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斗忍者大战sp百度云:胡绩伟自述(三十二)民主的军队民主的统帅

在西北战场由防御转向进攻的大好形势下，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个月的整顿。彭总在军队内部推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新式整军运动。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内部指示，高度评价这一整军运动为我军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毛主席还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提倡在全国各地解放军中普遍推行这一新式整军运动。这样，在我国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的前夕，整个解放军中都进行了一场提高军队内部民主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我军士兵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这是彭德怀大将军对解放军所作的一项重大贡献。

这场新式整军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呢？在西北人民解放军一纵队三五八旅中，有一个“解放”战士，是俘虏过来不久的四川兵。他在一天深夜，一个人在野地里祭灵。他跪在地上，面对着写着他母亲名字的灵牌，边哭边诉说他母亲如何惨死的经过，倾吐了对国民党官员和恶霸地主的满腔仇恨，发誓要在人民解放军中奋勇杀敌，为母亲报仇雪恨。这时，连指导员听到了这个战士的哭诉，想到自己也同这个战士一样，也有同样悲惨的遭遇。他上前紧紧地抱住了这个战士，两人抱头痛哭互表决心，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绝不罢休，这个连队就用他们的事例，召开了诉苦会。大多数来自贫苦家庭的战士，几乎每人都有一段伤心的血泪史，诉苦会得到广大士兵的共鸣与热烈响应，促进了战士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官兵同仇敌忾的战斗情绪。彭总对连队中这一诉苦活动十分重视，加以总结，在西北解放军中普遍推广。彭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诉苦大会开展以后，大会小会结合起来，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促使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国民党军队，建立人民政府，才能解放自己，解放全中国。”战士的觉悟提高了，奋勇杀敌的信念增强了。很快，在军队中形成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互教互学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既启发了广大战士的政治觉悟，又提高了指战员带兵作战的思想方法，特别是在检查批评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爱兵练兵、爱民助民工作和管理军队给养伙食工作的基础上，普遍进行了评比和推选基层干部，大大增进了部队的战斗力。

毛泽东同志把它提高到军队内部民主运动的高度，肯定在我军中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是人民军队的本质。当时，使我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开始认识到：我们解放军不仅是人民的军队，也是民主的军队，是同旧式军队完全不同的军队。而且相信依靠这样的军队建立起来的政权，一定是人民的政权，民主的政权。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彭德怀大将军不是一个专制的统帅，而是一个民主的统帅。旧军队的高级将领给人的印象大都是官架子十足、独断专行、粗暴野蛮、动辙骂人的大人物。在彭老总身上丝毫看不到这种影子。在一个大战役之前，他召集作战会议时，提出几种方案，说明每个方案的优缺点，征求大家的意见。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提倡大家推翻原有方案、提出反对意见和新的方案，鼓励提出一些大胆的设想。在大家发言的时候，他常常静静地坐在墙角时，专心致志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很少打断别人的讲话；他常常提出一些问题，启发别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从未见到他打断人家讲话，自己长篇大论，不让人家讲话的场面。他说话虽然义正词严，还不自觉地带有“骂娘”一类的口头语，却很少见他骂人训人和横蛮地对待下级。

在每次战役总结会议上，彭总总是先检讨自己的失误。第一次在榆林围城打援时，让三十六师突出长城绕出了我军的包围圈，打援未成，他承认是自己的指挥失误。在沙家店后第二次围攻榆林，又未攻下，他检讨说，当时，十二月寒冬，本应争取休整，可是，他却急于再次攻下榆林，结果围攻半个月也未攻下，只好停下来。他谦虚地检讨说：“我这个人不满足于已有的胜利，但求之过急，优点就变成了缺点。”他摇摇头说：“我这个毛病屡戒屡犯，很不容易纠正。”在讨论中，彭总向参加总结会的各级指挥员坦露自己的内心。他说，当时只有米脂以北、长城以南、无定河以东、黄河以西一小块地方，方圆只有一两百平方里的地盘，是解放军能够自由活动的地区，党中央、毛主席就在这里。如果将榆林打下来，中央的安全就更有保证了，免得总是让人提心吊胆，所以总是急于去把这个钉子拔掉。我听他讲这些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彭总肩上的千斤重担和他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心情激动的难以克制，眼泪都几乎要流下来了。

彭总的民主作风，对西北解放军的各级指挥员，产生了普遍影响。在每次战役之前，各连队指挥员发动大家开动脑筋，献计献策；在每次战役之后，又动员大家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民主作风在西北解放军中已经成为习惯，形成一种优良的民主制度。

彭总爱民如父母，处处为群众着想，他统帅的部队是名符其实的人民子弟兵。西北解放军在陕北战争期间的爱民故事实在太多了，《边区群众报》几乎期期都有报道。彭总本人就是一个优秀的爱民模范。当时在部队中都流传着彭总关于“菩萨和扫帚”的谈话。杜鹏程同志在《保卫延安》中是这样记载的：“彭总说，……我们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象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泥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他经不住一扫帚打。扫帚虽然是小物件，躺在房间里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家都离不了它。”

经过这次新式整军运动以后，西北解放军主力在米脂以南的延川、清涧地区度过了一九四八年的新年，于二月底，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越过边区，挺进到蒋管区，于三月一日包围宜川。这里是蒋军长期袭扰边区的重要军事据点。彭总这次又成功地施展了一次“围城打援”的战术，三月一日到三月三日先是瓦子街地区消灭赶来增援的敌军四个旅，然后于三月三日攻占宜川城，再歼灭敌人一个旅。这就为西北解放军开创了一次战役歼灭敌军五个旅的新记录。

经过一年来的作战，西北野战军也由原来两个纵队、两万五千人，增加到五个纵队，四万五千人。
这一胜利，使胡宗南部队胆战心惊。本来我们可以趁胜收复延安，但为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彭总又指挥我军突然向西挺进，横穿陕西，攻占了彬州，截断了西（安）兰（州）公路。胡宗南惶恐万分，赶快撤出延安的两个旅，又从河南调回四个旅为西安保驾。这样，我军于四月二十一日收复了延安。算起来，从主动撤退到收复延安仅仅一年一个月零三天。这时，配合全国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西北解放军从劣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延安光复，粉碎了蒋介石一举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总部的迷梦，西北解放军胜利完成了“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这是西北解放军的胜利，也是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的胜利。彭总向全体官兵说：“陕甘宁边区是个穷地方，但它是我们铁打的江山。这里的一百五十万人民，就是一百五十万战斗员，这个‘兵力优势’，敌人永远也赶不上。”

从保卫延安到解放新疆一共两年多的时间里，陕甘宁边区人民支持战争所动员的民工就是三百三十万人次，动员运输弹药给养的牲畜二百四十万头次，缝制军鞋五十万双。在这期间，边区人民吃糠咽菜，倾其所有支援战争，单是支援前线的公粮就是六百六十多万担和草料五千五百四十多万斤。这几个简单的数字包含着千万个可歌可泣的支前拥军故事，是一百五十万人火热的心所谱写出来的壮烈的英雄史诗。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前线分社的记者侧重报导解放军的战绩，我们群众报的记者侧重报导边区人民这些动人的事迹。在艰苦的环境下，边区群众报的同志们坚持出报，忠实地记录了边区人民和解放军并肩战斗的光荣历史。

在我军向西兰公路挺进时，我们就估计到敌人很快就会从延安败退。西北局决定我结束前线分社社长的职务，准备随同西北局一起返回延安主持边区群众报的工作。这样，在这年四月底，我在欢送大军西进以后，告别了我敬爱的彭大将军。

一年来，在我经常同彭德怀同志的接触中，他在我心中树立起伟大的形象。而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比彭总更为伟大。他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正如周恩来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我的印象中，陕北战争是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节节胜利的。彭总决无贪天之功的念头，他总是把战争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劣势转入优势，由防卫转到反攻，由十几个解放区发展到解放全中国，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伟大，体现了他指挥战争的高超艺术。在陕北战争中，我虽然只是见过他一次，只说过几句客套话，但我却从彭总口里知道他很多具体的情况，我还读过他若干篇在陕北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还有很多关于他的艰苦的、机智的、惊险的生动传说，都不断加深了我对他的崇拜。

我在前一篇回忆中曾经内疚过，在陕北战争中，我觉悟低，没有想到日后能专门为彭总写些什么的打算，连一篇对他的通讯报导也没有写。这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失误，一大遗憾。令人难以解释的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我的这一失误，却成了我的“侥幸”，因为在庐山会议和十年浩劫的反彭运动中，我没有因此受到牵连；反对“彭高习反党集团”时，我也逃过了株连。而我们的前线分社记者杜鹏程同志，因为写了一本《保卫延安》的小说，为此被整了近二十年，被整得九死一生。

记得在一九五一年，杜鹏程的母亲去世，他从新疆赶回陕西奔丧，那时我是西北局群众日报的总编辑，他特地来看望我。他把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写作计划告诉了我，使我大为惊讶和佩服，没有想到我们前线分社竟然有这样一位目光远大、辛勤耕耘的了不起的记者，我这个社长对他的想法、抱负竟然一无所知，实在是相当官僚的了。我十分称赞和鼓励他把这本小说写出来。

一九五四年，杜鹏程九易其稿，把一个长篇报告文学终于写成了一本长篇小说。小说记述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延安保卫战，重点描绘了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领袖人物的形象，受到上下一致的欢迎，小说销售了一百多万册，这在建国初期小说发行史上也是很突出的。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冯雪峰同志称赞这本书说：“它描写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了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

可是，到了庐山会议时，一九六三年，毛泽东批评小说《刘志丹》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一九六三年反对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以后，对《保卫延安》的批判又升了级。一九六三年九月，文化部指示各地新华书店对此书“停止发售”，四天后又发文指示“就地销毁……不必封存”。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杜鹏程更是受到各种非人的摧残。“文革”结束以后，他身心都受到严重伤害，不幸中年夭折。

当我今天回忆起杜鹏程同志的一生遭遇时，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在战争年代作记者时，就产生了写作《保卫延安》的宏图大志。他深入前线采访，写了近二百万字的日记，为自己的小说写作做了切实地充分地准备。仅就这一点，就比我这个分社社长高明得多。待到他写出《保卫延安》的不朽著作时，我更是望尘莫及了。可是他却因此而惨遭迫害，英年早逝。而我，却因为觉悟不高和严重失误，却平安无恙的留存下来。一九九二年，我在写作《报人生涯五十年》中，对邓拓同志和我作过对比，我曾这样写道：“我的战友和师长邓拓，在这场风暴（文革）中首先倒下了，他象‘玉’一样地‘碎’了，而我却如‘瓦’一般地活着。”现在，当我将杜鹏程与自己对比时，我再一次感受到杜鹏程同志是出自深山的晶莹夺目的一块宝玉，而我仍然是一块由泥土烧制的砖瓦而矣。
五柳村2007年7月30日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