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ly Bloom番号:身份特异的童年——听司徒雷登讲自己的故事（一）

身份特异的童年——听司徒雷登讲自己的故事（一）

作者:王俊   标签：社会2012-01-03 11:34 星期二 晴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但真正了解他的中国人却很少。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是通过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才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的，除此之外的更多东西，就知之甚少了。因此，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司徒雷登的形象是不佳的：他是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驻华大使，最后被共产党赶回了他的美国老巢。然而，这种来自《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司徒雷登形象是极其简单和不真实的，漫画式的政论式表述不仅掩盖了历史的真实，还伤害了很多情真意切的心灵，掩盖了丰富的历史，斩断了文化血脉，丑化了人物，抹杀了历史功绩。如果知道那个真实的司徒雷登，我们会知道，毛泽东那种政论式的解释，对司徒雷登是非常不公正的，是把丑化对手的政治游戏用到了司徒雷登身上，在某种意义上，是忘恩负义性的。可是，因为各种信息的封锁，那个毛泽东式的司徒雷登变成了解放后中国人印象中的司徒雷登，直到如今，依然未有很大的改观。
　　 但是，那种一言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的开放不仅打开了很多封闭的资料，也打开了人们的心灵，使得人们有机会和有条件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以及那段历史中的历史人物。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式的评价，那种简单化和党派化的评价，应该被打破了，很多人是需要重新评价了，应该给他们平反了。在这中间，就包括司徒雷登。
　　 好在历史已经走在纠正自己错误的道路上了。挚爱中华的司徒雷登，终于在2008年11月17日得以魂归故里，被埋葬进杭州的安贤园，历史证明了他的这一自我评价，“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为了更好的了解司徒雷登，我最近在读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读后颇生感慨，感觉有些东西可以拿出来同朋友们交流交流。今天先来谈谈他的特异童年，被中国人看作外国人和被美国人看作中国人的童年。
　　
　　 司徒雷登的父亲名为约翰.托德.斯图亚特，母亲名为玛丽.霍腾，都是来华传教士，传教地为杭州。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了杭州的传教事业，死后都埋葬在杭州。他的子女们也都出生在杭州，司徒雷登是他们的大儿子，出生日期是1876年6月24日。
　　 从出生到11岁之前，司徒雷登一直同父母和弟弟一起生活在杭州，11岁同父母回到美国，但不久父母带领年幼的弟弟回到杭州，他被留在美国接受教育。在《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既谈到了他在杭州的童年，也谈到了他回美国读书的情况，渗透其中的是一种身份的困惑：在中国，他是外国人；在美国，他是中国人。
　　 《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谈到了他早年的杭州生活，虽然充满感情，但却非常地简略，只是寥寥数笔，略微提到了父母带领他们郊游，欣赏到了杭州及周围的美景，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中国的美食和社戏。从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杭州生活过的中国人来看，这种一笔带过式的记叙，实在是过于简单，不仅辜负了杭州的美景，也忽视了杭州的悠久文化。可是，对于自己的出生地，一生都挚爱的地方，司徒雷登为何写得那么简略呢？是因为他对它感情其实不深？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我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因为他对杭州感情不深，而是源于年幼和身份错位，这使得他虽然热爱杭州，却无法真正的领略杭州。
　　 在回忆杭州的幼年生活时，司徒雷登提到，虽然他们也结交了为数不多的中国玩伴，同他们在一起时讲中文，并且非常喜欢他们，但更多的时间，还是他们兄弟四人在教会的院内玩耍。可以想象，在当年的杭州城，只有这么几个黄发碧眼的外国孩子，很多人肯定感觉好玩，把他们视为异物，而这种被异样的眼光注视的感觉肯定是不好的，是否因为如此，幼年的司徒雷登和他的弟弟们不太愿意同中国玩伴在一起，而更愿选择兄弟们一起玩耍？还是因为他的父母害怕他们受到异教徒的不良影响，所以，不愿他们同那种中国玩伴玩？我想，这两种原因可能都是有的。在阅读《在华五十年》时，我特别注意到了这么一句话，“在父母的精心挑选下，我还结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玩伴”，一句“父母的精心挑选”证明了我们后面的那种猜测，但是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之所以精心挑选，是出于信仰的原因，文化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呢？这是我们无法确定的。对于这一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善意的解读是出于信仰或文化的原因，恶意的解读是出于种族歧视的原因。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解读都是文化侵略和种族歧视的逻辑，但我更愿意选择善意的解读，原因在于，如果是后一种逻辑的话，他们还为什么要来华，终身在华服务，在此安家生子，死后还葬在这儿呢？对于一个不热爱这块土地和生活在其上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在11岁回美国后，司徒雷登同样遭遇了身份的困惑。由于长期在中国生活，他们对美国的生活习惯一无所知，所以，在回到美国后，他们就显得格格不入，像个怪物。可他们的父母却把他们当做展示品，让他们穿中国衣服，用筷子吃法，以引起人们对中国传教的兴趣，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他们父母宣传中国传教的工具了，这当然让年幼的司徒雷登感觉不舒服。此外，那些美国人对他们的行为也感觉奇怪，问他们很多关于中国的奇怪问题，仿佛他们都是天外来客似的，可能还有那种同情的和居高临下的眼光，对孩子来说，这肯定是不舒服的。就在这种环境中，司徒雷登在姨夫姨妈的照料下生活了5年，直到16岁进潘陶普斯学校读书后，才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男孩。我们注意到，在回忆录中，同记述杭州的幼年生活相比，司徒雷登关于他回美国的生活花了更多的笔墨，为何如此呢？我想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那些美国人大多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异样眼光是他们无法回避的，所以感受更深；另一方面，他是离开父母在美国生活的，虽然亲戚都对他们很好，视同己出，但没有父母的日子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如前所说，我最为感兴趣的是司徒雷登的这种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的错位。对于来华传教士的子女来说，这种双重身份和身份错位，肯定是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在他们身上刻下深刻的印记，让他们思考，他到底是哪国人。可是，无论他们怎么思考和定位，那种生活的痕迹却又总是无法抹掉的，让他们无法简单的爱或恨，他们可能注定是要分裂的。但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怎么认识他们的这种分裂，是肯定它还是质疑它？如果先把他们自己的评价放到一边，仅从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评价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这种身份的二重性或分裂，导致了对他们评价的困难，你既可以说他们是信仰和文化的使者，是值得尊敬和赞扬的，也可以说他们是文化的侵越者，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因为他们的二重身份给评价者提供了价值选择的空间，而从我们的历史评价来看，恰恰就是这样的。
　　 做一个中国人，也做一个美国人，这是何等的困难，特别是在信仰不通，政治对立，文化误解的情况下，这种双重身份的选择，无疑就是一种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去走那危险的钢丝呢？是他们的信仰，还是政治，或是其他的原因？这可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除了这些人自己的行为之外，可能评论者的立场更为重要。分类：读书 | 评论:5 | 浏览:321 | 举报 | 收藏转发至天涯微博 上一篇：从抵制传教到来华传教—听司徒雷登讲自己的故事（二）下一篇：新年登山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