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拖车回长沙:迟福林：到该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迟福林：到该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迟福林，中国改革重要智囊，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小平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力度、广度、深度，直到今天都还有着重大影响

　　◎当前改革三重困境：缺乏共识、缺乏动力、很多问题久拖不决且矛盾重重

　　◎投资消费失衡、贫富差距扩大、腐败难以遏制，是下一步改革的突出问题

　　◎这三大问题，既有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又是对改革的一个挑战

　　◎不能简单地把这些问题等同于改革本身，从而对改革产生一些误解

　　◎今天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敢不敢在利益关系调整上动刀，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从而在改革的路上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现在更多寄希望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顶层协调，为下一个20年的改革发展提供动力、奠定基础

　　由于当时身处南方，小平南方谈话让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念，并决心长期坚持把推动改革、促进改革作为工作着力点，以实现公平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让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

　　小平南方谈话当下意义何在，对当下的改革有何启示？用什么来纪念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对于这些问题，迟福林已经思考了很久。他认为，20年后的今天，改革已经面临三重困境：缺乏共识、缺乏动力、很多问题久拖不决且矛盾重重，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时候，到了收入分配改革要破题的时候，到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时候。他说，作为率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广东具有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坚定道路

　　在各种声音的质疑下，不改革就没有希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必须要试，要敢闯敢试

　　南方日报：请您谈谈小平南方谈话20年来的个人体会。

　　迟福林：小平南方谈话的时候，我正好在海南省政府做体改部门的负责人。我觉得小平南方谈话对我的工作来讲有两大重要意义：第一是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我是一名改革研究者，我认为，改革开放时代，坚守自己的责任就是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事业中，以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心，既让我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又艰巨的任务，同时也给参与改革研究实践的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鼓舞，从而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可以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终身价值。

　　坚定改革研究方向和重点。小平的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时代。这对我们这些年从事改革研究的学者来说，方向重点更明确。尤其是面对不同时期，围绕改革的争论，我们都会常常想起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尽管那个时候，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有一定局限性，但方向重点明确了，就十分重要。我想，在未来的10年、20年，我还要长期继续坚持把推动改革、促进改革作为我工作的着力点，以实现公平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让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从这点来说，小平南方谈话对我的工作具有终生影响。

　　南方日报：您如何总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迟福林：我认为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至少有三大方面：首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最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然很重要，小平南方谈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它对于改革进程更有着重大影响。这是因为在当时质疑改革、怀疑改革甚至否定改革的时候，小平南方谈话拨乱反正，其思想解放的力度、广度、深度，直到今天都还有着重大的影响。例如，他提出判断改革是否正确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提出改革要敢闯敢试。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历史性的影响。

　　第二，小平南方谈话坚定了中国改革的开放道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各种声音的质疑下，不改革就没有希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所以，改革必须要试，要敢闯敢试。

　　第三，小平南方谈话第一次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改革，这是最重要的。从此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实践释放了经济活力，成就了中国的长期快速发展。在那个时候，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禁区。回过头看，小平南方谈话拉开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从而使今天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并把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

　　当下启示

　　寻求改革新的突破，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面对转型的各种矛盾，要拿出改革的解决办法来

　　南方日报：当时小平南方谈话时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您如何理解当下改革面临的“不动摇”问题？

　　迟福林：现在的改革正处于一种困境中：第一，改革缺乏共识；第二，改革缺乏动力；第三，许多重要的改革久拖不决。

　　我理解小平南方谈话对于当下改革有五个重要启示：第一，要坚定地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条不能动摇。离开了改革开放，就难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从现实来看，贫富差距、消极腐败等问题，有多种原因，但改革不到位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人说，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改革而是发展。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面对各种矛盾问题，发展能离开改革吗？未来的20年还是要坚定地、自觉地、长期地把改革作为中国发展的动力。

　　第二，改革需要决心，需要魄力。今天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利益关系调整的重要阶段、关键阶段。所以，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需要小平同志当年所讲的，改革要有气魄，要敢试敢闯。

　　第三，改革要坚决试，允许闯。允许有些地方在某些改革上进行一些试验，这对于推动全局性的改革仍然很重。

　　第四，现在到了该提出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当然，现在还不是马上就能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但是，面对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面对着老百姓的一个共同要求，面对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现在已经到了全面提出解决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第五，更有现实意义的是，怎么能够把那些真正改革创新的人物大胆使用起来。改革允许犯错，但关键是能够把那些有能力改革创新的人物用起来，这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

　　南方日报：南方谈话对当下还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还有什么启示？

　　迟福林：一句话，寻求改革新的突破，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我认为，寻求改革的精神与魄力十分重要。南方谈话体现老一代政治家的精神魄力，我们对未来的改革魄力寄予期待。同时，改革面临很多新的挑战，能不能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比如行政体制，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等。第三，要实现到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很艰巨。第四，面对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的各种矛盾问题，要拿出改革的解决办法来。就是说，寄望于顶层设计和顶层协调。

　　南方日报：现在不少人都在说，现在谈发展的多，谈改革的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迟福林：现在重增长轻改革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改革到了一个要调整利益关系的阶段，由于各种体制因素，更愿意把眼光放在增长上，而轻视解决深层次的矛盾。重视短期问题，轻视中长期问题，忽略中长期矛盾。原因就在于现行的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我们相当一部分干部重短期轻长期，重经济轻社会，这个是普遍的问题。

　　我们建议设置更高层次的改革领导机构和更高层次的改革办事机构。自国家体改委撤销之后，我国改革的综合协调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承担，其行政级别过低，在协调推进改革上力不从心。而且，新阶段的改革涉及到部门间的权力结构调整，更不是现有改革协调机构所能胜任的。新组建的改革协调机制，需要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协调各方面关系。

　　南方日报：当前改革面临不少难题，改革如何给人信心？

　　迟福林：改革给人信心关键是看几个东西：一个是你的顶层设计到底包含哪些内容；第二，看你在一些关键的改革上，能不能够真正有所作为。既有顶层设计的利好，又有关键改革上的突破，我想，这样大家就能增强改革的信心。

　　我作为改革研究者，对改革当然有信心。改革不是谁的事情，是这个时代大家的共同责任。作为改革研究的学者，有责任研究它，也有责任推动它。

　　共同富裕

　　改革要“藏富于民”，民富优先，这是改革的目的与导向，我相信广东在未来五年会有很大的突破

　　南方日报：您刚才提到了“到了该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那么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如何？

　　迟福林：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看法是，现在虽然很快实现共同富裕有困难，缺少现实基础。但现在是到了着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到了收入分配改革要破题的时候，到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时候。从现实看，实现共同富裕，第一步就是要缓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二步是要缩小差距；第三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

　　我认为作为率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广东同样具有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我相信广东在未来五年会有很大的突破。改革要“藏富于民”，民富优先，这是改革的目的与导向。当然，不能简单把共同富裕当成一个口号，而应该作为一个目标、一个过程。广东是一个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有条件实现更为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广东已经在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南方日报：在当前的情况下，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您预计大概要多少年？

　　迟福林：我想，这个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改革的突破程度，比如说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收入分配改革快一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时间可能就短一点。我希望，再用十年的时间，即到2020年，在全国建立共同富裕的基本格局。

　　南方日报：当前面临着一个更为复杂的局面，不少人提出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您怎么看？

　　迟福林：应该说20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重大的进展，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长时期坚持政府主导的机制，然后又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行业难改，国企改革也难推进。现在看，要实现在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相当艰巨，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涉及垄断行业的改革，如金融，允不允社会资本进入，能不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有秩序的市场环境，这些都需要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现实经济生活的实践看，政府与市场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

　　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广东是全国走得比较早，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省份。如果能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改革，比如说在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让中小企业能够进入到服务领域、金融领域，让各类市场组织的发展更为充分等方面，广东有条件做出一些新的改革探索。如果这样，广东就能继续引领全国市场经济改革，再次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南方日报：广东前段时间一直在讨论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迟福林：我的观点是，与其说“中等收入陷阱”，不如说“成长陷阱”。所谓“成长陷阱”，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贫富差距、投资消费失衡、消极腐败造成的“成长陷阱”。这个发展中的痛苦，需要警惕。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广东近年来的改革？

　　迟福林：广东在一些改革方面是有突出亮点的，比如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已经开始了进一步探索，包括各种行业组织怎样才能从中发挥作用。广东也正在探索把一些可以下放的权力转给这些社会组织，包括通过什么途径交给哪些社会组织等。广东也明确提出要坚持“小政府”的方向。广东把利益诉求作为老百姓的一个公共需求，用一种制度化的办法去探索化解利益诉求的各种纠纷和矛盾。大家都比较关心广东在处理这些问题中的制度建设。

　　利益调整

　　在改革中能实现利益调整的突破，走向共同富裕，这样就会有新的改革共识和新的改革动力

　　南方日报：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提出“解放思想，改革要敢闯”，您如何看待解放思想的当下意义？比如，现在有一种需要进行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声音。

　　迟福林：应当说，解放思想伴随改革发展的全过程，只是每个阶段都有着其不同的背景。小平同志当时提出搞市场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不是要走回头路。今天的解放思想，仍然有破除“左”和“右”的影响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利益关系调整，敢不敢打破利益关系的掣肘，能不能在调整利益关系方面有突破、有作为。在改革的每个阶段，都有着特定的思想解放任务，思想解放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今天，有没有一个更大的改革决心和魄力，这更需要解放思想。这不仅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也很复杂，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当提出来。今天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敢不敢在利益关系调整上动刀，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从而在改革的路上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南方日报：在利益关系调整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途径可谈？

　　迟福林：调整利益关系涉及各个方面。例如：首先就是如何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这项改革这么多年来进展不大，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其中就有垄断行业的利益制约；第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能不能做些大的调整。这些年来，在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上，政府和企业的分量大，老百姓这块蛋糕的比重不仅没有保持原有比例，还有所下降。能不能解决好“切蛋糕”的分配问题，关键是确立民富优先的导向；第三，利益调整很重要的就是财产能不能公开，只有财产公开，税收调节才能到位，利益关系调整才能够有重要突破；第四，农民的土地权利能不能保护，能不能承认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从而得到法律上保护。此外，能不能把劳动工资谈判的体制机制建立起来，等等。当然，调整利益关系方方面面的矛盾很多，还包括调整部门利益、中央与地方利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