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psv讨鬼传极扫盲:千古文人江南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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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人江南梦2007-09-30 12:32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白居易：《忆江南》
古人关于江南的诗词歌赋是很多的，其中，白居易的《忆江南》最为人熟识。这首词里，“江南”意象的丰富性得到充分表现，风光韵致，别恨离情，尽在言中。无独有偶，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也充满对江南的眷怀，然而欲言又止，犹抱琵琶。不过，言外的意思倒大多与《忆江南》相似，只不过作得隐晦，不易琢磨罢了。凡是比较，便有异同，二文的立意大同小异是我的看法。从白居易到朱自清，上千年的时光过去，但二人在文章中表达了相似的情怀，可见虽沧海桑田，时光易老，而文人的价值观、美学观并没有改变多少。白居易有的，朱自清还有，朱自清或许添了些新质，如果除却现代性的新衫，还是一样的底色，这底色就是二者一脉相承的古典文人情结，或可称为中华文人的集体无意识。
先说江南。空间是最基本的象征符号，是生命本身的象征和表达，对于传统文人而言，江南是其精神归宿的空间原型。中国北方自古是集权的中心，逐鹿的园囿，而江南则是山水清秀，风流蕴藉的温柔之乡。东晋偏安江南使江南得到真正开发。江南的民歌因经济的繁荣而发展，充满青春的格调。《荷塘月色》里提到的《西洲曲》便是吴歌的尾声。晋宋之间的陶潜是田园诗的宗主，元嘉的谢灵运开山水诗的风气，山水田园的江南气质从此分得中华文化的半壁江山。唐代是诗魂雄壮的时代，但是亦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句子，缠绵的情感，梦幻的色彩，尽是江南“婉约”的旨意了。至于宋词，全是山水田园的诗化，春逝的感伤，相思的惆怅，俱化为江南的风景人情，创造了画桥、流水、秋千、院落、荷塘、明月、细雨、梧桐等一系列敏感的意象，如若不是江南的风物，这些又从哪里来?
文人属意江南是旧来的传统，江南的清山秀水、舞榭歌台是古典文人的优游之地，其灵秀温润的中和之气亦植根于他们的性灵之中，并延传下去，至今不衰。于是，诸多的诗词歌赋中，“江南”意象层出不穷，令无数的文人骚客魂牵梦萦，“江南”已不再是仅仅代表江浙一带的地域名称，而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代表了以江南士人为主体的艺术趣味、人格精神和生命理想。韦庄写得好：“人人都道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不过说的是游人，若是江南人居于北地，应是日日断肠才是。
白居易的《忆江南》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都是不折不扣的江南梦。白居易的《忆江南》历数江南的风物人情，火红江花、如蓝江水、山寺桂子、郡亭潮头、春竹吴酒、芙蓉娇娃，是昨日的风景，也是今日的新梦，一好两忆，是重游的企盼，也是旧年的眷恋。“能不忆江南”是词眼，道出白居易欲罢不能的感怀江南的深情。比之白居易的浅白直露，朱自清便显得遮掩许多，抵多说了一句：“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其余的笔墨，一会儿宛若江南的荷塘月色，一会儿《西洲曲》，一会儿梁元帝的《采莲赋》。然而，北地的荷塘尽染江南风光的韵致，《西洲曲》代表的江南民歌是文人山水诗的肇始，而齐梁的山水诗文的发达则是江南艺术精神的初步形成，说来说去，到底还是不脱江南的本色。
惦念江南是为怀乡。朱自清生于“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淮左名都， 背井离乡居于北平， 怀乡是理所当然的事。北平的气候是典型的大陆气候，干燥、少雨而多风沙，与江南的梅雨风絮当然不同，风土人情，殿堂馆阁，亦是别样。惟有夏季，池塘水满，花木葱茏，才有一二相近之处，所以夏夜的荷塘引发作者对故乡的思恋，再也平常不过。《荷塘月色》发表之后，有人按图索骥，却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实际的荷塘不过一潭死水，几支残莲，远不是散文中丰盈的景致。这是读者的误会，朱自清眼见的是北平的荷塘，落笔时却是记忆中的江南气象，这种江南气象在北平怎么寻得着?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朱自清《荷塘月色》造的就是“有我之境”。作者的主观情绪、内在意诣，加于外在客体之上，融会文本之中，文中处处有一个“我”在，万千物事无不沾染“我”的主观色彩。朱自清心系江南的湖光水色，此主观情感影响了外在的风景，兼有月光的“移情”作用又在客观上强化了这种主观感受，于是荷塘的景象无处不暗合江南的风致，北平的月夜荷塘幻化为江南的荷塘月色。可 此处的荷塘到底不是江南的荷塘，所以文章末了，作者感叹：“这里的莲花也算过人头了，只是不见一丝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梦醒之后，只有若有似无的忧伤。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传统文人的当行本色。
朱自清的江南情结与白居易略略不同，一为怀乡，一为恋旧；一状隐，一状显；一状直，一状曲。白居易的《忆江南》尚在文人词的萌蘖阶段，初脱民间词的窠臼，因而直白显露，意境单纯，情感外向。而后的词的发展由浅出而深入，漂亮缜密，情韵兼生，趋往内向、隐晦，缠绵悱恻，一唱三叹的意境由此而出。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虽然是白话散文，却有内向、隐晦的倾向，文章曲折回环，委婉多思，有些“曲终人不见 ”的意思，完全是文人的情怀，而无民间的俗韵了。朱自清“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曲婉，不如白居易来得清爽自然。朱自清远没有白居易的闲情逸致，而急于自我解脱的功利性却要强烈得多，白居易的江南清梦落到朱自清身上，已然混沌隐蔽，全没有当初的率真天然了。
怀乡也罢，忆旧也罢，只是作品的表层意蕴。两位作者眷顾江南的精神出游蕴涵了深刻的传统文化背景，特别是古典文人徘徊于儒与道、出世与入世、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矛盾情结。古典文人情结大致可归为三点：闻达经世，放浪形骸，归隐园田。三者并非互不关联，而是有其因果联系，中国古代的文人，特别是寒士，无不在三者之间辗转，非此即彼。白居易和朱自清虽然身处的时代不同，身世经历、才学性情各异，但都不曾摆脱古典文人情结的束缚，只是对白居易来说，是理所当然；对朱自清来说，仅仅是想当然。在白居易那里，这种情结是显性的存在，词中表露无疑；在朱自清这里，只剩下无意识的流露。然而细究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大的差异。
“修齐治平”的理想是中华文人向来的追求。白居易在《忆江南》里没有明确表达，而是一派享乐景象，十足脱尘出世的模样。但他的《新乐府》批判现实，揭露社会剥削， 意在“非要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经世闻达的理想溢于言表。后来遭贬，辗转江南各地做官，陆续做过江州司马、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官，不过是隐于野、隐于酒而已。但从《琵琶行》中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可见，隐于江湖原非本意，兼济天下才是由衷的情怀。所以《琵琶行》中的江南就不是《忆江南》的情形，苦竹、黄栌、杜鹃……跟春竹、红花、桂子，大相径庭，谪官的苦闷自不待言。至于《忆江南》的放任迷醉，不过是窥破尘世、独善其身的逸兴，往出世的路上去了。对于朱自清类的现代文人而言，虽然文人科举的仕路中断，但闻达经世的情结并未消失，而是隐藏于他们的潜意识之中，时不时要发作一下。以往对《荷塘月色》二元对立的社会学解读明白揭示了这一隐性机制，“向往大革命说”“对于文化中心南迁的失落说”等，都是闻达经世情结的现代版。但这不过是朱自清偶尔的狂想而已，从个人的精神气质、自由知识者的思想取向出发，他主张的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和“段落的满足”的“刹那主义”。白居易仕而思隐，朱自清隐而思仕，虽然“仕”的含义已经古今有别，而家国之忧，是二者绵传千古的共同旨归。
“刹那主义”意指精神的瞬时出游，合于传统文人“放浪形骸”的情结。放浪形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追逐酒色“才”气，完全生活化、表象化的自我放纵。晋的竹林七贤、宋的柳永，明的唐寅，算作此类。白居易《忆江南》里的生活状态，也与此相去不远。作者 流连风景，问仙听潮，醉酒寻欢，纯粹是及时行乐、风发意气的狂欢景象。“吴酒一杯青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即是酒色之喻，联及《琵琶行》里与歌妓的交游，白居易江南行乐的放浪生活不难想象。放浪的生活是作者精神苦闷的自我解脱，行为上的放浪、生活的艺术化实际指向高蹈超脱的精神状态，以直觉感性的力量破坏传统禁锢的社会秩序，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理性，实现同一和人性的目的。而放浪形骸的另一种情形是单纯的精神的瞬间放纵。《荷塘月色》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出游。日常生活中的作者为道德伦理等社会理性所束缚，妻子儿女、柴米油盐，平常的一切消解并压抑了作者感性生命意志的抒发与诗化，于是月夜的出游就顺理成章。通过与自然万物的交感契合，作者紧张的心理得以放松，意识思维不受拘束，任情挥洒。从绿叶白花到梦样的月光，从眼下的荷塘到采莲的江南，梁元帝的艳赋，采莲本身的性隐喻，各种女色的拟比，显示了作者在心灵极度放松状况下的意淫心态。很多人说过《荷塘月色》的“力比多冲动”，岂不知以美人芳草自喻是《诗》《骚》的传统，对女性的意淫心态本来就是古典文人心理构成的固有的特征。关键是这种心态可以在理性思维的调控下化解为审美的力量，由“色欲”升华为“美欲”。《荷塘月色》里，“我”的“白日梦”因理性意识的导引而停顿、回旋、上升为美的观照。就像作者对蝉声和蛙声的抱怨：“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作者在这里就把自己与单纯的“兽欲”区别开来。同样，白居易的《忆江南》亦是纯美的回忆，而无丝毫亵玩之意。可以听听朱自清在《刹那》里的说法：
要求好好的生，须零碎解决，须随时随地去体会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我们所要体会的是刹那间的人生，不是上下古今东西南北的全人生!
这种历程的满足，便是我所谓“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便是“我们所能体会的刹那间的人生”。
你们要努力满足“此时此地此我”——这叫做“三此”，又叫做刹。
“刹那间的人生”即指人生瞬间诗化超脱的状态，是在审美的静观中，世俗身心的刹那走失，被纯粹的美感所代替，而这种美感便从放浪形骸的忘我状态中升华而来。白居易和朱自清的高妙之处就在能入能出，是高超的太极推手。入，身游于物，不粘不滞；出，神出物外，澄怀观道。这是人生意志与理性思维制约互动的高深境界，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矣”。
欲念的奔突升华为审美的观照，除去理性的制约以外， 尚需要外物超度。传统的文人常常从山水园林、田园牧歌中寻求这种力量，于是就有了第三个情结——归隐园田。笔傲山林，归隐园田在文人世界中很流行。文人发明了各种隐逸的方法：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在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中自我排遣的生命策略。中国的古典文人向来喜欢与自然交融盘结，在无功利的自然风光的静照下，涤清心境，提升人格。《忆江南》的“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听潮头”二句，是作者流连于自然景物，由禅而望仙，听潮而悟道的过程写真。《荷塘月色》里，作者对于荷、柳、山、蝉、月的审美观照，正印证了归隐园田、交感自然的心态。只不过不能长归而转求短归，在与自然的短暂交流中得到心理的满足和精神的升华。归隐园田的最好场所在江南。江南山清水秀，云碧烟寒，没有极北的寒气，也没有偏南的酷暑，气候植被兼有南北的优点，所以中国古典园林，除去皇家园林，多位于江南，集于扬州、苏州、杭州。《忆江南》的旨意径指江南，毫不含糊；《荷塘月色》虽然隐晦，也没脱出江南的气质。朱自清生在扬州，更能理解江南的文化内涵和文人的皈依情结，他在为俞平伯的《燕知草》写的序中说：
西湖这地方，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风晨月夜，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味儿，取之不竭，受用不穷；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错落隐现的胜迹，足够教你留连忘反，难怪平伯会在大洋里想着，会在睡梦里惦着!
说的是俞平伯，不过是以己心度人心，惺惺体恤的夫子自道。
中华传统文人在入世与出世的儒道世界中辗转徘徊，中唐的白居易是这样，现代的朱自清也难免，可见，古典的文人情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植根于知识者内心深处。其实，无论出世入世，中国文人都可以寻得生命的解脱，就是将人生艺术化、审美化，将日常生活诗化。人生的艺术化需要以内在的诗意拥抱生活，发现生活中瞬间的诗情流溢，逐渐培养出一种独特的美学情致。而感性的自然陶冶，灵智的自在升华，意志的圆融通达，需要外物天然质性的汇溶。江南正是人生艺术化、审美化、日常生活诗化的自然载体，江南的人文地理、风物气候都洋溢着自由的诗情，是涵养中华文人身心平衡的天然方剂。处身江南、梦忆江南即是入世的隐逸，在世的出世，彼岸解脱的此岸经营，使人体验到复归自然界原始同一的欢悦。白居易、朱自清殊途同归，都在江南意象中获得寄身养命的家园，实可谓“千古文人，江南一梦”。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白居易：《忆江南》
古人关于江南的诗词歌赋是很多的，其中，白居易的《忆江南》最为人熟识。这首词里，“江南”意象的丰富性得到充分表现，风光韵致，别恨离情，尽在言中。无独有偶，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也充满对江南的眷怀，然而欲言又止，犹抱琵琶。不过，言外的意思倒大多与《忆江南》相似，只不过作得隐晦，不易琢磨罢了。凡是比较，便有异同，二文的立意大同小异是我的看法。从白居易到朱自清，上千年的时光过去，但二人在文章中表达了相似的情怀，可见虽沧海桑田，时光易老，而文人的价值观、美学观并没有改变多少。白居易有的，朱自清还有，朱自清或许添了些新质，如果除却现代性的新衫，还是一样的底色，这底色就是二者一脉相承的古典文人情结，或可称为中华文人的集体无意识。
先说江南。空间是最基本的象征符号，是生命本身的象征和表达，对于传统文人而言，江南是其精神归宿的空间原型。中国北方自古是集权的中心，逐鹿的园囿，而江南则是山水清秀，风流蕴藉的温柔之乡。东晋偏安江南使江南得到真正开发。江南的民歌因经济的繁荣而发展，充满青春的格调。《荷塘月色》里提到的《西洲曲》便是吴歌的尾声。晋宋之间的陶潜是田园诗的宗主，元嘉的谢灵运开山水诗的风气，山水田园的江南气质从此分得中华文化的半壁江山。唐代是诗魂雄壮的时代，但是亦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句子，缠绵的情感，梦幻的色彩，尽是江南“婉约”的旨意了。至于宋词，全是山水田园的诗化，春逝的感伤，相思的惆怅，俱化为江南的风景人情，创造了画桥、流水、秋千、院落、荷塘、明月、细雨、梧桐等一系列敏感的意象，如若不是江南的风物，这些又从哪里来?
文人属意江南是旧来的传统，江南的清山秀水、舞榭歌台是古典文人的优游之地，其灵秀温润的中和之气亦植根于他们的性灵之中，并延传下去，至今不衰。于是，诸多的诗词歌赋中，“江南”意象层出不穷，令无数的文人骚客魂牵梦萦，“江南”已不再是仅仅代表江浙一带的地域名称，而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代表了以江南士人为主体的艺术趣味、人格精神和生命理想。韦庄写得好：“人人都道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不过说的是游人，若是江南人居于北地，应是日日断肠才是。
白居易的《忆江南》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都是不折不扣的江南梦。白居易的《忆江南》历数江南的风物人情，火红江花、如蓝江水、山寺桂子、郡亭潮头、春竹吴酒、芙蓉娇娃，是昨日的风景，也是今日的新梦，一好两忆，是重游的企盼，也是旧年的眷恋。“能不忆江南”是词眼，道出白居易欲罢不能的感怀江南的深情。比之白居易的浅白直露，朱自清便显得遮掩许多，抵多说了一句：“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其余的笔墨，一会儿宛若江南的荷塘月色，一会儿《西洲曲》，一会儿梁元帝的《采莲赋》。然而，北地的荷塘尽染江南风光的韵致，《西洲曲》代表的江南民歌是文人山水诗的肇始，而齐梁的山水诗文的发达则是江南艺术精神的初步形成，说来说去，到底还是不脱江南的本色。
惦念江南是为怀乡。朱自清生于“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淮左名都， 背井离乡居于北平， 怀乡是理所当然的事。北平的气候是典型的大陆气候，干燥、少雨而多风沙，与江南的梅雨风絮当然不同，风土人情，殿堂馆阁，亦是别样。惟有夏季，池塘水满，花木葱茏，才有一二相近之处，所以夏夜的荷塘引发作者对故乡的思恋，再也平常不过。《荷塘月色》发表之后，有人按图索骥，却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实际的荷塘不过一潭死水，几支残莲，远不是散文中丰盈的景致。这是读者的误会，朱自清眼见的是北平的荷塘，落笔时却是记忆中的江南气象，这种江南气象在北平怎么寻得着?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朱自清《荷塘月色》造的就是“有我之境”。作者的主观情绪、内在意诣，加于外在客体之上，融会文本之中，文中处处有一个“我”在，万千物事无不沾染“我”的主观色彩。朱自清心系江南的湖光水色，此主观情感影响了外在的风景，兼有月光的“移情”作用又在客观上强化了这种主观感受，于是荷塘的景象无处不暗合江南的风致，北平的月夜荷塘幻化为江南的荷塘月色。可 此处的荷塘到底不是江南的荷塘，所以文章末了，作者感叹：“这里的莲花也算过人头了，只是不见一丝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梦醒之后，只有若有似无的忧伤。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传统文人的当行本色。
朱自清的江南情结与白居易略略不同，一为怀乡，一为恋旧；一状隐，一状显；一状直，一状曲。白居易的《忆江南》尚在文人词的萌蘖阶段，初脱民间词的窠臼，因而直白显露，意境单纯，情感外向。而后的词的发展由浅出而深入，漂亮缜密，情韵兼生，趋往内向、隐晦，缠绵悱恻，一唱三叹的意境由此而出。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虽然是白话散文，却有内向、隐晦的倾向，文章曲折回环，委婉多思，有些“曲终人不见 ”的意思，完全是文人的情怀，而无民间的俗韵了。朱自清“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曲婉，不如白居易来得清爽自然。朱自清远没有白居易的闲情逸致，而急于自我解脱的功利性却要强烈得多，白居易的江南清梦落到朱自清身上，已然混沌隐蔽，全没有当初的率真天然了。
怀乡也罢，忆旧也罢，只是作品的表层意蕴。两位作者眷顾江南的精神出游蕴涵了深刻的传统文化背景，特别是古典文人徘徊于儒与道、出世与入世、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矛盾情结。古典文人情结大致可归为三点：闻达经世，放浪形骸，归隐园田。三者并非互不关联，而是有其因果联系，中国古代的文人，特别是寒士，无不在三者之间辗转，非此即彼。白居易和朱自清虽然身处的时代不同，身世经历、才学性情各异，但都不曾摆脱古典文人情结的束缚，只是对白居易来说，是理所当然；对朱自清来说，仅仅是想当然。在白居易那里，这种情结是显性的存在，词中表露无疑；在朱自清这里，只剩下无意识的流露。然而细究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大的差异。
“修齐治平”的理想是中华文人向来的追求。白居易在《忆江南》里没有明确表达，而是一派享乐景象，十足脱尘出世的模样。但他的《新乐府》批判现实，揭露社会剥削， 意在“非要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经世闻达的理想溢于言表。后来遭贬，辗转江南各地做官，陆续做过江州司马、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官，不过是隐于野、隐于酒而已。但从《琵琶行》中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可见，隐于江湖原非本意，兼济天下才是由衷的情怀。所以《琵琶行》中的江南就不是《忆江南》的情形，苦竹、黄栌、杜鹃……跟春竹、红花、桂子，大相径庭，谪官的苦闷自不待言。至于《忆江南》的放任迷醉，不过是窥破尘世、独善其身的逸兴，往出世的路上去了。对于朱自清类的现代文人而言，虽然文人科举的仕路中断，但闻达经世的情结并未消失，而是隐藏于他们的潜意识之中，时不时要发作一下。以往对《荷塘月色》二元对立的社会学解读明白揭示了这一隐性机制，“向往大革命说”“对于文化中心南迁的失落说”等，都是闻达经世情结的现代版。但这不过是朱自清偶尔的狂想而已，从个人的精神气质、自由知识者的思想取向出发，他主张的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和“段落的满足”的“刹那主义”。白居易仕而思隐，朱自清隐而思仕，虽然“仕”的含义已经古今有别，而家国之忧，是二者绵传千古的共同旨归。
“刹那主义”意指精神的瞬时出游，合于传统文人“放浪形骸”的情结。放浪形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追逐酒色“才”气，完全生活化、表象化的自我放纵。晋的竹林七贤、宋的柳永，明的唐寅，算作此类。白居易《忆江南》里的生活状态，也与此相去不远。作者 流连风景，问仙听潮，醉酒寻欢，纯粹是及时行乐、风发意气的狂欢景象。“吴酒一杯青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即是酒色之喻，联及《琵琶行》里与歌妓的交游，白居易江南行乐的放浪生活不难想象。放浪的生活是作者精神苦闷的自我解脱，行为上的放浪、生活的艺术化实际指向高蹈超脱的精神状态，以直觉感性的力量破坏传统禁锢的社会秩序，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理性，实现同一和人性的目的。而放浪形骸的另一种情形是单纯的精神的瞬间放纵。《荷塘月色》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出游。日常生活中的作者为道德伦理等社会理性所束缚，妻子儿女、柴米油盐，平常的一切消解并压抑了作者感性生命意志的抒发与诗化，于是月夜的出游就顺理成章。通过与自然万物的交感契合，作者紧张的心理得以放松，意识思维不受拘束，任情挥洒。从绿叶白花到梦样的月光，从眼下的荷塘到采莲的江南，梁元帝的艳赋，采莲本身的性隐喻，各种女色的拟比，显示了作者在心灵极度放松状况下的意淫心态。很多人说过《荷塘月色》的“力比多冲动”，岂不知以美人芳草自喻是《诗》《骚》的传统，对女性的意淫心态本来就是古典文人心理构成的固有的特征。关键是这种心态可以在理性思维的调控下化解为审美的力量，由“色欲”升华为“美欲”。《荷塘月色》里，“我”的“白日梦”因理性意识的导引而停顿、回旋、上升为美的观照。就像作者对蝉声和蛙声的抱怨：“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作者在这里就把自己与单纯的“兽欲”区别开来。同样，白居易的《忆江南》亦是纯美的回忆，而无丝毫亵玩之意。可以听听朱自清在《刹那》里的说法：
要求好好的生，须零碎解决，须随时随地去体会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我们所要体会的是刹那间的人生，不是上下古今东西南北的全人生!
这种历程的满足，便是我所谓“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便是“我们所能体会的刹那间的人生”。
你们要努力满足“此时此地此我”——这叫做“三此”，又叫做刹。
“刹那间的人生”即指人生瞬间诗化超脱的状态，是在审美的静观中，世俗身心的刹那走失，被纯粹的美感所代替，而这种美感便从放浪形骸的忘我状态中升华而来。白居易和朱自清的高妙之处就在能入能出，是高超的太极推手。入，身游于物，不粘不滞；出，神出物外，澄怀观道。这是人生意志与理性思维制约互动的高深境界，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矣”。
欲念的奔突升华为审美的观照，除去理性的制约以外， 尚需要外物超度。传统的文人常常从山水园林、田园牧歌中寻求这种力量，于是就有了第三个情结——归隐园田。笔傲山林，归隐园田在文人世界中很流行。文人发明了各种隐逸的方法：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在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中自我排遣的生命策略。中国的古典文人向来喜欢与自然交融盘结，在无功利的自然风光的静照下，涤清心境，提升人格。《忆江南》的“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听潮头”二句，是作者流连于自然景物，由禅而望仙，听潮而悟道的过程写真。《荷塘月色》里，作者对于荷、柳、山、蝉、月的审美观照，正印证了归隐园田、交感自然的心态。只不过不能长归而转求短归，在与自然的短暂交流中得到心理的满足和精神的升华。归隐园田的最好场所在江南。江南山清水秀，云碧烟寒，没有极北的寒气，也没有偏南的酷暑，气候植被兼有南北的优点，所以中国古典园林，除去皇家园林，多位于江南，集于扬州、苏州、杭州。《忆江南》的旨意径指江南，毫不含糊；《荷塘月色》虽然隐晦，也没脱出江南的气质。朱自清生在扬州，更能理解江南的文化内涵和文人的皈依情结，他在为俞平伯的《燕知草》写的序中说：
西湖这地方，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风晨月夜，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味儿，取之不竭，受用不穷；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错落隐现的胜迹，足够教你留连忘反，难怪平伯会在大洋里想着，会在睡梦里惦着!
说的是俞平伯，不过是以己心度人心，惺惺体恤的夫子自道。
中华传统文人在入世与出世的儒道世界中辗转徘徊，中唐的白居易是这样，现代的朱自清也难免，可见，古典的文人情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植根于知识者内心深处。其实，无论出世入世，中国文人都可以寻得生命的解脱，就是将人生艺术化、审美化，将日常生活诗化。人生的艺术化需要以内在的诗意拥抱生活，发现生活中瞬间的诗情流溢，逐渐培养出一种独特的美学情致。而感性的自然陶冶，灵智的自在升华，意志的圆融通达，需要外物天然质性的汇溶。江南正是人生艺术化、审美化、日常生活诗化的自然载体，江南的人文地理、风物气候都洋溢着自由的诗情，是涵养中华文人身心平衡的天然方剂。处身江南、梦忆江南即是入世的隐逸，在世的出世，彼岸解脱的此岸经营，使人体验到复归自然界原始同一的欢悦。白居易、朱自清殊途同归，都在江南意象中获得寄身养命的家园，实可谓“千古文人，江南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