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王夫之，又称王船山，汉族，湖南衡阳人。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其代表之作。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谭嗣同等皆深受船山思想之熏陶。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中文名：王夫之别名：王船山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湖南衡阳出生日期：1619年10月7日逝世日期：1692年职业：思想家，哲学家信仰：朴素唯物主义主要成就：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代表作品：《读通鉴论》、《宋论》、《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

简介

综述

　　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年）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明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学问渊博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墨迹传世稀少。《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明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明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

思想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著书

　　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经稗疏》、《春秋稗疏》等。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八年（1690年）其自题墓石中说“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男勒石”他特别告诫儿子说“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设，既有铭，不可赘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纪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己巳九月朔书授攽” 　　王夫之在自己墓志铭中说的“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即明朝开国的时间。并且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在这个主旨下，他猛烈抨击“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

王夫之纪念图册(15张)  

王夫之

始皇及历代帝王把天下当作私产的做法。   

王夫之

清史记载

　　清史稿 列传二百七十一　儒林一 之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与兄介之同举明崇祯壬午乡试。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明王驻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荐之，授行人。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夫之说严起恒救金堡等，又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闻母病，间道归。明亡，益自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 　　所著书三百二十卷，其著录於四库者，曰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存目者，曰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於张子正蒙一书，尤有神契，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贞隐，无钜公资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夫之乃究观天人之故，推本阴阳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绎而畅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误，或疑其言稍过，然议论精严，粹然皆轨於正也。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於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餽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未几，卒，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 　　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馀姚、昆山。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同治二年，曾国荃刻於江南，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

白话翻译

　　王夫之，字务农，衡阳人。与兄长一起中明崇祯壬午乡试举人。张献忠攻陷衡州后，王夫之藏匿到南岳衡山山中，贼人抓住他的父亲作为人质，王夫之自己拿刀遍刺身体，被人抬着去换他的父亲，贼人见他受了重伤，就放过了他。与父亲一起回到家中。明王驻兵桂林，大学士瞿式耜推荐他，被授予行人职务。当时国势迫近危险，诸臣仍然每天如水火般相斗。夫之劝说严起恒搭救【金堡等】，又三次弹劾王化澄，王化澄想杀了他。听说母亲病了，就从小道回到家中。明朝灭亡后，更加韬光养晦。隐居到衡阳之石船山，修筑了土房子名叫观生居，早上晚间都关着门子，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 　　他所著书有三百二十卷，其中被四库全书收录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夫之论学，以汉儒学说为外表，以宋五子学说为核心。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竭力驳斥王阳明致良知之说，以支持朱子学说。於《张子正蒙》一书，尤有共鸣，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百姓隐居，【无钜公资其羽翼】；他的道统的流传，不如邵雍，因此不到一百年，就有异种学说兴起。夫之细细观察【天人之故】，推究阴阳法象之原因，就【正蒙精绎而畅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如同揭开日月，光亮异常。至于他扶持道教，辨析上蔡（谢良佐）、象山（陆九渊）、姚江（沈国模？阳明学说传人）的错误，有人怀疑其他说的有过甚之处，然后他议论精密严格，纯粹依据正道而论。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有人属意他写劝进表，夫之说：我是亡国遗臣，只欠一死，今天为何要用我这样不祥之人呢？于是逃入深山，做祓禊（fu xi）赋表示自己心意。吴三桂之乱被平定，有大官听说后很赞赏他，嘱咐郡守送给他粮帛，请求相见，夫之以有病推辞。不久，过世，葬于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碑为“明遗臣王某之墓”。 　　当时，海内大儒，推为容城（孙奇逢）、盩厔（李颙）、馀姚（黄宗羲）、昆山（顾炎武）。夫之刻苦与李颙相近，他的贞洁韬晦过于孙奇逢，博学多闻，志节高尚，无愧于黄宗羲、顾炎武两君子。不过，这四人自甘与隐居，声望卓著，虽然被推荐时以死相拒，然而公卿交口称许，天子也被感动，他们的著作也易于流传世间。只有夫之躲身于瑶族聚居地，不出山林，因此能够保全头发过世。死后四十年，他的儿子王敔怀抱他的遗留下的著作进献给督学宜兴潘宗洛，因此能够进入四库全书，本人也列为史馆记录人物，在儒林中立传，然而他的书籍仍不能传播。到同治二年，曾国荃将其书刊刻江南，国内的学者才得以看到他书的全部。

生平及著作

生平

　　王夫之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1619年10月7日），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1691年1月30日）。他生活的年代，正当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之际。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提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复杂交错。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产生了以批判宋明道学为共同倾向的早期启蒙思潮。王夫之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之一。他出身于没落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传统文化教养。青年时代，他一方面留恋科举仕途，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与好友组织“行社”、“匡社”，慨然有匡时救国之志。1642年，24岁的王夫之在武昌考中举人。 　　十一世祖王仲一曾从朱元璋起兵。父亲王朝聘就读于北京国子监。明末求学于岳麓书院，并师从吴道行，吴教以湖湘家学，“以朱（熹）张（栻）为宗”，与旷鹏升等订“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崇祯十二年秋，赴武昌参加乡试，落第。是年十月，和郭风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设“匡社”，意指互相匡正。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乡举第五名，以《春秋》试卷列第一。十二月到南昌等候会试。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进入承天（今湖北钟祥），张献忠取黄梅。会试被迫延期，王夫之由南昌返衡阳。 　　清兵南下时，王夫之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其二兄、叔父、父亲均死于战火，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在衡州时，招贤纳士，王夫之隐匿衡山，拒不受聘^[1]。大顺军攻入北京时，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2]清军入关后，他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抵抗清军。1647年，清军攻陷衡阳，王夫之的二兄、叔父、父亲均于仓皇逃难中蒙难。次年，他与好友管嗣裘等在衡山举兵抗清，败奔南明，因而结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后被永历政权任为行人司行人。为弹劾权□，险遭残害，经农民军领袖高一功仗义营救，始得脱险。逃归湖南，隐伏耶□山。 　　顺治七年朝廷深陷党争，吴党得势，为营救楚党，夫之和董云骧上疏，谓“大臣进退有礼，请权允辅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永历帝以王夫之“职非言官”而奏事，严词加以指责。^[3]鲁可藻又奏请逮治王夫之，以致夫之“愤激咯血”。^[2]幸好焦琏、马进忠、赵印选、曹志建等上疏反对大兴党狱，由于焦琏等人握有兵柄，永历帝只得将金堡、蒙正发、丁时魁等人除罪，改为削职远戍。七月，王夫之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不久与襄阳郑仪珂之女结婚。^[4]　1652年，李定国率大西农民军收复衡阳，又派人招请王夫之，他“进退萦回”，终于未去。^[5]从此，隐伏湘南一带，过了 3年流亡生活。曾变姓名扮作瑶人，寄居荒山破庙中，后移居常宁西庄源，教书为生。这10年曲折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体察民情，并促成他为总结明亡教训而笃学深思，发愤著述，写出《周易外传》、《老子衍》两部哲学著作，还写成《黄书》这部政论著作。后半生，他退隐荒僻的石船山麓，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 　　日后王夫之多往来长乐、库宗桥、新塘等地。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举家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今船山乡湘西村）筑茅屋，名“败叶庐”。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栖伏林谷，随地托迹”，“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51岁时他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反映出他的学风和志趣，终未剃发。康熙三年，在“败叶庐”设馆讲学。又重订《读四书大全说》。 　　晚年贫病交迫，连纸笔都靠朋友周济。吴三桂称帝，请王船山写《劝进表》，遭严辞拒绝；王夫之认为“以其入国仇也，不以私恩释愤”。71岁时他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6]，“希张横渠之正学”^[7]，表白他的政治抱负和学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去世。

著作

　　王夫之学识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他的著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有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黄书》、《噩梦》、《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 　　王夫之的哲学论断富有批判精神。他别开生面地注释经学，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把以往的学术明确地划分为“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的对立阵营，自觉地继承、发扬《易》学系统中的朴素辩证法和从王充到张载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同时，大体把各种宗教神学和唯心唯识之说都归入“异端”阵营，主张对它们“伸斧钺于定论”，给以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方法，对老庄哲学、佛教理论深入研讨，在批判中注意吸取其中合理内容，从而积累了大量先世的思想资料，创立了   

王夫之像

  

王夫之画像

具有总结历史意义的博大哲学体系。

主要思想

　　“太虚一实”的唯物论思想 　　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发展了张载“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的思想，对“气”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 　　他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他还指出“气”只有聚散、往来而没有增减、生灭，所谓有无、虚实等，都只有“气”的聚散、往来、屈伸的运动形态。他按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举例论证“气”的永恒不灭性，认为这种永恒无限的“气”乃是一种实体，并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充满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力图对物质世界最根本的属性进行更高的哲学抽象。他把“诚”训为“实有”，以真实无妄的“实有”来概括物质世界的最一般属性。他还认为，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和现象都是客观实在的，“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日观化而渐得其原”，可以通过认识各种物质现象而概括出它们的共同本质。从而否定了唯心主义空无本体的虚构。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的气本论，驳斥了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的观点。他强调 “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乃是变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理外没有虚托孤立的理。从而批判了从周敦颐到朱熹所坚持的气外求理的唯心主义理论。王夫之结合对“统心、性、天于理”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强调指出：“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明确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气本论。 　　唯物主义的道器观 　　王夫之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系统地驳斥了割裂、颠倒道器关系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给传统道与器范畴以新的解释，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道者器之道”，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终无有虚悬孤致之道”。犹如没有车马便没有御道，没有牢醯、璧币、钟磬、管弦便没有礼乐之道一样。他明确指出，在器之外、器之先安置一个“无形之上”的精神本体，乃是一种谬说。他通过论证“道”对于“器”的依存性，得出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驳斥了“理在事先”、 “道本器末”的观点。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顶峰。 　　“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辩证法思想 　　在发展观方面，王夫之综合以往丰富的认识成果，并对自己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进行哲学概括，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夫之基于“□□生化”的自然史观，与宋明以来流行的主静说相对立而坚持主动论。他提出“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否定了周敦颐、朱熹所宣扬的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的观点，指出：“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否定从气以外寻找事物运动原因的外因论。他针对王弼“静为躁君”、“静非对动”的动静观，明确肯定“静由动得”而“动静皆动”。但他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以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阳变阴合的运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动静两态：绝对的动，相对的静。这样，否定了主静说，又批判了割裂动静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运动观，更深一层地阐述了动静两者的辩证联系。 　　王夫之发展张载的气化论，强调“天地之化日新”，把荣枯代谢、推移吐纳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他认为任何生命体都经历着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诸阶段，前三者是生长过程，后二者是衰亡过程，而就在“衰减”、“散灭”过程中已经孕育“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契机，旧事物的死亡准备了新事物诞生的条件，“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这种变化发展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并富于革新精神。 　　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在张载“一物两体”学说的基础上开展了他的矛盾观，提出“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对于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但他更强调“由两而见一”，认为矛盾双方绝非截然分开，而是“反者有不反者存”。按他的分析，“阴阳者，恒通而未必相薄，薄者其不常矣”。矛盾双方互相逼迫、激烈搏斗的状态是“反常”的，而互相联合、贯通，保持同一性状态才是“正常”的。在他看来矛盾是相互转化的，有时会发生突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转化是在不断往复、消长中保持某种动态平衡而实现的。 　　王夫之的辩证发展观，尤其是他的矛盾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他过分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则是时代给予他的局限。 　　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王夫之利用和改造了佛教哲学的“能、所”范畴，对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认识对象加以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强调“所不在内”，“必实有其体”和“能不在外”、“必实有其用”，二者不容混淆、颠倒。他认为“能”和“所”的关系，只能是“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主观认 识由客观对象的引发而产生，客观是第一性的，主观是客观的副本。从而抓住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表述了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据此，他批判了沿袭佛教的陆王心学“消所以入能”、“以能为所”的观点，并揭露其内在矛盾，认为：“惟心惟识之说，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他对“惟心惟识之说”的批判，并非简单否定，而是在否定心学唯心论夸大主观精神作用的同时，吸取和改造其中的某些思辨内容,如把认识对象规定为“境之俟用者”，把人的认识能力规定为“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注意到人的认识的能动性。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力图全面清算“离行以为知”的认识路线，注意总结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长期争鸣的思想成果，在理论上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他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率知。同时，他仍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进一步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朴素实践观，是王夫之认识论的精华。 　　理势相成 　　　即民见天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 　　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把对当时湘桂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地观察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大胆地打破美化三代古史的迷信，驳斥了“泥古薄今”的观点，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 　　王夫之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谈论“天命”、“神道”、“道统”主宰历史，主张从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他说的“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过程，“理”，是体现于历史现实过程中的规律性。他肯定理势相成，“理”、“势”不可分，理有顺逆之别，势有可否之分。人们的历史实践有各种复杂情况，形成历史事变的复杂性，应当“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从“理成势”和“势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讨，才能阐明人类史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规律。 　　王夫之沿用传统范畴，把“天”看作支配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用“理势合一”来规定“天”的内涵。他进一步利用“天视听自我民视听”等古老命题，把“天”直接归结为“人之所同然者”，“民心之大同者”，赋予“天”以现实的客观内容。因而在肯定人民的“视听”、“聪明”、“好恶”、“德怨”、“莫不有理”的前提下，为强调必须“畏民”、“重民”而提出了“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之民”，意识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 　　有欲斯有理的伦理思想 　　王夫之主张人性变化发展，强调理欲统一的道德学说。他提出了“性者生理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等道德意识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离不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的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合两而互为体”的。在他看来，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日生而日成”。人性的形成发展，就是人们在“习行”中学、知、行的能动活动的过程，以此否定人性二元论、人性不变论的观点。王夫之还反对程朱学派“存理去欲”的观点，肯定道德与人的物质生活欲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物质生活欲求是“人之大共”，“有欲斯有理”，道德不过是调整人们的欲求，使之合理的准则。他也反对把道德同功利等同起来的倾向，强调“以理导欲”、“以义制利”，认为只有充分发挥道德的作用，社会才能“秩以其分”、“协以其安”。从上述观点出发，王夫之主张生和义的统一，强调志节对人生的意义，认为人既要“珍生”，又要“贵义”，轻视生命、生活是不行的，但人的生命、生活不依据道德准则，也没有价值。他指出：志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一个人应当懂得生死成败相因相转的道理，抱定一个“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标，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 　　王夫之的伦理思想，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但其中包含着一些启蒙思想因素，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对中国近代改良主义伦理思想（见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学思想 　　王夫之对于美学问题的论述，不但直接见之于他的文艺批评著作《□斋诗话》、《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而且见之于他的哲学著作《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王夫之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认为美的事物就存在于宇宙之间，这种美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他很强调亲身经历对于美的艺术创造的重要性，认为作家所创造的艺术美，就是运动着的事物所产生的美经过审美主体的择取淘选的一种创造。因此，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要经过作者主观的艺术创造，去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王夫之对艺术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二者“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艺术的创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精于诗艺者，就在于善于使二者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地步。真正美的艺术创作，应该“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王夫之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情景交融的观点，对此作了深入的阐发，在客观上启迪了后来王国维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在论述美的创造时，王夫之借用因明学的“现量”说，很强调好诗要从“即目”、“直寻”中求得具象感知，“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此外，王夫之在文学创作中的文与质、意与势、真与假、空与实、形与神，以及“兴、观、群、怨”等等诸多重要问题上，对于传统的美学思想都有新的发挥和阐述。   

王夫之坐像

  

王夫之故居

  

周易外传--王夫之著作

 

 

 

 

 

评价

　　谭嗣同评价“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9]　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10]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 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他的哲学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具有二重性，既显示出可贵的价值，也有受到封建传统意识严重束缚的弱点。王夫之思想中这种矛盾，是17世纪中国时代矛盾的一面镜子。

影响

　　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谭嗣同对王夫之作了高度评价，说，“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论六艺绝句》），认为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章太炎也称道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船山遗书序》）。 　　王夫之僻居荒野发愤著书，其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他死后，由其子选刻的10余种著作，也流传甚少。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进步思想家寻求民族自救的思想武器，王夫之著作才被重视起来，得以汇编为《船山遗书》，先后多次刊行，传播海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夫之遗著的整理出版、佚文的搜集刊布等受到重视，在日本、苏联和欧美各国已有船山论著、诗文的译本，王夫之的学术遗产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葛兆光教授在文中指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了“势之所趋”即“理”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但在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无论是反抗传统的异端思想，还是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他是敏锐的，又是迂阔的，在总体的历史上看出了变革的必然，却在无数具体的史论上又被多年积淀的保守观念拖住了后腿。因此，当他尖锐地提出了不少新颖的思想时，也猛烈地抨击着同样新颖的异端思想。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揉在了一起。这种充满了矛盾的行为，正是充满了矛盾的思想的产物。”

生活速写

　　王夫之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阶层知识分子家庭，自幼颖悟过人。7岁就读完十三经，14岁便考中秀才，16岁从其饱学的叔父学诗研史，致力于四声音韵之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阅读前人诗词不下10万首，对历代诗集及二十一史都十分熟悉。这为他日后的学术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还比较关心现实生活，注重实际考察社会，从小就喜欢向旁人问四面八方的事情至于江山地利之学，食货经济之学，典章制度之学，都很感兴趣，着意研究。以求经世致用，施展抱负。青年时代的王夫之，更是风华正茂，激扬文字，一方面仍走着读书、科举、入仕的老路，另一方面则十分关心动荡的时局，踊跃参加带一定政治色彩的民间学术团体，诸如“行社”、“匡社”、“须盟”等，以文会友，指点江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现出试图突破传统樊篱的倾向。

传世佳句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强也。天欲开之，机成之，圣人不作，则假手于时君乃智力之士以启其渐。

名人年谱

　　公元1649年，王夫之30岁，清军南下，占领了湖南，他在湖南衡山揭竿而起，举兵抗击。 　　从36岁至39岁，为躲避满清政府的缉拿，他不得不隐姓埋名，逃亡于湘南各地。 　　自40岁至61岁，遁迹林泉，撰写《永历实录》等当代史论。 　　62岁以后，选择衡阳石船山麓筑草堂以居，发奋著书。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王夫之逝世于石船山下的草堂内，时年74岁。

晚节

　　王夫之为了事业和理想，从来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就是历尽千辛万苦，也矢志不渝。明朝灭亡后，他在家乡湖南衡阳抗击清兵，失败后，隐居石船山，从事思想方面的著述。他晚年身体不好，生活又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在他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虽在病中，但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也不接受礼物，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的情操： 　　清风有意难留我， 　　明月无心自照人。 　　清指清廷，明指明朝，王夫之借这副对子表现了自己的晚节。 　　分析：为了事业与理想，为了保持自己的气节与情操，有多少像王夫之这样的人啊！他们的高风亮节将光耀千古。

纪念场所

　　王夫之故居王夫之的故居湘西草堂，座落于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菜塘弯，始建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有茅屋三间，左为住房，右为书房。王船山先生后半生在此潜修十七年，遗著 800 余万字。 　　1981 年湖南省文化局拨款重修草堂，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草堂占地 2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80 平方米。

一生成就

　　1649年，王夫之30岁，清军南下，占领了湖南，他在湖南衡山揭竿而起，举兵抗击，失败后又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因刚正不阿，大义凛然地弹劾权奸，反遭迫害，差一点身陷囹圄。后经农民军领袖设法营救，才得以脱险，辗转逃回湖南。 　　他高举反对宋明理学的旗帜，扬弃陆王、改造程朱，矛头所向，冲破了统治思想界数百年的唯心主义雾障，通过对宋明以来哲学范畴的新规定新界说，大大扩展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理论阵地。 　　自40岁至61岁的20年里，力图施展革除时弊、反清复明政治抱负的王夫之，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不得不“悲愤有怀”地退出血与火的战场，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而“遁迹林泉”，转入文化思想领域去从事另一种形式的斗争。这一时期，王夫之除写出《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尚书引义》和《时记章句》等哲学论著外，还撰成《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等早期史论，反映了17世纪中国学术变迁的新动向；并以《诗广传》一书另辟学术门径，试图跳出中世纪诗学的狭隘眼界。 　　王夫之在62岁以后，选择衡阳石船山麓筑草堂以居，不顾年迈体衰，贫病交加，勉力撰写了《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庄子通》、《庄子解》、《相宗洛索》、《张子正蒙注》、《宋论》、《读通鉴论》、《俟解》、《搔首问》、《噩梦》、《四书笺解》、《楚辞通释》及《诗话》、《夕堂永日绪论》诸书，可谓著作宏富。 　　王夫之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而其贡献最突出的，当首推哲学了。王夫之以批判的眼光，审慎地考察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故“欲尽废古今之虚妙而返之实”。因此，也使得他的哲学创造呈现出“破块启蒙”的显著特色。 　　王夫之基于总结明王朝覆亡的教训，以及寻找复兴民族之道路的政治动力，不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创新和求实精神，从哲学上和政治危害上全面清算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以科学方法剖析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根源，并以其在批判中建立的“别开生面”的朴素唯物辩证法体系，为统治中国思想界数百年的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古典哲学做了总结和终结。概述 船山书院是清末十大名书院之一，光绪四年（1878年）在彭玉麟的支持下，张宪和创于回雁峰下的王衙坪王氏宗祠，四年后，即光绪八年，曾国荃将家藏《船山遗书》332卷珍本捐给书院。光绪十一年改建东洲岛，并由彭玉麟亲聘，国学大师王闿运任山长，从此，东洲岛船山书院名之日显，“海内传经问学者踵相接”，“岳麓、城南，渌江书院学子纷纷南下”，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后来著名书画家曾熙主讲于此。船山书院培养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湖南省艺术名家”、教育界前辈、政界俊杰皆出此门。旷代奇才杨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历史 　　清光绪8年（1882）湖南提学使朱逌然倡议建立“船山书院”衡州乡坤彭玉麟、王之春、杨概、程商霖、蒋霞初等集捐，将王船山出生地衡阳城内王衙坪的“船山祠”，创办为“船山书院”；书院内仍祭祀船山神位，旨在学习、研究“船山学说”、传播“船山思想”，这是中国最早以“船山”命名的学堂。 　　清光绪10年（1884）船山书院正式招收生徒，择师主讲；聘请李杨华为首任山长，书院章程由衡阳知县张宪和奉学院令仿照广东学海堂制定，“不重科举之学，授经经史诗赋”。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荃也“将家藏所刻《船山遗书》322卷板片捐置书院”（《彭刚直公奏稿》卷6《改建船山书院片》）。 　　清光绪11年（1885）3月15日，彭玉麟认为“船山书院”逼近城市，不适合读书，上书奏请朝廷，并独捐银12000两将“船山书院”迁建于湘江中的东洲岛，初时建筑为三进四合院的古典式建筑； 　　清光绪27年（1901），彭玉麟亲自聘请王闿运【（1832～1916）晚清著名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因居住船山书院“湘绮楼”，固被后人称为“王湘绮”。湖南湘潭人。清咸丰举人。太平军起义时，曾依曾国藩于军中。后讲学于成都尊经书院，清宣统间赐翰林院检讨，加侍讲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治《诗》、《礼》、《春秋》，宗法《公羊》；湘学界治“船山学说”的著名代表，后来一些学者将他与王船山并称“二王”；“船山命世大儒，湘绮当今太斗，二王齐德，通人并称”。诗文模拟汉魏六朝，为晚清拟古派所推崇，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门人辑其诗文《湘绮楼全集》】为山长，因为王闿运嫌该书院后房狭小，彭玉麟又捐银在书院后重建楼房5间（于1902年建成），题名“湘绮楼”，作为王闿运的书斋及住房，自此王闿运在此主持书院达20余年。 　　船山书院的经费为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四府州所属士坤捐集，每年田租2500余石；以及衡州团防捐余款购置田地（由丁良骏、程商霖提议），每年田租15000余石；加上每年省里拨给的补助费和书院自收款项；船山书院每年总收入，共计折谷达5000余石。 　　船山书院每年2月初旬，定期招收生徒；“该书院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属举、贡、生、监。肄业其中”，“延聘师儒，甄别生徒，整饬院规，给发膏奖，皆应归衡州分巡道主持其事”（《彭刚直公奏稿》卷6，《改建船山书院片》）；即衡、永、郴、桂四府所属县经考试，择优选送，再由衡州道应试录取，方可入院就读；书院规定王船山先生后裔，每届可保举1人入院读书，免收费用；对遵守学规，成绩优异的生徒，给发膏奖（即奖学金）；书院山长及掌教人选，须推举学识、名望皆优秀的人才，由四府士绅“商请”（协商聘请对象，不准滥荐），报送巡道，再由巡道转报学政聘请；掌教不到院授课者不发薪金； 　　船山书院因祭祀王船山而建立，所以书院以王船山为先师，以船山思想陶冶学生，以“讲明夫之之学”为办学宗旨，不课八股，以实学造士；在教学中，始终致力于弘扬王船山思想。 　　船山书院还借助其经济实力翻刻增补《船山遗书》【光绪13年（1887）对曾国荃赠送的《船山遗书》板片进行修补，增刻使其达65种，328卷；光绪19年（1893年）又重刊《船山遗书》64种】及其他著作10余种；如《湘绮楼全集》、《周易说》、《尚书笺》、《周官经》、《尔雅集解》、王之春的《国朝柔运记》、《何东洲集》、《旷庵文集》卷6等，为研究和传播船山学说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历任山长清泉李杨华、武岗邓辅纶、湘潭王闿运、秀山江淑、掌教杨柏寿、夏彝恂等都是当时的学术大师、教授名流......。 　　院内有一千年古   

船山学院旧址

樟，   

由于其型状如人的手掌，故名为“五指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