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周边自驾游两天:当代社会心理分析第三章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一）      真理观与价值观

１＂回到＂与＂超越＂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理论历程中，＂回到马克思＂的活动，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二、三十年代，由被后人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学者所掀起的思想理论浪潮．这一浪潮的背景是，第二国际的那些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战争（一战）中陷入困境，党的领导集团所采取的和平主义与护国主义，造成了第二国际在组织上的瓦解．而以列宁为旗帜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左派――信奉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战争中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随后建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组织――第三国际．但是，信奉列宁暴力革命论的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当时领导的起义，如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起义，却遭到了失败．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派，似乎都遭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既不满意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又对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柯尔施（德）、卢卡奇（匈）、葛兰西（意）等共产党人，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批判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两大派很少谈论的人的本性，人的异化以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与意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而在１９３２年发现并发表了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后，又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等用新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一些学者自认为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不过，这一次＂回到马克思＂的活动，影响十分有限．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列宁主义的故乡俄国，影响极小，而对于正处于革命战争年代又把列宁主义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另一次是在八、九十年代，由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原苏联东欧一些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的学者所掀起的思想理论浪潮．这一浪潮的背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行的带有革命性质的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疑问和责难，而且出现了如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说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识别性的标志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确定了＂这种情况．（马克思和儿子们，载aisixiang.com2009.9.12）有人问道：＂我们要同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打交道？＂（国外社会科学动态，１９８７年１２期第５０页）不久又发生了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这种令全世界震惊的重大事件．在这些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连同它的强有力的一支－列宁主义一起，从居统治地位的宝座上被拉下来，打入冷宫．世界政治格局大变，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在西方一些政要和学者那里，马克思主义似已＂崩溃＂或＂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向认为＂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沙夫（波兰）和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为己任的德里达（法国）等人，就公开指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求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看到，在＂回到＂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人、人性、人的解放与自由的思想，被突显出来．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值粉碎了＂四人帮＂，进行着拨乱反正和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而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正在创造性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不使中国的理论界对＂回到马克思＂的活动予以积极的回应．本来，在１９７８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初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但随着讨论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国内外出现的重大发展和重大变故，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流行了几十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包括写进原苏联和中国的教科书的那些原理，许多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有些甚至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这样，在应对＂回到马克思＂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时，就不能不面临种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的复杂情境，就不但要＂回到马克思＂，而且要＂超过马克思＂．这里的＂回到马克思＂，不是要梳理出若干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要求人们到处套用，更不是要重塑马克思的＂圣人＂形象．这里的＂超越马克思＂，不是要轻率地否定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更不是要杜撰出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新原理＂，去附会到马克思主义中去．

２马克思与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他的＂第二个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６９页），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观点、理论、情感、意志的体现．就思想理论这一层面来讲，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探求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规律性的东西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人类行进在科学大道上所取得的一种重大成果．１８１８年出生在德国莱茵河地区的马克思，自幼聪明好学，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爱智者＂和＂我思者＂，在毕生时写的作文中，就表达了这一点．他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法学观点和哲学观点，以致在柏林大学期间，不但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而且成了其中的骨干．比马克思小两岁的恩格斯，同样出生在德国的莱茵河地区，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他同样表现出了天才和勤奋．他虽奉父命经商而未入考大学，但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却总是挤出时间到柏林大学旁听德国古典哲学课程，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满足了他天生喜欢深思熟虑和探讨问题的心理需求．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功底，熟悉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十九世纪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他们还注重观察和研究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就调查研究过莱茵河地区的社会状况，包括因为＂物质利益＂问题所引起的法律纠纷，恩格斯就调查研究过曼徹斯特工厂主和工人的实际生活，以及工人阶级可能担负的历史使命．如果说１８４２年两人在莱茵报社的匆匆相见未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展开讨论的话，那么在１８４４年的会面，则奠定了两人共同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不久以后他与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重点阐述了他们二人的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即唯物史观．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在１８４８年初公布了二人合作的＜共产党宣言＞，重点阐述了他们二人的新的社会主义学说，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五十年代，恩格斯在应付繁琐的经商活动之外，在文献资料和现实材料上，在物质生活和人际交往上，帮助马克思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与此同时，他们还研究了当时的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政治事件，参加了工人阶级的一些实际斗争．在六、七十年代马克思发表了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熟标志的＜资本论＞第一卷，并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马克思在晚年着力于对人类学和古代人类社会的研究工作．而在此时，恩格斯深入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和革命斗争的新策略、新经验，指导了马克思去世后建立起来的第二国际的工作，并花大力气整理和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直注意将自己的理论推向前进，在他们活动的后期，改变了自己的一些不当的提法，这种工作直至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世才得以结束．人们在他们的学说中不难看到，他们二人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在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勇于创造，并注重研究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发展既有的科学理论．两人在这一总体理论上，是一致的，并无重大的、原则的区别．当然，两人在性格特征和个人经历上有某些差别，在理论側重点和理论表述方式上便有些不同，并在个别问题上有过争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步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１０页）马克思在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前，曾称恩格斯在＜德法年鉴＞时期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天才的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９页）．恩格斯则说：＂我在理论方面一贯迟钝，只满足于我的较好的＇我＇在内心提出异议，从来不深究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８９页）他还公开评论说，他们所共同创立的理论的＂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３６页）恩格斯总是自居于＂第二小提琴＂手的位置，而称马克思为＂第一小提琴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１９页）难怪早在１８５３年，恩格斯就使用了＂马克思派＂的提法，而在１８６７年马克思的朋友库格曼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不久，恩格斯也采用了这一提法．这里固然含有谦虚的成分，但总体上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恩格斯也直率地说过：＂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同上书上页）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中，成为最受瞩目的社会思潮，并在实践中起到了人所共知的社会历史作用，证明了这一理论具有较高程度的科学性，而为近几个世纪以来任何一家社会思想理论所不及．如果因为二十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运动出现了低潮，就认为它在总体上已被证伪，是极其轻率的．

３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科学的真理观，而且是正确的价值观，两者又是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就价值功能这一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归根结底是关于人人自由的学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基督教中含有的理性行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影响．马克思自幼接受了新教――路德教的熏陶，在中学时代就立志做＂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恩格斯在中学时代就在一些开明教师的教诲下冲破了家庭中虔诚主义的保守氛围，而成了旧世界的叛逆．莱茵河地区是当时德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地区，法国大革命带给莱茵河地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的思想影响，更使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站到了德国先进思想的前列．马克思在大学毕业后受聘于＜莱茵报＞期间，同该地区的工人、农民有了接触，体会到了劳动群众的疾苦，深切地同情他们的受剥削和压迫的遭遇，并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为其生存斗争权利辩护，更加坚定了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斗争的信念，这从他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即可看出．恩格斯在其父所开办的工厂工作期间，同工人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的妻子就是一位从爱尔兰地区来的女工．由于与马克思当时接触的主要是手工业工人不同，他接触的主要是大工业中的工人，这使他不但看到了工人群众的苦难，而且看到了工人群众的力量，并使他较马克思为早地成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在他写的题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两本书中即可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确立为工人阶级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目标时，是将其放在整个人类之自由解放这一大目标中的．确立前者，不但不会阻碍后者，相反，正是实现后者的基础，而这正是历史上其他人道主义者所不及的．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最高类型的人道主义，对此，我国著名学者王若水做过很有见地的论述．这种人道主义成了推动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动力，正象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为人道主义的真正实现提供了科学依据一样．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辩证地统一起来的，那种否定或贬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重要意义的理论言说和政治言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      变革型

１两种类型

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集团、群体利益的多样性，使社会思想理论也呈现着复杂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功能的视角上说，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是承认、适应、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一是否定、反对、破坏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前者可称为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后者可称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都以前代的文化成果为渊源．只要是经过认真研究、深思熟虑之作，便都具有真理性，这是人类社会这一有机体，既具有静态性又具有动态性这两种属性的反映．由是，人们看到，尽管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之间，常有激烈的争论，却常能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在两种社会思想理论之间，就一般意义上讲，并无熟优熟劣之分．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其社会功能在于保存和巩固既得的人类文明成果，而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其社会功能在于发展和提升既有的人类文明成果．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是为人们提供观察众多社会思想理论的功能的某种视角．有些学说兼具两种属性，而以其中一种为主，有些学说的代表人物在一生的前期与后期有明显的改变．没有纯粹的保守型，也没有纯粹的变革型．历史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当时世界的先进部分――欧洲和北美，在已流行和新出现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思想理论中，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从孔德到斯宾塞的法英实证主义，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里、巴师夏、洛贝尔图斯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从洛克、边沁到约翰?穆勒的英国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大体说来是为保持或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而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布朗基的空想的或盲动的社会主义，欧文、卡贝、克利盖、魏特林的空想的或盲动的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大体说来是为改变或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与此相适应的是，一般说来，前者代表的是已经取得或即将取得政治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后者代表的是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之所以能对人类文明做出高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贡献，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具有对工人群众的深厚感情，代表了社会的前进方向，透过了表面的平静，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斗争风暴，这就比当时那些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更能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对社会现实进行了艰巨的、客观的、冷静的研究工作，在较深的层次上把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比当时那些虽属变革型却单纯出于同情工人的悲惨遭遇和愤恨不人道的社会现实的社会思想理论，更为科学和正确．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下半叶的欧美世界中，名声大振，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旗帜，并深深影响了其它社会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一些国家中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成果．其中的一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及其政党，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取得了不容否定的业绩．其中的另一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党，在瑞典等国的革命与建设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于人们树起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病，对于进步人类建设美好的未来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那部闪耀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虽然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仍是全世界有识之士公认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近几年来西方出现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阅读这一巨著，不是偶然的．这部巨著在论述深度，逻辑力量，可接受性等方面，要比流行于现代西方的许多名著，要高明得多．例如有些西方哲学名著，虽然在某一点或某几点上，显得深刻并具有新意，甚至闪耀出令人眩目的思想火花，给人以启迪，以致开创出新的学派．但其论断之欠缺论证，语言之晦涩难解，结构之破碎无序，东拉西扯的跳跃，想哪说哪的漫游，自言自语的自赏，连本民族的专业学者都只能猜测式地＂解读＂，而非专业的知识分子则不知所云．

２缺陷

任何类型的社会思想理论，都不会是绝对全面、完美无缺的．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由于着眼于社会的静止、稳定的方面，易于造成理论上的呆滞、僵化，在社会激烈变动时，易在思想理论上为已经衰朽的社会势力辩护，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精神痼疾．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由于着眼于社会的运动、发展的方面，易于造成理论上的浮躁、超前，在社会平稳和谐时，易在思想理论上为少数革命者不顾社会实际情况而冒然前进，急于求成提供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行程表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陷入对社会革命＂拔苗助长＂的境地，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通常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待所发生的一些事变的，以致期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在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伦敦的初期，他们提出了＂不间断革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４页），相信自己所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只要出两三期，＂世界大火就燃烧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３８页）．到了五十年代，马克思在阐述欧亚一些国家的革命形势时，也多次表示相信革命会迅猛发展．在１８５３年得知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马克思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１１４页）在１８５７年得知法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时，马克思预言：＂动产公司的进展和波拿巴的整个财政情况表明，革命临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４５页）历史表明，四、五十年代马克思的这些话，落空了！六十年代后期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尽管是博大精深的科学巨著，但其中预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３１－８３２页），就显得过早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仍然把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曾几次预言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会很快掌权，甚至说＂在１８９８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８３页）在恩格斯去世后的几十年间，象列宁、毛泽东这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建立了重大的历史功绩的同时，都多次陷入了急躁冒进的误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决心推动＂世界革命＂．在１９１９年匈牙利革命爆发时，他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８５７页）他还要求将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的专政变为＂国际的专政＂（列宁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７４页），导致了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不利后果．至于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对社会文明所带来的灾难，更为世人所知．对此，邓小平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说出了这样的至理名言：＂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３９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急性病，除了其它的原因之外，与共产党人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有直接的关系．世人在总结党的历史教训时，往往说急性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甚至说急性病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却忽视或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所必然具有的缺陷．

３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既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又具有某种局限性，这是在将其用来做＂指导思想＂时，必须注意的．而这又是同客观真理所具有的主观性、倾向性和相对性直接相关的．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做为客观真理，是具有主观性、倾向性和相对性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他们倾向于把全人类的自由解放的重点和着眼点放在首先使工人阶级获得自由解放上．而十九世纪欧美资本主义的现实，使他们确信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革，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样，马克思与恩格斯就总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现实的．这种＂看待＂，既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又必然会带来某种局限性，而这也正是真理之有缺陷的反映．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不认为自己创立的社会思想理论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总是注意不断地发展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当年马克思为什么反对法国的某社会主义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呢？这除了因为他未能正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真义外，还因为这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绝对化、教义化，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一些具有辩证头脑的人们，看到＂主义＂一词带有虔诚的教义的成分，便开始对自己信奉的理论谨慎地使用＂主义＂一词了．人们看到，一些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从二十世纪上半叶起，尽管仍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精神资源，但已不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而用＂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学说＂了，并摆脱了指导思想上的单一化．一些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工人党，尽管仍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精神资源，但也不再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而用＂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学说＂了，亦摆脱了指导思想上的单一化．当年恩格斯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曾有利于这一科学的理论的传播，因而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人们注意到，他很少使用这一术语，显然是要防止将它神圣化、教义化．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是与这一科学理论仍有重要的价值，并与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直接相关的，因而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但当主流政治言说主张指导思想一元化，并把马克思主义做为唯一的、排它的指导思想时，就陷入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误区．如果尊重事实并认真思考的话，就不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不够恰当乃至不够正确的原理，是不能用来＂指导＂的．主流话语重复着多年来流行的说法，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而不可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个别的非基本原理．其实，＂基本＂与＂非基本＂都具有相对性，并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而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中，有许多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如果其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度有利，为什么不可以用来做＂指导＂呢？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独断排它，而又不能批评的理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了．人们知道，历史上的宗教，总是宣传自己的绝对正确，排斥一切异端，禁止人们批评，而科学则不惧怕批评，并且是在批评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主流话语还常常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做＂过度解释＂，千方百计地从中发现＂微言大义＂，轻率地给一些学科戴上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如称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并把大陆目前实行的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的体现，而在事实上，马克思一生很少谈论新闻这一话题，而在谈到时，主要肯定的也是新闻自由，反对的正是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主流政治言说要求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篤信＂（一本流传很广的教材所言），常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高傲态度，宣称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多不过是＂批判地借鉴＂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主流政治言说一再重复马克思主义是＂开放体系＂，是＂与时俱进＂的，但还是难以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僵化起来的．人们看到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带有悖论色彩的情景：在以务实精神采纳了诸多流行于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政策、制度和措施，并取得了公认的效果时，却硬说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思想的结果．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情景，被一些人讥为＂打左灯，向右转＂，这是令人深思的．

（三）      调整叙述框架

１时代性

＂回到马克思＂与＂超越马克思＂的根本目的，在于正确地回答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由是，这里的＂回到＂与＂超越＂应是统一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早已认识到国家、民族、地域之区别的重要性，但却往往忽视了时代之变化的重要性．而正是由于时代之不同，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成为一个极为重大的课题．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机器大工业已在欧美先进国家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充分暴露，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尖锐化，革命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的情况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做为科学的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它的重大的社会功能，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是它在一个多世纪中，取得了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思想理论都未曾取得过的重大成就的原因所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本身，还是整个世界发展的态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哈贝马斯，在１９７７年就看出：＂自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变化趋势：第一、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强了，而这种干预活动必然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密切，而这种密切关系使诸种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哲学译丛，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１页）而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趋势已明显地成为了现实．做为经济全球化＂领军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科技蓬勃发展，掀起了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促使物质财富急速增长．一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出现了被称为＂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肇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法制进程加快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革新着．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工资待遇的增加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以工人群众为代表的劳动群众的生活质量大为提高，以致当今欧盟和美国把贫困线定在个人年收入９千美元或９千多美元以下，美国三千万贫困人口中有近四分之三的人有家用汽车．所谓＂白领＂工人的出现和增多，公司股权的分散化，更使阶级界限模糊起来．随着普选权和其它政治权利的实现，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国家政权和法律已主要不是统治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主要是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职能的担负者．无疑，现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凸显出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时代相比，大大缓冲了．事实表明，无论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社会主义因素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大大增长了．在这一时代的国际关系中，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发生，而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只在小范围内发生过．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利益凸显出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各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现时代的主要潮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各国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就是这一时代特征的体现．在此期间，那些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陆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长期实行的是纯粹或比较纯粹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或比较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长期实行的是缺乏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或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在思想上长期实行的是以＂一个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灌输或控制的制度，加之执政党缺乏掌权经验，屡犯＂革命主义＂的错误，使其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弱势或劣势．这样，在七、八十年代，改革便成了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主题．然而，遗憾的是，苏联等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遭到了失败，引发了＂苏东剧变＂，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解体或下台，并开始向资本主义制度＂和平演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制度上有类似弊病，且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在毛泽东去世后，能以较为认真地改正错误，并实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为此，就要解决一个如何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的问题．人们在所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记起了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说过的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７７８页）的确，五四运动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之所以在诸多思潮、学派中，相信和选择了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所阐述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但是科学的，而且对于正处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争取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能立即派上大用场．今天，时代变了，和平、发展、合作成了时代的主要潮流，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仍然具有相当的真理性，但其总体叙述框架已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历史时代的要求了．这种＂不适应＂，并非指的＂个别原理＂，而包括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基本原理＂的原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曾说他们提出的＂一般基本原理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是很有道理的．但在今天，主流政治言说仍然重复这类说法，并轻率地把调整叙述框架的主张攻击为＂过时论＂，这就表现出了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倾向．当这种倾向与所谓＂独立自主＂、＂保持本色＂的社会心理联系在一起时，更会成为抵制改革的惰性力量．事实上，为了更好地回答国内和国际上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已对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做出了一些调整，某些一向被称为基本原理的原理，也被修正了，邓小平理论的出现就表明了这一点．而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则应在调整马克思主义既有的叙述框架上继续前进，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和改革开放的需要．遗憾的是，主流政治言说总是指责这种努力，使这种调整时断时续．在编写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时，众多编者仍在所谓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上徘徊，而不去研究如何结合时代的发展而在总体上调整叙述框架．一些教师仍感新教材重复依旧，脱离现实，索然无味．对于这类＂政治课＂，学生怎么能有兴趣呢？

２经典文本资源

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叙述框架时，应深入挖掘那些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一些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资源．诚然，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他们的＂辩证哲学＂中，着重揭示的是＂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重点阐述的是矛盾双方的对立性、斗争性．他们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中，着重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重点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灭亡的必然性．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着重揭示的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重点阐述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论断．但他们的理论毕竟是科学的，必然要兼顾到社会生活中的稳定、保守的方面．他们没有否定事物的静止和统一．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的＂思辨哲学的幻想＂时说过：＂……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４２页）恩格斯在评论达尔文进化论时说过：＂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６１页）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意义给了充分的肯定，并在晚年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自我调节能力．恩格斯甚至说，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７０页）他们在五十年代初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所进行的斗争表明，他们并不认为阶级斗争总会尖锐地进行下去，认为阶级斗争有时会变得缓和下来或消沉下去．他们虽曾提出过＂不断革命＂的主张，但在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决裂后，再没有提及＂不断革命＂一说，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是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的一种误解．革命既然是质变、突变，就必须有个量变、渐变的积累过程，这样，革命怎么可能是＂不断＂的呢？到了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甚至认为革命未必总是必要的或必然的．马克思在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海德门的通信中说：＂我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５６页）恩格斯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７３页）

３当代理论资源

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的过程中，可以和应当利用的一项更为重要的资源，就是现代西方一些承认、适应、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而又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社会思想理论，即某些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以及某些以着力批判西方社会的弊病而又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诚然，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局限性，但其中的真知灼见，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真实面貌，提出并在一定意义上回答了当代社会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一些学派的理论，是同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无法预见到的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先后创立的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先后创立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老三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新三论＂，即被我国科学泰斗钱学森统称为的＂系统科学＂，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如对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中的整体性、复杂性、非线性，以及概率性、多元性、偶然性的研究视界，已大大超出了站在十九世纪人类思维制高点上并掌握了辩证思维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展和新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成长和曲折，以及人口爆炸、生态失衡、核战危险等问题，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不曾遇到过的，因而是他们不可能解决得了的．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理论．在西方的社会思想领域中，哲学界就有对人性、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的弘扬和对主体的心理结构――知、情、意的多视角的开掘（人本主义诸学派），有对知识增长和科学进步的规律的进一步揭示和与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直接有关的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等新兴学科的探索（科学主义诸学派），有对传统的语言学、解释学的新的阐述（现象学派和新实用主义等学派）等等．经济学界就有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有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会出现＂寻租＂现象的布坎南原理，有关于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有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中的悖论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以及阐述激励机制的ｘ、ｙ、ｚ理论等等．在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领域中，就有建立良性政治运作程序的政治生态理论，强调＂应当＂的新自然法学，强调＂现实＂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强调＂社会＂的社会学法学，抵制个人主义泛滥成灾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麦金泰尔的社群主义等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在当今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总体上说是积极的．其中的经济学理论及其相关政策在改革开放中的运用，法学理论及其相关的规范、术语在制定和实施法律过程中的运用，尤为引人注目．正确地引进、吸纳和借鉴这些理论，不但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有利于在互补中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既有叙述框架．我国当代最有成就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晚年热心于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遗产，要求＂文化自觉＂，他所反复倡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是与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的＂几种理论＂和玻尔的＂互补＂原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是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既有叙述框架所需要采用的思想方法．这里，马克思主义者以开放的心态，敢于并善于兼容并包，从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中，汲取滋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本性的．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初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强调它的特异性，它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对立性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是任何新思潮在刚刚产生时都是难免的．但是，后来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由于心理惯性，或由于政治需要，把这种强调僵化起来，声称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完全不同＂，并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不存在社会科学，似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只是排斥、斗争的关系，＂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总体上的固步自封局面，导致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再也不能以绝对真理的占有者的面目出现，居高临下地对待非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必和不应期望世界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越来越多，以致某一天由马克思主义来一统天下．在未来世界的社会思想领域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态势是，各种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派别，在各自既有的理论基地上，通过与其它派别的交往、对话、争论、批评，取长补短，在本土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走向世界，共同汇成真理的海洋，以致形成某一个时期相对稳定的＂范式＂、＂研究纲领＂或＂概念体系＂．可以想见，在这个浩瀚无边的真理海洋中，马克思主义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能以提供最有分量的成果，做出最为重要的贡献．（可参阅拙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思考和未来展望＞，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四）      唯物史观

１新唯物主义

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即人们通常简称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两大学说之一．唯物史观做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别于前此各色唯物主义的新创造．在１８４４年秋，马克思谈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时，讲到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２７页）他还指出，中世纪的唯名论者邓斯?斯各特＂迫使神学本身来宣扬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而＂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６３、１６４页）在１８４５年春，马克思又写道：＂从前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引者按：亦译为＇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从前的唯物主义＂，并不比对＂从前的唯心主义＂有更多的偏爱，前者强调的物、客观性、受动性，并不比后者强调的心、主观性、能动性，更为科学、更有价值，原来，两者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果联系到古希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那么可以说，把世界的始原归结为＂水＂，并不比把世界的始原归结为＂理念＂，更为高明，更对人的实践活动有积极的作用．难怪后来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３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０５页）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把自己的唯物主义与＂从前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时，使用的是＂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名字．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并不认为自己的唯物主义是把辩证法运用于＂以往的唯物主义＂上的结果．列宁说他们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列宁记错了，这种＂记错＂，是与普列哈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直接相关的．（据有学者考察，最早这样叫的是狄慈根）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讲的＂物＂，既不是指经典物理学中的具有广延性的物体，也不可能是现代物理学中的＂能量＂与＂场＂，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借用．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被认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经典性说明．在这段话中，他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划分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和＂人们的意识＂这两大类，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８－９页）马克思与恩格斯之所以把自已的哲学叫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叫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是指向社会历史生活的，他们并不是在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将其运用于社会历史生活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只是在恩格斯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并公开发表了批评杜林的著作后，他的学生普列哈诺夫等人才把他们的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进程上看，与其将他们的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不如将他们的哲学叫做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并列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而未提及＂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值得奇怪的．

２交互作用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前，社会历史学家们总是把目光盯在人或人群的思想动机和政治制度上，却无视或轻视这些动机和制度背后的原因，从而肤浅地认为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恩格斯曾经这样阐述过唯物史观：＂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２２――１２３页）恩格斯后来对这个基本观点做了进一步地叙述，并加以发展，从而对马克思首次明确阐述的唯物史观，做了补正．他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谈到某些＂思想家的一个荒谬的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６页）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他反对那种认为＂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的＂迂腐＂观点，并质问道：＂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４８７、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１页）．由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继马克思早年说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０４页）之后，恩格斯晚年在谈到＂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时，说了一段更为深刻、完整的话：＂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４３页）．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方面的不足，恩格斯在晚年曾做过自我批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４页）应该说，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家和理论家如考茨基、普列哈诺夫等人，对＂这一点＂也不够重视，他们过分重视的还是＂经济、生产＂这种基础性的方面．而列宁、葛兰西、毛泽东等思想家和革命家，则较重视政治思想这个方面，即毛泽东所说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个方面．当然，正如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他们走过了头，造成了程度不等的损害．现代一些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给予了重视，促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不过，其中仍有些人把唯物史观误解为＂经济唯物主义＂，M?韦伯甚至攻击说：＂作为＇世界观＇或者作为历史现实因果关系解释基点的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应该予以断然拒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页）至于对＂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比喻性概念的内涵，也应当在实践中加以丰富．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就曾认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地理基础＂，＂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外部环境＂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９８页）他甚至说：＂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同上书第１９９页）可见，＂基础＂这一概念的含义，既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又可指生产力（＂装备＂），也可指＂地理＂和＂外部环境＂．＂上层建筑＂这一概念的含义，也是复杂可变的．当年马克思说的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后来恩格斯扩展为政治思想、法律观点乃至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把＂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概念的含义机械地固定下来，以致徒劳地在那里争论某种社会现象例如科学，到底是基础呢，还是上层建筑．其实，这种用盖房子所做的比喻，同任何比喻一样，都是有缺陷的．这里的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列宁就讲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样的话．恩格斯告诫人们＂不要过分推敲＂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同上书第２０１页）即以＂科学＂而论，就其作为经济、生产的动力而论，同技术一起可划到＂基础＂中去，但就其发展程度取决于经济、生产的水平而言，又可以同技术一起划到＂上层建筑＂中去．至于在争论中，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划分开来，称前者为上层建筑，后者为经济基础，更把问题引到烦琐哲学中去了．斯大林当年指出：＂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２５页），并批评了把语言说成是上层建筑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启发人们不要把概念绝对化，尽管他本人有时也陷入了绝对化的误区．

３生产

马克思所说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他所说的生产力一样，都有着丰富的内涵．按斯大林简单而又明了的解释，生产力是指生产工具及其操纵者――人，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体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和关系，产品的分配方式（斯大林说的有无剥削的问题）．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是生产方式．在这种解释之前，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和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用语上经常出现不统一、不一致之处，如有时就把＂生产关系＂说成＂生产方式＂．当然，斯大林的简单明了，往往带有某种独断的性质．在阐述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涵时，突出了微观性，减弱了宏观性，没有从整个社会视野上看到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在阐述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的内涵时，过分强调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而忽视了诸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计划与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不同作用等涉及重大体制的问题．这样，他断定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由于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同生产力的发展便＂完全适合＂这类结论，就必然是片面的，并导致了众所周知的不良后果．斯大林断定＂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谈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４５、５４３页）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客观性，但这里的＂必须＂和＂一定要＂，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用在阐述＂规律＂上是欠妥的．毛泽东阐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发展，＂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３００页），是正确的．但他把这里的＂条件＂，做了主观随意性地理解，以为可以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变革生产关系，又未能把握好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建国后不久，他就开始实践了＂越公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错误理论，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危害．

（五）      剩余价值学说

１新理论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刚刚创立唯物史观时，虽然已有了一定的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关系方面的知识，但他们承认自己经济知识的不足．在恩格斯从德国到英国，马克思从德国到法国后，他们开始了重视对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发表在１８４４年＜德法年鉴＞上的那篇被马克思后来称为＂天才大纲＂的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表明了这一点．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来到伦敦，在短时间地处理了革命队伍中的一些纷争，并总结了这场革命的经验教训后，便静下心来，利用大英博物馆珍藏的丰富的资料，包括官方公布的极为详尽的经济资料，以及恩格斯及时提供的大量有关英国经济运行状况，经营管理知识，报刊的各种报道和评论，进行了艰巨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工作在五十年代后期取得了重大突破，乃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本来，早在四十年代后期，马克思就在批判普鲁东的观点时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和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讲演中，分析和批判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与压榨，但那时尚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对资本增值的阐述上仍被束缚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框架内．而五十年代后期的研究成果，则解决了李嘉图的那个＂资本和劳动按价值规律交换＂所遇到的矛盾，指明了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工人本身劳动力的价值是两回事，而前者大于后者，这＂大于＂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这就把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揭示出来，从而实现了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马克思对这一发现的重视和喜悦，从他当时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对剩余价值学说还未进行详细解释．从他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当时还在使用＂劳动的价值＂、＂工人的价值＂等不确切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７４、２８５页）甚至在做为＜资本论＞手稿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使用＂劳动力的价值＂这一科学概念时，还偶尔使用＂劳动的价值＂这种不确切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９页）直到１８６７年正式出版＜资本论＞第１卷时，马克思才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做了公认的、具有说服力的权威论述．＜资本论＞第１卷出版后，受到了欧美广大工人的热烈欢迎，第一国际的一次代表大会曾给马克思致信，表示衷心感谢．由于它的通俗易懂，一些普通工人都能阅读，并尊之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欧美一些主要报刊在经过短暂的沉默后，也热议起来，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发表文章赞扬该书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逻辑力量．这就表明，剩余价值学说不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服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的体现，而且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２发展与补正

剩余价值学说创立后，马克思仍然注意发展自己的理论．他在晚年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４０１页）这在事实上指明了，资本家也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创造．在他去世后，恩格斯整理了马克思那个零乱不堪的手稿＜资本论＞第２卷和第３卷，并分别于１８８５年和１８９４年正式出版．恩格斯认为第２卷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第３卷却不同了，那里对剩余价值分割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论述，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及其运行规律．恩格斯高度评价第３卷＂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甚至使第１卷相形见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０２、２８８、２９９页）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论＞第３卷讲到了如下的观点：＂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９７――４９８页）很明显，剩余价值学说在工人可以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这一事实面前，需要进行调整了．此后，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内部，还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中间，都出现了对剩余价值学说的补正．其中奥地利学派彭?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从＂效用＂的视角，揭示了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商品的效用的评价，阐述了＂效用递减＂这一观点，给人们以启发．可以这样说，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侧重的是价值的客观性，而彭?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侧重的则是价值的主观性，这两种价值论，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劳动价值论脱胎出来的剩余价值学说，正如卢森堡说的那样：＂论证了＇剥夺剥夺者＇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不断发展的资本集中的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７４页）难怪李嘉图曾被一些人株连式地攻击为＂共产主义者＂呢！而彭?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是肯定和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难怪这一理论仍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呢！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论及其脱胎出来的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新的探索．首先，论者指出，商品价值做为一种关系概念，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既取决于凝结于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取决于消费该商品的人的需要，前者可以做出大体上的度量，后者则难以做出度量．这就表明，商品的价值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有些学者还对马克思过分重视工人的劳动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忽视资本家做为管理者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进行了补正，认为管理也会创造价值．这样，原来称谓的＂剩余价值，自然就包含着资本家的份额．但如何确定资本家所占分额的比例，在理论上是一件困难的事，甚至引用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论述也大概无济于事．解决这一问题要靠＂实践＂，靠国家的法律与政策，靠劳资双方的协商和斗争．其次，论者指出，在资本家投入的资本中，生产设备、生产工具、原料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等被马克思称为＂不变资本＂，但它们的价值是否在生产过程中始终＂不变＂呢？非也！因为它们参与了整个生产过程，即价值的增值过程，并且是这种增值过程中不可须臾离开的因素．事物的性质，是离不开关系的，用当年马克思自己的话说，一物的属性是在该物与它物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７２页）说马克思称谓的＂不变资本＂具有增值性，就如同说货币资本具有增值性一样，是有一定道理的．

３挑战

自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的经济事实，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在八十年代，一些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纷纷到欧美＂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打工＂，或当技术人员，或当管理人员．他们往往花费同样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却获得远高于国内公有制企业的收入．按传统的理论，他们在国有企业中工作时，是以不受任何剥削的主人公的身份工作的，而在＂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工作时，是以受雇的被剥削的身份工作的．但他们却甘愿＂受剥削＂，因为这比＂不受剥削＂时，收入高了．至于政治地位，也未见降低，因为在国有企业中，即当名义上的＂主人公＂时，也是厂长、经理或党委书记（董事长）说了算，工会也得接受被说成是＂党的领导＂的领导干部的领导．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呢？为什么赞成和支持民营企业家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呢？这里，从实践上看，绝大多数人已肯定了这种＂分割＂的必要性，肯定了中共的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因为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的迅速发展所证实．但在理论上，怎么解释才能与当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相一致呢？剩余价值学说导致的结果是宣告生产剩余价值的制度的破产和灭亡，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实行的方针则是剩余价值在资本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合理分配．看来，单只以中国的经济活动而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面临着挑战．科学地回答这种挑战，不但是发展和补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的需要，也是回答那些至今还在散布＂改革犯了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向错误＂的政治言说的需要．

（六）      社会主义

１问题的提出

在理论宣传界和教科书中，普遍把十六世纪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图景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但据我国学者王占阳的考察，第一次讲到＂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欧洲基督教本尼迪克派的教士，其含义为＂遵循自然规律＂，而这与拉丁文ｓｏｃｉａｌｉｓ（即社会）的原义＂同辈＂、＂同伙＂有所不同．又据中外一些社会主义史学家的考察，真正接近＂同辈＂、＂同伙＂这种强调＂众人平等的共同生活＂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即近二百年来流行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在十九世纪初．在１８０３年，一位名叫朱利阿尼的意大利人写了名为＜驳反社会主义＞一文，颂扬了社会主义．在二、三十年代，英国欧文派和法国圣西门派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正面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与此同时，法国的傅立叶发表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著作．在四十年代初，先后流亡到南欧和西欧的德国人魏特林，开始在工人中宣传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含义接近的＂共产主义＂．据笔者考察，恩格斯是在１８４３年５月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５６０、５６１页）而马克思是在一年后的１８４４年７月明确表示赞同社会主义的．（同上书第４８４页）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通常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做为具有相同含义的概念来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８６页；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５７页）在他们活动的早期，由于看到当时冠以社会主义名称的派别，多属资产者和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停留在向上层社会的呼吁上，而冠以共产主义名称的派别，则主要活动于工人群众之中．这样，已决定献身于工人群众解放事业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便多采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而很少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有时甚至把共产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做了区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７２页）这种做法，直到１８５２年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联盟解散后，才有所改变．但马克思还是常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在七十年代批判哥达纲领草案时，在讲到＂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时，用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称谓，并划分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０、２２页）人们知道，四十多年后，列宁把这里讲的＂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叫法，在以列宁为旗帜的共产党人中沿袭了下来．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为了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普鲁东、拉萨尔、巴枯宁等社会主义派别划清界限，将他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７００页）他们有时还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叫做＂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象主流话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根本不同＂．如在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他们就在伦敦组织过＂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后来又多次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叫做＂我们党＂．在此期间，恩格斯很少使用＂共产主义＂一语，以致他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说：＂＇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明确的表述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它在实际上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０３页）人们公认，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是同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事业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２多义性与确定性

二百年来，世界各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千差万别，有人曾统计过，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一度达到七十余个，而不叫社会主义国家却把一些社会政策与措施叫做社会主义的，更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出现了诸如市场社会主义、多元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等流派．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尽管同任何概念一样具有相对性、多义性的一面，但也必然同任何概念一样具有绝对性、确定性的一面．如果按照公认的社会主义大师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解释，可能会较为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真义．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曾对未来社会（有时称社会主义，有时称共产主义）做过这样的描述：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了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高于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１５页）为防止物质财富和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实行全社会范围内的计划经济，＂因而竞争就消灭了＂．（同上书第６０５页）包括曾经是＂失业者＂和＂赤贫汉＂在内的每个人，都能成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同上书６１５页）．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按劳分配（第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１――１２页）和按需分配（高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３８页）．这种制度性的描述和设计，是深受较早时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派别的启示的，甚至是直接采用了某些派别的提法的．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同那些只在那里设计美好蓝图的派别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从现实出发，并直观参加了实际斗争，甚至曾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１１页）正是在思想理论和实际斗争这两个方面，科学社会主义高出于此前和当时流行的其它社会主义流派．从思想理论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基于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历史阶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非单纯是善良人们的某种主观愿望，更非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从政治运动上说，科学社会主义指明，处于社会底层而又与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即被当做同义语使用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８０页），是完成这种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只有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而不能搞少数人的密谋暴动，更不能寄托于上层社会的恩赐，或在那里等待＂自然的历史过程＂的自动实现．１８４８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从思想理论到政治运动，较为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关于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原理，占有突出的地位．此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变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也在发展和变化．在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２年，他们在总结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由于深感自己在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方面的不足，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了自重农学派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深入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在五十年代后期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六十年代后期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由于在＜资本论＞中，详尽地论证了剩余价值学说，更加有力地揭示了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社会主义之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如列宁指出过的那样，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成了＂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列宁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９、１０页）由此，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了更加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到了七十年代，在工人运动的策略上，马克思认为＂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７９页）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马克思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理论和＂两个阶段＂的设想．到了八十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几乎占了统治地位，而魏特林、普鲁东、拉萨尔、巴枯宁、杜林等社会主义者则影响很小以致近于被人遗忘．到了九十年代，恩格斯认识到：＂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443页）遗憾的是，他们虽然注意了深化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但始终坚持对社会主义的这一重要观点：＂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被消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４５页）

３两大派别

马克思与恩格斯相继去世后，科学社会主义内部发生了重大分歧．先是伯恩斯坦等人同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列宁、卢森堡等人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后是考茨基、普列哈诺夫等人同列宁、卢森堡等人在战争（一战）、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各执一端，各从一定视角上，理解、阐述和修改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某些原理和提法．在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居住在阶级斗争比较缓和的英国，这种社会环境对他发生了某种影响．尽管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所做的修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过分夸大了＂缓和＂这一面，忽视了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德国和俄国的现实情况．而考茨基与列宁等人坚持和强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与当时德国和俄国的阶级斗争的激烈状况相适应的．但在不久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时，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考茨基等人不敢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进行革命，而列宁则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当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几个主要国家同时发动才能成功的原理应当修正，他在大战正酣的１９１７年勇敢地领导了俄国工农群众进行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虽然肯定了十月革命是一个＂重大的光辉的事件＂，也正确地指出了民主的社会一般性，但他却激烈地攻击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了民主原则．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所取得的成就，使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和无产阶级专政论，传播开来，而考茨基的超阶级的民主观，则陷入了困境．当然，列宁过分夸大了民主的阶级性和专政的作用，乃至否定了民主的社会一般性，对陆续建立起来的列宁主义政党，发生了某种消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早年参加革命时，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通用的．在１８９３年他从萨马拉来到彼德堡时，已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在次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所捍卫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学生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此后，列宁长期把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视为一回事，并多次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例如他说：＂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是由许多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创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４９页）＂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同上书第９９页）直到１９１７年１月，他还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６２页）只是在二月革命后的＜四月提纲＞中，列宁才为了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理论划清界限，拾起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使用过的＂共产主义＂、＂共产党＂这两个词汇，并批判了＂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此时，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则紧紧抓住＂社会民主主义＂（二战后又多称＂民主社会主义＂）不放，并赋予同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的观点有所不同的含义．整个二十世纪，由列宁开启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共产党、工人党）和由伯恩斯坦、考茨基开启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这两大派系，在争取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各有千秋，并各有缺失，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兴衰轨迹，难以或没有必要确定谁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即以社会变革的方式来说，前者强调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活动时讲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取得政权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就被毛泽东和刘少奇明确肯定为无产阶级专政）．后者奉行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后期指明的和平过渡的方式，建立的是非阶级专政的民主政体，欧洲一些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就是通过普选上台执政的．以经济制度的设计来说，前者以原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代表，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实行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而这是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总体设想相符的．后者以三十年代上台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在全社会保留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加以限制，坚持了市场经济体制，努力提高广大工人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对社会成员实行＂从摇篮到坟墓＂都包下来的社会政策，力求缩小差别，做到公平和平等，而这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阐述的某些思想和恩格斯晚年的某些论述是吻合的．值得指出的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派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派别，其中有的派别竟在一些国家占据了优势．例如二十年代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三十年代就被＂国家社会主义＂所取代，当时，德国广大工人竟把选票投给了法西斯头子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人，使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直至四十年代中期才垮台．在七、八十年代，曾经取得过重大成就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一派及其体现＂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但是，原苏联的改革带有＂急转弯＂甚至否定一切的性质，造成了国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中国的改革则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加以补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吸纳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成果，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和实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了新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３页）这种突出了生产力，而不象传统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一派，甚至不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突出生产关系的表述，蕴涵着原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重大教训，是不言而喻的．很明显，今天被主流政治言说称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保留了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一派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也包含了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这无疑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是正确的．

（七）＂姓社＂与＂姓资＂

１共性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描述上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是明显的，而他们二人也多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方面来阐述其间关系的．但是，这种阐述往往使人们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统一的方面，把社会主义的特征孤立起来，陷入了无条件排斥资本主义的独断化的境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主义者，过分强调了两者的对立的方面，不但在理论上陷入了困境，而且在实践上造成了损害．其实，就思想理论层面而言，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观念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相一致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吸取其精华的同时，将其置于更高的基础之上，使之更为实际，更为普遍，这从他们对十七世纪以来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和十八世纪以来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的批判性评价中即可看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同科学社会主义有一致之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吸取其合理内涵的同时，将其置于牢靠的基础之上，使之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从他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中即可看出．资本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诸多原理，特别是对价值规律的揭示，也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通．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吸取其优秀成果的同时，将其置于更为一贯，更为普遍的基础之上，这从他们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评论，以及马克思在解决＂资本和劳动按价值规律交换＂所出现的矛盾，并进而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中即可看出．就政治运动这一层面而言，在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余年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政治力量常常显出一致来．１８４８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是什么性质的？从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和主力军来看，是一场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内的各国社会主义者是这一革命的最积极、坚定的参加者和最有影响的活动家，但从革命的社会背景、条件和实际后果来看，这又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和王公贵族的势力．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曾同主张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向人类文明的敌人――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及其盟友意大利法西斯集团和日本法西斯集团，进行了殊死的、持久的正义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保卫了人类既得的文明成果．就社会制度这一层面来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有诸多共同点和一致之处．在当代，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大体都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建设物质文明乃至精神文明．这样，两类国家在法律制度、管理制度上必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正因此，两类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中，能以制定和遵守共同的规则．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大气、海洋、河流的污染，爱滋病与非典肺炎的传播，恐怖活动的猖獗，核武器扩散和核战争的危险，两类国家能以联合起来共同防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行程中，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体制、政策和经验．１９６５年召开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发表的＜资本家宣言＞，就要求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某些长处，增加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取消选举权上的财产限制等．另一方面，列宁早就要求苏维埃俄国借鉴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制度，告诫布尔什维克＂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不能无条件地认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不要＂只是＇关怀＇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而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３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４２至３４５页，４７７页）半个世纪后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确借鉴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体制、政策和经验，建立了市场经济，致力于向民主与法制国家迈进．近些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着诸如＂接轨＂、＂包容＂、＂双赢＂和＂国际社会＂、＂全球利益＂这类新的话语，不是偶然的．这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共性的认识，已深入人心了．可见，＂姓社＂与＂姓资＂的界限，不是绝对的．

２超越

如何认识和评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呢？本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都是在发现和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的过程中，提出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在这种＂发现＂和＂揭露＂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无疑是做得最深刻、最出色的．因为他们首次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指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导致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终将使其被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所超越并取代．他们同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将这种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取名为＂社会主义＂．但是，历史的局限性使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往往把这种超越限于＂取代＂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强调了＂只有用暴力＂，晚年又强调了＂和平方式＂，都徘徊在＂取代＂上．而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却使这种＂取代＂出了问题．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世时，已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变化．他们注意到：＂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信用制度……是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９８、４９９页）甚至在政治领域中，马克思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出现和增长，曾明确地指出：＂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实行普选权＂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３９０――３９１页）在现代和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股份公司以当年马克思难以想象的空前规模发展起来，许多工人握有股票，合作经济也普遍存在，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增强．在国民收入中向低收入的劳动群众倾斜，使那里的基尼系数低于当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领域，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也都在向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目标前进．应当说，这就表现出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这里，实现这种超越的方式，并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常说的＂取代＂，更非列宁主义者所说的＂战胜＂，而用曾被人们讥讽过的＂和平长入＂，也许更为恰当．

３互补与＂元主义＂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但就现实的世界和当代的中国来说，两者又是互补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文明成果的肯定和继承，其中就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重要内容，以致有些学者呼喊＂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在前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起来的，这样，它就不但在经济生产上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也必然显出某种落后性来．这样，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领导人长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恶果．在八十年代初，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行，中国部分学者提出了＂补资本主义的课＂的政治言说，就是针对着那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排斥＂互补＂说的左倾错误的．但由于没有真正解决好＂姓社＂与＂姓资＂的关系，主流政治言说开展了对所谓＂补课论＂的批判，致使今天人们在体制改革上仍畏葸不前．这里表现出多年流行的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过度＂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突出表现了人们在＂名词信仰＂上所陷入的某种方法论上的误区．有些思想家和理论家，甚至是政治家，深知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中国人民就在共产党的教育下，爱上了社会主义，而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强化，社会主义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言说．不论是＂四人帮＂一伙人，还是反对＂四人帮＂的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在当今的各种政治言说中，绝大多数人言必称社会主义，以致把并非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叫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例如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私有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便将此做为社会主义的一项内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多种＂主义＂所共有的，也被邓小平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一位领导人在考察了英国的社会状况后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位领导人也说：只要是共产党让干的，就是社会主义．这里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解释上的偏差，是与迁就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过度信仰＂直接相关的，因而在实践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人类思想史上，这类将新内容放进人们已习惯了的概念之中，从而使人们易于接受这种新内容的事例，并不乏见．当年斯宾诺莎就将自己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放在泛神论的名义之下，即用唯心主义来遮掩自己的唯物主义，以躲开教会的迫害，并用当时民众可能接受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观点．由此看来，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任何概念，都不要凝固化、独断化和神圣化，不要陷入笔者称谓的＂主义病＂．当年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曾说过，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如果对这一句话做出合理解释的话，那就可以说，实现做为人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的结果，既可叫社会主义，也可叫共产主义，还可叫其它的主义，叫不叫＂主义＂，叫什么＂主义＂并不总是重要的．孙中山曾把当时流行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叫＂民生主义＂，称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在有些英国和美国的学者把国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叫做＂人民资本主义＂，美国政论家加尔布雷斯则称其为＂新社会主义＂．当今社会，人们很难分清哪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有学者所说的＂身份混乱＂．这里的＂身份＂，其实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基于生产关系理论的语境中的一种陈述，在其它的语境中，未必是＂混乱＂的．各国的政治家们甚至普遍认为做这样的划分，无大意义，至少不比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更有意义．――在现时代，某些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文化的状况，比某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文化的状况，更接近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吗？在这方面的教训，莫过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流行的理论与实践了．那时，＂拥护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是出现于报刊广播和会议课堂中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当时的执政党和广大干部群众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正是后来邓小平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甚至是＂四人帮＂搞的＂贫穷社会主义＂（经济上）、＂整人社会主义＂（政治上）、＂愚昧社会主义＂（文化上）．由是，这里的＂拥护＂和＂反对＂，就大成问题了，人们有时因此而陷入＂拥护＂词汇或反对＂词汇＂的尴尬境地．毛泽东晚年为了他的那个＂主义＂的纯洁性，甚至不顾千百万人的疾苦乃至生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看来，对人人自由的追求，比任何主义都更要根本，如果硬要叫主义的话，它就是＂元主义＂．其它那些科学的、有价值的主义，都只具有派生性．如果有某个主义，在理论上似乎说得头头是道，但在实践上带来的却是违背了人人自由这一＂元主义＂的消极后果，不管它戴的是什么帽子，具有怎样的光环，例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应予摒弃的．

（八）      私有制与公有制

１私有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无论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都是如此．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生产水平极端低下，当时的社会成员为饥寒交迫所苦，有时成群地饿死，当然不会有剩余产品，也就没有＂私有＂一说．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剩余的生活资料乃至生产资料．人们开始认识到，生产资料对于生活资料处于优先地位，因为它是再生产生活资料的基本手段．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这样发生了．私有制的出现，使人们越来越学会保存财产，增殖财富，私有观念形成了，并成为生产发展的动力．很明显，由对财产，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归属不清，到认识到＂这是我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正象人们在剖析人性的过程中，发现其原初的出发点正是＂私心＂、＂利己＂一样．人们正是从关心自己开始，才能真正走上关心群体之路，而这与群体之高于个体的原则并不矛盾，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防止走向虚假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正是罗素肯定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没有私有制就不能有仁爱思想的原因所在．（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４４页）私有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能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偶然的，不应当象基督教那样把私心看做是＂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后来的封建社会，远比公有制的原始社会为进步．这单从原始氏族或部落的战争中，失败者常常被杀被吃，就可看出．在奴隶社会，奴隶是主要的直接的生产者，奴隶主等自由民则主要从事生产的管理工作，也有些人从事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工作；在封建社会，农民和农奴是主要的直接的生产者，地主和农奴主则主要从事生产的管理，也有些人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到了私有制充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主要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而资本家主要从事的是脑力劳动，这种脑力劳动既包括管理工作，也包括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并产生了一批职业知识分子．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更使人们看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正在缩小，界限也模糊起来．总之，在私有制社会里，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与他们的管理者，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即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常常称谓的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不管他们在占有与分配上如何不合理，都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产做着贡献．对此，毛泽东做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曾说过如下一段话：＂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０８８页）这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情况千差万别，不会走同样的发展道路，欧洲一些主要国家所走过的＂私有制三阶段＂的道路，未必是其它国家所必经的道路．在＂文革＂前，历史学家们在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上就众说纷纭，今天，中国学术界在讨论东方社会是否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的问题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就表明了这一点．当然，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瓦解之后，世界各国家或民族都大体上经历前资本主义社会而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后期，奴隶们所遭到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奴隶的消极怠工和武装暴动，使奴隶社会的私有制终于为封建社会的私有制所取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便上了一个新台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更新了，买卖和杀害奴隶的行为遭到了整个社会的谴责．在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孕育和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贫困的农民和遭受人身依附之苦的农奴，便有可能在市民阶层的感召和带动下，参与反对封建地主或农奴主的斗争，并任由市民阶层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的经济文化由此得到了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大大更新了，主体意识大为增强，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也由封建社会末期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大火，束缚人的思想解放的种种信条终于被打破，并成为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当然，任何一种所有制，即使在它兴旺时期，也有某种缺陷，私有制也是如此．古希腊的柏拉图就在他的＜理想国＞第七章中，批评了私有制，并称人们＂均不可有私有之物＂，在中国古代也有孟子的＂不独其子＂的思想．到了中世纪的后期，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流露出否定私有制的思想．直到近代，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直言不讳地批判了私有制，宣传了公有制的主张，乃至进行了社会实验．这些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正是私有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一小部分人富裕了，而多数人则陷于贫困，并引起争斗，给社会带来混乱乃至危机．私有制还会促使人的私欲的发展，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的盛行，污染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在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私有制的消极性会突出起来，成为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阻力，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后期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２公有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公有制的优越性，正是在与私有制的消极性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公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是十分必要的，由于生产水平极端低下，如果人们不＂共产＂、＂共食＂、＂共居＂，整个氏族或部落就不能生存，不用说战争，就是内部争斗，也会导致其灭亡．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公有制的消极性便显示出来，即它带来的是对公共产品的漠不关心，从而是财富的浪费，生产效率的低下．这就使它迟早要被私有制所取代，果然，它被取代了．前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带来的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带来的文明，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所固有的局限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此做了深刻分析，特别是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以及它所导致的两极分化，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由是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喪钟就要敲响了，并必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他们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指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既能消除剥削，实现事实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平等，又能做到有计划地配置资源，防止浪费，提高生产效率．由于公有制的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就会形成起来，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道德风尚问题，也会最终解决．这些理论和设想是有道理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一百年来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原因所在．但是，甚至连马克思与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难以摆脱＂ａ如不正确，－ａ就正确＂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认为既然私有制的有很大弊病，那么公有制就会消除这些弊病．在＜共产党宣言＞中，年青的马克思（不到三十岁）与恩格斯（不到二十八岁）在回答＂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的指责时说：＂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而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８５页）他们的回答是有道理的，表现出了强烈的变革愿望，但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说得过于绝对了，而对未来社会即＂没有资本＂的社会则过分理想化了．其实，消灭了＂雇佣劳动＂的公有制社会，完全可能出现＂懒惰之风＂．因为正如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显然不曾形成劳动者的自我管理．＂（哲学译丛，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第６４页）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这一原则，是由劳动者的＂代表＂的管理来实现的，尽管这些代表应当在管理中听取广大劳动者的意见，使广大劳动者能积极参与管理工作，但在事实上，这些＂代表＂很容易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而不要这些职业的管理者，而由劳动者＂直接管理＂，也会造成无人负责的状态．当年，列宁以为革命既然成功了，劳动者成了工厂的主人，就一定会勤奋地为创造新的劳动生产率而积极主动的工作．但有一天他的妻子克鲁普卡娅告诉说：某工厂的工人开会研究决定，放一个时期的假，以便工人们做些家务事，并称现在工厂是我们大家的了，我们开始当家作主了！列宁了解到这不是个别的现象，便决定加强劳动纪律，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以致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公有制实践表明，＂懒惰之风＂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广大劳动者往往看不到这＂公有财产＂中，自己的那一份究竟在那里．也正因此，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限制，那些不计报酬而无私奉献的劳动模范毕竟是少数．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就历史性地发生了．劳动者自身也不会因为实行了公有制，就能自动地将个人的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自觉地努力工作，这不但需要一定的文化品格和有效的思想教育，而且要有良好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当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未完全忽视公有制有可能带来的弊端，马克思在谈论建立公有制的必然性时，也谈到了＂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２３页）只是他和恩格斯都没有对＂个人所有制＂这一点，做出详细地说明，称＂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６２９页）．恩格斯晚年更意识到：＂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６８１页）对于这一点，如果联想到我国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那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同当时毛泽东的专制主义的关系，更可以对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有进一步地理解．

３扬长避短

公有制与私有制既然各有长短，各有利弊，做为执政者就应当扬长避短，取利抑弊．这就要从特定的时空具体条件出发，做到使社会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管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及其具体形式，只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就要采用，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就要抛弃．列宁当年就警告说，不要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而硬要采用某种措施．邓小平批评那种凡事都问＂姓社姓资＂，就是要人们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义＂出发．当代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是因为公有制具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和在历史大尺度上推动生产迅速发展的优越性，而不是因为它属于什么＂主义＂．当代中国坚持把私有制＂请回来＂并鼓励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是因为私有制具有在局部范围内和在现实条件下有利于生产迅速发展的优越性，也不是因为它属于什么＂主义＂．针对两者各自的缺陷，执政者应当通过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和教育的手段，予以防范和解决．在公有制经济中，要引入市场经济观念，使管理者与劳动者树起公平竞争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能力，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要使管理者树起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意识，防止利用垄断地位或强势地位损害国家、其它企业和社会成员．特别是要防止管理者成为官僚，成为主宰劳动者命运的独裁者．要使劳动者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敢于依法和以德衡量、监督管理者．在私有制经济中，也要使管理者与劳动者树起对社会的责任感，发挥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灵活机动的长处，以在随时满足市场需要的过程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要防止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行为．特别是要防止管理者向政权机关官吏行贿，对劳动者盘剥压榨的行为的发生．在一般意义上，公有制对私有制的超越，归根结底在于人性的发展，在于人类社会不管经历怎样的曲折，终于要走向人人自由之路这种历史进程．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社会现实：在发达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实行了对私有财产的限制，资本家已不能象十九世纪那样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了，累进税制和高额遗产税制，也使私有财产中的公有成分增多了．也就是说，资本家在为自己创造的财富中，已包含有公共财富的成分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已部分＂符号＂化，成为公有财产的一部分了．这种＂公有化＂的历史总趋势，并不排除在一定时空背景中＂私有化＂的必要性，亦即私有制对公有制的超越．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使已被基本消灭的私有制经济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甚至使一些办得不好，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是私有制对公有制的一种合理的超越．至于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问题，只是表明官员腐败问题的严重，而不能说这里的＂私有化＂不对．同样，对于在苏联东欧剧变中，一些效益极端低下的国有大型企业以股份形式分给普通劳动者的做法，也应视为发展社会生产的一种探索，而不能简单地视为历史的倒退，或攻击为＂资本主义复辟＂．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乘机中饱私囊，大肆掠夺国家财产，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下滑和破坏，只是表明其改革遭到了重大挫折乃至失败．近些年来，中国大陆一些人一听说或一看到私有经济发展了，便怀疑中共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是＂走错了路＂，甚至发表所谓＂批判资改派＂等政治言说．这些人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就在于离开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辩证关系，无条件地迷恋于公有制和拒斥私有制．这里，对于私有制是否会永远存在这一问题，还需要深入进行探索．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既要求消灭私有制，又要求重建个人所有制，会给人们的探索以一定启示．看来，在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中，即在古人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近人所说的平等博爱的理性境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用来剥削他人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不会存在了，但私人占有生活资料的方式和多少，却因种种条件的区别，包括个性的差异而大显异处，这里不会整齐划一，单调乏味，而会和而不同，色彩斑斓．但具体状态，不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就是今人也不能确知，只有后人才能解答．从所有制的视角上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相结合的一种表现．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即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交换的双方，是两个不同的所有者，社会主义既然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公有制，也就使所有者单一化了，那还有什么商品交换呢？这也正是马克思直至晚年都在坚持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原因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嫁接＂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上的一种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所蕴涵的矛盾是明显的，需要认真加以解决．在主流政治言说中，那种市场经济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相容，又可以与社会主义相容的说法，在中国当前的实践中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在理论上如何消除其中的悖论，是应当继续探索的，并在探索中求得理论的发展．

（九）＂救中国＂

１民主主义

对于流行于大陆六十余年的说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需要认真加以澄清的．这种说法源于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所制定的最高纲领．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摆在先进分子面前的紧迫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救亡图存！要救中国，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与两者密切联系的官僚资本主义，实行民主主义．这种民主主义，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纲领中所说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最低纲领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这就是说，要解决＂救中国＂的问题，不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而是建立民主主义国家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这就要通过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解决．而要完成这种革命，就必须把握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状况，包括它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应当说，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要比中国国民党高明得多并富有远见．毛泽东在三十年代后期正确地指出：必须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这种革命已不是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选择了共产党而抛弃了国民党，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信奉或实行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共产党坚决实行了民主主义，进行了土地革命，给农民以土地，努力使广大群众享有民主权利，进行了英勇卓绝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国民党则虽然在纲领上讲实行民主主义，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领导集团，背离了孙中山的遗训，既不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又剥夺了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还与日本、美国等侵略者勾勾搭搭．以致在败逃台湾前，事实上站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一边，自己倒成了民主革命的对象．显然，这里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战胜民主主义、三民主义的问题，也不存在广大群众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抛弃了民主主义、三民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共产党之战胜了国民党，并不是社会主义战胜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流行于国民党营垒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中国当时并不需要也不应当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而需要并应当实行三民主义（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里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在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对此，毛泽东曾做过较为准确的说明．当然，国民党反动派喧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一政治言说，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党，是要＂限共＂、＂溶共＂，以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它曾以此政治言说，归劝、诱降被其逮捕、俘虏的共产党人．而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监狱中，都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来鼓舞自己，进行了英勇的、可歌可泣的斗争，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当前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本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包含着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正如邓小平说过的那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则孕育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因素，难怪孙中山把做为三民主义（民主主义）之一的民生主义也叫做社会主义呢！毛泽东较为准确地阐述了这样一种关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５１页）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信仰共产主义，不但可以使之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而且可以运用更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当前的革命斗争．而这又是同二十世纪的中国民主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背景，国内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的情况，有直接关系的．总之，＂救中国＂的问题，是要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来解决的，而不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解决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提法，是不准确的，而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起到消极作用．

２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救中国＂问题，即＂救亡图存＂问题解决之后，中国向何处去，即如何发展的问题，便提上了日程．在１９４９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各民主党派的意愿，确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中国．该纲领没有提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这显然是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实际和最广大人民的意愿的．但在三年后的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便不顾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谈论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提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在一年后的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最终形成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审定的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纲．值得指出的是，对此，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就曾强调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认为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但从尊重毛泽东，服从毛泽东出发，且因尚无经验很难自信正确，而放弃了自已的意见．此时的毛泽东，并未完全陷入左倾错误泥潭，他将过渡时期确立为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任务是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但在实践中，他的＂加速＂思想不断强化，至１９５６年就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主流政治言说宣告，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说，这种急躁冒进的做法，突破了原苏联的做法，并以毛泽东那个先搞公有化后搞机械化的＂创新理论＂为根据．在这里，毛泽东的理论，同列宁那个本已显得超前的理论相比，更为超前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五个年头曾谨慎地说过：＂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列宁全集第３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２页）这和我国建国初期的＂迫切任务＂是相吻合的，即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毛泽东否定了自己曾倡导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而代之，并在实践中一再＂加速＂，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恶果．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去世后，认真总结了教训，在１９８１年６月的决议和十三大决议中，明确地提出和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理论、路线．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恢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的＂五种经济成分＂，使一些学者自然联想起建国初期的＂五种经济成分＂，并认定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上相当于过去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认定是有道理的，并有助于深入总结历史教训，更好地展望未来，以使在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少出偏差，少走弯路．当然，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远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初期那种样子了，这是在肯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理论、路线时，应予注意的．至于有学者提出民主主义无所谓新与旧，批评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则属于另一种问题，需要另做讨论．

３中国特色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做的突出生产力的论述，是与此前中国走过的弯路直接相关的，也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相关．也就是说，邓小平的论述，不但是对中国党所犯左倾错误的一次重大拨乱反正，而且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一次重大修正．即以对中国来说，无此，便不能真正解决＂发展中国＂的问题．这里，迷恋于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是无济于事的，历史还证明，这种迷恋，只能有害于＂发展中国＂．这就是说，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解决了＂救中国＂的问题之后，就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来＂发展中国＂．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来取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是以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解释为前提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当代中国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科学理解和解释．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和阐述者是一批人，包括一批专业理论家和学者，而以邓小平来命名，是与他的具有科学性的思想观点和较高的、强势的社会地位相关的，因此是当之无愧的．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新论述提出之前，已有一些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具有创新性的论文，之后更有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论述问世．在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做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后，就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又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针．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创建，都是立于中国这块土地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它进一步表明，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是多种多样，各有特点的．它也表明，社会主义政权的领导者要鼓励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探索，善于容忍或吸纳一切有创新意识的见解，包括与主流政治言说有所不同的意见．例如对于我国著名学者谢韬发表在一家非主流刊物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就要进行具体分析，注意吸纳其中有价值的思想和意见，而不应当抓住其中某些不当提法和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观点便予以全盘否定，更不应当口诛笔伐，开展＂大批判＂．该文提出了与主流政治言说有所不同的观点：民主社会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思潮，而是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不但在理论上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在实践上对于当前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有启示作用．该文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差别＂．＂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实行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这些说法，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当然，矫枉常常过正．该文说列宁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左倾修正主义＂，就欠公允，就象列宁主义者长期攻击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不够公允一样．列宁所处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他往往夸大暴力的作用，但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中，曾力争＂革命的和平发展＂，在十月革命后的三、四个年头，提出了对内的新经济政策和对外的和平共处原则，列宁并不认为＂暴力＂是解决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手段．至于该文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改正了暴力革命的观点，也与实际情况有些不符．的确，他们晚年几次强调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并未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就在被该文视为＂最后遗言＂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写出后的第三天，即１８９５年３月８日，恩格斯就批评了那种＂宣扬绝对放弃暴力＂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０１页）该文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同多年来主流话语说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一定要找出谁是正统，从而独尊和追随，是有害的．其实，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派，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并都有自己的社会功能，应当和可以互补．只是由于现时代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功能，在总体上超过了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功能，正象当年以战争、革命、对抗为主潮的时代，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功能超过了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功能一样．当然，列宁主义在当代仍有某种功能，而这是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战争与阶级斗争这种情况相关的，也与列宁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相关．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必要更多地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吸取教益，正如有必要从人类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吸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而不管它打的是什么＂主义＂的旗号一样．面对人类曲折的历史，还可看到这样的表象：从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松紧结合程度上看，时而呈紧，时而呈松．如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似多呈紧，在资本主义时代，似多呈松，在社会主义时代，又初似呈紧，而后则呈松，到了未来人人自由的时代，又更会呈松．在每个时代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方面，亦会松紧相间．如在战争时期就可从紧，而在和平时期就可放松，对腐败现象就应从紧，对不同言论就应放松．这种表象及其对策，或许可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和领导者实行社会管理时做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