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视频会员过期缓存:关于帕斯卡尔的哲学思想（馆主转载/编辑，题目为馆主加）

关于帕斯卡尔的哲学思想（馆主转载编辑，题目为馆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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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爱比克泰德、蒙田的质疑

我想任何一个学者在研究帕斯卡尔思想时都绝不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帕斯卡尔思想的形成尤其是对其在人的问题上的思考之影响最大的并非同时代的笛卡尔，而是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爱比克泰德与法国怀疑论者、人文主义大师蒙田。他们二人是帕氏最敬重的两位哲学家，既是他思想上的导师，同时也是其思想交锋的对手。也正是在对他们二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帕斯卡才得以最终描绘出人的完美图景，找出人类病症之所在。

在帕斯卡尔看来，爱比克泰德与蒙田都深刻揭示了人所存在的问题，不幸的是他们所描绘的人却是残缺不全的，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了两个极端：或者极力抬高，或者极力贬低。因而终究也没能找到人类改善现时处境的正确途径。对于爱比克泰德及其所代表的斯多葛派而言，该派哲学家们沿袭了传统哲学关于人的概念的基本诠释，将自我质询的要求看作是人的一种特权与天赋职责，并确立了希腊哲学独特的精神传统，即“在存在与非存在、真实与虚妄、善与恶之间的批判思辨精神”.他们认为这种批判思辨力是人的主要力量，是真理与道德的共同源泉，坚信“在宇宙和个人的相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是自己而不是宇宙”。显然，这种对人的能力的理解突破了那种认为人在强大神秘的外在力量面前脆弱无力的观念，“既让人感到自己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又深切地希望在道德上独立于自然”。甚至他们在许多地方还宣称“不要分散你的注意力，不要过于焦虑不安，而要成为你自己的主人”，企图把人提升到无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人的理性的局限性，夸大了人的自由和权力，把维护人的绝对独立性当作人的最大的美德。这与基督教理论所宣扬的原罪意识与惟有依靠神恩个人才能获救的思想背道而驰，这也是从小深受冉森派思想熏陶的帕斯卡尔最不能容忍之处。

【冉森派（Jansenism）又译詹森派,是17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出现并流行于欧洲的基督教教派。因系荷兰神学家C.O.冉森创始而得名。冉森派所信奉的教义和加尔文派基本一致，它的信徒中有许多学者和作家，他们受法国哲学家R.笛卡儿思想的影响较大。冉森派不仅从事宗教改革，还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活动。第一所冉森派学校1637年创办于巴黎附近的波尔特·罗亚尔寺院中。此后，同类学校在巴黎及法国各地相继设立。冉森派也信奉所谓人生而有罪的“原罪”说，认为必须对儿童严格管理，防止“原罪”的发展。但他们反对耶稣会学校对儿童横加压制和滥用惩罚，要求以同情的温和的态度对待学生，主张通过教师的示范和亲切的谈话进行教育。因此，他们主张每个教师只教5、6个学生，以免照顾不周，学校规模不大，称为“小学校”。在学习内容上，反对单纯注重拉丁语，主张以学习本族语言和近代语为主;此外,还学习数学、地理和历史。教学都用法语进行。教学方法上,反对死记硬背,注重发展智力，训练判断力；采用实物教学，以发展儿童的感官;重视练习；贯彻连贯性、自觉性原则。这些,都明显反映出笛卡儿以及捷克教育家J.A.夸美纽斯的某些思想的影响，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冉森派学校中的神学气氛很浓，禁止学习人文主义作品，要求学生仅读宗教读物，以期养成虔信的品德。而且要求教师昼夜监视学生活动,限制学生自由。由于耶稣会的迫害,冉森派学校没有得到大量发展，通常仅有20多所，最多时也仅有50所。冉森派学校只开办了20多年，至1660年即被耶稣会封闭。此后，冉森派教徒仍继续从事编写教科书和函授教育的活动，对法国及其他各国的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冉森派，也称为杨森派，属于异端派别。JANSENISM

(一)概念说明：杨森主义Jansenism是流行于十七及十八世纪，特别在法国及荷兰境内的异端运动。以其发起人杨森(C.O.Jansen,1585-1638)命名。他曾在鲁汶大学任教神学；其间，他发现了奥斯定(Augustine, 354-430)恩宠观的重要性，乃从事著作为其理论辩护，未竟而身死，其遗著在他死后1640年付梓出版。

(二)内容说明：整个杨森运动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式的奥斯定主义。杨森把它揉合了救恩史的三段划分：

第一阶段是无罪的状态；「亚当」是这样自由，这样自主，以致他能够自由地在恩宠的助佑下实现自己的救赎。然而，由于原罪，这一种原始的自由自主失落了。

如此便开始了第二阶段。人陷于「常胜的私欲偏情」的掌握，他根本不能自主地并自我负责地选择善；人无可避免地作恶；他的意志被受造物所吸引，这时候不管他作什么事，也不管他立意如何，总是罪恶的。好的意向也只是为恶事的欲望而服务的「美丽」罪行罢了。

最后是救赎的阶段。但救赎不是由自由主体的人的伦理行为而恢复的，相反的，救赎是由耶稣基督重新定向人的自由意志。正如保禄说，人不再是罪恶的奴隶，而成了基督的奴隶。这时，人的意志不是靠自己的自由决定，定向于受造物，而是由耶稣基督的决定，定向于对天主的爱。杨森强调恩宠，然而人对于这恩宠完全无法抗拒；当然恩宠的到来也无须经由人同意。在救赎方面，人完全被弃置于天主随意的拣选中。

(三)简史：杨森的思想在法国一带，尤其是修院生活中十分流行，一种极端严格的、强调人性败坏与恩宠力量的热诚改革运动于焉展开。可是，到了1653年，杨森主义与教会训导权的冲突正式开始。教宗依诺森十世(Innocent X,1644-1655)发表《乘机会》(Cum occasione)训谕，其中不指名地谴责了五项有关恩宠与自由的命题(DS 2001-2007)。类似的谴责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而克雷孟十一世(Clement XI, 1700-1721)以1713年《天主子独生子》(Unigenitus Dei Filius)训谕101条命题使上述谴责达到最高峰(DS 2400-2502)。杨森主义者被逼逃往荷兰；在那里以「乌特勤克的教会」(Church of Utrecht)的名义存在；现在则结合于老派天主教会内。

(四)其实，杨森主义及其与教会的冲突远远超乎纯粹的教义问题，而是整个复杂的意识形态及神修立场的事。杨森主义代表基督徒在被拣选的自觉意识上所作的努力；它致力于解决一个于基督宗教内在的基本对立现象，即一方面是接纳世界，另一方面却是谴责世界；一方面是实现自己救赎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却又深深的明白救赎是白白的恩赐。显然，杨森主义由于其专注于恩宠的力量及本质上无能的自由，并未能为这种对立现象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

蒙田的情况正好相反，作为怀疑论者的他认为人的判断力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发挥作用，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理性判断力显得是那么的虚弱无力。而这个限度又是如此之小以致于人们对自然奥秘的认识几乎处于无知状态。他对自己定位道“总的说来，我有个特点，在古代那些对人的评论中，我最易接受、最欢迎的是那些对我们最轻视、最贬低和最为侮辱的评论”。既然人无法窥测外在世界的本来面目，他那与生俱有的好奇心便促使其把视线转向自己内部，从而与自己的心灵交往，不断地观察自己，检查自己，声称“我研究自己，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从而完全无视对终极存在的敬畏与追寻。帕斯卡尔极力谴责蒙田的这种对上帝的冷漠态度“我们可以原谅他那种对人生的有点自由而放荡的感情；然而我们却不能原谅他那种纯属异教的对于死的感情”，认为他这种行为严重背离了虔信的原则。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帕斯卡尔眼中的这两种最有力学派的最伟大的辩护人尽管对人的问题的理解大相径庭却是殊途同归，即都把人的内心深处作为各自思想最终落脚点。帕斯卡尔深刻分析道，爱比克泰德的可取之处在于认识到人的使命是追求和遵循所谓的终极存在（上帝），但当他认为无需借助外力单凭自身即可追寻到上帝和得到永恒的福报，这就陷入了一种“恶魔似的骄傲与自负”了，从而忽视了人的卑微与局限；而蒙田的功绩在于使人清楚看到人自身的弱点，认识到人类理性的限度，从而挫败了那种“傲慢的理性”，保留了人的不幸意识，但他要逃避人类那悲惨而必然的结局即死亡，不去努力追寻上帝与永恒，认为信仰知识出于社会习俗而已，也不免堕入错误了。面对这两种对人的残缺的理解，帕斯卡尔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要同等地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除此之外“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赞美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帕斯卡尔并不拒斥理性，他相信理性能够帮助人获得有关外在世界的客观性真理认识；但作为基督徒的帕斯卡尔也极力否定人的狂妄自大，认为人在改变自身现实处境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在他看来，人不可能绝对无知，因而人是伟大的，但也不可能知道一切，因而人又是渺小的。

二、人的永恒悖论：伟大与卑微

帕斯卡尔惊叹于人类现实生活不和谐的、矛盾的处境：人是怎样一种怪诞的东西啊！是怎样的奇特、怎样的怪异、怎样的混乱、怎样的矛盾主体、怎样的奇怪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储藏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是宇宙的光荣与垃圾。 

在他看来，宗教的完善与否就在于其能否明晰的诠释人类的处境，“人类的伟大与不幸是那样的显而易见。所以真正的宗教就必然教导我们：人类既有某种伟大的原则，同时又有一种不幸的原则” 。伟大与不幸如影之随形，相伴相生，共同构成了人的双重属性。以往的哲学家的错误就在于只看到了人的伟大而忽略了人的渺小，或者看到了人的渺小，却又忽略了人的伟大，而不是把人看作一个由伟大与渺小复合而成的矛盾主体。对这种矛盾属性的阐述也成为贯穿《思想录》始终的主线。

理智的脆弱

帕斯卡尔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唯理性独尊的时代，是一个哲学、科学人才辈出的时代，如科学家牛顿（1642-1727）、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斯宾诺莎（1632-1677）等，这段时期也正是笛卡尔最负盛名之时。这种难逢的浓厚思想氛围（尤其是笛卡儿主义）让帕斯卡尔获益匪浅，并助其在科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初看起来，帕斯卡尔似乎接受了笛卡尔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一切前提：在自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与科学理性的作用相对抗，因为没有什么能与几何学相对抗”。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事实远非如此，作为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尔并不完全反对科学和理性，但他坚决拒斥那种把理性作为评判一切之标准的唯理主义。随着帕斯卡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极大科学成就、大大扩展科学力量的同时，他也愈加敏锐地意识到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度。

帕斯卡尔认为，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永远处于是一种“失衡”状态。就宏观方面而言，帕斯卡尔描述道“整个这座可见的世界只不过是大自然宽阔怀抱中难以觉察的痕迹，没有任何观念可以近似它。我们尽管把我们的概念膨胀到超乎一切可能想象的空间之外，但比起事情的真相来，也不过成其为一些原子而已。”宇宙是无限而没有边际的，我们的视线与想象无论怎样伸展都难以企及，“它就是一个球，处处都是球心，没有那里是球面。终于，我们的想象力会泯没在这种思想里，这便是上帝的全能最显著的特征”。当我们把视线转到微观世界时，它带给我们的都是同样的惊叹与恐惧，帕斯卡尔以极微小的寄生虫为例，说明现存万物均可以无限分割直到无穷，每一物相对于分割之前是部分，而对于自身又是一个新的全体，拥有属于自己完全的小宇宙，根本不存在最小的物体，“所谓‘自然界中最小之物’却揭示了更微小者‘新的深渊’”。无限的渺小与无限的巨大同样是可怕的。那么，人到底又是什么呢？帕斯卡尔说人“相对于无限而言就是虚无，对于虚无而言就是全体；是无限和虚无之间的一个中项”。帕斯卡尔所说的这种中道位置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宣扬的不即不离、不愠不火的中庸之道，而是意味着理智主体距离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这两个极端都是无限遥远，根本无法探寻其究竟,“我们得以存在的事实就剥夺了我们对于第一原理的认识，因为第一原理从虚无中诞生，而我们存在的渺小又蒙蔽了我们对于无限的视野”。因而，理性应当谦卑，人应当承认其渺小，不幸的是，人们却常常陷入了一种令人绝望的极端。

错误的救赎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用较长的篇幅论述到：人们因为对外在世界与内在心灵双重的无知，加之对于死亡的无能为力，就索性不去思考人生，不去寻求自我救赎之道，认为那只是徒增负担而已，他们这样做往往能够获得暂时的幸福与满足。但也注定会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处境：空虚、无聊。“对于一个人最不堪忍受的事莫过于完全的安息，没有激情，无所事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这时它就会感到自己的虚无、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依赖、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从他灵魂深处马上就会出现无聊、阴沉、悲哀、忧伤、烦恼、绝望”。生命的本性在于运动，完全的安息就是死亡。于是，人们就以辛勤的忙碌与游戏消遣这种外在之物来占据自己的心灵，使自己摆脱对自己忧伤、不幸的徒劳的苦苦思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忙碌和消遣在一定程度上居然能起到安慰人心的作用，人们从其中也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快乐与幸福。然而，这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么？当然不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人心是空洞的，于是人们就不停的往心里填充东西，可是填充的并非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垃圾”对此帕斯卡尔也深深感叹：人心是怎样的空洞而又充满污秽阿！

看着人们在错误的路上盲目地追寻那毫无价值之物，帕斯卡尔深刻地指出，正是这种忙碌和消遣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幸,“可悲——唯一能安慰我们之可悲东西就是消遣，可是它也是我们可悲之中最大的可悲，因为正是它才极大地妨碍了我们想到自己，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消灭自己。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会陷于无聊，而这种无聊就会推动我们去寻找一种更可靠的解脱办法，可是消遣使我们开心，并使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了死亡”。在帕斯卡尔看来，本来是我们最大的不幸——空虚却是我们最大的福祉，因为它促使我们去追寻真正的解脱之道；我们所把握的暂时的救赎之法——消遣确是我们最大的可悲，因为他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束缚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死亡。它给我们的只是一种短暂的、直观的感性满足，而我们真正需要的却是一种与终极存在同在的永恒安宁。这也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理由与永恒目标。只是问题在于那个终极存在是什么？他（她、它）距离我们有多遥远？我们是否有能力追寻得到？

思想的苇草

在帕斯卡尔看来，人是由两种品性相反而又不可分离的元素即身体和灵魂组合而成的复合体。身体显明了人存在的物质性，单从这方面而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同自然界的一切毫无异处，同样的只占据有限的空间与时间，同样的渺小、脆弱，即使是极微不足道的威胁就可能让他从一种存在变为另一种存在乃至非存在。但灵魂的非物质性却使这株苇草又高居于自然之上，灵魂即是思想，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人一旦没有了思想，即刻就沦为卑微之物了：有生命却不知道有生命。帕斯卡尔说“我很能想象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头（因为只是经验才教导我们说：头比脚重要）。然而我不能想象一个人没有思想，那就成了一块顽石或牲畜了”。思想拥有无限的空间与时间，能够渗透于宇宙的各个角落，人因此而成为宇宙的王。

不过我们应注意，帕斯卡尔这里所说的思想并非大多数哲学家所极力推崇的纯粹理性思维(若指理性，帕斯卡尔一般用诸如“理智”“几何学精神”之类的词语代替)，而是指一种对人自身及其所处境况的哲理化思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卡尔才自豪地宣称：人显然是为思想而生的，这就是他全部的尊严和全部的优异。同时他又指出人的基本义务和道德原则就是：像他所应该地那样去思想，思想的顺序就是以他自己以及他的创造者和他的归宿开始。人若严格履行这一义务，去认真体认自身当下悲惨的处境，必定会努力寻求一种有效的解脱之道，从而更好地提升自己。不幸的是，世人却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滥用了赋予人类尊严、本该用以拯救自身的才能，帕斯卡尔似乎也有点惊诧“世人都在想些什么呢？从来都不曾想到这一点，而只是想着跳舞、吹笛、唱歌、作诗、赌赛等，想着打仗、当国王而从不想什么是做国王、什么是做人”。不过面对这种情况，帕斯卡尔并没有过度的惊慌和忧虑，在他看来，尽管人类的思想的伟大性被外在的非理性诱惑蒙蔽了，但仍然在思想的有效作用限度内，仍是显明的，“这种不幸意识恰恰见证着人的伟大”因为“它揭示了在非人类领域中并不存在自我意识”，即人因为思想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及相对于宇宙所存在的优势，而宇宙却对此一无所知。  

由此帕斯卡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的完整图景：同时显现伟大与卑微的双重天性。但其目的并不是希望将我们置于完全悲观绝望、听天由命的状态，而是企图进一步为人类的悖论处境找到一种尽可能合乎情理的诠释，从而恢复或者说是重建人类的完满状态。人类的悲惨显明了这种诉求的必需性以及一位救赎者存在的必要性，人类的伟大又为这种诉求及追求这位救赎者提供了可能性。

三、人的出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依怙【hù】
【怙：依靠，仗恃：～势。～恃（亦为父母的代称）。～乱（乘祸乱之际谋取私利）。～恶不悛（坚持作恶，不肯悔改）。失～（失了父亲）。】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笔者已经简单论述了帕斯卡尔对其认为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解释人类处境的观点的质疑，他认为这两种观点在解释人类既伟大又不幸的双重属性时都有失偏颇，并且这两种观点由于其内在缺陷与差异而不可能合二为一，这就促使帕斯卡尔不再寄希望于寻求另外的纯粹的哲学方案，而把目光转向一种超越理性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违背理性”的途径——宗教或神学。我们已提到过，在帕斯卡尔那里，能否给人类的悖论出境以最好的解释是作为判别宗教合理与否的最大标志。在确切考察了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直接源头即犹太教对人的问题德阐述后，帕斯卡尔认为基督教能够通过较好地解释人性之谜，帮助人们摆脱苦难的束缚，获得一种完满的人格。

神学上的解释

作为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原罪说认为，在上帝创世之初，人类与上帝无异并分享上帝的荣耀，拥有永恒的生命与永恒的福祉，与受造物，与上帝处于一种完美和谐的关系之中。后来由于始祖亚当违背上帝旨意而被逐出伊甸园，导致与上帝的永恒隔绝，人类世代从此承受先天的原罪，再也不能分享上帝荣耀，长久地处于悲惨的境地。帕斯卡尔认为基督教原罪教义对人性的这一解释是令人信服的：人类的伟大源于原初的无罪状态，而不幸则由于堕入原罪之中。

帕斯卡尔根据基督教原罪意识说道，人类具有一种独特的双重天性，即第一天性和第二天性，第一天性就是人类堕落之前的无辜无罪的完美状态，人类已经远离这种天性，只残存着“某些微弱无力的幸福本能”；第二天性指堕落后的充斥各种欲念的罪恶状态，人类正处于也将长时期的处于这种天性之中。帕斯卡尔认为正是由于原初的幸福状态与当前的悲惨处境之间所形成的巨大落差，才在人内心激起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人类的不幸恰好在于希望重新恢复与上帝的原有的沟通，获得原初的良善与幸福却又无路可寻。帕斯卡尔解释说，我们不可能怀想我们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因为归根结底，假如人类从来就不曾堕落，那么它就会有把握在他的清白无辜之中既享有真理又享有福祉了；而假如人从来就是堕落的，那么它就既不会对真理，又不会对赐福具有任何观念了”。因此，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格鲁秀斯所说的，人类的不幸与其说因为缺乏良善，倒不如说是因为失落了良善，因为被剥夺了曾经拥有的美好的东西。 

帕斯卡尔利用原罪教义对人性之谜进行解释尽管遭到了包括怀疑者在内的各方面的挑战，但他仍相信这是迄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释，因而基督教信仰也是对人类处境最可靠的补救，上帝是人类最后的归宿。

上帝之赌

帕斯卡尔把人分为三种：一种是找到了上帝并侍奉上帝的人，另一种是没有找到上帝而极力寻求上帝的人，再一种是那些既不寻求上帝又没有找到上帝而生活的人。无论哪一种人，他的终极目标都是获得快乐和幸福，只是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不同及由此而导致的寻求手段各异罢了，而对于帕斯卡尔而言，上帝才是幸福的源泉，其他一切皆是感性、虚妄的，因而人获得永恒幸福与安宁的唯一可靠途径就是对上帝信仰，以上帝为最终归宿。他认为，第一种人已经有了信仰，是有理智而且幸福的；第二种人虽然不幸，但他有理智，最终能够找到心中的上帝，获得幸福，需要做的只是向他指明道路；最悲惨也最困难的是第三种人（包括怀疑论者），需要极力劝说并给与他一种可靠的允诺，才能将其引向信仰之路。在帕斯卡尔看来，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位“隐匿的上帝”，是“缺席与临在”的矛盾体。她一方面向世人微微透露自己存在的信号，以免使人堕入绝望之中；另一方面又隐匿自身，使得只有虔信者才能追寻得到。而感受上帝的是人心而非理智。对此，帕斯卡尔所采取的办法是一种似乎极为冒险的概率计算：上帝之赌

帕斯卡尔认为，理性有其固有的局限，即在事涉终极关切的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上帝是无限的，因而我们无法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与否，也不能认识其本性。然而，我们对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上帝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两种假设非此即彼。而我们对此可能面临三种选择:或者肯定上帝的存在;或者否定上帝的存在;或者采取如怀疑论者所主张的宗教冷漠或不动心的态度．不过无论那一种选择似乎都带有一种冒险性的赌博色彩，帕斯卡尔说,人来到世间就好比上了一条船,你唯一能够做的也必需要做的就是选择站在哪一端,因此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赌博游戏．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当认真的考虑其中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以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抉择．帕斯卡尔由此分析到,在这场博弈游戏中，我们无论选哪一方都必须承担的风险就是可能失去真理和善，即理智和意志，而风险总是伴随着收益，我们有可能获得酬报就是对错误的避免与不幸的终结。这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有神论是正确的，即上帝存在，假如我们打赌上帝存在就会获得对上帝的真理性认识及上帝给我们允诺的永生这双重的无限酬报，反之，持反对立场和冷漠态度相应地就遭受同样巨大的损失；另一种情况是有神论是错误的，即上帝不存在，假如此时我们还是肯定上帝存在，遭受的损失仅仅是对上帝存在这一事实本身的正确认识，不过我们因为信仰上帝而按照经典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就会使我们变得忠信、乐善、感恩、谦逊等，从而获得幸福与快乐的满足。那么比起所失去的还是值得的。这样分析后，帕斯卡尔就发现原本存在于游戏中的冒险色彩似乎消失了，一切的都变得具有完全的确定性了，即无论有神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打赌上帝存在，付出的总是有限，而可能获得酬报确是无限的，帕斯卡尔是那样的高兴“在这道路上每迈出一步，都看到你的赢获是那么的确定，而你赌出的又是那么的不足道，以至于你最终将认识到你是为着一桩确定的东西而赌的，而你并没为他付出任何东西”，他最后自信地激励人们“不必迟疑，去打赌上帝存在吧”。帕斯卡尔相信，人可以通过上帝找到拯救自我之路，信仰上帝可以让我们领受神恩，感受圣洁与光荣，并由此摆脱心中的欲念与情感控制。

这样帕斯卡尔试图通过一种独特的方法来证明信仰上帝总是对人有利，从而把不信者都引向信仰之路，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所存在的问题是难以发现真正的虔信者，这也是帕氏遭到很多基督教神学家谴责的原因之一。尽管打赌论证的前提、结论都存在诸多问题，但值得肯定的是他首次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角度思考上帝的存在问题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开创性贡献。 

四、帕斯卡尔人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苏格拉底关于“人是什么”的回答——人是能够理性地提出问题并给以理性回答的理性存在——确立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人的传统。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宗教成为整个欧洲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人言必称“上帝”，尽管这并没有抹杀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相反，它更使这种内在探寻不再以一种纯粹的理论思辩问题的面貌存在，而是被宣称为人的“基本职责”，在各种宗教生活的一切较高级的形式中，认识自我被看作是一种绝对命令，一个最高的道德和宗教法则。不过希腊哲学家们所宣扬的理性人此时已经演变为教士们所信奉的宗教人，理性被神性征服并成为其婢女。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对上帝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原理“我思故我在”将上帝打入冷宫，西方哲学的理性思辨传统开始复苏，并逐渐取得统治地位。此时的哲学家们也更多的从理性的角度孜孜以追寻“人是什么”、“我从何来而又归向何处”、“我应当做些什么而又能够做些什么” ……等诸如此类与自我关系密切的疑问的尽可能完美的解答，并以此作为构建自己整个学说体系的始点与归宿。毋庸置疑，在这个上帝逐渐隐退、理性开始取得独尊地位的转折时期，帕斯卡尔人学思想（尽管没有形成一种完整而有体系的思想，不过这本就是帕氏的风格——自由、无所拘束）为人的问题的阐释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新的光彩，并且对现代西方人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把理性的作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尽量从非理性角度来阐述人的本质及现实处境始终是帕斯卡尔坚定不移的立场，也就是说，帕斯卡尔主张的是有限理性。然而，从笛卡尔开始，理性就逐渐由一种方法和手段转变为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理性的地位与权力与日俱增，理性不仅使神的光彩相形见绌，迫使其不得不退居幕后，而且还凌驾于本是作为其主体而存在的人之上。到黑格尔时，理性被无限地夸大，最终成为宇宙绝对的、独立自存的本原。而现实具体的人则屈居为“理性的一个环节，绝对精神的一种展现”，变成了“从属于两理性的东西”。理性从而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包括人的心灵。但随着科学理性自身的发展，人们开始发现哲学家们所界定的绝对理性人在很多地方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社会的人的生存状态，理性从而把自身逐步推向难以自拔的危机。各个流派的思想家们也开始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探究对象是外在的事物，一旦涉及到人的内心关切时，它应理智地让位于非理性因素。于是，帕斯卡尔的有限理性被发展成为强大的反理性主义思潮，人们试图以此来扭转传统哲学的脱轨。

首先举起反理性主义旗帜的当属德国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叔本华把人和世界的本原归为一种非理性意志，即“生存意志或欲求”。他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生存意志所推动的，人们甚至为了生存尔虞我诈、不择手段。因而人的本性都是自私残暴的，整个世界都被各种欲望充斥着。人们的痛苦和悲惨就源于欲望的无法满足以及欲望满足后所伴随的空虚与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叔本华据此指出，宗教性的伦理生活是必要的，因为宗教能使人舍弃欲求，进而否定生存意志，最终得以从痛苦中得到解脱而获得幸福。尼采进一步把叔本华的生存意志改造为一种强力意志，大胆地向世人宣告：“上帝死了”，要求重估一切价值，而评估的唯一尺度就是强力意志。在尼采看来，人的本质不仅仅是单纯的生存欲求，而是强烈的权力或强力欲望。人人都希望把自身的强力意志发展到极致，从而成为万物的尺度。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强力意志的强弱程度因时、因地而异。因而，评判事物的标准就时常发生变更，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和现实生活永远处于经常性的动荡与不安中，人人自危。为了改变人类的现实处境，就必须寻求一个永恒的绝对尺度。尼采认为基督教的上帝和传统哲学的绝对理念显然已经走到了末路，于是他就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超人”，试图用一种理想人格的力量来挽救人类的退化与堕落。

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也开始对理性人发难，他们主张存在先于本质，也即“非理性的具体生存先于一般的理性本质”。在他们看来，人在现实中处于无限的恐怖、烦恼、忧郁和绝望的状态，或者用克尔恺郭尔的术语称为“孤独的个体”。孤独个人在无法摆脱这些矛盾时，就必然会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从而把希望诉诸于信仰，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走向上帝。在我看来，存在主义者的这种罪恶意识就会导致上帝信仰的观点是有失稳妥的，而且，他们的信仰也带有强烈的自发性和偶然性。

我们不难发现，在以非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西方人学的各个流派中都能在帕斯卡尔那里找到共同的源头。他们都反对理性在有关人的终极关怀方面的干预作用，希望并积极地从非理性的角度来研究人、人的本质及现实处境。因为各自的立场和时代背景不同，因而他们对人生痛苦境况的根源阐释也不一样，由此导致解脱手段也各不相同，或者转向上帝，或者寄望于“超人”。这或许正是帕斯卡尔人学思想的价值所在，这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格鲁秀斯就所说的，帕斯卡尔的目的“不是为了确立一个系统而科学的评估体系，而是为了激发一场人类学危机，是为了显明这样一种处境：人类对自身而言都是一个谜”。从而促使思想家们的目光更多地转向理性鞭长莫及的领域——人的内心深处，从非理性角度来探讨人的存在，最终找到新的生活，塑造新的自我。应当注意的是，现代非理性主义者把非理性因素发展到一种极端，成为万物的本原，完全把理性弃置一旁，这显然是不对的，也不是帕斯卡尔所主张的。

帕斯卡尔的人学思想的功绩是卓著的，但它的卓著地位并非在于给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确定的答案，相反却是提出了更多的关于人的疑问，旨在激起现代人的危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