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宁谁厉害郭跃:胡绩伟自述（二十六）经济封锁与大生产运动

    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配合军事摩擦，派遣一些特务钻到边区的心脏、从内部进行破坏，这是想得到的。但是不可能派遣如蚂蚁那样多的特务打进来，也不可能把*几个省的组织全部变质为特务党（红旗党），这也是很容易想到的。但是，公然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抡救运动，把绝大部分外来知识分子都当成特务来审查，来批斗，这在当时，的确是很少有人会预想到的。这是*犯的一件“众人皆醒党独醉”的大错特错。

　　这只能证明*领导集团在阶级斗争政策上的严重扩大化，却不能削弱从全国各地投奔到延安的进步青年要求抗日的决心。因而，抡救运动的严重错误，动摇不了我们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警惕和仇恨，动摇不了我们对党对边区的拥护和热爱。

　　早在我到延安刚满一周年的时候，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加紧了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更加增强了我对国民党的恨和对*的爱。当时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和《抗议无法无天的罪行》的社论，我一再阅读。现在，经过五十多年以后，我又一次把这篇社论找出来重读了一下，仍感到字字句句扣人心弦。社论说：“皖南事变电讯传来，闻者心惊，读者发指。此等自毁军令，自坏国法，自损国力之举，实可谓无法无天之至！”

　　随之而来的，配合军事进攻的升级，国民党强化了文化专制主义，掀起一个大规模地*进步文化人和进步书刊的逆流。当时，最使我痛心疾首的，是我最崇敬的邹韬奋和车耀先遭到*。邹先生十几年惨淡经营的遍布全国的五十几家生活书店和分店全部被查封，先生被迫逃亡香港。车耀先先生则被投入法西斯集中营，竟然成为他进入死牢的开始。

　　大家都骂国民党是法西斯党，我更加憎恨这个专制、独裁、横蛮、残暴、无法无天的国民党法西斯。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四十多万人分三个封锁区和五道封锁线，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包围，不断挑起战争摩擦。

　　这时边区群众报派出了一些军事记者分赴边区的关中、陇东、绥德、三边等专区进行战地采访。我自已到了关中，随着八路军出入两方犬牙交错的边沿地区，工作了十来天。

　　边区的边缘地区，因为经常受到国民党军队　的骚扰，影响生产的发展，比起延安附近农村，经济情况差得多，但比起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好得多，至少有吃有穿，不像那里田园荒芜，房舍破烂，说“一贫如洗”并不夸张。我到那里去住了几天，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两件事。

　　一是吃黑糠窝头。这是用小米糠再碾碎以后蒸的，真是难以下咽，不仅难嚼，而且刺刮喉咙。眼看主人一家大小都吃这黑东西，他们见我难于下咽，说：“这比吃观音土好得多了！”我只好下狠心吞下去。谁知这不仅引起很难受的涨肚，更可怕的是拉不出大便来，憋了三天，只好用手指抠出来，引起痔疮大发作。

　　二是同臭虫大战。晚上，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耸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 ，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

　　这都是我一生难忘的磨难。对别人说起，都是骇人听闻的稀奇事。

　　在边区的边缘村庄，因有敌军的不断骚扰，常常有小的战斗。边区人民一面给八路军抬伤兵，送弹药，站岗放哨；一面坚持生产，他们组成小型的扎工队，照样在田地里干活。这里农民虽然也穿得破旧，缝缝补补，但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边那样衣不遮体，褴褛不堪。吃的是煮红薯加野菜，有时还加一个新的玉米棒子，比起吃黑糠窝窝，也可说是“天渊之别”。

　　这时，边区正进行土改。为了改善农民生活，发动群众支援战争，群众欢迎土改 。但那时的土改，不是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无偿的分配给贫苦农民，而是减租减息，实行的是二五减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那时，西北局的政策是很正确的，下面执行也相当严格，一方面说服地主富农减租减息，让农民有饭吃，一方面又说服农民交租、交息，让地富也有饭吃，而且对地富分子不打不骂，形成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当时边区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够打退敌军的骚扰，又能坚持生产劳动，这时的土改政策是很成功的。

　　我还同敌占区的几位两面政权的乡村小官谈过话。他们表面上为国民党军队办事，暗地里为我们送情报。有的人当着敌军，也一起抡老百姓的东西，但事后又偷偷送回去。这几次谈话，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人心的向背。无论是老百姓还是下层官员，大多咒骂国民党，称赞*。大家眼巴巴地望着边区，盼望八路军能够把他们那里也扩大进去。

　　这次，我同八路军有了较多的接触，还到他们的连队和队部的驻地去过几次，算是我第一次认识八路军。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的确是爱民如子的人民子弟兵。使我大为惊讶的，一是他们都穿着粗布军装，没有领章和肩章，官兵一律；二是他们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百姓称赞他们“最守规矩”、“最老实”；三是他们挤出时间帮助群众生产劳动，抡着干各种脏活累活；四是帮助群众学文化，办娱乐搞卫生。你只要看看哪个村子扫得特别清洁整齐，那里肯定驻有八路军。我见过一些国民党军队中的那种烂杆子队伍、烟枪队伍、土匪队伍，同八路军相比真是天渊之别。*只要长期保持这样一支天兵天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有把握，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也有把握。

　　在皖南事变之前，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停止发放军饷 ，陕甘宁边区的经费更加困难。相当贫苦的一百五十多万边区人民的公粮负担，很难养活边区七万多军政人员和八万多匹军马。

　　困难阻挡不住*人的前进步伐。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对策，一是进行精兵简政，一是发动大生产运动，既减轻财政支出，又增加了粮食和副食付品的生产。

　　记得在1941年6月，边区政府正在小礼堂召开县长会议。三号下午，忽然大雨滂沱，电闪雷鸣。当时延安的建筑都是因陋就简的土木房，一个响雷把小礼堂的一根柱子打断，延川县的代理县长当场触电牺牲。

　　这个消息传得很快。有一个农民对增加公粮很不满意，他生气地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公安人员要把这个农民抓起来，说他辱骂领袖。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指示公安人员放了这个农民，制止了这个错误行动。而且指示边区政府记取教训，马上降低征收公粮的数额，减轻人民的负担。

　　可见，当时毛泽东很能体谅人民的疾苦，而且宽宏大量，能容忍对他的咒骂。这件事同打雷打死县长一样，很快就传遍了边区各地，十分得人心，很多老百姓称赞毛泽东主席是“明君圣主”。

　　在边区军民中开展大生产运动，也是*深得人心的大事。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党中央就提出“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生产运动在各根据地逐渐展开。从一九四一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开荒起，边区各机关也纷纷响应，小小的群众报社也抽人参加上山开荒。留在社里的人也在自己窑洞前面的小块土地上，种一点西红柿、茄子和辣椒。

　　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每一个机关都制订了具体的生产计划，每个工作人员都规定有一定的生产任务，必须完成。

　　我当时身体比较瘦弱，但也不甘落后。我们几个人掏大粪，我跳进粪坑，用洗脸盆一盆一盆地端粪。送上去一盆就高叫“红烧肉来了”、“红烧十锦来了”，情绪高涨，气氛热烈。秋凉以后，我又参加女同志的军鞋生产组，纳鞋底，绱鞋帮都难不了我。因为我小时常常陪着母亲作针线，十岁离家上学，衣服鞋袜烂了，全是自己缝缝补补。以后，我还学会了打毛线，打毛衣、毛裤、袜子、手套我都能行。一九四四年我还为自己设计、自己编织了一件毛衣，胸前是一个大红星，红星上面套有“自己动手”四个白字，经过自己精心编织，打好后受到很多人夸奖，我自己穿上也显得特别神气。

　　一九四七年延安保卫战初期 ，我一直穿着这件自己织的毛衣。那是阴历三四月，天气比较凉 。可是到了五六月，行军时还背上一个背包，就实在热得难以行走。在大热天，我只好把背包里的其他东西，连我心爱的笔记本也烧了，连多的一双袜子也丢了 。有一次在烈日炎炎下，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有的同志还取笑我说 ，等战争胜利后让你爱人打一件比这好得多的毛衣。我还是舍不得丢掉它。最后，在一次急行军中，背着这件毛衣实在太苦了，只好忍心甩掉这个包袱。我把这件心爱的毛衣从山上向山下丢去，嘴里还说：“亲爱的毛衣，我自己编你，现在又自己丢掉你，希望你能遇到一个更爱你的人，去吧！”像送别自己亲人那样难过。多年以后，一想起这件事，还是十分懊悔。

　　在整风运动特别是在抡救运动中，大家心情压抑。机关里死气沉沉，听不到歌声，更听不到欢笑声。大生产运动一来，人们一下就活跃起来了。唱着歌开荒，哼着小调纺线，整个机关热气腾腾，充满了生气。开初，毛主席号召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丰衣足食的生活，还不大相信能做得到，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美好的理想终于成了现实。机关生活也逐渐改善起来，先是半个月改善一次生活，吃一餐白面馒头和炖猪肉，不久就改为一周一次。机关里的等级制也明显了。由于批评过王实味的“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大家对“干部服小厨房阶级”，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了，但背后议论还是很多。在吃饭上，我享受吃中灶的待遇，但在第一批发细布干部服时，却没有我，我心里很不满意，背后发过牢骚，特别是在公开场合，遇见熟悉的朋友 ，人家穿的是细布制服，自己还穿着粗布衣裳，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机关生活改善以后，讲究吃的空气也盛行起来了。因为我会作四川菜，节假日一些同志把肉和菜送到我那里，由我作一顿好饭，大家痛痛快快地吃一顿。记得当时我的拿手好菜是坛子肉。就是把肥瘦肉切成块以后，拌上豆瓣酱和姜蒜，装在一起放在开水锅里，用文火煨它两三个小时，肉烂味香。在当时条件下，我的坛子肉成了闻名机关内外的好菜。

　　在生产劳动中，我们认真经受锻炼，受到很大的教育。与此同时，也使我对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的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从我个人来说，大生产运动以前我确实是“五谷不分”，但并不是“四体不勤”。在贫困的农村和小镇的生活环境下 ，生活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受到一定的生活锻炼。当然也不能说是四体很勤。我一直是读书编报，长期从事案头工作，四体却也不那么不勤。经过大生产运动，不仅五谷可分了，而且身体也锻炼得健壮一些了。特别是还增加了一些农业生产的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应该承认，在这点上，我们一方面是农民的学生，从农民那里学到了一些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成了农民的先生将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比较科学的生产知识和技术教给农民。大生产以前，我们向农民学如何挖地，如何锄草，如何割谷子等等简单的生产劳动，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我们当时是“最无知识”的。但是，在大生产运动之中，我们从书本上和有科学知识的专家那里，学到了科学种田的比较高一点的知识和技术，然后，我们把这些传授给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知识和技术。在这期间，我们发动广大通讯员注意搜集关于农业生产的民间谚语和有关的民歌民谣，请自然科学院研究农业的专家来研究和提高，为我们编写了一些科学种田的小册子，也为群众报撰写农业知识。我们这时下乡就能够向农民传授一点点生产知识，能够作农民一点点先生，受到农民的欢迎。相形之下 ,知识分子就不是“比较地最无知识”，而最有知识的就不是农民，而是有农业知识的专家，是知识分子。这时，我就更感到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比较地最无知识”的论断是很片面的，是不恰当的。毛对于压低知识分子，抬高劳动人民的错误，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应当承认，当时，群众报社所编写的小册子和群众报上登的农业知识是很浅很浅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前途却是很远很远的。农民要求向他们普及科学知识，而这种普及又要求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的掌握上再进一步不断地提高，希望有更多的农业专家。知识分子自然要同工农相结合，要向工农学习；工农也应当同知识分子相结合，向知识分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