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红色教育培训中心:揭秘: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根本不存在什么“约法三章”(2)--文史--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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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根本不存在什么“约法三章”(2)

文/阎长贵

2011年04月26日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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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青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跃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时看到的江青,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青和毛泽东的恋爱。请看,这最早出现的对江青的描写和叙述,我们在“文革”后的作品中什么地方看到过?仿佛没有,真的没有。

 



  我认为(事实也是这样),江青从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的“灾星”,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已经有人指出这点。比江青小两岁、在1930年代曾是江青朋友的著名画家郁风(她在“文革”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说:1930年代,“我印象中她(指蓝苹,即江青)非常敏感,说话时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一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许多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从早就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看出来……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李辉《郁风与蓝苹》,载《老照片》第3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不消说,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郁风这个说法,它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见、大智大慧,仿佛还没见别人这样说过——所以,我不惜篇幅把这些话几乎全部抄录下来,以便更多的人阅读和了解。

  我们还可进一步思考:如果江青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其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局如何?如果没有“文革”,江青即使嫁给毛泽东,结局又会如何?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没有“约法三章”?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询问过人们普遍认为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过这件事。汪东兴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而在卫生部。汪东兴和张耀祠不约而同地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约法三章”之类的限制,而是毛泽东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我觉得汪东兴和张耀祠的这个看法,对正确认识所谓“约法三章”很有启发。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些书面文字调查。

  其一,《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49)》。这两部著作都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和出版的。它们对毛泽东和江青1938年11月结婚,都只作了简单记载,根本没有提到“约法三章”。如中央政治局确有所谓“约法三章”,这两部著作无疑应当提到和有所说明。没有提到和说明,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为此事,我向《毛传》中有关这部分的作者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约法三章”的档案;如果有,我们不可能不提到和作出应有的说明。或许有人会问:“约法三章”的档案是不是丢了?或者是不是被人毁了?回答这种疑问,可以看看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及其夫人刘英关于毛泽东江青结婚的一些材料和说法。

  其二,《张闻天年谱》。张闻天,从1935年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上卷说:“本月(笔者注:指1938年11月)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对他本人生活的意见,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见信不悦。”对这个记载,该书加了个注,说:“当时在延安的一些老党员,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议论纷纷,主要意见为江青过去在上海的生活作风不好,历史复杂,传闻很多,作为党的领袖与之结合将造成不好影响,有的还写信给中央。这些意见都汇集到张闻天处,张便综合大家意见写信给毛泽东。据刘英回忆说:‘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我们再看刘英在另外一本书中的说法。1937年底,刘英因病到苏联治疗,1939年回到延安。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与刘英》一书说:刘英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泽东,一进窑洞,就大声地说:“老毛,祝贺你啦!”书中说,“刘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祝贺毛泽东的人”。据我看,所谓“第一”、“唯一”不一定符合事实;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如此孤立,恐有夸张。书中说,毛泽东听到刘英的祝贺,“兴奋极了,一拍腿,说:‘刘英同志,你才是理解我的人哪!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张闻天作为党的总书记处理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一些情况,书中说:

  原来,毛、江结婚,大家议论纷纷,多不赞成。北方局的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知道江青的风流韵事,报纸上登了她许多桃色新闻;还有许多马列学院的老干部纷纷写信,大意说,无论如何毛主席不能同这样一个人结婚,对我们党、对毛主席影响都不好。毛主席同贺子珍离婚我们不反对,可以找个好的党员同志,但不要找这个风流女子。根据地有人打电报、写信来,都生怕党中央、毛主席不知道江青在外边的情况。张闻天是总负责人,信自然都集中到他这里。从个人感情角度讲,他也觉得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不大合适,但觉得这是私人问题,别人不便干涉;可那么多老同志的意见不说又不好,加上中央几位领导也向他反映,希望他劝劝毛主席。张闻天觉得这不是当面说的事,很为难,考虑再三,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叫警卫员送去。信的大意是:你同贺子珍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应该,但是否选择江青,望你考虑。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谁知毛泽东看完信勃然大怒,一把撕碎,说:“老子明天就结婚,谁能管得了我!”第二天在供销社摆了两桌酒席,自然没有邀请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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