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思念家人的诗句:曾国藩直隶廉政风暴-雪珥传播-显微镜下的中国近代史-搜狐空间

直隶廉政风暴

曾国藩认为正是吏治的败坏，造成“民心涣散”，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乃至暴乱，根本原因在于“贪官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而引发，如果“抽心一烂”，后果不堪设想……

1869年的春天，乍暖还寒，东方风来居然是满眼肃杀。

有“曾剃头”之称的曾国藩，自平定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多年夹紧尾巴，如今再度出手。“剃刀”直指直隶地区的贪官污吏。

第一批被“剃”的，总共有11名县处级（“知县”）以上领导干部，当然，被“剃”去的并非他们的脑袋，而是顶戴。

此时，距离曾国藩到任直隶总督，还不到两个月。

“此间吏治极坏”

被曾国藩首批“双开”的11名干部，少数是因为行政不作为，多数则涉及经济犯罪及生活作风……

对于直隶官场的腐败，曾国藩是有心理准备的。

不久前（正月十七），在离京陛辞时，慈禧太后与曾国藩有番会谈。这是两个月来他们之间的第四次谈话。

慈禧太后问曾国藩:“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

曾国藩说：“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慈禧太后说：“直隶吏治也疲玩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

曾国藩道：“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畏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人。”

慈禧太后又说：“百姓也苦得很。”

曾国藩附和道：“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曾国藩日记）

寥寥数语，一如之前的几次召见，在慈禧太后跳跃而简洁的话语中，曾国藩感受到了最高层对直隶吏治的关注。

但是，到任之后，直隶官场腐败之广、之深，还是深深震撼了曾国藩。他在奏折中写道：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而在写给湘军老部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信中，他感慨道:“此间吏治极坏”。“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的顺序，也倒了过来，成了反腐第一、诸事第二。因为，在透骨的腐败之下，当地驻军也是军纪涣散，不仅毫无战斗力，实际上已经成了穿制服的土匪。

“吏治极坏”，首先体现在司法腐败上。“直隶讼案之繁，甲于他省”，居然有12000多件案件被积压未审，被积压的时间少则2-3年，多的甚至达到8-9年。有的州县官员到任后，从未坐堂审案。

其次则在于苛捐杂税泛滥，农民负担过重，“大户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虏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

三是干部的升迁提拔完全看关系，而不看政绩，干好干坏、干多干少都一个样，因此，干部们人心浮动，对待公务则尽量“支”、“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县之类，一经转行，即算办毕，但求出门，不求了事是也”，而“展”就是拖延，“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则愈松。”（曾国藩《略陈直隶应办事宜折》）被曾国藩列为与“练兵、吏治”同等重要的“治河”，频发的所谓自然灾害，其实并非“天灾”，而是根源于官场腐败的“人祸”。

被曾国藩首批“双开”的11名干部，少数是因为行政不作为，“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疏慵不理公事”，多数则涉及经济犯罪及生活作风：“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擅作威福，物议沸腾”、“品行卑污，工于逢迎”、“专事夤缘，贪而多诈”、“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浮收勒派，贪名久著”。

5个月后（1869年9月），曾国藩再度上奏，参劾了9名官员。在曾国藩的“剃头”刀下，直隶的干部们度日如年。

老“曾”常谈

加强干部的“官性”教育、提高干部的“官性”修养，一直被曾国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在对官员们高举大棒的同时，曾国藩也并没有忘记掏出胡萝卜。在这两次参劾的同时，他分两次表彰了总共19名“循良之吏”，以便为官场树立榜样。

其实，加强干部的“官性”教育、提高干部的“官性”修养，一直被曾国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到任直隶的第二天，一贯为人低调、从不爱题词留墨宝的曾国藩，居然主动题词，镌刻成楹联，悬挂在总督衙门里：

随时以洁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这是以“民心乃天心”的古训相劝，希望各级干部们能以自己的行动挽回这个“天心”（民心）。

早在他两江总督的任上，曾国藩就曾经亲自撰写了《劝诫浅语十六条》，分别针对“州县”（地方行政官）、“委员”（具体部门的领导）、绅士和“营官”（军官），每个类别4条，总共16条，给下属官员们制定了行为准则，人手一册。这16条语言浅近、朗朗上口，类似曾国藩亲自撰写的军歌《大帅练兵歌》（套用了西方军歌曲调，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旋律同）。

到了直隶后，他又撰写了日后著名的文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要求包括官员在内的精英们，加强自身学习、不断提高修养。

在这篇文章里，曾国藩提出，要让直隶吏治从根本上好转，学人士子就应在“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经世济用之学）四方面加强学习。而这四个方面，最关键的是“义理之学”，能“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只有把“义理之学”学好了，才能带动其它三个方面的学习，“洗除旧日暗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他号召大家“倡者启其绪，和其衍其波”，“各善其身，各尽其职”，以立功为根本，做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物，如此，“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在组织手段、思想教育之外，曾国藩同时大抓落实，而重点就在于“清讼”——清理历年积压的上万个案件，挽回司法的权威。

曾国藩亲自撰写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要求端正政府机关的工作作风，形成一种“旭日初升气象”，杜绝“支”、“展”的陋习，限时办理，超时问责，违者记过，如果“小过积至六次，大过积至三次者”，一律撤职惩办。

对于权力极大、直属总督衙门、相当于省法院和省检察院的“保定府发审局”，曾国藩提出必须率先整顿，彻底扭转“行贿受托、得钱卖放、任意讹索、居间勒嘴、反复换差、反复求费”等不正之风，给全省树立表率，推动“通省之风俗立变”。

曾国藩认为，“直隶怠玩之习，相沿已久”，问题就在于州县干部自身能力不足，而“不得尽信幕友丁书”，没有“秘书”们就不会办事了，形成了“秘书专政”，不仅行政效率极低，而且造成腐败空间。他要求直隶各州县干部要“亲自收状”、“亲自断结”，实在要幕僚秘书们帮助办理的，也必须“亲自细核”。

曾国藩还要求“禁止滥传滥押”、“禁止书差索费”，将“四种四柱册（即司法刑狱上的各种报表）按月呈报悬榜”，并“存于三处官厅，大众阅看”，实行信息公示。此外，还要求将久悬未结之讼案及时“核明注销”，并且“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等等。

抽心一烂

“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

对于吏治的普遍腐败，曾国藩一直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在率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他就认识到，正是吏治的败坏，造成“民心涣散”，“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胶民膏而秧民命者，天下皆是”。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乃至暴乱，根本原因在于“贪官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而引发，银价太昂，钱粮难纳，冤狱太多，民气难伸等等，使官民相仇，积怨太深，激成巨案，甚至包括太平天国动乱本身，“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因此，“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必须“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

也正是抱持着这种“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的信念，曾国藩此前虽然感觉到了腐败可能给政权带来的颠覆性危机，却坚信还有补救的可能。

就在一年多之前（1867年7月21日），还在两江总督任内的曾国藩，与其最为贴心的幕僚之一赵烈文煮酒论英雄。

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对前景十分悲观，认为这个政权将在50年内瓦解：“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则认为“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两人又谈及当时的“总理”恭亲王，赵烈文在上海看过恭亲王的照片，他说：“（恭亲王）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他认为恭亲王只有些小聪明而已。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他以恭亲王的“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几件事为证，认为这些“皆非亡国举动”，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偏居江南，曾国藩毕竟是地方诸侯，无法看到全局，也因此容易对全局抱有期盼和幻想。调任京畿直隶后，面对“此间吏治极坏”，他的想法似乎也在改变。

第一次弹劾11名干部后一个多月（1869年7月7日），他与赵烈文深夜长谈，感慨道：“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恭亲王、文祥、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几乎一棍子横扫当时中央的所有人，似乎对朝局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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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风暴的效果似乎并不显著，狂风暴雨过后，只是湿了地皮而已。尽管后来的史书说曾国藩治理之后，直隶地区“政教大行”（《清史稿》），但曾国藩自己在当年年底时感慨：“年内两次举劾，虽舆论尚谓不谬，而官场习气全未转移”，自己虽然“于地方吏治极望振兴，而阖省情形总未见有起色”。

毫无疑问，反腐是场持久战，但此时，更为紧迫和棘手的“天津教案”爆发，曾国藩的精力被完全牵扯住，随后又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直隶的改革便在这“官场习气全未转移”的基础上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