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战电视剧在线观看:胡绩伟自述（二十七）我当了陕甘宁边区的特等文教模范

    延安的大生产运动 ，发展到一九四四年冬，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十二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在这次会上，最出名的是吴满有，他被授以特等农业劳动英雄的称号，他所在的延安县柳林区，也被评为特等农业模范单位。

　　在这次会上，边区群众报社也被奖为特等文教模范单位，我也被评为特等文教模范。

　　群众报社的同志们个个兴高采烈。很多人认为：吴满有能够成为特等劳动英雄，联系到几年来边区群众报对他的教育和帮助，报社同志们也有一份功劳。我心里也洋溢着几分骄傲和自豪，有点飘飘然。但是，在分析吴满有获得如此殊荣的原因上，我的头脑还是比较冷静的。我以为，报社对吴满有的帮助是尽心尽力的，但不能夸功，更不能贪天之功。因为我们在一九四０年初到柳林区吴家枣园去蹲点时，吴满有已经在生产劳动和做事为人方面相当出名。正因为他劳动好、思想作风好、群众关系好，我们才选择他所在的柳林区长期蹲点，把他作为联系重点。而且，延安县的党政部门对吴满有的教育和帮助是最经常最主要的。我们边区群众报社的同志们把每期的报纸读给他听，为他讲解，把吴家枣园村和柳林区的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和思想觉悟都宣传鼓动起来，这对吴满有的进步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吴满有和柳林区能夺得英雄模范的特等奖，主要是靠他们自己长期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边区群众报社之所以得到特等奖，更不是因为它帮助了一个吴满朋，而是因为他帮助了千百个吴满有式的劳动模范，帮助边区广大农民提高文化水平、政治觉悟和生产知识。

　　我个人受奖，也不是只奖励我这个“小毛驴子”，而是奖励我带动了报社的一群“小毛驴子”们，勤勤恳恳地工作，把报纸办得“稍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成为西北局领导推动边区工作的一个小小的得力助手。

　　不能小看报纸的作用，但也不能夸大报纸的作用。大生产运动的显赫成绩是边区军民热情加苦干的结晶。整个边区都沸腾了，每一个机关，学校、部队、干部、战士、教师、学生都热情高涨，积极投身于大生产运动，我置身其中，同大家一样，辛勤耕耘，挥汗如雨，手上和脚上都留下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也是切切实实的记录。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全边区军民的粮食、食油、蔬菜和猪肉逐步作到了自给自足。穿的棉衣、毛衣、鞋袜的棉花和毛线都是自己生产的，棉衣自己做、毛衣自己织。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木料是自己上山砍的，石灰砖瓦是自己开窑脱坯烧的，而且是自己设计建造的。我们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也是自己造的。我们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大生产运动的好处，当然不仅仅是改善了机关、部队生活，更大的意义，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群众抗日救国和反对国民党反共摩擦的积极性提高了。*、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对于我们这些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了二三十年的知识分子来说，得到了特别深刻的启示，感慨很多。

　　在鲜明的对比中，我体会到：国统区的人民为什么那样穷苦？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扶助人民发展生产，反而搞了那么多的苛捐杂税，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弄得全国民穷财尽。而*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所以受到人民拥护，因为我们一方面大力扶助老百姓生产自救；一方面又精兵简政，军政干部自己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不是空洞的宣传，也不是抽象的说教，这是每个老百姓都亲身体会得到的活生生的事实。

　　在这次盛大的英模大会前一年，一九四三年的十月，毛泽东在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过一段十分深刻的话，我一直铭刻在心。他说：“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毛选三卷Ｐ.914）这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十的比例分配，就是*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个十分鲜明的区别。老百姓叫国民政府为“刮民政府”，叫*政府为“爱民政府”，人民对当权者这种善恶分明、爱憎分明的说法 ，是从多年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出来的。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经过大生产运动，也有了亲身体会。无论在大生产运动前，大生产运动中和大生产运动以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党的指引下都比较自觉地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对老百姓的生活变化，老百姓的言谈表情，前前后后的事实，给我们以实实在在的教育。

　　一九四四年底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比前一次（一九四三年）的规模大了一倍多，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工作者由上次的二百人增加到四百七十六人。这也表明，大生产运动深得民心。

　　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我是一字一句记录下来的。这次讲话引起我思想上一个飞跃。从一桩桩一件件生动的事实联系到毛泽东讲的精癖的理论，加深了我对人民的党、人民的军队和人民政府根本特征的认识。毛的这个讲话虽然只是讲经济工作，不是专门讲党、军队和政权的根本性质，而我是同国民党的鲜明对比中来加以倾听和加深认识的。我不只看到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必然胜利，而且也看到它必然会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因为它当时的确是来自人民而又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的政党。

　　老实说，整风运动、特别是抡救运动曾使我对党产生了一定的失望情绪，对我们党的形象和理想产生了动摇，而大生产运动却挽回了这一切消极影响，全党上下一心、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又使我扫清了心灵上空的云翳，欢欣鼓舞地投入了生产热潮。

　　按我当时的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我比较明确地体会到：国民党是一个不管人民死活的党，*最突出的优点，就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人民的疾苦，一心一意为人民谋福利。

　　毛泽东号召解放区全体党政军“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要切切实实地同全体人民一起开展大生产运动，这是同国民党的党政军截然不同。他在这次讲话的结尾时说：“我们要有两三年功夫才能学会做经济工作，到了各解放区在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环境中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日子。”他说：“将来从城市赶走了敌人，我们也要学会做经济工作。”他最后一句话说：“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这使我在当时看到了解放全中国以后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前途。

　　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我在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是使我从政治上的幼稚时期开始向比较成熟时期的转化。特别是随之而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我这一转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中国*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七大之前，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发表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对我的教育和启发，对我政治思想的成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成熟的标志，是使我更为清楚地认识了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级的基本任务，以及二十几年来三次左倾路线对这一任务的严重干扰，这使我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增加了几分自觉性，减少了几分盲目性。

　　在七次代表大坐期间，我在省立师范和四川大学时的同学，被　人们称为“三学士”之一的涂万鹏，作为七大的代表来到了延安。我们三人中，周海文于一九三八年春先到延安，我是三九年底到达延安，涂万鹏留在川东地下党，据说作了地委书记，被四川地下党选派为七大代表出席会议。多年未见的老友得以相聚在延安，又兴奋又激动。涂的身体瘦弱，神情却显得沉着多了，反映了他在白区工作的艰巨性。他谈到以往那些出生入死的险恶岁月，躲过了国民党的一次次追捕和第二次反共高潮，侥幸没有像车耀先一样被关押起来。

　　同涂的交谈加深了我对“抡救运动”的反感。一些人把在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下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地下党，竟然打成什么“红旗党”，污蔑为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这种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残害同志、破坏革命的抡救运动，实在是太荒唐太可恶了。

　　涂在谈话中提醒我注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他说这个决议强调了白区工作的重要，明确提出了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希望我好好学习这个决议中关于刘少奇在白区同左倾路线的斗争。同涂谈话后，我又仔细地读了一遍，加深了我对白区工作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理解。

　　我开始革命是在白区，革命生涯的初期在白区，我踏上新闻战线也是在白区。在我未接触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之前，我开始革命时是信仰民主主义的。而在我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之后，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主义，原来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者是我们*叫的新三民主义，后来叫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初级阶级的最低纲领。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不理解或者表示怀疑，甚至没有什么好感。我所真正信仰和崇拜的，只是*最低纲领的起码的道理。二十年后，在“文革”中，批判我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我是“认罪”的。

　　我前面说，经过整风运动、特别是七大，我的思想开始进入比较成熟的时期，其实质，就是我的革命理想和目标，比较明确地定位于新民主主义。

　　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 ，即使在工作最紧张的情况下，我也要挤出时间来读书。七大前后，我不止一次地认真学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论联合政府》，还重新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等有关文件。我当时的政治主张，就是首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封建独裁统治。在国内政策上，我比较明确的是强调各种经济成份长期并存，各种政治见解自由竞争，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对于文件中所谈到的各次路线斗争的材料，我因为历史知识太差，读起来似懂非懂，没有办法去分清路线是非曲折，只是蜻蜓点水般的浏览过去。但是，对于几次左倾路线最主要的恶果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两句话我记得十分清楚，一句是：各次左倾路线“都是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毛选Ｐ.924）另一句话是：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这是因为我在成都时就了解到白区党组织之所以被敌人“一网打尽”的惨痛事实和延安抡救运动的严重错误所得到的教训。

　　在这两个文件中，我在思想上还弄不清楚、在情绪上还有所抵触的，还是关于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有关论述。这是从整风运动以来，从学习毛泽东整风报告以来，就传留下来的。毛泽东把一切好的思想作风都说成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好的思想作风都说成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把他们认为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说成是无产阶级的，而对那些他们认为是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都说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这是我弄不懂、想不通的。

　　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是很精彩的。他讲了很多有说服力的道理，像反对党八股中很多论点，确实是我们写文章和编报纸的圭臬。我的确很认真地检查过自己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歪风邪气，并认为一个决心一生一世干革命的革命者，一个合格的*员，必须随时警惕和纠正这三股不正之风。但是，那时我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股歪风和这类具体的缺点错误，都说成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把“小资产阶段知识分子”作为主要的整风对象，就是整我们这些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

　　我没有接触过如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化大机器生产所造就出来的无产阶级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十分落后，我所见到的都是手工业和半机械化工业的工人。真正无产阶级的高贵品质和思想作风是什么，我弄不清楚。我所知道的是，当时中国*的党员、号称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工人很少，真正大生产的工人更少。我们党中央那些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不属于无产阶级，怎么就自封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锋”了呢？

　　当时，我曾悄悄自问：毛泽东就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吗？关于他婚姻恋爱和男女关系方面的种种传言，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轻骑队》的态度，时而这样，时而那样。《轻骑队》出版以后，他的秘书胡乔木就把每期的稿子油印给毛泽东看，听说他不仅称赞《轻骑队》的内容，还称赞《轻骑队》文章的文风是“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在《解放日报》正式批评《野百合花》、《三八有感》和《轻骑队》以后的不几天，毛泽东为了准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内容，曾经召集鲁迅艺术学院的几位党员教员开了一次座谈会。据说，毛对当时一些人对延安的批评，还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他们到延安以后，看到了缺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这个时候，毛对于这类批评延安的文章的评价还是好的，至少认为是因为想得太好，不合理想，就发牢骚。可是过了十几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翻了脸，就把从好心出发的发牢骚，说成是恶意的暴露和攻击？

　　我听了毛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在开展批评问题上是存在怀疑的。认为毛的讲话，时而这样，时而又那样，给我的印象是：最好不要批评，好意的批评很容易变成恶意的攻击，甚至会招来大祸。

　　为什么对延安、对*、对八路军就批评不得呢？为什么一批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平均主义呢？这点，我当时很想不通。但我没有说出来，只是闷在肚子里。

　　回想起来，我当时觉悟不高，沉醉于对延安对*的光明面，没有察觉到它的阴暗面，没有加入批评延安者的行列，也没有感到《野百合花》、《轻骑队》一类的批评是什么坏事。老实说，那些发现和批评延安的人是先知先觉，我是后知后觉。为什么先知先觉反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典型，而像我这样的后知后觉，却安全度过了整风这一关。

　　把延安看得不好是小资产阶级；看得太好，也是小资产阶级。那么，把延安看成什么样才是无产阶级呢？

　　整风运动就是要弄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当时，我没有弄清楚究竟区别在哪里。在七大前后的文件中，对这点讲得更多，但右了、左了都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只有不左不右才是无产阶级，我还是弄不清楚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