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女书”在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一带的部分女性中流传，既指女书文字，又指女书作品，有学者认为还应包括其吟唱。女书在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一个惊人的发现”，激发了部分学者和公众的浓厚兴趣。但女书自清末以降已转向衰退，在正史、方志、族谱中未见记载，当地出土文物上亦无蛛丝马迹。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形成、流传、发展等问题未形成一致意见。

　　20世纪50年代，湖南邵阳的一个妇女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她爬到医院，因说的话别人听不懂、写下的文字别人也看不懂，便被当做特务“请”到公安部门接受调查。她写下的文字形如“蚂蚁”、“蚊子”，不仅公安部门的鉴定人员闻所未闻，就连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张公瑾、陈其光等人也无法辨识。这是女书第一次进入学者视野，但未引起足够重视。

　　女书作为一种书写系统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独特。从《荷马史诗》到《格萨尔王》，口头传承在世界各地大量存在，但这些来自民间的说唱艺术，鲜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案例。在中国湖南江永县的大山深处，一群没有机会接受汉字教育的农家女，却用独有的女性文字记录下流传久远的民歌、故事。不仅如此，她们还为自己作传，书写乡村女性的个人史；创作结交老同书，寻找“灵魂”姐妹；制作精美的“三朝书”，向出嫁的姐妹表达最深切的祝福和思念。这些作品多为七言格律诗，偶有五言，不为阅读或私藏而写，而要同姐妹一起吟唱。女书文字、作品和吟唱构成了极具生活气息的女书文化，令国内外学者深深着迷。

　　女书起源于何时，是否为女性首创，有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作了大量文献梳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的女书研究专家进行了交流，并采访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者。日前，记者与前往江永进行女书田野调查的日本成城大学教授刘颖一起，走进女书流传之乡，拜访女书传人，探寻隐藏在女书符号背后的文化密码。

　　“草本”女书 建构女性精神世界

　　记者乘坐的列车驶入位于县郊的江永火车站时，已近夜里11点。车窗外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色。走出车站，天空飘着小雨，这场雨淅淅沥沥下了8天。

　　江永县地处湘桂边界，四面环山，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县内有近200条河流蜿蜒流过。女书就在上江墟潇水流域两岸一些村子的妇女中流传。但即便是在这样小的范围内，也不是所有女性都懂女书。据说，十个人里，可能只有一两个会认、会写。

　　女书文字是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下文将女书文字称为“女字”），在正史、方志、族谱中未见记载，在出土文物上亦无蛛丝马迹，仅在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有如下记载：“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

　　女字被当地人称作“蚊形字”，字体修长圆润，呈长菱形，右上角高，左下角低，笔画有斜、弧、横、竖、点。关于女字的起源，由于缺乏材料，学界尚无定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但在族属和文字属性方面，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其光认为，女字记录的是一种汉语方言，是通过对近600个汉字的改造而来。由于改造方法多样，有些女字已看不出汉字原貌。作为汉字系文字，女字包含三个层次的变异：笔画变异、结构变异、形体变异。这种文字的书写有一定随意性，有很多异体字。依据不同的女书材料和评价标准，学者对于女字字数得出的结论相差甚远。陈其光认为，包括异体字在内，女字共有3000多个；日本文教大学教授远藤织枝认为有300—400个字；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认为只有100多个本字。

　　女字虽然是汉字变体字，但性质与汉字不同，是表音文字，用一个字符标记一组同音字。赵丽明认为，正是这种记录语言的特殊手段，使女书处在文字发展史的特殊位置。

　　女字的“文房四宝”颇有特色。据说，旧时上江墟妇女多用“棍子笔”蘸着锅灰在精致的布面、毛边纸、扇面、丝帕上写女书，分别叫做“三朝书”、“纸文”、“歌扇”、“帕书”，内容有原创性的贺三朝书、自传诉苦歌、结交老同书；有记录当地流传久远而又没有汉字记载的口头传统——民歌、祭祀歌、儿歌、传说等；还有改写自汉文的作品，如《祝英台》、《罗氏女》。

　　在江永县委宣传部的办公室里，宣传部副部长肖萍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田野调查时发现的三朝书合订本。“这是佚名作品，原来可能是四五本。书中有很美的图案。”肖萍说。

　　三朝书与当地贺三朝的婚嫁习俗有密切关系。贺三朝是指姑娘出嫁后的第三天，女方要向男方赠送抬盒三朝礼。抬盒中盛有女方亲朋好友馈赠的精美食品和三朝书，向新娘祝福，向男方恭贺。男方收到的三朝书越多，说明新娘越有教养。

　　女书多用来诉苦，尤其是自传。女书传人何静华在儿子去世后，用女书写下了诉苦诗文《悼逝儿》。“江永历史上是烟瘴之地，感冒发烧、口腔溃疡都会夺去人的生命。” 赵丽明说。女书诉的苦多是丧子丧夫之苦，如《中国女书集成》中收录的一篇自传写道：

　　念想行言提笔坐/我曰可怜诉一篇/我是九元年所生/七月生七月养的 可可怜怜养下地

　　亦没盐亦没油吃/念起停餐找饭吃/想起我身好可怜……

　　这篇自传诉说了主人公坎坷的一生，尤其表现了老年时的孤苦无依。

　　女书内容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都不涉及对人类社会的深层思考，也没有描述人类起源的创世传说。透过女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女书使用者是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儒家“三纲五常”的束缚，没有与男人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但也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一般不下地劳作，往往与女伴一起做女红、唱女书，空闲时或一起或独自创作、吟唱、玩味女书。祭祀、坐歌堂、看戏等习俗和活动，是她们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江永女性专属的吹凉节、诛鸟节、斗牛节等，则为女书提供了成长的空间。这种文字以老传少、母传女的方式代代相传。

　　女书文本注定在历史上只会昙花一现。当地有“人死书焚”的习俗，女书文献无法稳步积累或世代相传，被学者喻为“草本植物”，女书老人阳焕宜2004年去世时，就烧掉了近1尺高的女书作品。

　　江永县潇浦镇历史上并没有女书流传，但如今，女书在当地已是家喻户晓。随着女书被发现，不仅出现了一批学术成果，而且还出现了与之相关的小说、电影。为保护、宣传女书，江永县建起了女书生态博物馆和女书数字博物馆。女书生态博物馆建在女书流传的核心村上江墟镇蒲尾村，那里是已故女书老人高银仙、胡慈珠、唐宝珍的故居地，现有五位女书传人在博物馆工作。

　　故地寻踪 聆听女书“声音”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记者与刘颖在县委宣传部陈军的带领下，乘出租车前往蒲尾村。在接下来的五天里，记者一行到河渊村看望女书传人何艳新；走访已逝女书老人义年华生活过的桐口村、传说中的女书创造者胡玉秀的家乡荆田村；探访女书曾活跃过的花山姑婆庙、道县龙眼塘娘娘庙。

　　蒲尾村完整保留了女书文化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走在村里，有现代和历史交错的奇妙之感。沿村内潇水支流弯曲延伸的水泥路一侧，旧房与新房交错，路边停有摩托车、小汽车。在另一侧河水静悄悄地流淌，渔人泛舟其上，一群鸭子畅游其中。一排两层的古建筑倒映水中，那是村里的古街市，曾热闹非凡，现已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