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中国的工匠精神:天涯观察第503期：深化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南巡讲话20年，再寻改革共识

　　
　　毋庸置疑，发轫于30年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目前正处在攻坚阶段，在资源环境、民生、收入分配差距、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并不均衡。一方面，公共治理结构未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行政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制衡机制，滋生了部分党政官员的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实现“把饼做大”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收入差距变大成为社会和谐的毒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成为改革的隐患，如今不仅存在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且还叠加“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所以常闻“今日吃肉骂声喧”。
　　
　　面对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利益集团的固化、国进民退、道德滑坡等多个问题集体爆发，学术界左右两派思潮再度激烈交锋，左派希望重返过去的革命路线，右派崇尚西方民主与自由的理想主义。有人认为中国不能迷信改革，有人呼喊加快政治改革，但没有人能为改革厘清方向，反而带来更多困惑。
　　
　　于是，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浮现在人们面前：中国向何处去—是向少数人专制和大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二、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

　　
　　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沿着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两个路径进行，庙堂和民间存在高度共识，那是全中国生产力和活力急剧勃发的青春期和蜜月阶段。
　　
　　经过十年“文革”，中国当时那种封闭僵化的经济体制，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崩溃边缘，物资极度匮乏，不少人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贫困人口高达2亿，吃饱肚子能活下去是普通老百姓的第一要求，这才有了小岗村血写的“土地承包协议”。
　　
　　在高层，当时一代领导人，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责任感和放眼全世界的胸怀出发，毅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走上了伟大复兴之路。
　　
　　30年过去了，那种朝野齐心推动改革开放的情形，越来越少见了。许多曾经的改革者，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由此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的阻挠者。
　　
　　仔细想想，改革都是日子混不下去的时候才改的，矛盾尖锐解决不了了才改的。哪有一个日子好过的时候改？现在中国现在GDP世界第二，经济增长很快，日子很好过，有什么理由来实施改革呢？人们戏称，发改委权力越来越大，它不光要管石油、电信，还要管茅台、月饼、方便面。你让它通过改革把自己的权力及由此带来的好处让出一部分，可能吗？
　　
　　可以这样说，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改革日渐式微，动力越来越不足。三、利益集团是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

　　
　　中国学界已有普遍共识，认为固化的利益集团是目前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而后者往往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令继续改革的步履维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也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
　　
　　目前中国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改革的主要既得利益者，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者（它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依附权力、依靠寻租而获得财富的资本家，一部分是拥有权力、依靠寻租而获得财富的官僚阶层），以及执政党中的保守派及其代表——原教旨马列主义者——他们担心再改下去结果一样是丢掉所谓的红色江山。这两个阶层现在有十分明显的合流的趋势：后者为了他们的所谓江山，而前者则是为了他们的财富，却假装也是为了红色江山——至少是恫吓后者，如果再改下去，你们就会丢掉江山。于是后者就被前者捕获了，不幸的是，后者恰恰在执政党内拥有或似乎拥有道德优势，而且他们对工农阶级又有较强的游说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说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四、公民社会建设是深化改革的动力

　　
　　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向哪里寻找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动力？
　　
　　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认为，过去那场靠观念支撑的改革已经死亡了，已经过去了，我们过去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热衷于改革，但是他们没有利益的支撑，是观念性的改革。新的改革正在萌生，就是市场经济土壤中产生的，来自社会层面的极力要求的政治改革正在萌生。
　　
　　蔡定剑认为，社会在发展，在200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这个变革以公民社会的出现为迹象，基层公民的维权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改革。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草根NGO的生长，以业主为基础的城市社区自治的要求，各种利益受害者的维权行动，利益团体的游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媒体监督者角色突显，律师作为自主的维护法制的社会力量，还有来自地方和基层党政机关的自主进行的创新改革等等，成为新的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
　　
　　从改革路径上来说，当今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只能走渐进改革的路。可见，虽然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日益衰落。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个人财产的增加、个人的自主和自由、利益和权利意识的增长，来自社会基层公众参与的力量日益兴起，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冲动。人民富裕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人格的人，一个有经济利益的人，必定要有一定的保障。也就是说，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必将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走向深入。
　　
　　这实际上触及到改革的主导权问题。我们常说公众参与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但事实上是把公众定义为改革事业的参与者。但毫无疑问，公众不只是可有可无的改革参与者，还是改革持续不断的推动者，乃至于终极意义上的改革主导者。因此，只有把改革的动力始终置于公众意愿之中，始终尊重和保护他们的改革意愿，才不至于使大业置于空挡、改革陷于停滞。
　　
　　乌坎事件，似乎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注脚。五、四个层面与五点共识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有四个层面：一个是经济改革，一个是社会改革，一个是行政改革，一个是政治改革。现在做的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社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独立、平等的公民社会及其社会结构；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廉政、高效、法治和按规矩办事的政府；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自由、宪政。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们还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从时代主题的转换入手，来讨论进一步改革的共识、路径、动力和目标，才可能真正切合当代中国实际。中国过去三十年积累了无与伦比的巨大社会能量，社会能量的积蓄必定会寻找其转换的突破口，时代主题的转换，就是社会能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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