而老了还能枯木逢春，受到皇上赐给这么高的荣誉，一生足矣，就这是田雯。
乾隆年间，德州又走出另一位才子卢见曾。康熙五十年（1711），卢见曾赴乡试中举，康熙六十年中进士。雍正三年(1725)出为四川洪雅县知县。此后,先后调任安徽蒙城知县、六安知府亳州知州、江宁府知府、颖州府知府、两淮盐运使滦州知州、永平府知府、长芦盐运使等职。
德州浓郁的文风培育了他好书、好才之性格。卢见曾平生最喜藏书、刻书，在世之日，在德州筑“雅雨堂”广藏天下图书十余万卷，并将自己收藏的珍、罕至本刊印发行，嘉惠士林。
任职期间，每到一处，必兴学造士，先后创修了四川洪雅书院、六安庚书院、永平敬胜书院、长芦问津书院、扬州安定书院等。他一生两次任两淮盐运使，在人文荟萃、风景如画的扬州，他筹资沿小秦淮修建了“红桥二十四景”及金焦楼观，成为名人学士云集之所。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中曰：“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工诗文，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形貌矮瘦，时人谓之矮卢。辛卯举人，历官至两淮转运使。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修禊虹桥，作七言律诗四首云（见附录）。其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郑燮、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等前后数十人与卢见曾相交，皆成为卢见曾的上客，借此也成就了秩然可观的“扬州学派”。“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主东南文坛，一时称为海内宗匠”。当时直隶总督那苏图曾与乾隆皇帝谈及卢见曾，称他“人短而才长，身小而智大”。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卢见曾告老还乡。他又一次沉浸于浓厚的文风中，沉浸于运河岸畔的醇儒书院中，与诸名士结社于此，饮酒赋诗，相互唱和。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南巡路过德州，御赐书“德水耆英”匾。运河改道西迁后，醇儒书院旁的柳湖逐渐淤积干涸，卢见曾作《柳湖》一诗以表惋惜之情：“环水亭台有画图，下帷争效汉名儒。河干断碣分明在，不见城西旧柳湖。”
卢见曾有着与田雯一样的书卷气，却没有与田雯一样的幸运仕途。虽然为官小心谨慎，但依旧脱离不了被诬陷暗害的仕途命运。据《两淮盐法志》记载，当地盐商勾结官府侵占灶户(盐民)盐池，在所有权问题上，双方久讼不决，盐民深受其害。卢见曾到任后，做出了“灶属商亭，粮归灶纳”的判决，并核发文契，维护了盐民利益，堵塞了不法盐商的财路。同时也得罪了贪官污吏及不法盐商，他们纷纷蜚语，陷害诬告。乾隆三年（1738），见曾被诬罢职。乾隆己未四年（1739），郑燮作七律四首赠之。诗后题云：“乾隆四年十月廿日，恭赋七律四首，奉呈雅雨山人
生活诗意、仕途谨慎在德州学子身上截然分离开来，它应该就是当时德州学子的共性。而这种共性是在繁荣的经济基础支撑下，在书院浓厚的读书氛围中，在与天下学子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这一共性又是脆弱的，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消失都会扼杀掉这一共性的存在。运河成了毁灭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清雍正四年（1726），德州城西的运河改道西移，董子读书台旁的柳湖没有了运河水源的灌溉，逐渐淤积干涸。缺少了一泓湖水的润泽，柳湖书院也名不副实了。曾经风景如画的书院失去了往日的生动与秀丽。在美丽意境下产生的生活诗气渐渐在干燥的土地上蒸发掉了。衰落后的书院只能被借用为义塾，留下的只是“之乎者也”的四书五经之谈。清道光时拔贡马洪庆在《董子台即事》中说道：“旧河曲绕董生台，台畔黄花寂寞开。文苑销沉诗社冷，村童侵晓抱书来。”至清光绪年间，不仅书院的原有建筑多处坍塌，已成废墟，董子台也消失在历史的沧桑之中。
此时的运河也因为海运的兴起、黄河的改道逐渐淤塞了。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漕运全线停运。民国期间，铁路的修筑使德州段运河更加残破。至20世纪50年代，德州段运河还能进行小量运输。而至20世纪80年代后，运河已经变成了季节性河流，失去了运输的航运作用。
如今，那曾经繁忙的码头残骸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长满青草而干涸的河道。1996年夏，运河上游大规模放水，我兴致冲冲地跑到岸边，看着晃荡荡即将溢出的河水，我的思想也回归到了从前。一想起史料上记载的因运河而繁荣的德州，想起那曾经的辉煌，想起那站在读书台吟诗唱和的文人，心中不免有几分酸楚。如今，所有的一切都融入了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只能在对史料的细细梳理中重温那曾经的辉煌和寂寞，寻求当年的精神痕迹。
5.临清人家枕闸河 两岸歌钟十里楼—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临清
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
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影，
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
就在你这土地上产生。
……
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特意为临清写的纪念性诗作，题名《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在《诗与生活》一书中，诗人又曾以忧伤的笔触勾勒道：“临清，属鲁西北，在有名的运河岸上，乾隆下江南，路过这里，留下了‘沙邱古渡’的一座歇马亭。明代著名诗人谢榛就生在这里，我曾去凭吊遗迹，看到的只是在一片荒郊竖立着的一块小小的残碑，上面题着的‘谢茂秦故里’五个字已经为风雨蚀得有点模糊了。远处的‘塔湾’，有一座耸立的九层高塔，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这送往迎来……学校近处，有个‘大寺’等于临清的‘大世界’，卖吃的、用的、玩的，千态百样，在吸引着孩子们和大人，我曾为它写照，写了百多行长诗，题名就叫‘大寺’。临清，回民很多，羊皮、羊肉干都很出名，从这里离开的人，总带点特产分赠友人。”这是临清20世纪前叶的简描肖像，呈现的是一幅繁华过后历史远逸的萧飒苍凉图画。
诗里文间无不饱含了诗人的无限感恩和凄婉深情，因为这里曾激发过诗人绝妙的灵感和澎湃的激情。读诗人如此哀婉的诗句，不禁让人也心动浮想，生出一种探求临清历史的冲动。
舟车辐辏说新城 古首繁华压两京
此起彼消，似乎是中国古代城市逃脱不了的命运，尤其维系于运河一线的城市更是如此。南北大运河开凿后，盛极一时的开封、洛阳因运河的遽然改道而丧失它往昔的一切光华和荣耀，渐渐黯淡无光了，汴渠也逐渐荒废无闻。而另外一些城市却因此得了机缘，成长起来了。临清就是这样一个运河上的幸运儿。
临清今位于山东省西北隅，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会之区。历史上临清原名清渊，又称清源或清原，西汉始设，十六国后赵建平元年（330），因县治西北临近清河而改为临清。前人有一说云：“州地于古，当中原之都会。明兴肇，建两京，而吭辐持于其中。昔人谓锁天中枢，控地四鄙，咽喉九州岛，阃域函夏。”（民国R26;张自清等《临清县志》序）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在京杭大运河贯通前，临清地僻位偏、交通甚不便利。元代以前有关它的重大事件史书记载寥寥无几。因此明人曾指出过：“临清有县自后魏始，隋唐以来废置相寻，未为要地。”（明R26;王《临清州治记》）
临清城的历史可以说是“因河而生”的历史。史载“临清州城，后魏置清渊县在卫河西岸，宋建炎中迁曹仁镇，明洪武二年徙治于此，在汶卫之间”（清R26;岳浚等《山东通志》卷四“城池志”），即明之前，临清城可以说是居无定所，直到明洪武时才在现今处扎下了脚跟。而通运后，“（临清）自开渠运，始为要津”，“实南北之要冲，京师之门户，舟车所至，外连三边，士大夫有事于朝，内由而外入者，道所必由。”（清R26;王俊等《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此时“运河自清平县二十里铺入州（临清）境，至板闸而会通河止，此下接卫河”（《山东通志》卷七“形胜志”）。因为这时临清恰好扼锁了运河与卫水衔接的咽喉，其地理位置也变得极为重要了。既为通路要津，自然容易形成“为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天下行旅出乎其途”（《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序）的岿然重镇。
在明清时，由于运河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扼守运河咽喉的临清筑城的现实意义也就非同一般了。明吏部尚书王直曾这样强调说：“临清为南北往来交会咽喉之地……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其位要且切也。如此而可无城池、兵戎之保障乎？”（明R26;王直《临清建城记》）事实远不止于此，在影响到国家安全稳定的政治意义上，明政府必须要考虑得更多——它要保证大批囤积的粮食和物资的安全，以及运河航线的畅通。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其筑城的必要性都是不可否认的。有鉴于此，明景泰元年（1450），巡抚洪瑛被派去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筑城运动。其城“缘广积仓为基，周九里一百步，高三丈二尺，厚二丈余以砖，池阔九尺，深如之。四门，东曰威武，西曰广积，南曰永清，北曰绥远”（《山东通志》卷四“城池志”）。城墙用坚固的砖石砌成，因而也称作砖城。
可砖城建起后，与别的城池很不一样。首先在城址的选择上不按常规办事，它撇开了城市自然生长的优势地理位置，撇开人口和建筑的自然聚集，只考虑物资囤积安全和军事防守效能，最终选在卫河以东离河较远的粮仓处建城。在城门的设置上，砖城也不同于古代建城居中设门的习惯，为搬运粮食方便将西门偏西北设在粮仓处，而北门为避开粮仓便于设立街道又开得偏东。这样造成砖城的严重缺陷：离运河码头远，城中面积狭小，缺乏足够的空间和交通条件，工商业没有发展机会。这有意无意就严重遏制了临清的进一步发展，将之束缚在了一个蜗居里。
然而依靠运河，明代临清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它的人口激增，加上各级衙门官署的激增，以致出现了“生聚日繁，城居者不能什一”（《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的困境。砖城狭小空间日渐见绌。许许多多的商贾、市肆、楼宇被迫向外滋生，沿运河岸线在砖城外生长，成为真正的商业繁华区和运输中心。这新生的区域不能没有安全保护措施吧。尤其明中后期山东农民起义频繁，如成化间李原，正德六年霸州刘六、刘七，嘉靖元年青州等起义，都对临清、对运河运输构成过严重威胁。大量的人口和财产被抛弃在城墙以外，没有丝毫防护，总是会令人担心得很。城外的商贾、居民为保住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也极希望有一堵墙能把自己保护起来。
一些远见卓识者开始奔走游说，要求官府扩大城墙的范围，将运河边的商业区也囊括进去。但是也有人反对扩建，他们认为这是费无益之力，花不必之财。他们提出了二条反对理由：一是临清位处中原，没有外来威胁，没有必要建那么大的防守城池；二是临清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一旦有战争即使城再大再牢固也守不住，所以扩了也等于白扩。但从更长远的考虑上，明大学士丘浚提出支持扩建的理由说：“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易泄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河，此其要害也……东控齐青，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没，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明R26;丘浚《漕运河道议》）就这样，在扩建城池的问题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他们之间彼此互不退让，吵得不可开交。
但是砖城毕竟不靠近运河，对控制漕运不便，且国家也不能坐视大量税收流失和经济命脉受到威胁。明弘治二年（1489）特地将临清擢升为直隶州，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临清的直接控制。因此在此后临清人王元焕追记这两种分歧时，他还激烈地抨击那些没有眼光的反对派道：“盖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城固不可但已也。然城盛也，旧城隘民无盛矣；将以卫民，新城可但已乎？新城成而议诸哗然，大约有二谓：临清中原也，不必城，或谓大不可守。夫谓不必城，郡邑皆城何也？谓大不可守，或几矣。”（明R26;王元焕《创建土城记》）
最后在得到国家在政治权力上的进一步支持后，争论以扩建派占据上风，扩建新城也就顺理成章了。弘治间兵备副使陈壁增创月城，正德间副使赵继爵加筑罗城，而以嘉靖间巡抚曾铣和副使王扬扩建的规模最大，跨会通河与卫河拓建，称为新城（俗又称土城，因城墙以土筑而成）。新城“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二十里，市肆栉比”（《临清县志》卷八“经济志”），增加陆门六个、水门三个，城门上都建有戍楼防守。这次扩建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城池范围，还是一个花费少不扰民的高效工程：“其始城，兵备副使王公杨择文武才吏度寻尺算，匠佣墙以独计，堵金二十有六，城二十里，金八万奇。以是达以巡抚曾公铣，许之。乃各出其帑，赎一夫不市，一钱不民，移凶邑之饥者就工，庐僧不恭，檄尚均直，章程猬列，罔不悉。工之日，版筑薨薨四郊而居人不闻；既趋视，争畚土持杵不用也……四十有六日而城就，所费才四万金。”（《创建土城记》）
新城建成着实令明人欢欣鼓舞了一阵，因为它一举实现了国家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的多种现实需要。为此明代诗人皇甫特地作了首《临清新城行》来赞美这次明智之举的重大意义：“君不见清源都会天下无，昨来筑城西备胡，长河十里万艘集，乃知保障为良图。戈船隐隐横川流，蒸霞照曜双飞楼。华京鼎峙争雄长，气压百二当中州。言徂于齐泊河汜，左右帆樯阅崇雉。甲第纷纷乱入云，红波绿树歌钟起。我皇垂衣二十载，玉帛群方协文礼。边头晏和稍失备，晋代之间近多垒。金汤委输轸长顾，此城遂辉峙。更闻安石下东山，焉得有马饮江水。”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临清筑城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高度褒扬，虽然临清?濒边塞，却对于稳固江山、保卫国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名士清樽白玉尘，佳人红袖紫鸾笙。雨晴画舫烟中浅，花发香车陌上行。悬荒郊多向隅，尚烦长更省春耕。”（清R26;贺王昌《题清源》其二）这样，临清依托运河之便，在运河两边形成一块面积庞大的像玉带一样的城市，因此临清在历史上又常常被美名为玉带城。据后人记载，当时“总计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民国R26;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它在规模、人口和经济繁荣程度上都不亚于天津这样全国性的一流大城市。这一切都因为有了使它生命焕发了青春的运河，是运河上的白帆樯影直接把临清由荒僻之隅推到了时代发展的潮头，完成了它由小小茅庐到华屋广厦的成长过程。
舟车捆载纷如雨 江上帆船万斛来
运河让临清产生的变化实在巨大，以至于它与中古之前的时代形成了判若两人般的分别。运河穿城而过仿佛是一夜便成了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美称的商业大都会。
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历来人们只注意到物质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对临清一直是个典型商业城市这个事实视若无睹，无法认识商业活动在临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推动力。时至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想大兴，人们仍然不能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县境僻处济西，风气谫陋，对于农工生产素不讲求，有利弃于地之憾。民国初元，地方实业始渐萌而事属草创，恒多简陋。时至今日，感于经济之惶恐，知非空言所可救济，于是实业建置日有气色，较前大备矣。”（《临清县志》卷七“建置志四R26;实业类”）事实上，临清“地产麦故不敷用，犹取资于商贩。从卫河泛舟东下者，豫省为多，秫粱取自天津溯流而至；其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之粮米也。布帛亦皆来自济宁。”（《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2“市衢”）若无运河上的商船转贸四方，这一直困扰临清的物质匮乏问题又怎么可能解决得了呢？“四方商贾辏集，多于居民者十倍”、“服贾之民亦什居其六”，临清有此说也算是一种本色概括吧。
明清时代，临清为运河咽喉会津，海内外舟航毕集于此，商贾云集而萃止居留，百货麇集而市肆鳞次。可见运河的大流通和大交换的经济形态，已将临清由刨土的农民迅速转变为贩四方货物的运河商客。如临清素号“小天津”，传说此名得自乾隆之口。有一次乾隆到临清巡视，见漕船码头和城市景象都颇似天津，所吃的喝的东西口味亦绝类于天津，便脱口说了句：“真个小天津。”传说将此雅号与皇帝老儿攀上关系，无非是想借此以自高身价。而诗人云“清源城中多大贾，舟车捆载纷如雨”（明R26;谢肇《清源行》）却实在地总结出了这个名号来历的根源。当时临清商业发达，城中各地商人云集于此，著名商号多半为天津商人，或者其供货来源主要是天津的商号，或是天津大字号在临清的分号，所以临清商号的字号命名多有天津商号特色；往来临清的天津客商多如牛毛，到饭店吃饭的人也主要是天津商客，所以临清饭店的饭菜为满足天津商人口味，吃喝上也就多仿天津了。
在农业社会中，商贾的生活水平总是比一般农民、城市手工业者要高出许多，要沉醉糜烂得多。明人薛有首《临清曲》专以摹之云：“临清人家枕闸河，临清贾客何其多。停舟落落无可语，呼酒只对长年歌。”沈翰卿也有首写临清城市生活靡靡之乐的诗作：“迤俪星桥雀舫回，欲凌倒景上层台。鸡鸣万井烟光合，雉堞重城日晕开。杨柳楼深吹玉笛，蒲桃酒满泛金杯。无端约伴寻芳草，康乐祠前步紫苔。”（《过清源》其二）其情状不谓盛欤？君未听见运河两岸传来的丝竹肉声、杯盘酒席上的腻腻歌喉吗？明人听见了，他说这里曾有经“两岸歌钟十里楼”的奢靡沉醉。
当临清聚集的商贾越多，越豪奢糜烂，越对笙歌燕舞无厌追求，它越能为其城市下层民众提供谋生机会，使之生活相对宽裕而趋向于享受。自然这些商贾对城市一般民众所起的示范作用也越强烈，城市的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也就会受其深刻影响。当时临清普通人被这种风气所浸染，可谓是耽于奢靡无度：“丰阜之余习于侈糜，后渐裁并，而市廛日赤衰落。康熙癸丑岁，州人孔大参序旧志，不胜俯仰之感。迄今又八十年矣，乃民贪而俗尚不易。仆亦绮罗，婢皆翡翠，陈歌设舞不必缙绅，婚丧之仪越礼逾制而不顾，骄奢相效，巧伪成风，岂独外腴中枯。已乎！识者有隐虑焉。俊承兹土，之乏思所以维之而材力弗逮，七年之久未能有所移易。”（《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序）这一度令卫道士们感到恐慌，觉世风浇薄轻浮，大远于古人淳朴敦实之风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事实是这种转变对城市的经济与人文两个方面都极有裨益。
运河上繁忙来往的物资和人员，使运河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各地商贸的滋聚，大批船只和人员的汇集极大地推动了一个城市的迅速膨胀，使之变得繁荣和重要，也使城市开始了按照它自身滋生的方式生长。临清有句俗语叫“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由于临清闸是联系会通河和卫河两条本不相连的运河的咽喉，本身地势陡峻，落差和水量亦相悬甚大。船只在此过闸极为缓慢费时，常闸外数里都是被阻滞的船只。清初著名词人朱彝尊就曾被阻临清五天，曾有诗苦叹道：“清源驿路接幽燕，日日沙头但系船。五两南风空自好，无由吹送卫河边。”（《守闸清源驿凡五日不得渡》）。自明永乐后至清道光咸丰以前，每年大约有400万石要由此运河北上，运艘一万多只。如此巨大数字的粮食实际大多被迫登陆囤积。明代起这儿就建有广积、临清和常盈三仓，一度堆积的粮垛连绵数里，就像一座座在城市中连绵起伏的沙丘。据说南湾渡也因此而得“沙邱古渡”之名。
鳌头矶更是临清城典型的自我生长点。各色人等和财货络绎不绝地涌到这里纷纷上岸，或玩赏或买卖或暂住，这里成为热闹繁华的去处。运河上四方聚来的商贾纷纷云集在此买卖，使市肆骈起，高楼鳞次栉比，热闹非凡。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踏上此矶时，见运河穿梭忙碌、两岸繁华无比的景象，感慨而作《鳌头矶》两首云：“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坼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可见运河在运来漕粮的同时，也酝酿了临清城生命的胚芽。
然而回顾临清建城史，则不难看到依托运河生长起来的鳌头矶曾经的尴尬处境。最初它因不属政治关心对象而被摈弃在受保护圈之外，但随着运河商品贸易的日益兴盛，鳌头矶逐渐成为临清最富庶繁华、交通最重要的中心，如明人说：“鳌头矶在临清州，延亘二十余里。汶卫合流，而洲峙其中，自胜国来名曰中洲，环砌以石，如鳌头突兀，四闸分建而广济桥尾其后，四方商贾财货辐辏于此。”（明R26;谢肇《北河余纪》卷三）它是在运河的怀抱里茁壮成长的，并成熟繁荣了，成为各方面所关注的焦点。新城建起后，钞关在这设立了，工部营缮司有了……最终它成了各种国家权力集中展示的舞台。这里的关税税收曾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全国关税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这里的街市鳞次栉比、百货聚集、人潮蚁涌，其壮观图景定不会比《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逊色几分吧。
鳌头矶景色独秀，河边成荫的柳树与河水交相辉映，仿佛是凝固在运河上的秀色画卷，有临清十六景之“鳌矶凝秀”的美誉。矶上曾于明中期创建精巧典雅楼阁一座，登上此楼可以远眺运河船闸和水闸景色，令人抚息叹喟、垂怜忘返。因而这里又是文人荟萃雅赏之地。商业繁华给了它健康活力的血肉之身，使之显得一派生机。人文锦绣造就了它隽永深厚的精神气质，使之涤除了仄陋庸俗之气，出落得俊秀不凡。晚清著名文臣、《安吴四种》的作者包世臣大概是在这里最后欣赏完临清风景，登船离开南回的。明朝编年史《国榷》的作者谈迁搭乘漕船北上京城时，也许在这里的岸边徜徉过。“十年三往复，此地忽重经。尘土长安辖，烟波汶水。平川涵夕景，远树隐春星。鲁酒偏难醉，从人笑独醒。”（明R26;储《鳌头矶》诗）几百年来，交游南北的文人墨客、奔走天涯的仕宦、商客不知曾有多少为之倾心沉醉，从运河上对之仰望遐思。
大运河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在它上面“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明R26;李鼎《李长卿集》卷十九）。运河上无论哪座城市如能把这快速流动的人与物吸聚过来，它都必然会成为运河上的璀璨明珠。抚今追昔，顺着运河的粼粼波光倩影回望，仿佛临清往日的繁华便随着那远逝的滔滔河水跃然于眼前。
在运河上，临清曾是极度繁华热闹的。清时它曾“连城依阜，百肆堵安，两水交渠，千樯云集，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山东通志》卷七“形胜志”）。康熙时临清“其甲第连云，人物熙攘，漕运万艘衔尾北上，市肆毂击肩摩，不减临淄。”（《临清县志》序“贺王昌康熙旧志序”）雄壮的城池，忙碌拥挤的运河、嘈杂繁华的码头、街市和云集的商贾。呵，好一派繁忙兴盛的图像！
临清强有力的商品汇聚和流通能力，使四面八方的舟车、商贾和财货都络绎不绝地汇聚到这里。明清时期这里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如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有一二百万匹以上。清代粮食年交易量达500～1000万石，乾隆年间，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它还是明时华北著名的茶叶和纸张集散地。
临清城内商业也可谓繁荣至极，明景泰年间至嘉靖年间，不计无名街巷，城内有街二十三、市十二、巷二十九、厂七。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当铺100多家，瓷器店20多家，纸店24家，辽东货店13家，大小客店数百家，盐行除国家专卖店外，还有私人盐店十余家，此外还有众多的粮铺、茶叶店、羊皮店等散布各街巷中。它通过运河发达快捷的贸易和运输网络，将其经济活动延伸到几乎全国所有重要经济区域和城市，临清因此在明代全国著名的33个大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时朝鲜人崔溥特别将其与江南并论道：“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朝鲜R26;崔溥《漂海录》）明代诗人沈翰卿亦有首写临清的诗云：“扑面游丝抱开，彩云垂幔鸟喈喈。舟车绕郭称都会，莺燕穿花过别街。幕下材官辘轳剑，月中游女凤凰钗。朱缨锦席淹留处，苦忆扬州梦与偕。”（《过清源》其一）难怪当时有人夸饰临清为“天下佳丽之地”，想必诗人曾对它非常好奇与向往，乃至亲眼目睹，才会将它与当时最锦绣繁华的城市扬州相提并举吧。有统计表明，明清两代500多部市井、言情小说中竟有300多部与临清有关，许多小说都以临清作为故事发生和演绎背景。如明代《金瓶梅词话》就是以临清作为主要的故事背景展开铺叙的。其中第九十二回还写到江南青年商贩陈敬济到临清来做生意的经历。有天陈敬济从母亲那讨了些银钱跟随杨大郎到外做贩布生意，来到临清见“这临清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陈敬济不禁看得眼花缭乱、心动神摇，一头便随杨大郎扎进这七十二花柳巷中，结果没贩到多少布倒把本钱都花到这儿的青楼里了。
临清的风流繁华，把康熙、乾隆这两个皇帝老儿也吸引来了。他们乘南巡到临清看了看，逛了逛，留了诗。康熙《巡视运河堤》诗云：“身罹遏前驾，渔歌进小滩。去回四百里，舟次五云端。”乾隆还多次驻跸凤凰岭，曾观运河两岸层楼林立，通衢纵横交错，与其书童对一联云：“东夹道西夹道东西夹道河夹道，南绿营北绿营南北绿营清绿营。”临清之地方官甚以为耀，说：“我皇上东巡、南巡回銮时，阅运河必经临清，且为驻跸所。”（《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序）民间更传有乾隆南巡与大学士纪晓岚、刘石庵假扮文人骚客共游临清鳌头矶之事。当他们沉醉于楼头如画风景时，有女尼来请留字墨。乾隆见女尼容貌与佳景相辉映，便欣然挥笔一句“山中菩提府，云间仙人家”，纪晓岚见乾隆甚为欢心，有心向女尼泄露其身份，就对了句“鳌头独占天，子幸临留句”。乾隆在旁默读，觉联句甚妙，既点名天子临幸留句又隐藏不露，以为做得高妙。刘石庵见楼外运河上船帆点点，渔子唱歌，亦对了句“矶秀两川渔，父扬清激浊”。乾隆一高兴便最后落了款，交给那女尼。谁知女尼聪颖过人，解为天子赐字，忙拜谢圣恩。乾隆见身份泄露，竟学无赖以挟持女尼同游。
运河是流动的运河，它的生命意义就在于流动和交换。它沿岸生长起来的城市乃是吮吸运河母亲的乳汁生长的生命，注定它的命运就是要在波涛流水上求生存。只有在与母亲的同呼吸共命运中，它们才能开为朵朵的似锦繁花。临清命运更是如此。运河可以伸展得多远，临清的脚步就应该能走得多远。运河上有多少扁舟乘风破浪，临清就应该有多少贾客、游子逐利天涯。从一开始临清以运河为转折点，它就与运河上的云樯帆影结下了几世的宿缘。南来北往的财货和往来商旅、官宦、士子、驻军、役夫使这个城市变得无比热闹和嘈杂的同时，又赋予它以典型的运河经济、文化特征。运河将它输入于滔滔滚流中并转化为临清的自我生命节律。
从运河两岸那些自然聚集起来的繁华市肆、街道楼宇，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只是给了临清一个生命诞生的起点，而最终让临清生命发生脱胎换骨的却是运河。它那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的出现，只有当这运河上四处漂流来的人潮、物流聚集到它的岸边后，只有运河把它自身的文化生命在此驻留以后，这个城市才真正具有了它的精神本质，才能成为具有文化生命的大都会。它的生命精神来自于那运河滚滚波涛、来自那运河上白帆樯影下运载的文化生活。否则临清在运河上重则重矣，不过是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孤城，而缺失了一个城市应有的生命气息和文化底蕴。
一自髫年为禄仕 挂帆常向鲁门行
富贵与学识，一般人难以兼得，或富有或学识都足以为常人所羡之对象。但只能据其一，总不免会让人心生出这样那样的遗憾来。原因在于只有钱而无文识容易使人粗鄙庸俗，令人感到浅薄轻浮。而只有文识却无钱财，难免会自恃清高而时常会捉襟见肘，易让世人感觉寒酸自傲，难以亲近。倘若在两者之间能做到和谐融洽的话，他必是人尽仰慕企羡的对象。城市亦如人，仅仅人文荟萃或者繁华市井都不足以令人向往至极，只有当二者兼备时才会令人魂牵梦绕。
16世纪时，有朝鲜人崔溥沿运河北上回国后，他给主君讲起途中发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他说道：“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巷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漂海录》）这里反映出了中国南北城市之间的根本差别。十五六世纪江南是中国最富庶最奢靡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方，下至贩夫走卒皆能知书识字。其城市能成为人尽倾慕之地，原因即在于它能把物质与精神两种文明都搞好，在奢华富丽与文质彬彬之间做到鱼水兼得。北方城市在这一点上，往往要逊色于江南。
然而临清深受运河文化的浸染，绝不类于一般北方城市。清《山东通志》卷七曾有这样一段评临清风俗的话说：“临清州，俗近奢华而有礼，士虽务名而有学。文教聿兴，科第接踵，衣冠文物甲于东方。”可以看出临清这种汲汲于“物”又笃志于“文”的精神，是不类于北方城市反似于江南的。运河的开通，使四方人文荟萃于临清。而在运河上漂流的诸多文化中，江南那种既重利又重文的城市精神曾对临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受这种文化精神的熏陶，加之邹鲁之邦本身文风渊源淳厚，使得临清在发展过程中既重视看得见的物质建设，又重视看不见的精神文化建设，而后者在城市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看不见的东西主要体现为文化教育，对它作出贡献卓著的则是临清的两种特殊人群。一种人是主事该地的官宦，他们除办官学外，尚竭力于学院和私人教育。如始创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最具盛名的青源书院，清初曾因战乱一度衰落，但在历届职官的努力下，又重新成为临清人才培养的圣地。为了振兴学院，康熙间知州许承苍曾延师掌教，并委两学教官同监院事；乾隆间张维垣上任，见书院年久衰败，就利用原工部旧署重建；光绪间上任的知州陶锡祺在努力扩大书院规模的同时，还出部分俸禄为书院添购书籍，给学生作助学金。他们又发动官绅捐献钱财来置办学田。无论官宦重教育的目的是为攒取政声，还是为实现个人抱负，还是实践儒家学说的理想，在客观上都有利于临清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才鼎盛。而另一种人是有长远眼光、不迷惑于熏熏利欲的乡绅、平民，他们知人文精神乃是社会的第一等大事，为倡乡邦文化不遗余力，乃至损折个人名利。如康熙三十年时，州人周亦达于学宫后建尊经阁一座，先后自费购书二百余种无偿向临清的学者开放；清道光二十年有僧了证以化缘来的钱创办姊妹义学；清末乡绅孙毓玑年捐银一千多两创办临清中学堂。其中被传为千古佳话的是武训兴义学。
武训是清道光、光绪间临清堂邑（今属河北）人，父母早亡，早年极端穷困、遭受过种种欺辱和不幸。在苦难中他终于认识到只有读书识字才能改变穷苦人命运，于是他立志要办义学。武训为实现夙愿，终生东奔西走靠行乞、帮人打短工筹措资金，经常口中念叨“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这样的歌谣。他想出让人弹脑袋，学倒立，做蝎子爬，给人当马骑，甚至吃毒虫、吞石块、吃粪等使人施舍的种种办法。以至临清有了句“武训的脑袋莫轻弹（清谈）”的歇后语。经过十年的乞讨，武训有了点积累，先后恳求馆陶县武进士娄峻岭和文进士杨树芳代为放利生息。起初为求杨树芳，武训到他门外跪了三四天，杨氏查知他是真心实意要兴义学后，当时十分惊喜，满口答应下他的请求。从此后武训继续行乞，积得的钱只要满一串就去交给他。
武训办义学从不夹私心。他一直鳏居，就是怕有了妻儿会妨碍他的义行。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编了两首歌回答说：“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义学为生涯”；“不取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他50岁的时候，杨树芳郑重劝他再考虑。他还是说：“我活一天，就办一天义学，这个心愿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我不娶亲，我积蓄的钱都可由我做主；若是娶了亲又生了子，妻子的衣食用度，都要花费我的钱，那就妨碍我的事情，违了我的心愿。”（民国R26;冯玉祥《
到光绪十二年，他的积蓄已有银七千多两时，杨树芳向堂邑县知事郭春煦正式提出办学申请。知事听说这个千古奇事后，极为感动，同意并愿赞助办学。经过多方支持，武训终于实现了夙愿，在堂邑柳林镇办起了他的第一所义学“崇实义学”。学堂建好后，他仍继续行乞维持学堂和创办下一个义学，先后还办了馆陶杨二庄育英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学。学堂的教书先生和学生都是武训挨门跪请来的，数年间学堂的学生增加到了百多人，邻近各县的生童往往跑数十百里到他这里来读书，每年岁考，考入县庠学的学生不下一二十人。山东巡抚张曜听到武训的义行后，特地派人传见了他。张巡抚还向朝廷奏请给他建造了座“乐善好施”的牌坊。光绪十五年，清政府特颁匾额一方以示表彰武训，上书“博爱为仁”四个金色大字。
临清渐渐形成了学校林立、人才鼎盛的局面。民国修《临清县志》叙明清以来其教育盛况道：“数百年来得才为盛。是时，上作下应，庠序如林，有家塾、有公塾。又城市外陆续添设义学多处，童而习者，经书制艺而外，并及诗赋楷法。”（《临清县志》卷十“教育志一R26;学制”）其才之盛，有诗言曰：“一自髫年为禄仕，挂帆常向鲁门行。”（明R26;王问《泊武城县》）据民国《临清县志》统计，临清文科进士唐宋时只有3人，元无记载，而明代骤升至63人，清代有所下降为32人；文科举人，元前无记载，明有162人，清有79人；贡生明有253人，列贡生240人；清有194人，恩拔副优贡生70人。若再结合明清时代人才尽出江南而北方寥落这一个情形，就不难明白临清科举数据增长的巨大意义了。这些才士就像天空的明星一样，以他们的德、才、识、学耀亮了临清的精神世界，超拔了临清的人文境界。而临清的最耀眼的星星，最值得称道者，除了这些进士、举人外，应数名响大河南北的布衣诗豪谢榛。
谢榛，字茂秦，号四溟，又号脱屐山人，活跃于明嘉靖、隆庆间，是明中后期诗坛著名的“后七子”之一。相传谢榛一目失明，但自幼聪颖超人，16岁时所作乐府商调为少年争相传诵。年龄稍长，他心无旁骛，折节读书，潜心于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不久即以声律闻名于世，其所著《四溟诗话》（又名《诗家直说》）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谢榛壮年开始游历四方，在长安遇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结为诗社，是为明“后七子”。结社之初七人均为布衣，谢榛以年龄最大及最有诗名而掌盟主之位，李攀龙次其后。谢榛主张诗歌创作应汲取盛唐诸家的创作经验，提出一些自己的诗歌理论说：“选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读之以剁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化少陵也。”但为防止陷于泥古，他又提出要“文随时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纵横于古人众迹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使人莫之辨之。”（明R26;谢榛《四溟诗话》序、卷三）他的主张成为“后七子”诗论的理论基础。
在明代专以模仿为风气的氛围中，他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但也引起盲目拟古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一些不满，七子之间逐渐产生了分歧和矛盾。之后，随着李攀龙与谢榛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越来越大以及诗歌理论上的不合，这种不满情绪演变成激烈论战。李、王猛烈攻击谢榛的诗作及诗论，最终李攀龙与谢榛绝交，并将其从“后七子”中排挤出去。尽管如此，谢榛的声望依旧，其诗作及诗歌理论依然为当时文坛所推崇，李、王二人也最终没能彻底超越他。清人钱谦益在评价“后七子”时，就指出其在理论上对谢榛的依赖：“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茫无适从”，及至谢榛论出，“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摈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清R26;钱谦益《列朝诗集》）
谢榛虽终生布衣书生，但重情仗义，曾以壮举博得天下士林景仰。嘉靖间，河南浚县有太学生卢楠饮酒赋诗傲视公卿，激怒县令，被系冤狱。当时正携诗卷西游长安的谢榛闻讯后，立即愤然写下“枯草又春风，尔怀莫能诉；绿鬓生死间，谁怜鹦鹉赋”的绝句，寄到狱中安慰卢楠；又毅然千里跋涉不辞艰辛入京师寻求营救途径。他奔走呼告，拜求贤哲，泣诉卢楠之冤，以救无辜；费尽周折，终于将卢楠营救出狱。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获知谢榛的义举及详细经历后，将这一事实敷衍成一篇脍炙人口的《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的话本小说故事，播扬天下，以激励天下文士。天下士林也因此对之景仰称颂，京师名流争与之结交，连明秦、晋诸藩王亦争相邀请，以至于大河南北称之以
烟云散去，尘埃落定。当清初诗客吴江人计甫草途经凭吊时，殁葬邺城的谢榛才华已难敌荒冢野草，其墓早已圮坏。计氏见状痛惜万分，因感慨而作《邺城吊谢茂秦山人》诗一首云：“邺中怀古正秋风，辞赋深惭谢氏工。生欲移家辞白雪，殁后疑冢对秋枫。诸王礼数何常绝，七子交期竞不终。自是贵游无远识，布衣未必叹飘蓬。”计氏不忍人才埋没无迹，后人无以凭吊，遂倾囊为之修葺一新，又请呈县衙为其墓立碑。计氏之举，复惹后人感叹道：“眇目山人足性灵，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吊荒坟者，只有吴江计改亭。”（清R26;沈德潜《戏为绝句》）
上下滔滔会通河 南北悠悠临清巷
临清绝大多数的街巷名称来历都具有非常鲜明独特的运河风貌。“人”字形的运河像脊梁一样穿临清而过。沿着这脊梁运河二支流与卫河将临清土城分割成几块，如棋盘一样区块分明又纵横交错。两岸生长出临清无数的街市，或两面靠河、或四面临运，形成傍河而设的商业区。因着运河，一些货物和商贩聚集在一处，形成专门经营某类商品的街巷或市场。其名称多具典型的行业特征，如地方志中记载的街有茶叶店街、草店街、冰窖街、酱棚街等；市有锅市、马市、鸡市、青碗市、姜市、饭市、柴市、猪市、米市、菜市、羊市、牛市；巷有果子巷、大小白布巷、白纸巷、钉子巷、银锭巷、竹竿巷、琵琶巷、箍桶巷、粜米巷、纸马巷、麦巷、估衣巷、手帕巷、弓巷、窖冶巷、鞍子巷、碾子巷、豆腐巷、马尾巷、油篓巷、皮巷、香巷等等。
这些街、巷、胡同在形成布局上紧随运河走向，一头紧靠运河码头，一头向运河两边伸展，迥异于政治中心城市以中轴线对称分布的街巷格局。更有些街巷名直接以运河命名，著名的会通街其名就得自会通河。
有首古老的歌谣曾唱道：“会通河畔会通街，会通街靠会通河，会通故事寓意深，会通会通细琢磨。”相传在隋朝时，临清有条章子巷，巷里住了位章老汉，以做小本生意为生。有一天，隋炀帝下令要挖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向临清征集人夫，章老汉也被征去挖河了。章老汉非但不悲伤，反而非常高兴，干活也十分卖力，因为他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运河会通到他的家门口。可是流血流汗地挖了四年，成千上万的累死了，运河通到了洛阳，通了江南，通了燕蓟，就是没有开到临清来。章老汉的梦想破灭了，他回到临清后一头栽倒在病床上，终日痴呆似的唠叨着会通、会通……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人们起初以为老汉得了失心疯，后渐渐明白老汉的心意：运河开通了，水陆交通也就便利了，临清的买卖就好做，生活也就容易过了，家家就可以富裕起来了。老汉死后，街坊邻里给他立了个碑，只刻了“会通”两字。几百年后，元代开凿会通河，监督挖凿运河的官吏听闻章老汉的故事，又看运河边刻有“会通”的墓碑，深受感动，就奏请朝廷将这段运河命名为会通河。人们为纪念章老汉，把章子巷改名为会通街，后来这条街真的热闹起来，据说曾经有“会通街千车如流水，会通河万船如穿梭”的繁华景象。
不过临清最多最有特色的还是那些以行业命名的街巷。这些街巷因临运河，里面集中生存着许多与运河上贸易和生活需要的行业，同类店铺相对集中到一起，沿街店铺挨挤，作坊相连作坊，形成一个同类货物的集中贸易区。如临清运河边是华北最大的粮食贸易中心，有从江南和济宁等地运来的大量粮食，因此有数十家的粮店在米市街上，另有一部分在粜米街上。临清又是重要的棉布和丝绸贸易中心，这里有多达数十家的各种布店、绸缎店在大白布巷、小白布巷等。茶叶街的名称，源自这条街是临清的茶叶集散中心，街上聚集了规模较大的茶叶店28家，从运河上来的南方茶船大都在这里停泊发卖，山西陕西的茶商再从此批发茶叶，运往北方各地。另外一些因是生活用品销售地得名，如锅市街、碗市街，因最初卖锅碗而得名，后因日渐成繁华商业区的中部，其他各种商品都在这里设店出售；小市街因有店铺上百家，主要经营古玩、金属器皿、粮食、木材和估衣等，像个小市场而得名；油篓巷、钉子巷、银锭巷、竹竿巷、箍桶巷、手帕巷、弓巷、皮巷等，因是各种手工业者聚集地而得名……
临清街巷受运河的曲折走向和空间的限制，具有典型的南方巷子那种曲径幽深而狭窄的特征，七弯八拐，分不清方向，生疏者走进去半天钻不出来，有的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人行走。临清有句俗语叫“耳朵眼里跑马，墙缝里走人”，乍听令人诧异不已，其实“耳朵眼”是临清城里从纸马巷通往锅市街的一条小胡同的俗称，巷子虽极窄，但人骑马还是可以从里面通过，若想挑个担子、推个车就甭想过了。“墙缝”则是条更小的胡同，其“墙缝”之名，就是因为里面窄到像墙缝一般，两人对过需要侧身才行。其他很多这样的巷子、胡同也被形象地呼作耳朵眼、墙缝、夹道、豆芽等名。
这些巷子是临清运河上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具体地点，这也是它最有韵味的历史特征。在一篇散文中，有一位作家曾这样描述了他在临清街巷里的感受，他写道：“临清的巷子多，巷子奇是出了名的。从这些丰富多彩、稀奇古怪的街巷名称中，我们感受到了运河文化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临清的街巷文化，是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沿运河漂来的文化……临清素有三十二趟街，七十二条巷子之说。这么多街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曲径幽深，狭窄幽长。有的巷子窄得仅能容一个人行走，因此，它们又获得了耳朵眼、夹道的雅号。这些窄而小的巷子更有点像南方小家碧玉的女子，显得委婉而纤巧……临清的古街古巷就是一部临清城市的发育史，那灰墙灰瓦的四合院落，那圆滑闪光的青石古道，写满沧桑，透着古朴。从街巷中走来，穿梭于林立的高楼大厦之间，无法抹去太多带有尘埃的旧情往事，思念中，街巷虽然苍老古旧，却蕴含着几多快乐和无限温情。”（郭爱民《临清的小巷》）
从这里北方的文化漂到江南，对江南人的审美与消费心理产生过一定影响。如临清的手帕巷专门以生产临清手帕出名。明代《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一回讲江南商人陈敬济曾专门到手帕巷贩卖手帕，来到这只见“门外手帕巷，有名王家，专一发卖各色改样销金点翠手帕汗巾儿，随你要多少也有”。而《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则把临清手帕的质地和形状、纹样都记述下来了，书中说手帕是一种非常精致的丝织品，手帕上织各种花纹，因其呈斗方形，行话即所谓“浇花斗子”。关于临清手帕的精彩描写，明代还有本小说这样写道：“（蒋震卿）看见天明了，那两个方才脚步走得急促，赶将上来，走到面前把眼一看，吃了一惊，谁知不是昨日的同行客人，倒是两个女子，一个头扎临清帕，身着青绸衫，且是生得美丽。一个挽发髻，身穿青布衫，是个丫环打扮。”（明R26;凌蒙初《拍案惊奇》卷十二“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此故事发生在远离临清的浙江诸暨，一个普通男子一眼便能辨认出临清帕，必定是临清帕已成江南一般妇女的日常用品。也暗示了当时临清帕对江南普通妇女的审美嗜好的重要影响，它迎合了江南女子细腻精致而典雅的审美心理，因此受到江南女子的普遍喜爱。
而南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也在这些巷子里落地生根，对临清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临清本不产竹，所需竹子等都由运河从南方运来。各种竹子编制的生活器，如竹篮、筛子、箩筐、晾衣竿等都成为临清人生活的必备用品，逐渐巷子里形成了专以生产竹竿和竹制品的手工业集散地，因此像竹竿巷这样在南方才有的街名也出现在临清了，并且几百年一直不衰。以制作马桶闻名的箍桶巷的产生过程也非常有意思，足以证明江南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临清人的改变。马桶原来是只有南方人才用的东西，也是从运河上来的江南船家的必备日常生活用具。随着船家的往来，南方、北方客商相互通婚，马桶也随着进入到临清日常生活之中，并随着需求的旺盛产生了专门的手工行业。至明宣德年间，临清的这些箍桶木器作坊已有几十家，并集中在一条街上规模经营，因此这条街就被俗称为箍桶巷了。而箍桶巷兴起的深层原因，则是临清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当时江南人使用马桶的一些优良文化根源。即随马桶而来的江南婚俗嫁女必要陪赠马桶，其功用在使刚生育的妇女免受风寒一类月子病。承此文化习俗，临清乃有“子孙马子、长命灯”的结婚俗语。子孙马子即“马桶”，使用它可益子孙，保产妇平安。由此可见在马桶文化的熏陶下，当时临清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今天这一习俗在临清还流行，并演变成嫁女时在马桶里放痰盂、盆内放两枚红鸡蛋。于此可想在如厕方式发生极大转变的今天，临清人对此物依然情有独钟也就情有可“源”的了。如今临清箍桶巷依然存在，加工的木制品也依然畅销。
呵！回想几百年来的光景，这是何等有意蕴的一种文化景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