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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乐章-脉象+解剖医学的西医与生命医学的中医+中药有毒原因在医生+独立才能主自+自主才能发展

壶中人 2011-05-05 04:12:05 阅读29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四川省绵阳市科学城医院中医科  黄开泰

中医是以生命体验的阴阳应象思维为自己思维之本，其理论形成和实践检验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是生命存在的真实反映，所有的概念都可以在生命的具体实践中，找到实在化的位置，也就是能够在经验世界中还原。当然，这种还原，不是实验室的实证还原，而是临床辨证论治的还原，是具体生命体验性的还原，病理标本不具有这样的还原功能，实验室条件没有还原的起码条件。

比如，一个味觉、视觉、温度觉等感觉健全的人，不可能感受不到五味的区别、温度的差异，不可能感觉不到日月升降、寒暑往来。经过无数次的生命体验，人们知道了酸、苦、甘、辛、咸五味对生命影响作用的区别，了解了太阳、地理方位与寒热等生命体验的联系，明白了日月运行对万物荣枯的根本性作用，从而把握了寒来暑往确定性的循环中内涵过与不及的胜复变易规律等等。

吃辣椒－辛味的东西会出汗，吃苦瓜－苦味的东西能够清热，寒冷冻伤不是绝对的，夏热中暑也因人而异，贫富贵贱及其变化对生命健康的影响人与人不同，等等相关性和因果性差异的生命区别，皆通过实在的生命个体体现出来，在临床蕴含于证候判断之中。无生命的、脱离生命整体的任何物质形态，不会出汗、不知清热，更没有冻伤、中暑的发生；也不会因为发财而过喜，因为丢官而伤感；同样，汽车尾气、农药化肥、过度医疗不会对它发生疾病作用。

脉象、舌象、神态、气色等等是活生生的生命，实实在在的反应，相关理论是中医感知生命反应，经过无数次体验后形成的认识，反映了中医理论思维的临床生命体验特征。因为它们不是从实验室中来的，离开对生命反应的大量体验积累，不可能有脉象、舌象、神态、气色等等相关理论和可靠的诊察方法。中医是生命医学，不是解剖医学，她以生命反应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脉象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素问.脉要精微论》：“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时。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写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脉象是生命状况在寸口（趺阳、人迎）的反应，是生命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病理标本、尸体没有脉象），既有个体的特殊性，又有生命的普遍性，还有时空的关联性。脉象的确认，不仅要结合就诊病人的性格体型饮食活动状况，还要结合时空季节的特点，根据中医对生命一般性的脉象理论，去把握就诊病人具体的脉象反应。

没有生命，就没有脉象，理解脉象，首先要理解生命，理解生命时空的阴阳动态联系，具备天人相应的认知立场。

浮沉-位也，迟数-数也，弦细-形也，滑涩-势也，紧濡-力也，任何病人的脉象都存在位、数、形、势、力的反应，位、数、形、势、力的反应又都不是单独的，可能弦芤同现，形异也；也许滑涩并存，位别也。

高血压可能脉细涩，肾病贫血可能脉弦硬，没有标准可循，没有规范可依，只有根据理论对脉象特征规律的概括，实事求是地去体验、辨别，通过三指和病人进行真实的生命交流。从理论上把握脉象位、数、形、势、力的基本特征，到临床中体验病人脉象位、数、形、势、力的具体反应，最后判断病人的具体脉象，这中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没有用心的生命体验的临床积累，不可能诊察出可靠的脉象。

位、数、形、势、力是脉象的五大要素。脉象不能离开具体的生命存在，就诊病人的脉象根本就不单纯，没有一个病人只反应单一脉象，把五大要素都分辨清楚了，脉象的收集和确认才能完成。

脉象存在三部九候的差异性，受各种各样的条件影响，不可能像病理标本那样，可以拿出来放在显微镜下，清楚地加以界定，制定出某种标准，只能在经过无数次生命实践之后，同类抽象，把具有共同特征的脉象，加以最大限度接近客观真实地描述或陈述，才能形成脉学理论。

理解并把握脉学理论对具体脉象的描述，是临床诊脉的理论前提。因为我们的大脑被标准紧紧地束缚住了，没有了标准可据，脉象的活动变化又缺乏静态稳定，就不知道如何切脉了，就不明白脉象的生命真实性了。

《脉诀汇编说统.总序》：“切脉不可执成见，当有揣摩活动之灵机，以心中之灵机，探脉中之微妙。”生命“神气”十分复杂，生命的人十分复杂，脉象反应同样十分复杂，缘木求鱼的标准确定，不适合生命疾病的能动性反应，更不适合切脉。

学习脉学理论，不是掌握标准，而是明确脉象表现的一般特征和反应的一般规律，然后运用脉学理论，指导切脉，从就诊病人实实在在的生命反应中，获取就诊病人的脉象。清代易云《喉科种福》：“脉理精微，难以言传，若胶柱鼓瑟，必至张冠李戴，贻害无穷。”

我在从事中医的前十多年，临床切脉，脑子里先想书本上的脉象描述，甚至不停地背诵“浮脉惟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等等歌诀，不仅很难切出和书本上一模一样的脉象，连指头下的脉动状况都感觉不真切了，后来，脑子什么都不想，书本上关于脉象的任何描述都不考虑，所有心思都全神贯注在三根指头上，恰当运用指尖、指腹，通过轻、中、重、按的不同指力，从三部的位、数、形、势、力等方面实实在在地体认，切脉技能才逐渐有所提高。

学习脉学理论要进得去，把握浮沉迟数滑涩等等脉象特征，明确“藏象有位也，三部九侯有则也”等规范，切脉实践则要出得来，认真体验位、数、形、势、力的具体状况，在体验就诊病人脉象具体状况的前提下，运用脉学理论作出判断。

切脉，位、数、形、势、力多种要素特征既要分辩、又要综合，临床病人情绪精神会影响脉象，医生精神状态、诊脉水平会干扰脉诊。

生命反应是不恒定、非静态的，不能机械地加以固定，所以临床脉象常常是“心中了了，指下难明”，一个病人不同医生切脉结论不同。如果临床脉诊结论都一样了、都那么容易把握了，反倒是很奇怪的事，与生命“阴阳神气”的时空动态联系相悖了。

可时常听到有人将不同医生摸出不同脉象作为否定中医的例子，这其实是无知的表现。不仅脉象，就是血压也具有动态时空关联性特征。有的病人，只要走进医院，就十分紧张，血压肯定升高，无论怎么休息，都是高血压，可一离开医院，血压完全正常。就是高血压病人的血压，也是动态变化的，不同医生可能测出不同的血压值。我临床给病人测血压，前后数次的血压值大都不一样，差距有大有小，常常是给病人测三次，综合确定，一般情况下以第二次的血压值为准。

我们既不能因为血压存在不确定性而否定血压，也不能因为脉象存在不确定性而否定脉诊。何况就是利用再先进的仪器，检验静态、固化的实验标本，结果还会因为温度差异、试剂差异和仪器差异而不同。不管怎样，如同不能怀疑活人才有病，尸体没有病一样，不能怀疑脉象的真实性。作为中医，自己一时没有掌握好诊脉技能，就心浮气躁放弃脉诊，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中医的。

脉象表现于寸口，生命家园和生活家园的状况都可以通过脉象反应（参阅个人空间博文：证候反思-拂去蒙上中医的积尘 第二章第一节）。

从生命家园看，寸口之脉，内与先天肾精、后天脾胃、五藏神气、气血营卫、经络血脉整体关联，生命整体状况都可以通过脉象反应出来。《内经博议.脉原》：“脉为人之神，气血之本，而见于营之行。营之行也，其根源有二：一出于中焦之谷神，化精液以输肺，以治节施之隧道，故营血之能通流，实胃气为之充澈，此脉之本于胃气也。一起于太冲而出少阴肾，下汇血海于厥阴，上发真阳于太阳，此太冲之精气，能灌溉十二经，得于阳明之盛气同住中焦，共为宗气，故亦得与营俱行十二经，而备五十营。脉至五十营，则先后天之气合，五藏之真备矣。”

从生活家园看，外界环境的变化，社会氛围的影响对生命都会发生作用，生命感应而后通过脉象反应出来。《素问.脉要精微论》：“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春天生发，生命应之，则脉如“鱼之游在波”；夏天长养，生命应之，则脉“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气收敛，生命应之，则脉似“蛰虫将去”；冬天内藏，生命应之，则脉象“蛰虫周密”。

脉象反应内在的生命状态，是与外界环境相协调的，随时空节律的变化而相应变化，但这样的变化，是生命适应性的必然，无过无不及，过则病，不及亦病。

《素问.平人气象论》：“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软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高于肺，以行荣卫阴阳也。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脉象应时，不同季节出现“弦”“钩”“软弱”“毛”“石”节律性变化，但应而有度，不同季节的应时脉象都具有“微”的特征。

中医十分重视脉象的“胃、神、根”。

生命和季节变化保持内在协调性，就是有胃气的表现，从脉象反应出来，则春天“微弦”、夏天“微钩”、长夏“微软弱”、秋天“微毛”、冬天“微石”，《难经集注.十五章》：“弦钩毛石皆当微见，即是有胃气也，但独见四时之脉，皆无胃气也。”

除了脉应四时，有胃气之脉还具有“不大不细，不长不短，不浮不沉应手中和，意思欣欣”（《医学入门》）的特点。

“神”则为生命之本，脉象是生命内外关联性的，不仅反应生命应时的与外界自然同步，而且反应生命“神气”的内在状况，《脉诀阐微》：“无论浮沉、迟数、滑涩、大小之各脉，按指之下若有条理，先后秩然不乱者，此有神之至也，若按指而充实有力者，有神之次也；其余按指而微微鼓动者，亦谓有神。”

脉贵有根，根有二，一指尺部肾脉，一指沉候脉象，一般脉象是否有根，反应生命预后，有根之脉，病虽笃重，尚有生机，脉若无根，也许肾气已败，预后欠佳。但就自己临床体会，有的病人脉呈短象，根之有无需要细心体会，预后判断需要四诊合参。

“胃、神、根”的生命反应，其实是三位一体的，有的医家认为没有仔细划分的必要。清代石寿棠《医原》：“盖有胃即是有神，和柔轻缓，匀净分明，如鸡践地，从容不迫，所谓胃气者如此，所谓脉贵有神者亦如此。至根字之说，古人以沉候为根，又以尺部为根中之根。诊危证之脉，必求根以为断。然以沉候、尺部为根，仍未得根中之气。……若言根不若言气，言胃不若言神。”

因为临床脉象是生命的实在反应，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不仅与就诊病人的个体特殊性相关，而且与时空节律的变化相关，我们的理论只能描述脉象，不能标准脉象，我们的临床只能体会脉象，不能规范脉象。

对于历代医家论述的脉学理论，要有正确的态度，不同医家有不同的实践对象，不同的时空条件，不同的社会背景，对脉象的认识也就存在许多的不同，关键是我们要虚心学习前人的临床体验，来丰富我们的应象思维。如果在学习阶段，就用实验性思维作为衡量脉象的逻辑方法，就很成问题了，这也不符合标准，那也不符合规范，更不用说不同医家各自不同的体验结论了。

脉学理论很多都是描述性的，形容词不少，用彼之象明此之情，学习理论不能呆板，要有联系、联想。《瀕湖脉诀》：“浮如木在水中浮，浮大中空乃是芤，拍拍而浮是洪脉，来时虽盛去悠悠。”木浮水中形容浮脉特点，浮大中空描述芤脉特点，来盛去衰描述洪脉特点，如果学习的人不去联想，不在实践中去体会，恐怕永远也不会脉诊。

虽然各个医家论述的脉象有所差异，但浮沉迟数滑涩等等的描述都基本相同，具有单值特征，浮脉就是浮脉，滑脉就是滑脉，理论上的脉象特征没有相互含混。但生命是动态多样的，作为临床反应生命疾病的脉象，往往复杂多样，浮滑同见，细弱同见，也许左脉弦右脉细，可能右脉虚左脉革，等等，与就诊病人实际存在密切相关。

脉诊是生命体验的，临床亲自的脉诊实践，是形成切脉技能必须途径，只是理论背熟了，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明确，就诊病人脉象的真实性，关键在医生脉诊技能的高低，脉学理论只是基础，我们不能本本主义，更不能机械标准。

生命有健康与疾病之分，脉象有常与异之别。常脉反应健康，有“胃气”，从容和缓，不急不徐，但是否每个人的常脉都是一模一样的，可以用一定的标准规范下来呢？显然不能。

每个人的生命活动、形体胖瘦、性格缓急都不一样，常脉还要随时空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用标准来规范常脉，是违背生命实际的。因此，正常之脉是生命实在的常，不仅与个人实际禀赋性格相吻合，而且与季节变化相一致，生命不同常脉不同，季节不同常脉不同。

明代卢之顾《学古诊则》：“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俱来也，……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景岳全书.脉神章》：“持脉之道，须明常变。凡众人之脉，有素大素小，素阴素阳者，此其禀自先天，各成一局也。邪变之脉，有攸缓攸急，乍进乍退者，此病之骤至，脉随气见也。”《类经.脉色类》：“长人脉长，短人脉短，性急人脉急，性缓人脉缓，此皆其常人，反者为逆。”《伤寒悬解.卷一.脉法上篇》：“肥人肌肉丰厚，故脉气深沉；瘦人肌肉减薄，故脉气浮减。沉者浮，而浮者沉是谓反常，反常则病。”

常脉因人因时有所区别，病脉也不能绝对化，要根据就诊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正如晋代王叔和指出的那样：“凡诊脉，当视其人大小、长短及性气之缓急、脉之迟速，大小长短皆如其人形性者吉，反之则为逆也”。（《脉经》）

脉象的临床状况十分复杂，或多脉同见，或同脉异病，或症真脉假，不能简单地用理论去刻舟求剑，必须通过自己切身体验来获得脉象。

《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总见脉法之通义，一病而可见数脉，一脉而可主数病，要在诊脉者以意会也。”怎么意会？生命是动态的，医生不能用静态的标准去衡量，而是要用心，用心去实实在在地和病人进行生命交流，仅仅是三根指头，心不在焉根本不能意会。

指头是医生的生命部分，只有精神专注于寸口，用心体会指下的脉动情况，才可能获得真实的脉象。当然，这并不是说切脉不需要操作方法，方法是体会真实脉象的必要手段，有了正确的方法，加上精神的专注，就能够掌握切脉技能。

《谈切脉》：“切脉的顺序是：先用不同的指法确定脉的浮沉，其次根据脉的至数以定迟数，然后分辨脉的形态、流利程度及强弱，以确定何者是主脉，何者是兼脉。”

脉象是当时生命的真实反应，对临床证候病机性质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将脉象神秘化，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以为单凭脉象就可以决定病机，临床没有四诊合参，病机思维就会走偏。

“不用病家开口，便知病情根源”，没有切身实在的、相当长时期的生命体验，没有丰富的临床积淀，没有可靠的中医修养，一般是不可能的。我承认自己没有这样的水平，但并不等于别的中医没有这样的水平。

辨证论治是临床确定性的，脉象判断当然也是临床确定性的，理论只是我们认识临床，走向临床真实的逻辑工具，切脉必须与就诊病人的实际状况相结合，与季节变化相联系，判断才具有可靠性。

脉象如同人的面孔，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五官，又都有不同的面孔，但人的面孔相对稳定，脉象却复杂多变，不仅反应了就诊病人的生命实际，而且反应了时空规律的生命感应，反应了社会普遍心态的生命影响。

当今社会，功利至上，大部分人都急功近利，夜生活十分丰富，熬夜操劳极为普遍，元气暗耗或气机郁结成为常态，即便外感，脉也会出现芤虚、细小或弦涩之象。

还值得考虑的是，药物滥用、点滴滥用、激素滥用对脉象的影响，脉象因为药物和点滴的干扰而有哪些变化，脉象的药物反应和疾病表现有何不同，不同药物对脉象有哪些不同影响，等等都需要中医加大力气、深入临床进行体验研究，使中医能够继续保持“与时皆行”的先进性。

药物滥用、点滴滥用、激素滥用只是近来的事，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切脉需要注意什么，辨证论治需要注意什么，值得每个中医好好思考。现在中医学术研究已经不在临床“与时皆行”了，陷入了理论来理论去的实验性思维之中，“现代化”的桎梏，就是不从社会时空的生命整体关联性中去认识病机，去体验脉象，脱离中医的病机，实际上就是脱离现实，脱离生命实际。

因为脉象是生命的基本反应，受着各种各样生命活动的影响，形体运动和精神意识都会加大脉象的变易性和不确定性。

《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要求诊脉的最佳时期是“平旦”：“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就是为了减少形体运动和精神意识对脉象的影响，提高脉象的临床真实性。

《类经.脉色类》：“凡持脉之道，一念精诚，最嫌扰乱，故必虚其心，静其志，纤毫无间，而诊道斯为全矣。”现在对脉诊的干扰太大，打手机、聊天，看病争先恐后等等，影响了脉象的真实性。

脉象是生命真实的反应，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通过三指和病人做实实在在的生命神气的交流，以期最大限度地接近脉象的生命真实，不仅要求病人精神保持平和，而且要求医生聚精会神，专注于三指的指头，用心去切脉。这边手在寸口，那边心在股市，边诊脉边聊天，心猿意马，永远不会获得真实的脉象。

“持脉有道，虚静为保。”脉象的真实性，只有病人和医生相互配合，病人安静，医生守一，生命的交流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才可能获得。

生命反应的脉象，没有非此即彼那样简单，无形之神、有形之器及其相互关系，包括过去的运动习惯、情志特点等都对脉象产生影响，好动者有脉缓之变，忧郁者有弦涩之象。脉象的一时变化，可以逐渐恢复，但如果某种不适宜的时空条件和不恰当的个人生活行为，长时间一如既往地影响生命，内在“阴阳神气”就会发生异常，脉象发生的相应变化，就不是自己能够恢复的。

有个年过四十的心悸病人，平素特爱体育活动，患病后疲乏无力，脉象来迟缓虚涩，考虑因为活动过度，心元暗耗，用人参养荣汤守方调理而效，但病人无法脱离工作操劳，病情好转不久就反复。从医生的角度，要求注意静养，从病人角度，因为生活，不能抛弃工作，翻来覆去，脉象没有明显改善。

临床脉象是就诊病人生命状态的实在，既承载了疾病的信息，还体现了生活工作的情况，既反应了时空变化的影响，还反应病人精神情志状况。脉象，是就诊病人在临床实实在在的生命反应，恐怕比实验室的东西更加真实。

解剖医学的西医与生命医学的中医

黄开泰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中医科（绵阳621900）

“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它根据已为实践检验过的原理和表达该门科学观念的出发概念和公理去规定概念之间的联系。科学乃是知识经过合乎规律的自然途径产生的有机统一体。自身吸收了以往对象的全部认识史的科学方法就成了科学联结因素。所以，科学成了一种能够自我运动并根据业已获得的新真理再现出来的知识体系，因此科学便成为一种拥有自己的逻辑即应用逻辑的知识综合。” [1]中西医学是在不同文化土壤里，面对同一客体经过不同思维而形成的具有不同的学科原理、基本观念和不同的思维逻辑的不同学科，它们最本质和显著的区别不在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而在生命体的“神气”与“形器”，即在对人体生命及其疾病的认知上，西医重“形”以解剖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具有显性特点，以实证还原为逻辑特征；中医重“神”以阴阳整体联系为基础形成概念体系，具有非显性特点，以整体恒动为逻辑特征。可“几十年来，我们在西医框架内，寻求中医的实质，从六经、命门、三焦到证本质，孜孜不倦，大有不在‘形器’中找到证明中医科学的证据誓不罢休之势。”[2]现实却是无情的，我们没有看到相应的结果，相反各种否定中医、要用西医的结构组织观念改造中医的论调日渐高涨，使中医思维逻辑混乱、许多概念跨学科错位。

豆长豆杆而结豆，瓜生藤蔓而结瓜。任何学科离开它自己的原理、观念，就失去了自己的思维逻辑，失去了它自己。面对同一客体，在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阴阳神气原理、观念为基础的中医理论体系和以解剖形器的组织结构原理、观念为基础的西医理论体系。《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思维形式彼此相区别不在于一些形式反映一些客体，另一些形式反映另一些客体。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别的方面：同一个客体（或者客体的同一个方面）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目的反映在不同的形式中；因此每一种形式都在思维向客观真理运动中履行自己的职能。”[1]“同样的事实可以纳入不同的理论，因为人们从不同观念的角度考察这些事实，并从中找到不同的规律性。” [1]在各自不同原理、观念形成的思维逻辑作用下，西医找寻以形态组织结构为基础的规律，在有形物器中论无形功能，强调标准的一致性，实证还原的白箱方法是其主要方法，所以它的理论发展需要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将局部形器组织固定化，静态地进行分析认知，临床所有实验室得到的各种影像、分析、化验结果，都是病人在某个时间的反映的固化，获得的结论基本是器官组织的器质性改变。中医主要探求以阴阳整体联系为根本的内涵神气变化规律，从无形的阴阳神气联系运动中思有形物器，强调病机的真实性，所以从“象”循“气”的整体恒动黑箱分析方法是其主要方法，所以它的理论发展以病机的个体真实为临床证据的事实基础，将生命体的疾病放在天地宇宙、社会人事的进化时空中，运动联系地加以认知，临床辨证论治都是三因制宜动态分析决策，获得的结论都是具体病人在时空作用下发生发展而形成的证候病机。然而，有人站在西医“形器”立场，应用西医逻辑责难中医：“几千年所固有的坚如磐石的思维范式下的陷阱，难道不应有所反思吗？这种并非建立在客观存在基础上的理论体系是否可以继续指导医学向前发展呢？” [3] 这种跨学科逻辑错位对中医概念的异化、思维的混乱造成极大危害。

何为客观存在？有形之物、器是客观存在，无形之场、力也是客观存在。医学的客体是具备万物之性的、生存于一定时空却又与进化时空有着密切关系的生命体。这种生命体，不仅具有存在时空的刻痕，而且具有进化时空的烙印；不仅具有生命的统一性，而且具有个体的差异性；不仅具有可以剖而视之的形态结构组织，而且具有不可分解和不能孤立的生命之核－无法拆零的内涵神气。面对如此复杂的客体，那种认为只从有形可察的方面,应用实验室的解剖等手段认知获得显性直观的东西才是真知,未免狭隘和专横。任何生命，可见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活动是客观存在，不可见的内涵神气（能动地应答适应及进化、自控调节等等）及其与存在环境在进化历程形成的阴阳同一性和整体性也是客观存在。形态相对静止，可以剖而视之；神气恒动不息，不可分解不可孤立。而且，“人为自然立学，人为社会立学，没有人，一切科学都不存在。但人之立学，具有动力学目的论的意义；学之所立，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差别，”[4]任何存在只有与人们意识思维相联系才有意义，离开具体逻辑思维，将外在世界与人的思维分离，这样的存在是无意义存在。在人类文明中，没有离开思维的存在。可是，有人在存在与思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面前，把疾病存在属性单一化，认为：“研究和认识人类生命现象和疾病过程本质的科学理论体系只会有一种模式——医学，而不会有西医和中医之分，即医学模式的唯一性原理。” [5]这里的唯一实质是说医学要唯西医，所以作出“中医的证属于西医的基本病理过程”和“证的诊断和治疗属于病理生理学的诊断和治疗”等判断。[5]然而，“在科学领域，学科的区别不在于客体的不同，在于理论体系、思维形式的不同，中西医的区别亦如此，其不同表现在同一客体用不同方式以不同目的（中医在病机、西医在形态学改变）反映在不同理论体系和思维逻辑中，怎么能只在西医的框架内去找寻中医实质而不能反过来？怎么能断言中医的证只有挂在西医枝头上？”[2]可是，有人唯解剖是从，认为：“人体的解剖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生理和病理过程的决定性基础，如果缺少解剖结构的证明，总会有说不准、说不清、说不透的问题，在有机整体观引导下，中医学理论没有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外科就是由于缺少解剖学的理论支撑而逐渐衰退。……它不是确切的知识结论，没有经过实践的验证和理论上的逻辑论治。” [6]于是乎“有了西医作为技术支持，我们才能明确了解我们治的是什么病，才能进一步确定中医方药的准确疗效，才有利于总结中医学丰富的遗产。在西医辨病的基础上，使我们能够逐步把握某种疾病的证候变化规律，进而去逐步制定中医的疾病诊治规范。” [7]所以，要在以西医为医学唯一的原则下，去寻找中医的现代医学原理。[5]按照上述逻辑，用明明白白的西医去说明“不清不楚”的中医,纯粹是多余，如此找寻出来的“中医原理”和西医没有什么两样。

“从现代系统科学角度看，中医学是一门较为成熟的科学体系，它所具有的理论构架、思维方式、逻辑推演、描述方法、表达符号、数学公式、运算技巧等，均与现代科学体系有所区别。” [8]遗憾的是，我们“中医研究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很多学科都从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来研究中医中药，结果呢，一味中药越提越纯，临床应用一看，结果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中医现代化已经走入了一个误区。从SARS的爆发和控制过程可以看出，西药所治疗的病人死亡率明显高于中药，而且，中药现代化研究的一些成果在SARS面前仍然束手无策，而我们控制SARS所使用的正是被认为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中药汤剂。” [9]

活生生的人体乃一小宇宙，在文明面对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事还有许许多多的无赖,科学还并非万能的今天,西医的认知离生命真实恐怕有很长很长的距离。对生命体而言，形态结构仅仅是一种显性的存在，是生命的载体，而决定生命和形态功能的却是内涵于显性存在的神气，它无法剖而视之，不仅自身及其与存在时空、进化时空有着不可分离的、阴阳同一性的整体性联系，而且由于具体时空差异每个生命体又反映出自己的特殊性。

同样的形态有不同的生命过程，同样的致病条件有不同的发病情况，同样疾病同样治疗有不同的结果。这种客观存在不是解剖可以明白的。将活生生的人体局限在带有明显静态、机械意味的解剖认知，实际上存在某种不真实性。形态结构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西医学，“对人的理解已不再是存在于自然与社会环境中活生生的人，对人生命的认识，从此来源于对无生命‘人’的解剖与非人类的动物实验，” [10]内涵神气姑且不论，从生命整体不可分解角度看，西医所谓“科学的实验室中的结论，通常是在人为设定的环境中获得的，是与人的自然、社会、心理环境相割裂的”。[10]因此，西医总是不断发生临床事件，各种标准和证据总是不断否定或修改。

如20世纪50年代西德生产的“反应停”“特别适合对付妊娠反应”，但却破坏了生命正常延续，“仅在西德就引起近万例畸形胎儿，其它国家也报道了数以千计的病例。”[11]“过去的临床药理实验表明，恩卡尼（Encainiele）和氟卡尼（Flecainide）能降低AMI病人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1987～1988年，欧美多中心合作进行了著名的‘心律失常抑制剂试验’……结果发现，服药组病死率明显高于安慰剂对照组（分别为4.5％和1.2％）”。[12]有“证据提示雌激素可能对脑细胞有益，从而进一步提示激素可能有避免痴呆的作用。然而一项最近的对照试验有力地表明：无论激素产生什么样的正面作用，使用激素所导致的负面效应都超过了它所能带来的好处。” [13]等等都说明，从实验室走出来的西医并非是绝对正确而可以唯一的。

由于对生命内涵神气及其整体性关系的忽视，对抗性和拆卸式、补充式是西医临床的基本治疗原则，所以用抗生素消灭致病微生物的同时，对生命体内在和外在的生态环境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作用，导致生命体内在的益生菌大量杀灭，原来只是对抗性的消炎灭菌，现在又增加了补充式的服菌，两联、三联、四联，补充的菌种和数量不断增加。

应当承认，西医和中医都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无论什么方法，只要治疗好疾病，有利生命质量提高，都不能排斥。但我们不能在治疗上采用中药和西药，而在理论上却唯西医是从。多少年来，中医界不少人丢弃了中医基本观念、思维逻辑，也把人看成是由一个个可以分解的部件构成的“机器”，在临床把疾病看成是某个部件的实质性改变，反映在中医刊物中，“××方治××病××例”的僵化模式成为主流（这里的病是西医的病）。有资料显示，在“部分主要学术期刊所载论文”中，“用西医病名诊断而用中医方法进行治疗的文章比例高达82.8％～97.2％，而真正按中医病名进行辨证论治者仅占2.6％～17.2％。” [14]在这样的学术取向引导下，一个具有自身理论原则、概念体系、临床方法，经历了数千年临床实践的检验，中华民族付出了生命代价、经历史思维构建起来的中医学，成为了需要另一个医学提供技术支撑和理论保证的可有可无、不清不楚的陷阱，如此下去，中医的消亡，中药蜕变成西药，废医存药就将成为现实。

任何学科的存在，以建立在学科观念基础上的逻辑思维为必要条件，用中医的观点看，一切可以感知的东西都是生命的外象，是研究认知内涵神气及其异常规律的资料而已。可在期刊学术导向作用下，中医建立在阴阳神气观基础上的以整体恒动为逻辑特征的辨证论治思维方法，日渐淡化、萎缩、否定，中医自己的逻辑在“中医临床”仅仅成了一个需要时候的补充。由于学术主导”××方治××病××例”的模式,冠心病用复方丹参片，感冒服感冒清，咽炎含西瓜霜等等对抗性治疗模式，在许多“中医”头脑中早已固化，为西医的病寻找有效中药或方剂的有效成分泛化为中医现代化研究。这种对抗性治疗思维造成认知疾病用西医理论，治疗疾病用中药制剂，西医病不变则中药不变，不管证候病机是否变化，龙胆泻肝丸一服数月，复方丹参片一服数年，什么“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什么“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什么“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等等用生命换来的中医真知，被“中医”遗忘，讲求“圆机活法”以证候病机为核心的理法方药丝丝入扣的辨证论治，只不过成了“中医”临床的遮羞布。

以病人自身内涵神气所决定的愈病机制为根本着眼点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逻辑，是中医生存之根，辨证论治消亡，就意味着中医的消亡。

“人的形成进化及其疾病的发生演变以形态为基础，但组成人这个形态的‘物质’，离开‘神’，离开对自然（社会）界能动的应答适应，离开各个系统、器官、细胞甚至分子这些有形物质的自然协同，这样的形态，只能是一堆和泥土无异的死肉。任何生物，生命（神）和形态相比较，生命显然比形态重要的多，形态是载体，生命是主导，决定生老病死。形体（物质）可以存在，生命却要消亡。任何医学构成都是人这一生命体异常－疾病的反映和延伸，生命一旦消亡，疾病便不存在。” [2]

医学的存在，是因为疾病存在，疾病的发生是因为人活着；医学的目的，在于防治疾病，以人生命的质和量为主要内容的临床疗效具有绝对权威性。然而由于生命体的极端复杂性，内涵神气的非显性，时空阴阳联系的整体性，生命质和量在疾病状态下如何得到保证、得到延续，不是简单地、一时一事的观察可以下结论的。前面所例举的西医临床事件，在临床症状得到改善甚至消失的当时，谁能够否定这些治疗作用？只有时间。反应停消除妊娠反应是真实的，但时间却说明它破坏生命延续；恩卡尼（Encainiele）和氟卡尼（Flecainide）降低AMI病人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是真实的，但时间却证明它增加了生命的危险性；激素的治疗作用是真实的，但时间却证明它对健康的破坏超过了对健康的维护。

可以联想，观察时间的长短，与结论的真实程度密切相关，时间越长真实性越大，反之越小。由于生命内涵神气与现实时空和进化时空的整体性联系，具有非显性特征和不可分解性，任何一种医学、任何一种临床方法对生命的呵护作用，没有历史检验，就将其绝对化、唯一化，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千万不能打着现代化的旗号，否定或忽视经历了数千年历史检验的中医经典理论。

人是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人。从基因角度看，“一个机体只有一个确定的基因组，但是它们的表达产物蛋白质组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细胞、不同发育阶段、不同生理状况、不同外界环境下都不同”。[15]形态的一致性不能否定生命的多样性，相同器质性改变不能否定疾病的个体差异性。虽然规范和标准是建立在对疾病认知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疾病在时空中是自然的，在现实时空中发生，与进化时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会根据人为规定、按照某种标准、在实验室条件下发生，一切理论相对临床,不仅存在偏倚,而且远不如临床深刻、丰富和复杂。

吴孟超院士等指出：“许多科学家嘲笑讥讽那些无法观察、重复、求证的思想、仪式和过程为迷信或巫术。实际上，即使不同学科和不同科学家，看法亦有不同。比如，可以将各门学科分做如下三个等级或三种类型。第一类，严谨的科学，这就是数学。……第二类，一定条件下的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这些科学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比如温度、湿度、密度、空气状态等，才能列出等式，一旦这些条件变换，等式就不成立。……第三类，无法确定附加条件，亦无法以等式来表达的科学。这类科学中最典型的就是医学，甚至有人不想把它列为科学。而现代科学已经承认医学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学的特色，临床医学科学只有很少部分不是以‘可能’来阐述的。” [16]疾病有太多的不确定，无法用等号解决临床问题，如果从理论到临床缺乏正确的认知、判断、决策的逻辑思维方法，医源性疾病及临床事件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层出不穷。理论到临床不能用等号联系，治疗疾病不能简单对号，与疾病自然属性和个体差异性越吻合的理论认知和临床方法，越能够接近客观事实，越具有科学性。

“中医是直接从临床中形成、发展的，所有理论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和临床具有极大的一致性，而一切理论都服务于临床，一切临床活动都以病机为中心。” [17]她在不破坏生命体完整性及其存在的客观性的前提下，对人体生命及时空中存在的对生命有影响作用的因素等等现象进行分析推演，获取隐藏在生命及其相关时空表象中的真实存在，将其结论再回到实际之中加以检验得到证实，从“象”循“气”而“知病－知死—知生－知病”，知天地社会和人的异常协同规律在机体的反映，以“知病”为起点，又归结到“知病”。

临床真实决定理论真实，理论真实由历史检验证明。中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无数次沉重的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使中医把人体内涵神气所具有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调控机制对疾病的防御和消除作用，作为自己理论的事实基石，形成了辨证论治的临床方法，突出了神气在人体养生保健和疾病康复上的极端重要性。“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解剖结构不能左右疾病发生，不能决定个体疾病预后，更不能决定生命质与量。只有神气正常，生命应答适应和自控调节机制等等内在生命活力处于“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能够和存在时空保持阴阳同一的协调，生命质和量才可能得到保证。因此，未病中医要求修身养性，顺应自然，以从其根；已病强调阴阳神气存亡，看重因势利导，扶正祛邪因证而异。

由于中医以病人自身的生命神气状态及其质量为事实基石和临床出发点，从《内经》起就以终点目标为临床疗效衡量的标准，[4]表现为重“神”轻“器”的特点。事实证明，以病人自身神气机制为着眼点的辨证论治，不仅内在脏器的器质性改变可以修复，外在形体的异常变化也可以修复，而且能够预测死生。如蒲辅周论治小儿肺炎用汤剂而愈，[18]朱进忠用内服汤剂而“黑色素瘤”脱落，[19]刘力红师父根据脉象预测死生等等。[20]不以内在神气为根本，不以证候病机为临床疾病的认知目标，虚虚实实，祸不旋踵。

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而创立辨证论治；李东垣痛感于不求病机真实，只看病象形似治疗而死者“逾百万之众”的现实，著《内外伤辨惑论》。“天有异时，地有异方，象有异端之别，人有禀赋之异”，[2]内涵神气的应答适应和自控调节随时空变化而变化。清代医家扬栗山“留心此道，年近四旬，乡闱已经七困，肇于乾隆九年甲子，犹及谢事寒水大运，证多阴寒，治多温补，纵有火毒之证，亦属强弩之末。自兹已后，而阳火之证渐多矣，向温补宜重者变而从轻，清泻宜轻者变而从重。迨及甲戌乙亥，所宜重泻者，虽极清极解而亦弗验矣，势必荡涤而元枭之势始杀。致甲申乙酉，荡涤之法向施于初病者，多有首尾而难免者矣”[21]故中医把病机作为自己的基本范畴来认知疾病的内在真实，临床面对具体病人，历来是在通过谨守病机地循证前提下、去各司其属地求证获取证候病机证据，强调三因制宜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用什么标准对号入座，这正是中医没有象西医那样不断修改什么标准、不断出现这样那样临床问题的原因所在。

中医“遵循由群体真实形成的病机理论，求证个体病况的病机真实，反过来，通过众多个体的病机真实抽象出并在临床进行历史检验形成新的病机理论。……病机的一切理论作为临床普遍东西的反映，不包含对象一切具体的、偶然的、个别的、随机的特征，但它是从历史的、广泛的个别和特殊中抽象出来并且经临床实践检验证实的，又包含了丰富的、特殊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因此，谨守病机循证在把握规律的同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一规律所表现的全部个别情况。从一般角度看，谨守病机遵循的病机理论具有极大的重复性，适用于不同时空的临床病人；从个别角度看，刻诊时的病机结论又难以绝对完全等同地再现，不能机械地照搬什么标准。不了解中医理论这种普遍与个别的辩证法，就谈不上循证，更谈不上辨证论治。” [4]中医通过个体真实而抽象出来的群体真实－病机理论，应用于临床，具有跨（西医）不同系统、器官、组织疾病的重复性。

如清暑益气汤证病机，从李东垣时代到今天近千年过去了，仍然十分频繁地重复出现于临床，用清暑益气汤获得同样的愈病效果，在《中医临证经验与方法》第二章西医病名病案中，该证候病机就重复出现于内科、外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等不同系统、器官和组织疾病，虽然它们的临床表现（包括器质性改变）很不一致，但其内在病机却是相同的，故15个病案朱进忠老先生均采用清暑益气汤治愈。西医临床证据看重统计概率，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注重个体化真实，理论抽象的基础是由建立在个体化真实前提下的群体真实。临床具体，是具体病人的具体疾病，个体化真实是临床疗效的根本，是医学体系的事实基础，任何标准化的东西都是由一定概率的个体真实构成。

中医早在《内经》就充分认识到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和个体差异、社会环境对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作用，三因制宜探求个体疾病内在真实，而这种真实以证候病机表现于临床，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跨时空的重复性，因此，辨证论治既讲求“专病专方”（中医的病），又反对对号入座，理法方药皆以证候病机为对应，证候病机不变论治不变，证候病机变则论治变。由于疾病是发生在具体生命体的疾病，是内在神气与外在环境的整体协调异常的反映，伴随人类进化，中医的重复性并不是用还原直观、机械实证的逻辑思维所能明白的。辨证论治以个体真实性为前提，其疗效可以最大限度接近百分之百，这是“十全为上”的客观基础。遗憾的是，有人在形器组织的桎梏里形成了中医重复性差的谬误结论。

 “事实上组成科学的知识总和是通过自然历史途径形成的，它渊源于实践的需要”。[1]可以说，任何医学都是以临床为依归，以临床效用为目的，临床始终居于首要位置，理论不可能独立于临床之外。从认识层面讲，“认识离不开实践，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它的归宿，实践和认识具有直接同一性，缺乏中间环节。”[22]医学实践的最终决定在临床。西医发展到今天的循证医学，才认识到临床证据较之于小白鼠要可靠得多。

产生于临床的证据，在事实基础上比实验室可靠得多。中医把内涵神气作为自己的基本观念，一直都是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理论直接产生于临床、检验于临床。以疾病为自己客体的中西医学，证据是临床活动所必须的，按表现形式可分为三类：一是疾病的外在表现（包括器质性改变），这是患病的证据，具有从一般角度区别有病与无病的意义；二是从疾病的外在表现形成判断结论所依赖的理论和经验；三是形成疾病判断结论的证据，这是具有一定病变性质的，支持具体临床判断决策的疾病表现。

由于中西医观念的巨大差异性，证据的内涵极不相同，逻辑结论会出现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况，故有些临床情况，中医认为有病，西医却认为没病；中医认为病位在脾，而西医却认为是肾的器质性改变等等。在解剖形器观作用下，西医总是企图把生命的内在外在化，要求证据标准的规范化，临床有十分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照本宣科”的意味，冠心病不治心，肾炎不治肾，高血压不降压，就是违背医学原则，所以虽然以血管扩张剂救治充血性心力衰竭合并低血压使病人转危为安，但违背了教科书和专著规定的禁忌症，“讽刺和嘲笑接踵而来”。[23]

中医的阴阳神气观决定临床证据关键在于病象与病机联系的真实性，不是直观之形器的异常，也不是书面的各种标准规范的符合度，故形器之心的病变可以治脾治胃如蒲辅周以温脾利湿、和胃涤痰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18]形器之肾的病变,可以治心治肺如朱进忠用疏风解表、清热泻火愈急性肾小球肾炎。[19]器质性改变的直观性是西医认知疾病的最可靠证据，“看得见、摸的着”是金标准的基本特征，而病位在中医仅仅是病机构成要素[17]，它以内涵神气的五藏生命单位为基础，不在形器解剖直观之组织器官。

证候病机是中医临床知病的最终判断结果，由病种、病因、病位、病性、病形、病势等六个要素项构成，是具体疾病在临床的随机性反映[17]，以包含了病病机标识的证候标识为临床证据[4]，其真实性的大小取决于“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辨症认知水平。中医理论修养越好，临床阅历越丰富，逻辑思维越符合阴阳神气观念，证据可靠性越大，越有十全的可能。“在中医看来，人的形成进化是天地自然（社会）作用的结果，疾病的发生演变也是天地自然（社会）在人体作用的反映，天地气交人在其中，天地人事对人体的影响作用既无事先人为的‘框框’，又大多是无形（气）的，离开天地人事，孤立地、纯粹形态地得到的疾病认识，或者按照一定标准‘框框’形成的疾病认识，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疾病本质。” [2]立足临床求病机，既是中医从理论到临床，形成可靠证候病机结论证据的方法，又是从临床到理论，形成新的病机学说的方法。

“从《内经》，到《伤寒杂病论》，到《脾胃论》，到《温病条辨》，无一不是通过对药物作用人体后的反映和对一定时空中生命状态的观察（疗效反观），应用‘道法自然’‘取类比象’思维（同象思维）探求病机形成。” [2]形体可以克隆，生命不可重复，历史上凡是有理论建树的中医学家，绝大多数都是临床大家，离开辨证论治的临床实践，坐而论道或用西医逻辑得到的东西不是中医真知。

循证医学的兴起，西医也意识到从静态“形器”中形成的标准到临床生命体的具体疾病，偏倚无处不在，所以把满意的终点指标（生命的生存质量，实质由“神气”决定）作为主要观察指标，提倡个人经验与临床外部最佳证据相结合，反对机械地对号入座式的临床医疗活动，要求“将一般性结论应用于具体病人时，应注意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24]由此可以看出循证医学向辨证论治趋同的势态。“不能否认西医理论在精确性、可预测性上有其绝对优势，而这也恰恰是它的致命弱点。今天人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网络世界，每一个个体都在这张大网上占据着一个节点，与周围的事物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想用过去层层抽剥的分析方式来探究问题，最终只能离真相越来越远。相反，中医药学在日渐纷繁混乱的今天，越发凸现其实效性和可操控性，祖国中医理论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自觉运用整体观、系统观总结出一套以实效为归宿的经验总结，它的许多根本点和出发点与现代新兴的理论技术不谋而合。” [25]可有人反而轻视自己，把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当成陷阱，非要在解剖形器中去找寻什么现代医学原理。

“从生物医学模式到现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说明，西医已经不仅仅是关注形态，而且注意‘神气’心理，认识到解剖形态之外因素对生命体的重要影响，但还不如中医天、地、人、社会四位一体、以‘神’为重的医学观，”[2]它们的根本性差异同样存在。学科属性决定认知逻辑，决定概念对象。遵循解剖组织观念寻求中医实质并将其当成现代化之路，作为中西医结合的探索无可厚非，但将其作为中医自身发展方向，必将导致中医学科独立性的弱化/消失，发展下去就只有按西医生理病理用具有相应药理作用的中药的所谓“中医”了，“辨证论治的医”将在临床消失。然“辨证论治的医”才是中医，现在已经不多了，真正到了那一天，中医自然就消失了。是否只有这样，才能是中医现代化？才能是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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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有毒原因在医生

□ 黄开泰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中医科

　　近来一些中药注射剂和口服剂，由于多种原因而发生的临床问题，使一些人对中药产生了误解，甚至有人偏执地认为，吃中药对健康有害。这真是对中医中药天大的冤枉！

    什么是中药呢？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保持药材物质自然完整性的前提下所运用的药物，在临床实践中，处于理、法、方、药证据链的终端。单论其有效成分、单一提取物，则丧失了四气五味的特性，从根本上阻断了与寒热虚实证候病机相对应的逻辑关系，已经不是中药了。按照症状，按照西医的诊断用药，哪怕处方都是中药饮片，也不是中药。

    严格说来，遵循辨证论治的逻辑方法，在证候病机性质判断可靠、立法处方吻合病机、保证药材道地的前提下，中药无毒无害。虽然中医临床有实而误补、虚而误攻的情况，但这不是中药的错误，也不是辨证论治本身的错误，而是临床医生思维不成熟、不合理导致的错误，是去伪存真、辨病性真假能力缺失的错误。

   所谓的中药毒副作用，根本就是违背中医“随证治之”的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原则，不讲寒热虚实的病机对应性，不讲个体生命的适应性造成的结果。

    中药有毒，聚毒药以供医事；中药无毒，扣病机而拯困厄，有毒无毒，全在临床辨证论治的病机可靠性和生命真实性。

    中医中药不是从实验室走出来的，是在千百年的生命疾病实践中形成的，千百年的生命历程，中医从逻辑方法上，形成了一套适用于生命疾病的规范法则，通过多环节的调控，实现了无毒化、无害化。

    第一，对应证候病机和病机性质，“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方药的性质及其君臣佐使的组方法度，与病人的病机相吻合。证候病机发生变化，方药相应变化。药虽有毒，但毒攻其病，不伤其身，“有故无殒”，“得病则病受”。一成不变，墨守成规，违背“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原则。

    第二，根据药物的归经和升降浮沉特性，使方药适至病所；药量的轻重，吻合证候病机寒热虚实的程度，适其大小，避免轻而无效、重而伤人的弊端，即古人所谓的“中的”。

   第三，根据相须、相使、相恶、相杀、相畏、相反等药物相互作用的理论，在实际配方中运用相应药物兼制其毒性和偏性，实现减毒增效。

    第四，要求道地药材，强调炮制药品。道地药材，来自生命实践，现在临床普遍运用的药材，都有临床实践基础。用实验室分析方法检验出来的“道地”药材，目前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道地药材，如关木通。

   第五，服药因人、因病、因药制宜，胃气弱则不能猛浪大量，胃气虽强亦须顾护，虎狼之品以服药反应为标准，平和之剂也不能急切过量，每次服“半升”还是“一升”，“须臾”再服还是“止后服”，必须以病人的证候病机及服药反应为依据，不能机械照搬书面理论或别人的经验。

    个体生命疾病的证候病机，存在与生命时空的整体关联性。生命与药性的四气五味，方剂的温清补泻在自然状态下的逻辑关系，经历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在生命自然、时空联系动态变化的前提条件下，形成了运用中药的临床规范——“适”，形成了中药配伍的七情理论及君臣佐使原则。

   “适”是个体确定的，取决于证候病机性质，与医生的思维逻辑密切相关。

    现在挂着中医招牌的医生中，临床用药决策思维一般分两类：一是辨证论治思维逻辑，对应证候病机、遵循中药四气五味等理论配伍处方，一是实验分析思维逻辑，对应病理生理，遵循中药药理成分处方。实质上，只有前者才是真正的是中医，后者是开中药的西医。

   “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素问·至真要大论》）“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伤寒杂病论》）米饭胀死人，大黄活人命，关键在具体生命疾病的适当和适度。过与不及，与证候病机性质不符，药理实验再安全的中药，也对生命健康有危害。

    总的说来，凡适合就诊病人的证候病机的药物，都是治病的药物；不适合的，都是致病的药物，哪怕“谷肉果菜”，过也“伤其正”。

    中药有毒，医生有过；辨证论治，中药无毒。作为医生，加强中医理论修养，遵循中医理、法、方、药的病机对应原则，注重临床经验积累，不断提高辨证论治技能，是中药无毒的前提条件。作为病人，具备起码的中医药常识，不要用西医病理生理对应药理的逻辑来运用中药、中成药，才能避免中药的毒性作用对健康的危害。

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9月14日第三版

独立才能主自

□ 黄开泰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中医科

　　中医学是一门关于宇宙自然、社会人文动态关联性的生命医学，无论理论的概念内涵，还是理论的临床实践，都蕴含了“和”、“平”、“顺”、“应”、“适”的生命时空联系的动态特征，辨证论治关注的是以个体生命为实在的“和”的机制的恢复。

    因为自然时空的变易性、社会状态的多样性、个体生命的复杂性，同样的器质性改变，具有不同的病机，反映了不同的生命机制。“治病求本”，就是在临床“观其脉证”，实事求是地收集就诊病人临床资料的基础上，在“阴阳神气”的共同规律性中，“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求证个体化的证候病机性质，为“随证治之”提供依据。

    任何静态的、固定的、缺乏时空联系的标本、影像，都属于辨证论治“观其脉证”范畴的内容，是疾病当时的静态结论，是通过医疗仪器获得的间接结果，可以反应生命疾病的阶段特点，但不是辨证求机“知犯何逆”的本质结论，不能等于生命异常的动态联系状况，更不能等于个体证候病机。

    中医学的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都具有中医学自身的特殊性，自主发展需要在思维上保持“阴阳神气”的逻辑一致性，在临床保持理、法、方、药、护的病机对应性，以实实在在的个体生命为客观，以经典理论为依据。这就需要将中医学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在教学、管理和临床思维中，保持中医学的学科独立性。

    学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实践，缺乏逻辑条理性，学科的发展就成了一句空话。独立自主，是学科存在、落实实践的必要前提。

    中医学经历了数千年的生命实践的检验，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才确立了经典理论的学科基础地位，确立了辨证论治不可替代的临床地位。无论李东垣面对百万误将内伤当伤寒而亡的冤魂，还是吴又可面对将瘟疫当伤寒而亡者比比皆是的呼喊，等等，都说明辨证论治则“疾可已，身可活”，不辨证论治则“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已亡”，客观地证实了三因制宜、辨证论治的生命真理性。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是以生命时空自然关联性为客观基础的临床医疗方式，以病人的需要为准则，以个体生命基础上的疾病为客观，随时空的自然变化、社会的环境差异、个体的体质禀赋和情志的区别，最终确定就诊病人的证候病机性质。“各承家技，始终顺旧”，规范标准就诊病人的证候，违背辨证论治三因制宜的客观真实性。

   学科实践的存在，是学科存在的标志。没有了学科实践，学科文献就变成了考据、训诂学研究的故纸堆。因此，辨证论治的临床独立性，是中医学存在的基础。要保持辨证论治的独立性，首先就要承认三因制宜的随机性，要承认生命“阴阳神气”规律的一般和个别的同异性。

    “西化”中医，中医的独立性就不存在了。学校教育、学术研究、执业考试甚至病历书写都离不开西医的话，中医就不可能自主发展。

   一个临床医生，可以同时运用中医和西医两法治病，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达到了学科理论和思维逻辑的结合，如果在临床不能保持中医和西医各自的逻辑联系，理、法、方、药、护的病机逻辑对应，变成病理生理和药理对应，或者用病理生理对应寒热补泻等方药，用寒热虚实对应抗菌消炎等药理，都不是辨证论治，都可能导致“寒寒热热、虚虚实实”的弊端。我们不能因为医生可以同时掌握多种医疗技能而否定中医学的学科独立性，否定学科逻辑的条理性和单值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在短期内恢复中医的学科独立性是困难的，但是，当务之急，应该给临床松绑，确立辨证论治独立的合法地位，把西医的东西从中医的执业医师考试中清除，保证迈过这道门槛的中医，是真正的中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医自己学科实践的实际存在，保证中医学的临床自主落到实处，让中医学后继有人。

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8月31日第三版

自主才能发展

□ 黄开泰　四川省绵阳市科学城医院

　　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医事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精神就是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首先要自主，然后才能创新。中医首先要自主，要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恢复中医自身理论体系的独立性，中医才能真正创新。历史上，李东垣创《脾胃论》，提出“内伤百病，脾胃由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的病机理论；叶天士创《温热论》，提出“卫之后方言气，气之后方言血，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直须凉血散血”的卫气营血理论，都是在中医理论和辨证论治实践具有自我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的。

   可是，这十多年来，中医自主意识日渐淡薄，西化之风盛行，辨证论治实践阵地几近消失，存亡危机日渐加重，甚至有人提出“告别中医药”！党和国家在新的医改方针中，再次强调了中医与西医并重的方针，对中医的发展寄予了厚望。科学发展观为中医发展确立了方向，奠定了政治基础，保证了中华民族文化精华持续发展。

   从文化角度看，中医是最具自主意识的医疗体系，完全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创造形成的一门自然时空生命医学，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医是自主的，我们必须保证中医理论的本体地位，保证辨证论治实践的自主地位，中医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医西化，已经导致中医理论丧失本体地位，自主性极大削弱，科学发展观在中医学界和业界的落实，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

    首先，要从学科层面，明确中医理论的本体地位，在文化和思维等方面，弄清楚中医逻辑方法的特殊性，理解辨证论治的三因制宜、因势利导的生命真实性，恢复经典理论在中医学中的基础地位，保持中医学的学科逻辑一致性和理论的条理性，重树中医“阴阳神气”观念。理论在具有自主地位的前提下，学科才能保证可靠的实践，有了学科的实践，理论才能发展。

   其次，走出现象层面的标准规范所造成的僵化思维，摆脱形态解剖的桎梏，还中医生命时空医学的本质。中医从一开始，就把生命的人放在自然时空大背景下、放在社会人文大环境中，通过万千现象的联系、运动，思考生命的生老病死，思考个体行为的健康长寿意义，没有将生命简单地物质化、形态化。中医的自主，需要对中医理论形成的客观基础有正确认识，将生命时空的客观性与解剖实验的客观性区别开来，保持中医学理论的自主独立。

   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专门论述“古今元气不同”，说：“古人有言，‘用古方疗今病，譬之拆旧料改新房，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于古今元气之不同也。……天地初开，气化密浓，则受气常强；及其久也，气化渐薄，则受气常弱。故东汉之世，仲景处方，辙以两计；宋元而后，东垣、丹溪不过钱计而已。岂非深明造化，与时皆行者欤？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气转薄，乃必然之理，所以抵挡承气，日就减削，补中归脾，日就增多。临证施治，多事调养，专防攻伐；多事温补，痛戒寒凉，此今时治法之变通也。”“与时皆行”4个字，道出了辨证论治的先进性和现实性特征，道出了中医现代化的时间特征。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充分认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特殊性，走中医学自主创新的道路，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中医界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医自主发展的道路上，继续保持“与时皆行”的历史先进性。

2009年7月22日第3版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