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可以传承:儒家思想在曾国藩湘军治理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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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间，曾国藩无疑成为对近代中国政治家影响最大的人物。

孙中山曾说：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蒋介石熟读并批注《曾国藩全集》，还为蔡锷著《曾胡治兵语录》补撰数章；

毛泽东语：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家应该重视曾国藩管理之道的研究。

明伦书院推荐此文，谨以表示对百年前曾国藩的敬意。

儒家思想在曾国藩湘军治理上的应用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晚清军事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亦是清末著名理学大师和文学家，被后人誉为传统儒学体系中的最后一尊偶像，与诸葛亮、王阳明同为“立德、立言、立功”兼备的旷代大儒。

    曾国藩生于湖南一殷实农家，为兄妹九人中老大，祖父读书不多但阅历丰富且世事练达，父亲为乡间塾师，身为长子长孙的曾氏自幼便接受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过着淳朴、勤奋的耕读生活。

    曾国藩28岁即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在京十余年间，由七品小官至二品大员，期间，曾氏往来鸿儒，结交贤达，且以文名著称，过一种清苦而充实的典型京官生涯，具备了坚定的儒家信仰、深厚的理学修养、扎实的行政训练和密实的官场人脉。

    1853年，母丧居家守制的曾国藩应朝廷之命，为对抗太平天国，在家乡湖南组建地方团练安民保境，即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湘军之始；1854年，发布《讨粤匪檄》出征太平军，后经靖港、岳州、武昌、田家镇、南昌等水陆数十战，屡败屡战，官场擎肘，艰苦磨难，几陷死地；1857年，父丧回乡守制，期间静思过往得失而大有领悟，渐由韩申刚猛之术化为老庄谦柔之道；次年，再度出山与胡林翼同掌湘军，又经九江、三河、安庆、祁门等数十战至1861年底局势稍明朗，制定由其弟曾国荃围攻金陵、左宗棠肃清浙江、李鸿章平定江苏等策略；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破金陵，太平天国灭亡，曾国藩遂以书生之身历百余战而十年功成。

    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迅速成长，而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除曾国藩外，还有胡林翼、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李鸿章等等人物，成为晚清历史显赫的一页，之后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发起，而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更是被誉为民族英雄壮举，此外，百战返乡的湘军普通士兵带回的除了劫掠的财宝外，还有大为开阔的眼界和胆识，由此，原本落后的湖南风气大变，人才喷薄而出，从戊戌变法、同盟会、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共和国成立与发展，绵延百余年直至朱镕基、宋楚瑜、马英九等当代中国政治人物。

    从现代组织理论的角度来看，湘军气脉得以传承百年，无疑是需有强大的儒家精神内核和创办期成功的文化建设作为支撑，回顾曾国藩创建和统御湘军的历史，其组织文化建设的特点如下所述：

    首先，组织的创始人或核心人物自身应具备完善的价值观体系，能够理性的自我管理。组织层次的文化往往是创始人个人品质的放大和衍生，例如，长江与李嘉诚，台塑与王永庆，华为与任正非，万科与王石，联想与柳传志，这些最优秀的华人企业都深深印着其优秀的创业企业家个人品质的印记，如同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所言：阿里山的神木之所以大，4000年前种子掉到土里时就已决定了，决不是4000年后才知道的。创始人在组织演进的过程中则扮演这个种子的角色。

   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前即为理学名臣，程朱之学造诣甚深，有一套身体力行的治心修身之道与任事处世之术，曾氏严格乃至严酷的自律、苦行，培育出自身的刚毅倔强之气，被梁启超誉为“历百干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故在曾氏个性特质的影响下，其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与太平天国、绿营兵、八旗等竞争性组织相比，格外凶顽强悍，此外，曾国藩为正宗儒学子弟，针对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理论软肋，强调其对中国传统生活秩序的破坏，把儒家伦理和乡土观念来作为湘军的精神内核，打出维护孔孟道统和保卫乡梓的旗号，深入士子和农民之心，这也是创始人价值观对组织价值观影响的明证。

    其次，组织中层人员是文化建设过程的重要环节，组织的核心人员应将理念与中层人员有效沟通并获得认同，中层人员则起着将创始人理念的传递、放大和落实的作用，遴选、培训和考察组织中层人员则应兼顾理念和技能两方面，且不可贪慕其技能或人脉等方面的长处而忽略在理念上的认同。中外史家对曾国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皆公认曾氏善于选拔和培养人才，除却显赫的湘军人物以外，容宏、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均曾为其门下之人。

    （曾国藩的人才理念）：曾国藩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持有才德观，曾曰：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他还认为，才德不可兼得时，则宁取愚者不取小人，笔者认为，曾氏所谓的德行，即为在理念上认同孔孟程朱的儒学，在行为上符合儒家伦理的要求，其对人才的锤炼过程也注重精神熏陶，例如，李鸿章初到湘军幕府，才高气盛，锋芒毕露，不符合曾国藩心中深沉厚重的理想人格，故其常令李元度、左宗棠等善辩之人与之争口舌之长，挫其锐气，曾氏本人亦身体力行，例如，李鸿章为人放达，爱睡懒觉，某日更称病不起，曾氏则率众等其到后方用餐，并当众斥李鸿章曰：待人惟一诚字。长久以往，李鸿章在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方面深受曾氏影响并成为其衣钵传人，最终陶冶为大有成就者。

    最后，文化建设从理念层次到现实层次，必须通过基层人员的工作实践才得以完成，组织应当对基层人员的精神面貌、工作内容、操作方法进行细致的研究，把组织的核心理念外化为可以对其工作状态进行影响的纪律、习惯、口号、制度等一系列文化建设措施。作为理学大师的曾国藩出身农家，28岁中进士之前半耕半读，对农村的生活状况和农民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多年的战争实践中，又对军队生活和军事知识知之甚详，故而能够秉承大道至简的深义，将儒学理念外化为湘军士兵主体的湖南农民所能接受的观念，例如，克己制胜的哲学观点被其用于劝导士兵平时多辛苦训练，战时则可保全性命，儒家对宗族的重视被演进为用同乡、师生等私人情谊维系全军感情，曾氏又将民为重的仁爱思想发扬为爱民为主导的军民关系，在手段上，曾氏创作了《保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和《爱民歌》等，用浅近的歌谣向官兵宣讲战争形势，传授军事知识，灌输纪律观念，其规定之详细和恰当，的确是有深度、有高度的手笔，后世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源于此。

    百余年间，曾国藩无疑成为对近代中国政治家影响最大的人物，例如，孙中山曾说：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蒋介石熟读并批注《曾国藩全集》，还为蔡锷著《曾胡治兵语录》补撰数章；少年毛泽东更是有语：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后来又评价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近年来，社会风气渐变，企业家不再是旧观念中奸诈图利的“被消灭阶级”，企业管理也成为显学，对曾国藩的研究也逐渐被企业界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所重视，故笔者也将自己的所思所得所感所悟写下来，以表示对百年前曾国藩的敬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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