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和utv哪个好玩:彭宇案为什么会出现全输的结局

彭宇案一度被视为我们这个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彭宇也几乎快成了“做好事被诬搞”的典型。现在，这个案子被翻过来了。南京市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近日向媒体说出了彭宇案的真相，彭宇确实撞了徐寿兰老人。据我个人的判断，刘志伟的说法比较靠谱。可是，我却没有得到真相之后的欣慰感，反而有一种莫名的荒诞感。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个真相来得太迟了。法学上有句名言：“迟到的正义非正义”，真相也是如此，彭宇案发生在2006年，现在是2012年，人们难免会问：官方既然早就知道此案的真相，为什么到现在才说？为什么要将真相隐瞒这么长时间？

因为真相迟到得太久，彭宇案已经造成了全输的结局：其一，公众被愚弄了。彭宇案曾视为“做好事会被诬告”的经典案例，很多人因此不敢做好事。从这个视角看，与其说彭宇案是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反倒不如说彭宇案加快了道德滑坡的速度。其二，围绕着彭宇案，许多媒体都做过持续的报道和评论，现在看来，这些报道和评论都成了“浮云”——媒体在忽悠公众的同时，自己也被忽悠了。其三，因为媒体和公众“不明真相”，案件的当事人彭宇和徐寿兰也饱受骚扰。其四，办理此案的司法机关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我们一直在提倡“双赢”、“多赢”。可是，在彭宇案中，我们看不到赢家，大家全输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呢？这着实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首先，处理此案的司法机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使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对原、被告相撞事实的认定，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其判决结果因此受到舆论质疑。再比如，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不合常理，引发舆论质疑。这些都说明，官方要想取得公众的信赖，除了不刻意隐瞒真相外，还应该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准。这是现代社会对权力掌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的更高要求。所以，无论是警方的调查取证，还是法官的判决书，都应该经受得起公众的质疑和审视；无论是高级官员的讲话、批示，还是新闻发言人的发言，都要有“诚意”，有素养，不能信口开河。警方查案过程中的不严谨，法官判案过程中的一时糊涂，以及新闻发言人信口说出的“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发言，都会让公众丧失对官方机构的信任。而公众一旦丧失了对官方的信任，官方即便发布的是真相，人们往往也会报以怀疑的心态，长此以往，社会焉能不出现信任恐慌？

其次，媒体需要反思。近几年，媒体对一些热点事件常犯“过度阐释”的毛病，即常常把一个偶然的事件“放大”成一种现象，这种“放大”固然可以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但有时也事与愿违。彭宇案就是一个典型。众多媒体对此案的“狂轰滥炸”非但没有阻止道德滑坡的趋势，反而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等人们的戒备心提起来了，爱心还真的就成了稀缺资源。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讨论社会公共议题，一点错都没有，可是这一切都应建立对充分还原真相和理性把握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否则，媒体就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为了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就放弃了对真相的追求和对真理的坚守。

最后，民众亦有值得反思之处。俗话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和社会。现在，我们身处的是一个资讯泛滥而信任匮乏的社会。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中，除了官方机构、商业机构和媒体，民众也是有责任的。现在的社会，民众每天都会面对海量的信息，这就要求民众要有良好的信息处理能力。良好的信息处理能力来自理性的头脑，可现在的很多人恰恰缺乏足够的理性。

人们太多地依赖媒体上的资讯来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这里面其实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虽说媒体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但媒体并不能反映社会之全部。人们常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新闻媒体的运作特质，即媒体报道的多是反常的事件。若民众不对此有深刻认识，总以媒体报道之个案来推理社会普遍现象，那就难免会出现以偏盖全之弊。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民众在面对社会热点事件时，常常以情绪发泄代替理性分析，并且常常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不管造成这种精神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是一种不太厚道的心理习惯，需要逐渐矫正。信任是双方的，我们总是抱着怀疑的眼神看一切，别人又怎么会信任我们呢？我不信任你，你也不信任我，慢慢的，信任恐慌就蔓延开了。古人说“信为道元功德母”，“人无信不立”，这些话不但是教育我们自己要讲诚信，同时要告诫我们要学会信任他人。古人还教导我们：“赏疑从与，罚疑从去”，“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意思是说，对该不该奖赏有疑问，就宁可给予奖赏；对该不该惩罚有疑问，就免除惩罚。同理，判罪时有疑问，宁可轻判，授功时有疑问，宁可重赏。以此类推，在事实真相没有完全弄清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少一点恶意推测呢？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能遇到出语刻薄之人，刻薄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深刻，而是因为浅薄。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从浅薄向渊博的过度，我们的心理也就开始了从刻薄向厚道的转变。那个时候，也正是“信任恐慌”开始消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