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跆拳道垫子:往事：来自国外的中共党史最新资料（续1）

致铁木辛哥、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诸同志：

“共产国际执委会问题

应准许国防人民委员部把一组中国共产党员共26人转移到延安。

       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

    1941年1月14日

中央委员会通知，关于把26名中共党员转移到延安去的决定已作废。

    1941年1月16日

戈利科夫（情报局）、潘菲洛夫（情报局）。比留科夫（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军事委员会委员）来我处。开会商议了（中国）东北的事务（游击队伍和游击队组织）。

商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局和派遣党的工作者至东北。

……

国民党和在中国的我方部队之间的武装行动。令人不安的消息。重新发生内战的危险。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如下内容的密码电报：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我们新四军的万人以上部队在叶挺[1]的指挥下由长江以南地区向北推进，但受到蒋介石派来的7万人部队包围，双方已血战8昼夜。

在西北已集结了30万名士兵，他们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在其周围建起了军事设施，封锁此边区几千里长的地方。

我军有被全歼的危险。与此同时，蒋介石派了20多个师对我军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4省的游击队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他们正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反革命气焰甚为嚣张。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实施的这种广泛进攻。”

1941年1月17日

打电话给莫洛托夫，告之中国发来的电报。莫洛托夫答应把问题向斯大林反映，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因同一事由还给铁木辛哥去电。

    1941年1月18日

我把私人信件发送给斯大林：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到的两份密码电报和苏联现有的情报表明，蒋介石显然认为目前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总攻的适宜时机，因此，他手下的将领们卑鄙地袭击了新四军，并将进一步采取针对八路军和边区的侵略行动。

无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处境如何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可能不反击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强盗式进攻，也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军队对八路军和边区的攻击进行自卫。

假如蒋介石不终止其总的侵略行动，则不可避免地将燃起内战。当然，这种战争只会对日本人有利。

为了避免这样的内战，在苏联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的同时，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这将对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舆论。我认为，这一运动应按下列两种方式开展：

（1）在对中国友好的外国报刊上揭露中国反动派破坏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罪行。

（2）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各种协会、组织、社会知名人士）向蒋介石发出抗议信，并向他和中国人民呼吁不应允许爆发内战和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应允许日本人用“中国人的手”来征服中国。

我们有办法以完全可靠的方式把有关组织这一运动的指示转达给我们的朋友们。

恳请告知您有关我们是否应采取这些步骤的意见。

顺致友好的问候

       格·季米特洛夫”

深夜我得知此信已被转交给斯大林。

    1941年1月20日

我同莫洛托夫谈了中国问题。他对我说：“为了讨论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已发生的事我们应获得更确切的情报。”

重庆消息（1941年1月17日）

“……今天蒋介石要求通过张冲将军[2]把他的一项请求转交给莫斯科，其内容如下：在第三区部队和新四军之间发生的事件应被看作地方性的军事事变，不应赋予其政治意义，不应对其做出广泛反响。他保证这一‘事变’绝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而且不会影响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继续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将被释放。”

    1941年1月21日

我同斯大林谈了中国问题。

“叶挺是不守纪律的游击队员。应该看看他是否为此事件[3]提供了借口。在我国同样有一些好游击队员，由于不守纪律和其他原因，我们被迫枪决了他们。”

“看来，3年时间呆在同一块领土上的八路军问题比这个要复杂。”

我们商定以后几天讨论这一问题。

    1941年2月5日

给毛泽东发了下面电报：

“我们认为，（同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它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请求你们重新审查自己的立场并告知你们的考虑和建议。”

    1941年2月6日

把有关中国事务的信寄给了斯大林。告之发给毛泽东的电文，请求他接见我，以便对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局势下的策略提出意见。

    1941年2月7日

把林彪（八路军115师师长和中共中央委员）有关中国事务尤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汇报寄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

    1941年2月15日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党组织书记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伊万诺沃州委会主席蕾舍托娃同志来我处。他们介绍了儿童院的情况。共有28个民族的儿童，中国组人数最多（39或41人），其次为德国组（21人）、保加利亚组（10人）等。

    1941年2月22日

中国儿童抵达莫斯科（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子女）。

    1941年2月24日

研究了中国东北问题。科甘、久津、普利舍夫斯基。向他们做了相应的指示。

    1941年2月25日

情报局负责中国事务的戈利科夫称，蒋介石建议由苏联向八路军派遣顾问。

1941年3月5日

卡加诺夫（前驻中国武官）来我处。

通报了中国的局势、蒋介石的立场以及国共两党的关系。

科甘[4]从重庆寄来由周恩来转来的材料的大邮包。

    1941年3月17日

久津[5]谈有关中国东北的消息（关于游击队领导干部）。那里极不顺利。

    1941年3月26日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阿尔菲罗夫上校（中国军事学习小组负责人）谈小组（6位中国同志）的工作。

久津和科兹洛夫[6]（校长）在座。

做了下列决定：

（1）课程延续至6月底；

（2）7月份放假；

（3）在8月初参加10天野营。

1941年4月3日

同中国的林彪同志谈中国共产党问题。

1941年4月7日

就中国问题同林彪详细交谈。他陈述了自己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批评性意见。

1941年4月26日

同林彪谈中国问题。

（苏日条约[7]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

1941年6月5日

给毛泽东发了以下电报：

“我们从这里难以提出任何军事性的建议。但我们十分清楚的一点是：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你们必须坚决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积极行动来反抗日本的进攻。中国人民民族战争今后的命运、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未来均取决于此。我们觉得周恩来在他6月1日的电报中提出的有关此种具体积极行动的建议是正确的、及时的。”

1941年6月21日

在周恩来从重庆发给延安（毛泽东）的电报中曾指出，蒋介石坚定地宣布德国将进攻苏联，而且还说出了日期——1941年6月21日。

各方面关于进攻即将开始的传闻很多。

我们必须时刻警惕……

早晨致电莫洛托夫，请他们同斯大林谈谈局势以及对各国共产党做必要的指示。

莫洛托夫：“情况不清楚。在玩一个大把戏。并非一切取决于我们。我将同斯大林谈谈。假如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会打电话。”

1941年7月2日

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送交了关于向中国同志援助款项的建议，由于当前我们的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具有特殊意义。请求提供200万美元。

1941年7月3日

收到通知，我们关于给中国同志100万美元援助的请求已获批准。

1941年7月7日

通知毛泽东，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

1941年7月9日

向中国发去我们的共同指示。建议中共中央讨论这一指示、做出有关中国党的结论并把有关此问题的决定通知我们。

1941年7月16日

写信给莫洛托夫，谈给中国共产党秘密送援款事宜。

1941年7月18日

收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它通报了中国同志们将尽全力反对日军从华北转移去进攻苏联的决定。

他们请求获得弹药，以便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

就上述问题我致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1941年7月20日

关于中共中央的电报莫洛托夫向我转达了下列意见：

“我们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路线。关于弹药现暂勿做出许诺。”

按此意思向中共中央做了答复。

询问了毛泽东来自重庆的有关八路军和中央军之间发生新冲突的消息有何根据，以及在同国民政府的相互关系中采取了哪些措施。

1941年7月21日

同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林彪和军事小组）座谈。

1941年7月24日

同第二组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座谈。

1941年8月7日

卡尔加诺夫[8]少将（第五局）来我处谈中国东北问题。

（游击队“暂停活动”了；在哈巴罗夫斯克训练游击队员；从特区派遣人员搞侦察和破坏活动）。

在东北本地必须有党的领导。

1941年9月12日

基斯连科[9]已从中国被召回汇报工作。

他将派手下工作人员向我详细通报保加利亚和中国的情况。

1941年9月15日

（情报局的）赫尔岑什泰因少校通报日本和中国东北情况。

日本人有72个师（每个师20000至22000人）、4000架飞机，40个师在中国和东北。

他们的主力集结在滨海地区和赤塔。

他们正在加速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他们等待着同美国人谈判的结果。德国人对日本人十分不满。

在中国东北——游击队人数在1500至2000人以内。他们处于低潮。在东北本身没有领导机构。

1941年9月18日

把关于新疆（盛世才的行为）的材料送交索博列夫（外交人民委员部）。

1941年11月14日

莫洛托夫来电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有必要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例会。我给毛泽东寄出了指示。

1941年11月17日

收到毛泽东回电，称他们将参加会议。

1941的11月27日–30日

听取了（情报机关的）基斯连科关于延安和八路军情况的报告。

同科若夫商定在莫斯科应提出哪些有关中国的问题加以解决。

1941年12月4日

索尔金[10]从莫斯科打来电话，通报各方情况，并传达了莫斯科委员会要求我们给他们派一位游击技术指导员，去工作一段时间。

1941年12月7日

潘菲洛夫和伊利乔夫（情报局）汇报：

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侦察工作的问题，应当具体研究并把建议提交给斯大林同志。

1941年12月28日

讨论联络机构工作的组织问题。

苏哈列夫[11]、索尔金、卡茨[12]、科甘、戈杜诺夫[13]、格奥尔基耶夫[14]参加了会议。

我们确定了4位联络工作负责人：

（1）科甘（中国、印度）。

（2）戈杜诺夫（北美和南美）。

（3）卡茨（欧洲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

（4）格奥尔基耶夫（巴尔干地区和近东）。

批准了由人事部和机关其他部门和工作人员担任每一国家的顾问。

1941年12月30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电台编辑、评论员和其他政治工作者列席会议。

对我们的广播宣传工作和对外工作的性质和内容进行了认真的回顾。

规定了我们在近期的具体任务：

（1）协助土耳其人抗击德国人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穿越土耳其到高加索的企图。

（2）阻止保加利亚军队被用来反对土耳其。

（3）争取在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芬兰掀起强大的运动，使希特勒得不到新的后备人力来为德国的春季攻势做准备；采取行动瓦解希特勒同盟。

（4）阻止西班牙军队被希特勒利用。

（5）关于中国，应促使中共和蒋介石处理好关系，目的在于为中国军队向日本人发动总反攻提供保证。

（6）协助被占领国的人民群众为采取反对占领者的决定性武装行动做准备，并为红军将在春天进行总反攻做协助工作。

（7）采用一切方式瓦解希特勒德国的后方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后方。

1942年1月11日（星期日）

就同中国、日本、满洲国和美国的关系问题商讨了具体的意见。

1942年3月19日

斯大林同志来电话询问德国同志何时抵达，中国同志是否启程。“他们到后，请马上通知我，我现在关注的是德国人和中国人，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会见崔可夫少将（驻中国武官），他通报了中国的局势以及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1942年3月30日至4月6日

生病，在家工作。

在此期间接见了费丁[15]、苏多普拉托夫[16]、崔可夫（前驻中国武官）、瓦西列夫（赴延安任苏联情报处处长）、索尔金、古里亚耶夫[17]、弗尤林伯格[18]、别洛夫[19]等。

1942年4月15日

给中国小组工作人员（久津、科甘、什巴诺夫[20]、达雪夫斯基[21]）下达任务，要他们搜集材料，调查日本在太平洋胜利后中国局势的变化，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情况变化。

1942年6月16日

“向毛泽东发出以下电文：

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做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相互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的策略就是错误的。另外，有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未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助长了挑衅者的气焰，他组织反蒋分子和反蒋外国记者召开秘密会议，而蒋介石当然会了解这一切并利用这一借口进行反共叫嚣，为自己的挑衅行为开脱。

请认真对待这一情况，采取紧急措施，党驻重庆办事处要坚持一贯政策，改善共产党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避免可能使相互关系尖锐化的一切作法，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同蒋介石一起澄清解决。

请把你们就这一问题采取的措施和做出的决定通知我们。”

1942年6月17日

潘菲洛夫少将和从（中国）延安来的两位情报局工作人员斯克里尼克中校和格尔马诺夫中校来我处，通报了边区的形势，我党的政策、八路军的状况，党和军队的领导等。

总的看法是，在党和军队的工作和领导中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改变状况。

1942年6月25日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指1942年6月16日电报）并已采取了措施。

1942年7月15日

向毛泽东通报，苏联代表（杰卡诺佐夫[22]）正在新疆处理与盛世才的关系，为此，目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留在新疆。

1942年7月16日

（情报局）鲍尔沙科夫和基斯连科来谈新疆和中国问题。

通报说，王明卧病治疗9个月后，现已濒临死亡。中国人认为，造成的原因是苏联医生奥尔洛夫使用了磺胺吡啶，此地专家的结论否定了磺胺吡啶的这种作用。

1942年10月6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西林[23]报告说，盛世才拒绝了允许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疆起程的要求。

1942年11月4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西林打电话，要求我接见驻中国大使潘友新。我定在明天。

1942年11月5日

    接见我驻中国大使潘友新。

    他向我详细汇报了中国的局势、蒋介石的立场以及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1942年12月9日

    我要求毛泽东调查一下同我们联系使用的密码的可靠性，因为有信号表明，这套密码已被国民党人掌握。

1942年12月16日

    我驻中国大使潘友新来我处，通报有关中国问题提出的建议和对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处理情况。关于蒋介石与中共关系问题，他提出了谈判协商的六条纲领：

（1）承认蒋介石对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共20万人）的最高指挥权并在自己直接指挥的条件下纳入中国军队。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武装力量为游击部队，听从蒋介石军事指挥部的军事指挥。

（2）向八路军提供各种武器和给养。

（3）八路军的代表参加所有军事指挥部和军区，任命中共代表为军队政治部副主任。

    （4）解除对边区的包围，停止对共产党人的追剿，释放叶挺和新四军被捕官兵。

    （5）制定和公布同蒋介石政府达成的中国战后民主体制联合协议。

    （6）共产党在中国全境公开化并为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发行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

    我们商定，在这一纲领得到上级批准后，他通过外交途径，我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类似解决蒋介石和中共之间关系问题给予协助。

1942年12月17日

    潘友新电称，通过同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交谈了解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目前不打算处理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必须暂时把原定计划往后拖延。

1942年12月26日

   （我驻蒙古共和国大使）伊凡诺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瓦尔冯格来我处。

    我们探讨了在蒙古共和国和（中国）延安之间建立“通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制定了具体措施。

1943年2月1日

收到王明（发自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存在分歧的电报。他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他请我们方面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

电报是发给斯大林和我的。

1943年2月3日

收到毛泽东指责王明的电报。

1943年5月12日

[1] 此处原文音译为叶里海·霍尼纳，可能是密码的翻译问题。

[2] 张冲（1899-1980），云南泸西人，彝族。早年加入滇军，抗战时期历任国民党政府六十军副军长兼一八四师师长、新三军军长、云南部队第二路军指挥官。1946年到延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即皖南事变。

[4] А.科甘，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人员。

[5] А.Г.久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6] С.С.科兹洛夫，时任共产国际学校校长。

[7] 指1840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同时两国发表声明，苏联宣布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则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8] 卡尔加诺夫，在苏军情报局工作。

[9] 基斯连科，苏军情报局工作人员。

[10] Г.З.索尔金，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11] К.П.苏哈列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12] З.Г.卡茨，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13] 戈杜诺夫，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14] 格奥尔基耶夫，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15] П.М.费丁，时任内务部管理总局第10情报处处长。

[16] П.А.苏多普拉托夫，时任内务部处长。

[17] П.В.古里亚耶夫，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

[18] Ф. 弗尤林伯格，奥地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19] 别洛夫，即格奥尔基·达米亚诺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共产国际干部部部长。

[20] 什巴诺夫，青年共产国际中国小组工作人员。

[21] 达雪夫斯基，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22] В.Г.杰卡诺佐夫，曾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和驻德国公使。

[23] 西林，联共（布）中央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