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井冈山干部学院地址: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3 23:00:20
十、没有冬玫瑰的1977年
毕冰宾
作者简介：毕冰宾，男，1960年生于保定市。翻译/作家。1978—1984年就读于河北大学外文系（七七级）和福建师范大学外文系（八一级研究生），文学硕士。以黑马为笔名出版劳伦斯作品译文十余种，出版《混在北京》等长篇小说及散文随笔集多部。
平实的我看电视里位高权重、指点江山的他们，想到的是：1977年的冬天里，我是个小城的后街男孩，没见过私家花园，更没见过大雪里玫瑰开放的景色。我是被老师催着去参加高考的，被他逼着报了外语专业，被裹挟着成了七七级，苦学苦练，加强知识修养，慢慢成长为一个差强人意的翻译家和作家。这是我这个文化基础薄弱的穷孩子最好的出路和结果了。30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私家花园并在花园里欣赏冬玫瑰的景色，我的幸福感与这些叱咤风云的七七级师兄师姐的幸福感比是那么渺小但实在……也就是说，我是“文革”后第一批有“正常感”的大学生。从我开始，上大学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上大学本身并没让我产生天壤之别的质变，我依旧是我。或许，这就是我这类七七级小部分人的意义。
1977年10月里突然宣布12月就开始恢复高考，全国为之沸腾，积压了十年的高考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下乡的知青、工厂的青年工人，还有各个行业里的青年立即开始紧张的复习。那两个月，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或几个人在忙着复习参加高考，有的是父子或母子共同备考。最忙碌的是各个中学的高考补习班，教室里灯火通明，一直亮到很晚。各个学校门口出出进进人流如织。学校外灯光昏暗的街道上是成群结队喧闹的年轻人，像过节一样。特别兴奋的当然还有那些“文革”前就带毕业班的老教师们。他们有十年没有送过学生进大学了，现在终于迎来了自己业务上的又一个春天，又能以高考录取率为衡量自己业务水准的标志了。那是他们当教师的价值所在，尊严所系。他们和参加补习的学生一样兴奋，都是义务地为大家做辅导。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加班费或讲课费这一说。在补习的人们眼里，他们就是通向大学的指路明灯，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救星，感到他们站在讲台上的身姿特别威严、优雅。
每天晚上走在参加补习的人流中，我的感觉很是异样。作为在校生的我，其实对此根本不热心，因为我早就从肉体到精神上准备好下乡当社会主义新农民，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突然要恢复高考，反倒感到不知所措。人生的道路要变了，我甚至傻傻地希望那不是真的，那样我还可以照样下乡，实现自己为之准备了多年的革命理想。我早学会了针灸，还学了中草药知识，准备下乡去当赤脚医生，给缺医少药的农民看病。那时有个电影讲这种“赤脚医生”，插曲歌词是“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我就是准备去暖千家的。现在看来我那时是个多么淳朴的小城市少年啊。按照当时的政策我是属于被照顾可以不下乡的，在城里当工人，也可以留在中学里当代课教师。但我决心要下乡，因为除了要“暖千家”，我还有一个理想，就是一边当乡村医生，一边写出一部农村长篇小说来。那个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浩然那样的农村作家。因为那个时候小说很少，而浩然的小说写的就是我的家乡河北中部的农村生活，家乡方言让浩然提炼得如此精当，如此活络，让我感到亲切、令我崇拜。我真高兴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的大作家，认为自己有条件学他的样子，甚至可以超过他呢。年轻，真好。恢复高考打碎了我为之辛苦准备多年的浪漫革命理想，估计上大学毕业后就得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城里无病呻吟了。那个年代我全盘接受了革命理想教育，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难忘的倒是这之前的选拔考试。在校生要参加高考必须先参加选拔考，名额只有3%。为此，各个中学都组织了隆重的选拔考试，气氛十分紧张而热烈。原先评价一个学生优秀与否都是看他是不是当了团干部，是不是有体育和文艺特长，是不是有群众威信，是不是在学工学农活动中吃苦肯干和手艺灵巧，现在则要比谁的文化课成绩好了。那几年为了争先进、当学生干部，我从来都是逼着自己在劳动中吃苦，在学工中苦学技术，认为这样锻炼自己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现在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变了，为了证实自己在学习上也出类拔萃，为了争口气，虽然不热心，但还是兴冲冲地参加了选拔考试。那两天正是秋雨连绵。那时的秋天比现在冷多了，我记得我都穿了毛衣毛裤，却光着脚丫子穿胶鞋（为了少洗一次袜子）。一路打着伞跑到学校，手冰凉，脚冰凉，心里也冰凉。我下午迟到了，人家都开始答题了，班主
高考前报志愿，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准备后面的志愿都报各个等级的大学中文系，认为上了那个系就能当作家了。但
两个月后高考那几天风雪大作，简直是冰天雪地。我每天趟着雪赶到考场去考试，一路上几次差点滑倒。我们穿着棉裤棉袄，戴着棉帽子，教室里生着火，但依然冻得手发僵。我很幸运，我是在母校保定三中的考场考试，我的座位正好是我初中二年级时坐过的那个座位，加上我对高考并不热心，答题时我很放松，轻而易举就考上了。
但因为我上的大学不是一流大学，专业也不是我要考的中文系和俄语系，而是英语专业，我要从头学英文，所以我是闷闷不乐地进了大学的，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后来才知道30年前那个历史性的冬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570万人过独木桥的壮观场景，并世无俦！但26 ：1的残酷淘汰率仅让20万人上了大学，让550万人积压了十年的大学梦化为乌有。那是民族的盛会，亦是百万人和他们的亲人精神的滑铁卢。可我就那么轻松懵懂地走过来了，根本不懂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我只是高中升大学而已，和那些蹉跎了很多年的师哥师姐们心情完全不同：他们在农村和工厂干了很多年，有的都是孩子的父母了，那次如果上不了大学，就永远埋没在社会最低层了。而我才17岁，还有很多机会，还可以考几次大学。我身后没坎坷，没有什么阴影，我纯粹是来上大学的，很在意上的是什么样的大学，学校风景美不美，学校里名教授有多少。因此我上了大学，反倒不开心。这心情在当年被大家视为身在福中不知福，甚至是有毛病。幸福的人就在于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上了大学后，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原来我们整天忙着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到部队学军，接触社会本是好事，可就是没有学什么知识，甚至鄙视知识，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五年中学下来，据说知识水平只相当于“文革”前的初中生。我这个优等生充其量是“文革”前初三的中等生。而大学里使用的教材不过是“文革”前的旧教材。英语专业的课本还是苏联专家审定的那些。文学课的任务是补读“文革”十年被禁止的那些“古典资产阶级文学”名著，从莎士比亚、狄更斯、杰克·伦敦的小说和彭斯的诗歌甚至安徒生的童话英文本念起。等于过去的十年我们没有进步，知识断层很是严重。所以我必须心无旁骛，埋头苦学，紧赶慢追，在教材之外多补一些更新的知识，争取毕业时上研究生。这个时候我狂热地爱上了外国文学，准备以后成为一个学者和翻译家。
而七七级里多数人因为年龄的关系，上大学除了补充知识外，他们更关心的是毕业后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获得自己的地位，当官，做社会的主流，因此最现实的是找好的工作单位、分配在好的城市。因此他们在校时就热衷于社会活动，为自己毕业后的仕途打基础。可能是年龄上的差距，让我与那个“成人”世界拉开了距离，他们所热心的都非我的关切，所以我基本上是游离于整个七七级大环境的少数“小孩”之一，仅仅热衷学问。估计那时我的形象倒像《青春之歌》里沉迷于故纸堆的那个余永则。也许我本来也是有从事社会活动的热情，但在这些大龄生面前自惭形秽，所以根本就退避三舍，只读书考研了。
几年寒窗，我在毕业前考上了研究生，我们那一级800多人，只有25人上了研究生。因为南方大学比北方大学开学早，我提前离开学校，在同学师兄师姐们进行毕业分配的斗争时，悄然离开了他们。没有赶上毕业典礼，至今不知道毕业典礼是什么样，典礼时应该怎么表现，是哭还是笑还是哭笑不得。那个年月是包分配, 名额由上面下达, 斗争的结果是有人进了国家部委和省直机关, 有人却去了县城教中学。我相信，毕业典礼上肯定是有哭有笑。我年纪太小，这种事肯定争不过，考了研究生早早溜之大吉也好。可怜的是还有很多自觉争不过的，也上了考场，结果没我幸运，只能下了考场再上战场。成才与否，多取决于那个“毕业分配”，分配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同学之间以后天壤之别的差距。计划经济年代的“分配竞争”与市场经济时代的谋职竞争性质上完全不同。
七七级里多数都当了官，而且不断上升着。其中不少人在学术单位获得了势能后又重新拣起了学问，官场和学术上都有杰出表现，令人望尘莫及。做学问本来靠的就是综合实力，能当官就能拿到更多的科研经费，学术上出成果会更快。所以当官也是救学问和做学问的途径之一。
由此我想到，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七七级作为时代的标志性群体是辉煌的，这个群体包括整个新三级，他们填补了“文革”后的知识分子青黄不接的空白，也因为恢复高考的幸运，成了1980年代人才短缺时的应急力量，以至于在这之后成了社会中坚力量。但他们绝大多数只能是人才和各层“官”而已，却难以出大师，因为他们在幸运地成为新三级大学生的同时，也不幸地成了知识的过渡层。他们上大学前多年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世俗的历练锤炼了他们为人处世的精明世故，让他们可以成为杰出的管理人才，应对各种人事纠纷和社会问题。但这种特殊的经历妨碍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更新，妨碍了学术思想的正常发育，如果他们能在当年中学毕业直接升大学，其结果就不会是这样。所以他们当中难出大师，甚至很多人不过是平庸的官僚而已。大师要等从后几代学弟们中出了。
2007年12月下了第一场冬雪，我刚刚搬进带花园的新房子里（这是我在新一轮房价高涨前懵懂中以较低的价格买下的高品质房，后来的涨价令我瞠目），看到的是飘扬的雪花中玫瑰与月季盛开的美丽景色，这让我想起英国冬天里绽放的冬玫瑰。我被我的幸福生活感动着，这时才发现电视里开始了恢复高考30年的评说、回忆，还隆重推出了高考第一年的七七级精英谱。打头榜的有部长、省长等，人们似乎把七七级的成功定位在出了多少政要和各级官员上，可能因为七七级中的这类人才占的比例很高吧。这才想起我还算是他们的同学，但我没有产生那种热切的“我们”感。我想，七七级可贵就可贵在它的不平常也就是非常上，那些积压了十年的高考梦想终于实现了。人由非人和废人变成了正常人后的激动。从500多万考生里脱颖而出的20万，多么不正常啊！所以，考上的从此出人头地，而且因为那个年月大学生的物以稀为贵，毕业后很多人官运亨通、财运亨通、学（术）运亨通，真应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话了。所以每每回忆，这些人都会百感交集、豪情澎湃、激情万丈。人的激动、愤慨等与血液沸腾有关的生理波动都是在非正常状态下才有的，因了历史的巨变而出现的不正常会伴随他们一生，每每念起都会难以平静。他们还沉浸在昨日脱离苦海的幸运和这之后成为社会名流的辉煌中，因为一个上大学让他们自己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而平平常常的人就不会。
平实的读书人经历让我与骄傲自豪的七七级或新三级拉开了距离。所以，我总是忘本或者说是忘了光荣的过去。每年12月下大雪的时候都想不起1977年大雪中的高考，反而是总被媒体提醒着想起来，而且并不心潮澎湃。看电视上那些七七级和七八级的人声音或哽咽或高亢地谈论理想和苦难，感到那是另一批人，跟我没关系。为此每每惭愧不已，为自己成为七七级的游离分子感到自惭形秽。可到了明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时，我估计还是记不起1977年的高考来。真正幸运的人可能就是这样。
平实的我看电视里位高权重、指点江山的他们，想到的是：1977年的冬天里，我是个小城的后街男孩，没见过私家花园，更没见过大雪里玫瑰开放的景色，我是被老师催着去参加高考的，被他逼着报了外语专业，被裹挟着成了七七级，苦学苦练，加强知识修养，慢慢成长为一个差强人意的翻译家和作家，这是我这个文化基础薄弱的穷孩子最好的出路和结果了。30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私家花园并在花园里欣赏冬玫瑰的景色，我的幸福感与这些叱咤风云的七七级师兄师姐的幸福感比是那么渺小但实在。可能我上大学的感受更像以后几届小师弟师妹，比较纯粹，是“正常”的“求学”感觉，读书 —— 考研 —— 工作 —— 生活，业余从事文学写作，是一个渺小但正常的读书人。也就是说，我是“文革”后第一批有“正常感”的大学生。从我开始，上大学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上大学本身并没让我产生天壤之别的质变，我依旧是我。或许，这就是我这类七七级小部分人的意义。
当然我深知，1977年恢复高考肯定改变了我可能走的路和未来：如果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或者说高考再推迟一年，我可能就下乡去当赤脚医生了，可能走的会是另一条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路，也许因为苦尽甘来而变成那些七七级们的样子，永远在亢奋地回忆当年，为自己从苦中苦到人上人的变化而永远自豪；也许和他们当中倒霉的人一样现在早就下岗吃救济了。如果不是我的老师骂着我报了外语专业，我很可能上个比河北大学更差的大学的中文专业。那就不会有我后来翻译的这些劳伦斯作品，也不会有我极具特色的小说代表作《混在北京》。历史不能假设，假设甚至会让我不寒而栗。所以我只能在30年后道出一个被历史裹挟者真实的感受，也算七七级的一个小侧面吧。
十一、自学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
耿艳鹏
作者简介：耿艳鹏，男，1949年3月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市，祖籍山东省寿光市。笔名王阿寿、王鹤翔、阿山。六七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插队。当过民办小学教师、公办中学教师、史志编研人员。参加函授和自学，取得大专文凭。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起在《江西大学学报》《近代史研究》《名人传记》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纪实文学300多篇百万字。曾任《万安县地名志》《万安县志》副主编、万安县政府办公室政务副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化局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万安文史资料》主编。
山区小地方查找需要的资料太难了，即使像万安这样的县城，很长时间也找不全二十五史。为了学习和研究，逼得你必须自己搜寻和积累资料。为此，多年来，我省吃俭用买书看书，陆续建立了藏书近万册、剪报300卷、抄书和录卡片500万字，三套党史、文献杂志从创刊订到今，还有大量藏报的个人资料库。从考古文献到二十五史，从古代军事到三教九流，从毛泽东朱德到蒋介石蒋经国，从苏俄到日本，从民俗文化到古建筑知识，我这里都有丰富的资料。
一 、带着书箱当知青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后，我们这个革命家庭开始受到冲击。那年10月，红卫兵赴京代表（我也是其一）回县后，县委安排全校师生去参加消灭血吸虫病的灭钉螺会战，部分师生认为是“阴谋”而造反。我是高三（1）班团支部书记，坚持灭螺不动摇，被划为“保皇派”。1967年，在吉安行署国防工办当副主任的父亲被批斗，并揪回万安“交代问题”（曾是万安县委副书记），不久，我又被“造反派”抓去毒打近两小时。1968年8月毕业（六七届）时，连县办农场都不让我去，我被安排到本县偏远的高陂公社泗源大队栋头村，成为了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新的生活开始了。下乡时，我除了铺盖和换洗衣服日用品外，还带去了一大纸箱劫后幸存的书，这是我家当时最值钱的一点东西了。
我家出身贫寒，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抗战时期，家里太穷，只好离开山东老家去闯关东，参加了革命。1949年他随军南下，解放万安，并留在万安工作，1963年调吉安行署搞“三线”建设。他那点文化，是参加革命后学得的，家里最早的藏书，就是他参加培训和平时自学留下的书，多是引我好奇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和相应的历史、理论辅导书。我从小就常常去翻看父亲的书箱，因此也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有点零用钱都是省着买了书。受父亲影响，特爱看历史书、理论书，尤其是革命回忆录和历史故事。“文化大革命”从“破四旧”起，全城兴起大抄家毁书运动，我家不可能幸免。我无奈将藏书卖了几板车，扬言全卖光了，其实还是偷偷地藏下了一些，少数是我自己买的，多数是父亲的那些书。我从1963年开展学雷锋以来，已十分认真地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尤其在高中，看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书，和文学经典，本想高考时填报新闻系或历史系，有志当个记者编辑或学者。谁知“文革”阴风起，改变了我的命运，城里的干部子女变成了乡村农民。因有了读书习惯，也不愿消沉，家里劫后只留下这一纸箱书了，我肯定要将它带到身边。我知道它的分量，因为其中除了毛主席著作外，还有苏联科学院编著的大部头《马克思主义哲学》、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及几本《列宁文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南高级党校编印的《中共党史大纲》《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陈伯达等20世纪50年代关于毛泽东思想及哲学的辅导讲课稿，一套完整的三卷本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还有几本革命回忆录。我相信它们会给我力量和智慧。
农村劳动很累，知青生活清苦。我每天晚上到生产队记完工分，间而与队干部和社员们聊聊天，回到小黑屋后，就是挑灯看书，经常是打一斤煤油用不了几天。看书也是有计划的，还把书中的诗词抄下来吟读。慢慢地，又有了一些新的收获，生活也更充实起来。我组织文艺宣传队，自编节目，白天劳动，晚上四处演出，我当“户长”的这个七人知青户，还被评为县、地区先进。
正当我在万安农村开始适应艰苦但也有点乐趣的新生活时，父亲从吉安行署机关下放到吉安县偏远的九龙山区油田公社、至今仍然不通车的芳头大队。1968年12月最后的一天，我们全家搬到了芳头村，开始了山民的生活。这又是一场厄运。母亲为此丢了工作（大集体工人），日后丧失了养老金；我是长子，面对老（父母均50多岁，母亲还是小脚）少（二妹一弟均年幼），1970年，也只好找当地农家女为妻，以照顾处于艰难中的家庭。
二 我的抄书史
1969年秋，大队要我担任芳头小学负责人，还要当毕业班的班主任，教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我接课以后，看到孩子们信任和企盼的眼光，就下决心要好好备课，认真教学，不误人子弟。我认真研究教材，针对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除将课堂教学组织好以外，还费精力搞好学生的个别指导，提高他们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这得借助工具书，而我当时只有一本字典，备课时常常要
我发现成语辞典很重要，当时又没处买，就挤晚上和暑假时间，陆陆续续将这本借来的成语小辞典全部抄了下来。我一辈子抄了很多书和资料，第一本全文照抄的书，就是“文革”前出版的这本《汉语成语小辞典》。抄书很辛苦，但对积累资料、避免浮躁、严谨治学是有好处的。
1970年下半年，我被推荐到井冈山地区教育学校读书。这所新型学校，是与全省各地大专学校同时招生的，享受同样的学生待遇，文理分科，学制两年，军事化管理。我被编在文科（连），担任一排（一个教学班）排长。
开学没几天，只发了几本书，一半是政治学习材料，一半是内容单薄的教材，老师上课讲得很拘谨，没一点新意，还经常安排劳动。“这像哪门子大学！”我有点失望，就又想到了得自己找书看，脱产学习机会难得啊。
有一天，我正在关闭很紧的学校图书室后小门边转悠，看见两个白发老人吃力地在抬着一只大书柜，我赶快跑上去，帮着将沉重的书柜抬进了图书室。望着不停地喘气的老者，和墙上贴着的批斗标语，我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反动教育权威，“牛鬼蛇神”！他们感激而又惶惶地望着我，我也惑惑望着他们和满地堆放的书。这样，我们互相算认识了。后来，我经常从这个小后门进去，帮着这些老者做些抬、搬、移之类的重力气活，他们也让我找一些需要的书，只不过叮嘱要小心放好，尽可能躲着看。我就这样“走后门”偷偷地借出了许多书，自学了当时正规大学师范教育的一些课程。当时虽然图书管理有些乱，但我借的书看完后都一一归还了，不愿给那些处境艰难的老人们再添什么麻烦。有些我需要的内容就抄录下来。有一本《世界现代史》，时间跨度很大，直写到上个世纪50年代苏共20大前后，资料翔实。书很厚，我日夜加班，把全书抄了下来。它丰富了我的世界历史和国际知识。
1970年“庐山会议”后，不知怎的，井冈山地区教育学校本届学生要提前毕业，两年制大专变成一年了。很长时间，弄得我们连中专学历都不是！大中专学校毕业前有个实习阶段，1971年上半年，我带了15个同学来到远离县城130里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遂川县分校实习。
离开吉安之前，我在学校图书室未开放的书库里找到一本很厚的《社会科学大辞典》。这部辞典由著名学者共同编著，条目很多，内容丰富，就像浓缩精炼的百科全书。我的自学正需要这样的辞书，于是就选择了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条目进行抄录。由于要实习，我把这本辞典带到了遂川共大。同学们看见了，都说也需要，我就借来钢板刻蜡纸，每人可以印一份。大家将不多的实习经费全部用来买了白纸，油墨则只好沾遂川共大的光了。大约20天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一本厚厚的油印辞书，这在那个缺书、砍知识的荒谬年代，是渴求知识的青年们重要的礼物。直到从上海邮购到第一版《辞海》前，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自学
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1971年8月，我被县里分配到离油田家70里、距吉安市30里的桐坪中学。在那里一干就是6年，我一直担任校政教组长（即教导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初中一个毕业班班主任，教语文，有时兼教政治，指导校文艺宣传队。这已经很忙的了，公社党政团武（人民武装部）还经常找我帮着写各种报告材料，我都答应了下来，并尽可能让他们满意。看起来忙了许多，但这不就多了一些了解社会、为社会服务的锻炼机会吗？后来我被选调进党政机关，还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不论什么岗位，我都得心应手，其能力就是当时无意中锻炼出来的。
当了老师，又是学校管理人员之一，就得研究教育、教学，我自学到的唯物论辩证法、《教育学》《心理学》等，都在不知不觉、有意无意中发挥了指导、影响作用。我教的班，总是全校最活跃的班，哪怕中途接手“差班”，不需多久，班风和成绩就赶上来了。那几年，我跑遍了桐坪公社所有的村子，到许多学生家进行家访，和大队干部沟通，发展了许多新团员。我创办壁报和写作兴趣小组，组织文学青年们读书评报评论电影，指导他们提高写作水平。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风气并不好的社会环境下，桐坪中学能有如此的学习风气和育才氛围，是难能可贵的，多少年后还一直影响着这个学校的校风，师生间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前一两年还时有昔日的学生在报刊或网站上写文章提到我的名字，怀念那段令他们难忘的往事。
1977年秋，我父亲离休（时任吉安县革委会副主任），回万安定居了，而我的妻子在远离油田圩镇15里的井头山区小学当月报酬14元的民办教师，带着两个也跟着母亲吃农村粮的女儿。因此在我的要求下，县里调我到油田中学，教高中毕业班。两年后又进井头中学，均为教导主任、毕业班主任兼语
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是老三届们值得庆祝的日子：国家恢复高考了！我也兴奋地跑到教育局询问、报名，但得到的答复是：“你已经参加工作了，又是骨
不能脱产上大学，我就报名参加吉安师专的中文函授。买来教材很认真地读，作业及时做及时交，每个月还要骑着自行车到35里外的一个函授点上听一次面授课，三年时间，风雨无阻。一科科考完，企盼快些拿到大专文凭。但就在赶最后一科熟悉顺手的《古代汉语》考试那天，天下暴雨，每天唯一的一趟班车在30里外，因公路塌陷无法进山来而折返，我久等误考。那时函授又刚好转由江西师范学院接办，不办补考。无奈，只得等到下一届开到这一门课程时再考。直到1986年，我才拿到大专文凭，那时我已经出山，担任万安县政府办公室政务副主任了。我这一辈子尽是好事多磨，连赶个考也搭不到车！
我虽然处在许多无奈之中，但从不愿消沉和自暴自弃，不怨天尤人，而是积极地面对现实，面对生活，面对未来。我立志要当个好教师，教学之余，比较关注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怎样当好一个班主任，怎样去做好一个称职的中学语文教师。正因为平时勤于思考和分析、总结，在1981年前后，我陆续在省内外地市级以上教育刊物发表了《关于“宫中”“府中”》《班上怎么跑出个“A”同学？》《评作文〈猎狗老黑〉》等多篇文章；县教研室对我的课堂教学大加赞赏，上级教育部门还抽我参加中考出题和阅卷，使我这样一个山区中学的语文教师在吉安县和地区教育界有些知名度，成为吉安地区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发起成立暨首届学术年会的会员。文学和文史，也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教学内容，对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很有好处。由于我的努力、勤奋和公认的成绩，我多次被评为校、公社、县的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1982年，我被地委行署授予吉安地区优秀人民教师称号，荣获奖章一枚。
干一行，得爱一行，得钻研一行，得尽力干好它，努力在这一行里成为行家，才能做出成绩，这是我的体会。
四、“王阿寿”一鸣惊人
吉安县油田山区是土地革命时期赣西南延福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是1930年10月，红一军团打下吉安城后，安置伤病员的后方医院所在，也是苏区肃反的重灾区。后来我多次去东固山区采风，又听到不少关于大肃反中引发的“富田事变”的说法。这引起我的关注，并寻找和查阅历史文献，有意对此进行探讨。1979年，《江西大学学报》上刊发了几篇文章对“富田事变”进行讨论，我虽在很闭塞的大山沟里，竟也知晓了。我就提起笔来，苦战三昼夜，一气呵成《谈谈“富田事变”发生的种种因素》一文，寄往江西大学，参加争鸣。文章直究事变的发生原因，认为江西苏区路线分歧尖锐引发冲突，逼供信导致肃反扩大化，才最终演成“富田事变”；并认为当时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双方各打50板、“和稀泥”的处理方式（其实批评处理还是有侧重，但定性正确）本来是对的，可促使各方冷静和进行反思，促进红军和苏区的团结对敌。由于有人不服，反而批判项英“右倾”、“调和路线”，结果导致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和更多的赣西南苏区干部被错杀，教训是深刻的。
论文很快发表在《江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二期，上了要目，立即产生很大反响，引起萧克将军（中央委派他牵头负责对苏区肃反、“富田事变”进行调查研究）等的关注。一些苏区老干部还写信给我（编辑部转），泪陈往事，对我支持鼓励。人们都以为这个“王阿寿”一定是个权威人士。那年暑假我在县文化馆参加文学作品改稿会，就常常遭遇人们拿“王阿寿”的文章来为苏区肃反问题争雄。我哪敢讲“王阿寿”就是我呀，讲了人家也不会相信。当时虽说敢闯禁区，但中国的政治运动太多，因文章招祸的例子太多了，顾着一个家，我也有害怕，所以发稿前，就临时想了这么一个笔名。文章发表两个月了，我还不敢去信用社领取“王阿寿”的15元稿费。
纸包不住火，一年后，吉安县终于有人打听出“王阿寿”就是百多里外大山沟里的耿艳鹏。1982年，全国兴起党史资料征集编研高潮，吉安县承接到的中央和省下达的专题任务特别重，还要新修县志，县委就把我调到了史志办公室。我负责军史资料征研，第一块“骨头”，就是红二十军军史和“富田事变”。我费了近一年时间，在东固、兴国、赣南等大山间跑了好几个月，寻找到红二十军军长曾炳春的知情亲属，和几十个散在各地的健在的红二十军老战士，以及其他当事人知情人，征集到很多资料。还到南京、南昌等地访问一些老红军，查阅历史档案，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也收集了许多党史军史民国史资料，为我能几十年不懈地研究军史、赣西南区域史和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罗炳辉，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我下放当知识青年，在大山沟里，并没有想到后来会怎么样，只不过觉得即使当个农民，虽然很辛苦，但也可以从物资到精神，过得充实一些，所以我把上天平分给我的光阴利用好，迎对各种磨炼，学习学习再学习，无意中有了今天的成绩。
山区小地方查找需要的资料太难了，即使像万安这样的县城，很长时间也找不全二十五史。为了学习和研究，逼得你必须自己搜寻和积累资料。为此，多年来，我省吃俭用买书看书，陆续建立了藏书近万册、剪报300卷、抄书和录卡片500万字，三套党史、文献杂志从创刊订到今，还有大量藏报的个人资料库。从考古文献到二十五史，从古代军事到三教九流，从毛泽东朱德到蒋介石蒋经国，从苏俄到日本，从民俗文化到古建筑知识，我这里都有丰富的资料。吴晗等老学者治学的经验给我很好的启发，许多东西我是越不懂越想懂，于是到处向人讨教，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寄出过许多请教书，得到过胡华、程应缪、陶菊隐、严庆澍（唐人）等先生回信指教，受益匪浅。每次参加学术会议，或接待国内外专家学者考察，我都是很认真地听取他们的讲谈意见。有时间我就看书报想问题，或走到古村老寨，去采风问史，进行田野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80年到现在，我用本名及王阿寿、王鹤翔、阿山等笔名，在70多家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文史文章、文学作品300多篇百多万字。
人生苦短，日月岁长。与祖国同龄的我，祖地山东寿光，在黑龙江阿城来到人间，1954年走到井冈山下，一晃就将近花甲，上山下乡当知青也30年了！酸甜苦辣，我们老三届，品味最深。可幸我们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落伍，没有消沉。艰苦磨砺了我们，使我们始终与党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健步走向了灿烂的21世纪。我们也可以自豪的！
十二、保安堡——那难忘的歌
齐每丰
作者简介：齐每丰，男，1948年生于北京，“文革”前在北京十三中读书，1968年到山西省左云县插队落户，1971年抽调到大同铁路公安处工作，1990年调北京铁路公安局，曾任局警务处处长。现退休。
今天我们追忆那段往事，绝不是在这里顾影自怜，自作多情；也不想怨天尤人，慨叹人生；更不愿撩开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乞求后人的怜悯和同情。我们之所以追忆那段往事，就是要通过那段经历的反思和回顾，反省历史，感悟人生，告知当代，警示未来。这是我们一代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我们有责任向年轻人讲述中华民族那段椎心泣血的历史教训，要让他们知道，在共和国的青年时期，他们的父辈——共和国的同代人，为了防止所谓修正主义的侵入，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运动，几乎浪费了个人的宝贵青春；他们给历史留下了一条断代，一条人才的断代，历史给他们留下的是一块文化知识的空白，一块足以令人抱憾终生的空白。
经历过那场人生磨难之后，才使我们真切感知到，每个人时刻都在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甘苦同在。共和国的命运始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共和国的前途始终与我们紧密相连。个人与祖国无法分隔，共和国永远是我们的依托，没有共和国的安宁和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个人价值和前途。这就是那段动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一代人以青春为代价，所悟出的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
凝视着照片上那突兀的烽火台、那蜿蜒的古长城颓垣，不禁忆起了动荡年代塞北高原上，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流年似水，岁月如梭，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往事非但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淡出，反而越来越频繁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令人魂牵梦萦，难以释怀。那挥之不去的情结，宛如一支拨动心弦的歌，一支令人永远难忘的歌。
在那命运多舛的年代
谁都不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末，那个多雪的冬天,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为响应伟人的一声召唤，义无反顾地奔赴祖国的广阔天地，上山下乡，去接受“很有必要”的“再教育”。他们不惜以奉献自己的青春为代价，心甘情愿地投身于那股特殊的潮流中，开始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迁徙，规模之宏大，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亘古难寻。当年我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股狂潮之中，只见在浩瀚的塞外原野上，白雪皑皑，气温低达零下二十多度，十几名热血青年在风雪中相聚，怀着脱胎换骨的渴望，跟随着三架拉行李的马车，在没脚踝的雪地上艰难跋涉，蹒跚前行,犹如朝觐路上的伊斯兰教徒，虔诚地寻找着修炼心灵的圣地。在一望无垠白茫茫的雪野上，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将飘落的雪花重新扬起,把本是迷茫的世界搅得更加昏暗。白毛风嗷嗷吼叫着,像是在有意嘲笑我们,撩起雪花拼命往脖子里灌，睫毛、胡须挂满了白霜。狂风肆虐地抽打在我们身上,似乎非要把每个人的心揪出来,撕成碎片。我们任由这暴风雪随意摆布，艰难地在雪野中淌出了一条坎坷不平的路。在身后，两行脚印连同我们多年的希冀和梦想，顷刻间，被狂风暴雪掩埋得严严实实、踪影皆无……当年这悲怆的一幕，刀凿斧刻一般，牢牢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彻底改变了我乃至千百万同行者一生的命运。
承受是一种能力
就这样我们从800年文明古都，来到了历朝历代放逐充军的边关古堡——山西最北部与内蒙古毗邻的左云县保安堡村。在那座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五年的村堡中扎根安家，开始了特殊年代、特殊政治背景下的那段特殊生涯。那里便成了我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驿站。华年飞逝，往事如烟，40载春秋早已漂白了我的少年头，随着岁月的积淀和年龄的增长，我越发深情地眷恋着那片土地，尽管它至今依旧是那样贫瘠，但它毕竟是曾养育过我的土地。在那片土地上有我们激情的投入和惨痛的付出，我们曾将自己昂贵的青春连同今生的命运，廉价地播洒在那片黄土地上，在那段被挥霍的宝贵年华中，留下了我们迷人的梦，未了的情，难言的苦和切肤的痛。那里的每一块土地上，都浸透着我们的辛勤汗水，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记忆。当年我们血气方刚，怀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和梦想，在零下十几度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与乡亲们一起，修渠、垒坝、打井、起圈，站在猪围栏中，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鼓足力气，抡起洋镐下去，地上只见硬币大的白点，脸上却溅满了粪便渣。在学大寨“一出勤、两送饭”的热潮中，与乡亲们一起，经受着风餐露宿的苦难，在冰天雪地的野外，体味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难堪。我们沿袭着祖祖辈辈广种薄收那原始的耕种方式，面朝黄土背朝天，以孱弱的身躯，透支的体力，日复一日，拼死拼活，躬耕不辍。可我在年终企盼中迎来的却是年仅34元7角5分的分红，只相当于兵团战友一个月的工资。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我人生第一次凭借自己劳动所得到的报酬，惊喜之余，又屈辱难当。当我强颜欢笑，用翻着血茧的双手捧起那菲薄回报的时候，我的心碎了。它让我真正咀嚼出贫穷的苦涩，令人欲哭无泪、尴尬至极，唯有眼望上苍，仰天嗟叹。当时茫然中那无奈，困窘中那绝望，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那多年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辛酸，令人没齿难忘。然而生活还要继续，因此忍耐就成了当时唯一的选择，那是一种沉甸甸让人难以承载的煎熬，但也正是在这种忍耐的折磨中，才真正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学会了应如何承受苦难，该怎样直面人生。
当年我们踌躇满志，摆着舍我其谁的架势，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却始终没有享受到那其乐无穷的乐趣。当洪水把我们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把我们的付出冲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才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渺小和卑微。好在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与大自然半个多世纪的较量，从近几年开始，乡亲们才逐渐懂得了顺应自然和善待环境，开始退耕还林、种树种草，学会了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只可惜我们多年的付出过于沉重。
淳朴的怜爱令人动容
从喧嚣、躁动的都市来到这僻静的山村，仿佛来到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这里没有派别的纷争，没有出身的歧视和人格的伤害。在这里我们和保安堡的父老乡亲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感情，有幸得到了纯真情感的熏陶，那是心与心的碰撞，情与情的交融。那份情感是如此的纯净和真诚，没有龌龊和狡诈，不带任何虚伪和世俗，彼此无须提防。乡亲们那质朴的心灵，宛如一泓清澈透明的泉水，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心底。当我们落寞的时候，是保安堡的乡亲们以父母般的亲情和宽厚襟怀接纳了我们，像呵护自己的子女一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使第一次独在异乡的游子，得到心灵的慰藉，体味到世间的亲情和温馨。当马四妈眯着高度近视的双眼，盘腿坐在土炕上，佝偻着身体，为我缝补破旧衣衫的时候，透过那沧桑的身影，依稀使人感到慈母手中那根丝线并没有扯断。她把老人对儿女的全部怜爱，一针一针都缝进了衣服里，让我仿佛重新投入到母亲的怀抱。记得当年收割时，我因体力不支而“掉队”，情急中不慎用镰刀砍伤了脚踝，白骨隐现，血流不止，转瞬间竟染红了鞋帮。我一时不知所措，茫然地瘫坐在地上。只见官元老汉深一脚浅一脚跑过来，喃喃责怪：哎，看这后生愣的，啧啧……眼中流露着怜惜的目光。当他倏地从腰间撕下那带着体温、沾满汗渍的衣襟，为我包扎血肉模糊的伤口的时候，我被这举动惊呆了！我的心随着那笨拙的双手一起战栗。不知是沮丧、震惊还是疼痛，抑或是被这亲情所打动。各种滋味一起袭上心头，两行热泪潸然而涌，连同咸涩的汗水一起，滴落在老汉那枯枝般的手指上。透过模糊的双眼，我分明看到老汉那黝黑的脸庞上写满了淳朴，从道道皱纹中溢出善良……当年那一幕幕动人的情景深深根植于我的心上，使我不断从生活的耳濡目染中，悟出了为人之道。多少年来，它不时地净化着我的心灵，陶冶着我的情操，早已渗透到骨子里，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并将永远伴随我前行。
那是一支让人深深怀念的歌，一段难以回报的情。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近年来，不断听到村里老人们相继逝去的消息，总有一种难言的失落和无法排遣的愧疚，令人黯然神伤。感伤之余我曾几次试图找到官元老汉的坟冢，跪在墓前敬重地磕上一个头，捧献一束野花，虔诚地祈祷那在天之灵在另一个世界安康幸福，以聊表心中的感怀和哀思。遗憾的是这一心愿终因种种原因没能成行。这是一份难以了却的情。我们对保安堡父老乡亲欠下的这一笔笔情债，可能今生今世永远也难以偿还。
美好记忆中的痛
马头山下古老的长城历经战乱和风雨的侵蚀，记载着明清四百多年时代的变迁，同时也见证了我们知青的那段痛并快乐的生活。长城残垣下，我们曾亲手栽下了成片的白杨，为保安堡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清风拂来,林中树叶沙沙作响，令人心旷神怡。林间那松软的小路上，曾留下我们徜徉的脚步。村南那涓涓泉溪从马头山麓顺势而下,由西向东，淙淙流淌，如歌如诉，就像一部动人的交响曲。随着季节的变化，它时而湍急，时而舒缓，轻盈而欢快。它曾无数次从我的梦中流过，带着忧伤和惆怅，悄悄地飘向了不知名的远方。隆冬时节，冰封大地，万木凋零，唯有那漫山遍野的灌木沙棘傲霜茹雪，在寒风中争奇斗艳。橘红的、嫣红的“酸溜溜”（沙棘结的果实）晶莹剔透，煞是诱人。远远望去，田埂上、沟壑边，犹如一团团火焰在燃烧。后生们随意撇下枝条，贪婪地品尝着冰凉酸甜的果实，着实令人垂涎。
保安堡的傍晚是一天中最令人期盼、最轻松惬意的时刻。只见夕阳懒洋洋地躲到马头山背后，阵阵凉风袭来。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扛着锄头缓缓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姑娘们相互嬉笑打闹着，后生们哼起了浓郁的“走西口”。凄切的曲调在山坳中悠悠回荡。老汉肩扛耧犁，叼着烟袋尽情品味着呛人的“小兰花”（当地人抽的烟叶）。卸了套的牲口归心似箭，撂着蹶子从人隙间蹿出，夺路而奔。泥土散发着诱人的气息，芳草萋萋，沁人肺腑。伫立在半山坡上，远远望去，古朴的村庄上空，炊烟袅袅，灯火阑珊。远处隐约传来断续的鸡鸣犬吠。空气中飘着柴草燃后的缕缕清香。静谧的大地被暮色笼罩着，恬淡、幽雅。蓦然间仿佛走进了远古时代田园诗般的意境，令人沉醉于亦梦亦幻之中……
保安的山川田野在常人眼中无非是一片苍凉的土地，而对于我来说，却是一幅留下美好记忆的热土，总会带给我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巍峨的马头山，栩栩如生，绵亘起伏，峰峦挺立，气势恢宏。秋季天空湛蓝深邃，云淡天高。傍晚，夕阳把黛青色的马头山勾勒出金色的轮廓，使其更加绚丽。每逢春夏、夏秋之交，阵雨过后, 山脊上、山坳间常会散落些许斑驳的白雪，不禁让人吟出古人那“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的凄怆诗句。零落的雪花给山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引起我无尽的遐想，令人心驰神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曾与知青老杨和小常，鬼使神差攀上了海拔两千多米的马头山巅，在那人迹罕至的峰顶上留下了我们踏勘的足迹。站在山顶上极目远眺，只见周围群山环抱，峰峦叠嶂，脚下雾霭缭绕，远山若隐若现，塞外的岱海宛如一面镶嵌在绿色地毯上的明镜，在阳光的辉映下放射出熠熠粼光。那景色真的美极了……
望着眼前的秀丽景色，冥冥中心底猛然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我们不约而同地挥起臂膀，面向远山，仰望蓝天，竭尽全力拼命地呐喊、怒吼、咆哮、嘶嚎，以男子汉特有的发泄方式，把长期积郁在心中的苦闷、困惑、烦恼和无奈一股脑地抛向天空。就像是火山的突然喷发，直至喊得声嘶力竭、筋疲力尽。只见每个人早已是泪眼婆娑，眼前的景色变得一片模糊，而内心却感到从未有过的愉悦和轻松。那是多重精神压力的释放，是对繁重劳动和乏味生活的抗争。那叫喊声在远山的回应下，就像一波波海浪，渐行渐远，向天际飘逸。最终汇集成了震撼心灵的天籁之音。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回想起当年马头山上那无助的呐喊，那酣畅淋漓的情绪宣泄，依然令人唏嘘不已，勾起我辛酸的回味。
执著是信念的支撑
回首往昔，那段生活尽管清苦单调、枯燥乏味，可正是这清贫苦涩才使我咀嚼出人生的滋味，才使人记忆犹新。那是心灵深处的烙印，若想忘掉似乎比记住它还要难，它就像一坛陈年佳酿，喝下去时尽管丝丝辛辣，而过后细细品味，留给我的却是甘甜和清馨。正如普希金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诗中所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便会成为美好的怀念……”难道不是吗？我们从偌大的京城那动乱中走过，来到这边关村庄。彼此素昧平生，共同的命运使我们相聚；共同的生活让我们相识；共同的甘苦令我们相知。大家曾在一口锅里争食，一排屋檐下栖息，一块田地中劳顿，一盏油灯下学习。尽管我们情趣不同，性格迥异，但大家心心相印，坦诚相待，互相理解，相互包容。共同的追求使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遭遇给了我们共同的感受。我们风雨同舟，携手同行，亲如姊妹兄弟，情同手足，共同度过了那段蹉跎岁月。这是人生旅途中难得的缘分，让当年所有的老三届们和我一起，共同珍视那难忘的经历，珍重那患难中的友情，珍藏那青春的记忆，珍惜今天的夕阳人生。
一位哲人曾说过：没有情感的生命是苍白的，失去记忆的生活是空虚的。当年我们正值豆蔻年华，燃情岁月，既没有记忆的缺失，更不乏涌动的激情。然而在那特殊的政治氛围笼罩下，精神受禁锢，心理遭扭曲，情感被冻结，每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所特有印记。这就注定了我们不可能拥有自由绽放的花季。当年在传统观念束缚下，也许彼此间在心灵深处，曾有过默默的相思相恋。但是为了彰显灵魂的纯净，每个人竟不惜以殉宝贵的青春情感为代价，极力标榜精神境界的圣洁和高尚。相互以缄默和矜持掩饰着内心的忐忑和萌动，把情爱的流露当成是对崇高信仰的玷污和人生理想的亵渎，讳莫如深，谁也不愿越雷池半步。激情的追求和超脱尘世的兀傲，成全了当年我们这代人的青春涅槃。回首当年那苦行僧般的执著，那清教徒样的虔诚是多么的愚钝和荒诞呵……可以坦率地讲，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当年也正是凭着那匪夷所思的执著和对某种信念的坚守，才让枯燥的生活不再空虚和苍白，才使我们摆脱了沉沦和颓唐，始终乐观地承载了人生的历练，支撑我们走过了那段艰苦的行程。那执著信念影响了我们的整个人生，甚至还可从下一代人身上找到踪影。对信念的执著追求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性格，是我们留给后代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反思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怀旧是我们一代知青所特有的情结。它是对历史的揣摩和回味。在这难以割舍的情结中，埋藏着我们对共和国的真情挚爱，蕴含着对社会底层父老乡亲的深切怀念，以及对人生真谛的理性思考和诠释。50多年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当人们置身于时代潮流中的时候，很难留下深刻的感悟。只有回过头来反思那段历史时，才能获得真实的体验。这就是恋故怀旧的魅力所在。
一个民族只有认真地反思历史，才能清醒地认知将来。一个不了解自身历史的民族，很可能会再次受到历史的惩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段历史正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已成为当代青年认知历史过程中的缺失和空白。“插队知青”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特有名称也越来越为当代人们所陌生。今天我们追忆那段往事，绝不是在这里顾影自怜，自作多情；也不想怨天尤人，慨叹人生；更不愿撩开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乞求后人的怜悯和同情。我们之所以追忆那段往事，就是要通过那段经历的反思和回顾，反省历史，感悟人生，告知当代，警示未来。这是我们一代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我们有责任向年轻人讲述中华民族那段椎心泣血的历史教训，要让他们知道，在共和国的青年时期，他们的父辈——共和国的同代人，为了防止所谓修正主义的侵入，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运动，几乎浪费了个人的宝贵青春。他们给历史留下了一条断代，一条人才的断代，历史给他们留下的是一块文化知识的空白，一块足以令人抱憾终生的空白。
要让后代人懂得，不但共和国的建立，需要有人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即使在和平建设年代，民族的进步，共和国的成长，同样需要有人为其做出牺牲、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有时甚至是惨痛的，而代价的承受者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些用热血、热泪、用一代人昂贵的青春所换取的历史教训，能被世世代代永远铭记。那是共和国不可回避的一段悲壮的历史，它将永远地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有付出才有挚爱
60年来，我们这代人始终与共和国同行，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苦痛，共同经受了各种自然灾害和政治风云的磨难。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逐步清醒地认识了个人与共和国的联系。今天在反省那段人生经历的同时，我们有责任告诫自己的儿女，不要一提起祖国就妄自菲薄，更不要奢谈什么超脱于时代的人生价值。经历过那场人生磨难之后，才使我们真切感知到，每个人时刻都在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甘苦同在。共和国的命运始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共和国的前途始终与我们紧密相连。个人与祖国无法分隔，共和国永远是我们的依托，没有共和国的安宁和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个人价值和前途。这就是那段动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一代人以青春为代价，所悟出的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
同时也正是由于在与共和国共同成长中曾付出过青春的代价，才使我们对共和国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热爱。那是一种诚挚而深沉的爱。它会让我们每当听到国歌响起就会热血沸腾、每当看到国旗升起就会噙满骄傲泪水的爱。这种爱是未曾品尝过那段经历的当代青年所无法理解的。
60年来，随着岁月长河的冲刷，年轻时的浮躁和张狂渐渐被滤去，我们逐渐从幼稚走向了成熟，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练就了我们每临大事的静气、淡定和从容，增添了几分豁达与平和，对人生有了超然的解读。正如宋代词人苏轼所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生苦短，岁月无痕。今天我们无须再寻觅那稍纵即逝的人生，更无须纠缠那永远也理不清的怨悔与得失。该逝去的将永不复返。其实，过去的一切已变得无关紧要，而唯有那段经历留给我们的人生感悟，将永远沉淀在心底，让人受用终生。
当年我们曾战斗过的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我们美好的怀念，纯真的友情，神圣的追求和百折不挠的执著。今天只要我们守望住那精神的执著，一如既往，有所追求，豁达、从容地面对人生，我们的生活就将更加充实，就将充满活力和生机。让我们在心中默默吟唱那支歌吧。那是一曲悲与欢的重奏，苦与乐的和弦，是饱蘸着青春的激情和热血谱写的一支歌，一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歌……
十三、难忘的岁月 (1)
葛元仁
作者简介：葛元仁，男，1947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毕业，工学士，高级工程师、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全国注册电气工程师。1966年7月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现首都师范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同年在北京师院附中参加“文革”，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2月至1975年6月在山西夏县禹王乡西其里村插队，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6月至1978年3月在太原铁路分局太原工务段任团委书记。1978年3月考入山西矿业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任校学生会主席。1982年1月至1993年3月在山西煤炭规划设计院工作，任机电设计室主任。后调回北京，现在京兴国际工程管理公司技术质量部专家组工作。
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铁路工作，离开农村的前一天晚上，办公桌上堆满了乡亲们送的雪白的馒头，那是他们用过年才舍得吃的最白的面蒸的；地上还有两篮子的鸡蛋，那是他们平时用来换钱，买盐和日用品的。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对我在农村七年插队的肯定，使我特别感动。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的。第二天早上，大队副支书违反了前一天晚上的承诺，在广播里宣布了我动身的时间。结果，各小队干部和一些群众都来送我。到了村口，在我一再让大家回去收麦的劝说下，大家才离去。
一、我的学习之路
我从小生活在科研部队的大院里，父亲参加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当时人们那种为了国防现代化拼命工作的精神始终在熏陶、感染着我。所以，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变化，掌握科学知识，报效祖国的信念我从没有动摇过。
1966年的4月，我即将高三毕业。学校要召开高三年级“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家长会，而我的父母因为工作的需要，随部队研究所搬离了北京。所以，我问班主任：“是否需要我父母来北京参加家长会？或是监护人来？”他说：“你的家长和监护人都不用来，你还考不上大学？”我知道老师是指，能够在中学连续六年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德、智、体”和“学习成绩优良”奖状的，全校只有我和班里其他两个同学了。所以他对我充满信心，但是，我心里没底。另外两个同学都是共青团员，而我不是。初中升高中时，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有被“保送”。现在又碰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心里沉甸甸的。“文革”中，我才知道，班里一些受当时社会上“左”的思想影响的团员，认为我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不属于工农或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抓住我说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话，认为我没有阶级观点，是走“白专”道路，所以一直反对我入团。尽管学校党总支了解我父亲在部队从事保密的科研工作，又在老师中间了解到我的表现很好，并通过班主任做团支部工作，发展我入团。然而，“文革”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盛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我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在学校时，每次到图书馆去借书，都看到贴在墙上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和“爱书吧，它是你知识的源泉——高尔基”这两句名言。所以插队时，我带了两箱以马列著作为主的社会科学类书。而且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所以，白天我在地里劳动，晚上就在小煤油灯下不知疲倦地读马列的书，作笔记——这是指导我们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自己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必定有自己的规律，只有了解、掌握这个规律，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希望通过对马列、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找到自己无法理解的种种现象的答案。插队七年我读完了《列宁选集》四卷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
通过学习，我明白了：阶级是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划分的，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阐明了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属性。他们把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并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认为，工人阶级既包括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也包括与生产有关的从事脑力劳动的其他人员，包括经理、工程师、技术员等，因为他们都受雇于资本家，都直接参加剩余价值的创造。因此，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马列主义的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所以我重点进行了学习。懂得了“存在决定意识”，应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待历史问题；应该用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现实的人和事；任何存在于现实中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有其合理性；同时要用辩证的态度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当新的社会物质基础出现后，原来的存在就将灭亡，而更加合理的存在就将出现。明白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人们只能通过对相对真理的不断认识，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所以马克思多次表示，他并没有终极真理，而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从学习中看到：马列主义严谨的理论观点都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然后再来指导实践，并且通过实践来证明是否正确。以前，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都要求我们尊重劳动人民，向劳动人民学习。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并不清楚。
当看到农民在使用原始的耕作工具，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每年只能分到原麦280斤左右，一天最多才能挣0.25元的恶劣生存环境下，仍然年复一年地辛勤耕种，这就不能不让我肃然起敬了。正是他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默默无闻的劳动，才使得我们城里人有饭吃，才使得国家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农村的生产劳动中自己看到，农民们在千百年的劳动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农业知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要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道理。
1969年夏，因为在劳动中表现突出，我被评为大队、公社的“毛著”学习积极分子。年底，在全县知青中我第一个被大队党支部发展入党。因为父亲还未“解放”，公社党委不批准我入党。后来又连续三年不批准，使我在“文革”中上大学受阻。
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还是要求讲“阶级路线”，“政治第一”。知青可以报名，但是要大队推荐，公社“政审”，学校面试后录取。
前几次招生时，我没有报名，因为父亲还没有“解放”，“政审”过不了关。林彪自我爆炸后，父亲被“解放”，从干校回到了单位。不久，他来信告诉我，由于前两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基础知识太差，大学普遍反映无法进行高等教育。周总理决定，1973年大学招生采用“考试＋推荐”的方法，让我抓紧复习功课。因为自己始终没有放弃上大学的念头，去插队时，把高中的所有教科书和各科复习总结都用纸包好放在了家里。我专程回家，把书和复习总结都看了一遍。
1972年秋天，父亲为了我能够上大学和入党，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处理完有关问题后，专程到我插队的农村来了一趟。他先和大队干部座谈，了解我在村里的表现，然后驱车去公社，将部队重新出具的对他的政审结论交给了公社，又驱车去了县革委会，将部队的一个希望能够让我在同等条件下上大学的函件给了他们。父亲走后，我想：政治障碍应该是扫除了，就看我的文化考试了。
1973年文化课考试，我的成绩是全县第一。从各种渠道汇聚的信息都是：你上大学没问题。然而 “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现了。“四人帮”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拼命宣传他的“事迹”，否定文化课考试，矛头直指周总理。结果，我的名字被从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划掉。当我获悉自己又不能上大学时，昏昏沉沉地躺了好几天。我怎么也想不通，学习好反而不能上大学的道理。面对接踵而来的入党、上大学的挫折，我审视了自己的所有作为。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社会不会抛弃一个努力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我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在努力调整心态的同时，想起了一句名言“别人能够剥夺你的任何权力，却无法剥夺你学习的权力”，想到司马迁受“宫刑”，写“史记”，高尔基、华罗庚、爱迪生都没有上过大学，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承认。我为什么不能走和他们一样的路呢？于是，从村里一个大学物理系肄业的中学老师那里借来了大学一年级的数理化教科书，开始自学。
1973年春末，我在全县知青中第一个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负责科学种田。自己身体力行地和大队干部、群众一起，按照科学规律种田，使6400亩小麦平均亩产，从历史最高的264斤，到1975年的412斤，超过了农业纲要要求的400斤的指标。农民的口粮也从280斤升到了350斤。在这期间，自己被评为公社的优秀大队干部，还学到了不少知识。而老支书说的“共产党的事情是为了老百姓，谁能够为老百姓干好，谁就来干，不要去争。现在我们来干，就一定要干好，不要让群众把我们后背戳个大窟窿。”让我记忆犹新。当年的
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太原铁路分局当工人，很快被抽到段政工室，不久又被借调到分局宣传部。当时全国铁路系统都在铁道部长万里领导下，按照中央制定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整顿各项工作。因为我经常在宣传、贯彻这个决定的文章中“引经据典”，引起了宣传部长的注意。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什么时候学了这么多马列著作？”我如实进行了回答。他沉思了一下说：“很多知青插队后都很消沉，你是自己上了一趟党校啊！”
1976年，当“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时，我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四人帮”垮台后，我“以工代干”，被党委任命为团委书记。承担起了对团员、青年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因为工作成绩显著，我们团委被评为优秀团委，我个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7年夏，关于大学招生的消息满天飞。共同点是：必须通过文化课考试；不同点是，招生的年龄限制是25—30岁。一次回家，父亲对我说：“总参的同志告诉我，这次大学招生的年龄放宽到30岁，是小平同志决定的。你要抓紧准备。”当时团委工作特别忙，我就没往心里去。隔了一周我回家，父亲发现我在火车上还看小说时，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火，知道消息是确切的。回单位后，我开始抽空看高中教科书和复习笔记。果然，1977年的大学招生简章，允许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但是，对在职职工，需要单位开证明同意。开始党委书记不同意我报考大学，对我说：“你何必凑热闹去考，以后保送你上党校，不也一样吗？”由于我不死心，老找他，一次他急了，对我说：“小葛啊，小葛，你就不明白你是党委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怎么就一门心思地要考大学呢？”在我的反复要求下，他才勉强同意。但是，只给了我一周时间复习。
高考前一周，每天除了到食堂吃饭，就是看书复习，直到深夜。因为当时在搞政治工作，经常写材料，研究党的政策，所以决定不复习语文和政治，只复习数理化。真要感谢我的
第四天早上，党委书记来电话：“小葛，有一个专案的结案材料，报送了两次都被退回来了，我看还是要你来写。”案卷很快送来了。因为插队时曾在县里公检法帮助整理案卷写过类似的材料，到晚上十点多就写完了。这次，结案报告通过了。
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二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理化。我白天考试，晚上继续复习。因为太疲劳，第二天中午一觉醒来，距2点的考试时间只有10分钟了。我骑上自行车，拼命往考场赶，进入考场时是2点15分。监考老师说：“你再晚来5分钟，就要被取消考试资格了。”那年的物理、化学放在一起考，难度不大，我很快答完了。检查了两遍，没发现什么错误，就第一个交了卷。监考老师说：“你最后一个进来，第一个交卷，有把握吗？”我说：“化学只考到高二，物理只考到高三上半学期，不太难。”
1977年底，公布了高考达到录取分数线的人名单，我榜上有名。可是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来，我就到“高招办”去了解情况。工作人员拿出按成绩排序，有高考分数和录取院校名称的考生花名册，让我自己找。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同时看到，成绩在我前面的，都被清华、北大录取了，在我后面的被北航、上海交大录取了。而我夹在中间，没被任何大学录取，觉得非常奇怪，就进行询问。答复是：山西省规定，老三届的学生，必须平均成绩95分以上，才能出省上大学。我再看，自己的平均成绩只差零点几分就是95分了，而且填报的志愿中没有一个山西省的院校。工作人员看到我迷茫的神情，就安慰我说：“你的成绩那么高，不能出省，就选择一个山西的院校走读吧。”我选择了山西矿业学院机电系电气自动化专业。
几天后，分局组织部部长把我叫到组织部，拿出山西矿业学院录取我的通知书和分局人事、党委的已经打印成文、未盖章的两个命令让我看。人事令是：批准我从工人转为干部；党委令是：任命我为团委书记，并担任党委委员。他对我说：“小葛，你要哪个？你要录取通知，这两个令就不盖章下发了。你要是决定不上大学了，我马上就盖章下发这两个令。你可是分局党委唯一批准从工人转干部的啊！”面对上级党委的信任，放弃上大学？我不甘心。为了能够上大学，我历经波折，现在通过不懈努力，愿望终于能够实现了。可要是上大学，必将辜负各级党委和领导的关心、培养，心里特别矛盾。我说：“让我问问我父亲的意见吧。”晚上，我打长途电话到家里，父亲认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都非常缺乏专业技术干部，还是应该上大学，掌握一门专业知识。第二天，我去组织部表明了态度。
因为移交团委工作，我请假两周，1978年3月底才入学。10月，我当选为全校学生会主席。1980年11月，学校第八届学生会任期到期，第九届校学生会改选时，我又连任学生会主席，并且一直担任班里的党支部组织委员。
1979年恰逢“五四”运动60周年。我代表山西矿院全体同学参加了于
会议结束后，回到山西，召开了山西省学联第四届代表大会，我被选入主席团，并当选为山西省学联委员。
1982年1月，我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获工学士学位毕业，被分配到山西煤炭规划设计院工作。
正因为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改革开放，才使得无数人才脱颖而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得以持续发展。
二、农村插队纪实
在农村插队的七年中，有些事情非常值得一提。
1971年麦收前我被大队安排到村里的“戴帽”小学（小学设六七年级初中部）当民办老师，开始教七年级的数、理、化、语文、体育所有课程。对于任何一个在北京市重点高中毕业的优秀高中生来说，教农村初中的这些课程，知识上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怎么能够让农村的孩子们掌握，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语文教学中，我发现七年级学生的造句、作文水平太差，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写不出来。为了使孩子们能够真正的掌握语文知识，我抛开了县里制定的教学进度，对每一篇课文里的遣词、造句都力争讲透，使孩子们能够理解、掌握，有所收获。公社联校在检查教学工作时发现我的教学进度太慢，要我加快进度。我坚持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使孩子们真正掌握知识，不应该拘泥于形式上的进度。于是，学校让其他老师来教七年级的语文课，我只教数、理、化和体育课了。
开始，我按照常规教课。可是，从孩子们上课的表情和课后作业上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课堂上讲的知识。反复考虑后，我决定用孩子们熟悉的农村环境来启发他们。数学课讲“平行线”，就以道路为例；讲“面积计算”，就以土地的形状为例。物理课讲“摩擦力”，就以孩子们平时拉过的平板车上坡、下坡，雪地拉车时加装“防滑链”的感受为例，说明“摩擦力”是必须的，否则物体无法运动；讲“功＝力×距离”，就以拉车到岭上送肥时距离和出的力情况与从土崖下垂直起吊同样重量的肥料时距离和出的力情况比较，得出“省力不省功”的结论。最为难的是讲化学课，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和设备。为了说明金属活动性及其化合物的形成，我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了以孩子们熟悉的农村婚丧嫁娶时的筵席为例。原子核外八个电子最稳定，犹如筵席每桌八个人，其他人不能再入席。当一个桌只有七个人，相当于核外有七个电子，而另一桌只有一个人时，相当于核外只有一个电子，当这一个人就被邀请加入七个人的那一桌时，相当于化合物形成。平时吃的盐——氯化钠就是这样形成的。金属的核外电子越少，相当于这桌人越少，就越可能被邀请加入人多的那桌，也就是金属活动性越强。而金属活动顺序表只能让孩子们死记硬背了。
为了使孩子们能够区别酸、碱性物质的不同，我利用回家的机会到化学品商店去买酸、碱溶液，想回村里后给孩子们做试验。没想到，这些东西都属于控制物品，要有专门的介绍信。没办法，只好买了一些测试酸碱度的PH试纸。回到村里学校后，为了让孩子们掌握简易的测试溶液酸、碱度的方法。我让一个学生从家里拿来平时吃的，用柿子发酵而形成的醋，又从村里平时供饮用的浅水井里打了一桶水，将它们加热，烧开。让孩子们拿PH试纸去试，观察试纸的变化，使他们知道了试纸发蓝表示碱性，发红表示酸性。我又从岭上100多米的深井里和村里浅水井里各打回了一桶水，取出后分别加热成开水。让他们区别蓝色的深浅，告诉他们蓝色越深，表示碱性越大，使他们了解到平时喝的村里的水是偏碱性的。
当时学校只有一副篮球架，没有其他的体育器械，总不能每堂体育课都教打篮球，我就请大队为学校做了一副单杠和一副双杠。上器械课是比较单调的，于是，我就把在学校田径队时，体育老师教我们的体育游戏教孩子们玩，每堂体育课我都想方设法地让内容多样化，操场上总是欢声笑语一片，吸引了其他正在教室上课的孩子。
一次，早上第一节课，一个学生趴在课桌上睡着了。我把他叫起来，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昨天晚上排队磨面直到凌晨。我知道他家劳动力少，负担重，就让他继续趴在课桌上睡觉，课后给他补了课。晚上，孩子们带着用墨水瓶作的小油灯到学校上晚自习，我也在教室看自己的书，随时回答他们的问题。同时，我严格要求所有孩子，对于考试作弊的学生，一经发现，当堂撕毁考卷，宣布成绩为零分，谁来说情也不行。我告诉孩子们：考试是检验你们掌握知识的情况，成绩不好，说明有些知识没有掌握，今后的学习中把它补上就行了。不懂的地方可以问老师。学问、学问，除了学就是要问。掌握知识的目的是以后在工作、生产中用，所以不要把分数看得过重，关键是把知识掌握牢固。你们的考试成绩也是对老师教学水平的检验，提醒老师今后要注意什么地方。你们作弊，既不能反映你们掌握知识的真实情况，也使得老师不知道如何提高教学水平。
一天上课前，一群男孩子围着一个女孩子起哄，那个女孩子坐在那里，一脸羞涩。下课后，我把一个男孩子叫到办公室，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那个女孩子的“未婚夫”来相亲了，还送了定礼。我插队的地方虽然解放20多年了，但是，几千年的封建婚姻思想仍旧存在，兴办“娃娃亲”。孩子们在还不懂事的时候，就被父母包办了婚姻。面对强大的封建习俗，我只能努力使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寄希望于孩子们能够突破这种思想的牢笼，寻找到自己真正的生活。
我要求孩子们讲卫生，不能蓬头垢面的来学校上课。女孩子做得比较好，可是男孩子们因为无处理发，总是达不到要求。于是，我就专门从家里带来一把理发推子，给他们理发。全校六七十个男孩子的头我都理过。在离开农村前，我一直扮演着“义务理发师”的角色。在我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的情况下，单纯、可爱的孩子们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心灵善良的孩子们经常偷偷往我的办公桌抽屉里放梨、杏、枣、柿子、烤好的红薯等东西，而追问时，又谁都不承认。
1972年春第一批孩子升入公社高中。1972年秋，一次公社召开全体教师大会，与会的公社高中教师问我：“西其里的七年级学生是不是你教的？”我说：“是啊。”他说：“只有你教的学生数理化知识掌握得最好，尤其是金属活动顺序，只有你教的学生知道。”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当年，县里还进行了一次全体教师的文化知识考试，我的成绩全优。同年，我被评为全县优秀教师。
我教的第一批毕业生中好几个考上了中专，第二批的学生中还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学生毕业工作后，还专门来看望我。
最使我欣慰的不是我有几个学生考上了高一级学校，而是我把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告诉了他们，他们又用这种方法教育了自己的孩子。现在我的学生的孩子有好几个考上了重点大学，有的在我的鼓励下又开始读硕士研究生，并即将毕业。
回忆这一段教学时光，我首先要感谢师院附中我的老师们。是他们对教育兢兢业业的精神，给我做出了榜样。他们身体力行实践了韩愈在《师说》中所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们渊博的知识和教学方法使我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学的各科知识，尤其是他们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我以后的教学、学习和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样的好老师，我后来再也没有遇到。
掌握知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生产实践中运用，自己力图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为农民们做点事情。1973年，我担任大队副主任后解决了这么几件事。
二队和五队，每年耕地时都会为了一块地的边界问题发生争执，不是二队说五队越界，就是五队说二队越界。一次“官司”打到我这儿，两个队长把我拉到了机耕路旁的现场。我听完他们各自的理由后，知道了原委。原来地界两边的土地，解放初期土改时划分给的两户农民现在分别在二队和五队。而这两块地的地界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在中间，折向东后又折向西南的一条折线，因此犁地时一不留神，就可能越界。当时我也无法马上“断案”，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法，就让两个队长先按照土改时的地界丈量出来，把数据给我。回到住处，我反复研究这组数据，并以机耕路为参照物，信手在纸上勾画，考虑如何为这两个队画出一条由南至北的直线的地界，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的争执。画着画着，突然发现这实际上是一道平面几何的面积证明题。只要证明直线地界两侧，二队划给五队的地和五队划给二队的地面积相等就可以了，需要证明的是一个三角形和一个梯形面积相等，而关键是确定这条直线的起点与原地界起点的距离。这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通过计算，很快就确定了起点。第二天，我把两个队长都叫到大队，他们两个都是初中毕业生，听我说完理由，一看我的证明过程和画的图，就同意了。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四队在岭上的半坡打了一口深120多米的机井，水泵的22千瓦电动机怎么也开不起来。大队电工找到我，要我出主意。我先跟他去看了安装在村口机耕路边的变压器，又去看了距变压器直线距离500多米的机井。从电工那里了解到这台变压器还要供四队、五队、六队的磨面机、粉碎机用电，我又随他去看了这些设备的安装地点和功率。看后发现，每个小队的磨面机、粉碎机用电设备加起来基本在5千瓦左右，只有四队需要用电的设备加起来是27千瓦。而且，现在变压器的位置距五队、六队的磨房最近，不到
当时三队看到四队打了深井后，庄稼长的比他们好，就积极筹资也要打深井。一天，三队的干部拉我一起去看井位。到了地里，我发现他们定的井位与四队已经使用的深井隔沟相望，直线距离不到
通过上面几件事，可以知道，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书本知识才能发挥作用，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生产。
1972—1973年，山西农村掀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公社派了一个三人工作组到村里，指导这项工作。要求各小队上报到集市上卖柿子、柿饼、梨、大枣、猪崽、鸡、鸡蛋、蜂蜜、药材、芒硝等农副产品以及私人养种猪配种的人员名单。并且召开大会，把这些统统列为资本主义尾巴，要一律禁止，割掉。实际上，就是一切都要由国家“统购统销”，不允许农民在集市上有任何的自由买卖。在农村的四五年里，我知道农民只有靠这些农副产品去集市上卖钱，然后才能再买回日常生活用品。如果不让他们这么做，农民就要断了生计。这绝不是党的政策！大队党支部也认为“太过分了”，可是他们又无法阻止工作组的行动。借过年回家之际，我在父亲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这是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农村很多事办不好的根本，是基层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太低造成的。因此，提高农村，以至所有基层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是搞好我们国家的根本。
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铁路工作，离开农村的前一天晚上，办公桌上堆满了乡亲们送的雪白的馒头，那是他们用过年才舍得吃的最白的面蒸的；地上还有两篮子的鸡蛋，那是他们平时用来换钱，买盐和日用品的。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对我在农村七年插队的肯定，使我特别感动。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的。第二天早上，大队副支书违反了前一天晚上的承诺，在广播里宣布了我动身的时间。结果，各小队干部和一些群众都来送我。到了村口，在我一再让大家回去收麦的劝说下，大家才离去。
我离开农村的当天下午，公社党委批准了我入党。我是1969年全县知青中第一个被大队党支部通过入党的，但是，由于父亲的问题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才得以解决，以及公社干部中派性的干扰，在我连续五次被大队党支部通过，填了五份正式入党志愿书后，才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我到了新工作岗位后的第一周，就接到了大队党支部的来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并且转告我。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不要怕别人误解你，只要自己站得直，走得正，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对你有正确认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解释，就是：任何人对事物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三、改变
第一天原大队主任就陪着我在岭上、岭下、滩地里把全村8000多亩的土地转了一遍。我看到，在国家的资助下，岭上最高处又打了好几口深水井，村里全部土地都成了水浇地。承包到户的土地都平平整整，精耕细作。有的种上了果树，有的种上了棉花，有的种上了蔬菜大棚，还有的种上了药材，当然，小麦是不可或缺的。各种农作物都长得非常好。小麦播种、收割，也全部采用了机械。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了机动车辆，到地里干活时，不是开摩托车，就是开手扶拖拉机或是小四轮拖拉机，不像过去，到最远的地里也必须步行，要耗费不少时间。村前的土质机耕路改成了柏油路，通了长途汽车。村里原来两条主路也改成了水泥路。不少人家盖起了新的二层楼砖房，安装了电话，还用上了手机和液化石油气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彩电，晚上都在家里看电视。大人、孩子的穿戴相当城市中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小麦亩产达到了七八百斤，家家户户都吃白面，而且每天都能吃上肉，不像过去，吃豆腐都算改善生活了。也没有人吃不饱饭了。县里还为农村青年办了各类培训班，经过培训的青年由县里推荐到大城市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
在1970年我们住过的房东家里，当年跟着父母去要饭的，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已经娶妻生子，现在从事种猪配种，一年收入不少。原来住的两口窑洞，一口倒塌了，另一口作为养种猪的猪圈。家里的院子里盖起了五间砖房，有摩托车、彩电、冰箱。我在他女儿的房间里看到的是和城里女孩一样的贴在墙上的电影明星照片。
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连续几年都以“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有关农村的文件，采用实行土地承包等各种方法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在农村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提高农产品价格，取消农业税，使得生产关系适合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党的这些政策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只有符合生产力，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论断。是顺民心，合民意，农民从心眼里拥护。
回想当年，虽然整个村子所处的山西晋南黄土高原的丘陵地带，是棉、麦产区。全大队有8000多亩地（其中，水浇地不到1000亩，其他都为旱地），1800多口人。但不论是从亩产、口粮，还是工分值与周围的几个大队比，生产、生活都处于落后状态。
插队时的我，对于农村是既不陌生又陌生。不陌生，是因为过去为了贯彻毛主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学校每学期有两周到农村、工矿劳动， 我已经多次到北京近郊农村劳动过了，而且徒步“长征”中也到了很多农村。说陌生，是因为过去的农村劳动都是短时的，最多两周，而且单独住宿。现在是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同酬”。一年四季将和农民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手捉犁杖鞭打牛”，从播种到收割，样样农活都要干。并且这里的农村比北京的农村要破落得多，农民大都住在土坯房或窑洞里，靠到集市上出卖一些自留地的农产品，换回日常生活用品，每年只能分到两三斤左右的棉籽油，生活非常贫困。
在第一年夏收过程中自己被生产队指定为打场组的组长。每天三四点钟，太阳出来前，我就要把组里的几个社员叫到场上，将成捆的小麦用三齿叉立在场上，待太阳晒一上午后，下午两三点钟用牛或驴拉着石头碌碡，进行碾场。碾场时我们站在中间，戴着草帽，一圈一圈地收紧缰绳，再一圈一圈地放松缰绳，让牲口拉着的碌碡能够将所有小麦都碾到。然后再将碾出的麦子用木锨和用人力摇动的木制风扇进行扬场，把混在麦粒里的短麦秸除去，装进麻袋，扛入粮库。这和耕地时用牲口拉着木犁犁地，用荆条编的耙篱耙地，用手摇篓播种，夏收时人用镰刀收麦，用马车将麦捆拉到场上一样，都是最原始的方法。40多天的麦收、打场结束，交公粮时，我在粮库的磅秤上一秤，体重居然下降了12斤。当时我就想，解放都20年了，怎么农村的生产工具还这么落后啊？为什么不使用已经有的农业机械啊？就这个问题和“文革”中被打倒的老支书（解放战争时期因伤退伍的解放军排长）探讨。他告诉我，拖拉机犁地是好，可是油钱太贵，而且边边角角的地方也犁不到；收割机收的麦子，麦茬太高，将能够喂牲口的麦秸浪费了；脱粒机太贵买不起，而且还要用电，也用不起。还给我算了一笔种小麦的成本账，按照当时的粮食收购价，除去种子、化肥、机井浇地用的电费等各种开销后，每斤麦子只有两三分钱的收入。如果使用机械播种，收割，那就只有不到两分钱的收入了。全村的老百姓还要靠这些钱计算工分值（最好的年景我们小队一个工分2.5分钱，一个壮劳力一天10分，收入2.5角）。而历年小麦亩产，始终徘徊在260斤左右，交完公粮后，每人每年只能分到原麦260—280斤，按照标准出粉率85％计算，每个人全年只能吃到221—238斤面粉，每天6—6两半。为了解决社员的吃饭问题，各生产小队都种高产红薯。对于孩子多的家庭，这样基本还可以维持一年，但是，对于大人多或饭量大的家庭就不够了。上个世纪70年代时我们的房东老两口只有一个孩子，饭量又大，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全家出去要饭。解放20多年，农村还有要饭的！这对我们四个住在他们家的知青来说，感到十分震惊。于是我们将家里带来应急的全国粮票集中起来，自己出钱买了110斤粮食送到房东家里，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在使用原始的耕作工具，付出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农民们还在年复一年地辛勤耕种，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正是他们这种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劳动，才使得我们城里人有饭吃，才使得我们国家解放以来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解放以来，我们国家是站在农民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才取得了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回顾历史，我们的政权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在农民的支持下取得胜利的。
最让我吃惊的是，一次在地里干活时，和一个老贫农聊天，他告诉我：过去，他给地主扛活，一个人种三四十亩地都没问题，庄稼种得都比现在好，一年粮食也够吃；现在平均每个人种不到五亩地还种不好，粮食还不够吃。
后来，我又了解到：互助组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很高；成立初级社后，入社的大牲畜、农具、土地都能够到年终分红，是农民积极性最高的时候，全村当时有五个初级社；合并成两个高级社成立没多久，还没有稳固，就公社化了，所有东西都归了公。公社化的当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景，可是村里的壮劳力都被抽去搞水利工程，后来又被抽去大炼钢铁，庄稼没收完，都烂在地里。从此农民的积极性就不高了。
面对这些现实，引起正在学习马列著作的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农业科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生产组织形式，分配、赋税上的思考。
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告诉我们“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的基础。毋庸讳言，农民是有陋习的。但是，存在决定意识，离开了物质条件，去枉谈农民的缺点，农村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只有发展生产，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才能逐步改变他们的观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所以，1973年初夏，当我在全县知青中第一个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负责科学种田时，第一件事，就是到地里了解即将收割的小麦生长情况，搞清楚为什么小麦产量一直这么低的原因。在各小队农业技术员的陪同下，用了三天时间，查看了全大队6400多亩麦地。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麦地里的小麦品种杂乱。由于各种品种的小麦高矮、成熟期不一样，小麦长成了高高低低的几层楼。早熟的小麦，颗粒已经裸露，晚熟的小麦刚灌完浆，颗粒还不饱满。这使我想起，每次收麦时，镰刀一下去，就听到“刷啦啦”麦粒掉到地上的声音，原来是早熟小麦裸露的麦粒掉到地上了。这些麦粒自然是无法“归仓”的，这就降低了亩产。第二个问题是在和小队农业技术员们讨论亩产不高原因时发现的：不同品种的小麦种错了地方。有的小麦品种，本应该种在水浇地里的，被种到了旱地；有的品种应该种在半水半旱地里的，却被种到了水浇地里；不耐盐碱的品种，被种到了盐碱地里……但是，在查看中也发现二队有一块半水半旱地的麦子长得一样高，而且长势喜人。原来，二队的农业技术员是个有心计的小伙子，这块麦田是他从农业技术站用2斤普通小麦换1斤优良品种的办法换回的100斤“向阳二号”麦种，专门种的种子田。于是，我把二队的队长叫来，让他对这块麦地的麦子“单打单收”，第二年推广。同时要求其他小队也到农业技术站换优良品种的小麦，并且按照不同品种小麦的特点种在不同的地里，要求各小队上报准备换回的种子品种、数量和播种地点、面积。
为了保证第二年小麦能有好收成，大队决定，利用小麦收割后的农闲，在全大队开展“生土回填，阳土上翻”的“平田整地”（即是把土地下层的生土挖出来填入低处，再把表面的熟土覆盖到生土上面，以保证来年庄稼的生长），改造“滚瓜地”（即四面不平的地），扩大水浇地面积。同时，我和其他大队干部商量，采取每个大队干部“包”一个小队的办法，按照各小队上报的播种面积、品种，检查是否落实；在小麦播种后，督促各小队严格按照农时浇水、施肥。1974年春节正是小麦冬灌时节，知青们都回家过年了。为了保证冬灌的质量，我没有回家过年，每天都在地里检查冬灌情况，有时候干脆和老乡一起下地里“看渠”进行冬灌。
由于采取了以上一系列措施，1974年的小麦长势非常好。估产时，大队、公社都认为有望达到亩产400斤，那可是达纲要的产量啊（当时的农业生产纲要要求：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亩产达到500斤；长江以南亩产达到800斤）。可是实收后小麦的亩产只有340多斤，虽然超过了村里最高历史亩产264斤，可是距离400斤还差一大截。为了搞清楚原因，我拿上一小袋麦子去了地区种子站进行化验。小麦是以千粒克重来衡量的，我们的小麦千粒克重量轻，所以亩产低。这使我想起中学生物课上讲的，植物的果实需要磷肥。是否由于村子里很长时期都是施的氮肥，土地里的磷已经贫瘠了？化验结果确实是土壤中缺磷。氮肥是枝叶生长时需要的，所以，看起来小麦长势好，可是产量仍然上不去。我和其他大队干部商量后，决定想办法增加土地的含磷量。当时，磷肥奇缺，而且大队也没有那么多钱去买磷肥。于是，我们采取将牲口圈多深挖一铁锨；让各家各户把鸡窝里的鸡粪都集中起来；每小队出人，到40里外的山上腐殖酸矿拉腐殖质（因为牲口尿，鸡粪，腐殖质中含磷比较多）。我和大家一样拉着平板车，沿着高低不平，崎岖蜿蜒的山路去拉腐殖质。由于全大队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1975年的麦子长得特别好。自己也被公社评为“优秀大队干部”。
我根据往年的经验：麦收7—10天，打场一个月。便在
8月中旬，大队来信说，当年的小麦亩产达到了412斤，超过了农业生产纲要要求的亩产400斤的指标。社员口粮也从每人每年280斤小麦提高到350斤。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的苦没有白吃，终于为改善老乡们的生活做了一点事。
80年代中期，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村里看望乡亲们，比起我插队的时候，村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像所有地方都存在发展不平衡一样，村里个别人家生活还比较贫困，虽然吃饭不存在问题了，但还是住在土坯房内，穿着破旧。医疗问题也没有解决。
前两天村里来电话告诉我，农村也实行了“低保”和“合作医疗”，后顾之忧正被一个一个地解决，大家觉得过更好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制定了新的农村政策，相信农村将迎来新的发展，农民们的生活将越来越好。
十四、“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
唐宁生
作者简介：唐宁生，男，1949年9月出生。安徽宿松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1968年高中毕业，到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乡双泉沟插队。1971年抽调到沈阳矿务局安装处试验室当试验电工，工程师，试验室主任。2004年病退。
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不取回“真经”，决不回头。我俩又想方设法混上了下一趟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一到天津，又被撵下来了。只好出站买了票。这才想起我们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于是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已经发干直掉渣的馒头，喝着火车上的白开水，望着窗外飞驶而过的村庄，惬意极了。
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同志明确指出：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属实，你们的校长就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反动权威，因为中学里没有学术权威。我们俩喜出望外。一路上的艰辛，两次被撵下车的委屈，都因我们取到了“尚方宝剑”，一扫而光！
历史证明，我们的想法太幼稚了。在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虽然我们把从北京取来的“真经”贴在一楼门斗最显眼的位置——进楼的必经之路上，两派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保的继续保，打的继续打。
“文革”
正当我们无忧无虑成长的时候，平地一声惊雷，共和国空前的一场灾难——“文化大革命”，骤然降临了。从此，中国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沈阳二十七中学，从一楼到三楼走廊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德高望重的赵家实校长一夜之间就莫明其妙地成了“叛徒”、“反动学术权威”了！
赵校长写了一张大字报，勇敢地为自己申辩，竟然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恶意围攻。什么“不许大叛徒赵家实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什么“不许赵家实反攻倒算！”甚至还有人公然贴出大标语：“赵家实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实在是令人迷惑，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啊！
半个月后，就在人们快要将赵校长的所谓翻案风忘记时，一张题为《这是翻案吗？》的大字报，如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像一声惊雷，响彻二十七中的上空。人们奔走相告：“胆大包天” 为赵家实翻案了！“胆大包天”保赵家实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转瞬间，在《这是翻案吗？》的周围，就贴出了了无数张两种观点截然相反的大字报。是打倒还是保护赵家实，一时成了二十七中“文革”斗争的焦点，两派学生，情绪激昂，唇枪舌剑，展开了空前的大辩论。人们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嗓子都喊哑了。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一边倒的局面一下子被鼓声震天、吼声动地的辩论取代了。
被广大师生赞誉和拥护的“胆大包天”战斗队，其时，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我。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仿佛到处是大标语。“‘咸、路、赵’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坚决打倒三反分子某某某！”“彻底批倒批臭某某某，让某某某永世不得翻身！”漫天的大字报虽言之无物，却刀光剑影，杀气腾腾，触目惊心。每个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上都打着血淋淋的大叉。
“文化大革命”中，打倒某人的程序是：先定性，成立该人的专案组；然后搞群众运动，发动群众，大搞逼、供、信，肆意拼凑黑材料，剥夺被审查人的申诉权力，使之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辩，有冤无处申。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帅，下到平民百姓，人命竟被如此草菅！
然而，做人应该襟怀坦白，旗帜鲜明，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那种看别人脸色行事，唯唯诺诺，卑躬屈膝或处世圆滑，明哲保身，挺不起腰杆做人的人，即使活到200岁，又有什么意思！
“宁可轰轰烈烈活50岁，也不愿意窝窝囊囊混200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想法就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溶化在我的血液中。这使我经常碰壁，甚至头破血流，影响了我的一生。但我至今不悔！我的人生道路，因此更坎坷、更跌宕起伏，却也更丰富多彩。
反复考虑，下定决心，我要为赵家实翻案！一个人干，势单力薄，而且，我深知自己反应迟钝，笨嘴拙腮，甚至有些木讷；为赵家实翻案纵有铁山般的证据，没有雄辩的口才，也是万万不行的。我必须找到一个有胆、有识、有口才、有事业心，而且观点一致的同学。突然，我眼前一亮：有了！就找他——夏任凡！
为了不走漏一点儿风声，大字报的起草，反复修改以及用毛笔誊写，都是在我家悄悄完成的。该写落款时，我们俩犯难了——以什么名义发表呢？经过反复考虑，我们俩一致认为：以一个战斗队的名义发表比较好，既真实，还可以壮声势。于是，我们俩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想起个好名字。当我灵机一动，提出用“胆大包天”时，夏任凡立即拍手叫好。在二十七中“文革”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胆大包天”战斗队便从此诞生了！
夏任凡离开我家时，已是深夜11点钟了。
翌日，我和夏任凡起了个大早，趁学校还没有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是翻案吗？》的大字报贴到一楼到二楼缓步台的中间最显眼的地方，然后就“于无声处听惊雷”去了。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红卫兵乱抓辫子、乱打棍子、乱戴帽子，无论怎样“左”都不必担心犯错误；即使错了，也无非是水平问题、认识问题。一旦右了一点点，那就不得了了，就要大祸临头！什么“犯路线错误”啦，“阶级立场不稳”啦等等，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非给你戴到头上不可。
“文革”中，赵校长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人间辱。二三十斤重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上百次的小会批、大会斗，几乎没有一次不“享受”“喷气式”、低头大弯腰的。有一次，在三楼的大教室批斗他，由于时间太长，坚持不住，他摔倒在水泥地上，一个“小将”冲上去，照他脑袋就是一脚，顿时，老校长右眼失明，左耳失聪。
当年还只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的王诗光，其兄王诗武和我是初中同学，“文革”前就与我相识；“文革”中，我们又志同道合，便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在二十七中打赵、保赵两派处于势均力敌的1967年初，我和王诗光到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待站上访，想通过求助“尚方宝剑”迅速地把赵校长解放出来。我们没有钱买火车票，便在沈阳站买了两张站台票混上了车。一路上提心吊胆，凌晨还是在山海关被撵下了车。雄关峻岭躲在夜幕后面；扑面而来的，是刺骨的阵阵寒风。
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不取回“真经”，决不回头。我俩又想方设法混上了下一趟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一到天津，又被撵下来了。只好出站买了票。这才想起我们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于是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已经发干直掉渣的馒头，喝着火车上的白开水，望着窗外飞驶而过的村庄，惬意极了。
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同志明确指出：如果你们反应的情况属实，你们的校长就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反动权威，因为中学里没有学术权威。我们俩喜出望外。一路上的艰辛，两次被撵下车的委屈，都因我们取到了“尚方宝剑”，一扫而光！
历史证明，我们的想法太幼稚了。在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虽然我们把从北京取来的“真经”贴在一楼门斗最显眼的位置——进楼的必经之路上，两派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保的继续保，打的继续打。
我与同学们奋不顾身地摇旗呐喊了一年多，也没有把赵校长解放出来。我们怀着对“咸、路、赵”的命运深深的担忧，离开母校，上山下乡了。
插队
1968年初秋，我们到清原县南八家乡双泉沟插队。
告别了母校，远离了父母，就几乎全靠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成长了。
沈阳二十七中的学生，一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把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作磨炼自己意志的机会。我们尊敬农民，诚恳地拜农民为师，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朴实无华、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以及各种劳动本领。
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劳动，让我们尝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真正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夏锄“歇气”时，我把两根锄杠拼在一起，躺在上面，转眼间便进入梦乡。春耕、夏锄、秋收这三个大忙季节，累得躺在炕上，好像还未翻身，天就亮了。半夜大雨倾盆，电闪雷鸣，惊天动地，我们却浑然不知，仍然呼呼大睡！
1970年4月，正是旱田春耕、水田育秧的农忙时节。我们白天干活都累了，晚上九时许，都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狗吠把我们惊醒了。
大队通讯员大声喊道：“大家快起来，到学校开会去！”
我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问：“开什么会啊？”
“批斗刘绪生。” 通讯员答应道。
“批斗他？那不影响我们队的水田生产吗？”
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就穿上衣服，随同学们一起到学校开会去了。
几个大灯泡把整个会场照得通亮。南八家公社工作组组长——金斗山，亮着他特有的公鸭嗓，大声喊道：“请大家安静，现在开会了！”刚才还嗡嗡嗡的会场，马上鸦雀无声。
金斗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绪生押上来！”早就准备好的民兵们，便蜂拥般押着刘绪生走上台来。
刘绪生耷拉着脑袋，憔悴的脸上充满了紧张和惶恐。
金斗山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今天晚上，我们新立屯大队在这里召开社员大会，揭发、批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绪生。可是，现在还有人同他划不清界限，居然说什么批斗他会影响队里的水田生产。”
谁也没有料到开会前有这么个“前奏曲”，许多人的眼睛瞪圆了，会场的空气也仿佛凝固了。
紧接着，他眼睛一瞪，声嘶力竭的大喝一声：“谁说的，给我站起来！”
我惴惴不安地站了起来。顿时，惊讶的目光一齐射向了我，我惶惶不知所措，心里一片茫然。
这是我在半个小时之前说的话呀，是谁这么快就给汇报上去了？
金斗山正满脸怒气地要对我发作时，“五七”战士老何突然急步上前，弯着腰用右手拢成半个喇叭状，贴着金斗山的耳朵根小声说话。我离他们不远，还能听清他说的：“他是沈阳来的知青。”
金斗山皱着眉头，满脸狐疑地盯着我这个穿着有好几块补丁、右肩膀头上还露出了旧棉花的破棉袄，腰间系着一根草绳，脚上穿着垫着羊胡子草的胶皮“靰鞡”，虽然显得惶恐、却明显流露出几分敌意的年轻人——穿得比当地青年都“土”，这哪像是沈阳来的知青啊！
金斗山听老何说我是沈阳知青，他迟疑了一下，态度缓和了许多，摆摆手说：“坐下吧！”
显然，这是老何及时为我“验明正身”，亮出我的知青——“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身份救了我。我怀着深深的感激望了老何一眼。如果不是他出手相救，我非得被“请”到台上，和刘绪生站在一起，做陪斗不可。
刘绪生比我只大七八岁，那时，他大概也就二十七八岁吧，是双泉沟难得的秀才，是双泉沟难得的队长候选人。只是因为土改时，他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父母去世又早，只余下他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所以，刘绪生对自己家的成分总也说不清，结果吃了大亏。乡亲们三番五次地推选他当队长。可是，报一次，被上级否定一次，大家也就死心了。无可奈何，只好大材小用，让他当了既不用看出身好坏又不用上级批准的水田技术员。在那个突出政治、一切领域都要“政治挂帅”的年代，出身不好的人想要入党、提干，简直比登天还难。
然而，他关爱集体，好学上进，钻研技术。他讲起种庄稼的学问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不仅有理论，而且重实践。他家的自留地，不论种玉米、高粱还是蔬菜，产量都要比别人家的高。他乐于助人，老实厚道，所以人缘也很好。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刘绪生胸怀宽广，坦荡无私。尽管上级屡次不批准他当队长，他并不怨天尤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关爱集体。他责任心强，又肯动脑筋，在小队领导的支持下，他带领社员把烂泥塘、涝洼地都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水田，既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又使社员们吃的大米由原来的每年几十斤，增加到100多斤。
有一年，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多数人都去抢救自己家的庄稼，刘绪生却不管自己家快要成熟的玉米，奋不顾身地跑到队里新开垦的水田，冒着瓢泼大雨，拼命地排洪泄洪，终于保住了集体新开垦的十几亩水稻，他也因此赢得了广大社员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1968年夏天，也就是在我们知青上山下乡前几个月的一次社员学习会上，刘绪生主动给大家读报纸。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他竟将“衷心”的“衷”字，读成“丧”字，变成“丧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了。这下，他可闯下弥天大祸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祭起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法宝，无限上纲、上线，非要把刘绪生一棒子打死不可。
那些吃政治饭的大队和公社的老爷们，正苦于找不到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听说双泉沟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自然欣喜若狂。他们立即指示：先把刘绪生在本队批倒批臭，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大队和全公社推广。而且规定，每天至少要批判他三次，要把批判会开到田间、地头。
我对刘绪生非常同情。我对工作组不问青红皂白，对一个人不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仅仅根据一句话、一件事情，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极为反感。
绝大多数乡亲心中都认为刘绪生是好人，对工作组和生产队里个别人颠倒黑白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只是敢怒不敢言。所以，尽管一天批判他三次，也是批而不倒，批而不臭，纯属走过场。
1970年“五一”节的晚上，风高月黑，在村里队部旁边的路上，我差点儿与刘绪生撞个满怀。我看周围没有人，便迅速贴近他，低声急切地说：“不管压力有多大，你都千万要顶住，千万不能承认是有意诅咒毛主席啊，否则，你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他感激地向我点点头，紧张地向四周张望，很怕有人看见和听见。然后，便一阵风似地不见了。
几天以后，工作组又搞突然袭击，第二次召开批斗刘绪生的大会。
“刘绪生！‘五一’节的晚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路上碰见了谁，你们都说了什么？”金斗山声色俱厉的公鸭嗓，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灵魂出窍，吓得我胆战心惊，目瞪口呆！
这件事，他是怎么知道的？那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人看见啊！此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紧张地在心里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祷告：不能说，你可千万不能说啊！
刘绪生猛地一听金斗山问他“五一”节晚上遇到我的事，浑身一颤，深感震惊。被一个多月以来的监视、批判，折磨得本已瘦削、憔悴、苍老的脸更显得惊恐、苍白、衰老了，他的腰也弯得更低了。
我赶紧低下头，如坐针毡，紧张得再也不敢看他一眼。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双腿有些微微发抖。我预感到，这次批斗要比第一次厉害得多，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但还是响起了一个仿佛从地狱里传出来的低沉的令我毛骨悚然的声音：“‘五一’节那天，我妹妹结婚。白天，队里没有让我参加婚礼。晚上，我到妹妹家去看看。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唐宁生，他嘱咐我千万不能承认是有意诅咒毛主席。否则，我将永世不得翻身！”
听到刘绪生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地坦白，我呆若木鸡。一个月前，在第一次批斗刘绪生的大会上，我险些成陪斗。这次刘绪生又明白无误的交代清楚。我是真的在劫难逃了。那个年代，整个民族似乎都要疯了，“帽子”、“棍子”满天飞，有的是，顺手拿来，易如反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况且，我父亲还曾是国民党的中校，系“历史反革命”。“文革”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正横行无忌，甚嚣尘上。把我列为刘的同党，不恰好可以证明“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唐宁生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刘绪生是一丘之貉”吗？
就在工作组紧锣密鼓地策划，准备批判我的危急时刻，徐东升、李培仲、张大刚、康大途所在的太平沟生产队，忽然传来由于工作组大搞“逼、供、信”，一位30多岁姓杨的刚烈汉子不堪屈辱，自杀身亡的惊人消息。工作组深怕出现第二个杨某某，便紧急下达暂停批判“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一切活动，对刘绪生和我的迫害才缓和下来。每当想到这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兄弟用他一条鲜活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自由，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充满了哀伤。
那时，整个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学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无孔不入，无法无天，祸国殃民。往事真是不堪回首，连共和国主席、开国元帅的生命都没有保障，更何况我们草民呢！
然而，岁月把这一切都变成了过去。三年之后，插队生活终于结束了。经过三年的艰苦锻炼，我们增强了体质，学到了劳动本领，培养了吃苦耐劳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学会了应该怎样做人。很多东西，是在学校里永远也学不到的。
我们在农村的良好表现，获得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我们和乡亲们的关系和谐，如同鱼水一般。
母校的优良校风，是我们向人生更高目标奋勇攀登的基础和动力。
母校的优良校风，是母校给予我们的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
母校的优良校风，潜移默化而又随形如影，使我们受益终生。
人生的经历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人的青年时代的经历，往往决定人的一生，因而更显重要。我在农村的三年插队劳动，是我迈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开篇，是
回城
1971年，我从农村抽调到沈阳矿务局安装处试验室当试验电工。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文革”，我高二、高三的功课没有学习，所以我拼命补习功课。到了1979年，忽地又传来大龄青年不让报考的消息。
唉！我为高考熬了多少个夜晚啊！连春节那几天，我既不探亲访友，也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而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两耳不闻爆竹声，一心只读高考书啊！
正在我心灰意冷、极端懊恼时，阜新矿院函授部恢复招生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那时，我还没有分到房子，妻子带着孩子住在娘家，我住办公室，几乎没有什么家务，正好把全部业余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学微积分时，书中的习题，我几乎是每题必做。每次考试，很多人担心考不及格，而我却担心不能考第一。
五年半的函授学习，几乎全部节假日及业余时间，我都是在苦读中度过的。天道酬勤，我获得总成绩第一名！
1987年我当了试验室主任。我勤奋工作，四海为家，找米下锅，开拓市场。我既是主任，还是工程师，既要负责行政工作，还要负责技术工作，人手紧张时，我还当试验电工。我坚持不脱产。虽然很累，但我把这时的境况同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相比，就觉得眼前的困难算不得什么了。
13年来，我们给安装处创造了500多万元的利润。试验室的职工也都成了许多人羡慕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1987年，我们全室职工就都是“万元户”了。
我已经是年近“耳顺”之年的人了。容国团振聋发聩的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始终鼓舞着我，激励着我，要我珍惜机会全力拼搏。尽管我一生都没有什么大作为，但在我告别人世的时候，也死而无憾了。因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文革”、插队、回城，我都去拼去搏了。我已经竭尽全力，问心无愧了。
在2007年，我和同学们又回到了双泉沟。弹指一挥间，山还是那样青，水还是那样秀，只是人的脸上增多了岁月的沧桑。特别令我欣慰的是，当年被污蔑恶毒诅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刘绪生，不但早已平反，而且加入了共产党，还曾在大队党支部书记任上干了五年。而此时，我也有近二十年党龄了。看来，我和刘绪生还真的是“一丘之貉”啊！
世间什么最宝贵？人的生命最宝贵。可是，“文革”和“文革”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人被任意驱使，从属于政治、从属于阶级，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
当今社会，是以人为本。而那时，却是以政治为本，突出政治，关心政治，政治第一，政治挂帅，政治无往而不在。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慷慨激昂，举国若狂，当时的那种时代气氛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由于法制被任意践踏，由于人权得不到尊重，人命并不关天，才发生了上至贵为共和国主席、开国元帅，下到贫贱的农民杨某某的生命，被肆意草菅的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
由于法制被任意践踏，由于人权得不到尊重，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赵家实，才会变成惨遭批斗的“反动权威”！同样，爱社如家、受人尊敬拥护的模范青年社员刘绪生，才会蒙受那样的不白之冤。
“文革”折折腾腾的十年，是大灾大难的十年，“文革”使中国遍地冤案，“文革”几乎使中国经济崩溃，“文革”几乎亡党亡国！不堪回首的往事，随着几个跳梁小丑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终于寿终正寝了。损失惨重的浩劫结束了。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作为一场“内乱”的“文化大革命”， 终于降下大幕。直到两年后的1978年——共和国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改革开放的起步之年，赵家实校长才获解放，重新主持二十七中学的工作。拼搏五年，二十七中又走在了省级重点中学的前列。老校长和全体师生，重振了二十七中学的雄风！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以人为本、和谐健康的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没有今天中国人民空前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我们都要珍惜、维护共和国今天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