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级文化的含义:吴江：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附胡绳来信）

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

    胡绳虽官阶不低，但非政要，他以理论家、史学家名于时，亦将以近代史著作传于世。但他同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这一点却很少为人所知。他的学识是多方面的。总的说来，胡绳是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具有思想家的特征。在我们这里，做著名学者易，做思想家难。做思想家首先要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历史发展趋势，能站在时代前面说话立论，而不满足于仅仅以积累的大量知识像玩七巧板似的拼成各种图案以炫耀自己的学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在历次批判运动中，胡属宽厚派、温和派，尽量不说过头话，诚如他在给我的信中所说：所论常“未能尽意”，即持恰当保留态度之意。这是颇难能可贵的。但胡绳还有其另一方面，即他在政治上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处处自我设防，在重大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易受制于人、不轻越雷池一步，这可能限制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才能的发挥。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他的晚年特别是最后几年，却有了惊人的改变——这有他逝世前一个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为证。

    我和胡绳在60年代相识，算是晚交了。我们曾在一个单位共同工作过，并在干校共同劳动过，但并无私人往来；“文革”以后不在一处工作，相见就更少了，只是在会议场合偶尔碰面。大概是1995年下半年吧，他腿部再次动手术后到广东潮汕休养，我刚好在香港，他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要《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那本书，这样我们就又联系上了。1998年春夏之交，我通过当时协助他工作的郑惠同志与他相约，前去探望他。他那时耳朵已不好使，眼力尚可。坐下后，他第一句话就是出示一篇文章问我:“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一看，那是我在1997年9月间对一位香港友人所提关于社会主义前途问题的答复，题目就叫《关于中国理论界现状的访谈》，那是一篇长文，用的是一个化名。我承认那是我所写。他就指着其中的一段话，那里说的是“对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长期面对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个头号问题（这个问题的涵盖面很广），邓小平的回答表现出惊人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他对我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想，他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这是我的什么新发现，而是发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致（最近我果然发现在他逝世前一个月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有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文章，1992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指出，马克思原是希望将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已经孕育成熟的新社会因素解放出来，这一点马克思没有能够做到；而列宁则是在一个新社会因素远未孕育成熟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革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任务首先是要利用一切措施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培养出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新因素，主要是大大发展生产力和建设新的文明，为此必须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用以发展生产力的一切先进方法、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就把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接着胡绳又指着文中引用的邓小平在1992年6月间在上海接见香港某知名人士所讲的一段话：这番话讲得好，国内恐怕很少有人看到。因为这段话极重要，我就爽性把这段话抄录在下面。邓小平说：

    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了哪些极严重的错误？

    那刚是南方谈话后不久。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提出“不要争论什么‘姓社’、‘姓资’”，这是叫那些不断攻击改革开放以学习资本主义来搞好社会主义的人闭上嘴，并不是要撇开社、资关系这个大问题，所以接着又说了上面那段严厉的话。不久后，我党正式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力争将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加入世贸）。这是继承邓小平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迈出的大胆的重要的一步。

    那次见面以后没有多久，胡绳寄给我他发表在《瞭望》周刊（1998年33期）的一篇文章，题为《坚持三个“有利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特别在文章页上贴上一张字条说明：“原标题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他不愿放弃这个标题，所以他后来在1999年3月11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又特别提及：“在《瞭望》发的短文，又在《炎黄春秋》和《中共党史研究》两个刊物上重登，仍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这个原标题。”

    胡绳以其学术界的声望，在国内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表达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重要问题，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3月11日写给我的那封信中就提及：文章“似乎还有些影响，反对的人意欲声讨，赞同者也不少”。

    《瞭望》周刊的编辑发表胡绳这篇文章，也是有胆识的，虽然文章的题目改了。这里，为了纪念这位已逝的哲人，我想有必要将他文章中的一些段落摘录如下：

    ——在疾驶而过的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要说这些新东西是哪些，我以为不可不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系，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很不容易……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际经验对这问题的透彻的解决。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理论，并进一步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根据严格的事实逻辑认定，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使经济大大发展，实现现代化，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在这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情形虽然很复杂，但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实际上也差不多是这样）。人们还看到，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对这段时期的经验给以分析研究，至少要有百倍于此的篇幅。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这段经验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邓小平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破除了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本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邓小平所说三个“有利于”为判断的标准。

    （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

    （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这些论述吧！

    我在接到《瞭望》文后，也寄给他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而作的《为社会主义开辟一条新路》，另一篇是评论史学家陈寅恪的文章。两篇文章都已经发表过。我在信中告诉他，如果他病中有精神，或者眼力允许，可以翻一翻，但不必勉强；我并向他建议：此时最宜写些简短轻松甚至表达闲情逸致的东西，或者写点有关古典文学方面的短文。但他在1998年12月10日来信中却表示，他想从评价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这个问题切入，进一步展开论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信中除表示赞同《为社会主义开辟一条新路》一文中所论述的关于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弊病这一观点外，特别说明：“新民主主义宣布结束是过早的这种看法固然仍为许多人怀疑和反对，但赞成的人似已有不少，惟不敢或不便公开说出。近来杜润生发表一篇谈农业的文章（见《中共党史研究》今年第五期）有此意。我在《瞭望》上的短文，不但题目给改了，而且文章过于简短晦涩，还拟在纪念（按：此处有几个字不清，大概是指他即将参加的一个研讨会）之际讲一篇话，稍加发挥。”这种打算表示他这时的病情尚稳定。

    这封信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他在信中对于我们的共同感觉（“时间已不多了”）用古人诗词说了一段抒情的话，虽称“附带说及”，却颇有深意在，因此把它抄录在下面。他写道：

    “时间不多”，不能不有同感。今秋到山东游览，济南等处见有李清照遗居处，因为此女诗人作诗曰：“瘦比黄花语最清，非徒宛约树词旌，路长嗟暮呼风起，道出从来志士情”。盖清照有渔家傲一曲，为评论家誉为豪放词之上乘，词意为：梦魂达天帝之居，天帝殷勤问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后世笺注者以为“路长嗟日暮”是从《离骚》中化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而我又把清照词语缩减成一句。因与足下语意相符，附带说及，以博一笑。

    这一段话显然是他在病中有感而写的。

    大概正因为觉得“时间不多”了，所以他要最后奋力。1998年12月他到长沙，参加一个“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他在会上的发言就是将《瞭望》一文的主题展开，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长文初稿。又转到广东、海南游览，于1999年春节前一周始回京。回京后一边治疗，一边修改完成那篇长文。4月22日写信告我：“近作一文，将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共党史研究》五月同时发表（二刊均双月刊）。社会科学院院报抢先发表了，已印出的是文章的大部分，还有三千多字须待下星期一刊出。兹先送上这一期。此文尚未发表，责难反对之声已起（因为口头讲过）。为了预先对付攻击，不免尽可能说周到，处处设防，以致篇幅过长，难免贻裹脚布之讥。”

    到了5月间他寄来《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已排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以下简称《再评价》)清样定稿。我不能不大为惊讶，一个重病在身的人竟有如此大的精力，阅读大量资料（包括《毛泽东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写出近2万字的洋洋大文。文章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文及其在七大会议上和其前后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当时所论述的是关于在落后的农业国家里为社会主义奋斗应如何正确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时，毛泽东懂得应当利用资本主义，并且不止一次地批评了民粹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即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可以跳过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直接依靠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像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俄国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在本国没有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所以提出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认为“不利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说，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34卷，289页）中国直到50年代初期，其经济比当时俄国还落后，当然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毛泽东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但是到了1953年以后，他的认识起了变化，在行动上就表现为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工业化刚开始还远未完成的条件下，就企图通过农民的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这当然是空想。这就不可避免地和毛泽东自己曾经批判过的民粹主义挂上了钩。这样谈论问题，很显然，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决议》的精神的，尤其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但是，《再评价》的这种论述决不是否定《新民主主义论》本身，恰恰相反，他指出新民主主义论“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挫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再评价》一文旨在总结1953年以后的经验教训，借此加深我们对于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处理在中国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完整理论的认识，加深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也就是加深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的认识。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后竟遭到了少数人的责难和攻击。胡绳于1999年9月将攻击《再评价》的一篇主要文章和另两篇反驳这种攻击的文章寄给我。很明显，攻击不是针对个人的。试看攻击者的下面这个说法吧：“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看，这又是把“文革”时期“反对庸俗生产力论”那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一切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们的头上了！

    而胡绳恰于此时病情加重，5月初脑子发生病变，说明肺部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因此不能不再次入院治疗。医生建议做放疗，放射线直接进入脑部不仅痛苦，而且相当危险。这时我到医院去探视过他一次。不久他又出院了。8月27日来信叫我有便去他那里谈谈。我去看他，这次没有谈文章的事，好像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只是闲谈一些琐碎的时事问题。我不便久坐，不到半小时便告辞出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面。不久他又到深圳去休息，回来已是2000年春节。他于3月5日来信告我：“我于1999、2000年之交在深圳住了一个月，回京度春节，现准备再去南方，大概会到福建一两个月。在民粹主义问题上的围攻似乎就算了了，但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不过我已无精力奉陪那些□□□□了。”他写这信时因病情加重，有些字已难以辨认清楚，但他这时似仍有兴致和精力翻刊物，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了一篇论胡适的文章，他也读了，并在同一封信中写道：“今天读了《平心论胡适》文，甚快。……胡适在近代史上地位确应大大提高。我从三十年代始写过评论他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数篇，但未能尽意。今得足下文，稍可顶五十年代之数百万言。”

    他本来说南行归来时当再联系，但是此后就没有再联系了，我只知道他又到烟台去休养了一个时期，然后再到上海，在上海治疗休养直到逝世。

    我记得他最后所说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事实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算是竭尽心力了，而且是在重病中做这件事的。在他逝世后我得到他最后一本文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文均收入其中。我建议不论是赞同胡绳观点的人或责难攻击他的人都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末了，我还想冒昧提一个问题：不知道目前的邓小平理论研究者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否有兴趣？他们又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谈邓小平理论如果撇开（或者不重视）这个问题，是否能够弄清楚邓小平理论的全貌？

   2000年11月26日

附录：

胡绳病中来信五封

一

吴江同志：

    久未通音讯，谅你一切均好，为祝！

    我于五月初发现脑子里有病变，医生建议做放疗，放射线直接通入脑子，似乎比较危险，但还是做了。做了几个疗程，直到八月八日才结束，出医院。放疗虽然说是有点效果，但放疗的后遗消极影响，至今未退清（医生说可能需二三个月）。再以后怎么样不得而知了。

    足下如方便并有兴趣的话，请到舍间聊天。可先打电话给我的秘书黎钢约定时间。我耳朵不好，听觉减退，故不能接电话。

电话66063969，可能常无人马上接，请多打几次，打时多等一下。

祝好！

                                                                                                                       胡绳

  1998年8月27日

二

吴江同志：

    上个月蒙寄来大作，已仔细看过几遍，所涉及各论点至为精辟。新民主主义宣布结束是过早的，这种看法固然仍为许多人怀疑和反对，但赞成的人似已有不少，唯不敢或不便公开说出。近来杜润生发表一谈农业的文章（见《中共党史研究》今年第五期）有此意。我在《瞭望》上的短文，不但题目给改了，而且文章过于简短晦涩，近拟在纪念毛生辰之际讲一篇话，稍加发挥。

    “时间不多”，不能不有同感。今秋曾到山东游览，济南等处见有李清照遗居处，因为此女词人作诗曰：“瘦比黄花语最清，非徒婉约树词旌。路长嗟暮呼风起，道出从来志士情。”盖清照有渔家傲一曲，为评论家誉为豪放词之上乘，词意为，梦魂达天帝之居，天帝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后世笺注者以为“路长嗟日暮”是从《离骚》中化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而我又把清照词语缩减成一句。因与足下语意相符，附带说及，以博一笑。

    祝好！

    胡绳

    1998年12月10日

三

吴江同志：

    先后寄来之信及文章（“开辟一条新路”，论陈寅恪）均已收到。我于去年十二月到长沙开了一个会，然后到广东、海南，春节前一周回京。把长沙讲的话整理成文，医院又让我治疗，可说一直未闲着。

    我前在《瞭望》发短文，又在两个刊物上（《炎黄春秋》、《中共党史研究》）重登，仍用“资与社的关系”原题，似乎还有些影响，反对的人意欲声讨，赞同者也不少。一位农村问题可以算权威的同志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最早提出此问题的实为老兄。上述在长沙讲的话仍为此主题，比上次的短文展开了些，另换了个切入问题的角度，也许使反对者较难开口。发表后当寄奉请指教。其中论点颇有同于“开辟一条新路”者。

    “时间已不多”，彼此同感。我能长途出游，外观身体很好（除腿部因动过手术，不良于行），但医生似认为隐患可虑，现正接受放疗，每日去医院一次，大概可以如恩格斯所说“把头伸到下个世纪探望一下”是可以做到的（恩未能做到）。已到八十多岁了，总是赖在这个世界上不走也没有道理。

    祝好！

                                                                                                                      胡绳

   1999年3月11日

四

吴江兄：

    我近又住院治疗二十天，前日出院，行动如恒，勿念。

    近作一文，将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共党史研究》五月同时发表（二刊均双月刊）。社会科学院院报创先发表了，已印出的是文章的大部分，还有三千多字须在下星期的一期刊出，兹先送上这一期。此文尚未发表，责难反对之声已起（因为口头讲过）。为了预先对付攻击，不免尽可能说周到，处处设防，以致篇幅过长，难免贻裹脚布之讥。

    足下关于政改之文已阅，我也正想这个问题。

    祝好。

    绳

    1999年4月22日

五

吴江同志：

    我于1999、2000年之交在深圳住了一个月，回京度春节，现准备再去南方，大概会到福建一两个月。在民粹主义问题上的围攻似乎就算了了，但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不过我已无精力奉陪那些“英雄好汉”了。

    今天看到《平心论胡适》文，甚快。有两点奉告：①育之，非笔名，我们的朋友龚育之也。②唐德刚，非胡适学生，美籍华人，教授，以笔录李宗仁传、胡适传，成名。胡适在近代史上地位还应大大提高。我从三十年代始写过评论他（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数篇，但未能尽意，今得足下文，稍可顶五十年代数百万言。

    南行回来时，当再联系。

    祝好！

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