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100万货物运输保险费率:[第42期·广州旧闻篇] 卜卜斋，广州人的精神胎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08:50:52
1923年
历史精神
文化复古，另类的时髦与奢侈的优雅
2005年10月29日，由三名中国年轻人成立的私人学堂——“菊斋私塾”，在苏州开始了第一堂课。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纪念日，也是菊斋私塾祭孔开馆的日子，它是在首次全球联合祭孔仪式的热潮中诞生。当地媒体将它称为“苏州第一个现代私塾”。私塾的主办人兼老师张志义身穿汉服教学，他不用钟表，而是以点香计时。上课前，他首先向学生介绍孔子的生平，接着带领学生向孔子像三鞠躬，并朗读《开班文》：“华夏文风，首开三代。校庠以传，孝悌以载……”他对媒体说，现代社会人心浮躁，希望通过教授传统道德让人心踏实下来。
广州在2001年也曾有过“父母挑战学校教育模式 私塾现代版广州上演”这样一个新闻，据说后来还是失败了。而在2003年12月30日下午3时，湖南岳阳市平江县五峰私塾老先生朱执中则宣称“封馆弃教”，这个复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号称中国最后一个私塾的封馆，被当时的媒体报道为“私塾在中国已经寿终正寝”。而仅仅两年不到，苏州“现代私塾”再现。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中国，是老子、孔子。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在古老的中国，这种“轴心时代的思考与创造”，就是靠着私塾和书院作为载体，一代一代传递下来。
《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16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认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涵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一是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形成良风美俗。《易经》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蒙童时代应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这是造就圣人的成功之路。在一个以道德治国的国度里，私塾还长久地承担着“蒙以养正”的功能。
湖南平江的农民说：学新书是为了做事，学老书是为了做人，学会做人比做事更重要。他们用最平实的话语说明了私塾存在的意义——教人“做人”。但是还有一点，那就是湖南平江深具古韵的民风，这些上了私塾的少年将来还是要赖乡民的婚丧嫁娶仪式和写对联等得以糊口。这股“复古”风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让部分农民学会了一种能够在当地谋生的技能，它并不能解决当前未成年人教育面临的一些难题。
同样，苏州“菊斋私塾”的开馆，同样也解不了人们的“惑”。是复古？还是另一种时尚？是借弘扬“国学”之名行“文化传播公司”之实？是年轻人理想的现实实践，还是又一场热热闹闹的文化秀？N个问题突兀地抛到了人们面前。也许，私塾的主人张志义和一些“思古之幽情”的家长一样，希望通过儒家教育，培养孩子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但是，在这个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社会里，私塾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或者说有没有力量与现行的教育模式抗衡？
多年前，蔡元培先生便已总结，理想的教育当是：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等，参照这个标准反思一下，在浩浩荡荡的工业化运动中，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一起丢掉了？
我在西关采访梁焯垣老人的时候，他先抑扬顿挫地给我背了一大段小时候背下的诗句，这些诗句，仍是今天的醒世格言。他说，这些做人的道理，古今通用。而在他随后的对于幼年的细致描述中，这些历史的记忆虽然已经发黄，却仍留着淡淡的书墨香与孩童的自得其乐。私塾里的教育，在他们一生的时间长河中，是无法泯灭的启蒙明灯。
记忆中的私塾，陈腐而又浪漫，破败而又优雅。
□ 刘毓
↑2005年9月，菊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苏州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菊斋私塾，私塾的主办人兼老师张志义身穿汉服，不用钟表，而以点香计时。来源：东方视觉 
旧闻辞典
卜卜斋
广东人把私塾叫做“卜卜斋”，为什么叫“卜卜斋”呢？“卜卜”，广东话像敲打声的词；“斋”，读书的地方。当时的私塾教法，常常打。原因大半不是学生顽皮，而是书背不熟。当时的“卜卜斋”教法有一个特点，就是囫囵吞枣地背诵。老师上课多要求学生背而不讲解，开始读《三字经》《千字文》还好背些，因为有韵律，句子短，加上儿童记忆力本来就强，所以背诵起来并不困难。但到了背四书五经，就渐渐进入苦境了。这些超乎儿童理解力的圣贤经书，大人也不容易读懂，却要求小孩子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而背不熟，老师就操起一块长形木板或竹片打学生。打得最多的是手心，有的老师喜欢打头，最严重的是打屁股。读书的地方不时响起木板或竹片敲打皮肉的“卜卜”声，所以，广东人就幽默地把私塾称为“卜卜斋”。
旧闻延伸
清末民国时期的广州私塾
清末，广州的书院私塾，大多集中在中山三路至中山六路以及仓边路、北京路一带。及至光绪21年，清廷颁令“废书院、设学堂、改良私塾”之后，广州原有的一大批书院私塾便开始陆续被淘汰，而新式的大中小学开始萌芽生长，并且发展愈来愈蓬勃。《广州市志》里讲到，辛亥革命后，教育部曾颁整顿私塾办法。民国元年(1912)开办私塾教师传习所，规定私塾要用部定教科书。民国2年教育部继续颁布《整顿教育方案》，对私塾提出“采奖进主义，期渐进于学校”。广东省曾办理几期塾师传习所。民国15年7月在广州召开中央教育大会，决议：“大量发展小学，取缔私塾”。广州市教育局对私塾进行督查考核，及格的发证书，准予招生，不合格的不准招生。抗日战争开始后，私塾多数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州私塾很不稳定，学生流动性很大。后来便渐渐在历史长河中泯灭了。
旧闻回眸
2500多年前，孔子创办了私塾，当他带着他的弟子周游列国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他会成为一个被人顶礼膜拜的牌位，他的思考与创造会被人以师道尊严的名义仅供后世的学子仰望。在师道尊严的名义下，连体罚亦是合理合法的教育方法。终于有一天，有人要对这种“师道尊严”说“不”了。
解散不堪造就人才之私塾
教育局为刷新学务起见，对于改良私塾积极进行，故月来纷纷派员往各新社私塾，认真调查，分别整顿，昨据各员查复，计有男女十一塾办理非常腐败，不堪造就人才，应即勒令解散，因特令各区执行。兹将塾名访录如下：大北直街叔达学塾、永胜西贯通学塾、筑横沙晋文女学塾、小北外横街锡泉学塾、厂后街香林女学塾、蚬栏燃藜学塾、永曜坊贯明学塾、东市街培智学塾、河南洪德大街循诱学塾、保安东明雪学塾、爱育新街爱育学塾。
见1923年8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
禁止私塾施用体罚
市内各私塾，塾师往往施用体罚，殴打学徒，损伤身体，各警区署，屡次发生学生家长控告塾师案，而各警区署认为此事属于教育范围，不能受理，他们纷纷又转赴教育局控诉。现教育局长王仁康，以“塾师责罚学生动辄施用体罚，属于违背教养儿童本旨，残害儿童身体”，特拟通令各塾，此后教育学童，不准施用体罚，如敢违背，将劝令解散并按法惩究。
见1923年8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
决不宽宥体罚学生的学究
市教育局布告称，现根据商民李深泉呈称，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国豪，年十一岁，次子名国杰，年九岁，同在河南岐兴北志明学校蔡志明先生处从学。长子国豪因于本月二十早上背书时有一句未能念过，该先生用木枋藤鞭击打头背二部，并用麻绳背绑两手。次子回家告知父亲，李深泉立即前往问先生原因，请他将儿子松绑。谁料该先生答谓，此系教育办法，坚不允许松绑。是以李深泉将儿子连绑绳未松，前往该段警察一分署。该警署认为此事非警察范围，不便传理，着将绑绳解下存据，让他自赴钧处请诉断理。李深泉认为，父兄者应有供给子弟从学之义务，为教授者亦有应得依照教育之规定办法，他虽未谙教育之规章，亦认为无此强施打卖之办法，迫得据实具呈赴诉，该应如何取缔解散之处，伏恳查核照章批行办理，以示政府培养人才之至意，而免从学有受强施打卖之痛苦，实为公德两便，等情前来。查教育法令，禁用体罚已有明文，现据该商呈控蔡志明以木枋藤鞭打击李国豪头背二部，并用麻绳捆绑两手，所控如果非虚，实属有违法令，除派员查办外，合行布告，让本市各塾师都知道，今后塾师对于学生不得擅用体罚，如敢阳奉阴违，一经查出，定即严行取缔，决不宽宥。
见1923年8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
民间记忆
关于私塾的回忆
梁焯垣，71岁，小时候上的便是“卜卜斋”，那时，私塾是家境殷实的孩子才上得起的。
半夜三点的入学仪式
梁焯垣上的第一间卜卜斋，叫“瑞真学校”，在海珠南路的三府前，他仍清晰记得自己第一天上课的若干细节：那天早上，三点钟，天都没亮，家里面所有的亲戚都陪着他早早便起来，一大帮人护送着他去私塾。私塾里的苏星海老师已经在等候，虽然只有他一个学生，仪式却一点不马虎：先是参拜圣人像，他记忆犹深的是那个圣人像几乎有现在一扇窗大，参拜完毕后，再恭恭敬敬从老师手里接过课本，并跟着老师念了三句古文，仪式才算完成。然后便回家休息，等天亮后，再依正常上课时间跟其他同学上学。
当时梁焯垣所读的私塾规模比较大，学生从一年级至六年级都有，上课的时候很热闹，一至五年级都在同一个大课室里上课，同学们的座位不是按照年级划分，而是按照性别划分，面向讲台，男右女左。讲台上的老师们都穿着长衫，一脸威严。
当时私塾里的上课时间是从早上的八九点钟到中午十二点钟，中午回家休息，下午两点钟又再回去上课，直至下午五点，学习的课本有《三字经》、《红皮书》、《尺读》(注：一种学写信的书籍)等等。当时私塾里的学费比市立小学要贵些，逐月上交，每个月略有浮动，以当时那个月的米价作为交费标准。这便造成了当时一些小孩子上私塾的不连续性，有的在读了一段时间后，不够钱交学费，只能休学一段时间再上；而有的孩子因随着搬家等原因而转到临近的私塾上学。比如梁焯垣就前后一共读了四个私塾。
层层渐进的体罚方式
当时的“卜卜斋”教法有一个特点，就是囫囵吞枣地背诵，老师不讲解课文。学生每天一上课就要先把书本放到一旁，开始背诵。如果背不出来，就要挨打了。当时的体罚工具是分三个级别逐步递进的：
第一种，方尺，如果第一次背书背不出来，老师会让初犯的学生伸出手掌，拿出方尺打手心；
第二种，藤条，如果不是初犯，老师就会动用到藤条，这些藤条可不像今天那种细长条形状的，而是一条长长的藤条折成几折捆在一起，打的部位已经转移到大腿和屁股了。
第三种，蝴蝶藤条，对于屡教不改的顽皮学生，老师对付他们的便是最高级别的蝴蝶藤条，这蝴蝶藤条是将藤条拧成各种花纹，打在身上的疼痛比前两种来得都厉害得多。
学生不堪体罚而跳楼
梁焯垣还记得在一德路一间私塾里，有同学因惧怕体罚，竟从教室窗户跳了出去。
那是个让老师头疼的顽皮学生，背书总是背不出来，以致挨了老师好几顿“猪肉焖藤条”，他一见到老师便像老鼠见到猫般害怕。那天早上上课，老师又让这位学生交功能背书，在老师向着他走过去的时候，这个学生刚好坐在窗边，惊惶失措之下跳下了窗户。还好那不过是两米高的小木楼，摔下去也没有大碍。
当时，不仅是学生怕老师，学生家长也怕老师，自己的孩子挨了老师的打，不但不敢怪老师，还要骂自己孩子不认真读书，称赞老师打得对。
市立小学也有体罚
黄锡培，81岁，在广州读大学，小学在家乡台山读。
当时台山已有很多市立小学。1931年，他始上小学，学校校长、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学校生活丰富而自在。课本、自订的练习本、文房四宝都放在学校抽屉里，不用带回家。除了语文算术，还有历史、自然课。高年级还会专门学《孝经》、《文选》，《文选》是校长专门挑选并刻印给学生选读的古文，课外可以做体操、参加童子军、野营。小学也有体罚，是校规里明文规定的，不过不是用来对付背不出的学生，而是违反校规的学生，而且只是用藤条打手，以示罚诫。
旧时世相
省署批示 屠羊捐不能撤销
据1923年8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日前财厅举办省河南番两署屠羊捐，经招商投承市内各屠羊店都关门停业，派出代表具呈省署，以税外抽捐，难历重负，请予撤销。昨经省署批示，据财政厅举办省河南番两署屠羊捐呈报章程办法并无不合理，商人代表呈请撤销，不用再议。各屠羊商人，均决心如果不撤销屠羊捐，便誓不开市。
点评：广州设市初期，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捐，正常年份占市总收入70％～80％左右。其次是变卖市产收入、租赋、规费等其他收人。屠羊捐正是这名目众多的政府想着法收钱的手段之一。
机关职员 彩票中奖陈塘买醉
据1923年8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字花为害最烈、亦最易害人。广州市自字花流行以来，开始仅为妇女辈猜买，最近则中下流社会及机关人员竟都有嗜好者。某机关庶务员吴某，近亦嗜买字花，且时于办公之余，大谈其字花经。吴某曾猜中二次，第一次中八元，第二次中十元，共得彩银六百余元，连续几个晚上都在陈塘大饮特饮。
点评：普通老百姓、妇女之辈买彩票属于社会普通现象，机关职员买字花就要上报纸了。而且数目详细，第一次中八元、第二次中十元，民国的记者真不比今天的狗仔队逊色。
酒楼侍役 逼良为娼遇上缉察
据1923年8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近日广州市私猖充斥，尤以未成年之少女为多。因广东最近遭天灾人祸，很多人私卖子女以维生计，一般老于消防队中人便乘人之危买下，威逼利诱让她们操皮肉生涯，坐收夜合之利，并串通酒店诱馆侍役，答应以重金抽佣，间接强逼少女接客，惨无人道。昨晚十一时，西堤粤华酒店三楼某侍役，介绍一被逼初出当私娼的十四岁女子梁二妹给该楼三十八号房住客某外国人，讲明肉金十元，该侍役收钱后强行让二妹入房接客。二妹被逼入房，外国人丑态相向，二妹害怕想逃，坚决不肯接客，侍役便声称已经收了钱无法脱身。二妹无奈只得含泪忍辱，流了很多血，大呼救命。刚好有公安局侦缉员曾某查栈至此，以为发生命案而上前查询，了解情况后，认为这件事有妨风化人道，马上叫来警察拍门，门良久不开，里面的救命声变得急促，于是他们将门撞开，嫖客趁乱逃走，梁二妹则被带到区解局讯办。当局知道了此中黑幕，是由于酒店侍役助桀为恶，逼良为娼，于是下令严办，而老私娼擅买人口，强诱贫家少女，从事肮脏行业，属罪大恶极，天理不容。现将未成年的女娼发交济良所，以免重堕火坑，并严究该案主使人。
点评：未成年少女被逼为私娼，初次接客虽遇身心摧残，所幸遇上公安局缉私人员查栈，避免得堕火坑，相对于其他姐妹来说，已算好命。
学讲国语 国语讲习所扩充
据1923年8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教育局开设国语讲习所，第一届已经毕业，现在暑假期后大行扩充，施行杜尔顿新学制，开办高等普通补习三班。高等班专收罗曾经学习国语注音字母者，入学研究深奥的国音学，普通班为一般小学教职员，学习国音而设，补习班教授市民中通晓北方话与普通话，而不明白注音字母如旗人、外省人士等，得入学听讲，以学会普通国语注音。
点评：原来推广国语教育在民国时期已有，广东人的国语水平历来实在是属于困难阶级，不过在当时，会说一口溜溜的普通话也未必算是会国语，若是注音字母不清楚，一样进学堂“再教育”。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刘毓
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提供馆藏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