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全老人乾隆帝为何武宠福康安文宠和珅(3)

　　清朝人口增长是在一个巨大基数上开始的持续一百多年的增长，在乾隆中期超过了2亿，末期超过了3亿，在这30多年里，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5‰。传统社会的人口出生率比较稳定，决定人口增长速度以及总数的决定性因素是死亡率，即只有保持较低的死亡率才能保证人口较高的稳定增长。清代的人口总数达到了中国历史空前的高峰，不仅有长时间持续和平、稳定的因素，也有人口死亡率相对较低的因素，这意味着综合生活水准的提高。随着人口总数的不断增长，从18世纪中叶起人口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到1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时，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原来的中国的粮仓湖南与江西在丰年的时候仅有少数的余粮，粮食价格自18世纪中叶起开始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时的地方官员以及中央政府均敏锐地认为人口增长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并且认识到了人口压力的存在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271页；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早在18世纪初的康熙年间，康熙帝已经感到了人口压力。如康熙四十八年，皇帝在向上帝祈谷的祭文中称：“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虑民食不充。倘或遇旱潦，则臣虽竭力殚思，蠲租散赈，而穷乡僻壤岂能保无转于沟壑之人”；“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四十九年又称：“比来省方时迈已历七省，南北人民风俗及日用生计靡不周知，而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五十一年称：“米价终未贱者，皆生齿日繁，闲人众多之故耳。”康熙帝完全洞悉当时人丁统计的不可靠，只是为了不增加赋税，而不深究而已，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亲身观察已经感到了人口压力带来的严峻局面。对于江南地区，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康熙帝便惊异地发现虽然“江浙二省尤东南要地，……比岁以来蠲豁田赋，赈济凶荒，有请必行，……爱养之道备极周详；”但“见百姓生计大不如前”《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6、240、244、250、193。。

　　康熙帝没有任何理由夸大在他治下的严峻的人口压力。随着承平局面的持续，人口不断的增长，人口压力只会越来越严重，原因是除了封禁的东北地区外，中国的可耕地基本上已开垦殆尽了。雍正十三年，御史曹一士向皇帝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齿浩繁，苟属可耕之土，必无不毛之乡。”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承认中国内地已经开垦完毕：“若求可垦之地，则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土夭衍，尚可招徕屯垦。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48。

　　从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提高归功于耕地面积的扩大与单产量的提高，这两者的作用大致相等，但当18世纪后半期中国内地的可耕地已经开垦殆尽之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粮食单产量的提高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困难，那么全国性的人口压力危机便会到来。汪士铎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是这一时期面临人口危机的中国真实的写照：“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第272页。

　　从乾隆中期以后，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开始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甚至粮食单产量随着气候变冷，灾害的增加，水利设施的败坏，地力的消耗开始下降，生活水平随着人均粮食产量持续的下降而下降。虽然在乾隆晚期开始在全国推广高产的美洲作物玉米和红薯，也仍然挽回不了这个基本的大趋势，而人口还在持续增长，并将在未来30年内突破4亿。

　　现代学者通过对历史人口的微观研究，证明了18世纪末期确实是中国人口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台湾学者刘翠溶利用49种族谱发现“在时间上，未婚率的提高、生育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提高大致都出现于清代由盛转衰的18世纪末叶，这是值得注意的人口现象”。本书作者利用曹氏与范氏族谱进行历史人口学的研究，也发现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曹氏与范氏的夫妻年龄差达到了最大，生育间隔最长，生育数最少，曹氏男子的初育年龄最大，两个家族的男子2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开始了持续的下降，意味着死亡率开始上升。李中清等对清皇族人口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这些人口学的指标是经济恶化、生活水平下降的有力证明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侯杨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所有的这些研究全部证明了18世纪后半期的确是中国人口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这个世纪尤其是后半期开始，中国已经面临着全面性的人口压力，这一压力造成了社会、自然环境的全面恶化。不仅普通的平民，甚至最有特权的皇族人口也感受到了这一环境恶化、人口压力带来的影响。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农业经济已经无法维持数亿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经济的全面转型，产业革命，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则必然会发生全社会的经济危机以及伴随的政治危机，而此时，雄才大略、英察过人的乾隆帝已经垂垂老矣，再也无心、无力顾及这些了，他正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泥足巨人：盛世衰落的深层次原因

　　康乾盛世的衰落固然有吏治败坏的原因，但更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已经到了最高峰，没有了提升的空间。乾隆中期的耕地面积、粮食单产量、人均产量均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版图也是历代最大，耕地已经开发殆尽，既无法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无法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摆脱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经济危机，而人口却仍然在持续增长，因此全面的经济、政治危机必然会爆发，只是腐败的吏治会加快它以底层民众大规模暴动形式到来，于是在嘉庆帝的眼中，和珅就成了替罪羊。

　　清朝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实现经济转型。早在入关之初，皇帝就与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有很多亲密的接触。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与顺治帝、孝庄太后的关系非常亲密，就是他以皇三子玄烨得过天花具有免疫力的理由说服了顺治帝，将皇位传给了这位并不受宠的儿子，结果玄烨成为一代明君，开创了这个长达100年的盛世。康熙帝更是非常倾慕欧洲文明，他不仅非常擅长使用来自于欧洲的望远镜、各项测量仪器、火器，而且喜欢欧洲的音乐、几何、数学、生物、物理等学科，亲自将这些知识教给他的皇子们，雍正帝就是他的学生。清朝皇室倾慕欧洲文明的传统一直传到了乾隆帝，他同样任用欧洲传教士为他作画、设计圆明园里的西式建筑。但不幸的是，这几位皇帝只是将欧洲的艺术、器物、学科当成了宫廷娱乐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可以带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契机。

　　清朝最重要的国策是“首崇满洲”，满洲是一个不到100万人的民族，他们入主中原后时时担心淹没在上亿汉人的大海中，因此所有的军政大权全部掌握在八旗满洲手里，尤其是直属皇帝的上三旗。清朝中央的高级官员大学士、各部尚书实行满(旗)汉双任制，而实权都在满洲官员手里，汉人官员只能备位；掌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尚书以及八旗都统等官职只能由旗人担任。掌握军权的驻防将军、都统自然是旗人的禁脔，掌握地方军政权力的总督也基本由旗人担任，只有少数汉人担任主管民政的巡抚。每有大征伐，必然任命满洲王公亲贵担任大将军、将军、经略，整个清朝只有汉人岳钟琪是唯一的例外，担任过大将军。满洲人可以不经科举，直接成为皇帝的侍卫，然后可以出将入相，得封高官显爵。除了满洲人外，其次信任的是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以及外藩蒙古，汉人只能排在最后。八旗以骑射得天下，骑射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康熙帝、乾隆帝本人也极重视骑射，并经常敦促八旗要演练骑射，这是他们统治亿万汉人的看家本领。为了本民族的利益，他们不愿意引进、普及先进的欧洲文明来启蒙、武装汉人，因为欧洲先进的火器可以轻易地击败落伍的骑射。清朝皇帝不引进欧洲文明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恐惧。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当以汉人为主的清军开始装备先进的火器后，清朝政权就开始岌岌可危，然后迅速崩溃。

　　乾隆五十七年，当时英国派遣以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首的庞大使团以庆祝乾隆帝万寿的名义访问中国，要求清朝开放贸易口岸、互派使节、减免并公开外贸税率，他们赠送给乾隆帝大批先进的仪器、马车、大炮、步枪、舰船模型等礼物。按照清朝的惯例，所有外国使节都要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但被马嘎尔尼坚决拒绝，这让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非常不快。虽然乾隆帝被英国文明的先进所震撼，但他仍然故步自封，坚决拒绝了英国使团提出的一切要求，并将赠送的礼物封存在圆明园，直至60多年后英国军队在抢劫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赠送给乾隆帝的步枪、大炮仍然保存完好；乾隆帝及其子孙们不仅没有想到要仿制，甚至也没有想到要进口，以至几十年后，面对配备先进武器的英国侵略军时，清军使用的武器甚至还不及一百多年前的康熙时期先进。当乾隆帝骄傲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而拒绝英国通商贸易的要求时，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会有过一丝惶恐，但即使有，82岁高龄的乾隆帝也已经无暇顾及了《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34。。

　　在中国长达几个月的旅行让英国使团充分了解了大清帝国的虚弱与贫穷，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忙忙碌碌的一群，像蚂蚁一样没有个性，也像蚂蚁一样繁忙。……连面部表情看上去都没有差别。他们像奴隶一样被镇压，也像奴隶一样驯服顺从。孩子惧怕父母，百姓惧怕官吏，官吏惧怕皇帝”；“所有与我们有过接触的官员，无一不表现得温文尔雅，极有教养。然而，他们虽然礼貌周全，却都不诚实”。“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想凌驾于各国之上，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为半野蛮人。……(清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在地”。“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这些外来者的观察不仅非常生动描绘了康乾盛世末期衰败、贫穷、绝望的景象，而且是对过去150年历史的恰当总结，以及对未来准确的预言。康乾盛世是中国帝制时代绝对专制的最高峰，它集中国历代统治术之大成，主要依靠三位谨慎、能干、具有高度责任心的船长的卓越领导，以及八旗统治集团的团结、高效来维持，它是在一个相对封闭体系中发展而来的盛世。纵向比较，康乾盛世创造了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空前高峰，它不仅统一了中原汉族地区，也统治了东北亚、中亚广大的游猎地区，建立起一个版图空前广大而且稳定的大一统帝国，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了2亿、3亿；但不幸的是，从横向比较，它却与当时世界最先进文明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帝制的最后一抹斜阳，最后一首挽歌，虽然辉煌，只是已经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