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93白菜越野摩托车:《黄瓜的黄 西瓜的西》在线阅读

有一天我把以前的日记拿出来翻了一下，当时感觉很压抑，因为我在日记里写的大部分都是不安全感、挫折感，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感到遗憾，对自己没做到、做不到的事感到后悔。只有读到我在日记里写的玩笑时才感觉有点意思。

读了日记以后我就想，算了，以后就把生活里有趣的事情写下来。有人说过：不管处境如何，你都可以选择哭或者笑，你总可以有所选择。尽管犹太人在历史上一直受迫害，但犹太人仍以他们的幽默感而出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难民营，在最艰苦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还坐在一起讲笑话。

我在公共场合讲的第一个笑话

和其他外国学生一样，我非常羡慕那些能在公共场合清楚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就参加了一个叫国际演讲会（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的组织。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组织，它的目的就是改善人们在公共场合演讲和说话的能力。这个组织每星期都会举办一个聚会，参加聚会的成员必须做一个即兴演说，当然了，也可以是准备好的演说。这种活动基本上每次都有十几个人或七八个人参加。有些人来这个组织锻炼几个月，等他们感觉到在公共场合讲话比较自如后，就离开这个组织。还有一些人在这个组织里待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大家互相鼓励，每个人只要站起来讲话，不管他讲得是好是坏，大家都会给他鼓掌。

国际演讲会经常会举行一些比赛，成员可以参加不同的比赛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要求参赛者讲自编的虚构故事，而且要比较夸张。我有一次讲到在山里遇到熊的故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可能马上就会死掉。我跟大家讲：“我以前有过一次濒死的经历，就是路过一个墓地，这次我有一次真正的濒死经历了。”当时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大笑起来。之后有人跟我讲，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强的幽默感。

我们还是选门课吧

我来美国以后，根本不知道美国也有单口相声这种艺术形式。2001年，我在休斯敦的同事带我去了一家相声俱乐部，那天晚上艾默·菲利普斯在表演，当时我只能听懂他一半的笑话，但我还是被这种艺术形式深深吸引住了。后来我们家里安了有线电视，我就能够在电视里看到一些单口相声表演。

我们搬到休斯敦以后，我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单口相声，但我对单口相声非常不了解，所以我在2001年底参加了布鲁克林高中一个单口相声成人业余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开始的时候大概有12个学生，结束的时候只剩下8个人了。这些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有开五金商店的，有做广告的，有一个老师、一个理发师，还有一个会计……我在这个学习班里认识了我的朋友斯科特。

我们每个星期聚在一起上一次课，时间一小时，上了6个星期。我们学习了笑话的结构，比如铺垫、抖包袱，怎样用麦克风，以及在哪儿能找到相声俱乐部。在这个课堂里，我们还会谈论各自最喜欢的单口相声演员，并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我们还分析了不同单口相声的风格，比如有些是智慧型的，有些是喜欢发牢骚的，有些喜欢搞耸人听闻的事情，还有一些专门让人感觉不舒服。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死亡容易喜剧难，但你总得从一个地方开始（2） 我们还了解了单口相声演出的不同形式。有一种演出叫“公开麦克”（Open Mike）或者业余演出，所谓公开麦克基本上就是有一个专业的单口相声演员主持，很多业余的相声演员每个人上台讲5~10分钟。还有一种专业的演出，在美国，专业的演出就意味着表演者会得到收入。这种演出一般会有一个主持人，首先由一个开场的相声演员讲10~15分钟，接着是中间表演者讲20~30分钟，最后领衔主演再讲40~50分钟。

这门业余课的目的就是想让学生自己写一些段子，上完这门课以后大概能写一个5分钟左右的相声段子。在这个课程结束以后，学生们会到剑桥一个叫做相声演播室的俱乐部做一次演出。但不幸的是，毕业的那天晚上，我工作比较忙，没能参加这场演出。

我的第一场单口相声表演

过了几个星期，200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萨莫维尔的一个叫汉纳的体育酒吧里，我第一次真正上台表演单口相声。那天晚上，酒吧的电视机里放着体育节目，有些人在玩台球，在不远处还有人在打保龄球。大部分顾客都是到那儿去看电视、玩保龄球或者喝酒的。酒吧的一个角落放了一只麦克风，这就算是我的舞台。

那天晚上我在台上大概讲了5分钟。我讲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笑，有几个从单口相声成人学习班里来的同学坐在台下就微微笑了一下。全场大概也只有那么七八个人偶尔听一耳朵。等我演出结束以后，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我觉得你可能很有意思，但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讲的笑话里，只有一个后来还能用上。这个笑话是：我决定留在美国，是因为在中国我不能做我擅长做的事——散发异域风情。

即使这个笑话那天晚上也没有人觉得好笑。

令人灰心丧气吗？是的。我灰心丧气了吗？没有。原因很简单，刚开始搞单口相声的人都做得非常不好。和我一起参加学习班的人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有一次，一个比我早一年涉足单口相声的美国人还问我：“你是怎么写笑话的？”

喜剧不是冲刺，喜剧是马拉松

刚开始做单口相声时，我很难找到上台的机会。有时候尽管不能上台，我也会去一些俱乐部见一见他们的老板或其他相声演员。我给俱乐部的老板打过很多电话，波士顿比较大的几个相声俱乐部，我都打过电话，像喜剧联络站、喜剧演播室等等。有些俱乐部的老板对喜剧演员的态度非常粗暴，乔伊就是一个以对相声演员粗暴闻名的人。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电话接通以后，他非常简短地说了一句：“一小时以后再打过来。”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一小时以后，我又给他打电话，他对我吼道：“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一个闹钟吗？”然后又把电话挂掉了。几个星期以后，他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同意我在他的俱乐部演出。几年前，有几个打手突然出现在那个俱乐部里。乔伊夺路而逃。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在那儿见过他。据说乔伊欠了黑社会的钱。

有些相声俱乐部需要看简历，所以我就给不同的俱乐部发了很多自己的履历和照片，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俱乐部给我回过电话。

“喜剧储藏室”是一个开在地下室的相声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以前是某个银行储存金条的地方。直到现在，那里相声演员的舞台和观众席还是被一道非常重的铁门分开的。在喜剧储藏室俱乐部，有时会有一些新秀的演出，但每个新手必须得带两名顾客来才能上台演出。当时我在波士顿人生地不熟，所以大雪天里我就站在俱乐部的门口问路过的人：“你想看喜剧演出吗？”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就又问：“你进去以后能不能就说是来看我演出的？”有些人同意了。只要有两个人同意帮忙，我当天晚上就可以上台表演。还有一些俱乐部就是比较彻底的公开麦克，比如峭普斯俱乐部，在这里，只要签了名，你就可以上台表演，但那儿几乎没有什么观众，基本上就是上台给其他的相声演员讲笑话。有些相声俱乐部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街区，比如埃普拉尔德岛俱乐部，是在多切斯特，每次我在那儿表演都会看见至少一辆警车闪着紧急灯开过来。有一次一个喜剧演员从俱乐部出来以后，发现有几个人正想把他的车推倒。另外一次有两个喜剧演员在俱乐部外面吸烟，一个人冲过来掏出枪想抢他们的钱，其中一个喜剧演员跟抢劫的人说：“你就朝我开枪吧，我今年已经36岁了，我已经活够了。”那个拿枪的人真就走了。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死亡容易喜剧难，但你总得从一个地方开始（3） 后来事情逐渐有了好转，因为吉姆·戴维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蜥蜴酒吧开了一个相声俱乐部，他的相声俱乐部吸引了很多智商比较高的喜剧演员。每个周一的晚上，我们都有一场演出。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蜥蜴俱乐部的情景，我当时没有上台的机会，只是想到那儿去看一下演出，认识一下俱乐部的老板戴维斯先生。那天晚上安迪·欧费斯在上面表演，他演着演着突然开始脱衣服，最后他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了。观众看见他穿着一条老年人穿的内裤，最后他把内裤也脱了下来，里面到处都是婴儿的爽身粉。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几年以后，安迪创立了自己的裸体相声秀，他还把这种裸体相声秀带到美国其他很多城市，在他的裸体相声秀里，相声演员必须要裸体表演，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秀，也没有看过他的秀，因为我还是喜欢穿着衣服表演的相声演员。

第一次成功的喜悦

有了初步的表演经验以后，我一直努力争取在不同的相声俱乐部表演的机会。没事的时候，我就在一个褐色的小笔记本上写点东西。我总是把这个小笔记本放在口袋里，有什么想法就记下来，对着一面镜子或者一个录像机练习。即使练习过，在每次表演之前我也非常紧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这种紧张的情绪压制下去，然后尽量把当天晚上想讲的笑话记下来。

蜥蜴俱乐部每个星期一都有一个相声表演比赛。在那天晚上表演的单口相声演员必须表演一分钟的新段子。赢家获得的奖励就是一张可以在楼上餐厅使用的20美元餐券。尽管这个奖励不是很大，但这个比赛让表演更有意思。有一天晚上我还真赢了。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赢了以后非常高兴，开车回家时天上下着非常大的雪，雪花就像是在空中横着飞一样，我边开车边享受这种兴奋感，感慨着美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像我这样的移民也能够得到其他人的欣赏。

蜥蜴俱乐部是我在美国第一次体会到单口相声威力的地方，喜剧演员可以让整个屋子的人都跟随他的思路，和他一起笑。这种感觉是每个喜剧演员都在寻找的。我在蜥蜴俱乐部里赢了6次，获奖次数排名第二。获奖次数最多的是彼得。后来我还在俱乐部里演过一些小品，有一些是我自己写的，有一些是彼得或者其他喜剧演员写的。

里克·詹金斯是相声演播室俱乐部的老板，他有时候也到蜥蜴俱乐部来看演出。如果他发现谁的表演取得比较大的进步，他就让这个人到他的俱乐部去表演。相声演播室在哈佛广场的一栋楼里，这栋楼的一楼是家中餐馆，叫香港楼，二楼是个酒吧，三楼就是这个相声俱乐部。哈佛大学的学生给这家中餐馆起了一个昵称叫“the Kong”。香港楼的蝎子碗非常受欢迎，蝎子碗基本上就是一大碗加了果汁和冰块的酒，几个朋友可以用吸管同时喝。开始的时候，我每隔几个月才能去这个俱乐部表演一次，不过我在这里的大部分演出效果都还不错。

3月份的一个周末，吉姆、庆达、尼克还有我的朋友斯科特一大早就来到我家里。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就把所有的镜头都拍完了。后来这个小短片还在剑桥的一个喜剧节的短片比赛上拿了冠军。2010年，当我被邀请去美国记者年会表演的时候，我还用了这个总统候选人的素材写了不少笑话。

从2001年起，波士顿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喜剧节，这个喜剧节从北美的各个国家征集喜剧演员。主办方经常能够拉到几百甚至上千人来参赛，然后他们在这上千人里选择96个人去参加三轮比赛，最后选出一个冠军。在我们的成人学习班里，我是唯一被选入这个比赛的。我在第一轮比赛里表现不错。有个朋友还鼓励我说：“你能赢得整个比赛。”在第二轮比赛里我也表现得很不错，杰·雷诺的《今夜秀》的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你把你今天晚上的录像带给我寄来，我看看能否在《今夜秀》上播出。”《今夜秀》是当时美国数一数二的喜剧节目。后来我告诉斯科特，《今夜秀》有人对我感兴趣。斯科特说：“如果你能上《今夜秀》，我就自杀。”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还说得挺认真的。

那天晚上我特别兴奋，一夜都没睡着觉。第二天我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整理我的笑话，想找到最好的笑话和最好的顺序。因为我表演相声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而且开始的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写新笑话和排练新笑话上，所以我练得很好的笑话不多。我在《纽约客》杂志上看到一个喜剧演员说，必须把一个笑话讲72次以上，才能真正把每个笑话的用词、用时以及抑扬顿挫都搞准。我当时只有8到10分钟比较好的段子，在决赛的时候还需要演8分钟。那天我一直跟我太太讨论用哪个笑话比较好，她肯定听得不耐烦了，但她也没有说什么。

决赛那天晚上，我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很疲劳。但彼得非常兴奋，他告诉我们，那天晚上的裁判很多都是娱乐圈的大牌，有些来自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些来自比较好的杂志，还有一些是喜剧节的组织者。他非常自信地跟我讲：“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了。”但他的话让我感觉压力更大。

在决赛里我表现得非常不好。决赛一共8个人，我排在第8名。比赛结束以后有个人跑过来跟我说：“喂，你应该讲一些关于非典的笑话。”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后来斯科特的朋友基利跑过来问我：“乔丹跟你说什么了。”我这才知道这个人是波士顿非常有名的乐队“街头顽童”的一个歌手，在美国比较有名。

我最终没能赢得冠军。但是参加决赛已经给我带来了不少新的机会，从那以后，我就被邀请到喜剧联络站的俱乐部表演——这个俱乐部是当时波士顿最好的俱乐部之一，本地和全美知名的相声演员都在那儿表演过。我一般都是在星期一至星期三的晚上上新秀的节目。有一次我在相声联络站表演，效果非常不好。在波士顿非常有名的相声演员托尼·威就跟我讲：“黄西，你讲话一定要慢下来，你有很多很好的笑话，但是你必须给听众足够的时间想一想再笑。”

托尼·威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单口相声演员，在年轻的单口相声演员里有很高的声望。扣题（call back）是单口相声里的一个技巧，就是先讲一个笑话，几分钟以后，再把之前讲的笑话的部分内容重复一次。我当时觉得把一个笑话用两次有点偷懒，但托尼跟我讲，观众非常喜欢扣题，因为用了扣题，观众就会觉得他们自己也在故事当中，这样单口相声演员和观众的关系就会更近一点。从那以后，我每次上电视都会尽量用扣题的方式讲一个段子。之后不久，我又和斯科特一起参加了一个即兴表演的成人学习班。讲课的老师是艾米莉，她也是一个搞单口相声的演员。在那个课堂，我们没有学即兴表演的一些原则，例如，永远要对搭档说是；同意搭档讲的话并补充一个例子；在舞台上，每个错误都是机会。

我们没有学习这些原则，基本上就是玩儿一些即兴表演的游戏，例如，情绪转换或者字母表游戏等。字母表游戏的规则是，和搭档在台上对话的时候，每说一句话就必须使用字母表上的下一个字母，比方说，你搭档说话的时候用A打头，你回答的时候就必须用B打头。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很有挑战性，但是有些人就不喜欢。有个女孩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当场就决定退课，因为她当时一个句子也想不出来。对我来讲，最困难的游戏是情绪转换。在这个游戏里，表演者需要根据指示随时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可能正在表演开心情绪，接下来就会被要求表现出非常伤感的情绪。对我来讲，愁眉苦脸的情绪是非常难找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参加这门业余课的同学在我的公寓里又聚了几次。我非常喜欢即兴表演，但是在搞了几个月即兴表演以后，我在台上说单口相声的时候却觉得更加困难，因为我周围没有搭档跟我对话。当时我想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单口相声演员，所以以后就没有再搞过即兴表演。

我逐渐告诉一些朋友和同事我表演单口相声的事情，有一些同事还去看过我的表演。2004年我生日的时候，我太太觉得把我中科院的同学请到寰亚餐厅给我庆生是个好主意，因为我非常喜欢单口相声。我太太给我所有的同学都发了邀请，结果只有一对夫妇来看了我的表演。迄今为止，波士顿有很多从大陆来的学生，也只有这一对中国夫妇去相声俱乐部看过我的表演，大部分在波士顿的中国人对自己家庭和工作场所以外的世界都非常不了解，他们觉得如果去单口相声俱乐部听不懂笑话会感到尴尬。

加里·莫尔曼是艾米莉的一个朋友。他当时也和我一样住在阿灵顿，后来加里去了北京，在北京成了一个演员。

2005年初也没有什么大的起伏，我在相声方面没有什么收获。偶尔我会在专业表演里做中间表演人。但是在波士顿的几个主要的俱乐部里，我都不是红人。

在喜剧演播室的里克给我争取了一个在NBC（全国广播公司）《多样性》（Diversity）的试镜机会。由于美国NBC电视台想在自己的电视节目里增加一些少数族裔的面孔，所以他们到喜剧演播室来找一些少数族裔喜剧演员。我试镜的时候非常成功，但一直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消息。后来，我才发现他们选择了埃里克·常，一个长相非常英俊的华人和意大利人混血儿。

杰里·赛恩菲尔德说过：喜剧是一门生存游戏，你必须随时寻找下一个演出机会。新手上台表演的机会非常难找。新手相声演员接到活儿一般会问：“谢谢了，你让我表演多长时间？”后来有人邀请去吃午饭，我们也会开玩笑地说：“谢谢，你让我表演多长时间？”有一次我被一个波士顿比较红的相声演员邀请去一个教堂表演。这个教堂在新罕布什尔州，演出时间是在中午。我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那儿，讲了十几分钟给他开场。这个相声演员事先说会给我50块钱的报酬，结果演出结束后，这个人跟我讲：“主办方说没办法付你50块钱。这样吧，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我当时还觉得，太棒了，这么红的单口相声演员欠我一个人情，这对我将来喜剧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之后我再没有从那人那里搞到过任何演出机会。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谢谢了，你让我表演多长时间？（2）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很多波士顿的单口相声秀都是在中餐馆里表演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家非常出名的顶好俱乐部，当时很多喜剧演员都在这家俱乐部锻炼自己的本领。现在每年还有顶好俱乐部的团聚表演。顶好俱乐部是在一家叫顶好的餐馆里搞起来的。我有一次在一家中餐馆里讲笑话，正往舞台上走的时候，突然有个顾客把他的杯子举起来对我说：“能不能再给我来点儿冰茶。”我就跟他说：“我等会儿再给你加。”我上了台以后，就对那个顾客讲：“你现在还要冰茶吗？”大家哄堂大笑。

我在波士顿城郊的九龙饭店里表演过很多次。九龙饭店的服务员和厨师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人还问我：“你是来美国学相声的吗？”有天晚上，一个单口相声演员向观众介绍我的时候说：“在我刚才去厨房的时候遇见了下面要上台的人。”后来在另一场演出中，主持的单口相声演员也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把我介绍给观众。这个单口相声演员下来后对我说：“我的上帝呀，真不好意思，原来已经有人用过这种方式介绍你。你一定对此深恶痛绝了吧。”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把我介绍给观众，我们还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不仅喜欢在台上逗观众笑，我也喜欢喜剧演员这个群体。

在喜剧演员这个群体中，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人。有些人非常喜欢交际，他们在俱乐部演出结束以后还会聚在一起聊天、打牌，或者星期天的时候一起玩垒球；有些人在自己演出结束以后就马上回家。我就是属于第二类的。有些相声演员比较外向，有些比较内向。我一般都比较谦虚，而且低姿态。我认识一个黑人相声演员，他是个外向而且很有自豪感的人。有一次他跟我说：“我是波士顿最好的少数族裔相声演员。”过一会儿又补充道：“我特别不喜欢谦虚的人。”

美国大部分喜剧演员都有一种荣誉感和诚实感。很多年前，有个相声演员经常偷用其他人的笑话，趁别人不在场的时候就在台上讲他们的段子，但他没有想到这些相声俱乐部的老板对各个相声演员的笑话都非常熟悉，结果有个老板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的相声演员。后来几个相声演员把这个家伙围住打了一顿，然后把他赶出了城。有很多相声演员都比较尊重现实，他们希望自己的喜剧能够反映真实生活。如果他们听见台上有些人讲的故事非常不真实，就会瞧不起他，尽管有些笑话还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如果笑话的质量好，和现实稍有距离倒也无妨。

我认识一个叫EJ的相声演员，有一次，他的驾照因为酒后开车被吊销了一年。一年以后，他到法官那儿（美国重新取回驾照的一个程序——法官得相信你已戒酒才会允许你重新持驾照），法官问他：“你最近喝没喝酒？”EJ回答说：“噢，我又喝酒了。”就因为这句话，他需要再等一年才能拿到驾照。不能开车对单口相声演员来说是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他们总是需要到其他城镇演出。但是EJ就这样连续三年跟法官说他仍然在喝酒，所以他就连续三年没能取回驾照。后来等他终于戒了酒，才把驾照拿了回来。

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俱乐部老板都苛刻，有一些还是比较风趣的。有天上午我给一个相声俱乐部老板发了条短信，这个俱乐部老板以前也是一个单口相声演员。我在短信里问他，能否让我在他的俱乐部表演，他马上给我回了个短信：“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晚上要搞一个女性喜剧秀。”然后我给他回了一句：“好吧，谢谢你没有把我当成女人。”他马上又回复我：“我可以把你当成女人，但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这是个很简单的笑话，但我还是笑得挺厉害。大家开了个玩笑以后，我觉得很多困难都消失了，我可以再回到写作和表演的生活上来。虽然我的前途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里，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让我惊喜的是，当天晚上表演的效果非常好。这次表演很大地增加了我的自信心。我以前也听说韩裔相声演员玛格丽特·赵的段子是不被亚裔社区接受的。尽管我非常尊重玛格丽特，她是美国亚裔喜剧的先锋人物，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能被亚洲人接受。

后来我联系上了纽约的华裔单口相声演员及社区领袖杰米·龚，他当时正在组织一个亚洲音乐演出。杰米是个非常外向的人，他在2004年美国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还举着火炬从中国城跑过。我搭了一辆车到纽约，他把我带到他在中国城里的住所，他们家有三层楼，他妹妹住一楼，他住二楼。他还给我看了他在2004年擎过的火炬。晚上我就睡在他家的沙发上，第二天我在卡罗莱相声俱乐部表演了一场。

杰米以前组织过亚洲相声演员的巡回演出。我当时非常希望他能够再组织一次类似的演出，这样我也可以参加。但是到2005年的时候，他已经把心思都放在香港，正努力在中国传播美式脱口秀。

我的第一次《莱特曼秀》试镜

2005年的时候，我又被选入了波士顿喜剧节比赛。在喜剧节之前，我还请求喜剧节的创始人吉姆·米奇给我一个到《莱特曼秀》试镜的机会。那次试镜在波士顿意大利区一个搞即兴表演的小剧场里进行。我给吉姆打电话没打通，就在他的留言机里留了言，告诉他我前段时间参加了NBC《多样性》的试镜。我也没有期望太高，因为我和吉姆不是很熟，而且在波士顿，很多资历非常深的单口相声演员都在等着去《莱特曼秀》试镜。几个星期以后，吉姆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会给我一个试镜的机会。

不久，2005年的波士顿喜剧节开始了。我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当时我太太和她朋友还在观众席里看比赛。这场比赛失败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应该放弃喜剧，把精力放到科研上来。

去《莱特曼秀》试镜的那天，我有点生病，所以一整天都情绪低落。波士顿即兴表演小剧场里的环境非常好，音响也很好。那天晚上座无虚席，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参加试镜的人里有波士顿最棒的单口相声演员。还有很多从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来的单口相声演员也来参加试镜。当天晚上每个相声演员都想给艾迪·布里尔留下好印象。艾迪是《莱特曼秀》的星探。他每年都会在美国各地面试几百甚至上千人，从中挑一些好苗子。当天晚上的表演是由托尼·威主持的。我上场之前，他向观众介绍我时说：“下面要上场的这个人有非常独特的幽默感，请大家仔细听。”

我的第一个笑话就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那天晚上，我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当晚表演结束后，参加面试的人要排队从艾迪那里接受反馈，艾迪告诉我：“我记得在2003年的波士顿喜剧节见过你。”之后他给了我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议。他说他很喜欢我讲的几个笑话，但是他不太喜欢有关大脑移植的那个笑话，因为那有可能触怒做过器官移植的人。最后他跟我说：“你现在已经走在通往《莱特曼秀》的路上了。但是我需要看到你更多的笑话，你可以给我寄一些光盘来。”后来我给艾迪寄了一些我的表演光盘。几个星期以后，我和太太在阿姆斯特丹旅游的时候，收到艾迪的电子邮件。他说他喜欢那个光盘里的两个笑话，但是他还需要看更多笑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就把他这句话当做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回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我没和他联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波士顿，大家都知道上《莱特曼秀》非常艰难，即使水平已经达到了他们的要求，也可能永远上不了他们的秀。因为《莱特曼秀》对美国单口相声演员来讲算是最高级的一个秀，他们每年只选两到三个新手在节目里表演。

2005年的时候，艾迪在波士顿举办了几个讲座，介绍单口相声的基础知识，以及应该怎样改进单口相声水平等等，他还讲了《莱特曼秀》找单口相声演员的一些标准。他在讲座上说：“黄西是波士顿最好的喜剧演员。”通过他的鼓励和支持，我才没有放弃单口相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我去做中间表演者。

作为中间表演者，我讲得越来越好。我的表演还被人放在美国的视频网站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

托尼·威后来请我到一个为自闭症患者募捐的义演上表演。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我在喜剧界的偶像史蒂文·赖特。那天我的表演非常成功，我和史蒂文·赖特在一起的照片被《波士顿环球报》刊登后，我的很多同事才发现我在做单口相声表演。有个同事还给我的老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另外一个同事把阿拉斯加的明信片贴在冰箱上，因为一些报纸和杂志登了一个我写的有关阿拉斯加的笑话：在阿拉斯加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夜。我想知道，他们那儿邮局的过夜快递怎么办？（In Alaska, half the year is day and the other half is night. I wonder what the overnight delivery situation in that state is like?）

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往纽约跑，希望多认识一些纽约的相声俱乐部老板。美国有一个相声俱乐部叫做连环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每两年都会集中看新手表演。每当这个时候，从美国各地来的单口相声演员都会站在俱乐部外的大街上排队，当自己的名字被叫到时去领一个号码，然后俱乐部的人会告诉他表演的时间。到我表演的那天，我搭了一辆大巴去纽约。当天晚上的表演反响不是很热烈，俱乐部的老板娘说我在台上走来走去很不自然。事实上，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冬天，我去纽约的时候穿着非常沉重的靴子，所以在台上踱来踱去的时候，步调显得很不自然。因为那天的表演不是很成功，那个相声俱乐部没有再请我回去表演。

2006年的冬天，我还去了一次洛杉矶，看看那里单口相声的情况。去之前我联系了一个以前曾经在波士顿工作的单口相声演员。他后来到洛杉矶的好莱坞即兴表演馆里当了一个小老板。我还把我的一张表演光盘寄给了埃米·安德森。埃米是一个韩裔喜剧演员，小时候被美国人领养。她当时正在洛杉矶组织一场亚洲喜剧表演。埃米对我们非常热情，在马里布的海滩上见面以后，我们一起在一个日本餐馆吃了午饭。埃米是6年之前从美国中西部搬到洛杉矶的，她也在美国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过。她经常跟我们讲：喜剧事业是一个艰苦挣扎的过程，反正在哪儿都是一样挣扎，还不如找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当天晚上她去好莱坞即兴表演馆看我的演出。我那天的演出效果很好，演出结束后我还碰见了德鲁·凯里。我看见他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他是个知名的电视明星。但他主动找到我，和我握手以后说：“你的表演很不错。”

那天晚上表演完以后，我和埃米以及其他一些从波士顿来的单口相声演员聊了一会儿。彼得在一年以前离开波士顿到洛杉矶。他在2003年波士顿喜剧节的表演很成功，取得了第二名，从那以后他有了自己的经纪人，并决定搬到洛杉矶。但是到2006年初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不再说单口相声，开始写小品。我当时问他：“你为什么要放弃单口相声呢？史蒂文·赖特那样的大明星在开始的时候也非常艰难。”他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我感觉他对自己的决定还是非常自信的。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我的第一次领衔主演（2） 在洛杉矶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和好莱坞即兴表演馆的小老板谈了一下我的喜剧事业。他告诉我，他觉得我更像一位作家，而不像一个搞表演的人。我非常不喜欢听这话，但我还是很尊重他的意见。

2006年底的时候，我又在纽约高萨姆相声俱乐部找到了一个表演的机会。我和我太太开车到纽约，住在我朋友肖毅的家里，另外一个朋友唐磊那天晚上也到演出现场给我捧场。当主持人宣布我名字的时候，唐磊还一个劲儿在下面喝彩。那天晚上每个喜剧演员有7分钟的表演时间，时间到时，主持人会点亮红灯示意时间到。上台以后，我的表演效果非常好。我觉得时间已经过了，但没有看到主持人亮红灯，我以为是我自己没注意到红灯，就马上又讲了个笑话以后走下台。后来那天晚上主持节目的喜剧演员告诉我：我表演的时候他没有点红灯，因为他觉得我在台上表演的效果非常好，就想让我多讲一会儿。唯一遗憾的是俱乐部的老板那天晚上没在。我来的主要目的是想给俱乐部老板留一个好印象，但是连老板的面也没有见到。我们只好开4个小时车回波士顿，以后找机会再来。

之后我又往纽约跑了很多次。有一次我们6个喜剧演员从波士顿开车去纽约的一个相声俱乐部。我们开了很久，一路上几个人互相开玩笑来消磨时间。等我们到了俱乐部才发现，那里只有几个观众，我们想见到的俱乐部老板还马上就要搬到洛杉矶。我那天晚上的表演效果也非常不好。

《波士顿环球报》采访

2005年，我在亚美社区发展协会的募捐晚会上的表演非常精彩，所以2006年他们又请我去演出，而且让我作为领衔主演。他们为这次表演作了很多宣传，因为这次表演，《波士顿环球报》和新英格兰有线电视台都采访了我。

和《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里克·卡恩约好时间，我就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们一起聊了几个小时，采访结束以后，我们还在电话和电子邮件里聊了一段时间。这篇采访后来刊登在《波士顿环球报》的星期天版面上，篇幅很大，文章的开头用了很多我写的笑话来吸引读者。在这次采访中，里克也问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例如：是否可以拿种族开玩笑？自嘲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种族成熟的标志，或者是该种族在美国社会地位比较稳定的标志？我当时跟他说，在美国的亚洲人已经差不多到了能够自嘲的时候了。我当时还跟他说，尽管社会已经很进步了，但仍然存在很多种族歧视的现象。

落在了其他人后边

2006年底的时候，托尼·威还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到中国和他一起表演。因为他去中国的那段时间正值波士顿喜剧节期间，所以我就没有在喜剧节报名。不幸的是，托尼因为一个电视剧取消了去中国的计划。结果我只好留在波士顿，但却不能参加波士顿喜剧节的比赛。那一年，丹·巴尔杰赢得了波士顿喜剧节的冠军，然后得到了在美国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的机会。沙恩·莫斯和丹·巴尔杰也因为他们在喜剧节的表演受邀参加阿斯彭喜剧节。阿斯彭喜剧节在2007年以前是全美范围的单口相声比赛，沙恩在阿斯彭的比赛中拿了冠军，然后拿到了一次在《柯南·奥布莱恩秀》的表演机会。我那些天非常沮丧，因为那一年参加波士顿喜剧节的喜剧界人士非常多，而我连在喜剧节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我的第一次领衔主演（3） 2006年底和2007年初的时候，波士顿有很多喜剧演员在全美范围内受到了关注。丹·萨利是和我一起在蜥蜴相声俱乐部演出过很多次的单口相声演员。在我们同一批的单口相声演员里，他是第一个在全美范围的电视台表演的。他在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了10分钟，在他之后，乔·李斯特、埃琳·贾奇以及迈克·卡普兰也先后到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

在这段时间，很多波士顿的喜剧演员都冲到了全美喜剧表演圈里。我去喜剧中心电视台试镜过几次，也给《柯南秀》寄过表演光盘，但都没有收到回音。我后来还去蒙特利尔的喜剧节试镜了两次。这个喜剧节的组织者告诉我：“黄西，可能你有些笑话还比较有意思，但是观众不会对一个移民的故事感兴趣。”这话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喜剧演员，我不仅需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还要克服另外一个更大的障碍，即观众能否接受一个移民的

表演。

有一次，波士顿一个资历较深的单口相声演员跟我说：“黄西，你搞的这个东西是幽默，不是喜剧。”我非常不同意她的观点，我觉得幽默是最好的喜剧，不过我可以理解她这么说的原因。2006年的时候，戴恩·库克这种类型的单口相声演员非常受欢迎。他的单口相声，音效非常响，肢体动作也很多，他经常在舞台上跑来跑去。因此很多人告诉我，如果不改变风格，我就不会走很远。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失败的试镜和比赛，我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觉得自己想在娱乐界谋取一席之地的想法可能很不现实。美国已经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娱乐人才，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从中国来的相声演员用第二语言作的表演呢？我用英语讲笑话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这么做是不是非常愚蠢呢？另一方面，我觉得在潜意识里，我总会被其他亚裔美国人的表现所影响。当时关颖珊是全世界最好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她在不同的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但在最关键的奥运会比赛里她总是拿不到冠军。2006年冬运会的时候，《时代》周刊没有选择关颖珊，而是把一个白人女孩作为封面人物。我当时很为她打抱不平，觉得《时代》周刊不重视亚洲人。不过，后来这个在《时代》周刊杂志封面出现的白人女孩还是赢了冠军。这件事对我的信心打击比较大，我有时候会怀疑亚洲人是不是在关键时刻缺乏这种临危不惧和冷静的精神来真正摘取冠军，亚洲人是不是没有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最好水平的基因？

咱们拍个电影吧

好莱坞喜剧明星马丁·劳伦斯的经纪人托珀·卡鲁到喜剧演播室来看过我的表演，他的言行举止就像一位慈父。他表示对作为我的经纪人管理我的喜剧事业很感兴趣，但我们谈了几次以后，他突然失踪了几个月。

托珀同时还是个电影制片人。11月的时候，他决定拍一部叫《面部舞蹈》的电影。他邀请我在这部电影里演一个角色。我演的这个中国移民想找一个黑人女孩谈恋爱。电影里有几个镜头是我在街上穿着裘皮大衣，戴着那种黑人的发套，想学会怎样和黑人女孩打交道。托珀当时准备在哈佛广场上拍摄这些镜头。我就问他：“如果我是个想找黑人女孩的人，我为什么要去哈佛广场？哈佛广场上大部分都是白人和一些亚洲人，很少有黑人在那儿。”他听了我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去马塔潘的蓝山街拍摄这些镜头。马塔潘是一个黑人街区，我们在一个星期六的白天拍了将近6个小时。我站在街上跟过路的人讲：“对不起，我想找一个黑人女朋友，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有很多路过的黑人告诉我：“你应该带更多金银首饰，女人喜欢这些东西。”另外一个人说：“你应该穿一件真正的裘皮大衣。你现在穿的这个玩意儿对你找女朋友没有什么好处。”下午的时候还有个人跟我讲：“你不要站在这里，这里比较危险。一个星期以前这儿还发生过一起枪杀事件。如果你想找女人的话，还不如到街头的酒吧里，花20块钱就可以找一个妓女。”有些人看着我，脸上表现出怀疑的神情说：“你不像是从中国来的，你好像是从波士顿来的。”还有些人注意到有人正在拍摄我们的对话，他们或者表现得更加有声有色，或者根本不搭理我。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对黑人夫妇跑到我跟前说：“如果想找黑人女孩，你就告诉她们你非常喜欢'车厢里有些杂货’的人。”我问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位黑人太太就笑了笑跟我说：“这就是'你喜欢大屁股的女人’的意思。”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我的第一次领衔主演（4） 后来我们又到一家黑人开的服装店，问他们的店员什么样的服装能够吸引黑人女孩。结果店员就拿了很多比较肥的裤子，还有一些非常昂贵的裘皮大衣，和一些色彩鲜艳的鞋给我看。

在街上拍摄的6个小时里，除了我们的摄影师和托珀的太太，我没有见到一个白人，这仅有的两个白人还是和我们一起来的。在那6个小时期间，除了一个亚洲人以外，我们见到的全都是黑人。在美国，尽管种族隔离不是官方的政策，但事实上隔离还是存在。

《面部舞蹈》在一些电影节上放映过，但是从来没有在美国的各大影院真正公映过。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岳父母来美国玩。我太太带着他们到西海岸游玩了一个星期。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去表演。有时候一天晚上会表演好几场。那个时候，和一些搞单口相声的同行比，我确实是落在了后面, 我没有赶上的希望。

2006年的时候，我还拍了一些广告。有一次拍广告的时候需要染脚指甲，我岳父看见了还偷偷问我太太：“黄西不是总染脚指甲吧？”不久，我太太怀孕了。我当时上了不少跟育儿有关的课，并且从来没有错过一次B超检查，因为我想看看我太太肚子里的孩子。

在这期间，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要放弃单口相声。因为我快要成为父亲了，但是我的单口相声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没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我成为职业单口相声演员抱有信心。我当时还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到学术界，或者是去商科或法律学校学习，这样我的收入会更高一点。

讲笑话还是不讲笑话，这是个问题

2007年3月，我儿子降生了。这时候，我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写作和表演。在儿子出生之前，我把自己所有的笑话都存到电脑里，尤其是那些以前练得比较熟的笑话。这样如果偶尔有人请我去表演，我还能随时用上。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是7磅4盎司，说实话，之前我不太理解人为什么要生孩子。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劝别人要孩子，只是知道我自己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非常高兴，心里甜滋滋的。成为父亲以后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些人不想要小孩。有一次我推着婴儿车在哈佛广场上逛的时候遇见了一些年轻的相声演员，他们看见我推着婴儿车就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往后退。我倒也没有怪他们，因为我单身的时候也非常怕小孩。

有了孩子后，工作量非常大，怀孕对母亲的身体影响也非常严重。和母亲比，父亲稍微容易点儿。但我晚上还是睡得很少，我是从那时开始喝咖啡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的时候不至于睡着。

2007年整整一年，我都很少去演出。偶尔有几次去相声俱乐部的时候总是看见很多新人，有几个资历稍微老一点的相声演员跟我说：“还以为你已经离开波士顿了呢。”还有一个人说：“我以为你去电视台工作了呢，因为你的笑话非常适合上电视。”

2007年底的时候，我就对育婴的一些事情比较熟练了。这时我也琢磨了一下自己的人生。大概人们在创造了一个生命以后就会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当时想，将来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我要怎么对他讲呢？“你爸以前是个搞单口相声的，后来决定放弃。”我儿子问我：“为什么呢？”我回答：“因为你来到了世上。”

我当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我现在放弃，我到底是一个懦夫，还是一个敢于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英雄呢？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我的第一次领衔主演（6） 我从牡丹江回来后在北京待了几天。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去不同的俱乐部看表演。中国的观众看单口相声和美国观众有点不一样，在美国，大部分的相声俱乐部都是晚上有节目，好一点的俱乐部的天棚都比较低，俱乐部的室内温度也调得比较低，观众一边喝酒一边看演出。在中国有很多相声演出是在白天或者傍晚，观众基本喝茶，吃花生，嗑瓜子，很少有喝酒的；美国的观众比较爱笑，中国的观众比较爱鼓掌。

演出那天王向东带着我去了海淀剧院。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加里·莫尔曼也去给我捧场。丁广泉那天没有去看我演出，因为他当时在唐山参加一个喜剧节，他的一个学生接待了我。

我在更衣室里等待的时候，当天的节目主持人问我：“你是自己来的吗？”我说：“是的。”当时我才意识到，国内大部分都是对口相声。然后他又问我：“你的西装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表演传统段子应该穿长袍，表演比较现代的段子应该穿西装。幸亏当时我带了一件西装外套。我上台的时候他们又让我把眼镜摘下来，但我没有同意，最后他们只好很不情愿地让我戴着眼镜在舞台上表演。

我之前花了两天时间把我的笑话从英文翻译成中文。那个星期天下午，在这个能容纳300人的剧场里大概只有三五十个观众。我对着这些观众表演了7分钟左右，我的笑话大部分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观众确实掌声鼓励了两次。通过这次演出我发现，找出逻辑错误的笑话，或者通过逻辑引申的一些笑话比较容易把观众逗笑。其他和文化背景相关的以及玩文字游戏的英文笑话中国观众不容易理解。我还记得当天效果非常好的一个笑话是：如果我在一起车祸里丧生，我希望能够和一个水泥搅拌车撞在一起，这样我死以后马上就会有一尊我的雕像。这基本上就属于玩逻辑的笑话。那天同台表演的还有很多其他相声演员，大部分人的演出效果也不是很好。这是我唯一一次在中国表演单口相声，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也要比我第一次在美国表演的效果好得多。

相声表演结束以后，我和一个看上去经验很丰富的单口相声演员聊了一会儿。他当时一边吸烟一边跟我讲：“你的这些段子，大家需要想一会儿才笑，所以你讲的还不是相声。”他的这个说法比较有意思，因为在美国也有人跟我提过类似的建议。

2010年4月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我无法把13亿中国人逗笑，而且还说丁广泉认为我的段子不好。但丁广泉那天根本就没在现场。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丁老师是否说过这句话，因为那篇报道登载了一些我自己也没有说过的话。

在中国的外国人

加里·莫尔曼后来邀请我去了一个在北京的外国人聚会。我们约在东直门地铁站见面，他来的时候骑了一辆小摩托车，让我坐在他身后的后座上。他在拥挤的人群里开得非常快，我在后面心惊胆战。我从来没有把一个男人抱得这么紧。

参加聚会需要带一个礼物，加里把我带到了一个西方人开的非常小的杂货店。中国人在美国开的杂货店一般都非常狭小，这次我才看到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开了非常狭小的杂货店。在那天晚上的聚会上，我知道有很多外国人在北京住，而且很多是在国内的演艺圈里混。当时我听说在北京的外国人汉语越流利薪水越高。那时候加里刚在一部中国电影里面找到角色，那部电影是关于中国的第一个奥运运动员刘长春的故事。他在电影里演一个英国的种族主义者。

谎言的诞生

我从中国回到美国以后接到一个电话，电影《谎言的诞生》想请我出演一个角色。美国大部分电影都是在好莱坞拍的，但是后来马萨诸塞州在税收方面给电影工业一些优惠的政策，所以也有些电影会在波士顿拍摄。我在那部电影里面演一个村民，提一些关于上帝的问题。5月份的一天早上，我来到了拍摄现场。我发现在电影里有台词的演员和群众演员的待遇差别非常大。有台词的演员有自己的休息室，有一些比较好的专供食品。有一天下午，天气突然变冷，马上就有一个助手跑上来搓我的手，让我暖和一点。

瑞奇·热维斯是这部电影的导演，他还是一个在英国和美国都比较有名的喜剧演员，主演了在两国都非常受欢迎的喜剧《办公室》（The Office）。瑞奇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跟他一起工作比较轻松。在拍摄的时候，他突然从人群里钻出来，用一支玩具枪朝史蒂夫射击。史蒂夫是和他一起合作写剧本的人，在电影里客串一个小角色。后来瑞奇表演的时候，史蒂夫改掉了自己本应说的台词，突然对瑞奇讲：“我喜欢美国的办公室，我觉得美国的办公室比英国的办公室好。”结果现场又哄堂大笑，因为瑞奇是英国人。

那天参加拍摄的很多演员是演舞台剧出身，所以他们的声音比较洪亮。这些舞台剧演员在拍摄的时候，瑞奇需要提醒他们不要太夸张，但轮到我说台词的时候，瑞奇没有给我任何指导，他只是告诉我再把台词念一遍。那一句台词一共拍了三次，每次我说那句台词的时候，其他演员都忍不住笑。拍摄结束以后，剧组让我第二天再来做一些即兴表演。

第二天，在拍摄现场，连那些化妆师都告诉新来的人，我前一天非常有趣。尽管那时候有一些从纽约和洛杉矶来的演员，而且有很多演员都在电影和电视上露过面，但我还是觉得那天我像个明星一样，因为大家都在议论我的表演多么有趣。

第二天我做完即兴表演后，有一些演员告诉我，他们觉得我表演时说的那些话非常有趣。但一年半以后电影在剧场里放映的时候，我即兴表演的那些镜头都被剪掉了。非常遗憾。

从北京回来不久，喜剧演播室的老板，里克·詹金斯告诉我，艾迪·布里尔要在喜剧演播室搞一次《莱特曼秀》的试镜，艾迪想再看看我的表演。到那时候，我已经有3年没有和艾迪联系过了。5月11号，我又在《莱特曼秀》试镜了一次。还是和往常一样，他会给每个相声演员一个反馈。那天晚上他把我第一个叫去，告诉我他认为我已经有能力去上《莱特曼秀》，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合适的笑话，并把这些笑话按正确的顺序表演出来。从这以后，我就开始剪辑这5分钟的段子。我隔三差五会给艾迪寄一些光盘，听取他对这些段子的意见。

我对艾迪的反馈非常认真，但是同时，我对上《莱特曼秀》也没有抱很高的期望。因为有很多单口相声演员都在他们的候选名单上。有一些波士顿的单口相声演员告诉我，《莱特曼秀》总是让人在段子上花很多工夫，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仍然不会用你。

同时，我还是继续去公开麦克来发现新的段子。这段时间我写出一些非常棒的笑话，我在波士顿相声演员里的名气也越来越高。有个相声演员对其他人说：“我从来没见过有谁比黄西更逗！”有时我演出结束后有些观众会喊：“再讲一个吧！”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从公司回家，我在车里面听到大地震的消息后潸然泪下。我非常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多么艰难，他们种地非常辛苦，拥有的东西却很少，灾难性的打击使他们的情况雪上加霜。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个美国记者在四川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他们看到一个人的房子全都倒塌了，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吃的。这几个记者第二天又找到这个村子，给这个人带了一些食物。结果这个人拒绝了记者的好意，并对这几个记者说：“你们再往山里走一点，那里有些人的情况比我更糟，你们应该先帮助他们。”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因为那段时间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非常多，大都是在讲中国生产的含铅儿童玩具、劣质婴儿奶粉，环境污染以及童工之类的问题，隔三差五还会有一些中国的贪官被抓的消息。大部分美国人很少看到有关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报道。

汶川地震后我想搞一场募捐演出，把演出赚到的钱捐给红十字会，我的朋友和同事都非常支持。我当时想在美国的一些媒体上作一些宣传，我联系了《波士顿环球报》、本地的广播电台以及一些电视台，但是没有一家媒体答应帮我，所以这次募捐演出的消息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办法传播出去的。有些人去看了表演，有些人不能去看表演但还是在网上买了票。

那场演出大概只募捐到900美元，不是很多，因为我当时的知名度非常低。

2008年10月的时候，艾迪要我去纽约，在CBS的制作人面前再表演一次。《莱特曼秀》和CBS的一些制作人对我的英语口音有点儿担心，他们怕美国中西部的人听不懂我的英语。我乘上去纽约的大巴，在纽约的高萨姆俱乐部又表演了一次。当天晚上有很多非常成功的单口相声演员都在那儿表演，像迈克·博比克利亚、埃杰·巴克、史蒂夫·赖特等等。在这种试镜中每个人都非常紧张，当时有一个高大而且非常滑稽的黑人喜剧演员，他都没有把自己要讲的东西讲完就下了台。他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女朋友，当时这个女孩儿就坐在我边上，跟我聊一些英语学习方面的问题。我当时比较紧张，因为她特别高大的男朋友就在我旁边，我担心他会嫉妒。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上《莱特曼秀》（2） 那天晚上我的表演很成功，但不幸的是，CBS的制作人没有来。因为当天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日，那两个制作人都是犹太人。所以当晚我就乘了一辆夜车回到波士顿，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还在和艾迪互相发电子邮件，商讨怎样完善我的笑话。

尽管一夜没睡，第二天我还是照常上班。我喝了很多咖啡和可乐提神。与此同时，我又感觉我上《莱特曼秀》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当晚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单口相声演员都参加了试镜。

上《莱特曼秀》的更好办法是去《柯南秀》试镜

2008年12月31号，有一个新年晚会请我去做中间演员。表演的地方在弗雷明汉，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剧场里。当晚的领衔主演布赖恩·基利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喜剧演员。他还给《柯南秀》写笑话。他看了我的表演后，就问我想不想去《柯南秀》试镜。

2009年1月，我又去纽约的东村相声俱乐部参加《柯南秀》的试镜。我那天晚上表演的段子非常好，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柯南秀》的人是不是在场。表演以后我跟艾迪说了有关这场面试的事情。他马上给我发电子邮件，说他很高兴我能够去《柯南秀》试镜。但是他觉得，我应该在《莱特曼秀》上和大家见面，因为《莱特曼秀》的收视率要比《柯南秀》高得多。他终于许诺给我在《莱特曼秀》表演的机会，而且还邀请我去参加全美喜剧节。

2月份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音乐大厅表演的机会。这个音乐厅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剧场，墙上、舞台上以及一些包厢的扶手上都有非常华丽的装饰。当时有一个相声演员从纽约特地赶来参加这场演出，他还雇了几个摄像师现场拍摄他的表演。他雇的这些人都是些专业的摄影人，同时有几个镜头对着演员和观众。当时我请他们把我的演出也录下来，他们答应了。那天我的演出非常成功。有一位观众还当场给我画了一幅肖像漫画，并在演出结束后给了我。几天以后，摄影师告诉我已经把录制的东西剪辑完了。但是他们向我要不少钱。我答应了他们的价钱以后，还要一路开车到缅因州去取这盘录像。路上由于超速我又吃了一张罚单。我记得那天是2月16号，我的生日。最后我终于把光盘拿到，寄给了艾迪·布里尔。尽管我花了很多钱弄到这张光盘，但是这个钱没有白花。艾迪·布里尔看了这张光盘以后，非常兴奋。他又给了我一些建议，比如我每次讲完一个笑话后就对着观众笑，这个习惯不太好。听了他的建议以后，我又回到喜剧演播室录制了一场我不笑的表演再给他寄过去。他看完以后又告诉我：“这次你再讲一遍，手里不要拿着麦克风，因为《莱特曼秀》上没有麦克风。”所以我又需要回到喜剧演播室再表演一次同样的段子。

艾迪终于给了我一个确定的日期，4月5号。我当时非常激动，就给我在中科院认识的一些朋友发了电子邮件。有一个朋友马上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的同事，这个同事以前是在赛诺菲–安万特工作的。结果那天我们公司开会的时候，我的同事米歇尔就问我：“听说你要上《莱特曼秀》？”我说：“是的。”她说：“哦，这真是个大事儿。”我说：“算是个大事儿，但以前也有很多人干过。”

我表面上显得很镇定，但是我心里知道，这对我确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杰里·塞恩菲尔德把《莱特曼秀》比做喜剧里的奥斯卡。在美国，有多少喜剧演员搞了一辈子单口相声，却从来没有上《莱特曼秀》的机会。我还记得波士顿的一个喜剧演员曾跟我讲：“我就是想让我的母亲去世之前能够看我在《莱特曼秀》上表演一次。一次就够了。”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上《莱特曼秀》（3） 和美国其他的电视节目一样，《莱特曼秀》也会经常变更录制时间。他们改了几次，后来确定在4月12号。

在4月12号之前，我一有机会就会练习将要在《莱特曼秀》上表演的段子。如果我要表演20分钟，我就会把那5分钟的段子放在前面讲。那个段子80%的时候效果都非常好。但有的时候，或者是观众没有注意，或者是因为我的笑话不是对着观众喊的，观众没有笑。有一次我在喜剧演播室排练这个段子时，在我前面演出的一个相声演员的强项是拿观众开玩笑。当我上台的时候，我的这个段子根本就没有人笑，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相声演员在台上跟他们对话。后来里克有点替我担心，他说：“哎哟，你这个段子只有3分半钟。”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确信我的段子足够好了。

4月初，我在佛蒙特参加了一场演出。我从家开车到佛蒙特一共花了3个多小时。到那时候我才发现，演了7年的单口相声，而且我马上就要上《莱特曼秀》了，他们却依然叫我过去做开场演员。而且那次表演的中间演员从事单口相声表演还不到一年时间。那天晚上，智商比较高一点的笑话，观众都不是很喜欢，我还被迫用了比较高的声音和一些肢体动作来逗人笑。那天晚上正在下雪，演出的组织者给我安排了住宿，但我就是想回家。我问了一下旅馆的服务员雪会不会下得很大，他们告诉我那边的积雪都清理得非常快，应该不会有问题，所以当晚我就决定开车回家。当我开到山里的时候，雪越来越大，最后几乎看不见路了。而且我的车开着开着就突然失控，还会在雪地上打转。我的眼里只有天空、树枝、水沟、天空、树枝、水沟……我的车大概转了四五圈，最后还算幸运，停在了路上，而且正对着我要去的方向。更加幸运的是，后边没有车开过来。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当我的车失控时，我马上把车里的收音机调到了一个基督教电台。美国有一句话叫做“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当时，佛蒙特的山区就像战场一样恐怖。

后来我终于把车开到了山下，在山下的小镇子里还拿了一张罚单。真是非常倒霉的一个晚上。

在距离《莱特曼秀》录制还有一周的时候，艾迪来到了波士顿。想为全美喜剧节试镜。我又在他面前表演了一次，这次我还穿了西装。演出结束后我告诉他：我在佛蒙特的山区差点儿出事。艾迪跟我讲：“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需要你，你是一个电视明星。”

《莱特曼秀》是在曼哈顿中心的埃德·沙利文剧场录制。这个剧场历史非常悠久，英语世界里所有有名的表演者都在这个舞台上献过艺，从甲壳虫到猫王，从伍迪·艾伦到米奇·赫德伯格。莱特曼先生总是把剧场的温度控制在13摄氏度左右。因为他认为在这个温度下人们比较爱笑。在《莱特曼秀》表演的时候，他们让我选择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乐队会在我上台的时候演奏这首歌。我选了《纸飞机》，这是MIA乐队的一首关于移民的歌。

我搞单口相声的一个动机就是想讲有关移民的故事。我总是觉得，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移民的故事总是被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讲述的。刚来美国的这些移民或者是没有语言技能来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是工作太繁忙，抽不出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上《莱特曼秀》（4） 上《莱特曼秀》表演的每个喜剧演员都必须穿深色西装。喜剧界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每次上《莱特曼秀》的喜剧演员都会买一套新西装。《莱特曼秀》每年只会请20多个喜剧演员，而且只有两三个新手。

2009年4月11号，我带着太太和孩子去了纽约。我们住在梦幻旅馆，这里离《莱特曼秀》的录制剧场只有一街之隔。当天晚上我去了康米克斯相声俱乐部，最后一次练了那些笑话。

2009年4月12号，我们在纽约的一家餐馆里吃了早饭，然后就带着儿子去中央公园。午饭以后我想睡个午觉休息一下，但却睡不着。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以后，我太太决定带着儿子出去玩，这样我可以在旅馆里静静地休息一下。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去剧场看一下环境。《莱特曼秀》的工作人员都对我非常好。艾迪告诉我：“录制的时候，你听到念你的名字后就走到舞台上。在这个蓝色的舞台上有一个淡蓝色的圆点，你就站在这个圆点上表演。”艾迪后来又跟我强调，讲话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放慢。艾迪离开以后，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问《莱特曼秀》的一个工作人员：“演出结束以后我该怎么办，和大家说再见后就离开舞台吗？”他说：“对！”

因为儿子很小，所以我太太没有办法把他带到观众席上。我太太就和我去了更衣室，然后又去另外一个房间里等待上场。他们就在那个房间的电视上看表演。我上场的时候我太太非常紧张，她都不敢看电视屏幕。我两岁的儿子在电视屏幕上看见我出现以后非常激动，一个劲儿地喊：“爸爸！爸爸！”没过多久，我太太就听到了一次掌声。这时她觉得可能我的表演效果还不错，然后就开始看电视。

我在台上开始讲我精心策划过的笑话，每个笑话的效果都非常好。我讲完以后，乐队开始奏乐。我和莱特曼先生握了手后就往台下走。忽然我看见后台有一名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告诉我：“回去，回去！”我当时就有点糊涂了。转过头来一看，莱特曼先生还在台上等着我。有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在前台伸出他的手做了一个倒数的手势，五、四、三……这时我才知道，我应该和莱特曼先生站在一起，和当天的观众道别。意识到这个以后，我又走回到那个蓝点上面。这时候，观众一阵狂呼。

演出结束以后，《莱特曼秀》的领头作家跑到台上来祝贺我。当时我非常激动，因为演出非常成功，我当时感觉，即使那天晚上被一辆汽车撞上，我也会带着笑容。后来一想，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我以后还想再到这个舞台上表演。

演出是在4月12号录制的，真正播出的时间是4月17号。我在录制的第二天还要去上班。上班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自己的表演，一整个星期都忐忑不安，总会挑自己的毛病。记得在表演的时候有一个单词应该用现在时我却用了过去时，而且我开始担心，他们是不是会把我的段子从整场秀里剪掉。

4月17号的时候，喜剧演播室俱乐部搞了一个观看我在《莱特曼秀》表演的聚会。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喜剧演播室俱乐部是在一栋楼的第三层，第二层有一个酒吧，酒吧里面有很多台电视机。当天晚上我决定和我太太以及孩子待在家里。后来其他的相声演员对我讲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有一个单口相声演员还把当天的实况录了下来。他们那天晚上把酒吧里的所有电视都转到《莱特曼秀》，当时有一个酒吧的顾客还非常不高兴，因为他正在看一档体育节目。当莱特曼先生宣布“他经常在喜剧演播室里表演……”时，整个酒吧一片欢呼。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上《莱特曼秀》（5） 在《莱特曼秀》里面发生的事情不会滞留在那儿

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在《莱特曼秀》的第一场表演都是非常成功的。后来我看了自己的表演，我每讲一个笑话，观众基本上都会鼓掌。7年的辛苦写作、表演和试镜没有白费。世界各国的人都在评论和赞扬我的表演。比较有意思的是，有很多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都对我在段子里面提到的一些美国法律感到困惑，他们在网上开始讨论起这些法律来。后来我发现一些美国人也不明白我笑话里提到的宪法修正案。一个同事还用谷歌搜索相关内容。

2009年，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的哥哥到中国旅游。他发现国内的一个导游把我在《莱特曼秀》上讲的段子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为游客的旅途解闷。我朋友的哥哥跟这个导游说：“我在美国的时候见过黄西。”结果那个导游根本不相信他。后来我朋友的哥哥就把这个导游的电子邮箱给我，并对我说：“你应该给那个导游发封电子邮件，收到你的邮件他一定会很高兴。”后来我就给那个导游发了一封邮件。我在邮件里跟他说：“非常荣幸你能用我的笑话为你的游客提供娱乐。”但我从来没收到过他的回复，也可能是他怕我告他侵犯版权吧。

后来美国的《读者文摘》登了我的一个笑话。这件事比较有意思，很多年以前我还在中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给我的朋友解释过读者文摘里的笑话。现在，我的笑话已经登在《读者文摘》里了。

那个时候，我把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地址放在了我的个人主页上。因此有很多观众给我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表达他们对我的笑话的喜爱。其中有一个美国中西部的人给我发的一封邮件是这样说的：“那天晚上我正在看《莱特曼秀》，你静悄悄地走上台，用你讲笑话的功夫征服了我的头脑。”

后来还有一所大学的政治系主任也给我来过一封电子邮件，讨论我在笑话里讲的东西。蒙特利尔喜剧节的组织者也给我来过邮件，这个组织者就是那个在2006年时跟我说“你可能有些笑话比较有意思，但是没有人会对一个移民的故事感兴趣”的人。这次他在邮件里写道：“我看了你在《莱特曼秀》上的演出，连看了3遍以后，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你讲得太棒了，祝贺你！”

我的一个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同学看见我在《莱特曼秀》上的表演后，就给另一个在波士顿的中国同学打电话说：“你看见了吗，黄西上了《莱特曼秀》？”结果在波士顿的这个同学根本不知道莱特曼是谁，所以加州的那个同学在电话里花了半小时跟他解释《莱特曼秀》是怎么回事。在为《莱特曼秀》作准备的时候，我从未和我的朋友斯科特提过要上《莱特曼秀》的事，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敏感、嫉妒心比较强的人。他之前说过如果我上《今夜秀》表演，他就要自杀。尽管那时他已经不说单口相声了，但我还是不想让他心里难受。在上《莱特曼秀》的前一个星期，我太太跟我说：“你最好还是跟斯科特说一下，你上《莱特曼秀》他早晚会知道。不告诉他可能更不好。”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就告诉斯科特我下周要上《莱特曼秀》。他当时在电话里表示祝贺。从那以后他好像没什么不对劲儿的。但几个月后有一次我俩一起吃午饭，他跟我说他那期间曾试图自杀，后来还被同事们送到医院的急诊室。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自杀的想法。他现在还在接受心理治疗，我们之间一直有来往。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和其他朋友还帮他筹办了葬礼。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上《莱特曼秀》（7） 我的第一次杂志摄影：不能露得过多

在2009年6月的时候，《波士顿人》杂志想做一个有关爱情与性爱的专栏。他们想找几个比较成功的喜剧演员拍一些比较性感的姿势。我从来不喜欢这种比较风光的摄影活动。我是个谦虚的人，而且平时做人也比较低调，但另一方面，他们邀请的单口相声演员里，我是唯一的亚洲人。我觉得在美国的亚洲人应该多抛头露面，所以就答应了这个邀请，但前提是——我不能露得过多。他们一口答应了这个条件。后来，他们让我模仿女演员布莱克·莱弗利吃冰激凌的动作。

摄影那天我来到了他们的摄影棚。我进去的时候看见其他一些单口相声演员已经在开始拍照了。走廊上贴有演员的照片，每张照片的下面都有一行字，解释这个单口相声演员对摄影的一些要求或态度。在迈克·卡普兰照片的下面写着：不在乎裸体。在我的照片下面写着这么一句话：对自己的身体感觉不是很自然（Not comfortable with his body）。哈哈。

当时我穿了一件非常紧的白色T恤，他们还在我的衬衫上喷了很多水，然后给我一个冰激凌吃。拍摄的时候，我感觉到手机在震动，拿出来一看是个华盛顿的号码。我当时没有接，因为给我打电话的人很多。拍照结束以后，我查了一下留言箱，结果那是从美国广播和电视记者协会来的电话。协会的主席邀请我在2010年美国广播和电视记者协会的年会上表演，我听了以后非常激动。

结识艾伦

《艾伦秀》的制作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邀请我参加艾伦在芝加哥的一个演出。这个演出将会在TBS电视台播放。我一直都是艾伦的粉丝，因为她的段子大都是高智商的，能够被她邀请去表演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她的制作人以前认识我的经纪人罗里，所以我就让他们俩处理我的日程。我们一家提前几天飞到芝加哥，住在离芝加哥不远的一个旅店里。节目是在芝加哥剧场录制，这个剧场看上去很眼熟，因为这里就是拍摄得过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音乐电影《芝加哥》的现场。

在演出前一天排练的时候，我坐在观众席上，艾伦在台上排练。她演出的最后一段是问答环节，她当时让舞台工作人员问她几个问题。有一个人问她：“你喜欢芝加哥的食品吗？”艾伦说：“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我在芝加哥没有吃到很多本地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又问她：“所有的女同性恋都是素食主义者吗？”我当时非常惊讶，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激怒艾伦，结果艾伦大笑了起来。

艾伦的排练结束以后，她的助手带着她走下台。艾伦停下来说：“我想和黄西打个招呼。”然后她就朝我走了过来。当时我感觉有点紧张，因为在此之前我很少见到电视明星。艾伦走过来跟我说：“你好，黄西，真感谢你能参加我的演出。”我对她说：“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我是你的粉丝。”然后我指着自己穿的衣服问她：“你觉得我穿这一身演出合适吗？”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说：“我们可能会给你弄一些更合适的衣服。”她的助手马上跑到外面去给我买了一些衣服。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表演，那场表演是我到那时为止见过的人数最多的一场表演。大概有3 000多人挤进了剧场。我那天晚上的表演效果非常好。表演结束后的几天里我和家人就在芝加哥游玩。我们参观了芝加哥的一些公园，还坐船在芝加哥转了一圈，那里的建筑都非常有特色。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上《莱特曼秀》（8） 在芝加哥为艾伦演出后不久，她又邀请我去她的脱口秀节目里表演。《艾伦秀》的收视率在美国日间脱口秀节目里排第二，仅次于《奥普拉秀》。而且她很少邀请单口相声演员在她的节目中表演。7年之内，她只邀请了4个单口相声演员上她的节目。所以对相声演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我那次在《艾伦秀》上的表演后来重播了3次。在电视上的露面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街上认出我。

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了。我记得那天我正开车去一个相声俱乐部演出，车里的收音机正放着他的音乐。在我找到停车位的时候，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他小时候唱的《本》。我当时眼泪就不知不觉涌了出来。他是我年轻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美国明星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他的一生被一些丑闻、奇怪的举止以及法庭的审判玷污了不少，但是在我心灵深处，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他是骚扰儿童的人。他非常喜欢小孩儿，而且公开说他有时候和很多小孩儿在一张床上睡觉，如果他是一个对儿童性骚扰的人，他不可能告诉其他人这些东西。

迈克尔·杰克逊的逝世又暴露了很多美国人的虚伪。在他活着的时候，很多人非常无情地攻击他，而他去世以后，同样一些人又马上站出来颂扬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

迈克尔·杰克逊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国际巨星。在他以后，再没有一个美国明星能够取得像他那样的国际地位。他的音乐和舞蹈风格至今为止仍然被美国的流行歌手所模仿，比如贾斯汀·提姆·布莱克、克里斯·布朗和阿瑟小子。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他的追随者。

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每当我母亲听见从收音机或者光盘里传出来美国音乐，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这是迈克尔·杰克逊吗？听说在加拿大的某些省，很多人甚至管黑人叫杰克逊。

在迈克尔·杰克逊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显得非常凄苦和孤独，甚至需要用给马用的镇静剂才能入眠。在他去世的前五六年，在美国就有很多谣传，说他有一天会自杀。

尽管有种种不幸和缺点，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比任何人都耀眼的明星。

我和艾伦的来往还没结束。在2009年11月份的时候，艾伦又邀请我去“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的红地毯上采访歌手。我当时也非常激动，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这些被提名的歌手。我还需要向他们提一些问题，了解这些人的逸事也可以写一些笑话。艾伦还给我分配了一个职业作家和我一起工作。这时，我太太终于觉得她在电视、广播、杂志以及网上看的很多娱乐八卦新闻有用武之地了。在我去机场之前她还在跟我讲，詹妮弗·洛佩兹和她的先生有了一对双胞胎。

颁奖那天，我和《艾伦秀》的作家碰了头，吃了午饭以后，我们一起到了红地毯上。那个作家准备了一些笑话和小礼品。我采访的时候其实是站在红地毯的边上，红地毯的中心有一个制作人会把这些歌手领到我面前，然后我再对他们进行采访。和我一起的那位作家就在我身后跪在地上写一些我应该问的问题。

在红地毯上的两个小时过得非常快，大部分歌手态度都非常友好，尤其是搞乡村音乐的歌手。凯莉·安德伍德非常有幽默感，也非常配合采访。我和杰克·布朗开了玩笑，还采访了非常老牌的乡村音乐歌手瑞芭·麦肯泰尔。我跟瑞芭说：“我在得克萨斯的时候，听过一首乡村音乐风格的歌曲，名字叫《我给她一个结婚戒指，她给我一个手指头》，你听过这首歌吗？”（双关语：接受戒指时要伸出手指——无名指，而“给我一个手指头——中指”是叫我滚蛋的意思。）她皱了一下眉头，然后问我：“小伙子，你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这首歌的？”这首歌是我在得克萨斯山区里自省的时候听到的。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上《莱特曼秀》（9） 这位《艾伦秀》的作家想了一个主意，让我和其他的歌手一起唱《美国派》（American Pie）。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不过我还是很熟悉。但令我吃惊的是，有很多歌手还真不知道这首歌。跟其他歌手合唱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这些歌手的嗓音有多好，尤其是克里斯·多特里。

乔·佩里是美国挺有名的一个乐队史密斯飞船乐队的吉他手。我看见他在红地毯上转来转去，穿着一身海盗服。他走过来跟我聊天，我跟他说：“祝贺你发行了新唱片。”其实我当时脑袋里面想的是邦·乔威的一张唱片。后来我的朋友斯科特告诉我，史密斯飞船在近9年内都没有出过新唱片。幸好当时乔·佩里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经历对我来说确实是比较可贵的，因为我一直对美国的流行歌曲比较感兴趣，那天的采访给了我和很多流行歌手面对面谈话的机会。我还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哥哥乔·杰克逊聊了几句。乔·杰克逊头脑非常清晰而且很幽默，并一直微笑着和我说话。

当时美国最红的一名说唱歌手“50分”（50 Cent）走到我面前时，我问他：“你知道颁奖仪式结束以后有哪些比较过瘾的聚会吗？”他听了这个问题不但没被逗笑，反而愤怒地瞪了我一眼，问道“你说什么？”他瞪我的时候我确实有点心惊胆战，因为这个人在美国是搞黑帮说唱的，他年轻的时候身上中过9发子弹。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退路，只好又问他“我想找一些比较野、比较狂的聚会，你肯定知道不少吧？”他又瞪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讲，摇了摇头就离开了。在我们旁边采访的是MTV，50分到了MTV那里马上就活跃起来，因为MTV提的都是有关他新唱片的问题。

在去红地毯采访的前一天晚上，我有点担心我在红地毯上会感到紧张。但是等我到那儿以后，一点儿也不觉得紧张。也许是因为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些歌手其实和单口相声演员也都差不多，他们一路奋斗，最后才能够站到红地毯上享受这一刻荣光。我一直感觉很轻松，一直到妮可·基德曼和她的丈夫凯斯一起出现。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她以后就有些紧张，我问他们：“你们的双胞胎怎么样了。”妮可笑着对我说：“我们没有双胞胎，你记错了吧？”我转过脸来对着摄像机做了个鬼脸，觉得非常尴尬。我当时脑子想的可能是詹妮弗·洛佩兹的双胞胎。妮可又问我：“你是不是把我们和布拉德和安吉丽娜搞混了。”她的丈夫看上去有点不高兴，把妮可给拽走了。尽管我犯了一个错误，但这确实是整个下午采访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一段。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也是喜剧的最大一个优点：在喜剧里没有错误，只有机会。你就应该随机应变。

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全美音乐奖之后，马上就到了感恩节。我把太太和孩子都带到了纽约。因为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驻美记者杨福庆想采访我。罗里给我安排了一场在高萨姆相声俱乐部的表演，杨先生开了7个小时的车从华盛顿到纽约来录制我的表演，并采访了我和我的经纪人罗里以及一些观众。采访后不久，这段采访录像就在中央电视台播了。我的叔叔在北京看见了以后，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说：“我看见你儿子后大吃一惊，冷汗都出来了。”

第二天，我的上司给我发了个短信，因为听说我将在艾伦秀上表演，所以很多雇员一大早就跑到餐厅里去看电视。我看了短信以后有点担心，我非常喜欢喜剧，不过在工作时间看电视是非常不妥当的事。其他人平时看电视我也不会太在乎，但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我去看电视。从那以后，我就把同事从我的社交网站好友名单中删除，这样他们就不会收到我的表演信息。在美国，边工作边娱乐是大家都喜欢做的事情，不过工作的时候还是应该精力集中才对。

那天我们还去看了纽约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两岁的儿子骑在我的肩膀上。2011年他已经4岁了，到现在他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在纽约的天空上看见的巨大气球。

2009年12月以后，我开始为即将来临的美国记者年会作准备。能在这个年会上表演，对美国的相声演员来说是非常高的荣誉。因为记者年会每年只请一流的单口相声演员作为领衔主演。而且美国总统有95%的可能会出席年会。在这个年会上表演对我来讲是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因为我平时讲的笑话很少涉及政治。大部分去相声俱乐部的人都不是很喜欢涉及政治话题的相声，而且很多电视里的脱口秀节目经常谈论政治，所以我觉得在相声俱乐部里谈政治好像有些多余。政治上的笑话也容易过时，因为政治事件热一阵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次表演对我非常有挑战性。不过我也非常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之所以用英语说相声也是因为这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拿奥巴马开玩笑很不容易。因为奥巴马总统没有一些很明显的个人缺陷。布什以愚蠢出名，克林顿有性丑闻，但是至今为止，美国的单口相声演员很少有人能够讲一些关于奥巴马的经典笑话。不过我自信可以编出一些有关奥巴马的不错的笑话。奥巴马当时正在搞健康保险的改革，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也可以作为笑话的素材。正如一些美国的喜剧演员所说：我只跟我爱的人开玩笑。当你对一个人的背景非常感兴趣、非常着迷的时候，你可以写出一些关于他的很好的笑话。我看过奥巴马的自传，他对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公民的看法和感受我也非常认同。为了准备这个年会的表演，我开始关注政治新闻，而且还要注意电视上的脱口秀里面已经讲过了哪些笑话，这样我就不会偶然写出和其他人一样或者类似的笑话。每天早上，我把儿子送到托儿所后，就马上去一家咖啡馆，坐在那里写上一小时，然后再去上班。

《莱特曼秀》表演以后，我开始接到一些作为领衔主演的邀请。领衔主演经常需要讲45分钟，所以在我领衔主演的时候，我会把在记者年会上要讲的段子穿插进来练习一下。在记者年会上我大概需要表演20分钟，把这20分钟的段子穿插在45分钟的表演里，即使观众不喜欢这20分钟里的笑话，我还是可以利用其他25分钟把他们逗笑。我在排练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个观众叫到台上，假装他就是奥巴马，然后对着他练那些笑话。另外我还决定，把我在2003年拍的那个竞选总统的短片里的一个角色用到这次演出里来。

《莱特曼秀》听说我要在记者年会上表演的消息以后，2010年2月又请我到他们节目上表演了一次。莱特曼先生向观众宣布我将在美国记者年会上领衔主演的消息后，他又加了一句：“你看，有的时候梦想会成为现实。”

这次在《莱特曼秀》表演结束后，我的经纪人罗里跟我说：“门外有很多摄影记者在等着你。”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争着给我拍照，还以为经纪人在跟我开玩笑。这些记者堵在沙利文剧场的门口，我根本没法躲开他们。后来有一个摄影记者给我拍的照片还登在了2010年的《纽约时报》上。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安德鲁·卡耐基的大幅公益广告，那个公益广告的标题是：移民，美国的骄傲。在这个大幅广告上有很多在美国取得杰出成就的移民，包括得过诺贝尔奖的华人、著名的音乐家以及鄙人。我到现在还珍藏着那一期的《纽约时报》。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记者年会上的表演“你现在是要自私的时候”（… 记者年会

在记者年会开始前大约两个星期，有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正在街上走的时候接到了经纪人罗里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刚接到通知，总统不会出席记者年会的晚宴。我当时感到特别沮丧，但我没有很多时间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副总统将代替总统出席记者年会，所以我又需要准备一些关于副总统的笑话。

我太太非常重视这场演出，要我全力以赴准备，不要管家里的事。她说：“你现在是要自私的时候。”

在晚宴的前一天，我和我太太飞到了华盛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要去会场试一下音响系统。表演是在晚上，但是音响系统必须在一大早就调试好，因为调试好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还要花几个小时在现场作安全检查。那天中午我和罗里一起吃了午饭，各自聊了些个人生活经历，总感觉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工作是件非常奇妙的事，因为我们俩的背景迥异。那天晚上我穿了燕尾服，我的太太也穿上了她的黑色礼服和高跟鞋。她的鞋跟非常高，以至于我们根本没办法步行至演出现场，尽管旅店离会场只有两分钟的路程，可我们还是打了一辆出租车。

在演出之前我们和几位参议员、众议员以及记者协会的主席琳达·斯科特聊了一会儿。演出开始后我就需要坐到主席台上，坐在我身边的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记者，另外一边是当时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助手。在主席台上，我们面对着2 400名观众。我看见很多电视台的记者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活动开始的时候要奏美国国歌，同时海军陆战队扛着美国国旗走进来。之后还有一些颁奖仪式，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在会上作了15分钟的讲演。当晚奥巴马没能出席年会，他通过录像向大家致词。但他们请了奥巴马的模仿者在宴会上表演了几分钟。当主持人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想我马上就要站在几千个记者面前讲笑话，如果我说得不好，这些记者可能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不同的媒体里面谈这件事。我的表演在开始的时候反响不是很热烈，这些记者的反应比我在相声俱乐部排练时面对的观众要冷淡得多。因为记者的职业决定了他们以难逗笑而出名。而且这一屋子的人也确实是美国的精英，从副总统到国会议员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美国最出名的记者，这些人都是以文字游戏为生的。我对此也早有思想准备，但是逐渐地，我的表演还是吸引了他们，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掌声也越来越多。后来有人问我：“你在台上讲笑话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说实话，在台上的时候，从我的角度刚好可以看见在观众席坐着的凯西·格里芬①的脸。所以当时我一直在想凯西·格里芬为什么会在观众席上，是那个人长得像凯西·格里芬呢，还是就是凯西·格里芬本人。

在台上表演的15分钟过得非常快，我表演完以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喝彩。那次讲演是我一生最难忘也是最令我激动的时刻。在演出结束以后，我还和副总统拜登聊了一会儿。他讲话也非常有意思，他对我说：“黄西，你将来成了大名人以后，如果你的佣人告诉你乔·拜登在门口等你呢，请千万不要问'Who？’”

在演出结束之后的一个聚会上，我和我太太以及我的经纪人简直就像大明星一样，每个人都拉着我们照相。过了一阵儿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低着头悄悄离开了。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记者年会上的表演“你现在是要自私的时候”（… 记者年会表演后的反响

在表演结束的第二天，我接到华盛顿的两家电视台的采访邀请，但是很不巧，我第二天就要飞回波士顿，所以没有时间接受他们的采访。刚一回到波士顿，又收到了CBS晚间新闻主持人的采访邀请。但CBS的总部在纽约，而我在波士顿，那天又正好是星期五，所以没有来得及把卫星信号搭好。等到星期天的时候，美国医疗改革的新闻占据了整个新闻时间，所以CBS的采访也泡汤了。不过后来美国有线电视频道里最大的新闻节目《福克斯与朋友们》采访了我一次。

人们对我在记者年会上的表演评价都非常高，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甚至把我称为中国喜剧界的新面孔。从美国和中国发来的电子邮件塞满了我的邮箱。表演之后没有几个星期，我的表演视频在中国和美国的网站上就达到了上百万次的点击。

一开始，也有一些中国人觉得我是在拿中国开玩笑来取悦美国人，但是很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的笑话。现在有很多中国人都跟我说，在看我那次表演的时候觉得做中国人非常自豪。

在街上走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把我认出来。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边上的一条路上就遇到一些学生跟我打招呼。我没有念过哈佛大学，但是却有一些哈佛的学生看了我的表演后对我说：“黄西，你是我的偶像。”

还有一个晚上，一个在停车库里值班的人认出了我，他用一口浓重的牙买加口音问我：“你是不是那个喜剧演员啊？”我说：“是。”然后他说：“你拿乔·拜登开玩笑了对吧？”能够得到其他族群移民的认可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有一次，几个堪萨斯大学的中国教授去看了我的表演。他们是这样说给我听的：在一个加油站里，一辆卡车在他们边上停下来，卡车司机把窗户摇下来问他们：“嘿，你们认识黄西吗？”

2010年底的时候，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个记者专门飞到波士顿来采访我。这个记者告诉我：“我采访你是因为我去过你在中国的老家白山。”他在日本的一本中文杂志上读到了有关我的故事，深感好奇，为什么一个从我老家那种地方出来的人会在美国取得成功。

对我自己来讲，记者年会讲演是最有意义的一次表演。不仅因为演出的成功，还因为作为第一个亚洲人站在这么高的平台上为几百年华裔移民史振臂一呼，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在美国记者年会的那场表演也是你现在正在读这本书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

记者年会表演前后，我收到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卡洛琳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告诉我，她想写一篇有关我的报道，尽管她平时的报道领域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方面。我听了以后挺感兴趣，因为《华尔街日报》是美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也是一份国际性的报纸。我没有想到这么牛的报纸愿意报道我的故事。

卡洛琳是一个从上海来的女记者，因为都是中国人的缘故，我和她聊了很多。她还采访了我在中国的家人以及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不过她对喜剧的概念以及喜剧的形式都非常陌生。很多人都缺乏敏锐的幽默感，也不理解笑话里比较细腻的地方。但是给《华尔街日报》写有关喜剧的报道时，如果你只会照搬别人的观点，还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卡洛琳的那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刊登以后，她非常骄傲，还在我的个人主页的留言板里留言：头版刊登。结果有一个喜剧演员马上就在她的留言下评论道：这个记者好像一点也不懂喜剧。在私下里，卡洛琳两次给我的语音信箱留言说：“请不要因为这篇文章憎恨我，编辑对我的文章作了很多修改。”我从来没有给她回过电话，因为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对自己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都没有把握。

我对整个《华尔街日报》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有些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报纸写的内容是不是准确的。我接受其他报纸例如《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的时候，报纸工作人员有时会给我打电话核实我是不是说了某件事，但是《华尔街日报》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事，而且他们还把我引用的别人的话给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