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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的“东丹心态”
　　

耶律楚材是辽东丹王（辽太祖长子）八世孙，东丹王是他的精神寄托，但他对东丹王的理解以及东丹王对他的意义具有两面性，他既以东丹王被排斥、放逐的旧事自怜，又以东丹家族的荣耀自勉，这一现象反映出东丹王独特的文化内涵，与耶律楚材的自身经历及蒙古汗国社会文化现实有关。

一、对耶律楚材的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以来，对耶律楚材的研究都依据王国维先生所撰《耶律文正公年谱》。研究的切入角度多为其信仰的矛盾，即儒道思想的冲突，从陈垣先生的《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A1]开始，此类论述屡见不鲜；另一角度是耶律楚材在蒙古汉化过程中做出的贡献。1993年么书仪先生出版《元代文人心态》，在第三章详尽阐释了耶律楚材的思想内核，成为学界获最大认可的研究成果。

然而，有一个问题似乎被研究界忽略了，耶律楚材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而八世祖东丹王是耶律楚材的精神寄托，他的诗文中多次涉及“东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对东丹王的理解以及东丹王对他的意义具有两面性，这不仅反映出东丹王独特的文化内涵，而且贯穿了耶律楚材一生的际遇，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蒙古汗国社会文化现实。本文将客观描述这一现象，并加以阐释。

二、早期耶律楚材与东丹王文化联系的隔绝状态

《元史·耶律楚材传》载“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
    《辽史·宗室》载“义宗（东丹王），名倍，小字图欲，太祖长子”，“神册元年春，立为皇太子”。太祖破渤海，“改其国曰东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为人皇王主之。仍赐天子冠服”，东丹王热衷汉文化，“性好读书，不喜射猎，初在东丹时，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山上，扁曰‘望海堂’”[A2]。后来他以汉法治理东丹，违背了契丹民族的尚武精神，从而丧失了唾手可得的王位，且被猜忌排斥，最终只能背井离乡。“自扶余泛海奔于（南）唐。”[A3]
    耶律楚材之父耶律履已经汉化，虽然他“善契丹大小字”，元好问仍称他为“通儒”、“良史”、“精通六经百家之书”[A4]。而且耶律楚材二岁丧父，“辛亥，二岁，夏六月丙午，文献公薨”[B1]。他受到的教育都来自“母夫人杨氏诲育备至”[B2]。而母亲是汉名士杨云之女，他接受的是正统的汉民族教育，“十三学诗书，二十应制策”[B3]。由于父亲早逝，他对契丹文字也一无所知，与先祖文化联系的唯一纽带被切断。所以在壬午（1222年）前，即33岁前，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关于八世祖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内容，甚至没有一首怀念父亲或和父韵的诗。种种迹象表明此前的耶律楚材对于自己是契丹皇族后裔这一事实并未留意，也没有强烈的身世感。

三、“东丹”心态的触发点

戊寅（1218年），耶律楚材怀着“位足以行道，财足以博施” [B4]的理想投奔成吉思汗，“蒙古太祖徴诣行在，入见” [B5]。一年后，“己卯夏六月，大军征西”，[B6]耶律楚材开始了八年漫长而孤独的西行，正是西域的经历直接促成了他的“东丹”心态。  
    辛巳（1221年），耶律楚材遇到契丹后裔辽西李郡王，使他开始正视自己的身世。在《醉义歌》序中，他说：“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契丹文字终于唤起他漠视多年的故国情结，他开始注意自己是契丹皇族后裔这个事实。他从李郡王的落魄，看到东丹王的痛苦，在东丹王的悲哀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也就是在这时，他平生第一次写下“我本东丹八叶孙，先生贤祖相林牙” [B7]的诗句。
在《过阴山和人韵》中，他回顾西行见闻“八月山峰半埋雪”、“八月阴山雪满沙”、“西风冷彻征衣铁”，西域的苦寒还只是肉体上的摧残，而“一雁横空秋色寂”的荒凉更让游子心悸，“大河西注波无穷”、“千层松桧接云平”的壮阔则“令人凛凛生恐惶”。西域的风土人情是陌生的，初来乍到的新奇和惊喜很快被乡愁取代。对照耶律楚材作于庚辰（1220年）的两组诗不难发现他当时的心情，“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暗紫葡萄垂马乳，青黄杷揽灿牛酥” [B8]的见闻并不能使乡愁有丝毫消减，只会徒增“葡萄酒熟愁肠乱，玛瑙杯寒醉眼明。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 [B9]的忧伤与惆怅。西行刚刚一年，他已经开始怀念自己的老师万松，尽管在《梦中偶得》的序中他洒脱地说“遂录之为他日一笑云。”个中哀伤却显而易见。然而，来自客观世界的压力，并不足以使一位有志者屈服，他的孤独来自文化的隔绝。“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通”，[B10]长期远离中原文化，而他所处的西域是文化的戈壁，无书可读，也少有文人可以交流。王国维指出在《用前韵感事二首》中“不如嗣宗学锻铁”一句实际上用典错误，“其下渐西本小字夹注云：‘按嵇叔夜事误为阮公。盖公领岭北行中书省，塞外无书，信手拈来，故用事多误，亦不足为病也。”[B11]

辛巳、壬午年间，耶律楚材遇到整个西行过程中唯一的一次大型思想交流，不仅给他落寞的心灵以慰藉，而且使他的思想状态发生重大转向。在几乎一年的时间中，他都呆在寻思干。辛巳（1221年）“夏……（耶律楚材）旋归寻思干”“壬午（1222年），公居寻思干。夏至行在。”。[C1]
    寻思干是西域名城，富庶且风景优美，“以地土肥饶故名之……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成趣，率飞渠走泉，方池圆沼，柏柳相接，桃李连延，亦一时之胜迹也。”[C2]。在寻思干的一年是他整个西行过程中最轻松、愉悦的一年，不仅因为寻思干的美景，更因为这里文人相对较多，有一个思想交流的空间和足够长的时间。六年后，他回归中原，赋诗怀念在寻思干的日子，题为《再用韵记西游事》，开篇就是“河中花木蔽春山，烂赏东风纵宝鞍。”他把那段经历当作“西游”中最美好也是唯一值得回忆的事情。拜相两年后，他仍不忘在寻思干的经历，“感恩承圣敕，寄住到寻思。春色多红树，秋波总绿陂。”[C3]
辛巳十一月，丘处机到达寻思干，次年，长住寻思干。尽管耶律楚材后来与丘处机势同水火，作《辨邪论》、《西游录》等文章对全真教口诛笔伐，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丘处机的到来给他乏味而单调的西域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予久去燕，然知音者鲜。特与丘公联句和诗，焚香煮茗，春游邃圃，夜话寒斋。” [C4]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丘处机弟子李志常回忆到“（壬午）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台判李公辈请师游郭西。……天气晴霁，花草鲜明，随处有台池楼阁，间以蔬圃。憩则籍草，人皆乐之，谈玄论道，时复引觞。日昃方归，”丘处机乘兴作了一首《司天台判李公辈邀游郭西归作》，同游的耶律楚材一口气次韵唱和了十首，名之为《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这种唱和有负气逞才的可能，但鉴于他在很多场合都曾大量次韵和诗，如《西域和王君玉诗二十首》、《和搏宵韵代水陆疏文因其韵为诗十首》、《和景贤十首》、《和南贤张学士敏之见赠七首》等，而这些文人士大夫都与他交好；并且他在《从圣安澄老借书》中讲过“剑逢剑客需拈出，诗遇诗人何必藏”。可见，在寻思干的日子，尽管二人信仰相左，但他仍将丘处机当成知音。王国维统计“公在西域所作诗，……凡四十五篇用长春诗韵。”[5]突如其来的闲适生活已足以消磨一个英雄的锐气，而在久与中原文化隔绝的情况下，出现一次意想不到的交流，这种失衡感一时使耶律楚材无所适从。据年谱，综观耶律楚材1222年的创作，主要有几方面的内容：交游、厌战、思乡、感慨时光流逝，这些情怀都与他早年的雄心壮志相去甚远。
在这些契机下，耶律楚材开始关注东丹王，并与之产生了心灵的共鸣。

四、“东丹”心态的表现

士不遇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永恒的主题，也是永远无法解脱的悲哀。总结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中的表述，“悲夫士生之不辰”，“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愧顾影而独存”。[C6]则士不遇可分为三类：不遇于时，不遇于君，不遇于友。商鞅变法，可谓不遇于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可谓不遇于君；“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弦断有谁听”可谓不遇于友。

面对不遇，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对策也千差万别：归隐，甚至否定自己曾经的所为――“且此登山复临水。莫问春风动杨柳”（王维《不遇咏》）；继续苦苦追寻――“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僧皎然《寻陆鸿渐不遇》）；自在地享受生活的真实与内心世界的情趣――“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邱为《寻西山隐者不遇》）；反思：理想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
    耶律楚材的处境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无疑非常特殊。
    《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载：“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见知，乃诧于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进，不己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须工匠，岂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尽管他的回答充满自信，但他企图用汉文化处理与尚武民族的关系，不啻于他的先祖东丹王以汉法治渤海而见疑。东丹王是皇宫贵族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他面临的是来自自己民族的压力。契丹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少数民族。《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载“（辽）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 。《辽史·百官志四》载“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 。可见从文化到经济，契丹民族无不完成了汉化，所以，元朝“契丹女直高丽称汉人”[D1]。但早期的契丹统治者并不真正关注汉文化甚至有意无意地加以抵制，阿保机曾说：“吾解汉语，历口不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D2]他认为，汉化的时机还不成熟，契丹民族的使命仍是通过战争来确立自身在中原的地位，从而进一步获得认可。于是，东丹王过早地推广汉法就成为众矢之的。东丹王的母亲告诉他不能让他即位的原因正是“众之所欲，吾安敢违？”[D3]耶律楚材将要面对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在成吉思汗时代，矛盾还没有凸显出来，因为成吉思汗根本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但到蒙哥汗尤其是窝阔台时期，矛盾开始尖锐化。
    蒙古民族一直有选择地吸收汉文化，但他们仰慕的都是汉文化中最直观、最具现世利益的部分，如战术、武器、礼仪、税收制度等，郝经在《东师议》中指出先前蒙古行兵极原始，“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稍猎取之，若禽兽然。”，但到金亡前金哀宗已说“北兵（蒙古）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 [D4]；汉民族封建文化历经上千年，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礼仪，是少数民族君王此前无法想象的。辽太宗看到中原车驾后感叹“如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耶？”[D5],窝阔台同样对自己登基时由耶律楚材一手导演的恢弘大典颇为满意，“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D6]。这种对文化的吸收只是泛于表面，无法深入本质，当触及文化内部时，蒙古君主们又会犹疑不决，以征服者的身份对所谓“亡国之政”表示怀疑。所以甲申春“朝臣共欲以丁为户”的理由正是“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国之法而从亡国政耶？” [D7]这种情况即便到“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D8]的忽必烈时期也没有多少改善，汉儒许衡上书时仍不得不说：“一旦驱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还需要“渐之摩之，待以岁月” [E1]。

这也就无怪乎耶律楚材推行的汉化政策使他在朝 堂上成为一个异类。“众以为迂，楚材独从容为帝言”，最终他也只能怏怏地争辩：“任尚以班超之言为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论。”[E2]
    由于耶律楚材博学多才，更由于蒙古君主不喑汉文化，在成吉思汗眼中，耶律楚材始终是一个“神人”，他“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曾成功地预言了月蚀的时间，观天象预言女真国君将死，攻城后将士们抢掠财物，他却只取几本书和两駞大黄，不久发生疫病，这些大黄挽救了数万人的性命。成吉思汗拜服于他一次次的预言，“于是每将出征，必令公预卜凶吉。”这种东方朔式的角色当然不是耶律楚材所希望的；而他又因为“下笔为文，若宿构者”，被任命为“必阇赤”（蒙古语bichigechi音译），蒙古制度，“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实际只是一个文书 [E3]，一个与汉人世界交际的工具，传令丘处机西行的诏书就出自他的手笔，“朝廷以丘公惮于西行，命仆草诏，温言答之。”[E4]――尽管他作为佛教徒非常反感全真教的思想和所谓的“方术”。
    在《过云中和张伯坚韵》中，耶律楚材表达了自己追随成吉思汗十年的慨叹：
    一扫氐羌破吐浑，群雄悉入北朝吞。
    自怜西域十年客，谁识东丹八叶孙。
    射虎将军皆建节，飞龙天子未更元。
    我惭才略非良器，封禅书成不敢言。
    无疑他是深为蒙古大军一往无前的气魄所折服的，然而，他见到的胜利越多便越无法摆脱对自身不遇的悲哀。他以八世祖东丹王被放逐的旧事自怜，辽太祖曾对东丹王说：“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 [E5]，似乎对他偏爱有加，但从《辽史·后妃》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中，却不难发现一些问题，“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也就是说，不只是学界一向认定的淳钦皇后述律平倾向于立耶律德光，原来太祖耶律阿保机同样对东丹王不满意。这种环境下，东丹王的坚持只会带来更大的猜忌，所以即便他“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依然“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尽迁其民”[E6]。耶律楚材从东丹王的经历中找到共鸣，然而面对时局，他却依然无可奈何，他也越来越清醒的意识到“封禅”事实上暂时只能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他设计了两个夸张而滑稽的场面来显示这种处境的尴尬和悲哀，“赫赫凤鸾捐腐鼠，区区蛮触战蜗牛。”[E7]才不尽其用，而时不我待，英雄垂暮，“浪迹西游岁月深，临风谁识湛然心。”[E8]、“驿使不来人已老”[E9]。一方面他对自己不能泽民致主感到惭愧，“致泽君民本不难，言轻无用愧偷安”[E10]；

另一方面更因为不被理解、不被重视而不满和惆怅，“下士笑予谋计拙”[F1]、“腾骧谁识孙阳骥，俊逸深思支遁鹰”[F2]。他的豪情壮志在一次又一次的被漠视中慢慢消耗殆尽，甚至忿恨而无奈地把自己定位为“俘臣”[F3]。
    幸运的是，西行路上耶律楚材结识了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有官员、隐士、落魄贵族、异族人、御用文人等，他们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他支持，坚定了他走下去的决心。耶律楚材因此非常重视友情，他多次告诉朋友“但得微躯且强健，天涯何处不相逢”[F4]。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特别指出医官郑景贤对耶律楚材一生默默的支持，正是郑景贤的调停才使耶律楚材每次在和蒙古大臣对峙时始终能获得蒙古君主一定程度的支持。而在耶律楚材一生中，赠郑景贤的诗有百余首。耶律楚材曾作诗“我祖东丹王，施仁能善积”[F5]，有所付出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辽史》载“唐以天子仪卫迎倍，倍坐船殿，众官陪列上寿。至汴，见明宗。明宗以庄宗后夏氏妻之，赐姓东丹，名之曰慕华。”知音的存在足以平复一个人内心的哀伤，东丹王没有像李后主一样抑郁终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遇于人。这也是耶律楚材坚强地面对蒙古君主考验的重要动力。

五、“东丹”心态的另一面

在《子铸生朝润之以诗为寿予因继其韵以遗之》中，耶律楚材看到了东丹家族凄凉身世的另一面：“四世皆太师，名德起今昔”，此时他已拜中书令。按《元史·百官一》的解释，“中书令一员，银印，典领百官，会决庶务。太宗以相臣为之，世祖以皇太子兼之。”即正丞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蒙古汗国到元末极少设此官职，且大都由皇太子任职。东丹王的显赫家世给踌躇满志的耶律楚材极大的使命感，他需要施行自己“致主泽民”的梦想，“定税赋，立造作，催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F6]。
    在《爱子金柱索诗》中他激励儿子说：“我为北阙十年客，汝是东丹九世孙。……他时辅翼英雄主，珥笔承明策万言。”在《送房孙重奴行》中他劝勉房孙：“汝亦东丹十世孙，……而今正好行仁义，莫学轻薄辱我门。”他用东丹家族的光辉教导儿孙，实际上更是在自勉。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耶律楚材是东丹八世孙，而东丹王是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长子。契丹上层社会不同于蒙古幼子守成的风俗，辽太祖时已经提倡“礼有世嫡，不传诸弟”[F7]。那么，耶律楚材为什么不自称辽太祖九世孙呢？这不是更能反衬他曾经的落魄、他的皇族血统、他希望奋进的决心吗？
    当然不是因为担心会抵牾蒙古君主。按照《元朝名臣事略》的记录“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尝访辽宗室近族，至是（耶律楚材）微诣行在。”而且，如果仅凭金国一个小小的“左司员外郎”的身份，是不足以打动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将他招致麾下的。

耶律楚材一生只有一次在诗文中提到他的先祖耶律阿保机，在《为子铸生朝润之以诗为寿予因继其韵以遗之》中，他拿耶律阿保机和东丹王作比较，“皇祖辽太祖，奕世功德积。弯弓三百钧，天威威万国。一旦义旗举，中原如席卷。”而对东丹王的论述则是“赫赫东丹王，让位如伯夷。藏书万卷堂，丹青成画癖。”太祖尚武，而东丹王的作为已经和一个汉儒没有什么差别，于是也就不难理解耶律楚材的良苦用心，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像东丹王一样积极接受汉文化的熏陶，为国家、黎民作出贡献，这同样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元朝也有一位平步青云的皇族后裔，赵孟頫。赵孟頫是宋秦王德芳之后，五世祖生南宋孝宗。[G1]他历仕五帝，在忽必烈时就受到重视，后来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然而，综观赵孟頫的诗作，没有一首直接涉及宋皇室或功业。但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故国情怀，他有绝句一首：
    溪头月色白如沙，近水楼台一万家。谁向夜深吹玉笛，伤心莫听后庭花。[G2]
    他的表达隐晦得多，悲凉的情感弥漫在诗作中，作为皇室后裔，他没有以身殉国，没有作遗民，却身仕敌朝，这是为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而他的故国情思也只能在“夜深”时才能得以抒发，更多的时候，他刻意地强迫自己忘记宋皇室后裔这一事实。当忽必烈向他咨询宋太祖事迹时，他竟称：“臣蚤失所 ，长老不与臣语，臣不能知。”这对一个饱学鸿儒之士，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事实上，对宋太祖连忽必烈都说“朕皆知之”[G3]。赵孟頫一生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小心谨慎，皇室的荣耀并没有给他进取的信念，由于五代皇帝对他的器重，他无疑是幸运的，但幸运的代价却是放弃早年的诸多理想。因此，同样作为儒士，他却没有耶律楚材那样积极的用世之心，终其一生也并没有实际的政治作为，史载他设计推翻奸相桑哥，也是在大局已不利于桑哥的情况下教唆蒙古大臣完成的[G4]。他的作品中论及时事、国运的非常少。作为传统士大夫，他谋求的却是恬淡的生活，仍然在不损害原则的同时“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种行为是为时人所不齿的，“吏则吏，隐则隐，二者判然而不可乱。”[G5]面对精神痛苦，赵孟頫选择了在书画上寻求解脱；值得注意的是，甲午（1234年）一年，耶律楚材所有的诗作都与弹琴有关[G6]。他们都在寻求一种合理的精神解脱，不同的只是赵孟頫成为一个艺术家，耶律楚材在短暂的迷失之后重新回到“致主泽民”的道路上，“东丹心态”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窝阔台给予耶律楚材权力，更多出于对汉文化的让步，耶律楚材曾说“在彼者（未仕的汉文人）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G7]这使太宗感到来自汉文化及儒士阶层的压力。但耶律楚材的权力仍然是有限的，对于君王而言，他是“客”，而不是“自家骨头”，“若行军用师等大事，祗靼主自断，又欲与其骨肉谋之，汉人及他人不与也。”[G8]，在《和孟驾之韵》中，耶律楚材也含蓄地表达了自己身份的尴尬，尽管权倾当朝，但“天子明堂求国栋，鹏飞全藉天风送”。实际上自己和所有文人士大夫一样生活在这套秩序下，“以一书生孤立于朝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 [G9]，孜孜以求泽被天下的理想。

到了后期，君臣的平衡关系更是常常被王权的专断打破，耶律楚材一次次地招致帝王的不满，从下面正史的记录中，不难发现他当时尴尬甚至危险的处境，“帝曰：‘凡卿所奏，无不从者，卿不能从朕一事耶？’”，“帝曰：‘尔欲搏斗耶？’又曰：‘尔欲为百姓哭耶？’”[H1]“上怒召问其故”，“公正色立朝，不为少屈，欲以身殉天下”[H2]。他仍然坚强地实施着自己的理想，他不能愧对自己的家世，不能愧对自己的先祖。“文献生三子，东丹第八枝。……抚膺长感慨，搔首几咨嗟。”[H3]他始终把东丹王作为自己生命中的坐标，为此付出一切努力。

六、“东丹”心态的归宿

耶律楚材看破名刀利剑“严相逼”的现实，对朝廷政策的摇摆不定也并不满意。他对统治的残酷有深刻体验，而且，和传统封建王朝士大夫的感受并不完全相同，他所面对的不仅是帝王，更是文明未开的少数民族的酋长。《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载太傅秃花因触怒窝阔台，“上取鸣镝欲射者再。”他渴望归隐，归隐是他诗作中最普遍的主题，只是因为“未济斯民不敢行”，不能有辱东丹家世，他才勉强留下。他一方面结合自身经历说“只图龙颔摘明珠，谁知虎口存活雀”，“可笑人间荆棘林，死者填沟空塞壑” [H4]；另一方面，却极力鼓动文人儒士为新朝效力，“咏游不作江湖梦”、“他日佳声闻九天，富贵之来不得却。”[H5],甚至大力加以推荐“荐君谁肯惜吹嘘”[H6]耶律楚材这种内心的矛盾恰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有关。
有元一朝之前，曾有辽金两朝统治北方三百余年，中国传统的“华夷之分”的观念不再强烈，当时的亲汉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只要少数民族君主能够施行仁政，尊重汉文化，少数民族同样可以取得正统地位，获得天下人的认可。胡三省通过总结北魏兼并汉地的史实表达了时人的心声：“惟其抚御有方，民安其生，不复引领南望矣。《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信哉！”[H7] 而太宗在耶律楚材的干预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更带给时人以信心。于是，耶律楚材被天下儒士认定是这些美好愿望的代言人，他也自觉地担负起这一重任。元好问曾在金亡后上书，请求他采取措施保护儒士文人，“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H8]，推荐了数十位儒士。耶律楚材是否一一采纳元好问的建议，史上无载，但《湛然居士文集》中有一首诗名为《和梁斗南韵》，据年谱，作于1233-1236年间，正是金亡之后，内有“谁知东海潜姜望，好向南阳起孔明”一句，有求贤若渴之意，而梁斗南正是元好问所推荐的儒士中的一位。而且耶律楚材也确实多次在蒙古君主下令屠城时拼死拯救数百万军民、努力保护儒士、寻访孔子后代 [H9]。上书者当然不止元好问，在《和孟驾之韵》中，耶律楚材说：“平阳闻有邻人孙，封书上我仅万言。讨论故典造极至，商榷古今穷深源。”他成为当时士子们的众望所归，他不止一次说过“好诗好句予独得，准备揣将帝里传”[H10]之类的话，并且切实地躬行着自己对天下人的承诺。

辛卯（1231）拜相后，耶律楚材南下，受到各地百姓夹道欢迎，过晋阳时“道士又见捧林果，儒冠远迓挈壶浆。[I1]，过太原南阳镇时“士民安堵耕盈野，老幼迎郊浆满壶。”“累累山果盈瓷钵，薄薄浊醪半瓦壶” [I2]，足见他在士子心目中的地位；而乡民的淳朴之风让耶律楚材感动，更坚定了他“达则兼济天下”的决心。“东丹”心态为现实刺激，全面爆发。
    为此，耶律楚材常常在诗作中踌躇满志地希望设计一张完美的政治蓝图。
    1228年，他曾作《和博宵韵代水陆疏文因其韵为诗十首》，其二抄录如下：
    新朝威德感人深，渴望云霓四海心。
    东夏再降烽火灭，西门一战寒烟沉。
    颙观颁朔施仁政，伫待更元布德音。
    好放湛然云水去，庙堂英俊正如林。
    在这首诗中，他实际上提出了“好放湛然云水去”的条件：
    ①无战乱；②四海归一；③施仁政；④人才济济，英俊各尽其能、各得所用。
这四个条件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政治理想，而第四条是关键，因为儒士是汉文化精髓的代表，完成汉化，没有足够的儒士阶层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这在元好问《上耶律中书书》中也有所表述：“预为储畜数十年之间，乃能备一旦之用”。但在当时的蒙古汗国，这一切是无法实现的。首先，蒙古君主不会遗弃他们的民族本性，不会忘记先祖成吉思汗早年的教诲：“天下地土宽广，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征服邦国。”[I3]何况，当时，金尚苟延残喘，南宋亦倚长江之险而自立，邦国内部诸部落宗族之间也蕴藏着无尽的利益冲突，和平统一的局面短时间内不可能达到。其次，耶律楚材也越来越现实地明白“汉唐鸿业未能过”[I4]。时人记载“官吏特不喜儒，差役必首及之。” [I5]整个统治阶层对汉儒更是相当排斥，太宗甚至因为一个儒士犯罪而责问耶律楚材：“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 [I6] 1231年拜相后，耶律楚材又作了一首类似于施政纲领的诗《和李世荣韵》[I7]，在此，他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自己的目标：“黎民仰圣德”、“尧舜规模远，萧曹筹策长。巍然周礼乐，盛矣汉文章。”、“兵革虽开创，诗书何可忘”、“多士咸登用，群生无败戕。”
    这些乌托邦式的要求实际上与封建制度本身相抵牾，即便历代明君都不可能达到，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并激励耶律楚材和他的同道们不懈地努力。东丹王的家世成为支撑他的最大动力，然而动力越大，阻力就越大；他越努力，离目标反而越远。无论施行汉法还是渴望归隐，都不能实现。东丹王的意义对他而言，总是在自怜和自勉之间转换，一直到晚年，耶律楚材守望着被颠覆的理想，“方有志于天下……卒使楚材愤悒以死” [I8]，孤独地在朝堂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备注：

A
[1]载《燕京学报》1929年12月第6期，后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6月
[2]（宋）叶隆礼《契丹国志·诸王传·东丹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
[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宋）徐无党 注, 中华书局，1974年12月
[4]（金）元好问《故金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见（元）苏天爵 辑《四库文学总集选刊 元文类》卷五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

B
[1][2]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见《湛然居士文集》附录二
[3]《为子铸作诗三十韵》，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二，（元）耶律楚材 著、谢方 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2月（以下诗文凡不标注作者，皆为耶律楚材所作）
[4]《贫乐庵记》，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八
[5][6]（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中书耶律文正公》，姚景安 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8月
[7]《赠辽西李郡王》，见《湛然居士文集》卷七
[8]《赠蒲察元帅七首》，
[9]《庚辰西域清明》，见《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10]《过阴山和人韵》，见《湛然居士文集》卷二
[11]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见《湛然居士文集》附录三

C

[1]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见《湛然居士文集》附录二
[2][4]耶律楚材《西游录》下，向达 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10月
[3]《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二
[5]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
[6]见（清）严可均 辑《全汉文》，任雪芳 审定，商务印书馆,1999年

D

[1]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陈智超 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2]（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中华书局，1976年5月
[3]（宋）叶隆礼《契丹国志》贾敬颜、林荣贵 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
[4]（元）脱脱《金史·完颜娄室传》，中华书局，1975年7月
[5]（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列传第一》，（宋）徐无党 注，中华书局，1974年12月
[6]（明）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4月
[7]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
[8]（元）郝经《复与宋国丞相论本国兵乱书》,见《陵川集》

E

[1]（元）许衡《时务五事》，见《四库文学总集选刊 元文类》卷十三，（元）苏天爵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
[2]以上见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
[3]本段引文及归纳根据《元史·耶律楚材传》及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
[4]耶律楚材《西游录》下
[5][6]（元）脱脱《辽史·宗室》，中华书局，1974年10月
[7]《感事四首》，见《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8]《和博宵韵代水陆疏文因其韵为诗十首》，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四
[9]《再用韵自叹行藏》，[10]《过云中和张仲先韵》，见《湛然居士文集》卷三

F

[1]《过燕京和陈秀玉韵五首》，[2]《过白登和李振之韵》，见《湛然居士文集》卷三
[3]《和移刺子春见寄五首》，“生逢干戈我不辰，十年甘分作俘臣。” 见《湛然居士文集》卷三
[4]《再过西域山城驿》，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六
[5]《子铸生朝润之以诗为寿予因继其韵以遗之》，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
[6]（元）郝经《立政论》，见（元）苏天爵 辑《四库文学总集选刊 元文类》卷十四
[7]（元）脱脱《辽史·列传第七》

G
[1] 陈衍《元诗纪事》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
[2]赵孟頫《绝句》，见（清）顾嗣立 辑《元诗选》丙集《松雪斋集》，1987年版
[3][4]（元）杨载《行状》，见《杨仲弘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金）王若虚《门山县吏隐堂记》，见《滹南遗老集》，上海书店, 1989年3月
[6]据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
[7][9](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见《湛然居士文集》附录一
[8]王国维《黑靼事略笺证》

H
[1]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
[2]（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3]《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二
[4]《和移刺继先韵三首》[5]《和孟驾之韵》[6]《和张敏之鸣凤曲韵》，见《湛然居士文集》卷一
[7]（元）胡三省《通鉴音注》
[8]（金）元好问《上耶律中书书》，见（元）苏天爵 辑《四库文学总集选刊 元文类》卷三十七
[9]据《元史·耶律楚材传》及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
[10]《和吕飞卿韵》，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四

I
[1]《再过晋阳独五台开化二老不远迎》，[4]《过天德和王辅之四首》，见《湛然居士文集》卷二
[2]《过太原南阳镇题紫薇观壁三首》，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六
[3] 额尔登泰、乌云达贲《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
[5]（元）陆文圭《送黄书山序》，见《墙东类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6]（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7] 年谱未标所作时间，但诗中有“厚颜忝相印”一句，可证作于拜相之后
[8]（元）郝经《立政论》，见（元）苏天爵 辑《四库文学总集选刊 元文类》卷十四

参考书目：

《湛然居士文集》，（元）耶律楚材 著、谢方 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2月。
《西游录》，（元）耶律楚材 著、向达 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10月。
《四库文学总集选刊 元文类》，（元）苏天爵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 。
《元诗纪事》，陈衍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
《元朝名臣事略》，（元）苏天爵 辑撰、姚景安 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8月。
《元史》，（明）宋濂等 撰，中华书局，1976年4月。
《蒙古秘史》（校勘本），额尔登泰、乌云达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 。
《辽史》，（元）脱脱等 撰，中华书局，1974年10月。
《契丹国志》，（宋）叶隆礼 撰、贾敬颜、林荣贵 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 撰、（宋）徐无党 注，中华书局，1974年12月 。
《辽代诗话》，（清）周春 著、蒋祖怡 张涤云 校注，岳麓书社，1992年5月 。
《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垣 著、陈智超 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
《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李志常 著、堂宝海 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
《辽金史论集》（第六集），张畅耕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7月。
《元代少数民族诗选》，王叔磐、孙玉溱等 选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
《元代文人心态》，么书仪 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1月。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周少川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 。
《中国作家与宗教》，朱耀伟 主编，中华书局（香港），2001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