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执事音乐剧音乐:点评当代中国十大思潮

点评当代中国十大思潮  

        当代中国思想理论观点浩如烟海，如何找出有价值和有代表性的观点？我遵循如下标准：一是学界和舆论界关于2011年以来的一系列热点大事件的代表性观点；二是反映典型社会现象背后规律性特点的观点；三是反映重大改革创新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思想认知精粹的观点；四是能启迪人们更好理解当前社会复杂现象，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

        这100个观点大致沿用以往的分类方法，包括：十大政治类观点、十大经济类观点、十大社会类观点、十大文化类观点、十大争议观点、十大微博观点、十大前瞻观点、十大领导干部观念以及海外看中国十大观点。

        当代中国十大思潮之政治类十大观点

        1 .   不能迷信改革

        苏联的改革最主要的是它的浪漫主义，它在不清楚原有体制是如何造成了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下，就想去改革这种状况，那是不可能的。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理性，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改革也要循序渐进，要让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逐渐去消除问题，而不是通过改革直接消除问题。我们不能迷信改革，不能迷信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一切，不在于制度要不要变革，不在于改革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谈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据凤凰网，2011年12月28日

        关注理由：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同样影响了2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思想变迁。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 .   政治天平向精英政治方向太过倾斜

        任何制度安排都有其相对优势与劣势，就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他们由于民主充裕而陷入困境，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民主的经济矛盾”和“民主的公地悲剧”。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政治天平向精英政治方向太过倾斜，政府太过强势，以至于平民团队由于难以把自己的“话题”转变成政治决策的“议题”而变得火气十足。因此，如何克服全能主义困境和公权主导下的“私田”悲剧，那可能是中国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燕继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发言，2011年10月9日

        关注理由：民主是一个内生的过程，其路径不是单一的、更不是固定的，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在内的任何一种探索都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都可能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对推动世界政治民主的发展作出贡献。

        3 .   政治体制之“体”不能变也变不了

        当我们从“体”与“用”的角度分析政治体制诸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中什么可以改也必须改、什么不能改也改不了，其实是很明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人民民主，同样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当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属性，不能变也变不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人民论坛》，2011年2月下

        关注理由：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之时，不少人对政治体制的理解却各不相同乃至很不相同，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亟待达成共识。

        4 .   法治要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吴邦国委员长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讲话，一方面宣告用法治来巩固革命的成果，从而“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制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另一方面宣告用法治来遏制革命的冲动，从而宣布从清末法制改革以来以革命为导向的法律移植运动趋于终结，法律真正在本土社会关系中扎根，法治要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法学家强世功，《文化纵横》，2011年6月刊

        关注理由：中国特色法律主义体系的形成，为法治中国的宏伟大厦奠基，更是培育法治精神的崭新起点。“当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就会形成。”

        5 .   权力转移“隐性世袭”误国误民

        “因人设岗”“定制招聘”这种“隐性世袭”与大学扩招和学历贬值等同时出现，让群众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转移。从最近的“定制招聘”事件来看，获得照顾的官员子女的教育背景恐怕都“不足与外人道”也，不然也不至于劳烦父辈们煞费苦心地设计“非请莫入”的幽暗竞技场，搞得一旦曝光就惨不忍睹。这种损害政府正当性和公共治理合法性的“隐性世袭”，误国又误民，当休矣。——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戈，《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2期

        关注理由：2011年，福建屏南、江苏句容、浙江上虞、安徽黄山和湖南怀化等地先后出现为领导干部子女“因人设岗”“定制招聘”的事件，引起媒体关注和网络热议。

        6 .   尽快弥补民权政治之课

        不管你是否重视，是否感恩，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正是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和双腿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可以为思考和走路而准备着。通过纪念辛亥先烈的亡灵，缅怀他们为国为民的情操，追思他们浴血奋战的业绩，学习他们不畏内外强权的进取精神与牺牲精神。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广大读者与公民，都不要白费辛亥先驱的心血，尽快弥补民权政治之课，明确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向法治目标迈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光明日报》，2011年11月7日

        关注理由：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各界掀起了纪念热潮，但是到底纪念什么，学习什么呢？或许我们是应该先好好研究一下辛亥历史。

        7 .   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归根到底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实现和保障人民的普遍幸福。人的全部追求最终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人的最高利益实际就是人的幸福利益。因此，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继续解放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要确立幸福至上、特别是普遍幸福至上的新观念。追求普遍幸福是最实在的，也是最大的实事求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天赋的终极价值目标永远是幸福，所谓“好日子”实际就是幸福生活。金钱、权力、名望等等只是获得幸福的有限手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王占阳，《求是》2011年7月1日

        关注理由：在当前中国，“幸福”比“GDP增长”更凸显了以人为本的内涵。

        8 .   对官僚主义决不能掉以轻心

        当代中国，官僚主义仍是党和国家机关中的痼疾。官僚主义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类是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工作方式，诸如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消极怠惰、热衷开会、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另一类是不正当地谋求权力，并利用官位谋求特权利益的官僚主义，即出现官僚特权者，诸如跑官要官、行贿受贿、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对于官僚主义，决不能掉以轻心，置之不理。有必要抓紧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其列为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持续进行下去。——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许耀桐，《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

        关注理由：建党90周年之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兴亡历史周期律”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反对官僚主义、消除滋生官僚阶层的温床，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本色的极其重要的方面。

        9 .   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属于自己的那张选票

        如今我们经常看到网民抱怨政府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但只是抱怨或批评显然是没有用的，怨天尤人的心态也不可取。其实宪法还是把权利给了我们，是我们自己没有足够重视属于自己的那张选票;对于今天这种状态，我们不能全怪别人，还应该问问自己对改变现状究竟做过什么。可别再说“我一介小民能做什么”，至少你可以在这次选举中认真对待那张选票。别指望选举那天搭别人的便车，自己躲在家里;你的一张票确实不能改变现实，但是如果所有人都那样想、什么都不做，就永远不可能改变现实。——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南方网，2011年5月14日

        关注理由：“珍惜民主权利，投好庄严一票”的标语，2011年显得格外醒目。

        10 .   党内批评的习惯性壁垒太多了

        一些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对党内批评的认识陷入了误区。他们错误地认为，党内批评多了，不利于党的稳定和团结、不利于党的形象和大局、不利于党内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甚至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攻击党的口实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他们就有意无意地限制、控制党内批评。这些批评的禁区，虽然绝大多数都没有具体的党内文件规定，但在现实的党内生活中却早已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壁垒。若谁要去触碰这种壁垒，那么一定是“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禁区如此之多，党员开展党内批评的空间自然就很狭窄了，党员开展党内批评的权利难以得到真实有效的保障，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学习时报》，2011年8月8日

        关注理由：当前，在正式的党的组织生活中(包括党的各种会议、党的组织活动、党报党刊、党的网络、党内学习培训、党内通信、党员向党组织及党的领导人汇报及反映等党内生活形态)，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

        当代中国十大思潮之经济类十大观点

        1 .   不改革国有经济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的必要性主要缘于以下两方面：第一，不改革国有经济，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升。第二，双重体制并存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使腐败蔓延的趋势难以扼制。

        国有企业的逆势扩张和地位加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究竟是祸还是福，并不能由它们获得的短期盈利多少来评判，而要从它对于市场制度完善和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来判断。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 经济参考报 》，2011年9月26日

        关注理由：不完成推进国有经济改革这一任务，就无法在中国建立起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制度和实现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

        2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

        不能以GDP等同于经济建设进而否定后者的中心地位。高度重视质量、安全，防范事故，决不应因噎废食，忽视发展这个硬道理。可持续的民生改善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建设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经济增效、社会发展、转变方式、改善民生，都需要并呼唤着改革，而改革最终还是为了促发展、惠民生。党中央在大政方针层面，业已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之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升华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9月27日

        关注理由：2011年，围绕是否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讨论热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不动摇，有利于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加快科学发展。

        3 .   征地制度改革将成中国下个增长极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无可置疑的增长潜力所在，但是真要把潜力挖出来，我们的体制、政策、观念、操作都要发生很大的改革。因为已有的现成的土地征地为中心的制度，如果不改革，城市化潜力是不能顺顺当当释放出来。十三届三十全会大体划了改革的路数出来，将来土地分两块，商业运用是一块制度，那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而且是要让国有土地进市场，集体土地也可以进市场，至于工业用途、国防的用途、救灾的用途，涉及到全国人民利益的用途，还要保留征地制度，但是那个征地要给予合理的补偿。

        以确权为基础的征地制度改革，将带动资产的流动、集聚、资本升值，让城乡人民分享，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下一波强有力的增长。我们把这个定义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极。——经济学家周其仁，长沙“晨报会讲堂”演讲，2011年12月29日

        关注理由：农民进城可能永远不回农村了，那他原来拥有的土地和房屋权利就得有一套相应的权利体系来保证它的流转。

        4 .   真正的消费不是刺激出来的

        我们用扩大内需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开放国内市场，因为扩大内需，经常会倒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而中国经济真正发展需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靠企业家精神，这个企业家精神是政府给不了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给不了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在夏季达沃斯年会论坛上的发言，2011年9月15日

        关注理由：扩大内需是当前的重点课题之一，如何解决，需要深入研究。

        5 .   道德力量的作用是法律替代不了的

        道德力量调节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的第三种调节。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道德力量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也是法律所替代不了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北京日报》，2011年7月4日

        关注理由：道德滑坡成为2011年热议的焦点。人类的社会交往离不开道德，市场经济同样如此，借用温家宝总理的话，不仅房地产商要流着道德的血液，市场经济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6 .   自由市场模式面临结构性危机

        不管这个模式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一种模式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没有一种模式能够永远有效。任何一种模式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原来的好处就会越来越少，坏处越来越多。而在进入困局的时候，如果这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结构，使发展模式能很快得到调整，那么问题解决得就快，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法律结构即使把脑袋撞破以后也不让你改，事情就麻烦了。假若金融危机还要持续下去，那么这种激进的劳工运动就会越来越多。假若西方主要经济体在未来的两年内，复苏得比较快，这些运动就会失去动力。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相当大的弹性，这些抗议声势巨大，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在看这些乱象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政府会积极保护这些示威者，促进示威游行健康地发展。——学者丁学良，《时代周报》，2011年11月18日

        关注理由：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及“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使新自由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7 .   劳动力优势不可继续维持

        据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一小时薪酬的3%；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劳动力数量大。但是到今天，这个优势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势必变成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动力成本长久低廉的结果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据《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

        关注理由：如何让千千万万的勤劳的中国人走向共同富裕，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难题。

        8 .   高利贷堰塞湖堵不如疏

        中国的高利贷是影响金融稳定的可怕“堰塞湖”。堵不如疏。中国的民间金融从来没有因为围追堵截而消失，相反，却能在野蛮生长中无序壮大。善用民间金融，首先要把民间金融纳入监管体系，而后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发展，放开利率上下限区间，使小型金融机构获得合理的利润。民间金融兴，则中小企业兴；民间金融衰，则中小企业衰。一旦民间金融崩溃，中小企业将遭遇一场浩劫。——财经评论人叶檀，《北京晨报》，2011年9月19日

        关注理由：温州老板“跑路潮”事件让民间高利贷问题暴露出来，引发社会关注。正视民间高利贷问题，规范民间投资渠道，是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9 .   中国机会之窗很快就会闭合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当中取得的进步是东亚增长模式一次成功的变异。该模式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遗留的条件下发端，如今已经耗尽其潜力。因此，中国的发展也到了关键的时刻：如果中国不能及时解决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的增长将不可持续。任何结构性的调整都会伴有阵痛。但是，拖得愈久，痛的愈深。中国今天的经济地位为自己提供了机会之窗。但是窗户很快会闭合，因为特定的改革政策获益者正在发展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可不愿意丧失已经获得的益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中国日报》，12月23日

        关注理由：加快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型，仍是2011年中国公众的最大期待之一。

        10 .   发展中国家即将迎来工业化黄金时代

        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说过：“目前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如果这是事实，那接下来最有可能是工业化的新黄金时代。发展中国家即将到来的工业化黄金时代，将有助于发达国家创造就业岗位并促进经济复苏。这一新时代有两方面好处：一方面，它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将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计划；另一方面，还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对于所有人而言的黄金时代。——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林毅夫，《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2月30日 

        关注理由：发展中国家能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引领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和债务危机，是2011年的热议话题之一。

        当代中国十大思潮之社会类十大观点

        1 .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我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这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建立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最主要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南方日报》，2011年4月18日

        关注理由：权力的蛮横霸道、腐败成为潜规则被社会默认，强势利益集团为掠夺利益肆无忌惮，这些社会乱象相互关联，互为推动。如果要进行社会变革，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是应该三管齐下。

        2 .   防止制度障碍型的边缘化

        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出现了一部分人被“边缘化”的现象。边缘化往往以骤变的形式发生，造成了一些人的生活困难，财富分配的巨大反差也导致很多人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和谐的社会必须有良好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对弱势者、对下降流动者提供社会保护，要防止再度边缘化的发生，更要防止制度障碍型的边缘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关注理由：“边缘化”近来已经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观察发现，很多公共事件负面效应的放大正是因为它成为了弱势的、被边缘化的群体释放集体性怨恨心理的出口。

        3 .   社会没有“共识”很可怕

        从长远来说，中国发展需要做什么，没有共识；从短期来讲，经济政策要做什么，没有共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主流社会意识，没有共识。我们就处于现在这样一种可怕的状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19日

    关注理由：多元的思想，让共识难以达成，增添了分歧；多变的观念，使方位难以辨析，滋长了迷茫。在日益活跃纷繁的思想领域，如何寻找并确认13亿人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的共识，尤为迫切。

        4 .  社会现代化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民生事业、社会事业的现代化建设阶段。主要体现在先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问题。第二个阶段就是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体制现代化的阶段。现行的社会体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要推进社会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现在看来不搞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的动力就会不足。第三个阶段就是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阶段。——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研究员陆学艺，《半月谈》，2011年5月

        关注理由：国家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还必须实现社会现代化。目前，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显紧迫

        5 .   中产阶层负面情绪具有强大的传染性

        中国的中产阶层并不强大，他们还没有形成庞大而稳定的阶层，只是表现出了少年时期的中产价值观。这个阶层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推动中国逐渐进步，同时保持理性，使它缓慢但有效地转型，改变一个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当他们发现自己命运危如累卵，这个阶层表现出了沮丧、无助、愤懑和缺少安全感。由于表达能力突出，善于使用传播工具，这种情绪具有强大的传染性和破坏力。——媒体评论人潘采夫，凤凰网，2011年7月29日

        背景：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造成近40人死亡，约200人受伤。事故本身和政府处理事故出现的应对不当，引发社会对铁路建设大跃进和危机处理漠视生命的广泛声讨。

        6 .   司法要在辨别民意的同时凝聚民意

        法律必须建立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道德共识的基础上。道德共识在哪里呢？就隐藏在民意中间。因此，法学家和司法应当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舆论中看到真实的民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国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民意和今天的民意已经有所变化，而且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所以法学家和司法要在辨别民意的同时去凝聚民意、塑造民意。——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力，《上海国资》，2011年第7期

        关注理由：从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李庄案等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中，我们看到了司法与民意的互动，有人说民意影响司法独立，毋宁说民意是司法产生的土壤。

        7 .   社会冲突需要制度化治理

        人们的挫折仅仅是群体性冲突事件生成的最基础原因，挫折能否转化为人们的集体行动，取决于人们对挫折如何归因、如何解释、如何赋予社会制度以不公正的意义、如何建立群体身份认同、如何建立组织、如何动员资源、如何捕捉和创造政治机会、如何实现认知解放，以及如何运用社会控制力量。理性认识冲突的社会功能，将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纳入常态化的视角进行制度化治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胡联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探索》，2011年第4期

        关注理由：挫折重组理论从认知角度分析群体性冲突的发生逻辑，为化解冲突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角度。

        8 .   对“新意见阶层”形成“统一战线”

        现在网上已经出现所谓“新意见阶层”，他们有能量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他们不是同志，不是部下，但也不是敌对力量。他们是公民记者、意见领袖。对待他们，不宜动用公安和安全部门，而要放下身段，与之平等对话，以理服人，诚实引导，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不宜像要求党内人员那样总是要求保持一致，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意见多样化，我们要做的是，理顺关系，拉过来做朋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5期

        关注理由：我党有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经验，对待“新意见阶层”，就要求同存异，这样才能增进共识、凝聚力量。

        9 .   以户籍制度控制人口是不现实的

        与其将社会资源用于控制人口，并且造成社会分割和相应的矛盾，再来花资源缓解社会矛盾，还不如从源头上来促进有无户籍的人群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均等化。中国要控制的是那种没有人口和就业增长的城市土地面积的扩张，减少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这种问题主要发生在中、西部。而在发达的东部，城市将继续扩张。以为通过强化户籍制度就能控制大城市的人口总量，就能限制城市面积扩张，都是不现实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新民周刊》2011年第25期

        背景：2011年两会，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积极稳妥地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中小城市户籍改革推进相对容易，而大城市户籍改革却以城市承载力有限为由裹足不前。

        10 .   陌生人社会不是陌路人社会

        “小悦悦惨案”，既让人感叹道德底线的脆弱，同情心的淡化，更促人思考我们时代的病症。难道一个因人口流动加快而陌生人增多的社会，就是一个陌路人的社会，甚至是相互欺诈、人人自危的社会？按道理说，陌生人之间，更需要相互关爱，尤其是精神层面的需要。但是这种关爱必须在交往、互动过程中才能形成。从孤独的陌生人，走向认同的陌生人，是我们必须迈过的一道精神门槛。跨越这道精神门槛，不仅需要个体的自觉和实践，也需要改造我们的社会系统，建设能够培养信任、扩展信任的制度。——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中国网，2011年12月14日

        背景：小悦悦被车碾压受伤，18个路人经过未予施救，事件曝光后引发全民反思。

        当代中国十大思潮之文化类十大观点

        1 .   中国需要思想市场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上的视频发言

        关注理由：经济的发展不能与思想的发展相脱节。早几年就有西方人撰文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人瞠目，但缺乏独创发展思想。此话有些傲慢，但值得反思。

        2 .   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令人担忧

        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从外部来看，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没有知识体系就会丧失话语权，没有原创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郑永年，2011年9月20日，联合早报网

        关注理由：知识体系说是一种“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对内可以增进共识，对外则是一种“软实力”。对于中国而言，从“知识体系”角度审视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改革，颇有启示意义。

        3 .   伟大的文明不应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

        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不停地变革，不停地自省，不停地自我否定，不停地筛选自己的文化积淀。一个文明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曾经的成就多么辉煌，一旦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内涵，就有被淹没的可能性。这是历史的一个铁律。“内敛有余，开放不足”，这是所有古老文明的共同特点。若真爱这个文化，就应该促使这个文化正常地更新。——军旅作家王树增，《经济观察报》，2011年5月31日访谈

        关注理由：中华文明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号召力的建立，需要执政者不停打开思路、不停否定自己、不停反省自己，以谋求民族的光辉未来。

    4 .   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

        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知识分子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

        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导资中筠，据《士人风骨》一书

        5 .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人民日报》2011年4月28日评论

        关注理由：个人而言对待“异质思维”要有包容心。作为一个国家，则要从制度上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这是一种胸怀、一种自信，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6 .   “市场迷信”可能导致文化沙漠

        要注意防止文化发展中的两种“迷信”：一是“市场迷信”，二是“话语权迷信”。

        所谓“市场迷信”，即单纯迷信市场，容易导致文化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形式主义，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变得浮躁和浅薄，使“忽悠”成为时尚，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发展低俗化、消费化、短期化、快餐化，压抑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进而形成文化沙漠。

        所谓“话语权迷信”，即以为占领了话语的时间和空间，就是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和头脑，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阵地，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迷信观念。这种对话语权的迷信容易导致文化圈子化、精神割据、文化宗派主义、圈地运动和主流文化的边缘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德顺，《人民论坛》，2011年10月下

        7 .   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

        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想要成为真正“引领社会思潮”的“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基本道德规范”，就必须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或在全社会真正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官方文化要转化为主流文化，最关键的一点是必须获得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它必须是通过非暴力手段达成的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和思想、文化、舆论领域的引领力量，必须得到大众“自愿”、“积极”的赞同，而非消极无奈的服从。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看，一个执政党的文化，即所谓“官方文化”，是否具有领导权，其标志决不是它背后是否有枪杆子支持，可以强迫人民不说话，而是人民是否自觉自发地赞同它的那套价值理念和施政方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新华社，2011年9月

        关注理由：大众文化是落实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最重要的管道，不能落实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之中的价值观必定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可能深入人心，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

        8 .   风头最劲的常常是思想泡沫

        一个世俗社会的来临，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个人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重建人文关怀以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切的中心问题。人文精神、理想主义、精神家园一直是争论的关键词。作为高擎理想主义的坚定旗手，张承志和张炜因为其激烈的反抗世俗立场几乎吸引了公众的所有视线，而那些更具思想价值和建设意义的人物却落入了被忽略的寂寞命运。而历史的经验经常提醒我们，在一场万众瞩目的文化思潮中，浮在表面的、风头最劲的，有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思想泡沫，而在波涛下面的沉静之处，倒常常可以发掘到跨越时代的精神金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文学界》，2011年第4期

        9 .   大学不能缺了“学术之魂”

        大学的各项事务必须以学术作为灵魂。我们应该有一个宏大的、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化的发展战略，这不是一般的文化产业和战略，大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魂，大学也是，是中国魂，是一个国家的脊梁骨，大学应该是一个国家神圣的殿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世界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大学是主角，责无旁贷。——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南风窗》，2011年第6期

        关注理由：大学不能没有大学精神，大学不能缺了“学术之魂”，大学改革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世界对话时代”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10 .   中国重回世界轴心要靠“百家争鸣”

        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中华文明的思想源头远非儒家一家，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就是因为这种博大和包容才使得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风范屹立于世界东方，成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之一极。中国现在要想重新回到世界轴心，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打破禁忌，重新回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教育专家信力建，《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11月28日

        当代中国十大思潮之十大争议观点

        争鸣一：要不要建公民社会

        正方：党政官员应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

        这次“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伴随着这一重大转向，对公民社会的资源供给明显得到改善，政府资助、服务转包和社会资助开始增加，不过从总体上说资源供给还相当不足。全社会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法规，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北京日报》，2011年6月13日

        反方：社会治理谨防落入西方陷阱

        从西方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来看，普遍的误解是认为西方存在一个完全超脱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完全自治而不受政府的管制。这种将公民社会自治当成解决社会管理难题“万灵药”的做法，实际上来自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对“多元主义”社会的迷信和崇拜。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美国模式进行社会管理改革，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那种国家失败、社会失序的“弱国家、弱社会”的局面，应该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因此，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出发，以国家的统合与协调的方式，不断地构筑良性的国家社会互动格局，形成一种国家与社会互强的局面，才是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有效选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韩冬雪，《人民论坛》杂志，2011年7月（下）

        争鸣二：市场经济要不要儒家思想

        正方：儒家思想应淡出公域

        以儒家作为社会的指导，就一定是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而以德治国，德一定是圣人体现出来的，既然是圣人体现出来的，又由于圣人的人数非常少，所以它的政治体制一定是个人专制，而不是法治。 而以德治国这个“德”又全在你的心里，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在理解不一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规则和秩序就没有办法去清晰地定义和描述，法律体系就建立不起来。法律建立不起来，市场经济没法有效运转，更多的问题就出来了，没有法律体系，社会公正就没有办法保证，所以凡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它就无法建立起法律体系，当然我这不是完全否定儒家，我是想强调儒学的思想主要在私域中，不是在公域中。——经济学家许小年，《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8日

        反方：请经济学家放弃对儒家的偏见

        中国其实有两个传统：周统，秦统。一个是封建的、礼治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的、刑治的传统。礼治接近于法治，所以，假如我们主张法治，那就该深入理解礼治传统。继承了周制传统之儒家，其实深得法治之精髓。让我举个最简明的例子：《周易》有“讼”卦，其《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王弼注首先引用孔子之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确实希望无讼。那么，如何做到“无讼”？王弼给出解释：“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翻译成经济学语言是：制定正义的法律框架，明晰产权，强化契约。由此即可减少争执、纠纷，自然可以减少诉讼。——政治学者秋风，《中国经营报》，2011年12月2日

        争鸣三：乡绅思维是否利于乡村秩序重建

        正方：新农村建设或可借鉴“乡绅思维”

        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乡绅在全是同姓聚居的乡村里，必须担任起乡村治理的职责，才能在其中生存下去。虽然，我们听说旧时代很是黑暗，不过实际上那时候的乡绅并没有那么坏，更多的时候他们出钱出力，维持着乡村的基本稳定。现在，在不少情况下，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往往是利用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乡绅制度来实现的。这几年所考察的新农村建设卓有成效的地方，都离不开这种成功的企业或者企业家，等于是在这些人出现的基础上建设了很多新农村的样板。这就说明原本的社会自治模式在现代农村社会当中依然是适用的，只要遵守各种法律与制度，扶植这种企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农村变化。——媒体评论人五岳散人，《新闻晨报》，2011年4月27日

        反方：乡绅思维在当下中国是不可能之事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向乡村的不断深入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农村精英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造成乡村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中心。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更是切断了乡绅最后的一点资产“血脉”，最终导致其彻底消亡和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崩毁。没有了乡绅的中国乡村，行政权力扶植的村官又因其行为和道德得不到村民的认可和尊重，还会产生一个后果，即“梁山好汉”式的思维和人物会慢慢出现。重塑村民与村官的信任，最好的办法还是在乡村实行真正的村民自治，通过自治和民主来重建乡村社会的秩序和权威，舍此没有其他路可走。——《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华商报》，2011年7月25日

        争鸣四：是否需要对暴戾之气保持克制

        正方：对非理性保持最大克制

        当法制化表达渠道、博弈机制被阻隔时，公民极有可能采取极端化、暴力化的非理性手段来赢得关注或宣泄不公平感。甚至，这种泄愤行为还赢得社会层面不可思议的喝彩。在社会力萌芽的早期阶段，往往伴随着暴力的增长，只有当社会力的能量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时候，良性的社会力会遏制恶质的社会力增长，暴戾社会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公民力量自动洗牌挤压掉。一个成熟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力兴起早期阶段的非理性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同时尽快正视社会力崛起和民意所向，如是才可能实现社会力的转化，从暴戾走向理性和制度化，最终驯服暴力，同时充分吸纳社会力来共同承担社会风险，从而实现公共政治生活的协力治理。——龙应台基金会驻台学人彭晓云，《环球时报》，2011年7月27日

        反方：不应给暴力合理化任何借口

        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一个社会价值多元、社会分化加剧的时代。我们一方面要把建设法制社会和公平公正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去追求，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中国成为高风险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出现的严峻现实。任何给予暴力和暴行以合理化借口的说辞，无论多么冠冕堂皇，都会有意无意助长暴力非理性的暗流。无论是民族民粹主义的极端诉求，还是堂而皇之的民主自由主义理由，都不得不在中国与全球化的纠结氛围中经过考验。我们必须警惕中国版的塔利班或草根民粹主义，同时也不可对民主自由主义的高调盲目跟随。滥用公权力的暴行必须遏止，以反政府为名的暴力也绝不能获得豁免。——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环球时报》，2011年7月27日

        争鸣五：沉没的声音是否要打捞

        正方：执政者应多倾听“沉没的声音”

        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因此，尽管可能人数不少，他们的声音却很难在社会中听到。听见与被人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人民日报》评论，2011年5月26日

        反方：有些“沉没的声音”无须打捞

        并不是所有“沉没的声音”都需要“打捞”，有很多“无效的表达”一直就浮在水面上。比如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的呼声，再比如要求公开“三公”经费的呼声……这些声音不仅分贝很高，而且时常出现在各大媒体上，甚至连年成为全国两会上的热门话题，但这些声音犹如石“沉”大海。每一个声音都应该得到回应，每一个诉求都必须受到尊重。因此，我们的社会管理者确实应该“尽可能”地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但相比之下，回应舆论的热点要比打捞“沉没的声音”更紧迫、更重要。——《珠江晚报》评论，2011年5月27日

        争鸣六：文化建设该由政府主导吗

        正方：文化建设必须政府主导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未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整体部署，并把建设文化强国作为我国的重大战略。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中，我们必须动员各方面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社会的、市场的作用，加快中国文化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像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中指出的，“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政府主导”。这种主导体现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提供文化普遍服务方面，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方面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爱思想网，2011年11月10日

        反方：政府更应考虑的是“放”什么

        中国民间早就拥有让文化软实力走出去的潜质，问题不在于拥不拥有，而在于如何使得民间人士在无制度、心理、政治障碍的前提下发挥自身的文化自觉与创新。我坚信，只有政府与民间之间的权力或权利关系形成平等或达到均衡时，中国的文化自觉才能踏上起点，否则一切都谈不上，崛起的道路只好陷入半途而废。中共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不是“抓”什么，而是“放”什么，以便促使民间人士集中面对“能做什么”，而非“不能做什么”。——时事评论人加藤嘉一，FT中文网，2011年10月23日

        争鸣七：房价降了，履约还是“维权”

        正方：以对冲机制应对“退房维权”

        把因房价下降引发的所有退房“维权”事件都归为有悖合同契约有失偏颇，而且无益于问题解决。现有的期房合同大都有6-12个月不等的交付等待期，在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下，过长的新房交付等待期和缺乏有效的价格对冲工具，无疑会加剧合同双方的矛盾和摩擦，如部分前期业主完全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竣工面积误差和格式合同下的霸王条款等形式同开发商博弈。鉴于此，我们在呼吁各方遵循买卖自负的契约精神的同时，应正视不完备期房合同本身所带来的矛盾和风险，在期房合同中引入促使购买者有效对冲市场价格波动的机制，有助于纾缓合同双方的矛盾和摩擦，降低房市交易成本。——财经评论员刘晓忠，《新京报》，2011年11月15日

        反方：现代契约精神要求不因市场不完善而废约

        倘若人人都可以因为市场不完善而废约，不仅现代契约精神无从谈起，市场规则也永远无法建立。诸如退房潮这类事件的屡屡上演，关键恰恰不在于我国社会契约精神的稀少，而是传统契约精神的泛滥。我们缺乏以遵循规则为基本价值的现代契约精神。当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实践30年之后，我们遇到了越来越多看似背离契约精神的案例，例如达能—娃哈哈事件、马云的支付宝事件，以及现在的“房闹”事件。这些冲突反映出我们传统的契约精神已经越来越难以兼容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只有这样才能唤起我们对于现代契约精神的诉求。——《瞭望东方周刊》社论，2011年第45期

        争鸣八：微博是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正方：微博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和其他“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罐头思维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说理是成熟的论证，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说微博不适用于说理不是贬低微博，微博只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不能因为它与别的媒介可以结合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什么都是的媒介。——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南方周末》2011年12月1日

        反方：微博正是好的说理形式

        贡献出结论，不代表推演缺位；语言简明是思维清晰的表现，不一定是便宜佞巧。所以，在不在理，应该看有没有理，而不是呈现形式。其实微博也可以远远不限于140个字，因为它有转发和评论。转发和评论的内容与140字才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话语，里头有解读、争议和扩展，这个“再创作”的补充空间是充分的。何况，微博可以加图片、视频、长微博，实在不行还能用文章链接嘛。人们玩微博许久了，应该有眼力把微博看作大媒体，而非小东西。富有感染力也不等于不讲理。这是两个考量，不能互推。的确有些人在微博上会尤其亢奋，骂个排比句什么的，但这更多是关乎人的双重性格和宣传策略，而非微博这一形式。——媒体评论员曾宪皓，《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2日

        争鸣九：富人移民国外，对中国是好还是不好

        正方：富人移民海外对中国是大好事

        富人移民海外，实际上不带走一张人民币，也不带走一块砖头，只不过是把他手中的人民币或部分资产换成外汇，或仅仅是住在国外或在国外预备一个住所，把中国国籍换成国外的国籍。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并没有直接的财富损失。相反，这是有利于多数民众的。只有企业家人才流失和国内实业资本投资的减少或增速放缓，这才是富人移民海外的真正损失，其他都是虚的。——媒体评论员刘忠良，《21世纪财经》，2011年11月16日

        反方：“移民潮”带来的不仅是人财皆失

        一面是积极的吸引海外投资，一面是“蠢蠢欲动”的投资移民，中美两国的资本流向格局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如何吸引财富并把财富真正“留住”，一场博弈也许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海外移民潮”背后，到底折射中国经济发展中哪些深层次的矛盾？毋庸置疑，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增长极”，然而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也正在付出巨大的增长代价：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较高的税收负担和较低的福利水平等等，这一切开始动摇了人们幸福的基础。——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发表博文称，2011年11月8日

        争鸣十：道德底线滑坡谁之过

        正方：人们追求利益导致道德敬畏的缺乏

        人们对于道德还真正缺乏敬畏，同时也是心有阴影，不敢挺身而出。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对道德的伤害性更大。市场经济激活了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把握得不好的话，对利益的追求就会过了道德的底线。西方市场经济实行之初，也是充满着不道德现象。我们的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法律、道德都还不是很成熟。在这个阶段，不道德现象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一种现象，随着社会成熟起来，不道德现象会慢慢减少，这是一个过程。——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浦兴祖，《现代快报》，2011年12月29日

        反方：精英层应担负最大的道德责任

        担负最大道德责任的是掌握社会中最优资源、影响中国发展变革进程的精英层，一个社会的精英层主要包括三类人群：政府人（官员）、企业人和知识人。而影响和拖累中国的国际形象的，首当其冲的是官员，其次是日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商人。在当下中国，由于公权力高度集中，官员的道德水准、行为举止无疑居于对社会的示范和指标作用之首。毋庸讳言，为数不少的官员不但因权倾一时而颐指气使，而且贪腐劣迹斑斑，败坏社会风气，民众的道德滑坡与他们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中国网络电视台，2011年11月17日

        当代中国十大思潮之十大前瞻观点

        1 .   公平与可持续是未来十年的“中国追求”

        未来10年中国继续获得成功，需要防范“成长陷阱”，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多数人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资源环境可持续；使政府能够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2011年10月29日研讨会上的发言

        2 .   10年后房价只会掉不会涨

        再过10年，中国人口开始下降，10年后房价不会涨起来了，只会掉不会涨。任何一个人口开始下降的国家房价只会掉，当时日本每年房价下调7%。人口老化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以后对中国影响非常大，人口老龄化后一个社会负担越来越重，人口老龄化以后不要谈楼市会不会涨，是不会涨的。——经济学家谢国忠，《新快报》，2011年11月

        3 .   中国未来几年将进入6%-7%的中速增长期

        今后几年，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经济增长速度将由10%左右回落到6%-7%。但必须防止地方政府接受不了这种变化，还千方百计试图恢复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这样容易产生资产泡沫的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2011年12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4 .   “微政治时代”来临

        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丽萍，《学习时报》，2011年9月26日

        5 .   中国农村进入风险社会

        在我国农村社会面临巨大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影响，传统农村社会正在不断地丧失主体性和预见性，从而导致各种风险因素的增加，农村基层的风险社会正在迅速形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林辉煌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2日

        6 .   互联网变革带来“天空法则”

        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这将是一个鼓励分享、平台崛起的时代，如何铸造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供用户自由选择的平台，才是互联网新时代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新时代，不再信奉传统的弱肉强食般的“丛林法则”，它更从崇尚的是“天空法则”。——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凤凰网，2011年12月14日

        7 .   人口结构变化将长期影响中国经济

        不同于韩国和日本在跨过刘易斯拐点三十年之后才遭遇人口红利拐点，中国的两大拐点几乎同时到来，因此劳动力供给的形势更为严峻；中国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即迈入老龄化，因此经济增长承受的压力将更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7月20日

        8 .   适度“去行政化”是扶贫体制改革长远方向

        我国扶贫投资效率低的深层原因是过分依赖政府体制和系统来传递和管理扶贫资源。从长远来看，中国扶贫的理想模式是政府提供扶贫资金，而资金的传递和管理应该主要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和专业性的民间机构来负责。——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人民论坛》杂志，2011年12月（下）

        9 .   中间阶层决定社会主义未来胜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应开创一条不断壮大中间阶层以达到全民共同富裕的新路，形成陀螺型的社会结构，那才是劳动创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幸福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完满体现，那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境、胜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

        10 .   未来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

        未来20年，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最大程度地影响到全球权力均衡。中国在GDP规模上至少会接近美国的水平，但GDP中的创新成分及其他质量型的成分方面仍将落后于美国。中国将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并将成为维系全球内需的主要因素。——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A·A·邓金著《2030年全球战略报告》，《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摘发

        当代中国十大思潮之领导干部十个新观念

        1 .    群众满意是第一标准

        关注理由：俗话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2011年，创先争优活动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为主题，在全国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创先争优需坚持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的观念，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2 .   维权就是维稳 

        关注理由：“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2011年，社会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多发、易发等特征，个别地方政府维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常效果不佳。维稳只有建立在对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确认与保护基础上，才可能是稳固而长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3 .   接通地气，才有底气

        关注理由：2011年，江西、山西、贵州、江苏、重庆等地都开展了干部下基层活动，与群众交朋友、拜人民为师成为政坛新气象之一。而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与此相呼应，使“接地气”的各种举措广受关注。

        4 .   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

        关注理由：围绕先分好蛋糕还是先做大蛋糕，2011年个别地方领导人的蛋糕论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处理好发展与分配的关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将蛋糕做大的同时要兼顾社会公平，分配好蛋糕。

        5 .   “绿色”GDP，低碳发展

        关注理由：中国正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策。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都是国家重点鼓励的方向。发展低碳经济、推广绿色GDP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但是有的地方、有的部门并不买账，仍然念念不忘传统GDP发展观。

        6 .   善待“微博”，用好“微博”

        关注理由：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微博、博客等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日益成为舆论传播和热点聚集的重要源头，舆论热点的多发、突发、频发也已成为常态。如何应对“微博”带来的新挑战，用好“微博”，成为新的重大课题。

        7 .   把“官运”交给群众

        关注理由： 2011年，不少地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相继换届，许多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干部通过公开选拔、公平竞争获得提拔重用，选人用人更加公开、公平、公正。杜绝“长官意志”和“暗箱操作”，真正把“官运”交给群众，成为此轮换届选举中的一大亮点。

        8 .   信息公开是一种义务

        关注理由：在2011年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温州“７·２３”动车事故等一系列热点事件中，社会公众对信息公开的质疑和批评不绝于耳。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热点问题时，政府尤须第一时间予以公开回应，这不仅是服务，更是义务。

        9 .   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

        关注理由：十七届六中全会聚焦文化改革发展，首次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就要进一步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树立文化建设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观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0 .   当官不能太“低调”

        关注理由：目前官场存在一种“低调”之风，突出表现是很多干部信奉中庸之道“和稀泥”，不左不右随大流，攻坚克难往后拖，棘手问题不敢碰。这种“低调”现象在换届期间表现更重，成了一种风气、一种现象。在此氛围中，很多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不甘平庸、想有所作为的干部，尤其是不愿世俗油滑的年轻干部备感压抑和排斥。

        （注：《人民论坛》“领导干部新观念”年度调查是观察干部思想动态的一个重要窗口，至今已连续进行了三届，是党政干部更新思维、开阔思路的重要参考，详细解读请参看《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2012年1月上）

        当代中国十大思潮之十大微博观点

        1 .   微博“打拐”：有目标才有制度突破

        @于建嵘：先禁乞儿还是先建福利保障制度。这是个伪问题。禁止是目标，具体路径当然要以福利保障制度为前提。有目标，政府和社会才能有所作为，才有制度突破，有何不可？——学者于建嵘回应“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争论，2011年2月16日

        2 .   “五道杠”少先队长：捧杀也是杀

        @王旭明：五道杠“天才少年”谁之过？当然是包括学校、老师和家长在内的成年人们，也包括将孩子当成大新闻式操作的成人们，甚至连姓名、学校和所在地都不隐去。骂杀是杀，捧杀也是杀。对孩子的身心将造成多么大摧残啊！——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2011年5月4日

        3 .   免费午餐：用爱和善良温润自己

        @邓飞：我们尝试用爱和善良温润自己，利用微博新工具点滴重建改变。是的，我们能。——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回顾“免费午餐”公益获得各界支持时感怀，2011年12月31日

        4 .   动车事故：更该免职的是官腔

        @易中天：王勇平被免职了。这是铁道部的事，咱不管。但我以为，更该免职的是官腔。国难当头，天怒人怨，民众最需要看到的，是政府的真诚和实干，而不是打哈哈。对自己的国民，是不能使用外交辞令的。故官腔必须免职，而且要一免到底，不能异地就职。——易中天评铁道部王勇平“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2011年8月17日

        5 .   郭美美事件：丑闻是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

        @白岩松：丑闻是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想在微博上持续大热的条件：1、有推手、无禁令；2、有绯闻、无证据；3、有情节、无结局；4、可偷窥、可想象。一条审丑利益链由此形成。——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评“郭美美事件”，2011年9月14日

        6 .   政务微博：应当鼓励

        @蔡奇：如何看待领导干部开微博？尽管这方面多有期待，但开出的还是凤毛麟角。主要在于：一是对微博不熟悉，二是上面不明朗，三则有风险。其实，领导干部开微博，旨在做群众工作，应当鼓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2011年12月21日，

        7 .   药家鑫案：任何杀人都不值得庆贺

        @徐昕：药家鑫终审被判死刑，围观群众法院外放鞭炮庆祝。尽管正义得以伸张而值得欣慰，死者亡灵得以告慰，但任何杀人包括法律的杀人，都不值得庆贺。当药被判死刑那一刻，他作为一个即将消失的生命，亦应得到世人的怜悯。愿其灵魂得到上帝的宽恕。——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2011年5月23日

        8 .   柴油荒：“被时代”下的一个必然产物

        @郎咸平：我们这个时代叫“被时代”，那我们这个“柴油荒”，也是“被时代”下的一个必然产物，我们说这个供应是人为的“被不足”的，需求是人为的“被旺盛”的，于是“柴油荒”就在咱们这个调侃之中，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经济学家郎咸平谈“油荒”，2011年8月29日

        9 .   校车事故：信息公开只要诚实一条就够了

        @潘石屹：有一位同学说：“出了任何事政府要及时、准确、全面的公布信息。”现场一片叫好声。我说：“我不同意这位同学的观点。只要有诚实一条就够了。刚出事故，政府不可能有准确、全面的信息，知道多少就公布多少。有些信息甚至是错误的，公布后知道错了就及时修改。没有万能的、完美的人和机构。”——房地产商潘石屹谈甘肃庆阳幼儿园“校车事故”，2011年12月1日，

        10 .   微博实名制：不一定会减损言论自由

        @熊培云：中国人没有安全感，若非必要很少有人愿意公布自己的名字。而在国外许多人的住宅及信箱都留有名字；陌生人见面多不避讳谈论自己，握手时首先说的往往不是你好，而是自己的名字。我虽不赞成强推实名制，但也并不认为实名制一定会减损言论自由。我主要关注的是操纵或者管控舆论的人能否做到实名制。——媒体时评人熊培云评微博实名制，2011年12月16日

        当代中国十大思潮之海外看中国十大观点

        1 .   渲染人口红利消失背离中国现实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无视，对“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渲染，背离了中国现实。老龄化影响中国远弱于西方，庞大人口规模对发展的制约作用还将长期延续。近年的民工荒不是什么“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大量剩余。世界上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只用年轻劳力。40、50岁上岗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最起码的条件。与西方老龄化特点不同，在中国国情下，老龄化与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并存，必将是较长期最基本特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中国相关问题，不是什么劳动力短缺，恰是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下到来的经济转型期，必将使近30年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时代面临转折。——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2011年6月17日

        2 .   中国拐点有风险但非致命危机

        国际间关心大陆经济问题的人士，提出了大陆经济转型能否平顺过渡软着陆的隐忧，进而称房地产泡沫、通胀等因素为转型过程里的“中国拐点”。房地产泡沫有其结构性因素。但较诸2010年似乎已稍有冷却的情况。至于通膨问题，多少与金融海啸后，政府提升国内需求的政策有关。在中国经济列车快速飞奔向前的过程中，有风险、有拐点，然而由于政府对资源掌控程度仍高，“中国拐点”的风险固然都存在，需审慎面对，但非致命危机。——美国《世界日报》社论，2011年8月31日

        3 .   “有计划的创造性”成就中国奇迹

        中国今天在经济方面效法的不是克里姆林宫，而是西方的企业集团。董事会是政府，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如强大的监事会般行使职权。决策由上层作出。但同经济界一样，董事会必须非常重视全体员工和股东的意见。当企业集团的下属部门业绩优良时，董事会不会对这些部门指手画脚，除非它们太过放肆。中国也以这种模式对待地方省份和重点工业部门。在这种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并非由中央“遥控”，而是为无数独立且有创造性的头脑所左右。——德国媒体驻华记者弗兰克·泽林，德国《商报》2011年2月2日文章

        4 .   中国必须阐述对世界的看法

        日中关系面临的三大难关原本是“台湾问题”、“领土相关问题”和“历史问题”，最近又新增“中国进入海洋和增强海军力量问题”。这些问题成为“难关”的原因是，所有问题都牵涉到日中双方的国内问题。因此，日中关系反复上演“打地鼠”游戏。但是，不论个别问题多么事关重大，也不意味着就能以此“绑架”整个日中关系。那么，到底如何攻克这些难关？日本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审视日中关系，思考到底什么才是利益。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第一，将“开放性的国家利益”作为基本；第二，将日中关系当作大国关系处理，将其放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大框架中。这是“战略互惠关系”的主旨所在。中国必须阐述对世界的看法。中国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到底希望世界朝何种方向发展？又想在世界上起到何种作用？中国现在应该开始回答这些问题了。——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日本《每日新闻》，2011年2月13日报道

        5 .   中国最终超越美国对我们也许是件好事

        美国时代将终结，但这也许是件好事。一，我们需要一种弱者心态，来产生一种共同的使命感，给美国一个团结在一起的目标。二，快速下滑也许强于缓慢衰落。假如美国不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就是美国确实在衰落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信号。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很可能会自欺欺人地认为，既然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它就一定是个足够健康的经济体。三，失去第一的位置可能会迫使我们根据经济重点采取行动。对于确保国家经济的世界头号地位，美国政府没有丝毫紧迫感。也许美国经济排名的下滑会成为引起政客注意所必需的那种无法忽视的挫折。四、小和繁荣是可以共存的。我们错误地认为，只有大经济体才可能成为成功的经济体。这是谬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文《为中国赶超美国欢呼的四个理由》，2011年4月28日

        6 .   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受大陆性历史的限制，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它初出茅庐的舰队无法与统治海洋近70年的美国海军匹敌。任何所谓中国威胁都出于美国人的臆造，或者无非为其昂贵的新式武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已。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则是中国海军的崛起势不可挡。中国问题学者中的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将为美国的亚洲战略戴上一副有色眼镜，使美国领导人无法正确对待中国。在围绕中国海洋实力的大争议中，有关北京意在打造“珍珠链”或印度洋海军基地网的说法，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最诚恳的建议是保持头脑清醒，对北京是否觊觎珍珠链的问题，摒弃固执的、非黑即白的答案。中国将自己拿主意，并按照他们的理解维护本国利益。——詹姆斯·霍尔姆斯，日本《外交学者》2011年2月21日文章

        7 .   日本对待中日关系要勇于认错

        关于日中之间的历史，勇于承认“错就是错”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有人认为那是“自虐行为”和“错误认识”，但我不这样想。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对方（中国）的信赖，然后才能没有心理障碍地进行交谈。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如果对历史视而不见将无法继续下去。——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日本《钻石》周刊，2011年2月25日

        8 .   中国村民选举不能光靠运作良好的村民选举

        中国农村的选举程序在过去20年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进，此间举行了大量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但“权力行使”的变化没有跟上“权力获取”的变化。在许多地方，乡镇政府、党支部和社会力量（譬如宗族、宗教、黑恶势力等）妨碍了民主规则的进一步实施。这意味着关于民主的单纯程序性的定义是有问题的，而“高质量的民主”更多一开的远不止运作良好的村民选择。——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欧博文，《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

        9 .   中国不必因小悦悦而过度道德焦虑

        小悦悦事件引发了对中国人道德意识浅薄的大讨论。大部分人都把矛头指向了政府，也有一部分人把矛头指向了金钱至上、社会腐败和信仰迷失等。但是我认为这些指责有些错位，过去几十年，美国也发生过多起让人心酸的社会冷漠事件。中国政府应该当心不要对“小悦悦”事件反应过度。中国人并非不道德，他们的不作为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这种行为方式社会心理学家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见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微博等新信息渠道或许将有助于改变这些冷漠行为，因为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或不作为有可能会被记录下来并需要负责任。——埃里克·杰克森，《华尔街日报》，2011年11月3日

        10 .   中国的软实力来自于它的绝对规模

        所有人都知道，新兴国家拥有硬实力——一国用来获得它在全球想要的东西的军力与经济实力。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核武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新兴国家也在发展它们的软实力——这个措词是用来形容一国利用说服力和吸引力而不是通过胁迫来影响他人的能力。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的软实力完全来自于它的绝对规模上。中国在新兴世界软实力排名的提升主要得力于其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受瞩目度、得到发展的旅游业以及其大学的迅速扩张与排名的提升。中国在全世界建立了数千家文化中心，以传播中文。但中国的软实力仍存在严重局限。除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外，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可拿出手的。中国一心一意地强调经济增长（硬实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安永新兴市场研究所教授彼得·约翰松·朴胜虎 威廉·威尔逊，2011年12月1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