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爱祖国手抄报:人的两面性或双重性

无论在中国，抑或在西方，历史上长期都存在关于人的本性之争，而且大多表现为互相排斥的“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现代人文科学中采用的人性基本假设是由17世纪英国人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确立的， 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个人最大的物质利益，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这个人性假设的实质是人的动物本性假设，即认为人的本性与动物本性是相同的。

我们前面重新认识了人的本质，从而可以推断：人具有双重本性，即自然本性(动物本性)和文化本性。人的行为是由这两重本性共同决定的。

　6.1 双重本性

“本性”这个概念的涵义是什么呢?一般说来，它是指动物行为的最根本的驱动机制。因此可以认为，高等动物的本性存在于大脑神经系统之中。

作为一个高等灵长目动物，人具有自然本性，即灵长目动物表现出来的动物本性，它驱动着人的许多基本生存行为。动物本性是人自先天带来的，它的神经组织基础在于大脑比较内层的部分。用美国神经心理学家保罗.D.麦克林(Paul.D.MacLean)的说法，人的大脑是一个三位一体脑，其中包括爬行动物脑、古生物哺乳动物脑和新哺乳动物脑。爬行动物脑在最内层，它的外面增生出古生物哺乳动物脑，而古生物哺乳动物脑的外部又增生出新哺乳动物脑。爬行动物脑产生于2.5至2.8亿年前，协调着领地争夺、两军相斗、社会礼仪、寻偶求爱、规则迁徙和储存收藏等等行为，这些行为能够由蜥蜴和其它爬行动物显示出来。外层的新哺乳动物脑是在5千万年前最早的灵长目动物出现时期起源的，尤其是最外面急剧发展起来的新皮层在灵长类动物和人身上已经占了统治地位。即使哺乳动物脑和新哺乳动物脑，乃至灵长类动物脑，仍然表现着人的动物本性。

除开自然本性之外，人还具有另外一重本性，即文化本性。文化本性的神经组织基础在于第二信号系统，这是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文化本性也是人类所独有的。文化本性的外显表现是什么呢？它表现为人们通过第二信号的帮助认识外部世界、认识自我的内驱性活动，它还表现为人们主动地创新、有规划地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

自然本性直接通过遗传获得，只要人的生命存在和外部条件许可，它就会定向驱动人的行为。文化本性则不同，仅仅得自遗传的第二信号系统几乎不能定向驱动人的行为，它是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框架，却又是一片空白:遗传获得的第二信号系统几乎没有带来对个体行为的任何具体指令。

第二信号系统必须初始化，才能定向驱动人的行为，这种初始化过程可以称为文化学习(以区别于动物的一般学习)。

生长在文明环境中的婴儿，受到环境中的语言、符号、习俗、价值观念体系的影响，广义地说，这就是学习。尤其是通过语言符号学习，第二信号系统被装载了识别第二信号的内部模式，从而被激活，可以工作了。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模式，影响甚至确定了个体的行为准则和生存策略，第二信号系统由此实现对行为的定向驱动，人的文化本性也就表现出来了。

简单说，文化本性是先天遗传与后天文化学习共同作用的产物。

只有具备文化本性才能算是文明的人，只有在文明环境中才能培养出文化本性。婴儿时期就脱离人类的个体，第二信号系统长期处于一片空白状态，只有自然本性而没有文化本性，其行为保持在自然人(动物人)的水平上，与野兽相差无几。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48)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写道:“无论是人类部落的社会、语言、还是地方宗教，都不会遗传在生殖细胞中。在另一些世纪中，欧洲曾偶尔发现过一些遭到遗弃的孩子，他们自己生活在远离人类的丛山密林，他们极似林耐所划分的一个特殊人种:愚人(Homo ferus)，……简直不能相信这些半愚的动物会是人所生，这些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毫不关心的动物，与动物园某种野生动物一样，有节奏地前后摇摆、发音和听觉器官也不可能被训练好以用于说话和收听;他们身着破烂却能抵御严寒，而且还能够毫无痛苦地从沸水中抓出土豆。不容置疑，他们当然是婴幼时被弃的孩子，他们所缺的就是与其同类的交往，只有通过这种交往，人的官能才能得以磨砺，变得正常。”

就现在所知，人们已经发现了几十个“狼孩”、“熊孩”、“豹孩”等被野兽抚育过的孩子，他们与正常人具有相同的肌体，相同的大脑，当然也有相同的第二信号系统组织，就是说先天条件是完全相同的。然而由于在婴儿时期因为偶然的原因进入了野兽群中，于是就象野兽一样的生活，没有表现出文化本性与文化能力。印度人辛格1920年在加尔各答附近的狼窝里发现两个裸体女孩，大的约七、八岁，小的约两岁，她们用四肢着地行走，怕光怕火，昼伏夜出，嚎声如狼。辛格把她们带回人间，小的狼孩一年后死去，大的(卡玛拉)两年后学会了直立，六年后才学会了独立行走，七年时间中学会了45个词，勉强能说几句话。显然，这些“狼孩”尽管出生在人类，实际上只是作为自然人、动物人而存在，不具备文化本性。

1937年澳大利亚动学家洛伦兹(K.Z.Lorenz)在维也纳近郊的阿尔腾堡做过一个实验，他把一些鹅蛋放在孵卵器里，自己守在旁边，小鹅出世后第一个见到的就是洛伦兹，他喂养并且照顾这些小动物。他同时又把另外一些鹅蛋让母鹅来孵出，并且由母鹅照料自己孵出的小鹅。

洛伦兹把这两窝小鹅一起盖在一个箱子下面，他和母鹅呆在箱子外面。当他打开箱子放出小鹅的时候，小鹅就分开为两群了:由母鹅孵出并且照料的小鹅全都跑到母鹅身边，而由洛伦兹负责孵化照料的小鹅则把洛伦兹当做它们的妈妈了。生物学家们后来得出结论，雏鸟一出世是一个关键期(洛伦兹称为“印刻期”)，出世后见到的第一个活物体就是小鸟的依恋和跟随对象，如果在关键期内没有见到活物体，就不会再有跟随对象了。

在洛伦兹之后，研究人类儿童学习的关键年龄的实验也很多。这些实验揭示出，2-3岁是儿童学习口头语言的关键年龄，4-5岁是开始学习书面语言的关键年龄。如果象狼孩那样，错过了对第二信号系统进行初始化的关键年龄，会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尽管出生在人类，也难以为文明社会接纳。

人类的行为受到动物本性与文化本性的共同支配，动物本性几乎固定不变，个体差别也很小。文化本性在后天才能形成，其可塑性和个体差别都很大。由于在大脑皮质区中，处于最高等级的第二信号系统可以控制和支配较低等级的神经系统，第二信号系统的指令几乎可以控制人的所有外显活动，甚至能够影响体内的许多生命过程，因此通过后天教育培植文化本性，对于确立与调整人的行为模式，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出版以后，马克思认为它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在1862年报月报6日写给拉萨尔的信中他有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非常重要，为我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学说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实际上，马克思把他所研究的对象──人与达尔文研究的动物等同起来了，没有弄清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差异，看不见人类文化的特殊地位，结果不幸创立了的阶级斗争学说。

具有文化本性是人与其它动物最重要的区别，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人同时还是一种高等灵长目动物，人的动物本性不可忽略。

历史上有些理论家认为人是理性动物，人的行为是完全受理性支配。这种观点忽略了人首先作为一种动物而存在，他必然会有动物本性表现出来。人必须象自然界其它动物一样，逃避自然的灾祸，逃避可能威胁生命和身体健康的各种危险，必须吃进碳水化合物补充能量，必须象其它哺乳动物一样繁殖后代，占有、支配、攻击等等动物本性都会在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曾经激烈地批评那种认为人完全受理性支配的人性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不但不是来自严密的考察，反而是最最不严密，最最不正确的考察。

在马尔萨斯看来，人是既有理性又有肉体的动物，“我愿意承认每一自觉的行动都先有理智作出的决定，但是倘若说人的肉体倾向不会作为干扰力量严重影响理智作出的决定，那就与我所认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正确结论大相径庭了，也与一切实际经验显然相矛盾了。”“人作为理性动物会明白真理，相信真理，但是作为复合动物，人又会决心逆真理而动。贪欲、嗜酒、想占有美女的欲望，会促使人行动，尽管他们采取行动时明明知道这样做会给整个社会的利益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表示马尔萨斯已经注意到人的双重本性，他还特别注意到人的动物性带来的种种问题，包括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危机。

20世纪初，弗洛伊德研究过人的本性问题，但他采用了还原论的思路，企图把人的行为归结到化学与物理的范畴中去。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基本冲动来自其动物本源，来自其求生与繁殖的生命本能，其中性的冲动最重要。弗洛伊德强调人的本能的内在冲动，稍后发展起来的行为主义学派却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人是可塑的，人是环境的被动的牺牲品，人的环境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仍然认为人的本性与动物本性相似，他们主要基于动物实验来完成其研究工作。

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反对前辈心理学家把人等同与一般动物的思路，重新寻找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理论。他注意到现存的理论不能解释人类特有的行为：如宗教、诗歌、价值观、哲学和艺术，进而认为有史以来我们一直没有给人类的本性以足够的评价。他决心“改变人的形象”，他坚信这种改变“就其后果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它能够改变也将要改变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马斯洛认为象弗洛伊德那样研究精神病患者是有价值的，象行为主义学者那样研究动物也是有价值的，然而对于人类来说，仅仅研究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他说：“要认识人类与所有灵长类动物所共有的特征，那么动物心理学是十分必要的。可是，要研究人类所独具的或者使人类大大优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如潜在的学习过程），那么动物心理学就用不上了。”

马斯洛着眼于研究健全成熟的人──“不断发展的少数”，在马斯洛看来，这种人也许只占人群的百分之一，然而他们是最杰出的人，是伟大的创造者，是能够自我实现的人。

马斯洛完成了他所期待的革命，形成了心理学史上的“第三思潮”。

在本书中，我们用动物本性和文化本性，对马斯洛所关注的人──超越一般动物的人，作进一步的讨论。事实上，要深刻认识人的行为，不能割裂人所具有的双重本性，忽略任何一面都会妨碍对人性的理解，而且极可能造成社会悲剧。只承认文化本性(或者理智)，会把人当做智能机器或者符号机器，当做机器人;只承认动物本性就把人退回到几百万年以前，成为不具备第二信号系统的动物。具有双重本性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是文明社会的人。托尔斯泰在《复活》描写过人同时具有的两个侧面:动物的人与精神的人。玛丝洛娃受辱、堕落、下狱、流放，最终觉醒，叶赫留朵夫开始诱骗了玛丝洛娃，后来忏悔了，为玛丝洛娃的冤案奔走，最终他们都获得了精神与灵魂的复活。托尔斯泰用自己的笔刻画了人的双重本性，刻画了自然本性(动物本性)与文明本性(文化本性)共为一体的人。

无论是中国古代“性善”与“性恶”之争，还是洛克、斯密确立的“自私的本性”，对人性的描述都不确切。人的自然本性，在伦理上看，它含有“善”的一面，表现出情感、友爱和互助，它也含有“恶”的一面，表现为攻击、占有、暴力统治欲望等等。因此从伦理观念方面来确定人的本性非常困难，它的基本框架仍然在动物本性范围之内。“自私的本性”是工业社会的理论基石，后面我们还要详加分析。

大工业时代还出现了一种“机器零件”的人性假设，把整个社会看作是一架大机器，每一个人都是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譬如一颗螺丝钉)。按照这种假设把人设计成为表情呆滞、思想僵化、行为同步、服装单调、毫无个性和创新能力的机器零件，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机器零件”假设既违背了人的动物本性，也违背人的文化本性，其社会实验证明弊大于利，现在已经被思想理论界抛弃。

人在环境中的生存适应，依赖于自己具备的各种生存能力。与双重本性对应，人的能力也可以分为两类，即自然能力和文化能力。

自然能力是指人类作为一个灵长目动物所具有的一定的体力、运动速度、技巧、生存与繁衍的能力，至少还具有灵长目动物的智慧水平等等。自然能力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后天只要具备正常条件，营养适当，不被疾病与意外事故造成重大伤害，即可能正常发挥。

人的文化能力建立在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它包括:能够接受和识别第二信号并且做出反应;能够把来自感觉系统的其它信号转变为第二信号;能够进行抽象的计算，并且据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能够接受用第二信号组织的知识模式;能够创造新的知识模式;能够约定新的通信信码等等。在本质上，是文化能力决定了人与其它动物生存适应方式的差别:一般动物只能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人却可以改变局部环境以满足自己的生存条件。文明人类能够在大的自然世界之中创造一个小的人工世界，正应该归功于人类不断发展的文化能力。

文化能力同样是先天遗传与后天学习相结合的产物。第二信号系统提供了文化能力的硬件基础，而后天的文化学习使它显现出来。不经过文化学习的人，没有文化能力，最多只具备自然能力。

人的自然能力个体差异比较小，世世代代的变化很缓慢，在某些方面，文明人的自然能力甚至还有所下降。

人的文化能力相差很大。就人类整体而言，文化能力取决于全人类文化积累所达到的水平，它一代一代地不断提高，后生可畏，来者难诬;对具体的人来说， 文化能力则取决于个人后天获取和创新的文化知识，少数人文化能力很强，多数人要差一些，“熊孩”、“狼孩”的文化能力几近于零。

与双重本性相对应，人也有双重需求，即自然需求和文化需求。

一个灵长目动物要生存下来，需要有空气、水、食物以及更广泛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这是人最基本的自然需求。人还具有繁衍后代的需求，具有亲情、友爱等等需求，这些都是人的自然需求，即动物性需求。

除此之外，人还有文化需求。正常情况下，人愿意学习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知识，渴望探索未知世界，渴望有所发明创造，也乐意享受已有的文化、科学和艺术成果，这些就归属于人的文化需求。

自然需求与文化需求是两类基本需求，它们组合成丰富多彩的个人需求。这些需求被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详细地研究过。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曾经在“欲望”的题目下对需求进行研究，提出了“多样化的欲望”、“自豪感的欲望”、“发挥和发展活动的欲望”等等。心理学家马斯洛则把需求分为生存与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爱情与友谊需求、获得尊重、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在实际社会实践中，最底层的需求就是动物性需求，最高层需求实际上也就是人的文化需求，中间的需求层次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两者。一般讲来，低层的需求得到满足后逐渐向高层发展，未开化的人类的需求也就跟动物差不多，在人类向上发展的历程中，文化需求逐渐增强。正如麦卡洛克所说:“一个欲望或希望的满足不过是向某一新的追求前进了一步而已。在人类进步的每一阶段中，人类注定是要设计和发明，从事新的事业;而在完成这些新的事业之后，还要以新的精力从事其它新的事业。”

人的双重本性、双重能力和双重需求决定了人也具有两重基本权力，即自然权力和文化权力。后者包括获取和交换信息、知识的权利，创新和发明的权力，思想自由的权力等等。

在历史上，人的自然权利较早受到注意，几千年前人们就开始用法律保护这种权力。文化权利受到的待遇差别就很大了，在宗教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下，一般人的文化权力完全没有保障，一切出自君主的好恶，皇帝可以随意处置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赢得了思想自由──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权利。

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世界人权公约》，提出了人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声明中写道:

“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其改变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其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私自以教义、躬行、礼拜及戒律表示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

“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权。教育应属免费，至少初级及基本教育应然。初级教育应属强迫性质。技术与职业教育应广为设立。高等教育应予人人平等机会，以成绩为准。”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之文化生活，欣赏艺术，并且共同襄享科学进步及其利益。”

“人人对其本人之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所获得之精神与物质利益，有享受保护之权。”

这表示各国已经承诺文化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加以保护了。

20世纪70年代，爱得华.O.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发表三部重要的著作《昆虫社会》(1971)、《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1975)和《人性论》(1979)，威尔逊在自己著作中，把对于昆虫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人类社会，在基因层面上讨论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作为社会生物学之父，威尔逊提出了“自私的基因”这个命题，其基本表述为:“有机体只是DNA制造DNA的工具。”它认为，基因为了自己的生存，直接同它的等位基因发生你死我活的竞争，在基因库中能牺牲等位基因而增加自己生存机会的任何基因都会生存下去。如果基因库中出现了利他基因，把生存机会让与其它基因，其结果就是自己就被消灭了，在物种基因库中留下来的仍是自私的基因。因此最后的结论就是:自私的基因。

这个命题还有进一步的推论:有机体更加复杂的社会行为，也是基因复制增加自己的一种技巧。

譬如，个体的利他主义，在社会生物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也不过是一种基因自私的表现。双亲为了保护孩子而付出极大的牺牲，但是双亲的基因由此可以传递下去。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只表现在直系亲属之间，而在亲属圈子之外，人类和少数最聪明的猿猴的利他主义常常是相互的，在此处给予是期望在彼处获得回报。

这个命题在基因层面上把一切有机体的行为统一起来，把人与其它有机体完全等同起来了。它被引用来说明人的本性，成为人的动物本性假设的最强表述。

其实这个命题如果要用来表述生物长久有效的生存策略相当困难，因为它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缺陷。它的核心论断“有机体只是DNA制造DNA的工具”没有问题，而“在基因库中能牺牲等位基因而增加自己生存的机会的任何基因都会生存下去”这个推论却不能成立，因为基因存在和发展首先不是由等位基因竞争的胜负所决定，牺牲等位基因也不是保证基因生存的充分条件。基因能够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具有适宜的生存环境，即物种整体基因库的存在条件得到满足。物种整体生存的外部环境条件得到满足之后，等位基因之间的竞争才有意义。

“自私的基因”这个命题没有给出生物在生存资源短缺和环境灾变等严峻外部条件下的生存策略。过去的30亿年中，地球上生存过1亿多个物种，除了现存的1000万(也有资料说只剩下200万种)以外，其他的都已经灭亡了。恐龙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一亿四千万年，而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一场至今未能解释的灾难中，六大类恐龙突然全部消失，爬行动物只剩下蜥蜴、蛇等作为代表。已经灭绝的物种曾经都参加过自私的竞争，然而均未逃脱厄运。可见当物种基因库的生存环境出现灾变时，等位基因间自私的竞争策略并不是保证生存的充分条件，它不能保证提供更多的生存机会。这时候，等位基因间的竞争并不能保证物种基因的永恒。

因此，我们说，“自私的基因”最多只能算是在宽松环境中有效的生存策略，而在出现生存资源危机的时候，它对增进生物的生存机会无能为力。在灾变环境中，自私的策略也不能保证基因的永恒。

人类已经面临着生存困境:人类DNA大量复制增加，地球生态系统已经不堪重负。现代社会依赖的石油能源和其它物质资源不断减少，环境污染，生物链被打断，物种大量灭绝，地球上的物种基因库遭到破坏，巨大的核武库隐含着高度的危险性。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两方面都处于紧张状态，即使不说已经处于灾变环境，潜在的灾变可能性却难以否认。

我们需要能走出困境的生存策略，而此时，人的动物本性和基因生存策略却令人失望。从本质上讲，生存困境是一种生存资源危机，而这种危机正是执行“自私的基因”的生存策略的结果，是人们放任和鼓励发挥动物本性造成的后果。K.洛伦兹在《论侵略》一书中写道:“另外一个星球上不带偏见的观察者，观看人类今天的状况──手里拿着他们的智能产物原子弹，心上怀着从类人猿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用同样的智能无法控制的侵略动力，他们必定预言这个人类不会长寿。”

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生存资源危机可能导致一场共同灾难，一场人类物种的灾难，任其演化下去，中生代末期恐龙的命运同样可能成为全新世人类文明的命运。生存资源危机背景下的生存策略与宽松环境下等位基因的生存策略完全不同，任何个体不能确保在等位基因之间自私的竞争中成为胜利者，即使获得胜利也不能保证更高的生存概率;第二，等位基因的敌对竞争更为危险，它将大量消耗和破坏有限的生存资源，使平均生存机会进一步降低。

要避免人类共同毁灭这种最坏的结果，不能寄希望于DNA的生存策略，不能寄希望于人的动物本性，不能完全依赖“自私的基因”，甚至不能完全以DNA为适应单位。

可是除开基因之外，还有谁能够提供人类的基本生存策略呢?有什么力量能够约束人的动物本性，能够对抗自私的基因，能够调整人的生存策略，避免人类最坏的结局?

威尔逊本人就对这个问题十分担忧。在他与拉姆斯登合著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一书中，他们写道:“人类已经把自我反思推进到存在的中心部分:我们能检讨过去的历史，我们能设计遥远的未来，我们甚至能设计自己的遗传前景。通过文化，我们已毫无夸张地改变了有机进化的形式，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现在可以控制有机进化的形式。但是，我们自己的进化也始终是最危险的。在变迁的过程中，一些关键的事件已经出轨。我们仍然太无知而不能自由，继续做遗传的奴隶太危险，但是要找到一条出路又可能是太自负，太令人担忧了。”

威尔逊的担忧也表明，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已经很难寻找到人类未来的出路了。

然而这个出路可能是存在的，其根据就在于，人不但具有动物本性(基因本性)，还具有文化本性，具有文化能力。人类可能通过文化计算，重新设计自己的前景。

有可能约束动物本性的只能是文化本性，只有人类的文化本性和文化能力，可能创造出新的生存策略，创造出有别于基因策略的生存智慧。关于未来，我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人的文化本性和文化能力。

弄清人的文化本性，发展人的文化能力，更深刻地认识生存环境，认识自身，然后调整生存观念和生存行为，争取逃出DNA的魔掌，转危为安，这大概是人类唯一的好的选择。

西方有一个囚犯难题，说的是两个同案囚犯，将会选择交代还是不交代的对策问题。如果两个都拒绝交代，将无罪释放。两个都交代，会各判10年监禁。如果有一个人交代，另外一个人不交代，那么交代的人将服5年监禁，而不交代者将服20年监禁。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决策呢?

实际上，囚犯决策跟3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是否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决策的后果，第二，是否能够相互沟通，第三，是否双方都按照理智的计算行事。假定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结论应该是两个人都不会服刑。

金庸先生也提出并且解答了一个类似的难题。在《射雕英雄传》中，有三位武林人物不幸落难海上，在同一条船上，洪七公与黄蓉为一方，欧阳锋为另一方。本来两方互相敌对，欲置对方于死地，现在问题就出来了， 他们在这个船上应该采取何种生存策略?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有人不明白生存危险或者不顾险情，一定要进行生死决斗，图谋消灭对手，其结局无疑是共同毁灭。金庸笔下的落难者有足够的生存智慧，能够计算在这条“诺亚方舟”上采用不同策略的生存机会，每一方都明白不可能毁灭对手(等位基因)而独自生还。理智的结论是，即使自己和敌人共存，也比同归于尽更可取──这也是他们实际采用的决策，也是唯一的理智的决策。

洪七公、欧阳修、黄蓉都能够认识自己的危险处境，而且能够计算做出不同选择可能留下的生存概率，由此各自调整自己的行为，避免了共同毁灭。

面对灾变环境的这种计算能力来自何处呢?绝非来自基因!它来自人类文化积累(譬如它不能通过遗传而只能通过学习获致)。能够计算复杂的生存概率问题并由此调整生存行为，这是文化本性和文化能力的重要功能。当然双方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经过计算的利己性，是有计算的自私，即便如此，认识高速变化的生存环境，计算生存概率，确定生存策略，并且迅速调整生存行为。这个行为系列已经超过了基因的能力。

基因生存策略的目标是实现直接利益最大化，用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行为短期化。它是直接受动物本性驱使的行为取向。行为短期化策略有效的条件在于生存环境长期稳定不变，这时候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几乎直接一致，DNA的策略也就很有效了。如果外部环境出现很快的变化，基因策略就显得无能为力。DNA没有提供在环境急剧变化时计算平均生存机会的能力。如果在草原上放上几只兔子、山羊，那么它们DNA的策略就是要不加约束地繁殖，哪怕直到啃光草皮而大死亡。DNA不可能指示不同的等位基因携带者聚集在一起，开一个全体会议或代表大会，讨论集体福利和长久利益问题。DNA不具备这种通讯手段。大自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听之任之，或者让种群表现出增长-萎缩的振荡，或者由天敌与其它限制作为种群增长的边界。

与此对应，人类文化的作用却是计算和预见未来，它有可能建立起服从长久利益的生存策略。通过文化计算，可以明白原子战争的后果是共同毁灭，耗竭自然资源会危及全人类的生存。通过这种计算，若干竞争着的等位基因可能放弃危险的敌对策略，进行理智的对话(否则早就打起原子战争了);通过这种计算，人们可能放弃一些急功近利的“光辉业绩”，选择持续发展的生存策略。

人类不象一般物种那样仅仅是一种基因群落，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具有文化的基因群落。在DNA无能为力的领域，文化本性和文化策略具有决定性意义。

人类文化能力可以认识环境，能够计算生存概率，还能够预测自己行为广泛长久的效应，通过计算和预测，第二信号系统能够支配人的行动，在这个层面上，文化策略就可能胜过基因策略，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或者更长久的利益，克服基因策略的短期化倾向。

另一方面，所有基因都不能够认识自身，不能够认识人类文化，不能够认识环境，也不能通过自觉而调整生存行为。自然世界的一切生命体(除了人)，包括所有动物，甚至包括没有文化能力的人，都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客体来考察，不能实现自觉。只有通过文化积累，人自身和自己的行为才能够成为被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了脱离人自身的文化体系，人自身才可能得到客观的累积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人类写出那个著名的疑问“我是谁?”时，已经表现出人与其它动物一个本质的差别:通过文化积累认识自己。面临生存困境时， 这种文化本性和文化能力就成为苦海之上唯一的渡人之舟。

1973年4月，斯坦利.科恩和赫伯特.博耶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改变了基因的遗传密码，开创了基因工程技术时代。随后科学家着手研究用遗传工程技术治疗有基因缺陷的遗传病。90年代初，通过转基因工程培养出来的猪崽中已经具有十分之一的人的基因。人类文化达到了可以认识基因、改变基因、改变生物基本特征的水平。遗传科学的这类进展不但有巨大的产业意义，也有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在理论上讲，人类已经可以通过(文化)技术手段修改自己的基因，它标志着在人的本性中，文化对基因的从属历史已经结束。尽管在应用基因工程技术方面必须持谨慎的作法，但是从方向上可以肯定，人们将越来越依赖文化本性和文化能力，依赖对世界的认识来确定自己的生存策略。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写到:“各种生物的进化是在通过突变和自然选择而适应各自环境的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是通过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实现的;这在更新世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进化过程转向相反方向。不再是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是人类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今天，第三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即将来临。随着人类对遗传因子的结构和功能的了解日益加深，不久就有可能做到，在改造环境的同时，改变自己的遗传因子。”

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于人类进步的表现看得非常清楚。

即使最不服气的人，也再不能否认人的文化本性和文化能力具有独立于基因的地位了吧!

与“自私的基因”完全相反，人类文化具有内在的利他性。令人惊奇甚至难以置信的是，这是一种真正的利他主义，与基因操纵的利他行为具有本质的不同。一般认为，基因只在最亲近的亲族之中表现出彻底的利他主义，而在亲族之外的利他行为不过是等待回报收获的交换行为(弱利他主义)。基因的生存策略决不会有利于增加等位基因的生存机会。

而文化利他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同时增加等位基因的生存机会，甚至可能普惠于人类整个物种，在此同时，施行利他行为者的基因却不能肯定会从中获得特别的收益，增加增殖机会。

与一般的“弱利他主义”、“强利他主义”概念相比，文化创新是最强的利他主义。

文化利他性的机理在于：文化作为一种生存智慧，既不能象实物遗产一样可以排他性地留给直系后代，也不能通过遗传密码传给自己基因的携带者。任何文化创新唯一的传播途径是通过体外文化系统传给后代。体外文化系统并不属于创新者的基因族，它往往由一个民族、国家或者语言文化圈共创共享。任何文化创新进入这个系统以后，就可以被该文化圈的所有人共同利用。随着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文化创新就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产生出极大的利他效果。

唐代诗人元稹和白居易没有儿子，元稹给白居易写信时表示忧虑：“天遣两家无嗣子，欲将文字付谁人？”我们写的诗文是不是也要去黄泉了？历史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尽管没有传宗接代的儿子，但诗人创造的文化遗产却流芳千古，成了世界的文化珍品。

任何一个创新者，当他用通用的语言符号描述自己的创新时，就把自己的智慧汇入了人类文明的长河，把自己的创新贡献给了全人类。即便是创新者的直系后代，自己基因的直接携带者，也只能与等位基因的携带者、与其他人一样，通过人类文化体系获取这些生存智慧。很明显，一切能够与该语言进行通信的人，原则上处于同等的地位，都可以从这个创新中获益。

所有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竞争的等位基因，都可以从同一个文化创新中获益，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因此可以肯定，文化创新的确有利于其他基因，有利于提高等位基因的生存概率。

这里仅仅讨论了文化本性产生的客观利他性。这种客观利他性，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基本属性，与文化创新者个人意图个人价值观念毫无关系。无论一个文化创新者主观上取何种基本价值观念，只要他的文化创新能够增进人类的生存智慧，而且他把这种创新用共同语言符号表现出来，文化创新的客观利他性就成立了。

尽管爱迪生、西门子等发明家经常表现得锱铢必究寸利必争，完全用商业规范争取利益，他们仍然获得了全人类的敬仰，其原因就在于此。可以说，这些发明家是最大的利他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发明提高了全人类的生存水平。

由于文化创新具有客观利他性，一个明智的社会应该鼓励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比较起来，鼓励创新耗费的成本非常微小，而创新为社会和人类带来的收益却不可估量。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文化本性的客观利他性，还丝毫没有涉及主观利他性。然而这种主观利他性的确是存在的，笔者把它界定为不以增加个人物质利益为首要目的(或者主要目的)的文化创新动机。

创新动机是鲁利亚第三基本机能联合区的第三级皮质区(位于大脑前额页前部)的功能，这里产生着内驱力，产生着理解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或者叫探索精神)，而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就可能导致主观利他性。

正如巴甫洛夫所指出的那样，除开其他的无条件反射之外，人还固有一种特别的“研究的反射”。尽管人必须要吃饭生活保持存在才能思维创造，但是冷冷静静地说，毕竟不是所有人生命的一切时间中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维持生存条件与保持探索精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完全对立不可兼而得之的事情。

为维持起码生存条件而耗尽全部精力的极端情况非常罕见，一般动物都享有休息时间。多数时候，人们不能进行思想创新不是因为生活困难(对生活，几乎从来就没有人心满意足过)，而是由于教育、信息、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缺陷，使人的智力没有用到这方面来。就我观察，大多数人的大部分心智是被无益地浪费了。

《圣经》中讲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触犯上帝的戒律，被逐出伊甸园，贬到地上，成为人类的祖先。这个传说似乎暗示人类本身就产生于对智慧的追求，人的文化本性十分深刻，十分悠远。实际上不管是否会给个人带来实际的利益，总有那么一些人，对于探索未知、理解世界与创造发明抱着难以遏制和永不满足的激情，我只能说，他们真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是使人类成为人类的人。

梅菲斯托与天帝打赌，要让浮士德的灵魂感到满足，他用美女、力量、权力和地位作诱饵，最终还是失败了。文化本性驱使浮士德努力追求最高的存在，在他的灵魂深处激荡起不能平息的冲动，尘世的痛苦与享乐都不能淡漠追求知识的激情。一切成功不能使之满足，一切失败也不能令他屈服。我们只能用浮士德精神来解释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行为，他们为了探索无穷无尽的未知世界，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甚至甘愿踏进地狱之门。得益的是人类，受苦的是自己。

古希腊早期，爱奥尼亚(Ionia)米利都(Miletus)城那些生活简单的自由民，把自己所有的闲暇时间用来思考。他们如实地观察事物，努力思索，以图认识世界的意义。这一切为了什么呢?居希腊前七贤之首的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前547)和他的米利都学派首先拒绝把思考和功利目标连在一起(现在又该受功利主义者的批判了，不过请手下留情!)，认为思考是人的本能与挚情，它源于思辨的好奇。稍后的亚里斯多德说，人们研究学术只是为了“脱出愚蠢”，纯属个人爱好，这位哲人认为全部科学都是由好奇心引起的。古希腊那些坐在井台边的思想家、哲学家，献身于追求知识的漫漫长程，他们穿越黑暗的荒原，点燃智慧的灯火，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帝王。传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曾经去看望雅典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后者住在市场上的一个木桶里。当独步天下的皇帝问哲学家需要什么帮助时，这位精神世界的帝王回答说:“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叹服不已，说我要不是皇帝，我也就作第欧根尼了。在希腊先哲的心目中，追求认识世界纯粹是精神享受，而这种享受当个皇帝都不换。仅仅为了知识本身就足以热爱知识了，既不受政治权力支配，也不需要物质刺激，更不象后人那样要“改造世界”。早年的人类看自然界是混乱的，盲目的，不可解释，不可思议，而希腊人却最先意识到，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永恒的规律。于是柏拉图要求:认识的目标是永恒的事物，而不是暂时出现，不久就要消失的事物。

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德从5个公理和若干定义出发，构建了著名的欧氏几何学体系。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共13卷(经后人增添两卷成为15卷)，其中含有几百个简单命题，这部大作直到现在仍然是学习几何知识和通过几何学习形式逻辑的经典著作。相传国王托勒密一世曾经询问这位几何学大师，能否不读《几何原本》，找到一种学习几何的更简便的方法，欧几里德回答说:“陛下，通向几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据说有一个学生曾向这位大名鼎鼎的老师发问:我学了这些东西能得到什么呢? 欧几里德马上吩咐说:“给他一个银币，因为他学知识必须见利。”后来有人讥讽说欧几里德在给自己的几何学做广告，我看这似乎有点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其实欧几里德的观念与他同时代的“智者”是一致的，他们看重知识本身，认为只应该从增加知识的角度来学习知识，譬如亚里斯多德同样把对学问的追求看作是一种最高的追求，是至德至善。

婴儿和幼童就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孩子们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外部世界，喜欢提出各种问题，而且以获得解答为快乐。善于施教者顺应文化本性加以引导即可结出硕果，愚蠢的教育者采用强迫灌输或者物质引诱方法，实际上偏离和抹杀了人的文化本性，放任自流不加教育则会荒芜人的文化本性，终至荒芜人生。

知识创新者是否能够获得回报?可能有。重视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社会，一般会鼓励创新。用拉姆斯登和威尔逊的说法:“科学之所以在西方文化中大放异彩，正是因为社会承认这困难的一步是有价值的，并且还对创新奖励有加。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创见更宝贵的东西了。即令那些最有天赋的科学家，真正有创见的时刻也是如驹过隙，极为少见的，可能只占他们清醒时光的千分之一。”这是比较乐观的情形。还有一些时候就没有这么美妙，世人往往极其势利极其保守，没有到手一打，绝不会回赠一个。至于把创新者送去烤熟或者逼得跳海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有绝迹。

十分有幸，许多创新者的首要目标似乎并不是占有世界，而是认识、发现和创造世界，以满足内心的愉悦。功利、荣誉、祖国等等不过是外在的东西，他们的动力却是内源性的。追求知识而获得了知识，由于理解自然而更加热爱自然，在认识未知和创造发明的艰辛活动中感受到至善至美，使灵魂进入精神世界的佳境，正如彭加勒曾经诉说过的那样:

“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 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对它感到乐趣，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它就不值得认识，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认识，就不值得活下去。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谈那打动感官的美、性质的美和现象的美;不是我低估这类美，远不是这样，而是它们与科学毫不相干;我的意思是那更深邃的美，它来自各部分和谐的秩序，而且它能为一种纯粹的智慧所掌握。正是它给实体，也就是给结构以五彩缤纷的现象，从而使我们的感官感到欢愉;没有这种支持，这些梦幻即逝的美就是不完美的，因为它是朦胧的而且总是瞬时的。恰恰相反，理性的美对自身来说是充分的，与其说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倒不如说或许正是为了理性本身，科学家才献身于漫长的和艰苦的劳动”(《科学和方法》)。

阿基米德是希腊化时代纯科学的典范。E.T.贝尔称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智者，彻底的现代派。”贝尔认为他和牛顿完全可以互相理解，贝尔还说，“要是阿基米德活到现在，去听数学和物理的研究生课程，那么他很可能会比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和狄拉克更了解他们自己”，“要是古希腊的数学家和科学家追随阿基米德而不是追随欧几里德、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他们可能在两千年前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由笛卡尔和牛顿在17世纪肇始的现代数学时代，和由伽利略在同一世纪开始的现代物理学时代。”

这位出身贵族的学者会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而忘记了吃饭;坐在地上，他会把地板当作黑板演算起来;洗澡之后，他可能在涂满橄榄油的身上画图，忘记了穿衣服；当他发现浮力定律时，甚至兴奋得一丝不挂地跑上了街。阿基米德终身迷恋科学，直到老年都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在攻破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刺死他之前，这位75岁的老人还在碳灰地上画图。

阿基米德有许多发明，然而他并不利用这些发明获取什么利益。普鲁塔克评价说：“阿基米德具有高尚的情操，深刻的灵魂和丰富的科学知识，虽然这些发明使他赢得了超乎常人的名望，但他并未屈尊留下任何有关这些发明的著述;相反，他鄙薄工程学这一行当，以及任何仅仅出于实用和赢利目的的技艺。他将他的全部情感与理想寄托于与尘世无涉的思索之中。”

1856年，孟德尔开始用豌豆进行遗传学研究，不过是为了弄清植物进化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他为此耗费了十几年时间，其中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回报，甚至在精神方面的社会鼓励都谈不上。直到1900年，孟德尔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肯定他是经典遗传学的创立者。孟德尔为人类带来的利益不可限量，而他自己什么物质收益也没有。

认识无限世界甚至比占有眼前世界的欲望更能激荡心弦。就算是十分注重商业利益的德国发明家西门子(Wernervon Siemens， 1816-1892)，也曾经自述心声:“对自然科学的探索是我最初的探索，是我的初恋”;人们对德国化学家、教育家和有机化学之父李比希的评价是“一位浪漫的自然科学家的典型。他从事研究工作是无私的”，激励他工作的是为人类造福的意愿。他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只能用“痴情”来形容，是一种狂热。他热心地申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是一位高尚、诚实、令人感佩的教师，凡是有助于科学发展的事情他就忘我地去做。软件业巨子比尔.盖茨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科学家的书，自10岁起他就对达.芬奇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到功成名就之际，还花了3100万美元买下达.芬奇的一本手稿来研读。

即使在被物欲压得透不过气来的20世纪，在最拜金主义的商人群中，人类文化本性也能够透过金钱的重压放射出耀眼的光辉。20世纪中叶，IBM公司率先进入电脑领域，其初衷也不完全是因为肯定电脑能赚大钱，更没有预料到这个行道能象今天这样晴空万里日正中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IBM的老板沃森热爱学习，喜欢天文学，想用电脑进行天文学计算，帮助自己的业余爱好。沃森的一位科学家朋友告诉他，人类文明的发展非常需要新的计算工具，于是沃森投入了计算机领域。IBM的电脑最早在橱窗里演示的就是月球的阴晴圆缺。“蓝色巨人”后来在电脑业执世界牛耳，其商业成就十分辉煌，然而老沃森在晚年回忆往事倾吐心声之中，感到最为激动的事情却是:“现在，我看到这些机器竟然在为探索银河而工作，这是我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根本不可能去碰它，这就够了。”

作为一个十分成功的资本家，沃森也竟然以参加了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努力作为自己终生的幸事，这是一种从婴儿到老人都不能泯灭的最美丽的人性显现，是人类文化本性最有力量的证明。

这种例子太多了。瑞典化学家、发明家和实业家阿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1896)离开人间已经快100年了，然而他用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创立的诺贝尔奖，在他身后仍然推动着科学和人类文明进步。1901年首届诺贝尔奖颁发，每项奖金高达四万二千美元，对科学精英提供了有力的经济资助(直到1920年，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全年的研究经费不过一万美元！)。意大利企业家奥雷利奥.佩西博士1968年邀请一些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建立了罗马俱乐部，其宗旨是研究人类目前和未来的困难处境问题，并拟定有关人类境况的研究计划。从基因角度来分析，这类行动有助于提高许多等位基因的生存机会，无疑非常愚蠢，不过我猜测，恐怕正是这些愚蠢的基因和愚蠢的行为使人类胜过了自然界的其它竞争者。

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仍然有许多人在无偿贡献自己的智力成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区里有一个由“自由软件基金”支持的小组，他们以软件高手R.Stallman等几个自愿者为核心，不断推出高质量的软件，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用户，放弃对计算机软件的复制、转让、理解和修改方面的限制。目前他们的软件已经在全球许多计算机上运行。现在有许多标明“Copy Freely，but do not sell”(免费拷贝，不能销售)的软件在国内也广为流传。

从诺贝尔、西门子、爱迪生、沃森、松下幸之助、佩西等等发明家和企业家身上，从这些免费软件的开发者身上，我们看到的并不全是“自私的基因”和“人格化的资本”，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利他的文化本性，看到了探索、创新和奉献的精神。

更广泛地说，历史上的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企业家以及其它创新者，个个空手西去，他们把自己创造的财富留在世间，用个人的生命铸造着人类上升的台阶。

无论客观利他性还是主观利他性，都是文化本性对动物本性的优势表现。假设人类能够走出现存的困境，我相信那只能是充分发展文化本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