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frame伯斯顿prime:两岸和解的历史必然

两岸和解的历史必然

2012-01-21 09: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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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必坚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人民日报 海外版》2005年11月22日第一版）中明确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

必须指出，这是对胡锦涛、温家宝体制的最基本解释，而胡温之所以奉行“三和”政策与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认知以及对中华民族愿望的理解有关。胡温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是：对内发展生产力，对外主张和平。胡温所认知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和为贵、和而 不同，是讲信修睦、善待邻邦，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共对自己民族和人民愿望的理解，就是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我们看到，仅就“对外谋求和平”而言，胡锦涛、温家宝的一系列外交行动，折射出 中国外交内涵正发生变化。中国外交新的内涵就是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9 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 界》的讲话，对中国构建和谐世界这一主张作了最新诠释，要义有三：第一，坚持包容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第二，倡导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第三，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关于包容精神，胡锦涛强调，应当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当 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使人类更加和谐，让世界更加丰富多采；应当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协力构建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胡锦涛认为，要实现世界和平，就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调的新安全观，就要坚持多边主义，通过协商与对话解决国际争端，从而实现共同安全。而就“对台和解”政策而言，从历史不难看出其必然性。

过去，大陆对台湾李登辉政权的打压是绝对而无情的，完全符合中共对经“定性”为敌人的“非白即黑”处理手法。对李登辉，官方说法是：“一个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美国全球战略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分裂祖国的历史罪人”，“错估国际形势的政治赌徒”。然而，这些罪名，都是“硬照”而非“动画”，故虽有其真确性，亦不能反映李登辉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李登辉的过程。事实上李从一个深爱日本“皇民化”影响的台湾本省人，中间经过加入中国共产党（两进两出），再加入国民党（一进一出），当了12年中华民国总统，到后来变成绿营一分子，今天又再向“中道”靠拢，是与中共对台政策互动的结果，尤其是最后20年。中共过去的极左两岸政策，不仅是十多年来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阻力，还造就了民进党力量一度冒升、使李登辉走到中国的对立面。

蒋经国于1988年初去世，总统职位随即由副总统（备位元首）李登辉填补。李做事和他说话一样，大刀阔斧；1990年10月，李宣布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国统会），主导台湾的两岸政策，并指定其目标为以民主、自由、均富为力量，促进中国统一。国统会于1991年初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国统纲领）。这是国民党老统派包括蒋经国本人在内都未走出过的一步。国统纲领清楚承认“一个中国”，提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领土，促成国家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等四点原则，以及三个阶段（近、中、远程）工作目标。当时大陆经济力量还相当薄弱，台湾这“四小龙”之一则如日中天；政治方面，党禁取消了，本土力量日益壮大，台独势力已经浮出水面，故如果李登辉心中根本没有意愿统一，他大可以萧规曹随，凡是蒋经国没有做过的，他就不做，谁也动不得他分毫。不仅一纸纲领，1992年10月，在李登辉治下，两岸代表在香港会谈，得到“一中各表”的结论（当时没有“九二共识”这个词；那是2000年4月、民进党即将上台执政前夕，当时属国民党的陆委会主席苏起首先用上的字眼）。半年之后，首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并取得几项实务性质的协议。只不过，当时台湾在开拓“国际生存空间”事上十分用力，大陆非常反感，故加紧文攻武吓；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对台工作的“江八条”、强烈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李登辉以所谓的“李六点”回应，强调“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同年6月，李登辉受邀回纽约州母校康奈尔大学（李是该校农业经济学博士）演讲，讲了三点：台湾经济发展和民主化，台湾在国际的生存空间，以和平竞争“双赢”政策达到中国统一于民主、自由、均富之下的目标。基调还是统一。

如果大家在今日国共和谈的气氛之下重读李的康大讲话，定会惊讶中共当年的极端军事反应。不料，飞弹威吓的效果适得其反，翌年，李登辉高票当选，得票率达54％，深绿彭明敏得21％，深蓝林洋港得15％。5月，李发表就职演辞，重复康大讲话三要点，并更多强调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复兴。他说：“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也起源于中原一隅之地，台湾位于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汇集点，近数十年来，因时局变化机缘，不但充分保存固有文化传统，并广泛接触西方民主、科学及现代工商业社会文化。再加上台湾的教育水准与发展程度，远超越中国其他地区，势必逐渐发挥文化主导功能，进而担负起文化‘新中原’的重任。”他强调的是台湾在中华文化中的主体意识，丝毫没有台独思想。

如果以这篇演辞和马英九最近那篇相比，李的“中国味”比马要强十倍。接着，他又说：“海峡两岸没有民族和文化认同问题，有的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这些讲法，都是今天国共平台对话中可归入“搁置争议”之下的东西，但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心目中却是十恶不赦之罪。故李于1996年5月续任之后，解放军于7月再射飞弹，并于8月至11月之间举行大规模海陆空三军联合登陆演习，出动船舰200余架次，军机近千架次。自此，李登辉与“中国”愈走愈远，于1999年抛出“特殊国与国关系”论，2000年搞局让陈水扁上台，之后支持民进党当政，2002年发言指钓鱼岛为日本领土，2004年支持陈水扁连任，2006年支持“终止”国统会运作和国统纲领的有效性，一直到2007年，民进党高层贪污丑闻暴露，他才与陈水扁一伙划清界线，公开否认支持台独，回归“中华民国在台湾”。

马英九选胜之后，国民党要扩大支持面，中共愿与之和解，李与台联此时已然回归中道（“中间偏左”）。整个过程中，李的立场与中共对台态度互动，李从强调统一到“去中国化”，泰半是中共极左对台政策逐步逼出来的。回顾历史，当知李当年的统一立场，和今天国民党无分别；今天国共走上和解之路，主要是中共变了，不是国民党变了。这点对了解胡温新政十分重要。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与大陆分隔半个多世纪，在历史的演进和两岸的努力下，台海两地已经从势不两立的敌对走入了共同相处的阶段，但分隔对峙的僵局仍未见重大突破。2005年，北京方面以“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两岸政策新思维，“以软化硬”，力图走入“一个中国”的新时空。这首先表现在胡温对台充分表达善意。自胡锦涛接棒以后，对台政策体现的是“善意”两个字，成为两岸和解的基础。北京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以后，外界解读大陆的两岸政策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表现为“硬”是不惜武力遏制“台独”，“软”是推出一系列身段柔和的政策。不过，这一年多来，大家只见其“软”，未见其“硬”。“软”成为大陆两岸政策的主旋律，只要“台独”不硬，北京不走硬路线的思路很清晰。以化敌为友、和平共处为前提，不断向对岸释放善意，在台湾经济难以为继之时伸出友谊之手，推出有利台湾人民的措施：两岸包机直航，诚邀国民党、亲民党及新党领袖访问大陆，打破了一直以来解决台湾问题的闷局，扭转了被动局面，不仅在对台问题上，也在中美关系上取得一定的主动权。

在达成共识后不断推出利好两岸交流的新措施。农产品免关税进入大陆；大陆民众赴台观光；赠送大熊猫；大陆高校就读的台湾学生同等收费；宣布台湾民航客机可过境大陆；为台商提供300亿人民币贷款，加上15项新措施，处处表现善意，直至2008年12月15日两岸正式实现“大三通”（航空、海运、邮政），西方媒体都惊叹：北京变了。其次，表现在统一不设时间表。统一是大陆的主流民意，从过去强调“一定要解放台湾”到“统一不能没有时间表”，大陆高层领导的“急统思维”已经改变。从2005年连、宋访问大陆，到2006年的“国共经贸论坛”，再到2008年末的“大三通”可以观察到，几年来，国共之间的交往，多谈“九二共识”，少提“和平统一”。胡、连的两次握手，都没有提到“统一”两个字。瓦解“台独”势力，瓦解“急独”的危机成为两岸的要务，胡锦涛在“国共经贸论坛”结束后会见连战等台湾代表时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点讲“九二共识”也是基于此思考，四点“建议”讲了数十个“和平”，并没提一个“统一”。胡锦涛第四点提出了开展“平等协商”，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的建议，更开启了大陆两岸政策的先河。可以化解台湾怕“不对等”，被“矮化”的疑虑，再次体现了善意。最后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2005年，胡锦涛提出了“四个绝不”的两岸关系新思维，其中，“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绝不改变”最具操作性，两岸关系微妙发展的真正转折点来自台湾的民间力量。两年前“319”枪击事件后的几次台湾选举给中共领导者一些明示：最后还是台湾的民意操控了整个局势。北京政府期望跳出单一的“助蓝抑绿”思路，进入更大格局。要将台湾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台湾人民身上。胡锦涛在“四点建议”的第三点专门强调：“我愿再次郑重地表示，我们将忠实履行对台湾同胞作出的各项承诺。”重视台湾民意的思维转变，其影响不仅对岛内，对大陆发展也将是十分深远的。

人民大陆曾希望尽快实现国家主体统一，国民党却强调选择民主化统一，而目前最有可能的其实是经济的一统。在全球化趋势下，以经济促融合成为大陆现时两岸关系的既定方针。在军事摩擦、文攻武吓、外交围堵等都见效不甚之下，胡锦涛强调“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提出“深化两岸经贸合作，是关系到两岸的发展前途和人民利益的大事”。北京政府思考的是，中国经济崛起，在向全世界派发红利时，不能忘了台湾人民，所以单方推出交流措施，让台湾人民受惠。北京政府也相信，这样的善意一定会有善报。毕竟，和为贵。

 （文章写于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