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ON BABE:被遗忘的性之——被占有的性

　　被占有的性  

　　关于性关系这个问题，整个西方社会是如此的不理智，它甚至拒绝谈论这种不理智，直至认为对这个问题持客观态度是一种罪恶。我所要阐明的是——可能较为新奇——其他的文明尽管与我们的不一样，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不理智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存在其他的做法。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

　　性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中间有的是相互矛盾的。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与他人一样了解每一种性行为，而要了解性行为，必然要求用多种形式表述它。但是，今天的意识形态所阐述的并非社会生活，而是通过流行趋势表现出来的、取决于个人或某个群体观点的主观生活。现在的文化鼓励人们把大多数想法都付诸实践，希望以此看到“方式”的充分发展。人们的主观情景想像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丰富着个体的色情想像)很快就变得贫乏了，人们也开始主观的性生活。然而，当人们试图把自己的“幻觉”付诸实践的时候，他就“谋杀”了自己的想像。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知道每个性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在有意识的性关系中价值何在。这是与无意识的性关系中对什么都不加以区分是截然不同的。今日流行的“性平均主义”原来也出现过：在不同时期的危机出现时，它都出现过。

　　现在我们来审视一下各种各样的性关系的表现。许多媒体都作了这方面的调查，并发布了调查结果，它们都想让结果是“科学的”，但实际上发布的都是“假的知识”。我们会发现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是一个越来越少存在于关系中，越来越缺乏创造性的性。这一结果将使我们明白这几年来社会意识和行为的转变。

　　调查的魔术

　　现在，性生活常常成为调查的对象，媒体定期发布这方面的消息，而调查结果往往成了标准，也就是说成了新的社会规范。可是，事实上，不管是一个行为还是一个想法，哪怕它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也不一定就是“心理的真实”，并不具有伦理价值。

　　另外，有可能对性行为作一个准确的调查吗?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调查并非研究，调查只有一个简单的探索工具：问问题，得到回答。然而，很明显，人们回答的不一定是事实，所以调查必须正视有许许多多不真实回答的现实。至于调查之后的评论，也让人不能保证其正确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由非专业人士作出的，往往含有个人兴趣和观点的成分，而且非专业人士对解释数字的工作会感到力不从心。如果我们不能用严格的方法分析主观，那么分析结果的说服力就值得怀疑——而且以上所述还建立在“调查确实有助于了解人类性关系”这一假设之上。

　　比如，一个对15至25岁的年轻人性行为的调查就不易进行，因为年龄段跨度过大了。整个这一年龄段的人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性行为的。15至17岁处于青春期的人心理与18至23岁的年轻人的是不一样的，而他们却得回答同样的问题。这样收集到的信息没有考虑到由于年龄的不同而产生的对性行为观念乃至性经验本身的认知的不同。在15至18岁间，性行为首先取决于“身体映像”;接着直到23至24岁，主要则是取决于对认识自身的疑问;再后来，则取决于对性身份和社会身份的疑问。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不同因素(当然还有其他不同因素)，调查结果就有可能是想当然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毫无疑问，“调查”在许多领域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关于性关系调查的结果却可能离现实颇远。

　　对调查的处理方法也值得怀疑。有一个关于“不忠”问题的调查报告

　　《不忠》，发表于1988年11月17—23日《新观察家》。

　　的处理就让人不得不问评论员是否称职。在审视这份报告中头两条结果时，我们发现调查表把“忠诚是不可缺少的”和“忠诚大体上是不可缺少的”列为两个问题回答的结果(分别占69%和22%)——结果分别列出，没有相加。但是，调查表却把与“我有过不忠”(占15%)和“我可能不忠”的结果(占21%)相加得出结论：“不忠和准备不忠者占36%。”这种调查方法可真滑稽：在一种情况下不把结果相加，另一种情况下却把结果相加。

　　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是它事先已认定不忠是普遍现象，准备好用讥讽而略带苦涩的言语把不忠表现出来。现在的情况是，它好像很遗憾地看到不忠并非是大多数人的行为。另外，人们有可能混淆头脑里的想法和实际行动的区别。头脑里的想法并不一定导致行动。事实上，很可能头脑里的不忠比实际的要多……有一点很重要，要分清从这些数字得出的结论是从“神秘的性解放”出发的(在以后的章节我们还将讨论这一点)，还是从1960年代的那种拥有多个性伙伴的模式出发的。这两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模式中的人所追求的是符合主观的性，他们在关注“自我”和“常理之外的结对”的情况下将性行为付诸实践，这是把“色情”引入两个人关系的一种做法。第二类人，主要是未婚者和通奸者(他们的做法并非现代才出现的)，他们在出差时去假日俱乐部或夜总会，甚至在工作的地方追求一种“群体的性关系”。这种形式是让人失望的，它让许多人走向了崩溃。如果我们只是按社会上流行的观点作调查，结果是很难反映出事物发展的趋势的，更不必说这些结果是在既没有以心理学知识为参照，又没有同历史上相类情况比较过而得出的。这也是一种自恋行为，就好像只有今天的人才拥有性行为似的。

　　在另一次调查中，调查的课题是“爱情与法国人”

　　《爱情和法国人》，发表于1988年5月27日《快报》。

　　我们可以观察到，65%的受访者没有婚外性关系，18%的人有时有，11%的人经常有。这一数字与国家人口研究所专家关于35岁左右成年人大约有15%至20%的婚外性行为的估计是吻合的。但是，在上述关于“不忠”的调查中，29%的人认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64%的人观点相反);而在这次关于“爱情与法国人”的调查中，42%的人认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为什么在短短的6个月当中出现了如此矛盾的调查结果呢?

　　这次调查还问了被访者一个问题：面对艾滋病的发展，他们有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63%的人回答一点也没有，17%的人称对惟一的伴侣是忠诚的。要得出63%这样的确切数字，一定得有大量的材料，否则称什么已改变或什么没改变是没有意义的，而显然这次调查采集的样本是不够的。而当我们看关于这个问题的评价的时候，我禁不住要问，调查员凭什么得出“只有17%的不够浪漫的人混淆了夫妻间的不忠和性上的一夫一妻制”这一结论?这个结论是令人惊讶的——尤其当我们了解到两个世纪以来，性生活越来越局限在相爱的夫妻之间这一事实之后。爱情使夫妻关系“色情”化了。哪怕夫妻俩都明白不忠是有可能发生的，他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嫉妒在这里一点也不是病态的，它甚至有助于建立爱情关系。

　　关于“您是否背叛过您的妻子”这个问题，调查的评价引用了拉埃的一句歌词：“从感情上说，从来没有。”这种口是心非的回答让我们不得不看看17世纪时发生了什么。正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开始争论性忠诚是否是爱情的一部分;也是从这个时代起，爱情开始成为夫妻关系的一部分，即在夫妻关系中，人们开始要求把爱与性联系起来。然而，从我们把“私生活可以分裂”的观念当成原则引入现代夫妻关系中以后，便出现了个体的“心理爆炸”，并最终导致与伴侣分离的可能。调查者的这个评价忘记了“忠诚”意味着爱情情感的征服而不是一个联合体的稳定。

　　这次“爱情与法国人”调查中的另一个问题让人感到困惑，问题是：“性生活的频率是多少?”在询问了800名15至65岁的人之后，结论为：43%的人说一星期有2至3次。我们知道今天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也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烦恼，那么，这个数字真是有效的吗?性关系有可能如此有规律吗?美国最近的一个调查表明，人们在回答有关性生活的问题时，有可能会高估。的确，即使答案是保密的，让人在这方面回答真实情况也是很难的，日常里心理治疗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再举一个现实与回答之间差距巨大的例子。我们注意到59%的人宣称结婚不一定要门当户对(在1959年，24%的人持这一观点，在1968年，42%的人这样认为)，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相反的：大多数人在选择伴侣的时候都会选同一阶层的人。所以说，回答反映的有可能只是流行的观点。比如说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这样回答可能只是受了“平等”观点的影响，以平等的名义，人们把某些社会现实、文化现实、宗教现实或是人种现实抽象化了。事实上，两个人的爱情结合如有可能，他们就必须有相同的参照体系——哪怕这种参照体系的实现方式不同，或者个体的知识和社会经验的增多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体系。当然是有特例的，但这种成功取决于个体超常的适应能力，而且两个人都得从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各取一部分或是全部组成共同的参照体系。显然，背景不同的夫妻最终婚姻失败的例子是有的，当其中一方的文化和宗教体系是封闭固定而且极权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相爱而希望在一起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起着变化。

　　今天“平等”这一概念是流行的，它是一种理想，以它来回答问题自然是可以被他人接受的。但是，与其说它是实际的情况，不如说它只是一种“美德”。每一个被询问的人的第一反应是找到一个和他的理想最接近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他所属阶层的想法或是整个社会上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个体对这个观念是没有批判思想的，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自己为群体所承认。现代人极端地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并不总能成熟到“成为自己”这一步。有些人模仿着流行，便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因为我和大家一样嘛。这种“保守主义”在某些边缘人身上反倒特别明显：他们有同样的打扮，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话，为的就是“在一个团体”中，而这个“团体”真正地代替了“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不存在了。

　　以上分析表明，对性行为进行有质量的调查是非常复杂的。被访者给出的回答不见得是真实的，如果说在其他的调查中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那么在调查性这个如此私人和敏感的话题时尤其如此。

　　最后，再来比较一下关于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的几个调查结果，这些结果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矛盾之处。

　　关于发生第一次性关系年龄的调查[]男生年龄女生年龄

　　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西蒙调查组〓197019.221.5

　　加塔尔德调查中心19781718

　　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198217.918.5

　　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19841718

　　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198516.918

　　这组数字是比较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被访者回答的关于第一次性关系的年龄，尽管每次都有一些微小差别，却基本上是人成熟的年龄，即1970年代回答19至21岁，80年代回答17至18岁。那么，这么回答是否受了“人到某个年龄就该成熟，成为成年人”这一概念的影响呢?被访者是否希望借回答以让人承认自己是成年人呢?他们之所以发生性行为，是否只是想“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成熟，而并非感情上真正成熟到可以进行性行为呢?通过青年人的言语，我们发现实际情况是，性关系并不真正具有“跨越仪式”的价值，青年人并不能以此来肯定自己的男性气概或是女性特点，它只不过是周围环境压力的结果：“要这么做。”这带来的常常是失望，尤其性生活中没有爱情纽带时更是如此。以下的数字让人更加困惑：

　　关于发生第一次性行为年龄的调查男生年龄女生年龄

　　1984年《大学生》杂志16(83.6%)16(47.5%)

　　

　　我们可以把这组数字与其他的调查结果相比较。大约10年前，即1978年9月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作过一次调查。该机构1987年又作了一次，两次的结果是这样的：1978年时，13至17岁的未成年人有19%有第一次性经验，在1987年，这一数字是24%。1978年76%的该年龄段被访者称无性经验，1987年这一数字是72%(有未回答者)。如果我们再看《大学生》杂志于1984年所作的调查，这一调查的结果(如上)与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的结果差距很大。1987年，即3年以后，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的结果是只有24%的人有性经验(据1987年3月《新观察家》所公布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结果)。而同年，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发布在《观点》杂志1月刊上的结果又不一样：40%的人在15至18岁期间发生过第一次性关系，33%的人在21岁以后，另有25%的人没有回答。没有回答的人数是可观的，这表明面对性生活这一问题，人们在回答时是有保留的。这种保留，以及不真实的回答，都表明由于种种利益牵扯在内，每个人在面对这类问题时都很难坦诚相见。

　　由于调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我们不能把这些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从几份调查里我们惟一能得出的有效结论是，在所谓性解放的时代，年轻人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年龄下降了。如今，年轻人的性行为发生了变化，“平均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年龄”(即50%的该年龄的人的已发生过性关系了)从20世纪初至大约1960至1964年间不断下降，对女子而言，下降了3年，对男子而言，下降了2年(尽管奇怪的是，1970年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西蒙调查组的调查表明这方面未发生任何变化)。在此之后，平均年龄似乎又开始上升，80年代初时，男女平均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年龄又都接近18岁了。

　　根据H.勒里东(H.Leridon)的资料，见国家人口研究所的复印资料，1989年3月。

　　让父母们惊讶的是，尽管他们有时候想在这方面推孩子一把，但临床的观察却表明，大多数年轻人都把他们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时间推迟了。这一点也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有什么问题，而是他们不想照搬60年代性解放的模式——那是他们父母年轻时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再强调一遍，社会的压力是如此的大，以至于让年轻人为了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常人而想有性关系。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有这种欲望，而只是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对父母和朋友们说“我做过了”，尽管这样丝毫无助于其感情发展，也不能帮助他走向成熟。

　　第一次性关系很少是令人满意的：关系是短暂的和“操作性”的。性关系要成为“两人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成熟的心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较有质量的调查指出，关于“什么是性关系”，许多年轻人头脑里的概念是模糊的，有些人把它与接吻或是爱抚联系在一起。而且，有的女生(还有男生)不能区别勃起与射精的不同。还有人不知道正确的方法。

　　有一个最近的诊断中的例子。“结对”分别是25岁和26岁的大学生在完成了他们的学业之后想要一个孩子。女方始终不孕，而医生却未发现他们生理上有什么缺陷。于是医生建议作一次心理咨询。在听了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性经验以后，医生发现他们用了一种奇怪的方式，即两人都未意识到男性性器官要完全进入(虽然让人惊讶，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却常发生)。这样，显然大多数的精液都流淌掉了。两人在思考了这个自己的情况之后，又去咨询了医生。几个月后，他们寄来一封信，只写着一个词“谢谢”——孩子出生了。往往在人们应该接受正确的性教育的年龄，他们只能通过想像来了解性关系。于是尽管年轻人所做的某一个性姿势是错误的，人们却把它用在“生殖关系”里，错误就出现了。这些观察到的情况的确让人惊奇，但它却是成千个这样做的人来咨询后，我们得出的结果。这之所以让人感到惊讶，是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存在的“性早熟”与现在所看到的情景是如此的矛盾，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的性早熟是指完整的关系，还是指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性游戏”?实际的情况在慢慢地改变我们的想法。如果说每个社会、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组织性欲望的方式，那么，心理成熟的阶段和个体的“幻觉”始终都是一个或然判断。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一个社会的性态度及其成员的心理历史是重要的，否则，我们就可能错误地解释得到的材料。

　　在另外一次调查《法国人的性关系：幻觉和现实》，见1987年1月16日《观点》杂志中，我们可以至少发现两个错误，这两个错误都是现在流行的说法。第一个在于扭曲了儿童的性关系的意义。弗洛伊德曾指出，每个个体都是从一出生就拥有性关系的，调查中的评论却说“对儿童的性关系更好的理解有助于增进感情”，比如父母与孩子一起洗全裸浴(“日本浴”)，并且可以因此“认为最初的性冲动开始于2岁”。然而，如果我们不明确界定这时的性冲动到底指什么样的性冲动，我们就可能把这种冲动与成年人的冲动混淆起来，而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而且儿童的性关系是从0岁开始而并非从2岁开始的。裸体时过分亲密并不能保证儿童将来感情健康发展，现在许多父母都有把与子女的关系“色情化”的倾向，这可能会导致儿童以后性压抑，或是完不成身体映像的内心整合。总而言之，日本式的沐浴和日本电器不一样，其价值不值得肯定。“日本浴”是与日本人的精神传统有关的。在日本，个体被完全纳入一个集体，个人的一切(包括身体)都是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附属。现在，有人以科学的名义，在既不了解日本的特定情况，又不考虑心理分析的情况下，就以此表述了自己对“儿童的性关系”的观点，他们仅仅是构建了一个理论体系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每每试图从这些调查中了解到新的信息时，总是因为这些信息的不准确而备感失望。

　　第二个错误在于调查文章混淆了“想像”、“幻觉”和“现实”。文章说：“我们发现性想像被压抑了。甚至有时候只是提及精神发情区，人们也会产生心理障碍，人们或是闭口不言，或是说反话——我们可以觉察到这一点。现在绝大多数人觉得电影里的强奸场面根本就引不起兴趣，但是，35%的人承认在想像中，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树林作为场景。”事实上，想像力不是被压抑了，而是——如同我们在上一章里已指出过的——变贫乏了。现实情况是，人们越想实现自己的想像，越发现自己其实缺乏想像，越发现实现的结果让人失望。

　　我们不处在一个创造的时代，也不处于一个想像力爆炸的时代。有人说图像、声音和感觉的爆炸，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想像力产品，这不是事实。这些所带来的都是最原始的没有经过构建的“映像”和感觉。如今的想像力就跟电视节目一样(电影已成了“附属的想像力”)，画面过得飞快。性想像力在我们的社会氛围里绝不是被抑制了，它是相对没有发展，或者说根本就消失了(今天“爱情格言”的情况也类似)。作为代替品的色情电影只是“假器”，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兴奋剂。

　　这篇调查中出现了“精神发情区”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什么叫“精神发情区”?“发情区”是指身上某些可以引起性欲的皮肤或黏膜部位。比如说：小孩喜欢用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靠着母亲的某些部位作为感情的表示，这些部位就属于发情区;对成年人而言，发情区尤其指生殖器官，但同时整个身上都属于“发情区”。至于什么叫“精神发情区”……

　　为什么大多数人觉得电影里的强奸场面根本就引不起兴趣呢?既然事实上其中某些场面是可以作为个体性关系参考的，为什么观众看的时候潜意识里会拒绝它并感到恶心呢?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并无这种场面，相反，如果这些镜头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活跃地存在着的，这些镜头就会带来其附属反应。比如，在看贝格芒在1972年上映的电影《叫声和悄悄话》时，在放映到主角用碎玻璃割自己的阴道时，有一名观众就突然晕倒了。这种突然失去意识的情况的出现表明，个体心理有障碍，他一直都莫名其妙地恐惧阉割。我们可以认为，对电影中这类镜头提不起兴趣的人是具有健康的心理的。另外，他们有能力在纯粹的心理游戏活动中重建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他们自己扮演强奸者或被强奸者，这种心理场景的构建其实从儿童的性关系时代就开始了。儿童(不论男女)在想像着一个进攻性质的行为时，要么把自己当成主动进攻者，要么把自己当成被动受害者。而强行侵入他人的身体是人类心理生活开始阶段必经的幻觉，这一行为是食肉性动物所共有的，儿童最初这样做的对象就是其父母。接着，由于他没有更加丰富的“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性关系，儿童会认为别人与他的做法是一样的。这也正是儿童的性关系与成人的性关系非常不同之处。如果成年仍停留在儿童的性关系阶段，把准备性的各种元素当成性元素，这种性关系就是“邪恶的”，它表明个体的心理还未发展成熟。大多数的调查都没有能力反映“主观性关系”的不可捉摸性——何况每一代人的“主观性生活”还有所不同。调查对性生活的“非理性”是无能为力的。

　　性生活调查的局限

　　调查(与民意测验不同)是一种了解行为知识的方式。有许多如同“金赛报告”的关于性的调查在美国发表过，法国也发表过几份这类调查。应注意，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在美国所作的调查在法国是不能作为参考资料的。那么，我们手中惟一可以参照的资料，就是1970年西蒙调查组在法国作的调查，而这次调查距今已20年了。从那以后，人的行为自然已发生了变化。比如说，19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人们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下降了，而从80年代开始，这一年龄又回升了。尽管这次调查是严肃的，且采集资料面也足够宽广，它却没有任何关于60至70年代性行为心理倾向的阐述。

　　换句话说，可以调查统计人们的性态度、性姿势或是性频率，但却不能从中发现任何新的东西或是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从历史的和心理的角度考察性行为，那么，知道人们如何过性生活，性生活的频率、姿势、辅助用具，他们对性生活的印象，他们是否换性伙伴，是自慰还是两个人在一起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积累这些信息却无法从中获取知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想获取知识吗?

　　我又一次发现关于这个问题作调查是不容易的，由于问题的特殊性，事先得准备好问问题的方式。我们从受访者口中得知的大多数信息并非真实的情况，而是最接近于他们的理想的情况，或是根据他们的判断，适合说出的情况。甚至连调查者本身也不是中性的。如果说他可以有意识地不作任何诱导，他却不能阻止受访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想着他，如果调查员本身有明显的倾向性，则得到的就是歪曲的调查结果。我们会发现，根据某些社会科学(甚至宗教)知识，有些方法论原则在调查时未被尊重。

　　乔治·德弗勒(GeorgesDevreux)，《补充性人种心理分析》，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1972。该书收录了德弗勒自1940年起发表并构建了其研究方法的主要论文。德弗勒从1926至1930年在盖扎·罗海姆(GézaRo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的基础上开始其理论构建。

　　第一份详尽的关于人类性生活的调查是由著名的昆虫学家金赛作的。(金赛是研究胡蜂的专家。)而“金赛报告”(1948，1953，1958)的目的在于“客观地”描述人类的性行为。报告惟一判断是否“正常”的测量工具是统计学上的方法：行为越多地被重复，它就越正常。但是，在评估人类行为的时候，仅注意重复的次数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方法未考虑到每个人的心理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昆虫或是其他的动物只被它们的本能决定和调节着，因此只需要观察其行为的次数就可得出其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但是人的情况则不同。人的本能很少，其主要心理生活都是“获得物”的结果。感情生活和性生活也是个体历史的结果。一个人的“正常”并不是另一个的“正常”——即使两人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金赛报告”的调查方法和内容都值得商榷，但在报告公布后的几年里，它却成了不少武断的判断的基础。当然，几份“金赛报告”所提供的关于性行为的事实和信息是直到20世纪中叶的所有材料中最丰富的和最多方位的，但即使在它发布的时代，它就已经受到了一些人类心理学专家严肃的批判，如赖希(Reich)于1927年，洛朗于1939年。

　　乔治·德弗勒是人种精神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批判“金赛报告”时强调，该报告的结果是不完善和扭曲的，“调查者在提供大多数资料时都没有考虑到文化对回答、对潜意识、对遗忘(压抑)以及记忆的塑造……我们承认，许多怀有负罪感的人在看了‘金赛报告’以后，焦躁的情绪暂时得到了缓解，因为他们发现大多数人做着跟他们同样的事情。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观察结果是不科学的，这份报告仅仅是主题震动了公众的一份统计材料，用这种统计学的方法必然会有一个‘正常’。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正常以我们所掌握的客观有效的标准来看，是明显的不正常……我们可以把这份报告中的原始材料看成美国人性行为的一次分等级陈列……我们可以从这一简单陈列中得出深层次的心理学资料，统计上最多出现的性行为可能代表的是最接近意识的层次，而最少出现的行为代表的是平时没意识到的性冲动与性幻觉，比如男子希望像女子那样有生殖功能”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1980。

　　我们又一次发现，调查报告力图不触及行为的心理学意义，它所用的观察方法和理解模型其实是不适用于性行为研究的。用研究动物心理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逃避——其目的在于不真正地面对“性”。生物化学式的性关系模式把性关系同心理生活的联系完全割断了。化学反应成了冲动的惟一原因。似乎只要进行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就可以解释整个性关系了。生物化学式的爱情生活樊尚，《激情生物学》。

　　与心理生活是相互作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现在的倾向却是抹去心理层面对性行为的作用，使性行为不再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自然性”。好像说“我们受自己的‘动物本能’控制”或是说“我们生物学意义上所必需的平衡”能让我们自己感到安心似的!可是，我们必须是受自己思想控制的，如果我们只是受环境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就不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现代人由于无法对自己的焦虑进行加工，才会把焦虑抛向“外界”，认为外界才是各种冲动的来源。然而，哲学研究、宗教思考，以及伦理判断，这些对于担负起人类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学生时代起就放弃对这些领域的学习，承认自己仅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会使个体丧失自我意识。

　　这个时代的人自己空乏着自己的内心，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在外部世界里只能找到痛苦的理由。现代人希望焦虑和性压抑并非来源于其自身，于是他就必须找到一个理由(或是一只替罪羊)。我们发现许多人身上都存在着这种内心生活的“丧失”，而作为对这一丧失的补偿，个体又求助于各式古怪方法以满足需要。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有一种拒绝——对人类性关系的拒绝和对理解性关系的拒绝。我们非常赞同德弗勒以下的这段话：“人类讨厌理解性——尽管在这方面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拒绝了解这方面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

　　在弗洛伊德之后，他在此处强调这一“矛盾的态度”是有道理的;这一态度导致了研究上的错误：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这一想法萦绕脑际，但是同时，又拒绝了解这样做的原因和意义何在。比方说，在出现性犯罪的时候，这种情况就经常出现。人们满足于描写行为，然后有选择性地(这很奇怪)表达自己的愤怒。

　　媒体对某些针对儿童的性犯罪不厌其烦地报道，而把另一些同样卑鄙的行为则只是当作报纸的一种花边新闻，比如在报道一名女护士对一位82岁的妇女的犯罪时就是这种情况。1987年8月23日的几则报道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拒绝了解，但总想看。电视、杂志和其他一些刊物直白地讨论着性关系，它们这样做，与其说是让观众(读者)了解自身的性生活，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观众(读者)“看”他人的欲望。连性教育也难逃“暴露癖”和“偷窥癖”：人们越来越多地看，越来越少地了解。

　　性让人害怕了，害怕进而发展成恐怖症或精神疾病。害怕还有可能转移到了别的事物上，比如飙车、飙艇甚至飙飞机这些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总是能找到一个“自阉的奥里金”来证明“性是不存在的”;或是找到一个“如同柏拉图的、类精神分裂的同性恋”(乔治·德弗勒语)来肯定“单性其实就够了”;要不就是一个成年人遗憾自己美好的青春过去得太快：“年轻时好像什么都可以啊!”这些都不是人类性关系的现实。还有一种更巧妙的否认性的方法，就是更多地展露性。“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色情文学总在讲述堕落，而不止一个的反科学者说堕落其实是正常的。”(乔治·德弗勒语)把所有的性行为划为同一层次，暗示它们都是“正常的”(既然它们都存在着)，这是拒绝理解性关系，拒绝从中找出它所代表的意义的表现。用心理分析和心理学语言包装起来的简单的信息成了今天“知识”的一部分。这种过度简单化让人以为自己一下子全理解了，而事实上，人们却混淆了潜意识活动和意识活动的逻辑。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但现在的氛围以及对儿童的性教育都倾向于限制，甚至摧毁这种相互间的联系。这是与人类精神现实相背的。许多关于潜意识的心理分析材料(心理分析材料大多是关于潜意识的)变成了对意识的心理分析，其目的在于为某些性行为找到理由，为了不去问自己什么才能使性经验具有意义。人们忘记了，心理分析学的方法和已有的知识对人的心理功能是有影响的。求助于原始的欲望并把它奉为参照标准，是不能解释性行为的，更谈不上证明它的正确性。

　　没有一个夏天，各式杂志不向它们的读者提供一沓关于性的材料。杂志总是鼓励它们的读者趁着假期来一次“性旅游”(既包括拥有多个性伙伴的老调重弹，又包括自慰之类的独自性行为，甚至还有“偷窥癖”之类)。这种行为真的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具有的行为还是人们以之为“榜样”的性观念?回答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这会使我们明白我们在讨论什么，而不是视这个“榜样”为理所当然。每份杂志都想像着行为，向读者建议或提供一些参考——不管是用插科打诨的形式还是用所谓的测试的形式——比如“计量”人们吸引异性的能力，或是“指明”性关系的方向。这些文章里形成的“理论”是叫人们追随和实践自己的潜意识。但是，潜意识只是人类心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其使命也绝不是要按其本身在外部世界里实现——除非是陷入类精神分裂的死胡同里。认为应把我们的潜意识“做出来”是荒谬的。我们已经指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要么是把作为灵感来源的潜意识消灭掉，成为一个总想把最初的念头实现的冲动的自我(以所谓“真实”的名义)，要么就在还未为“潜意识产品”和“冲动”在外界找到出路的时候，就对它们进行了内心加工。

　　这些杂志上的资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它们只是迎合了流行的想法，却没有真正提出有关性的问题。把几位男女明星作为性感的样本陈列出来，这什么也不能证明。这些明星所代表的东西其实少得可怜，不能成为“情感想像力”的养料。希腊众神，西方著名的爱情传奇中的人物，以及《圣经》里某些关于爱情的谈话，都比现代人不稳定的“心理镜子”破碎以后的反射(明星)内涵更丰富，也更有建设性。像伊莎贝尔·贾妮、达尔和雅尼克·挪亚那样的本能而自发的天性，虽然能让人疯狂(看起来是这样)，但在那背后却掩藏着他们脆弱的心理。只要看看他们在事业或感情上受挫后是如何迅速地垮掉，就能发现这一点。但这也恰好符合他们正当地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我是一个人”。媒体如此地关注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是现代社会沮丧现实的“镜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而不是模仿的对象。至于公众关注明星的子女，则又一次反映出现在的色情儿童化倾向——与青年人的关系尤其被色情化了。电影《大卫·哈利戴》成功，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两个未成年人破碎的爱情梦;而在《保罗·贝尔蒙多》里，主人公正直、敏锐、无所畏惧，这些品质如出现在他父亲身上恐怕更为合适。这些角色让人浮想联翩，是因为从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这些角色是无助于人们建立真实的、内心化了的人格的。自恋的态度妨碍了人们建立真正的神秘的爱情关系，其结果只能是使人处于冲突的“爱与恨”之中。影片只是用了大量的戏剧化的爱情情节来满足观众(还有拍片人本身)。明星体制生产出来的都是最平庸的关系，而明星所扮演的角色不具有促进“整合内心”的工作的价值，因为这些角色仅仅是现代人心理的“反映”。

　　总而言之，关于性关系的调查往往是想把人们所做的事情合理化，而不是想搞清楚行为的事实和历史。这些人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夫妻关系触礁、父母离了婚的孩子、流产或是艾滋病(他们常用娱乐圈人物作为讨论这些的由头)，都只是为了更好地自我欣赏。调查中的性行为是处在特定的背景下的，即处在感情和性都解放了的性关系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调查用处不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结果都是不真实的——“金赛报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是，在好几个国家里，以收集信息防范艾滋病为借口，还有人准备进行类似的调查。这类调查耗费巨大，然而在它们完成之后，我们却不知该如何使用它们——因为它们想了解的是“别的事情”而不是性，而“别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人类并非昨天才出现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了解人类的性实践。性实践是随着时代、社会、个体的不同而变化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性实践是与性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临床上观察到的行为中得出意义，从流行的观念中得出意义，这些与性实践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才是对性的意义的真正的理解。这些调查试图带给我们受访者行为(实际的或者想像的)的信息。但是，扩大受访者人数，这并不能保证得出“现代人的性行为与前人相比是独特的”这一结论。诺克斯教授监督了在英国进行的一次调查，他认为50%—60%的受访者都给了捏造的答案。

　　《医生周报》，1990年4月27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相信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呢?诺克斯教授的判断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只有15%的情况有证据证明事实被夸大了。我们看到了这实在是一件恼人的工作，那么问题就的确在于问一问：“这次调查反映的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吗?”

　　性被从性关系中剔除了

　　性关系并不仅仅是性，它在广义上是指作为男人或女人的个体所有的感情积累。性关系也不仅仅是生殖，因为生殖仅仅是它诸多关系形态中的一个，性关系远不止此。性关系是大多数人类行为的基础。弗洛伊德在发现了性冲动的功能之后，并未因为性要求没有阻碍的满足而强调性，而只是说明性关系是一切的源泉。性的定义与性关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性从属于性关系——除非性是“独自的”或是与性关系分裂开来的。然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性好像被从性关系中剔除了，就好像应该“为性而性”或是性是怎样的就该怎样活着似的。

　　于是，性与性关系的分离成了青少年对毒品依赖的一个心理原因。当性冲动苏醒却未能在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占据它所应占的位置时，吸毒便出现了。遇上这种情况的年轻人是很多的，他们都成了心理有问题的病人。这种内心的“错位”并不是他们父母的错误(这些年轻人在童年时并不缺少爱)，更不是一个所谓的“坏社会”的错误。有可能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个人的困难，但把这作为惟一的理由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是不现实的做法。仅仅是社会影响本身，这并不足以解释一些个体的塑造和毁灭，否则我们每个人都是吸毒者或性无能者了。不是事件、形势、社会危机这些环境左右着人们，而是人们对之作何反应及如何担负它们(或是无力担负它们)构建起了人格的基础。人在内心对这些事件进行着加工，把它们或远或近地与“内心争论”——最终是“内心矛盾”——联系起来(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秘密的对话)。个体把从这些事件里得出的意义整合，这些意义将留下痕迹和产生影响。事实上，我们只记得那些已经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具有意义的事件，也只受它们的影响，个体的心理正是这样逐渐形成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人的心理。如果说现代人的“理想原则”是“为性而性”，是把性关系与性分离开来，那么儿童就有可能因此不能形成统一的人格，这让他面对各种“感情依赖”时很脆弱。如果我们不能给予年轻人生活的理由(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未成年人的“理想的自我”才得以完成)，我们实际上就是鼓励他们自恋。年轻人失去了“象征物”作为养料，就会从内部吞噬自己。

　　关系的性质受环境影响，它可以部分地影响个体的发展，而现在的环境则鼓励“分离”和“独处”，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是有价值的。关于“性”也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与主观交流分离的性，很快就失去了意义并让人消沉，因为它被封闭在想像里，始终处于人最初希望它是的那个状态。应该是由“性关系”来丰富“愉悦”，来赋予“愉悦”意义，当我们让性关系失去了这个功能时，“摇头丸”便取而代之(这丝毫也不让人惊讶)。把这种在唱片俱乐部或是星期六舞会上出售的药丸称为“爱之丸”是绝对错误的，买它们的人其实是“失去自我”的人，他们只是计划借助这“神奇”的药丸“从外部”再找回自我。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人格空虚化了，主观性不再发展，个人变得“随波逐流”。

　　性不能为其本身而存在，否则它就有可能毁掉欲望。性只是性关系的一种形式而已，而性关系的真正含义是“个体的内心积累”。既然个体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性质取决于性关系，那么，性关系就并非只指性。性关系的含义要比性广泛得多。人们可以享有一个满意、有益的性关系而没有许多性活动——甚至没有也可以。频繁的性活动，或是有多个性伙伴，这些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和性关系。“为性而性”会损害性关系。它绝非真正解放的标志，而是个体由于与他人的关系遇到困难而感到不适，想通过性来“补偿”。这与某些人想用酗酒来补偿是一个道理。在关于性关系的问题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即人们把性看做一种“本能”。性关系不是本能，它是“冲动”，两者不是一回事。正因为如此，人的性冲动才能可能发展，而动物的性本能则不行。

　　如何定义“冲动”呢?生命在刚刚开始时，冲动并不存在。随着幼儿感受到“缺乏”，冲动也开始逐渐在他身上发展了。比如，当幼儿发现失去母亲的乳房时，这种缺乏就转化成“口头的冲动”，其目的在于希望找回所失去的。这时候任何一样东西(例如裹着手帕的手)都可以成为替代品。所以，冲动是“失去”引起的结果，它会导致强烈的心理反应，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反应是与身体的紧张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冲动的目的在于消除身体的紧张。不成熟的人倾向于用激烈的方式(对自己或对他人)来表达冲动，在性的方面，即用纯幻觉性质的色情行为调动头脑的想像，以自慰得到满足。另外，梦显然是冲动压力释放的主要渠道。个体一般是不会把冲动(尤其是“局部冲动”)的原始面貌表现于外部世界的。冲动会有一个改造升华的过程，这一过程给冲动带来一个符合社会价值观念的新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在环境的影响下，不会直接玩自己的“产品”——粪便，但却会去玩脏水和沙子。当然，这是发生在他们发现学习的乐趣和创造的乐趣之前的行为。学校、社会、政治、思想、艺术和心理活动，这些都可以使孩子“升华”，而向孩子的“理想的自我”建议升华是社会的责任。当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社会和宗教的理想时，青少年的“理想自我”就很难得到发展，这很有可能是今天“吸毒”和“把性的原始方面抬高”这两种社会现象的部分原因。然而，不管是吸毒还是抬高原始的性的价值，个体都无法与任何他人“相遇”——除了自己幻觉中的影子。

　　性冲动的根源存在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促使个体追寻它所缺失的。性冲动的目标并不是由生物学意义上的先天因素决定的，决定它的是每个人自己的心理—感情历程。这是个体的工作，包括爱情关系和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无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不是先天就形成的。即使有遗传和基因因素参与其中，它也是个人历史的发展结果。遗传和基因因素使个体有倾向性，但不能起决定作用，个体最终的倾向取决于个体本身，尤其是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历程。对所有的问题而言，这一时期都非常重要。

　　弗洛伊德是把“性冲动”和“本能”区分开来的，他用“自我保存本能”这一概念涵盖主要的本能，其《关于性关系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记载了这次心理分析的新发现。该书还指出：没有“性本能”，存在的只有“性冲动”。这个处于“本能”和“冲动”之间的二重性主题是重要的，因为正是它体现出人类性关系的独特性——而性当然是与这联系在一起的。

　　“自我保存本能”是先天的，而性冲动则不是。随着目的和对象的不同，性冲动是可以变化的。相反，“自我保存本能”则指向一个固定的需要得到的事物。比如说，饥饿是一种本能，即使是婴儿也知道自己需要食品。补偿或是升华“自我保存本能”(比如“缺乏食物”)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再例如，人有求生本能，对危险的恐惧会调动人的全部力量以使自己不死去。最后，我们还想谈一谈群居本能。当一个个体被卷入一个群体时，他就有可能失去基本已习惯的参照和自己的控制方式。群居本能使他乖乖服从集体的冲动，哪怕这种冲动是最原始的最不文明的。如果说本能能给动物指出继续生存的道路，人身上的本能——人的本能是很少的——却可以损害人自身和他人。

　　把本能和冲动区分开来，并不意味着它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范畴。两者之间是有交流的，而这些交流通常是冲突性的。事实上，性冲动以“自我保存本能”为基础，它是从中发展出来的。因此，尽管两者目标不同，但都在寻找“愉悦”。但是，是什么愉悦呢?一个与母亲有身体接触的乳儿被喂饱了，于是其保存本能被满足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这种母子关系激起了最初的性冲动，促进了最初的与身体某些部分联系着的性关系的发展。这时候儿童还没有关于他身体的总体概念，身体的各个部分轮流让他感到快乐。这种状况持续到3岁左右，这时他开始有了身体的整体概念，标志是他开始使用“这是我的”这类含整体概念的语句。儿童的性关系的分裂状态存在于儿童的潜意识里(也存在于成年人的潜意识里)，它对想像、感官反应和“永不满足地拥有他人和用他人满足自己”这种欲望有着重要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了解了母亲和父亲的真实意义，这让他也渐渐地不那么自高自大了，他有了更高级的关系，开始注意“他人的界限”。在了解事物的真实意义之前，儿童是被潜意识性关系的原始运动所统治的，他的身体被分裂成许多部分：嘴、眼睛、手、肛门、脚和他的性器官，每一部分都可能被“色情化”，而且这些部分的被抬高了的孤立状态可能续到成年期，这就会导致各种堕落的举动。

　　冲动不是先天性的，而本能是。本能有方向性，它指向某个特定的需要达到的目标，只有通过这个特定的物或人，它才能以特定的方式实现。他人作为性冲动的目标(对他人的“饥渴”)，虽然可以看做“身体的饥渴”，但却不同于本能的表现。我们在《一大口》和《热吻》两部电影里都可看到，被当做本能体验的冲动将导致死亡。

　　本能和性冲动还是有共同点的，两者在服从“现实原则”之前都服从于“享乐原则”。但是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它们之间的不同很快就出现了。本能只能从具体的事物上得到满足(比如饿了就得进食)，所以它很快就从“享乐原则”过渡到“现实原则”，而性冲动与现实的关系则不是这样。事实上，性冲动可以通过幻想中的活动得到满足，而这一心理状态与现实无关。也就是说，性冲动可以更长时间地处于“享乐原则”控制之下。弗洛伊德说过：“心理倾向的主要部分发展成神经官能症是缘自性冲动考虑现实时的滞后。”另外，性冲动也是人主要的压抑目标，这可能是由于儿童与父母的关系过于亲密，也可能是由于个体惧怕性冲动导致的内心激动。一般来说，对性的恐惧使人忘记他可能遭受的压力和内心的压力。

　　性关系的觉醒是许多恐惧的源泉。在短篇故事、传说里，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恐惧都是各式各样灵感的源泉。例如：对于“小红帽”来说，这种恐惧转化成了对“被吞噬”的焦虑。布吕诺·贝特尔海姆的下述阐述是有道理的：“威胁小女孩的危险，是她刚刚诞生的性关系，因为她在感情方面还不够成熟。一个在心理上已经为性经验作好准备的个体，是能够控制性生活，并可以因此使自己更加‘丰富’的。但是一个早熟的性关系是‘倒退的经验’，它把我们身上所有原始的东西都唤醒，我们因此有可能做原始的事情。一个没有作好性生活的准备却有了性经验的不成熟的人，会产生俄狄浦斯式的强烈的性激情，他以这种方式面对这一经验。他以为，在这方面要取得胜利只能通过摆脱比他有经验的对手——这正是‘小红帽’所做的，她给了狼足够精确的指示让它能去她的外祖母家，她这样做显出了她的‘情绪矛盾’。她这样做就好像她对狼说：‘让我安静一点，去我外祖母那儿吧。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她能够面对你所代表的，而我不能。’”

　　布吕诺·贝特尔海姆(BrunoBettelheim)，《童话心理分析》，RobertLaffont出版社，巴黎，1976。

　　从这篇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含义，比如说，儿童所必须面对的他自身的或是外部世界的“过渡”和“危险”。面对生活现实，“小红帽”不再孩子般的天真，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学会从俄狄浦斯式的引诱中自拔，也学会了从直到青春期都很活跃的纯自恋倾向中自拔。

　　儿童想像中的性关系是进攻性的，这也解释了他们对性的恐惧。儿童认为性行为是粗暴的行为，会导致伙伴之一的毁灭(好像人在性行为中要冒死亡的危险似的)。某些这种潜意识特别强烈的人，在面对性画面时，或是要使自己服从性欲望时会感到焦虑，他们希望平息这种欲望。他们的表现是晚熟或是以挑衅的态度面对社会以证明“我的性没问题”。这些都是“压抑”。一般而言，当一个人试图为自己而表现自己的时候，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只有部分的性关系才会使人成为一个病态的角色。”在压抑的“帮助”下，“自我”抗争着，性关系以生殖以外的形式公开表达，比如暴露癖、偷窥癖、恋物癖或是自慰。这时候，性器官变成了一个“物体”。要知道，无能者常常是通过挑衅的方式来自我表达的。

　　另一些人则心甘情愿地采取“迷途者”的态度。他们至少都让自己显得很有风度——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实际如此。他们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没刮的胡子，还算得上干净的衣服，让人感觉自己受过苦，说起话来总带着嘲讽的语气。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是在同一个真正的流浪汉，还是和一个不修边幅的天才在打交道。

　　还有一些人的服饰让人觉得不伦不类，而我们又不得不说他们的形象是“古典”的。他们总是穿着深色的干净西服，袜子上赫然印着“Weston”，衬衫领口外还围着丝绸围巾。总而言之，一套传统的做工考究的服装。可是，这太传统了啊!

　　最后一类人是“冒牌没文化者”(我们强调的是他们给人的最初感觉，这也正是他们想努力维持的)。他们把一切都当成儿戏，搞一些没有文化底蕴的智力大杂烩，他们争论时思路不清，他们在晚会上洋相百出，他们在乎的只是场面的热闹，他们对什么都要讽刺。人们可能今天喜欢他们，明天就会讨厌他们。现在社会上这些榜样很流行。这些榜样人物既拒绝成为成人又拒绝儿童式的“全能”。这是些“假青年”。这些“性解放”的继承者们以为自己解放了。他们尤其追寻儿童的性关系，即“局部冲动”。

　　这些主题的主要载体是广告。我们还记得《地狱里结冰了》的宣传海报(在前一章里我们简短地分析了它)是这样的：两个小天使，其中有一个有勃起的生殖器——一个被置于儿童身上的成人性器官。电影本身没什么意思，但它的海报却意味深长，反映的是在情感上无力达到成人阶段的心理状态。这种展示和看生殖器的需要是一种同性恋反应，它也反映出年轻人在青春期因感到“无力”而产生的焦虑。如果一个人有意培养这种兴趣，他将很难了解爱情关系的意义。当人们奇怪地把一个强烈男性化的儿童身体作为榜样时，身体映像的冲突会迫使人退化到原始的身体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被抬高的是异质的身体，是被分割了的身体，而且，这最终导致了“与儿童的性”。这张海报的设计者奇怪地运用了“暴露”和“鸡奸”两个概念来宣传一部讲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爱情故事的电影。事实上，海报作者传达的完全是与电影相反的信息。只要看看这张海报，就可以想见这部电影不会成功——它居然明目张胆地宣扬“与儿童的性”(电影其实还与这无关)，这只能让人拒绝它。海报表现了对青少年性的抬高，以及把原始的冲动体系转化成生殖的性关系的困难。这是“前性”状态，也就是说这种性还未获得“身份上的意义”和“关系上的意义”。海报“挖掘”的是儿童的性关系，儿童的性关系是以本来形式表现的，未经过性冲动心理加工的一种本能。

　　挑衅的举动是现代心理行为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它常常通过纯粹操作性的举动表现出来。在这些行为里，一切都是可能的。有些人在喝过烈酒以后参与了轮奸，或是做了一些不考虑他人的色情行为。在他们的渴望里，惟一重要的是“做”，他们丝毫没有心理构建的倾向。沉浸在他们自己荒唐的色情行为之中，他们根本不考虑自己在干什么，也不问一问自己的关系的意义何在。这种“内在性”的缺乏清除了行动中的冲动和冲突。这类人的幻想生活是极度匮乏的，内心世界里空空如也。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未成年人和刚刚成年的年轻人，他们只根据自己“身体的运动”生活。他们的行为首先是消沉的反映，而这种心理状态会毁了整个心理生活。他们无法把心理生活付诸实践，他们的身体只是“应答”自己的情绪高涨或情绪低落，而这样做的结果既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又损害了自己的精神。身体上变化带来的焦虑导致了挑衅的青春期心理。这种焦虑——它是失望情绪的源泉——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从这个年龄所特有的生理反应和“拒绝情绪”看出来。某些人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男人或女人之后，头脑中的身体映像还是他们儿时的身体，所以，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着成人性器官的儿童身体。这个不可忍受的矛盾促使个体内心外在化，以排斥恼人的身体形象。他们的人格是表面化的，个性是冲动的，而由于环境不能给他们提供除了按身体行事以外的“理想”，因此人格和个性的特点更明显——今天，人们赞许这种冲动并给它贴上了“有个性”的标签。流行的服饰、流行的音乐、流行的做法，这些都试图把这种退化为一时的本能冲动的不真实人格合理化。我们传播着这样一种思想：“只应该按自己感受到的去做。”人们不再花时间构建自己真实的欲望了。这种拒绝把冲动进行心理加工的态度，只能使原始的“自我保存本能”得益，而无助于心理上的成熟。

　　明白本能和性冲动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性冲动常常被当成一种应该按其本来面目表达出来的本能。把性归为本能(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就把它与性冲动(一个发展的系统)隔离了开来，性也就不再存在于性关系里。另外，在“性是本能的一部分，所以不能与之对抗”的借口下，鼓励儿童和未成年人进行性活动，这是严重混淆了未成年时可能存在的性游戏(自古如此)和成年人的性关系。未成年人的性游戏受好奇心的驱使，与“感觉冲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成年人的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这样的。在儿童的性关系里，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把部分的冲动整合起来，而对于成年人而言，达到性欲高潮是重要的。如果性是怎么样人就怎么样表达它，那么就不再有欲望了。让人认为性关系是本能范畴的事物，我们就把人变成了“性障碍者”。这种把性从性关系里剔除是另一种消灭性的方法。我们再重复一遍，冲动和本能都不能被封闭在潜意识的“绝对乐趣”里，它们都必须在现实世界里找到合适的出路。没有目的的享乐意味着心理生活的死亡，而一个在现实中找不到乐趣的人会死于沮丧和忧伤。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做了严肃而精确的研究(他常常在研究过程中修正原来的观点)，他认为，在生物学的层次上，存在着“自我保存本能”(其目的是保存个体本身)和冲动(它服从于种群共同的目标)的冲突。他写道：“个体事实上有两个存在：作为他本身，他为自己而活;作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至少是不加入自己的意愿——服从群体。性冲动与自我冲动(即‘自我保存本能’)的区别正反映了个体的这一双重功能。”

　　弗洛伊德，《自恋癖导论》，1984，《性生活》，PUF出版社，巴黎，1976。(原文如此，1984年这一年份疑有误。——译注)

　　这是人类性关系固有的双重性。人有在与他人的性生活中证明自己活着的需要，也有赋予他人生命的需要。后一种需要并非只在生殖中，它处在个体与其外界环境的所有形式的关系中。这就是为什么在个体遇到危机时，性关系就会受到损害，性就变成了简单的“驱魔”工具，并最终损害个体与外界的关系。45岁的男人或50岁的女人处在性关系调整的时期，在潜意识的焦虑的控制下，他们试图以典型的年轻人的方式进行“爱情”冒险，或是与年龄上可以是他们子女辈的孩子保持一种“牧歌式的纯洁关系”。这一时期，性压抑或性放纵也都是感情生活出了问题的表现。

　　我们再谈一谈这个双重存在。在人类的心理世界里，有两种倾向：一种为自己，一种为他人。在潜意识里，它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而且其中一个还有可能使另一个失去作用，并阻止有意识的性关系把两种倾向统一起来。但是“自我”为了在外部世界里生存，会试图使“个人的快乐”与“他人的关系”相符。

　　目前的榜样指明的方向表明，它们也正在努力否认潜意识的性，赞同由“自我”控制的、导向“自我保存”方向的、保护性和支持性的性关系。这是一种强迫性的、极端现实的(更换性伙伴、色情技术、集中关注身体某些特点部分，或把想像的场景在伙伴身上实施)、被认为是卫生的性关系。它被付诸实践是为了抵御消沉的焦虑和潜意识的性关系。对潜意识的性关系的否定并不总是明显的，只有当初级冲动未经思想加工而以本来面目出现，即感觉没有经过内心加工和思考时，它才是明显的。当个体无力思考时，个体会变得脆弱，他将只能“应答”自己的渴望而不知道自己实际想要的是什么。当潜意识不再在自己的位置上作为意识活动灵感的源泉时，“自我”就不再能促进关系的发展，生殖的条件就不再是良好的，人们会感到筋疲力尽，说：“我空了!”这种自我的有意识的性关系可以是“露水”式的和操作性的，它消除了与潜意识之间的联系。但是，完全潜意识的性关系也是不足取的，它比类精神分裂症也好不到哪里去。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对此体系作了解释。在这个体系里，潜意识的性是没有位置的。人们试图用一些心理分析学的词汇诸如“压抑”、“抑制潜意识幻想”来作诊断，而这些词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它们确实反映了理性生活的现实，仅凭这些观念我们就可以行动了。于是在我们试图干预儿童的性生活时，似乎只需要向他们描述性就足够让他们为那一刻作好准备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危险的、倒退性的，是对“理性”的滥用。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一个性问题，似乎就只需要解释，只需要建议一些身体的练习，只需要“改造”一下人的意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当人们遇到那些日复一日的问题时，这些建议在短时间内的确是有效的。由于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人格上的问题，这种疗法可以带来即刻的良好结果。日常生活的烦心事，工作上的烦恼，坐车带来的疲惫，筋疲力尽工作一天后很晚才能到家，照看孩子，这些现实使夫妻不可能有频繁的性生活。但是，这些理由也可能是掩盖性压抑的面具(性压抑并不一定使个体痛苦)，偏头痛、疲劳和“不想”都是礼貌的拒绝对方的方法。

　　不要以为现在到处都张贴着性，于是这种过度色情化会鼓励夫妻纵欲。情况恰恰相反，大量的色情使性非性化了。因为在想像里“好”的东西，一旦付诸实践，便十分危险。色情的“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不容忽视的——取消了人与他人的关系而使纯粹想像的世界色情化。在这个世界里，面孔是不存在的(色情电话)，甚至连声音也是不存在的(色情传真)。如果说与他人的关系非性化了，那么想像却越来越色情化，它把每个人都封闭在强迫性的性孤独里。这种过度色情引起了压抑和其他性疾病。咨询性学专家的人数增加了，人们认为心理障碍是很小的，只是与周围的生活环境有关，他们希望通过几次与医生的会面就解决问题;但是，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出现性危机时，是人格出现了问题，这需要进行心理治疗，仅仅是咨询性学家是不够的。性问题是一种症状，尤其当没有发现生理和器官上的问题时更是如此，治疗不能仅仅从性方面入手。

　　G.兹旺(G.Zwang)和A.罗米安(A.Romien)，《性治疗概要》，Maloine出版社，巴黎，1989。G.兹旺，《性病理学》，Maloine出版社，巴黎，1990。J.韦恩博格(J.Waynberg)，《关于性关系的定见》，Hachette出版社，巴黎，1988。

　　以“自我心理”的名义仅仅局限于性的治疗往往是走进了死胡同。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没有考虑人格的整体，所以他们的理论在面对我们现在的主观问题和感情问题时，是不足以成为长期有效的疗法的。有趣的是，去咨询他们的主要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分析学者，这似乎是在肯定眼下的感觉心理大行其道的现象。我们的时代想“感觉”，想“体会”，仿佛是想以此抵抗工业社会的进攻。

　　生物能量理论也属于这一理论流派。它用一个神秘的“能量”概念把潜意识“退化”成意识，却没有明确指出“能量”这个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根据该理论，意识可以使人找回最初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比受心理引导的行为更真实，它称这种情况为“最初的呐喊”。事实上，它所描述的是还不会说话的婴儿的情况，而婴儿的人格是呈分裂状态的。在1960年代，“生殖能量”和“最初的呐喊”是描绘人类关系时最常用的概念，但是，后来它们失败了，需要找到别的东西。于是在1980年代初，占星术甚至巫术又开始大行其道。这也并非现代才有的现象，每次人类社会出现哲学、宗教意识危机时，我们就会发现不理性的、崇拜神秘主义的群众出现。至于性关系，它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潮流。

　　害怕重新处于混乱的状态，害怕潜意识里性的未分化，这些都促使个体去做一些“看得见”的举动，以证明自己有控制能力——尽管这种控制有明显的“人造”痕迹。希望有大量的性经验和频繁更换性伙伴，既不是肉欲性质的，也不是感情性质的，仅仅是个体想感到“还活着”，于是用这种死亡性的性关系来安慰自己。性关系也因此变成了发泄而不是对他人的爱。

　　如果在摄取性自我确认(把一个流行的关于性关系的观点变成自己的)时，个体吸取了各式各样的低估性关系或生殖的分裂性元素，那么，“自我”是有可能使整合性关系的心理工作失败的。今天，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在喊“要赢”，但矛盾的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却好像并没有赢：什么“无能”、“懒鬼”、“笨蛋”之类的词汇随处可闻，反映出一个被个人主义“侵犯”了的社会。在一个自恋的社会里，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与生殖有关，而与追求个人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想得到幸福，想充分发展，想保持年轻时的活力。于是，主观性关系以保存本能为榜样发挥作用，而对那些不能忍受“心理思考、社会思考、哲学思考、道德思考不仅可以运用于‘成功’和‘财富’，也可以运用于‘失败’和‘错误’”这一事实的人来说，这种主观性关系会引起防卫性反应。他们不能容忍我们向他们展示性关系真正的那一面，尼可尔·雅梅(NicoleJeammet)，《必要的恨》，PUF出版社，巴黎，1989。又见波米埃(GérardPommier)，《性秩序》，Aubier出版社，巴黎，1989。

　　这一面与人们的直接感受并无联系。人可以十分真诚地相信错误，但是，真诚并不代表正确。应当承认，容忍精神本身也并非美德，它也常常掩盖流行的坏动机和保守主义。借口每个人都想控制自己，有些人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经过“科学思考”的。如果确实有辨别、质疑、选择、承担的能力，那么这种思考无疑是一笔财富。但是，这种所谓的影响人行为的科学思考，最终导向以“对自己好或不好”为惟一的判断标准。这种“个人全能”的推理是儿童式的，属于神秘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如今，在广播里或电视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说随便什么话，而他的话却被他人当做事实。当媒体传播内心独白和自言自语时，除了告诉人已知的一些知识外，没法带来别的什么好处了——关于性关系尤其如此。现代性关系常常被导向个体的自我保存，而剔除更多“关系”层面的东西。如果性关系倾向于自我保存本能，它就不再对思考敏感，不再考虑他人的存在。过于屈从于“享乐原则”，性关系就有可能威胁到心理平衡，从而导致性关系与性的永久性分离;相反，如果性关系成功地把“保存个体”和“服务于种群目的”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它就可以扮演“联系”的角色。然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却消除两者之一，于是缩小了主要作用在于维持平衡的性活动的范畴。

　　一个只导向生殖的性关系失去了“在爱情关系中关注自我”这一功能;相反，一个只指向性和快感的性关系，它去除的不仅是可能存在的孩子，而且去除了自己和伴侣的生殖能力。今天大多数性关系都与生殖无关确系事实，这让年轻人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孩子是从性关系之外来的。“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怀上孩子。”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这样说。在和一位朋友发生关系怀上孩子之后，她想流产，因为她所处的情况让她很不安。人们在赋予爱情关系以不孕性质之后，出现了许多“兄弟姐妹之情”式的关系，而这样的伴侣在面临结婚生孩子这样的现实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垮了。他们往往在孩子出生之后就分手，或是——就像我们今天常看到的——在婚期前的几个礼拜把一切都取消。在与他人的关系里，“不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关系变得缺乏质量，既然性上的分离看起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自我保存本能和性冲动之间存在着对立，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去掉两者之一。比如，让避孕占据它所应占的位置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得出“从此往后性生活就应该与繁衍后代分离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分离只是现在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现象，认为它就是“应该的”，是回避问题的做法。但是，应当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把已经分离的东西重新合在一起是不容易的。

　　避孕的性

　　如果说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后果数量巨大，那造成它的原因也不少。许多年以来，人口统计学家用数字向我们表明人口未更新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一个逐渐老龄化的社会将不能像以前那样保证良好的社会福利，因为就业的人口成为了少数，他们是无法仅凭自己的力量负担全社会的福利的。但是，人口统计学家传达的信息，经过政府的转达，并不能在公众中引起什么反应。的确，面对我们社会所赋予儿童和性关系的形象，确实很难让家庭产生要第三个孩子的意愿。

　　儿童不再被视做群体的未来，也就是说，不再被视做我们所属的这个人类群体命运的肩负者。爱情抹杀了这个现实，人们认为孩子仅仅是有关两人爱情历史意义的一个“物件”。孩子被视为对爱情有建设性意义的一个元素，他(她)的用处仅仅在于使两人生活得更好。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孩子，父母双方更加意识到要加强他们之间的爱情联系，而不是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家庭。人们考虑的是怀孕可以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却不愿衡量一下这件事带来的结果对他人有什么益处。

　　然而，创造一个生命绝不仅仅是为了自恋地让自己感觉到“已经从无能中解放出来”，它还是一个社会行为。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拒绝承认“为人父母”有助于让性和性关系获得其社会意义;而事实上，赋予一个孩子以生命，这表明个体将肩负起对自己所属的这个人类群体的未来和团结的责任。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在今天的人看来有些怪异，那是因为在今天的两人世界里，我们赋予孩子的更多的是心理而不是群体的功用，人们希望通过孩子实现自我，而不是希望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带来一个新的成员。这种自恋的希望往往注定要失败，给人带来最痛苦的失落。把孩子的出生“私有化”是现代个人主义和性关系非社会化这两种潮流的一部分。

　　受孕被从性关系里剔除了，与此同时，死亡成了新的禁忌，人们不再谈论它。在现代社会里，自然死亡被藏了起来，被遗忘了。死亡不再把逝去者依次加入人类历史纽带，不再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长长的大家族的后来者，死亡的功用变成了“孤立”和“分开”。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把每个人社会化，让他属于人类大家庭的。于是，“死亡”被从人类的经验中剔除。在工业社会里，是对永生的幻想导致了这个荒唐的观念。死亡被看成了一个值得遗憾的意外，这掩盖了死亡其实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是性关系和死亡使两个人密不可分，因为，性关系作为生命的源泉，是对死亡的回答。

　　关于安乐死的争论就像关于自杀方法的争论一样，引起争论的似乎是病态、消沉的兴趣，而不是对病人的尊重或陪伴将死亡之人的意愿或帮助一个人重新找到生命的道路的愿望。在这些激烈的争论里，痛苦和死亡被明显地混淆了。“死亡的欲望”这种表述是多么不恰当，这种欲望其实是改变生命的欲望，而不是失去生命的欲望。我们并非“治疗狂”，但医生们为姑息疗法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我们可以以“改变生命”为目的给病人以某种治疗，但是让我们赋予自己干预一个人的生死的权力(还是假设他是自愿死亡的)是困难的。那些试图让人们使用安乐死的人是假仁假义，他们的观点恰恰符合现在社会上那种否认死亡，消灭生命的态度。死亡越被压抑，人们展示出的性就越具攻击性和反社会性。一个社会是根据其对死亡的态度在历史中存在和发展着的。以生物学观念的名义，主张在人生命的开始或行将结束时消灭生命，是没有考虑到人的尊严的行为。这些言论和行为最终是使他人的意义缺失的源泉，如果说“改变死亡”就意味着让他人去死，这是对生命的蔑视!

　　当一个孩子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是准备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保护或拯救孩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不“算计”的，这种行为几乎是本能，保存群体的本能，即群体的延续优先于个体的延续。

　　所以说，人的生殖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第二位的，不是只追求全能的爱情的，不是性关系可有可无的附属品。性关系既意味着与所爱的人相遇，也与传接生命有关。与动物不同，人的性关系并不总是指向“生殖”，性关系可以是与所爱的人建立和加强联系的方法，性关系的缺乏可能会在爱情关系的交流中产生影响。对于结对情人来说，能用性的方式相爱，以及相互之间有这种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对性的压抑和错误的升华最终常常会损害个体本身，在某些情况下，它会使个体做出堕落的行为。弗洛伊德在他的文章《文明的性道德》中写道：“对性生活限制，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对生活的烦躁，以及对死亡更加焦虑，这会扰乱个体享受的能力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面对死亡的准备。其表现是减弱了生殖的兴趣和不再参与群体未来的建设。”如果个体在他的“感情—性生活”中感到满足，觉得有幸福的时刻，个体会更愿意追求社会和文化的目标;相反，如果个体总感到沮丧，那他对死亡的焦虑就会上升到第一位，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是很难指望他愿意传宗接代的。当然，有些人感到失落，但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落，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一个孩子。他们是希望通过他人(孩子)重塑自我，想让孩子做到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很难说。

　　不是每一个性关系都表达了要生一个孩子的欲望，但是死亡却与性关系密不可分。每一个性关系都假设一个新人可以来加入这两人关系，并在这两人去世后延续他们的生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性关系都是相异性的，而在相异性里把繁衍作为交流的附件，会促使性关系非社会化，让个体陷入自恋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避孕和流产促进了人们在思想上把生殖从性关系里剔除出去。儿童和青少年对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他们会问自己：“我诞生时父母是否也曾用过避孕措施呢?”这个问题倒不是只有现代人才问的，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父母想要的。孩子是父母亲性关系的证明，他想知道自己在这个关系里处于何种地位，他是父母想要的吗。为真正融入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成为“后代”，建立自己的性和社会身份，这种为自己在家族体系里定位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有一个悖论：由于避孕已经成为普遍的措施，每个孩子似乎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父母想要的，但同时，他感到有一个危险重压在他的生命上。儿童在内心会觉得，他是在生死之间走了一回才生下来的。如果避孕是我们告知儿童的第一件有关性的信息，那也就是告诉他们孩子的出生是对父母的打扰，孩子是个不请自来的家伙，我们躲避孩子就像躲避疾病，幸亏有避孕药我们才没“染”上他，就算“染”上了我们也可以用流产的方法把他消灭掉。

　　当成年人向未成年人讲述避孕的时候，许多未成年人把这当成是谈论“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姑娘拒绝使用各种避孕措施的原因。可是，在她们母亲的要求下，在妇科医生的建议下，甚至是在环境的压力下(在我们的社会里，避孕和性煽动是十分容易被联系在一起的)，她们还是有可能采取避孕措施的。把避孕视做从生殖的“危险”中解放出来，对于人走向成熟是没有益处的。事实上，孩子的出生是一件非常值得称道的事情，他不仅把父母从“死亡的欲望”的罪恶感中解救了出来，还把他母亲或是父母双方从曾处在的“性无能”状态中解救了出来。

　　儿童所代表的双重功用使他一下子成了其父母性关系权力和能力的标志。父母将倾向于把孩子作为“支撑”，以证明他们之间性关系的有效性。世界颠倒了过来：是孩子让父母不再被“去势”。从潜意识的角度看，想要有孩子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恋性质的：父母希望通过孩子重新开始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延续，而且孩子的出生也让父母感到放心，他们证明了自己是有生殖能力的。但是如果父母不能把这些发展成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父母有这类认识倾向，就会使父母子女关系变成兄弟姐妹性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俄狄浦斯情结是不存在的。在这一背景下，当儿童渐渐长大，成为了青少年，潜意识里性冲突就会通过“竞争”表现出来。这对于成年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有可能因此在性上“缩减”自己，面对儿女们在性上的发展，父母开始觉得自己的性有问题了，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放弃或部分压抑自己的性生活，以给孩子们“腾出空间”。

　　青春期是性关系健康发展的决定性时期，而成年人常常想干预处在这一时期的年轻人的性生活。他们借口提供信息，其实是想间接参与这青春的骚动。有些人成年人甚至为子女计划性关系，鼓励儿女在家里发生性关系。他们常常会对这样做的结果感到惊讶，不明白子女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年轻人往往会以不容置辩的口吻回绝他们：“我对这不感兴趣”或是“你不了解我们的生活”。事实上，父母这时候向子女建议的是会限制子女快乐、影响子女性表达的做法，父母想解放的并不是子女，而是他们自己。面对年轻人的性，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性的退化并因此感到焦虑，他们想摆脱这种焦虑的情绪。避孕和流产的合法化与医学化产生的心理反应对性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应该接受并考虑这些影响，而不是把这些限制出生的技术视为讨论的禁区，或是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认为“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一下：我们绝不是否认或反对“避孕是必要的，因为它解放了女性”这一社会学观点。这个问题属于另一个范畴内的讨论，不在本书的分析范围之内。我们想说的是，避孕和流产的积极支持者们强调“性安全”的理念，这使性变得“波澜不惊”，好像里面什么也没有，而且不应该谈论。这些人说：“我们来谈论方法和技术吧，但别谈论性生活……”于是，未成年人在这方面可能提的问题就完全被“避孕”这个问题掩盖了，性知识的传授成了介绍避孕方法的专场。但是，避孕其实应是自我解放、自我发展并寻找到快乐的工具。这种观念(希望)很可能已被新一代妇女接受了，她们对主观性生活的评价更高，也就是说更希望感情冲动生活的发展集中在夫妻之间。在20世纪里，人变得敏感了，以至于对性关系的要求也更苛刻，新的年轻一代接受了这种思想观点和这种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更注重关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也是当大多数年轻人推迟他们第一次性关系时间时成年人会感到惊讶的原因。现在的年轻人要等到感到自己准备好了，才会这么做。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现在年轻人第一次性关系的时间比处于过渡时期的1970年代的年轻人要晚。

　　鉴于大多数14至19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发生过性关系，那么，在年轻人中间，避孕就并不是一个首要问题。这个事实对于那些简单地把“避孕”和“享乐”联系在一起的人是难以接受的。在与规划中心的专家们一起就此问题研究了几天以后，我们就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很难接受年轻人的态度已转变这一事实的。他们错误地认为这种转变是对性关系态度的道德性回归。不，事实不是这样的。的确，拒绝随便发生性关系的观点开始占上风，人们也开始注重关系的价值——道德不是一种疾病(为什么要把道德从性关系里排除出去?为什么我们要把某些人类活动过度道德化，却禁止把另一些道德化——比如说性关系)。这些专家囿于他们昨日的或然判断，认为避孕解放了妇女的性享乐。事实上，对限制的焦虑，对享乐能力的焦虑，对法规意义的焦虑，以至于对进攻性和死亡的焦虑，都不是一个小小的药丸所能解决的——除非我们把它当成一位可以近乎神气地治疗恐惧症的“保护者”。这些问题在被压制了近30年后回到了前台，我们终于可以谈论性关系了。

　　避孕是一种阻止受孕的技术手段;让它超越它严格的使用范围，赋予它别的意义，是对性愉悦的“防御性合理化”。一旦这种合理化坍塌，就会出现原先掩藏在底下的神经官能症。愉悦来自人而不来自技术手段。“避孕神经症”剥夺了个体的性，迫使个体(以妇科医生为中介)服从于生物性超我。对于某些人而言，妇科医生成了新的教士：教士们在维护“夫妻间”的责任，妇科医生们在维护“卫生的道德”。

　　于是，性关系就像它集中于夫妻那样集中于主体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性冲动和愉悦都只能取决于个体本身，而不是取决于化学的或机械的辅助方法。如果说避孕的惟一目的就是限制出生数量，那么赋予它别的功能就是对它的异化。把避孕和愉悦联系在一起，只是吸引人的智力上的“蒙太奇”，其性质是防御性的。这是一种低估个体本身而把希望寄托于物品的做法。人们希望这些物品——而不是我们自己——能完成心理任务，把自己从“无力”中解救出来。

　　我们发现，当一些年轻的妇女突然停止避孕以后，她们又出现了“无力”的症状。丝毫不考虑和一个男人建立一段持久的关系，更不用提和他建立共同的生活，她们便冲动地想要一个孩子。她们幻想着孩子能把她们从“无力”中解脱出来。于是，她们童年时就有的和“全能”的母亲竞争的映像不仅没减弱，反而更强了，她们也成了这映像的俘虏。

　　这样的避孕经历有可能会对性关系产生麻醉作用。一些女子和一些男子，为了不去完成自己青春期的心理任务，就索性停留在青春期的性的阶段。这种性是自我保护性质的，而且它为了要求自由还是挑衅性的。而这种自由就像扩胸拉力器，刚拉伸就立刻回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会让人很快筋疲力尽，由于没有能力这样生活，就遗忘了自己的性。

　　这些年来，我们尤其地被一个个“部分”所吸引。避孕自由，愉悦都以本身为目的，而不是以主体为参照，个人的生活就这样被分割了。于是，他确信自己的存在——可是他确信的是一个不真实的自我，因为他的性关系并没有在自我中占有一席之地。对某些人来说，性甚至已经成为了讨厌的东西。性是如此多地被引向了“别的”事物，变得只剩下操作性的功能，以至于它都没有办法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力比多”普遍下降——因为人们很快就对混乱的危险的青春期的性感到了厌倦。只注重一时发泄的愉悦是不能长久地让人感到快乐的。现在这种非社会化的性甚至需要一个附属的大脑去“滋养”自己的情感想像力。由于人们在避孕时标志性的失败之一就是性被剥夺，现在是“修复”主体的性的时候了。

　　诚然，避孕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流产在某些条件下也是合法的，但是，它们带来的心理问题是什么呢?性关系是从哪些映像出发进行自我建设或自我毁灭的呢?

　　当妇女经历避孕或流产的时候，男人并不总是与妇女“团结在一起”的。是妇女得解决她们身体和心理生活上的问题，面对各式各样的限制和影响。这可能是让人遗憾的，但是如果仅仅是指责男人而不了解他们这种态度的意义，那么遗憾就是于事无补的。

　　为了完全的自我实现，在通常情况下，妇女需要怀一个孩子或者至少知道自己有能力怀一个孩子。而且从这以后，她就得在两种价值体系下生存——作为女人和作为母亲。于是，有些妇女就有了在同时过两种生活的感觉，而男人，与妇女相比，在受孕过程中完成其性上的成熟更容易。但是，不论男女，承认自己有能力创造下一代，这就是在心理上接受自己面对父母是独立的，也就表示了他们面对父母不再感到拘谨或是具有进攻性。这时候他们也感到性的焦虑(伴随着负罪感和空虚感)，这表示对放弃他们爱的最初目标在心理上他们感到困难;但是，为了与另一个人一起构建自己的性渴望，必须接受“失去”父母。

　　当男人也有渴望要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后代和回应他妻子的要求，对他而言，这也是双重功能。让妻子成为母亲即证明了他自己也有生殖能力。同时，由于她妻子的要求，他感到了自己的男子气概得到了承认。但是，他会感到自己比较少地与生殖有关，因为妻子作为女人一面的形象会刺激他的性渴望，而妻子母性的一面则恰恰相反。于是，丈夫会在与已成为母亲的妻子的关系中加入些许类似母子关系的成分。受孕是妇女的权力，男人若想成为男子汉就不能对其有要求，那些幻想自己怀孕的男子是在心理上希望自己与“强大的母亲”一样，而拒绝自己的男子特征。要知道，放弃对母亲的依赖是成为男子汉的必要条件。

　　不管我们接受与否，避孕都是与生死有关的母性象征，它既会给男子也会给女子带来许多心理问题。既然男子一开始就应该从母亲映像中解脱出来并显示其身体上的不同，那么让他感到自己与这件“母性控制”的事有关就的确是困难的。在他试图摆脱母亲的影响时，是很难让他把避孕“内心化”的。某些人以“自我牺牲”为代价达到了这一点，他们让自己跟着妻子的渴望走，结果成了“母鸡爸爸”，也就是说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另一些人，由于他们已全身心地处于夫妻关系之中，对内心化避孕是在意的，并最终解决了恋母情结的问题。而后者中的一部分人，由于医学上的原因，其妻子不能使用避孕药，便自觉地担负起避孕的责任，比如说，使用避孕套。

　　避孕的方法越来越完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方法自然而然地在心理层面也取得了成功。在流产以后，许多妇女处在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深深的失落当中(疲劳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病症，忧郁也是如此)。这些妇女并没有真正在心理上接受流产，认为流产是有意义的。只有当接受了几次心理治疗以后，她们才开始把她们心理上的不适和流产联系在一起，她们发现在潜意识里她们有负罪感，是负罪感让她们不安。这并非是一个与价值有关的道德问题，而是心理上的失败。因为，流产让这些妇女觉得她们在自己的身体里制造了死亡，于是，她们的性关系，即她们与自身及所有他人关系的总和，都处在一种死亡的氛围里。与忧郁不同，这种感觉并不强烈，也不是压抑性的，但是它就像一层一层的波浪，会不停地带来同样内容的沉重信息。人会感到一丝忧虑，会表现出一些病症，但却不会立刻把它们与深藏于潜意识时的原罪感联系起来。

　　在法国，1974年的“韦伊法案”允许了有条件的流产，流产被作为在危急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但是，法律逐渐被曲解了，“自愿终止妊娠”变成了一种避孕手段，而本来自愿终止妊娠是在避孕失败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在实施“自愿终止妊娠”之前，都要进行一次谈话，其目的在于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让准妈妈再作一次思考，让相关的人明白责任的意义和思考终止一个胎中的人类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可是，现在这种对话变成简单的询问式登记，而这种变化的危险在于低估了人类生命的意义。现在，关于胚胎身份的生物伦理学争论的兴趣集中在避免把一切“平常化”——在1960年代至70年代，我们曾试图这么做。让·贝尔纳教授在他的著作《从生物学到伦理学》中写道：“胚胎应该被承认是一个潜在的人。认为他是潜在的，不是说对他的尊敬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承认他与真正的人是有差别的。其结果是关于他的道德问题是有特殊性的——这是考虑到现实中的各种自由之间存在冲突后得出的结论。胚胎应被视为其可能的未来对他人的权力起限制作用的一个存在。”突然终止一个胎中的生命是会引起心理上的问题的。承认这一点比试图用防御性的否定态度掩盖问题是更健康的做法。常常有人借口情绪大起大落会带来绝望的感觉来掩盖这个问题。不容否认，的确有些妇女处于这种情况造成的绝望情绪中，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一理由就不提出那些心理的、社会的和伦理的问题，否认我们这样做就是对后代没有丝毫仁慈之心。当我们作为生命的保卫者时，却不因此赋予自己判断别的有意识的人进行流产这一行为的价值的权力，这是非常矛盾的，是与我们的理想不符的。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成了没有任何意识观念的人。

　　当个体发现其本身也不被尊重时，他就会发现他自己也抱有的这种态度是会反过来影响他自己的。而如果我们可以只凭自己的感情和一时的意愿就承认或者否定他人的存在，我们就赋予了自己所不应有的权力，这种行为对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影响。在现实中，有时候，人们一旦得知怀孕，就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一个人啦。”于是就对肚里的孩子说话，让他听音乐，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而在另一些时候，人们就会说：“这还什么都不算呢。”难道我们可以这样仅凭感情就决定一个人类生命存在或不存在吗?可能承认“自愿停止妊娠”是一个严重的终止生命的问题是更健康的做法，否则，在这种情况下，潜意识里未处理过的负罪感就像一个真正的定时炸弹。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一个法律化的、有义务和道德的社会。生活中的原则不能受个别的事情或是人的情绪的支配。像“人人为自己”或“每个人都做他想做的事”这样的自恋或道德是不能被视为“不凡的原则”的，“不凡的原则”是超越个人情感的，首要的一条就是其意义不能从个体本身出发。

　　“韦伊法案”只允许在危急的情况下流产，但是很快，在实际操作中，“危急的情况”就变成了“合适的理由”。对法律的歪曲发展到了我们不得不对之予以关注的地步，人们不再把流产视做一种将母亲置于危险状态下的、终止生命的技术性行为(过去用原始的方法做流产时，母亲的危险是很大的)。人们在理想主义的过分影响下，在掩盖心理和伦理问题的同时，传播着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决定一个生命的诞生与消失，这样做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胚胎被视为女子体内的一个麻烦的“囊肿”，甚至被视为社会的“囊肿”。流产永远不是一个普通的行为——即使准母亲自愿这么做以使自己“适应”周围的环境。在妇女或夫妻在作这个决定时，社会意识和社会战略都没有能力提供现实的建议，它们的建议都是在暗示压抑和错误的升华，这些都将有损于个体。如果将来的研究使“韦伊法案”过时，那么，这些问题将更具尖锐性。让·贝尔纳写道：“博利厄的RU486技术将(在剩下的几个科学问题被解决之后)可以在受孕后几天后就发现极小的受精卵，这将使‘韦伊法案’关于自愿终止妊娠的条款过时和不可实施。”

　　我们强调这些对人们的性关系和生殖已经产生影响的社会意识，是因为我们仍本着相异性的原则。对流产进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是使性心理不走上绝路的做法。要知道，个体和社会是根据性关系实现的方式发展的。在“出生控制”被合法化的背后，存在着另一个争论：他人和孩子是否是性欲望里的支撑物?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说在主流思想里孩子的地位越来越被提高(被过分地提高了，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孩子已不在他所应占的位子上)，那么，关于生殖的情况却并不良好，在某些人的观念里，在由医学手段辅助的生殖里，性已经被剔除出去。

　　如果我们都戴避孕套或者吃药，那么“孩子是怎么出生的呢”?在高中二年级的防范艾滋病课上有一位学生问道。另一位学生显得很有知识地回答道：“我们是在试验室里把他们做出来的。”静默了一会，整个班级都开始严厉谴责这个观点。本来，我们以为遇到这种情况，学生们会哄堂大笑或仅仅是嘲笑一下发言的同学，但是，实际情况却是静默和严厉的谴责。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开始有生殖能力时的本质的问题。如果人们限制或消灭这种能力，不仅会让青少年开始怀疑他们个人的繁殖能力，还会让他们怀疑自己出生的意义。抹杀他可能会出现的另一半，就是试图让他以为他可以永远就像这样一个人生活下去。

　　避孕和流产是对生殖的象征性违抗。事实上个人的这种违抗行为是一回事，社会把它置于与“想要孩子”同等的地位是另一回事。不幸的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并没有做这一区分，这的确是矛盾的，我们给了“赋予生命的行为”死亡的象征。难道对性生殖行为的低估，最终导致的不是对他人价值的低估和负罪感的增加吗?

　　一直以来，“生殖”都被作为一种理想，出生限制也一直存在。如果把生殖理想作为对“出生限制”的参照，那么，人可以对负罪感进行心理加工。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上的普遍意识是让人们以为已不存在什么理想，生殖是可以被从性关系里剔除出去的。然而，生殖是不可以从性关系里被剔除出去的——即使并非所有的人类性关系的目的都是生殖。对避孕进而对流产的合法化，并不能在对负罪感的心理加工中发挥作用，也不能为之提供出路。生殖仍是精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理想，用“出生限制”取而代之，认为“出生限制”是性关系的主要方面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意外的举动，会让人产生难以消退的焦虑，而且，这种焦虑的存在形式是非常多样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弗朗索瓦兹·多尔托有理由建议，在每次流产之后应付象征性的一笔罚款。这笔罚款将能帮助个体把这死亡行为在心理上构建起来，并让所有的人重新想起“理想”，并从理想出发对负罪感进行心理加工。

　　现在的情况是，当青少年的性刚刚觉醒时，我们就开始强调避孕(它是不能成为性关系定义中的一部分的)，于是我们就粉碎了他们的心理，而不是让他们了解性冲动的两个功能：个体的保存(性关系)和种群的保存(生殖)。这样，我们就完全忽略了性关系的关系层面。因为，人们只有把儿童式的欲望融入冲动，让性关系成为客体的和利他性的(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详细讨论这一点)，性关系才具有关系层面的意义——即使这时候的性关系没有即刻的生殖功能。

　　在现代社会里，性关系很难被视做一种关系。正是为了理解这一点，才有必要观察性心理从童年起是怎样逐渐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