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传统文化作文900字:何新：经济学不能从任何空想性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

警言：
   

    经济学者只注重于玩弄抽象的数理经济模型和资本主义市场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却毫不注重于研究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发展阶段，不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家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制订，我认为第一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第二应当从实际出发，第三应当从问题出发，而绝不应当从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　

　  也就是必须采取面对现实、正视现实的态度，从现实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抽象的理念，所谓“理想”和“应当”出发，不要硬用主观设计的空想主义理念去扭曲现实。

　经济学不能从任何空想性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一）　　

记者：人们知道，您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
何新：(笑)不。虽然在本届全国政协中我是作为“经济界”的委员，但作为经济学家，我应该承认自已是业余的。我并没有用我的全部力量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我是把这门学问作为观察当代社会、理解古今历史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认识工具而来研究的。我是一个跨学科的经济学研究者。
记者：经济学是一门给人以权威感和神秘感的社会科学，它需要数学基础和理论知识的专业训练。
何新：(笑)经济学常常被某些经济学家和不懂经济学的人(包括一些政治家)神秘化了。人们极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觉，就是以为经济学家必然真的懂经济，以为经济学家可以指导经济。
记者：难道您认为不是这样吗？
何新：(笑)至少不完全是。J．R．shackleton讲过一句名言，“如果有五个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就会有一打自相矛盾的不同意见。”这就是说当代经济学中并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只有被自我陈述的意见。所有那些被追捧的包括被“诺贝尔奖”钦定的权威仍然只是一种伪权威，别让他们吓住。
记者：您的意见是？
何新：我的意思是，不要用偶象唬人，也不要被偶象唬住。在经济问题上，倒是陈云的几句话可以作为座右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A·伊曼纽尔曾指出——
        在经济学这门学问中，不同地点、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几乎无法得到一致的意见，在这个领域内实际上没有哪一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代一代的学者把学术上的真理贬为自相矛盾的谬论，或把谬论奉为经典规律。在这个领域内，一切都捉摸不定而且互相矛盾。
    此外，还要看到，书本知识和实际操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比如您本身也是一位经济学博士。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博士的涵义仅仅是，您了解有关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文献，并且就此写过博士论文。但这与实际了解国民经济，以至操作现实经济并且保证其可以根据你的理论指导而成功，绝非同一回事。
    我认为，我国经济学理论一直处在一种幼稚的阶段。经济学者只注重于玩弄抽象的数理经济模型和资本主义市场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却毫不注重于研究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发展阶段，不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家经济政策。许多人把幻想性市场模型拟设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方向，却忽略了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中吸取对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用的政策和借鉴。
记者：是，我承认这一点。
何新：我尤其不欣赏某些经济学人，最简单的经济现象，拿他们那套所谓宏观/微观的术语以至某种数学模型一编排，就变成谁也搞不懂了。以术语美文装饰学术，这不过是用以掩盖思想和内容空洞的小伎俩。还有人乐于用数学冒充经济学，但如果真使用他们建立的那一套数学模型作实际操作，特别是预测，几乎总是必败无疑。
    当今学术界流行的一种时髦，就是由某些所谓“专家”杜撰一批貌似深奥的新词，所谓“话语”，用来吓唬外行，借以建立某种“话语霸权”。其实，真理是简单的，是自明的。因为真理是彻底的，它不需要故布任何语词的迷障。
记者：但是，任何学科都需要具有自己独特的术语。
何新：这一点我同意。R·F·哈罗德说过，“对仍处于发展早期的经济科学史，主要工作是适当的概念的形成史。”但是问题在于，真正的科学术语本身必须也应是科学的概念，这种概念应当具有明确的意义，不应当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而在近年我们的经济学中，却生造出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伪概念。
记者：比如说？
何新：例如什么“知识经济”、什么“知本家”这一类。你知道马克思在150年前即曾写过一篇与现在最时髦的“知识经济”有关的幽默文章吗？
记者：知识经济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
何新：马克思没有用“知识经济”这个词，他写此文嘲笑的只是19世纪的庸俗经济学家。这篇文章收录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马克思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知识经济”，但他嘲笑了把什么都说成“经济”的泛经济学。他说，如果什么都是“经济”，那么也可以建立一个“犯罪经济学”，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犯罪活动也是所谓“知识经济”最强劲的原动力之一——因为犯罪活动既是经济活动，又是智力（知识的）活动。当然，马克思写此文其实是和当时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们开玩笑，调侃他们。让我给你一个复印件。
    其实，对于一些精灵古怪的新奇术语和概念，我看连某些经济学家自己也未必真弄得懂。比如说，近几年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非常喜欢使用一个关于“机制”的概念。而我是笨蛋，我就始终弄不懂这个概念的确切经济涵义。所谓“转换机制”究竟指的是什么呀？为此请教了一些颇具大名的经济学人，结果发现，似乎没有人真正讲得清楚。最后，我只好去查一查《辞海》，读书对“机制”这个词的释义如下——
        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例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缩）时，常借指其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生物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联系。
    由此可见，这个概念的本义与经济问题风马牛不相及。将这个意义很不明确的生物或机械学方面的术语转借到经济学领域，特别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术语，其含义必然是模糊不清的。
记者：人们认为，国企搞不好的原因就是由于某种机制问题，因此必须“转换机制”。
何新：这个问题令我也困惑了很久。但我观察了几年后才明白，一些人所说的“机制”，其实真义乃是指“所有制”。使用这个含糊不清的语词的真正用意，为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呵。就是要“国退民进”，让国有企业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最终以逐步推进的全面私有化以取代国有体制。这才是故弄玄虚的“机制”转换论的真义。我也会使用“机制”这一概念，但我使用这个语词的言指是——机能（功能）和制度。
    但是近几年来，一些地区似乎已实验过了这种奥妙的“机制”转换论。结果如何呢？社会上平添了大批在这种“机制转换”中产生的灰色人群，即下岗的失业者，造成了社会不安形势。但经过这种转换的国企真的得救了吗？只有天知道！
记者：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可以导致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形成，是走向合理市场体制转化过程中的必然。这一政策的形成和设计，也是以关于现代市场经济规范的科学理论作为依据和支持的。
何新：荒谬就在于此！科学是个好东西。可是，如果本身不是“科学”的东西被冒充为科学又被人们接受和实施，那么这种“科学”就会成为很可怕的东西。想一想“法轮功”就知道了。在本体论上，人可以接受唯心主义，但在方法论上，唯心主义特别是对现实采取主观唯心主义态度必会误国误民！
    人们总是责备1958年的大跃进。但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在1958年，人们也是依据当时的“科学”经济理论——“学共产主义”，为了构建一种理想社会制度而进行“制度创新”，于是建立了人民公社，发动了大跃进。1958年，中国似乎已经到达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前沿——“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6年以后，党回到了现实主义的认识上，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看法改变为——“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100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毛泽东）其最终结果是中国经济遭遇重大挫折。
    今天据说人们又找到了一种新的“科学”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而为了构造另一种理想经济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其结果是国有经济组织发生了坏死性崩溃，城乡中出现了一大批失业、无业以及短期不规则就业，以至失去机会的灰色人口（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现实，而且给未来留下了遗害深远的隐患。导致这一严重现实的经济指导理论，就是由美国输入的那种“新自由主义”。其实，作为另一种空想主义神话，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乌托邦与1958年的那种乌托邦恰恰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个面。
记者：这样讲是否有足够的根据？
何新：有。我认识一位旅居美国的台湾知名经济学　家高希均　教授。1988年他曾来中国，赠我一部他的著作《经济学的世界》。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属于新古典主义，但由于此书主要写给海外读者的，书中的观点还比较客观。在这本书中，他介绍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关于自由市场经济所拟想的如下一个“天堂”模型——
        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的逻辑世界中：政府的管制要减少到最低，人民诱因要发挥到最高；市场上充满了竞争，当然没有联合垄断。消费者有足够的情报，当然可以做明智的选择。赚钱的厂商应任其不断的扩展，亏本的事业应任其倒闭。政府预算不宜有赤字，货币供给量应当受到稳定的控制。穷人申请救济时就给他们现金，富人创造财富时就给他们减税。人员资金与货物可以在国内外自由地流动，没有本国的干预，也没有他国的限制。在公平的竞争下，效率比公平更重要；自由比平等更可贵。人人为了自己，结果反而是利人。人如果一心为了利他，结果反而是两边落空。
    这里描绘了一个市场理想主义的自由天堂。试看这个天堂是多么美妙与和谐！正如50-70年代人们所追梦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国一样，这是另一种图版的“美丽新世界”。然而这个自由主义的市场天堂实在是过于美妙，以至就　连高希均　教授自己也并不太相信它会成为现实。因此，在作了以上的描述后他说，弗里德曼“心目中的这个理想世界变成了人间的天堂，又有谁会不向往？问题是到天堂的现实之路何其坎坷而遥远！”
记者：难道这种市场经济的理想蓝图不能成为现实吗？在美国及西方它不是已经是现实吗？
何新：让我们听听　高希均　教授的说法，他指出——
        亚当斯密曾以“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出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利的动机下冥冥中指挥了经济活动的运作，产生了“利已”也“利人”的后果——价格、服务好、品质高！但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一直如斯密形容地那样奇妙。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使政治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干预，一方面带来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另一方面带来了以后凯恩斯理论五十年的风靡！
    其实关于私有制的自由市场体制的弊病，没有人比西方经济学家自身对此了解得更清楚。高希均指出，私有制自由经济必然存在以下四大弊端（1）贫富悬殊（何按：优胜劣败乃是两极分化的同义语）（2）过多的私人消费，国家共有资源及经费不足（3）社会成本（环境、公害等）的支付过大（4）经济发生周期性危机
   （以上参阅高著《经济学的世界》第15-26页，台湾天下图书，1987版）
    高希均的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所以他讲的是真话。但是，一些台湾和西方经济学家们到中国大陆来鼓吹的却恰恰是另一种观点。这一派人竭力掩饰自由市场体制的上述弊病，单纯吹嘘它的好处，他们不考虑中国自身的国情，而承继美国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观点，竭力宣传政府应当从国民经济活动中最终完全退出，只扮演裁判的角色。他们宣传中国应当全面解散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作为市场化的终极目标。这种片面的鼓吹，我认为是别有用心。
    在经济学中人们最好慎谈所谓“科学”。实际上，在经济学中远还没有形成普遍适用的可以作为一般规范的经济科学理论。特别是如果竟以这类冒充为科学的经济理论作为设计现实政策的指导，对于一个国家将是非常危险的。经济政策的制订，我认为第一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第二应当从实际出发，第三应当从问题出发，而绝不应当从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
记者：你谈的这三点很有意义，请深入解释一下。
何新：这三点是我长期研究经济理论、思考经济问题后总结的东西。既然目前的经济理论基本并不可靠，既然经济学中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模式可以借用，经济改革又需要理论解释和思路引导。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与其让政策被某种乌托邦的模式所导引，倒还不如采用陈云那一代人的办法，即务实的办法。那一代人据说是不懂什么理论“经济学”的，但那是务实的一代人。1949年国民党留下了一个经济全面崩溃的烂摊子，是当时国民党那些剑桥、哈佛毕业的“海归”博士部长们无论如何都治理不好的（他们当时也不相信共产党能治理好）。但是陈云等人只用三年就将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中国在50年代初就走上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后来的大跃进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办法就是靠三条——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同时也借鉴别国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从中国国情出发。也就是说，无论当年照搬苏联模式，还是今天照搬被曲解和误解的美国模式（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所谓“与国际接轨”），都是一种极其幼稚的行为。
    第二必须从实际出发。也就是必须采取面对现实、正视现实的态度，从现实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抽象的理念，所谓“理想”和“应当”出发，不要硬用主观设计的空想主义理念去扭曲现实。
    第三是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例如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最严重而迫切的是三大经济问题，第一是严重的社会失业和就业问题，第二是为农民找出路的问题，第三是社会青年问题，千百万城乡青年人正在面临生计、职业、生活前途和出路的问题（包括高校毕业生）。
    这三大问题都是当前最严重也最具有紧迫性的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们直接影响社会安定、国家治乱，影响当前也影响未来。如果政府硬是不管这些问题，如果天真地相信应该把这些问题都推到市场中去，由市场的自发力量去自然解决，这就是欺世误国之论！不面对这些问题，而迷恋于一些抽象的经济模型和增长数字，这是极其荒谬的，是对国家、社会、人民、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作法。
记者：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生灾难，目前中国经济也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和良好的势头。
何新：经济增长有两种，真增长和假增长。改革前，中国经济年年也一直都在报告生产发展、经济增长。对此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文革时代，每一年元旦社论都有一套口头禅——“生产发展，市场繁荣，货币稳定，购销两旺，形势大好而且愈来愈好”。但突然有一天，11届3中全会后，我们才知道，真相是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当前经济形势有好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容忽视的种种隐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经济增长必然反映在就业率快速上升即劳力市场的活跃上。而当今并不如此，下岗、失业极其严重（某些地区社会形势甚至潜在地很紧张）。凯恩斯最重要的一部名著叫什么？叫《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从书名看，他认为“就业”是经济学的第一问题。他所针对的是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的大失业。
    2、真正的经济增长必然反映在两类消费市场的活跃上，即投资消费和民用消费。当前国内市场仍很呆滞，许多企业的产品有价无市，市场库存仍在上升。
    3、一个就业率低下，一个库存量上升，还有一个商业银行深陷贷款回收难的金融困境（据外电说呆坏帐目达到总信贷额的30%-40%，银行内部人士说更高，而官方说约10%）——这三项指标出现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会被看作是经济红灯和警号。
记者：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是不是使用的统计模型有问题？
何新：当然有问题。首先统计局没有真实地统计下岗和失业的适龄就业者人数。现在一些统计学家侈谈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却根本不懂市场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市场经济的动力不是“增长”，而是“市场”和“消费”。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单纯增长若没有同比消费的推动，本身就将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导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