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美: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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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源流考中的史识问题

　　一

　　在讨论哪一次大迁徙可以列入客家先民最早的且作为群体的大迁徙之前，我们须首先解决这么一个问题，这就是，何以为民系、族群乃至民族？形成一个民系或族群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而这些先决条件又是怎么产生幷且影响至深的？

　　换一句时兴的话来说，一个民系或族群的凝聚力是什么？而这一凝聚力又是怎么产生的？它决定了一个民系或族群怎样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是血缘的、宗法的关系，是共同拥有的历史？是地理的、物质的因素，是综合的社会关系？是统一的理念、追求，习俗与共性 ，也就是共同的意愿以及一致认可并自觉服从的价值观——主要是精神的因素？……

　　这样的追问还可以很多——学术上严谨的态度，当是一问到底，以释所有的疑惑。

　　而对于客家民系而言，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有很多。一般而言，人们都相当以同血缘关系（如客家人中流传的小脚趾重甲的共同特征），语言（客方言，有的专家还严格论证了须以客方言来界定这个民系）以所在区域（以闽粤赣三省毗连地为客家大本营）决定了客家这么个民系，这固然不错，但这三大因素显然有重大的缺陷，无以区别以地域、方言命名的其他民系——如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福佬人），至于重甲，只是作为汉人这么一个大系统的标识（客家人以此强调自己是古汉民族的成员）。

　　而这一切，都是指向的过去。

　　我们强调民系或民族的凝聚力，总是指向其之过去，对于过去优秀的历史传统，已有的辉煌业绩，这一切所带来的光荣与自豪，也就是对丰富多彩的记忆遗产的共同占有——自然，也包括有屈辱，如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的羞耻。传统教育在这样的意义上是永远必要的。

　　但是，光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就足以凝聚住一个民族与民系，乃至国家么？

　　拿破仑是科西嘉人，他出生前，科西嘉并非法国的领土，也就是说，他并无法国人的祖先，无法国人的历史荣耀可享，法国人可以把这位科西嘉人“另列”，但他却成为法国的骄傲？对于前苏联来说，格鲁吉亚的斯大林、乌克兰的赫鲁晓夫，都是少数民族，今天，对于俄罗斯而言，更成了外国人，而戈尔巴乔夫呢？为什么前苏联会在他手中分崩离析，是因为当时的苏联人不曾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么？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有很多！

　　问题恰恰出在：戈尔巴乔夫未能给当时的苏联人一个可信的、值得去奋斗的……共同的未来！

　　他所缺的凝聚力，恰恰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与今天相衔接的未来。

　　也就是说，更具凝聚力的，恰恰在当下，对未来的自信。而对未来的自信则是现实中扎根的，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则在于共同生活、共同奋斗的意愿，对保持统一意志的持续诉求，一个现实但又可行的、伟大的目标，这才是最大的凝聚力，为此，人们纔可能为之付出牺牲、克勤克俭，乃至献出生命。

　　任何一个民族、民系、并不是与史俱来的，有的很早就形成了、有的却相对较迟，不能说他们形成前便有丰富的历史而产生了凝聚力，相反，正是一个可信的未来才让一个民族走在一起。当人们说为民族而战时，如果说这个民族仅有过去与现在，又怎么能号召其成员去保卫它，让它不至于被伤害乃至被消灭呢？要保卫的，恰巧正是它的未来。

　　当然，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否认过去，否定历史。过去或历史，传统与回忆，毋庸置疑，是这一凝聚力的组成部分乃至强化因素——正如我们不忘近代历史上半殖民地的耻辱，为的是今日的自强以及明天的富强繁荣。

　　正因为客家人是汉族中稍后形成的民系，所以，我们须强调的正是——历次大迁徙的根本的文化动因，为什么有的人留下了，而他们却非走不可……也就是说，我们当换一个角度，去重新探讨客家民系之所以形成所凭藉的凝聚力，而不是一味地把大迁徙的历史往前推，直至推到夏、商、周那么遥远的时代（有人称，“客家”即“夏”家，也有人说，客家是被北方来的周人压迫到南方殷商后裔，更有人说，客家承传的是周代的传统……）。

　　我们所探讨的，正是客家人每次迁徙中的“未来的指向”，以及客家人身上“文化记忆的历史定格”（这是我用在《客家圣典》中的定语），从而去确认哪次是最早的，并带有那一次“文代记忆”，尤其是所形成的价值观——文化，本就是价值观的表现，成为他们大迁徙中的动力。

　　二

　　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提示性的开篇，尚须严谨的学术上的论证。

　　当我们说一个民系的凝聚力在于未来的指向时，实际上是在追寻这一未来指向是怎么来的，它怎么会成为整个群体一致的指向，幷且能在历史的演变中坚持了下来？

　　这一未来指向，当然是群体的意愿。而意愿的产生，则有历史的动因以及现实的情状所需——这么归结下来的话，则意味着，唯有巨大的历史变动，特别是大的灾难，方可促使这一群体共同意愿的产生，这历史动因自然是这个群体过去视为荣耀的、珍贵的记忆，而现实情状则是所面临的巨大的灾难——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的。

　　而面对灾难所作的选择，自然是共同的意愿决定下来的。大迁徙决不是盲目的、它首要的选择当然是趋利避害，第一是生存，而后便是对历史记忆的维系，保存既往的传统、精神因素，归根结底，是业已形成的价值观。换句话来说，意愿，或者未来指向，则是在一定的价值观下形成的；反过来，意愿、或者未来指向，则是为了这一价值观的实现，二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意愿便是价值的选择。

　　当晋代大量侨置郡县于江南一带时，无疑正是把原来在中原的社会构想或民族构想移植到南方来，这是一种意愿的表现，这种意愿，则与中原仕族的生存价值准则之间，有着完全的一致，这才有召唤力，这才有凝聚力。应该说，这种“侨置”或“客居”，视他乡为故乡的理念，是当时形成的，幷且在后来的历史中一脉贯穿下来了——毕竟，直至近代，大都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是武力南下，把中原人压迫、压缩到了南方，而周王新“安土重迁”的理念，只能保存在留在原地的人们，对早已抛离故土者不再起作用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侨置”或“客居”措施对人的理念产生的重要作用，由客居，到客户、到客人，及至反客为主，成了客家，无论某些食古不化者如何不承认这几个“客”之间有必然联系，但从思想史的角度，从观念淡化的角度来看，这却又是在所必然的——最可靠的，反而是思想理念的历史，因为那已经不可伪造、篡改了。

　　而重大的历史灾难，则是让举行大迁徙的群体产生共同的意愿的主要因素。很难说，某些单个的局部的战争或者天灾，会让整个群体产生共同意愿，从而形成一个有共同理念与特征的民族、民系或族群——这毕竟是大规模的集成。所以，历史上大的族系的形成，总是有巨大的历史背景，只是我们的文明史太悠久了，我们对一个民族的文明赖以产生的基本原因总是有某些模糊，但是，这个民族所显示出的总体风貌却在历史沧桑中凸现出来，并通过与其他族系的比较，其所呈现的差异，让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或领悟出其精神追求及价值准则。这里不妨以犹太人为例，他们是世界的商人，但又同时是学者、教士与文化人。同样，客家人与同在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相比，他们的重义轻利的传统特征便很是突出，而敢作敢为的开拓精神也让人感佩。而这，与客家人所面临过的众多历史灾难则不无关系。毕竟，同样，在历史大变动中广府人早在汉代已形成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则余下广州是平安的，有出土文物为证：“永嘉世，天下乱，余广州，安且康。”而作为“八姓入闽”而形成的福佬（含潮汕）民系，也上千年相当稳定地居住在福建，比客家人要安居得多。也正因为这样，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在南方，客家人的历史表现也就突出得多、甚至卓越得多。他们在逆境中的表现，每每比在安定的环境中要出色得多。

　　民系的差异就这么出来的。

　　民系的价值准则的对比就这么显现的。

　　这也是历史的结晶，但更说明其未来的指向——如果我们把“现在”置于晋代、唐末，尤其是宋末之际。

　　三

　　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在于历史与人类的意愿或构想的一致。当然，历史的逻辑并不完全等于人类某些设计者内心的逻辑。不过，历史与意愿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人类，尤其是族系的意愿总是服从于历史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历史的进程。

　　可以说，意愿，或者构想，是历史必然的产物，族群或民系只能选择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文明及社会环境所提供的可能的构想。反过来，历史亦是意愿或构想的产物而不是别的什么，二者同样是相互作用的。当我们说现实的意愿或构想源于过去的历史，那么，未来的历史则源于今天的现实构想与意愿。客家这个民系之所以今天是这个样的，当与过去的构想所分不开——似乎历史早已作出了“规定”：既不同于广府人，也不同于福佬。当我们回首一部客家史时，尤其是如文天祥、袁崇焕、洪秀全、黄遵宪的历史业绩时，那种万难不屈、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正气，不正逥荡在今天这一个族群之中么？而这种业绩，正气，在这个族群中理所当然地具有一种永恒的示范作用及价值标准。

　　当我们称客家是个“形而上”的民系，也就是我们更重视这个民系的精神上的因素，也就是这个民系共同的意愿或构想所催生的一部……英雄史——他不似犹太人，是商人的民族，而是英雄与平民互为补充的一个民系，其之理念便建立在我们共知的客家人有别于其他民系的特点之上。

　　很显然，客家人与犹太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虽然同为大迁徙的族群，由于其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所以，即便有相同的命运也就有了不同的意愿。我们不可能为所谓“适应”商品大潮或市场经济，也要客家人变成一个商人的族群，东方有东方的传统，纵使在现代化上早走一步的日本、韩国，也有与西方迥异的价值观。例如，在南韩，人们就把“见利思义”四个字刻成石碑，成为他们的座右铭，在“利”的冲击下，仍恪守“义”的古训，这是颇值得我们深思的。无端地指责客家人商品意识、市场意识欠缺，未必就是公允的。客家人只能是客家人，已有的评价不仅确认了过去，也同样在塑造未来。

　　关于文明，有一个定义，不管准确与否，完整与否，倒是值得思考的，那便是说，文明，是一种价值观或思维方式。客家作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自然在总体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是相当的一致的，当然，它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也是人所公认的，二者亦有互动的作用。那么，作为客家人的价值观，当是历史的延续的，又可以在一片不毛之地，开拓出田园、港口、城镇来——“客人开埠”一说正是这么来的。如果是墨守成规、安于宿命，把价值观定位在这上面，也就没有了客家人的业绩，甚至没有了客家人。

　　思维方式的改变，当可从广东改革开放中看到，在这之前，是全国最落后的省份之一，由此不难想象明、清二朝造成沿海的经济重创、民生凋敝；可一旦开禁、开放，这里便风生水起，“无”中生有、平地致富了，智慧与财富一同见风日长。人还是一样的人，一旦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便会创造出人间奇迹来——自然，这与广东人（也包括客家人，其占广东人口的1/4—1/3）的历史底气是分不开的，而这历史底气——如2000年海上丝路、近代的三大革命运动，则成为了现实构想，并推动了历史的加速前行。

　　这种可见的功利价值——不独是财富，包括传统的光宗耀祖、留芳百世、或者功名之类，其促成的努力与发愤，无疑是有相当大的凝聚力的，令整个族群亦步亦趋。但即便是在同一情状下，客家人与相邻的广府人、潮汕人还是有差异的，包括价值观在内。他们的评价方式决不仅仅立是于“利”，而会，或者说，仍要意识到“义”的存在。“不义之财”是不可取的，所以，人家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却做不出来，乍一看，他们又保守得多，不敢冒险，但这分明与其价值观、思维方式或历史意愿所分不开的，并不能证明他们缺乏开拓精神，不敢做敢当。我们可以称潮汕人是一个商业或商人的民系，其整体价值系统是贯穿商人利益的——这也可以从温州人（虽然他们不是潮汕人）的口头禅上看出来：“打来兮，笃来兮，赔本的生意勿来兮。”但我们却不以这么去评价客家人，他们倒是“打也行，骂也行，扔下书不读万万不行”。大致可以相称。

　　四

　　以上，我们从学理的角度上，试图解答出一个民系或一个族群的凝聚力是什么，它对形成这么一个族系，又起到何等作用……等等这样的问题。

　　我想，大致可以归结出若干可作依据的条件来。

　　无疑，共同的意愿，也可能说是共同的未来构想，使之形成的并令整个群体认可且服从的价值观，以及这一价值观与其他群体呈示出的差异，也就是说，这种精神上的因素，才是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凝聚力所在，它当超于血缘的、宗法的、以及地理的、物质上的诸多因素之上，成为决定性的一环。

　　而这种未来的构想，当是与历史相一致的。如前所述，假如我们把“现在”置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未来也就成为了历史，所以，今天对客家人的评价，事实上也决定了这个民系的未来风貌。而且，在更高一个层次上，评价即创造。正是过去的历史评价，创造了今天的客家人，其实，如“不辱没先人”等观念，不也就是对今人的重塑么？

　　当然，上述所说的，无论是意愿、构想，都是“形而上”的，是作为精神的因素，但其之延伸发展，则会落到了实处，诸如功利、行为上面，这也就让评价方式趋于具体——具体的族系的风貌、品格及价值取向，尤其是与其他参照系统呈示的差异，各自不同的人生准则、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上。

　　不过，只是这几点的归结，还是远不够的，我们分明还可以延伸出更新的、更实际的参照标准来。并以此重新界定一个族系的发生与形成的条件、原因及……可能。

　　一般来说，形成民族，均需要几大因素——这都是老一辈治学者提出来并加以详细论证过的。这几大因素是：

　　一、共同的生活地域；

　　二、共同的经济成分；

　　三、共同的语言；

　　四、共同的心理素质。

　　这是民族形成的因素，用在民系、族群上，大致也是相符，但未必周全。尤其是对于一个在流徙中的民系而言，某些条件就不一定成立了，而且也“硬性”了点。

　　这里，从上述的理论总结，我们另外引伸出若干因素来——其中，有与之相吻合或重造的，但也有不尽一致的，当更严谨一些。

　　五

　　第一条，当有一个宏观的视野，对民系形成的历史大背景须有“整体观”。

　　这也是前边所揭示的，一般来说，务必是历史大变动之中，方可以酝酿、催生一个民族或民系，也就是说，促使相当大规模的群体产生共同的意愿、共同的理念——如客家人一次又一次的大迁徙。而任何历史的大变动，都有着深刻的背景，自然地理上的大冰川期、小冰川期，由此而带来的自然灾害；或者人类社会矛盾的尖鋭化，战争、动乱……这些，在人类文化的历史演变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只有弄清这样的大背景，有个整体观，方可以真正把握住民系发生的根本动因。这是对民系形成前史的整体把握，对其“过去时”的宏观瞭解。

　　因此，局部的、个别的、小的“变局”，是否是以构成一个民系形成的前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也就是否定的，因为这不足以促进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群体产生共同的意愿、理念，作出无可避免的选择。纵观历史，任何民族或民系的“创世纪”神话，都是与当时巨大的历史变动乃至惨祸所分不开的，不可能在波澜不惊的岁月，或者寻常的社会生活中发生或裂变出新的成分来。其实，这与自然科学中的原理也是相通的。人类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实体，也就难免这一“物质”的属性。

　　所以，客家形成的前史，当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动中去寻找，而不应无限推前或拘泥于某些小的变化。

　　第二条，当从今天的民系或族群的心理积淀、整体风貌上回溯并确定其形成时期——换句话来说，今天的一切，正是那个时期的“未来的指向”。

　　《客家圣典》中，实质上已经确定了这么一个依据或原则，尽管是用文学家语言写的：

　　一个民族与民系的秉性，总是与某个时代密切相连，同样，也与某个地域不可相分。那个时代，竟在骤然之间浇铸了这个民系的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的性感色彩、价值取向、道德风貌，其气质、品格，一切的一切，……作为上苍赐予的“最初的家园”，也就似以照片一样定格储存在整个民系的记忆之中，不仅不会淡化，而且会日益鲜明起来……

　　客家人就是这么给“定格”的。

　　无疑，中原的自然环境，是雄伟、壮丽的，但南方却秀逸、纤丽、可为何客家人的建筑，在秀逸、纤丽的南方，会独出一格，会那么大气、壮观呢？同样，汉唐的气象，是阔大而豪迈，不似宋明的局势，清隐且文弱，崛起在宋之后的客家人，分明有的是汉唐遗风，慷慨悲歌、豪迈壮烈……

　　因此，文化记忆的历史定格，与一部思想史一样，有更多的牢靠与可信的成分。当然，这在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诸方面，还需要有更多、更详尽的论证。但确认这一条，我以为，这比“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要更强有力得多，而这又可以说是对其“现在时”的深入“发掘”。

　　第三，当在比较、鉴别中，凸显一个民系或族群的历史性存在。

　　这里说的是“历史性存在”，也就是卷入了历史之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一样。而在原始蛮荒的岁月中，人、乃至部落，都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存在”，直到近代，仍有远离人类社会的某些部落自生自灭。因此，没有比较与鉴别，尤其是互动之中，便很难证实一个民系的发生、形成，乃至于存在。所以，任何一个民系的发生，都有一个蛰伏、酝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漫长，也可能短暂，但没有一定的时机予以激活，也许还会蛰伏下去。

　　而比较、鉴别，不仅可凸显其存在，更呈现其之动态——生命力的展示。的确，在客家人最多的一个省份广东，如果没有广府人、潮汕人相互区别而又相互映衬，是很难凸出客家人的本色、品格与风貌来的，当然，在其他省也一样，只是没广东这么突出而已。所以，族群的冲突与交融，也就有了新的意义：不仅是存在的证明，磨砺的证明，也更有其成长、自塑的需要。虽然这三大民系同样都是很有特色，而且相当出色，但没有三者的互动，广东的发展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台湾也一样，台湾近年来的客语运动，作为“弱势族群”的崛起，对历史与文化的推动作用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因此，比较，比较中显示的差异，同样是一个民系形成的重要因素，这是一种动态的展示，当纳入民系形成的几大条件与判别依据之中。

　　第四，在强调所有族系发生、形成的共同因素之际，尤其不可忽略各个族系的特殊性。作为“这一个”的特殊性，恰巧会正是其脱颖而出的重要一环，否则，它就没必要独立存在，形成这么个群体了。

　　广东是中国最大的移民省，三大民系都自称为移民的族群，尤其是向海外移民，可以说是不分彼此的。但如果都说是来自中原的移民，则又大相径庭了。广府人无论说是汉代广信时期还是宋代珠玑巷时期由中原移民迁居到西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都是一次到位的，而且已习惯以“粤人”自称，即以地域作为民系的命名。同样，潮汕人也是如此，不仅有地域作命名（称为“福佬”也是如此），而且当年南迁，即晋代“八姓入闽”，同样是一次到位的。因此，他们与南越、闽越土著的融合，要早得多，也大得多，所以，这两大民系，心理上的移民情结，相比之下要比客家人小得多，甚至不惜以土著自称，也不一定自称为“汉人”（如黄节的“粤人、汉人”之分）。但客家人则不同，他们是几经辗转，历经千年，才最终形成并有了自己移民的“大本营”，但即便有了这么个“大本营”，也未能终止在南方更进一步的迁移、散发，其漂泊感要强烈得多，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地域的命名，永远是“客”。而他们的汉民族意识、也较其他民系强烈得多，尽管在迁徙中不可避免地融合了畲族等南方土著民族，可作为汉文化意识，反而日益强化了起来。

　　所以，作为一个大迁徙的民系，即便在移民这一共同形态上，客家也与同是移民的族群有着很大的不同，别说与非移民的族群的差异了。同是移民，人家都已安定一两千年了，可他们却仍旧躁动不安，无以守成，具体到个人，“不顾家”并早早上外边“闯世界”的客家男人，同广府人、潮汕人也有着显着的区别。

　　而客家人的文化自尊，同样也强于与之相邻的其他民系。那种“以郡望自矜”的表现，在客家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恐怕与他们大迁徙中历尽的苦难，以及所面对的生存环境之严峻是密切相关，没有这一文化自尊，无以维系这样一支万里长旋、而又散居在南方上十个省份以及世界数十个国家的民系。

　　因此，强调“这一个”的特殊性，当是评价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上边三条可以作一般的评价标准，不一定全作为参照，有两条则可，但这一条则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客家人这样独特的民系。

　　客家之所以成为中国民族、中国文化之谜，具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因为它的独特性以及近代巨大的历史影响，这并不是什么“误会”，而是历史地形成的。破译它，当可以为中国的文化史，乃至文明的模式，提供不少新鲜的、科学的东西。上边提出的四条，并非标新立异、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使之科学化、理论化，的确，过去关于客家的研究，太拘泥于实证与经验，很难跳出来，从而未能拓展研究的视野，以至为支节问题争论不休，反而忽略或淡化了重大的命题。

　　

　　（作者：谭元亨，是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