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frame武器分析:中央摸底地方政府负债：数字让高层揪心

 21世纪经济报道1月20日讯 政府负债，这一在保增长、促发展名义下集聚的风险开始抬头，并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本报记者从财税系统可靠渠道获悉，2010年元旦后不久，财政部等部门，向各省级地方政府负责人下发了一份特殊的调查问卷——“政府负债调查表”。

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从初步反馈的结果来看，在从省级向市、县（市）和镇（乡）逐步下解的过程中，其暴露出来的数字让高层越来越“揪心”。

如，近期，江苏省某主要领导在参加一次会议时透露，2009年，江苏经济发展在全国率先得到了企稳回升，但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率与其他诸多主要考核指标一样，“位居全国前列”。

“200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特殊时期，适当的负债是有利于发展的，但当经济趋向平稳的时候，应当要保持高度警惕。”江苏省财税系统的官员向本报记者表示，防范银行信贷财政化非常必要。

防火墙：江苏财政厅设“风险科”

为了防范负债风险，本报了解到，江苏省财政厅已率先于2009年在预算处下设立了“风险科”。

上述江苏省财税系统人士介绍，“风险科”的最重要目的在于，研究强化地方债务制度建设，约束地方财政预算，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等。

而地方政府负债的历史背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官员，屡屡提起。“也有可能会成为今年‘两会’的焦点问题。”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由于没有制度框架表明清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造成了当下中央与地方的现状是：财权过度上收在中央，事权过度下移到地方。

从2003年开始，随着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使得基层政府的财力需求不断提高。同时，随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强化，中国的基层政府开始举债或负债运行。

根据《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但事实上，在预算内保持平衡的同时，预算外赤字正逐年抬高。

接近财政部科研所的人士向本报表示，从2005年开始地方债进入偿债高峰期，“有的市本级政府每年到期本息近10亿元”。

2006年，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曾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摸底调查，但具体数字并未公开。

如今，中央部门再启地方政府负债调查，会否能摸到更为真实的数据，还不得而知。

警惕新增负债风险

江苏省财税系统人士表示，在江苏，苏北各级政府的负债率明显高于苏南。

有江苏省社科院专家透露，由省财政率先主导推行的“乡财县管”（针对苏中苏北）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苏南）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控制县级以下的政府债务规模。

经过2年多的努力，到2008年末，江苏各级政府的负债率已在可控范围之内。

但2009年，江苏在全国信贷总盘子中获得9000亿元左右，超过1/10，投资成为主要 动力源 (行情 股吧)，拉动经济增长7.3个百分点。

这一年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执行，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加剧，政府负债率已逼近甚至超过了警戒线。

上述接近财政部科研所的人士透露，2009年全国9万亿信贷中，流向民企的约在10%左右，而央企和各级政府的“融资平台”、“投资公司”则获得了另外90%的规模。

政府主导投资建设，以政府的名义担保向银行借钱，在此基础上，银行信贷财政化趋势明显，成为了呆账死账烂账的根源。

南京工业大学金融系主任王冀宁教授告诉本报，根据他的研究，目前政府融资平台的效益都不好。

政绩观改革

对政府欠债的理解，多位江苏财税系统官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这一话题并不需要太过担心。

衡量政府负债的主要指标，中国当下普遍使用“当年债务占当年GDP”的比重，在江苏，衡量指标还有“债务占财政总收入、可用财力”等。

按照国际惯例，这一比重在6%的时候为警戒红线。

当地专家认为，化解政府债务主要有两个管道：上级政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经济的自我发展。

江苏省财税系统人士向本报表示，适当的欠债有利于发展，他认为在中国可以放宽到“10%”。

“原因很简单，按照目前的体制，中国国民每年创造的财富，被政府集中的超过60%。”他表示，“目前普遍的一个应对策略是，如地方主政领导因负债率过高而感到问题严重，就会在高度垄断的水、电、气等资源价格上稍微长一点点，以此来平衡债务。”

但他同时表示，这只是下策，是民众显然不愿意看到的，更与未来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因此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科学界定政府债务的可控范围和负债率的最高限度指数，研究其如何自求平衡，减少或规避风险。

从2010年新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看，根据目前的改革方向，在上述问题中，财政部门被赋予了更多职能并得到强化。

该专家同时认为，政府债务的研究和控制，其深层次的影响并不仅仅是财政问题，而是对政绩观的认知。

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刘长江向本报表示，控制政府债务的一个可行方法是，“建议研究制定政府负债率指标，并由组织部门将其纳入到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