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作文的题目:“中国”与“天下”的重合（三）

关于[“中国”与“天下”的重合（三）]的字幕: 大家好，我们接着讲“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与中原王朝争夺“天下”主宰的企图，在两汉之交的匈奴中已经出现了苗头，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最终是以北魏实现 对中国北部的统一而结束的。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北疆民族又开始了新一轮争夺“天下”主宰的浪潮。契丹在唐王朝时期开始崛起，到了五代时期， 它已经成为了北部草原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标志着以契丹人为主体建立的辽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阿保机时期，契丹一度想进军中原成为“天下共主”， 但（公元）917年在幽州被建立后晋的沙陀突厥人李存勖打败，迫使阿保机发出了“天未令我到此”的感叹。但战争的失败并没有打消契丹人入主中原争夺“天下”的野心， 至耶律德光时期，公元的927年－947年，契丹通过与中原地区的混战，不仅获得了后晋的称臣纳贡，而且后晋“割幽、蓟、瀛、 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契丹由此走上了称霸“天下”的道路。北宋建立之后， 宋辽之间围绕“十六州”的归属展开了长期的战争。宋辽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后开始转入以和平交往为主的时期，但辽朝却获得了宋朝皇帝称萧太后为叔母、 岁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主导地位。但是，在争夺“天下”霸权当中处于劣势的宋王朝，并不甘心失败，于是就有了其后的联合女真，共同灭辽的同盟。公元1122年， 宋和女真建立的金朝，按照约定进攻辽朝，但宋在进攻燕京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刺激了金朝，1125年，在灭辽之后，金朝开始大举进攻宋王朝，这种进攻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金朝也由此辖有了 秦岭、淮河以北的大片疆域，成为一个统一了中国北部地区的多民族王朝。值得关注的是，辽金的统治者虽然出自契丹、女真，但并不认同宋朝的“正统”地位，相反，却在许多方面将宋视为“藩臣”， 而宋朝，尤其是南宋统治者，则表示“愿去尊称，甘自贬黜，请用正朔，比于藩臣”，主动地接受了金朝为“天下共主”的结果。如果说，辽金对“天下共主”的冲击，由于还存在着一个 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宋朝并没有得到完全认同的话，那么，元朝的建立以及元朝实现对中国的统一，则使北方的民族对“天下共主”的冲击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元王朝统一中国后， 虽然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也自认为，为“华夏正统”。创建蒙古汗国的成吉思汗曾经对部下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其所有一切，迫其结发之妻痛哭，骑其骏马， 纳其美貌之妻妾以侍寝席。”《元朝秘史》225节载有成吉思汗对其子所说的话：“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扩大营盘，占领国土。”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强大蒙古汗国。不过，尽管成吉思汗将天下视为征讨的对象，但他的子孙则是以“中国”继承者自居的。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曾经颁书给日本： “大蒙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 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 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 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在元武宗颁布的诏书中也有“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华夏一统”之语。这些记载毫无例外地表明，元朝统治者对“中国”也有着强烈的认同， 这或许也是元朝被后人视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原因之一。辽、金、元三朝对“天下共主”的冲击以及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对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而言，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辽、金、元等王朝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得到了认同，“中国”已经变成了更多民族之“中国”。如果说，汉唐时期，人们对入主中原的非华夏王朝还只承认一个北魏为“中国”的话，那么到了宋辽金元时期， 随着辽、金王朝的局部统一以及元朝大一统的实现，宋、辽、金、元都成了“中国”的代表。而之所以如此，各王朝都以“中国”正统王朝自居，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过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对“中国”的认同，还需要得到其他王朝或民族承认才能名副其实，而分别记载宋、辽、金、元历史的《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等被纳入中国历史的“正史”系列，应该是这些王朝 对“中国”认同，得到了承认的最为有力的一个证据。值得关注的是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在对“桃花石”的释义当中，将“中国”分为了三部分：上秦是指宋朝、中秦是指契丹、 下秦为喀喇汗王朝统治的喀什噶尔。张广达先生据此认为：“参照其他的穆斯林文献，我们可以看到，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关于整个中国的概念，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亚地区人们的普遍认识。”如果这一认识正确， 那么，至少它可以说明，在中亚人的眼中，“中国”（秦），虽然处于分裂的状态，但涵盖的范围已经不仅仅是中原汉族地区，也包括了辽(契丹)的统治区，甚至位于西域的喀喇汗王朝区域也属于“中国”。也就是说， 历史发展到这一时期，“中国”的涵盖范围在扩大的同时，已经突破了为汉族专有的状态，成为各民族共有之“中国”，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对于促进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凝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其次是辽、金、元等王朝成为“天下共主”，不仅进一步密切了中原和北疆地区的联系，而且也将其他边疆地区，尤其是西藏地区拉入了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程。汉唐时期，由于受到“夷夏有别”观念的影响， 汉唐两朝对边疆的经营更多地是为了维护中原地区的安全或得到一个“德被四夷”的赞许，经营中“羁縻”的色彩十分浓厚，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而放弃的情况也很普遍。而辽、金、元三朝， 虽然兴起于边疆，是以边疆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但这些王朝对中原的经营则是积极主动的，不仅少有轻言放弃的状况，而且统治中心不断地南移。辽朝在获得“燕云十六州”之后， 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不仅采取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实施直接有效的统治，而且和宋朝展开了长期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使“幅员万里” 包括属于汉人心目中的“中国”范围的“燕云十六州”的辽阔区域成为了一个整体。而在辽朝的基础上，以女真为主建立的金朝，它的疆域“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 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 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北（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 这一区域更是包括了淮河以北辽阔的中原地区。如果说辽朝的政治中心还处于草原地区的话，那么到了金朝，今天的北京则成为了它的中都。政治中心的南移，说明金朝已经将中原地区的经营放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这无疑更加巩固了辽代以来，中原和北疆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二者的“一体化”进程。在辽、金的基础上，元朝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元史·地理志》记载：“自封建变为郡县， 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 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 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面对着辽阔的疆域，元朝实施了管理更为直接、划一的行省制度， 按照史书的记载，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包括大都在内的二十九路八州则被视为了“腹里”，为中原和边疆的凝聚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政治环境。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元朝在西藏地区也实施了积极有效的统治，将其划归宣政院统辖，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与中原有着密切联系的西藏地区，终于彻底走入了古代中国疆域的凝聚历程，成为古代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是多民族分布格局的进一步衍变以及民族融合的加剧，巩固了古代疆域形成过程中已有的成果。元朝实现大一统后，将“天下”之人分为四等，也就是蒙古、色目、汉人、南人， 而实施不同的政策。以往学者们多是从民族歧视的角度来评判元朝的这一做法，但是，元朝的这一做法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对民族的划分，其中标准更多的则是依据降元的先后，而这在客观上却对五代以来民族融合的结果 形成了一种承认。蒙古，包括兀鲁、忙兀、太赤乌、克烈、弘吉喇等部族，这些部族基本上已经成为蒙古民族的一部分。色目，主要包括回回、畏兀儿、康里、阿速、唐兀、 哈刺鲁等西域乃至中亚的一些民族，这些民族东迁之后，与中原地区的汉等民族不断融合，形成了回回民族。汉人，主要是指包括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之下的汉、契丹、女真、渤海、高丽等民族， 这些民族在经过辽金时期的不断融合之后，最终成为了汉族的组成部分。南人则是指南宋辖区内的各民族。也就是说，四等人的划分，虽然具有民族歧视的内容在内，但它对于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元朝还采取了民族迁徙的政策。蒙元时期，各民族的迁徙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无论是从迁徙的范围还是规模上，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元史·兵志二》记载：“元初以武功定天下， 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观之，则太祖、太宗相继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际，屯兵盖无定向，其制殆不可考也。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 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也就是说， 北方地区主要是由蒙古军、探马赤军镇戍为主，淮河以南地区则主要是汉军和新附军戍守，但也有少量的蒙古军、探马赤军，目的是监视。为了保证戍守军队的供应问题，元朝采取了屯田的政策。 《元史·兵志三》对此有概要的记载：“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立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 大抵勺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 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也就是说，伴随着戍守和屯田， 更多的蒙古、色目、汉人被迁徙到了全国各地，迁徙的规模，涉及的范围都是远超前代的。如元朝在云南戍守，就导致了大量蒙古人进入云南，有学者估计，人数在10万以上。民族的大迁徙 是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的俘掠、戍守、出仕、流放、有计划迁徙、经商成为6种最主要的途径。元代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分布格局的进一步衍变，是在元朝大一统的状态下实现的。 民族之间的融合，不仅导致了一些民族的消失，也促进了一些民族的强大和新民族的形成，蒙古、汉等民族的发展壮大以及回回民族的形成就是一个主要的表现，而这种民族融合和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 对于中原和边疆关系“一体化”趋势则起到了凝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