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船笔记本是什么:教授称 我国当前社会处在一定价值迷茫状态

教授称我国当前社会处在一定价值迷茫状态

燃亮理想信念

　　核心价值的凝聚、共同理想的追求、崇高精神的培育、真善美的强烈渴望，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热切呼唤

　　“解决人心的问题，已经到了人心所向的地步。”上海一名宣传干部说。

　　“经济越发达，越是需要信仰，燃亮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时候到了。”西安一名党政干部说。

　　“我希望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老板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而不是导火索。”安徽一名企业家说。

　　“价值观就是好风气，要扭转现在的不良风气，当官的要首先带头。”重庆一名出租司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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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部沿海到西部省区，无论在党政干部的办公室，在专家学者的书桌前，还是在企业家的工厂里，在大学生的宿舍里，在出租车行驶的短短时间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关于价值信仰的采访总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谈起价值信仰构建，人人都是“专家”，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受访者都对此有强烈的表达欲，既有很多思考，也有一些疑惑，但都普遍意识到核心价值的凝聚，共同理想的追求，崇高精神的培育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迫切性。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大众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存在“价值迷茫”现象，社会上暴露出一些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问题。但同时，与思想“多元化”、““价值迷茫”并存的是，基层也涌动一股构建价值体系的热潮，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望，对核心价值和共同理想的热切呼唤。尤其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为兴国之魂，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回应了时代呼唤，社会各界普遍希望加快推进价值体系建设，构建中国发展进步之“魂”。

　　基层涌动构建价值体系热潮

　　“十七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为兴国之魂，与时代脉搏高度契合”，多位受访基层干部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重大战略。实际上，近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信仰、价值观的关注度都越来越高，呈现出官方稳步推进、民间高度关注的良好势头。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各地各行业结合实际，都在积极地探索与实践。本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可大致概括为三种类型：

　　一是高扬革命传统，弘扬红色经典文化，把抽象的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群众生动活泼的文艺实践。例如，重庆近年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等系列活动，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流价值观念，一方面精心遴选经久不衰、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红色文化经典，“唱”《春天的故事》《和谐中国》等精品歌曲，“读”《共产党宣言》等名篇佳作，“讲”江姐、焦裕禄的感人故事，“传”“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等短信箴言；另一方面也博采众长，广纳国外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时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名篇佳作，不断创作富有时代精神的新作品，征集了《平安之歌》《山城之恋》等一批新歌，让内容提供常态化，增强活动的包容性和吸引力。在活动载体上，求新求变，紧跟时代。把主流价值观用彩铃、QQ、微博等新手段“解码”，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据统计，重庆累计举行一定规模的红歌会22.47万场，经典诵读11.36万场，故事会18.2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3亿多条次，市民参与面达到97%，做到了覆盖城乡、深入基层、热在平时。

　　二是从培育城市精神入手，增强凝聚力，塑造共同价值观。例如，通过292万市民的投票参与，北京确定“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城市精神，体现了城市精神与核心价值的相互协调、城市共性与北京个性的相互兼容、历史底蕴与未来取向的相互统一、城市特色与市民气质的相互融合，反映了北京特有的文化品位和首善特质。

　　天津市评选“天津精神”中，在综合专家研究成果和市民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10条“天津精神”候选表述语，向广大市民征求意见。通过网络、短信、信函等多种方式接受市民的投票，使活动本身就成为一个凝聚共识、鼓舞人心的过程。

　　深圳近年来从“特区精神”到“大运精神”，到2011年票选出改革开放30年“深圳十大观念”，不断为城市精神注入新的内涵，成为市民的价值依归。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为口号的深圳义工队伍已经突破25万人，无所不在的志愿者服务树立了深圳“爱心之城”、“志愿者之城”的良好形象。

　　三是以提炼关键词为切入点，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上海市年前提出“公正、包容、责任、诚信”四大价值取向，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找到了一个有力抓手，既结合了上海历史文化的积淀，更符合现阶段上海的实际和未来方向。

　　此外，一些行业价值观关键词也不断涌现，比如“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忠诚、为民、公正、奉献、廉洁”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等等。

　　大变局与大转型产生精神需求

　　“构建价值体系的热潮，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广泛的民意基础”，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国林认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对内凝聚、对外塑造”的精神层面问题无法回避。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增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要求使价值观问题更加紧迫。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方某些势力担忧中国崛起后的价值观取代他们的价值观。同时，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增强了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民间也涌动一种渴望被世界尊重、接纳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精神。据重庆高校2011年调查，当面对“透过汶川大地震救灾、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亚丁湾护航、青藏铁路通车、载人航天的成功等重大事件，您的看法”的多选题时，分别有79.7%、79.1%的人选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渐上升”、“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从内部环境看，当前我国正经历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一些规范、秩序悄然变更，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伦理、秩序又未适时全面形成，出现了道德失范、信任缺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使社会成员感到了不安与焦虑，反过来形成了对信仰、价值观的强烈心理需求。

　　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发生后，网民在微博发起的“拒绝冷漠，温暖你我”行动，响应的微博达数十万条。在“老人摔倒扶不扶”争论中，北大教师提出“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口号，倡议北大校友勇于做好事，为善行“撑腰”。这种被称为“撑腰体”的文体风行网络，各种地方、各种职业的版本纷纷出现，网民评论“这说明社会大多数人并非冷漠无情的”。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周薇认为，公众对于某种社会冷漠行为的强烈批判与深刻反思，说明大家知道善恶美丑的边界，呼唤良知。

　　从经济发展看，继续深化改革需要提振精气神，凝聚人心，达成共识。上海市多位受访干部说，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凝练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曾经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当前上海要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相比以往任何时候，尤为需要精神文化的提振、支撑和引领，这已成为上海人的共识。

　　“深圳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深圳市多位受访干部学者说，30余年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不再“特”，经济领域该突破的都突破了，下一步改革如何走，如何继续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大家都希望形成思想共识。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指出，当前社会某种程度上处在一种“价值迷茫”状态，大家既希望有明确的价值规范，但又不清楚价值规范在哪里，面对社会实践中大行其道的庸俗价值观或者说潜规则，却又有些不甘心，不接受，这是当前价值观以及信仰问题成为社会热点的重要原因。

　　走向时代化大众化制度化

　　“虽未入学，先进'易班’”——这是上海海洋大学为2010级新生准备的入学“见面礼”。什么是“易班”？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委在全市高校中重点推进的网络文化建设项目，因为深得高校众多学子青睐，大学生们把“E-CLASS”昵称为“易班”。通过这家网站，高校辅导员、教师及学生可在线互动交流、交换各种信息及资源、上传照片、撰写博客。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易班”在沪试点高校达到27所，注册用户数38万，建立网上班级17000个，用户发帖数达到790万，平均每个用户每天点击2至3次。网络是接近学生的最好渠道，“易班”的优势就是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和基础管理工作搬上了网络。

　　与上海一样，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信息传播特点，不少地方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在方式上努力创新，在机制上既问过程又问效果，在制度设计中付诸实践，让价值观教育“润物无声”。

　　当前公众思想自主意识增强，网络、手机等新兴传播方式普及，出现了“信息来源多样化、信息获取互动化、信息接受自主化”的倾向。多位受访基层干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传教育，应该适应这种变化，创新理念，创新方法，做到“润物无声”。

　　“现在搞价值观教育，不能用老办法'刻舟求剑’。”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曹存玉说，“看电视、上网、用手机，成了人们接收信息的重要渠道，宣传教育要跟上形势。开大会、做报告、树典型这些老办法，也应该有创新，不然就可能成了形式。”

　　陕西移动公司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发的“集团手机报”2011年上半年开通。这一平台根据客户群的不同分为地方“政务在线”、厅局“政务通”和行业手机报。用户开展这一业务后，可以将本单位的重要信息、国内外重大新闻、行业资讯等通过手机第一时间传达给内部职工。目前这一“手机机关报”业务已发展到陕西地方电力集团、延长集团、果业局等党政系统和大型企业，通过“点对点”的传播，成为价值观教育的新渠道。

　　在受访的基层干部看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该注意避免“重传达学习轻效果评价、重宣传讲解轻载体建设、重工作安排轻物质保障”的倾向，将价值观的引导落到实处。西安市临潼区委书记任军号认为，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该借鉴经济工作规律，用系统化的思维抓好落实。首先应该策划定位，接着制定规划、确立项目、抓好落实。不这样层层推进，就容易“悬在半空难落地”。

　　“文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机制来推进，求过程更要问效果”，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晏朝说，“对此，陕西省作为'一把手工程’来实施，要求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宣传部门协调指导、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落实、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战略化审视、全局性谋划、工程化实施、责任化落实”是陕西文化建设的方针。晏朝说，陕西最近启动实施了文化强省的“七大工程”，包括舆论引导、素质提升、文化繁荣、文化创新、文化共享、产业振兴、文化人才，以此推动文化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一些地区和行业正在提炼自身的“价值观”、“精神”、“价值取向”等。受访基层干部认为，各地、各行业提炼出价值观后，需要体现在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之中，方能有效践行。应该通过广泛的制度建设，使正向行为得到鼓励，逆向行为受到制约，从而让价值引领付之于行、内化于心。

　　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内容的北京精神2011年11月初公布，成为首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载体。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傅华认为，价值引领、典型示范、文化推动、制度升华是价值体系建设的四个环节，价值引领是起点，通过制度践行是落脚点。为此，北京市将把“北京精神”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管理的各个层面，具象化到城市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地铁、公交的低票价就是城市服务方面的创新，安排30多万外来人口子女到公办学校就学便是包容精神的体现。

　　作为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引导干部重德、修德、行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点，为此西安市碑林区近两年探索建立了一系列管理制度。2011年以来，碑林区出台了《关于加强官德建设的实施意见》，并在干部考察中着重体现。根据“公示预告”的要求，干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的考察预告函，会在考察中张贴于干部所在单位和居住社区，通过群众评议加强约束。

　　“2011年拟任副局长之前，我的身份在小区公示，我就像站在聚光灯下，感受到了压力和责任。这种方法，将干部重德之风落在了实处”，碑林区市容园林局副局长赵红平说。□

平凡生活中的道德模范　　道德模范其实都是普通人，他们在照亮别人、为了实现道德理想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和代价时，也面临着难言的困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郎秋红黄豁代群陈刚许晓青　　近年来，各地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公民道德教育中，推出了一批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作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者和示范者，他们是全社会尊崇和学习的对象，发挥着“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　　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最近在对沪、渝、皖、吉、陕等地采访时发现，在鲜花和掌声背后，有的模范在照亮别人、为了实现道德理想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劳和代价甚至生命时，自己却面临着精神或物质上的困难，在为生活和健康发愁。　　寻找志同道合者　　2011年12月4日是周日，从早上开始吉林市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修保的电话就响个不停。修保是吉林市律师协会会长，吉林省道德模范，不久前获得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十几年来，他依法为普通人维权，无偿为企业及下岗职工、农民代理经济案件、劳动纠纷案件几十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平息上千人次的上访十几起。修保出名后，很多群众慕名前来。“忙得经常连饭都吃不上，实在太累了”，修保说。　　在修保看来，比累更难受的是孤独。他说，现在律师不算少，仅吉林市就有500多名，但是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没钱、没人、没用”的社会底层做公益服务的人却不多，“有的一开口就是上万元的代理费，没有钱就走人。”“北京等地的大律师，能不能牺牲一点个人时间，做一点公益？为国家分点忧、为老百姓解点难？”修保这样问道。　　共产党员、安徽企业家余竹云也有一种孤独感。这位“中国好人”长期从事慈善事业：为农民工在商品房小区树雕像，为的是“以后农民工可以告诉他的孩子，这是爸爸盖的小区”；为服刑人员子女设置改造奖励基金，为的是“服刑人员可以告诉家人，这笔钱是我认真改造挣来的合法收入”……他在安徽企业家群体中喊出“企业家要成为社会矛盾缓冲器”的口号，可是尚未引发共振。　　“在我周围的富翁中，我被视为'另类’。”他盼望党组织能够在企业家群体中开展价值观教育。“这个群体现在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颓废现象，主要原因是信仰的缺失。有的企业家已不能称为财富拥有者，只能称之为'货币拥有者’，因为一个人的财富既包括货币也包括精神。”余竹云这样说。　　重庆饮食行业协会会长刘英，因长期坚持诚实守信经营，近来获得重庆市第三届道德模范称号。她说，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自己的餐饮企业十多年来坚持对每天购进的菜品进行农药残留等检测，绝对不用来路不明的食用油。可由于尚缺乏法律和行业刚性约束，对于有的企业的失信行为，刘英无奈地表示，自己也只好“独善其身”。　　“道德模范”同样是普通人　　“不要写我的名字，否则我的麻烦更多”，年前本刊记者在一家大型国企采访一位道德模范时，他这样解释。　　因为“为国争光，展现了当代产业工人的气概和荣光”，他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获得第一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然而，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的情绪却有些低落。自从出名后，关于他的负面传闻似乎越来越多，“我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要受到评头品足。有时无意中说的某句话就被断章取义揪住不放”。面对莫名的传言、苛责的眼光，这位模范不解地说，“我只是一个靠自己的双手和技术生活的普通人，我只想好好干活，好好生活。”　　这样的尴尬也发生在2005“感动中国”人物洪战辉身上。他带着捡来的妹妹艰难求学12年，因为贫困下的执著一夜之间成为全国80后的一个青年楷模。然而成名后关于他的争议不断，如“卖书提成”、“草原订婚”等，批评他高调、唯利是图，甚至连女朋友为他买一件衣服也被质疑。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自从成了模范我感觉自己反倒成了弱者。话不敢说，事不敢做，权不敢维……任何人都可以用道德的名义要求我去干活，但是却很少能关注到我的生活。”他不明白，凭自己双手挣钱有什么错？“如果道德要和贫困、苦难画上等号，那道德还有什么意义？”　　奥运火炬手、2008年感动中国人物金晶一直为“模范为群众讲课是否都应该免费”的问题纠结。一般来说，社会上邀请她去讲课，她不会主动要钱，对方给就给，不给绝对不会要。但是有时候她并不高兴，因为有的社会组织和单位是强迫她去免费上课、免费交流的。“模范也是人，也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也要养家糊口。”金晶认为，讲课费的存在，关键不在钱的多少，在于给予模范一种价值上的尊重和肯定。国外的模范人物，比如澳大利亚的一个残疾运动员耐克给人讲课，基本每场都会有讲课费。　　金晶说，“道德模范在当选前，其实都是普通人，一旦评上后就有了各种道德约束。有时确实觉得'喘不过来气’”。　　关心模范生活困难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吉林省东丰县农民陈立荣悉心照料植物人丈夫20多年，靠种地和种殖食用菌的微薄收入挑起全家生活重担。2011年她去北京参加全国道德模范表彰大会，却找不出一身像样的衣服，只能临时向别人借了一件。　　与陈立荣相比，有的见义勇为模范生活更为艰辛。长春市民韩伯均是长春市的老典型。上世纪60年代，他为扑灭山火保护国家财产严重烧伤，经过20多天抢救才保住了生命。因为面容被毁不得不离开教师岗位当了一名工程师，单位每月按工伤给他部分补贴。1999年企业破产改制后，他只能领取每月1000多元的养老金，既要生活又要看病。长春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杨世明说，由于基金会能力有限，并且也有规定，只能每年救济一次，补助三五千元。　　本刊记者了解到，据浙江省公安机关2010年调查，全省20多年来评选出的451名省级见义勇为先进人物中，有八成以上生活困难。因为这个群体中农民和农民工占70%以上。　　有统计显示，我国每年会发生上万起见义勇为事件，有牺牲的，有负伤的。在身负重伤、缺乏或失去劳动能力的情况下，高额的治疗费和家庭日常生活费用成了见义勇为者的沉重负担，有的甚至不得不举债治病维持生存。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最近对全国5770名受到省级以上表彰的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担忧”，仍有2920名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生活困难，占被调查人数的50.6%。　　西安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人王黎认为，当前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障尚不健全，全国缺乏统一的见义勇为条例，一些省份的条例则补偿标准不一。　　另外，能否评上烈士，待遇相差也明显。长春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杨世明说，如果能评烈士，会得到长期的较好的保障；不然，只能进行一次性奖励。而民政部门评烈士标准很高，要有“壮烈场景、搏斗场面”。按照这一标准，一般情况下见义勇为牺牲10人，通常只有两三人能评为烈士。　　同时，由于各地基金会普遍资金不足，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常常捉襟见肘，“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还有待根本改变。□ 让道德模范可亲可学

　　唯有培育出深厚的社会土壤，在全社会树立起人人崇尚道德的良好氛围，并用制度加以保障，建立起公民道德建设的长效激励机制，模范之树才会常青，才能形成时代精神的高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郎秋红黄豁代群陈刚许晓青

　　每个社会都需要模范，每个民族都渴望英雄。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谈到，当下部分道德模范遇到困境是社会转型期道德波动的一种反映，世界各国在经济与社会转型阶段均存在道德波动的共性问题，这一现象恰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加强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既要吸取各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也要积极完善顶层设计。在受访专家看来，道德建设仅靠宣传和表彰是不够的，还要有制度保障，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建立起公民道德建设的长效激励机制，使道德模范成为时代精神的高地。

　　为模范树起“防风墙”

　　“我没想到还有这么困难的模范”，与七位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吉林代表一同在北京参加颁奖晚会时，修保律师发现其中两位模范生活困难。在修保的倡议下，吉林省文明办最近正在筹划成立全省道德模范协会。修保说，“有能力的模范帮助一下没有能力的模范，大家抱团取暖，然后共同为社会做点事情。”

　　重庆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认为，让道德模范在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仅有表彰和感动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保障，尤其是坚实的制度保障。比如，建立道德绩效与利益回报相统一的社会激励机制，让好人有好报，好人不吃亏。

　　2011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对32名生活困难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进行直接帮扶，帮扶资金304万元。这一举动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一些网友表示，“这些人就应该过得好一些。”据了解，从2008年至2010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直接帮扶42名全国道德模范。各地也采取多种措施开展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活动，各省、区、市共资助各级道德模范3.3万人次，帮扶资金1.19亿元。

　　奥运火炬手、“感动中国”人物金晶认为，资助无疑是对模范的关怀，可关键还是要创造机会和环境，让模范能够在本行业作出更大贡献、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我曾经向往参加残奥会，获得奖牌，后来没有如愿，其实我最大的心愿还是在本行业做出点成绩，这样的肯定是对我职业生涯的最高肯定。”

　　吉林省文明办副主任杨忆认为，当前的诸多举措，仍是对道德模范的临时性帮扶措施，尚需建立长效激励机制。特别是见义勇为行为，亟待在法律层面给予保障。

　　长春、西安等地的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人建议，可出台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法或条例，从法律层面对见义勇为作出明确规定：明确表彰、奖励标准；明确医院对见义勇为者的受伤、抢救、垫资义务；明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障机制，明确见义勇为者的就业、住房、入学、晋级、落户等优先权等等。

　　西安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人王黎说，现在各省份的有些规定，仍较为笼统，不够细致，缺乏可操作性。长春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杨世明建议提高奖励标准。

　　此外，多位受访者认为，还需理顺见义勇为管理体制。目前各地管理机构不一，有的归口公安，有的在政法委，还有的在民政部门。杨世明建议，能否在政府部门中设立见义勇为常设机构，以协调教育、卫生、民政等相关部门，落实相关保障措施。王黎说，将“见义勇为”交民政部门统一管理或可更顺一些。

　　培育道德土壤

　　吉林省长春市已连续三年被媒体评为“最有人情味城市”。2011年以来，长春市涌现出“全城救助'地瓜爷爷’”、“劳动模范聂永军退还捐款”、“高三男生寒夜救助老人”等感人新闻。湖南湘潭的网友“flies1”感慨道：“看了这些报道很温暖，长春不愧为最有人情味的城市！”

　　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表示，市里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公民道德建设。几年前，长春市就提出了“宽容大气，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并推出了一系列具体行动和保障措施，激励全市市民创文明城市、建幸福长春，打造全体市民共同的精神家园。近年来，长春市不仅涌现出了刘国江、纪长秋等全国道德模范个人，还涌现出抒写“欣月童话”、救助“地瓜爷爷”等道德模范群体。高广滨说，一个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追求，这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财富，是城市的“软实力”。

　　像长春市一样，近年来不少地方党委政府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寻找身边好人”、创建“好人城市”，积聚全社会向善的力量。受访专家认为，道德不仅是个人的良知与修养，更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与担当。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当下，重新树立道德榜样，发挥示范作用，首要的不是寻找榜样，而是重建道德。

　　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志愿者队伍到遍布于全国各地的义工组织，从中央级媒体的人物评选到乡镇村屯的“道德评议”，道德建设的载体和形式不断创新，并且更加贴近基层百姓的生活和实际。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蒋蕾说，模范之树常青必须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只有在全社会树立起人人崇尚道德的良好氛围，才能形成道德高地。

　　探索模范新内涵

　　东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系研究生苏媛媛不久前被长春市授予长春市好市民荣誉称号。她在网上第一个号召大家帮助“地瓜爷爷”。长春市文明办相关人士表示，与传统道德模范不同，苏媛媛身上不仅体现了爱心、良知，更有智慧。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他们懂得利用网络、微博等方式最快捷、最有效地传递救助信息。

　　本刊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道德模范的标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表示，社会的道德楷模渐渐走向民间，从“树”走向“选”，楷模的形态也走向多样化。据统计，全国前三届道德模范评选，几亿人参与投票，90%以上的当选者是工人、农民、打工者等普通人。“道德模范”的五种类型：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也都和人们的社会、家庭生活有较大关系。吉林省文明办副主任杨忆认为，“这样评出来的模范可亲、可敬、可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通过互联网涌现了一批“草根英雄”，如“最美妈妈吴菊萍”、“馄饨哥刘大军”。这些“小人物”来自基层，其义行善举发于内心、成于自然，不过于追求高尚，与寻常百姓有一种天然的贴近性，受到网民大力追捧。

　　受访专家认为，媒体对模范的宣传要避免人为拔高，避免制造“极化”的道德模范。

　　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所长付诚认为，道德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注重价值观的引导和变化，挖掘传统美德的时代内涵，研究新时代新特征，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规范。□
青少年价值取向的积极变化

　　主流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加大、互联网的正面作用日趋增加、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加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代群黄豁陈钢郎秋红许晓青

　　谈“君子之道”，读名著经典，将互联网作为学习的好帮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年前在京沪渝陕皖粤吉等7省市走访调研时，时常可以接触到这样一些有趣又有见识的“娃娃”们。这些地区的未成年人在精神生活上正在发生着积极的新变化。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的价值取向，会对未来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用什么样的渠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无缝融合，各地一直在积极探索。

　　接受采访的多位基层德育工作者认为，观察青少年精神生活的新变化可以发现，主流文化、互联网、优秀传统文化，为青少年的核心价值建设提供了除课堂之外的三个输送渠道。

　　娃娃们丰富起来的精神生活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青少年在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出现了积极态势。

　　变化一：主流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加大。在京沪渝陕皖粤吉等地走访时，多位受访者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向孩子们展示主流文化的渠道多了、孩子们主动吸收主流文化的兴趣也增加了，同时学校用主流文化引导学生的力度也加大了。

　　各地向未成年人展示主流文化的方式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在安徽，所有市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开办了少儿栏目节目，节目总数达到47个。上海则丰富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途径，积极引导未成年人参加“雏鹰世博文明行动”、“百万青少年学礼仪”等活动。在广东，每年上千场的“双休日儿童剧场”让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寓教于乐。在重庆，《读点经典》丛书3年来发行量已突破2000万册。

　　未成年人主动吸收主流文化营养的趋势也在加强。在安徽省，参加“红色之旅”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的中小学生高达800万人。合肥市学林苑书店的陈老板告诉本刊记者：“这几年，店里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很多附近学校的孩子都来买课外书。一些孩子还老是埋怨我进的书不够多不够新，有的孩子进来就点名要青少年版的《红楼梦》、《三国演义》。”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机筑小学六年级女生王韵对记者说：“我刚看完了《简爱》，觉得女主人公是个非常坚强的女性，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依然能追求幸福的生活。今后我也要像她那样不怕困难。”

　　基层学校用主流文化引导未成年人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陕西省南郑县一个县就投入1.2亿元建设校园文化。现在走进南郑县任何一所中小学校，可以看到精巧别致的文化橱窗，富有创意的学生板报、各类励志、修身、求知等名言警句遍布学校每个角落，让学生们“处幽兰之室而染其香”。

　　变化二：互联网对青少年的正面效应在逐步加大。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互联网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仍不可小视，但所起的正面影响作用也在不断加大。

　　未成年人专属网站不断涌现，网上主流引导力不断增强。本刊记者从团中央了解到，全国广大未成年人的大型公益网站——“未来网”日前正式开通上线。“未来网”采用适合未成年人视觉特点和用网习惯进行设计，运用游戏、卡通、剪纸等形式。未来网是面向未成年人内容最集中、最丰富的网络平台，有超过10000部(首)青少年原创歌曲、动漫影片、少儿体验游戏和互动游戏、中外儿童影片和中小学生学习课件等，同时开设了校园吧、微博、论坛等互动社区，全部免费提供给未成年人使用。福州市教育部门开办了网上“数字青少年宫”，已注册10万余人，访问量达700多万人次。

　　网下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上网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晏朝说，当前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问题，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进一步加强管理、趋利避害的问题。石家庄市开展校园系列网络主题教育活动，其中“网络文明教育进校园”巡讲活动，在全市各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讲座60多场，听众达3万余人。为了给未成年人打造安全、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天津市为中小学开通了公共电子阅览室，涉及在校学生100余万人。

　　网络不良信息的净化力度不断加大。2009年底以来，国务院新闻办等九部委联合开展深入整治互联网和手机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使网上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的传播得到有效遏制。到2010年底，专项行动共排查网站178.5万个，关闭涉黄网站6万多个。中国移动等运营商清退违规接入服务商126家。上海市对网吧实施实时监控，成立了有1700名老师等组成的社会监督志愿者总队，使得网吧经营秩序有了明显好转，近年来接纳未成年人违规率保持在1.5%以下。

　　未成年人上网动机正在逐步转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金燕说，以前孩子们上网主要是为了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开始把网络作为一种“学习助手”。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青年研究中心等单位，对北京、浙江、甘肃、天津等10个省市的106所中小学校10岁至18岁在校学生的调查表明，25.1%的被调查未成年人认为互联网是学习的好帮手。一些地方的教育工作者也在利用这种变化，利用网络对未成人进行德育教育。“依旧笑春风”，是马鞍山市湖东路四小刘萍老师为她的六年级学生们开设的一个博客，主要发表班级学生学习、生活习作、语文小知识、教育小故事以及孩子们的学习生活照等。她的学生们说：“老师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同学们将一篇篇文章发上来，我们一起欣赏，共同分享，共同成长！”

　　变化三：优秀传统文化吸引力加大。本刊记者在和一些中小学生座谈时，经常发现学生们能够出口成章，引经据典，有的孩子甚至在讨论中谈到“君子之道”，认为“古人说的话很有道理”。部分受访家长也反映，学校开展的国学教育，让孩子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正是他们所期盼的。

　　早在2003年10月底，安徽省教育厅就以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导读为突破口，在全省一百多所小学实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导读工程。如今，全国不少地区的小学都已开展类似的活动。本刊记者了解到，不少地区的小学都已开展类似活动。西安市后宰门小学2004年以来就开展了“经典诵读”特色教学，该校老师说，孩子们对古训可能暂时不能完全理解，但当他们需要思考人生和社会的时候，小时候记忆中的圣贤之言，就可能成为他们思考和判读的参考。安徽大学教授王天根认为，中国历史悠久灿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国学经典著作博大精深，需要学习和传承，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学校教育。

　　文化繁荣奠定教育之基

　　受访基层干部群众认为，未成年人精神生活出现积极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教育引导功能的强化，有学校德育工作的加强，也有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保护，等等。

　　从基层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反应看，文化的繁荣有效吸引了未成年人，内容活泼、形式新颖的影视动画图书作品，逐渐将未成年人引入主流文化队伍。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曹存玉说：“文化体制改革激活了文化产业，对未成年人的正面影响逐步显现。”

　　合肥市学林苑书店店主概括了孩子们最爱买的三类书：一是以图片为主的中外童话故事，如《葫芦娃》《灰姑娘》等；二是俏皮幽默的少年文学类，如《笑猫日记》等；三是经典名著类，如《水浒》《鲁滨逊漂流记》等。本刊记者在书店里随手翻看了一本“青少版”的《红楼梦》，这本书字体大，配有拼音和插图，内容为原书的缩微版，语言简洁易懂。书店店主介绍说，有了这个版本，孩子们读起来不累，几天就能知道《红楼梦》的大概内容，颇受小学生欢迎。

　　小书店生意红火的背后，是文化体制改革以来，我国文化市场的空前繁荣。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居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总量居世界第二。“十一五”期间，累计生产图书135.8万种，共计338亿册。

　　合肥市教育局副局长姜昌根说，现在老师可以推荐给学生们的书多了，这些书在制作上贴近孩子，摆脱了原来的“高、大、空”。

　　教育主管部门核心教育理念的逐步转变也是原因之一。虽然应试教育仍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基层也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吉林省长春市在全国较早取消了“小升初”考试，并在中考中加大了对学生艺术和体育素质的考核，降低了学习成绩的比重，逐渐改变“重成绩轻素质”的应试教育导向。

　　本刊记者在基层学校采访时了解到，近年来逐步推行的“素质”教育理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家长所认同。一些学生家长反映：现在学校组织孩子参加公益活动、主题讨论、劳动实践的次数明显增加，感觉学校并不一味在追求学习成绩和升学率。一些老师说，学生家长的教育观也出现了转变，不再简单压迫学校培养高分生，而是更注重孩子品德和能力的提升。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缪富国说，近几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素质教育”考核力度逐步加大。

　　拓宽“非课堂”渠道

　　在多位受访基层干部眼中，“阅读”、“网络”、“古训”是向未成年人传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三个“非课堂”渠道，这些渠道在实践中未成年人较易接受，同时既能呼应课堂输送，又能对课堂教育形成有益补充。

　　受访者建议从三个方面继续拓宽这些“非课堂”渠道，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输送“从娃娃抓起”，并且被娃娃们接受。

　　要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来引导吸引未成年人。金燕说，学生们爱读书了，可读的书多了，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效益在未成年人中的体现，要坚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继续激活文化市场，推出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像“磁石”一样牢牢将未成年人吸引在主流文化的周围。

　　注重发挥体制综合拓宽和强化价值输送渠道。重庆、陕西和安徽的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建议，中小学生课外阅读、健康上网和优秀传统文化诵读等，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在一些农村地区学校，孩子们买课外书的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们建议，国家能否提供专项资金支持，重点扶持经济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中小学开展类似活动。

　　注重加大素质教育。受访基层老师反映，虽然素质教育越来越受重视，但是分数的指挥棒仍有相当影响力。如何把素质教育和知识教育相融合，在基层依然是一个现实难题。老师们建议，进一步强化素质教育在考核中的权重，引导基层学校开展更多的素质教育活动，进一步拓宽核心价值的输送。□

   在华外国人眼中的道德线　　“腼腆又善良”的中国拥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使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之路，注定与古代的、与西方的，有所不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许晓青黄豁陈钢代群郎秋红　　“中国人总体上有些腼腆，但内心深处善良、热情。”　　“大部分中国人善良而且乐于助人。”　　……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围绕多个中国社会热点话题，在半个月内相继采访了北京、上海两地的美、英、法、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也门等国的在华外籍人士。采访中，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们认为，应当客观理性看待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同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中国人总体上腼腆而善良”　　多位受访外国人回忆了他们在华期间，接受过很多热心人各种各样的帮助，即使遇到个别有争议的问题，大家都能彼此宽容体谅。　　英国工程师、目前在上海经营食品生意的艾米莉娅·希顿·伦肖回忆说，自己在上海创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种帮助。她说：中国社会一些普通人，虽然与我之间有语言障碍，但是他们又善良、又热心，会主动伸出援手。　　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应当理性看待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现状。　　澳大利亚中年女作家琳达·尼尔应邀来华驻点创作两个月，恰逢“小悦悦事件”发生。她说：“我觉得这是一起极个别的意外事故，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曾经发生或今后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认为，“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中国人不仅关注这件事，媒体和舆论还不断反思这个问题，这具有积极向善的社会意义。　　从事价值观研究、来华经历超过30年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史蒂夫·库里克教授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中国“有时见义勇为的成本显得非常高”。　　“道德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采访中，多位外国人提及：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有的受访者还告诉本刊记者，“道德重建”是欧美主要国家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都曾面临的挑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　　琳达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轫和发展，都曾经历了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逐步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英国用了大约300年时间，法国国内出现的动荡比英国还激烈。中国与英法的发展道路不同，但这种“经济增长与道德滞后的矛盾困境”，对中国而言也算是一面镜子。　　从事跨民族文化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薇薇安介绍，与中世纪的情况不同，现代西方国家的道德教育一部分是由宗教仪式完成，另一部分主要由家庭和学校协同完成，西方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经历了走向多元的过程。　　史蒂夫·库里克教授分析，美国现代社会道德教育，可以归功于100多年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构建的现代教育理论体系，道德被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融入日常教学。　　多位受访外国人认为，“道德重建”的制度和法制保障非常重要。据了解，在社会公德领域的立法而言，一些西方国家和地区颁布实施了保障见义勇为者利益的“好人法”，以此来减少和规避社会上“见死不救”的恶性事件频发，弘扬公平正义，其基本原则是“无偿救助免责，见死不救必惩”。　　法国教师阿格斯迪诺告诉本刊记者，法国有一部“没有对危难者施以援手”的法律，可译为“见险不救法”。大致内容是，如果公民目击了一起事故，可以施救却没有，轻者会被判罚款约合数十万元人民币，重则可能入狱数年。类似的法律条款也出现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刑法中。　　走中国特色的道德建设之路　　在绝大部分受访外国人看来，首先应当维护国家司法体系的公正威信，确保公众对体系的信赖度，为“抑恶扬善”营造更完备的保障。阿格斯迪诺说，如果有“见险不救法”或是一部鼓励助人为乐的法律等，将有助于鼓励更多的中国普通人见义勇为。“就当下的环境来看，我觉得立法可能是有效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助人为乐的人应受到保护，不用为可能被居心不良的人起诉而担忧。”　　谈及德育教育，相当一部分受访外国人提到，中国在学校中的德育教学应当注意改变方式，多用激励、启发、诱导的方法，激发孩子的道德潜能，避免简单化的灌输。此外，培训大量善于开展激励式道德教育的师资力量也是必不可少的。　　有的女性外籍人士建议，中国可以尝试德育与体育的“平衡式”教育法，鼓励孩子走出课堂，通过大量的户外运动和训练，培养勤劳、勇敢、合作等基本品质，德育教学水到渠成。一位曾担任教师工作的外国受访者还建议，中国应当更加重视利用纪念馆、博物馆、科技馆、历史遗迹等社会文化设施的情景熏陶进行道德教育。　　库里克教授则指出，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使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之路，也注定与古代的、与西方的，有所不同。解决中国当下遇到的一些社会问题，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从发展的角度出发，逐步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进一步完善社会结构的整合，将有助于中国社会道德建设。　　琳达认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与处理好“快”和“慢”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高速发展的经济，必然需要精神领域的步伐跟上去。“中国人也要看到，道德建设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要的是马上行动起来。”她最后这样说。□ 系统推进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工程建设部署可以用开展“三大活动”、推进“两类建设”和加大“一个惩戒”来概括

　　文/严书翰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在论述当前文化改革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时，对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某些问题作了准确而且很有针对性的论述：“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任务繁重。”

　　应该看到，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向善，但一些领域和个人道德规范仍存在问题。

　　因此，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十七大予以重申基础上，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即基本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工程，其本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形成最强大的凝聚力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由途径。

　　我国最大的实际有二：一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有13亿多人口。这两方面的国情决定了加强我国道德建设是一项覆盖面最广，涉及社会成员最多的工程，如果方法得当并能持之以恒，就能产生巨大的正面效应。道德规范是对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一旦被亿万人民所接受，它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抓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可以形成最强大的凝聚力，可以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人”这个最重要最积极的因素。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方面，如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等，对经济发展水平或物质条件要求比较高，而道德建设则不需要那么好的物质条件。正如邓小平当年讲过的，学习和培养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这已被历史和实践所证明。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是靠焕发的革命精神和良好道德风貌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如今，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物质条件已有较大幅度提升，这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有利条件和信心所在。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正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要求。

　　针对当前某些领域和个人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因为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只有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才能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才能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向作用的重要抓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并善于总结经验的党。在总结几十年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精神文明建设重在落实、贵在坚持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完全适用于抓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在落实，也就是要找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活动的载体，从而使其成为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向作用的抓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开展群众性的道德建设活动很受重视，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值得圈点的是，2011年开展的评选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的人物(即“双百”人物)活动。“双百”人物的评选过程本身就是推动思想道德建设的生动过程，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作用。因为“双百”人物的评选是在群众参与下，而且花了比较长时间才评出来的。众所周知，为新中国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作出贡献甚至流血牺牲的人物何止这两百位？但是这两百位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宣传他们可以起很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通过评选“双百”人物的活动，亮出我们的道德标杆、树起我们的学习榜样，这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进一步推进道德建设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向作用的过程，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和政治优势。

　　道德建设无所不在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覆盖面很广，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涉及社会成员很多，因为这关系到对每位社会成员的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而且我们国家要建立的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要推进公民道德工程建设，并且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的道德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对推进公民道德工程建设作了部署。这个部署可以用开展“三大活动”、推进“两类建设”和加大“一个惩戒”来概括。

　　开展“三大活动”，一是指深化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这个活动已开展多年，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但需要继续深化。二是指拓展各类道德实践活动。如前所述的评选“双百”人物和开展志愿服务等活动。三是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要采取措施使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推进“两类建设”，一是指全面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紧密协作的教育网络，动员社会各方面做好青少年思想德育教育工作。二是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要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抓紧建立健全覆盖起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加大“一个惩戒”，是指要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扶正必须祛邪，只有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才能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总之，只有不断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等，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既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就要求领导者要具有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能力，要求领导者眼光和能力不能仅仅局限于推进现实社会中的道德建设工程，也要抓好“虚拟社会”中的道德建设。随着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互联网空间，人们用“虚拟社会”来加以概括。“虚拟社会”这个概念已写入中央文件，这说明我们党非常重视优化“虚拟社会”这个问题。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来优化“虚拟社会”。网络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硬件建设相对较为容易，主要靠政府重视、靠投入。软件建设包括要用自律和他律的办法来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他律主要是指依照法律来监督等，自律主要是指以道德来规范等。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在这个管理体系中就包括自律和他律的内容。应该看到，在加强互联网管理体系中的自律和他律，是当前的软肋，这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才能得到加强。□(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博导，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

　　青县“好人群体”的道德力量

　　一个地方的道德水平，不仅代表着其精神面貌，也代表着发展环境，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文/李新平

　　河北省青县是一个仅有40万人口的小县，可近年来却先后涌现出为170多位孤寡老人养老送终的“大孝闺女”周汝珍、36年养了17个爹的好人尹升、8年背着残疾同学上学的好少年吕希庆、带着母亲谈生意的张强等，500多个孝老敬亲、扶危济困、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等方面的道德典型，有50多人受到国家和省市表彰。真善美，其实就在身边，青县的“好人群体”正在无声又深远地发挥着力量。

　　道德建设谁抓谁受益

　　道德建设，看起来不好量化，但它却是一个地方发展和幸福的基础。

　　作为地方党委、政府，不仅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需教化民众，倡导良好社会风气。一个地方若缺乏道德环境、缺乏诚信环境、缺乏公平正义、缺乏社会正气，经济和社会都不会很好地发展，即便发展了也不会可持续。唯有把思想道德工作抓好、注重对社会风气的引导，才能为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创造良好的人文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把道德建设的重要程度提到多高的位置都不为过。

　　这些年，青县一直坚持把公民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来抓，从组织机构、网络平台、载体创建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和完善，社会风气好了，投资环境就好了，经济自然就发展起来了，这是良性循环。例如，2011年一个6亿元的项目，投资方考察了多个县，最后落户青县，理由是“青县人好”。

　　这些年来青县的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农合、新农保、教育、计生、抚残助残、五保供养、殡葬改革和基层党建等工作都走在了全市全省前列。2011年全县财政收入达到10.5亿元，五年翻了一番半，在全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四年时间跃升了10个位次。

　　“德治”有时更管用

　　清州镇耿官屯有一个青年，不愿赡养老人，为此老人曾喝农药试图自杀，村中的“老年道德评议会”多次到他家中做工作无效后，将这个青年的大名在村中的“道德公开栏”不孝典型上“曝光”，并要起诉这个不孝子。小两口坐不住了，央求道德评议会：俺们改还不行吗？改当然行，只有改了才能“摘帽”。小两口果然变了，变孝顺了，小伙子的名字也从反面典型上抹去了。像这样用道德的约束化解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的例子，在青县还有很多。

　　道德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不可能所有的矛盾和摩擦都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去解决，有的社会问题也不是靠法律单方面能够解决的。管理社会既需要“法治”，也需要“德治”。法律主要是一种外在力量、客观约束，而道德是一种内在因素、自我约束。以良好的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影响、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言行，人们的道德观念强了，是非标准对了，社会风气好了，社会矛盾、摩擦和冲突自然而然会减少。

　　青县通过组织吸收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德高望重的乡村草根领袖成立“老年道德评议会”，组织吸收先进青年、志愿者、网民成立“青年敬老协会”、“志愿者协会”和网络志愿者组织，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群众性道德建设组织网络。通过这些群众组织，让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明显少了，很多事也可以通过道德组织得到有效化解。

　　社会和谐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好坏。通过道德建设，弘扬社会正气、宣传高尚情操，引导人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主流价值观，在好人好事成为普遍现象的同时，一些自私、狭隘甚至抱怨、仇恨、敌视等不和谐的因素也自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目前，尊重道德模范、崇尚道德模范、关爱道德模范、争做道德模范在青县蔚成风气。道德模范赵春梅几十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公婆、丈夫和小叔子，她的感人事迹在全县引起了强烈反响，打虎庄村村民自发捐款2.2万元，村民们说，“精神上你是我们的榜样，经济上我们是你的坚强后盾。”

　　道德建设不能抓抓停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说国家和社会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环境和教化民众的话，那么这三个方面最难的是后者。因为一项技术、一个项目在短时间内就可能改变一个地方的贫困状况；有了钱，环境的改善也可较快实现。但要改变人，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

　　思想引导需要经常化。道德建设是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能松一阵紧一阵，热一阵冷一阵，必须不厌其烦、不惧其细下真功、使长劲，长此以往才会见到效果。

　　青县按照“组织形成体系、平台形成梯次、主体全面覆盖、典型隆重表彰”的思路，近十余年坚持不懈地抓道德建设，连续多年开展评选“孝敬模范”、“教子模范”等活动，评选出各类道德模范典型1000多人；连续多年办好县电视台《德化人生》栏目，讲述青县人自己身边的道德故事500多个；连续多年举办表彰“感动青县”道德模范人物活动，隆重表彰了70多名道德模范；连续多年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予以经济上的扶助，让好人有好报。□

　　(作者为中共河北省青县县委书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黄豁 陈钢 代群 郎秋红 许晓青

【转】熊飞骏--给中国富豪的忠告之一2012年01月21日 星期六 11:02

给中国富豪的忠告

 ——熊飞骏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个超级富豪群体。2003年，我国产生了23万多名千万富翁，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其中资产超过亿万的超级富豪则有3000多名。近两年国有企业改制，公共资产也因为体制的漏洞潮水般地流入了特权人物的帐户，超级富豪在两年内增长了近二十倍，从3000名猛增到50000多名！！！

 近期中外各种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富豪在世界各地一掷万金购买世界顶级消费品等不该发生的故事：

《神秘中国人1.3亿美元欲买'世界第一豪宅’》（《国际先驱导报》）；

《上海最贵豪宅被动捂盘，每平米定价十万超过纽约》（《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富人在美国：挥金如土美国邻居看傻了眼》（《时代财经》）；

800多万元一辆的宾利豪华轿车在中国市场上供不应求；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顶级旗舰车——迈巴赫在德国起价10万欧元，至今未卖出一部，而北京街上却有了6部；

法国生产的高档酒“人头马”的主要销售市场是中国；

缅甸的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税收，这些赌场大多集中在中泰边境，在里面一掷万金的都是中国富豪，缅甸人则不准入内。

…………

中国富豪怎么了？

钱是富人们自己的，他们想怎么花是他们自己的事，谁也无权干涉他们；但想想800多万一辆的宾利豪华轿车在中国市面上竟然供不应求的怪现象，就不能不令人大费猜疑了。比那些发达国家要穷得多的中国，竟然成了豪华轿车最大的销售市场，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中国高出几十倍的美国、日本都自愧不如？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富豪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钱是怎样得来的？他们是否富得太快太容易了?

三年来，我不断在网上撰文抨击中国人的“仇富心理”；可当看到中国富豪挥霍无度的派头时，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良知”了。我是一个不容易受新闻左右的人；不是亲眼所见的现象就不会轻易相信，但近几年耳闻目睹的诸多怪状，使我对富豪也不自主地滋生出诸多困惑，部分富豪的所作所为真的让人叹气。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富人太多而是富人太少；认为当富人达到一定的数量时，就会在民间产生抵抗专制和暴政的力量。当越来越多的富人不再为生计发愁时，就会腾出精力去谋求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因为国家的进步关系到他资产的安全；就不会为一点小钱轻易被阴暗势力收买而牺牲人生准则……今天中国的富豪可以说够多了，他们的资产也远远超出了维持生计和人生尊严的水准，按理应该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情了。可中国富豪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在疯狂挥霍和变态斗富时可曾想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可曾想到他们家族的千秋大计？

和文明国家的富人相比，中国式富豪有不少特别的地方，其特别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安全感；有条件者多把财富转移到国外；

2、热衷于挥霍享受和低档次斗富；

3、没有远见和危机意识；

4、对慈善事业要么冷漠；要么在乎回报；

5、对子孙后代过于溺爱；

6、缺少使命感，对国家民族的进步事业无动于衷。

 

作为一个真正的平民，我身上不但没有丝毫的“仇富心理”；相反还希望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多，因为富人多也是国家富强的标志之一。但基于部分富豪的反常表现：我认为有必要给他们提出几条不成熟的忠告：

 

  一、中国是你的家，不是旅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长城观光，下榻在莲花池东路京安旅社，早晨起来叠被子，服务员竟大感意外。她说象我这样的顾客一年也难得碰上一个，别的顾客别说叠被子，还把居室搞得乱七八糟，地上到处扔的烟蒂果皮，有的顾客还用床单擦脚和一些别的脏东西……

令人痛心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民，竟然把国家当成他临时下榻的旅馆，不遵守公共秩序，乱丢乱扔生活杂物，乱倒生活垃圾，从来不曾想到要保护好生存环境，为了一己私利把国土弄脏搞乱，对国家资源滥砍乱伐……

这种现象在富豪阶层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富豪只知道一味巧取豪夺，从不曾想到为治理国家环境作任何努力，对有限的国家资源不但不知道保护，还想方设法进行掠夺式经营以谋取私人财富，等到积敛到足够的财富时就想着脚底抹油走人，把财富卷到国外去，对待生他养他的国家就象对待旅馆一样，对现有的设施破坏性利用，临走时还没忘记把桌上的茶杯和烟灰缸也塞进包里带走……

 

我的家乡有一个因官发迹的富豪，他是在乡镇书记的位子上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他在那个乡镇担任一把手期间，就把视他为“父母官”的乡镇当成他临时下榻的旅馆。

这个乡镇有一处泉水，用那里的泉水酿制的米酒“一眼泉”远近闻名，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人从四面八方前来这里买酒，当地几千居民也因为这眼泉水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这眼泉水流量有限，每天的流量只有两千多斤，因此生产的“一眼泉”总是供不应求，价格也一直呈上涨趋势。那位书记到任后，为了制造“政绩”，决定利用“一眼泉”的名声效应，在当地建造一个日产五千斤的大型酒厂。请来从事调研的专家说此地不适合建造大型酒厂，因为泉水的流量远远不能满足大型酒厂的需要，弄得不好不但酒厂会破产，还会把“一眼泉”这块几百年的硬招牌给砸了。这位书记知道专家说的是大实话，但他有自己的想法，依旧坚定不移地把酒厂办起来了。泉水流量不够，就用附近河道里的水冒充泉水，生产出的“一眼泉”每瓶都套上高档的外包装，每瓶酒的价格也比先前上涨了三倍。因为“一眼泉”的名声效应，酒厂在开业庆典上拿到了一笔可观的订单；但随后的订单越来越少，最后居然没有一个人上门买酒，生产的酒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门口站满了供应原料的债主……于是书记乞灵于行政手段，给乡镇每位工薪人员强行摊派几箱“一眼泉”。于是人们对“一眼泉”产生情绪上的敌视和反感，酒厂破产后再也没有人想起“一眼泉”，随后老师傅酿制的原汁原味“一眼泉”也无人前来问津，几百年的硬招牌就这样给砸了……

大型酒厂只生存了一年就宣告停产了，“一眼泉”的百年招牌也砸了，当地丰衣足食的居民也因为得罪了“财神”逐渐陷入赤贫。只有书记一人成了大赢家，他在位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政绩”；得了一笔可观的工程回扣，在一年内连升几级，提升到外地任县长去了。

…………

尽管这个书记眼下的位置依旧炙手可热，正如“一眼泉”周边的村民抱怨的“坏人有好报”；但我坚信他一定会受到惩罚，就算在有生之年逃过了，他的后代也一定会加倍偿还他欠下的“国债”！

 

二、外国不是你的避难所，资助民族进步是万世福荫。

中国究竟有多少富豪把财富转移到国外？仅仅外逃的暴光贪官转移到国外的赃款就远远超过500个亿人民币！

英美有多少富豪把财产转移到中国？没有！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现象。

中国富豪为什么热衷于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去？

1、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富豪的财富是靠钻体制的漏洞，靠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积敛起来的；这部分财富没有安全感，一旦曝光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2、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担心中国会发生动荡，动荡的社会财富没有安全感；

3、知道自己犯了罪，随时准备在罪行败露时能轻装上阵远逃国外；

4、希望子孙能够移民外国。

5、对国民“仇富心理”的恐惧。

富人把财富转移到国外有多方面的原因，问题是富人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后，就真的能够永远保持在国内那种级别的风光幸福吗？

富人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后，国家的落后进步与否就真的与他无关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南洋华人的血泪史：

当我们为华人主宰了南洋各国的经济命脉深感自豪时，我们可曾记得“马尼拉大屠杀”？

十七世纪早期生活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中国人有两万多人，那里大部分的富人也是中国人，这个国家的主人西班牙人从来也没有中国人那样多。可有那么一天，数量占绝对劣势的西班牙人嫉妒华人的财富，无端对华人亮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富得流油的华人除了引颈受戮之外居然别无他法，结果屠杀演变成种族灭绝式，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这样的大屠杀前后一共进行了三次；每当中国人超过一定数量时就把屠杀重复一次。

那时马尼拉的中国人身后也有一个国家，但那是一个腐败没落的国家，政府宣布海外的华人不受帝国保护，所以他们在遭受无端屠杀时痛哭无告，没有人为他们申冤出头，于是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因为没有外力的制约连二连三，华人的噩梦也永远没有终止的那一天。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前两年，印尼的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还在首都大肆抢劫华人财富，屠杀男人华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轮奸我们的女同胞……

如果中国有美国那样强大，印尼人敢吗？就算他们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做出疯狂之事，事后会逃避惩罚吗？如果发生针对美国侨民的群体暴行，我敢说印尼会成为第二个伊拉克！

由此可见，即使是海外的华人，国家的文明富强与否一样和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没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他们的财富一样不安全，弄不好还会把性命搭进去。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财富拿出一部分用于资助国家的文明进步？而非要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去呢？中国一旦真个走向了文明富强，富人的财富就安全了。

也许有人会说：我把财富转移到英、美等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去，印尼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诚然，英、美等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眼下不会发生印尼那样赤裸裸的排华兽行，但富人在英美能够象在国内一样风光快乐吗？

中国富豪拥有的财富与他们的能力品格并不成正比；而文明国家是“以人为本”的，财富并不是社会价值的主要尺度。中国富豪在国内也许会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尊敬，但在文明国家说不准会得到不屑一顾的待遇，极有可能被主流社会所抛弃。习惯于前呼后拥的中国富豪一旦被周围的人冷眼相对，那份失落感不是他们能够忍受的。

中国富豪在国内因为拥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可以明里暗里拥有很多漂亮女人。他一旦到了美国，把尊严看得比钞票更重要的美国姑娘会因为几个小钱和他上床吗？习惯于被美人包围奉承的阔佬一旦成了孤家寡人，那份孤独他们能够忍受吗？

文明国家现在不会象印尼那样疯狂排华，但你能保证这些国家永远不会排华吗？答案是不确定的，因为美国在上上世纪也曾发生过排华的惨剧。

所以对于富人来说，中国才是他的最好归宿,中国的文明富强才是最可靠的。

所以富人最明智的作法就用把财富拿出一部分用来资助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这样做可以收获万世福荫。

上世纪的宋氏家族在中国现代史上一枝独秀，宋氏三姐妹也因此万世流芳，但如果宋庆龄的父亲不把财富用于资助中国的进步事业，中国历史会有宋氏家族的位置吗？

宋氏家族在美国赚钱，但把赚来的钱用于推动中国的文明进步；今天的中国富豪则正好相反，他们在中国赚钱，却把钱拿到外国去花，两者在品格和智商上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

今天的中国比一百年前的中国要开明进步得多，那时宋氏家族对中国没有失望；今天的富豪有什么理由对中国的明天没有信心呢？

 

三、不义之财是灾祸之源；逆取顺守才能化祸为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超级富豪的速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这些富豪的财富都是靠邓小平先生所说的“勤劳和智慧”得来的吗？

这些超级富豪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真个与他们的品格能力成正比吗？他们真个是中国高素质的精英群体吗？

中国在转轨时期基于体制上的漏洞，有相当一部分富豪的财富来路不正。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靠伤害国家、民族和公众的利益聚敛到巨额财富。尤其是近两年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产和公共财富大量流入特权人物的腰包，富豪财富中的非法收入所占的比例呈扩大趋势。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并非全是富豪的过错，如果我们拥有健全的社会体制，他们就是想损公肥私也无处下口，说到底还是不合理的制度为邪恶留下了温床。这就象单门独户的路边人家主人离家不锁门，小偷轻而易举地入室把彩电偷走了。除了小偷有罪外，主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强盗式的富豪依靠特权聚敛到巨额财富，是否就会成为不法财富的永久主人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来路不正的财富是灾祸之源，古今中外这方面的生动事例实在太多了。

我的祖父曾经有过风光的中年，他是佃农出身，靠打土豪和赌博聚敛到一笔可观的财富，一转眼由穷光蛋成了小资本家。不用说祖父的财富是来路不正的，因为祖父是红军出身，打土豪抢来的金银应该归公；赌博赢来的钱就更不用说了。祖父用抢来的钱做本进了赌场，碰上手气好财产又翻了几番，在家乡买了几十亩田产和两个商店，成了当地有名的富人。可祖父在富人的位子上没过上两年瘾，就碰上土改被划成资本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受尽了苦头……祖父临终的那一年把我叫到他的床前：郑重地告诫我不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别赌博；因为赌博输了惨赢了会更惨，赌场赢来的财富是守不住的；第二件事是别取不义之财，因为不义之财是灾祸之源。若是一时犯糊涂取了不义之财，那就一定要捐出去做好事。如果他当初把财产用于救助村里的穷人，他就不会被划为资本家，也就不会受那份洋罪了。

象我祖父那样的例子在上世纪的中国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周围都会找到一个。

我无意把祖父的告诫当成能普遍适用的真理，但他的第二个告诫确然有很深的道理：

不义之财是灾祸之源；逆取顺守才能化祸为福。

如果你拥有不义之财，那么最明智的作法就是把得来的非法财富用在正道上，最好是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

上世纪早期的中国有不少富人，他们用自己的财富作了很多公益事业，中国乡村学堂就有不少是这部分人出资建立起来的。还有部分富人把财富用于资助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才，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湖南自发搞社会调查时，沿途就有财主不但免费招待他饭吃，临走时还资助路费

……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滩的杜月笙，这个黑社会头目聚敛的财富都是血淋淋的，按因果报应说应该不得好死，但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拿出部分财富用于正义事业，尤其是资助部分人去法国留学。结果他在有生之年逃过了镇压的命运，在异国寿终正寝。

今天的超级富豪比上世纪的地主资本家要富裕百倍以上，且不少人的财富来路不正，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