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江桥mp4视频下载:胡绩伟自述（二十八）边区群众是怎样进行民主选举的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的口号，喊了十四年，*兵终于被赶出去了，！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我从十五岁喊到二十九岁，从一个刚刚懂事的少年，成为一自觉自强，并能够自立自主的革命干部。受侵略受压迫、蒙受耻辱的中华民族，终于从日寇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了，终于能够扬眉吐气了。

　　日本投降的特大喜讯，像天空中猛然降临的电闪雷鸣，立即轰动了延安。我们边区群众报社正处在延安闹市区━━新市场对面的山头上，欢腾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拥到这里。整个延安顿时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我卷在欢乐的人流中，流着欢乐的眼泪，响着欢乐的笑声，喊着欢乐的口号，唱着欢乐的歌曲，扭着欢乐的秧歌。欢乐的人群举着各式各样的灯笼火把，把延河两岸照耀成一片灯海。火炬像舞龙一般*，一队接着一队，全市灯火彻夜通明。

　　随着*队伍，我从延安南门，沿着延河走到党中央的驻地杨家岭，然后沿着清凉山回到报社。身体很疲倦了，但是，我的心潮翻涌，思绪连翩，不想入睡，靠在自己窑洞前沿的高坡上，凝视着坡下闪闪的火把和灯光，思考着胜利后怎么办？雄鸡已经叫过一遍，我才回到窑里，在床上打了一个盹就翻身起来，拿上一碗红薯稀饭来到编辑室，忙着编辑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期报纸。这时的《边区群众报》还是周报，十五日的事只能在十九日报上刊出。令人痛心的是，在两年以后的延安保卫战中，我们在坚壁清野时埋下的报纸合订本都被敌人挖走了。解放后我们到处搜集，也只找到零零散散地几期。侥幸的是抗战胜利后的那几期报纸搜集到了。那时报上的社论很大部分是我执笔写的。这期社论《胜利快要得到了，我们还要继续奋斗》是不是我写的记不得了。社论第一段说：“日本法西斯投降了，我们英勇抗战了八年，胜利就马上快要到来了，好像我们辛苦了一年的庄稼，现在快要到收割的时候了！但是，庄稼虽是眼看成熟了，要由我们收割回来，放到我们的粮囤里，还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有一个狗脏官要抡收我们的庄稼，这个狗脏官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社论最后说：“所以，胜利虽是快到了，庄稼虽是快收割了，我们还应该认识清楚，面前还是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还要继续奋斗！我们还要加紧努力！”

　　经过八年来的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才换来今天的欢乐和舒畅。我们“决不能忘记豺狼还在，不能把胜利的果实让豺狼吞食。”（肖军的诗）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喜中有忧，而且是大喜后的大忧。但是，在大忧面前，经过战火锻练的*和解放区人民，并没有妥协退让，而是知难而上，用战胜日寇的勇敢和智慧，去迎接国民党反对派的进攻。

　　打败日寇的胜利鼓舞了我们，使我们越战越强。我们必胜的源泉，在于我们占一亿人口的十九个解放区，在于解放区所鼓舞和带动起来的四亿人民。我们的方针是两条：一是尽可能争取国内团结，避免内战，二是准备内战，趁胜前进，迎接新的战斗。两条方针的保证都是加强解放区建设，争取从战争时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十九个解放区中，陕甘宁边区是首席解放区。在1945年1月15日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的闭幕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向代表们说：“你们和全体人民把陕甘宁边区贫穷的山谷建设成富庶的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有这样的边区作为立脚点和出发点，所以能在敌后坚持抗战，愈战愈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说：“陕甘宁边区不仅是抗日的出发点，并且是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出发点。”实际上，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早就是全国人民寄托希望的地方，我们边区本身的任务，就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军事上都建设得更好，成为全国的模范区。

　　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笑声中，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九月六日发出关于民主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十月十五日到十二月底进行乡、县、边区三级改选。《边区群众报》的宣传重点也就转到民主选举方面来。报社的编辑记者几乎全部深入到选举的第一线。我们每个人都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或者相当差的乡村，长期在那里蹲点，同时，也注意这个乡一般地区的发展情况，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作跟踪了解，写成稿子念给群众和干部听了以后带回报社。

　　所幸的是在我搜集到的残缺报纸中，还找到我当时写的一篇关于吴满有乡选举的报导。作为难得的史料，我把它抄在下面：

　　吴满有乡在选举前就酝酿，乡上干部研究报上的文章下乡向群众宣传，吸收的群众意见吴满有乡已经酝酿选举工作。乡长、指导员和文书，对于解放报上登的试选消息和群众报上登的“选举知识”，都看得很仔细，看了，还进行漫谈。指导员纪开发同志说：“今年选举，要发动群众来彻底检查政府的工作，比上一次的搞选举，就难做得多了。只要搞好了，群众真正负责来管理政府，以后的工作也就好做得多了。所以这一次一定要下决心把选举搞好。”要搞好就要早准备。乡长王治福同志说：“早准备好，干部和群众都认清了这次选举的意义，等到县上把工作一布置下来，就可以马上开始。”

　　十号开乡政府委员会，十一号开党员流动训练班，除了布置秋季工作以外，也传达了今年选举的特点。十二号，王乡长到康家圪。和村长杨茂村拉话，说：“今年的选举，主要是发动群众来检查政府工作，要群众大胆地批评政府工作，干部决不能报复。”当时，杨村长就告诉王乡长，说：“六月间，你才调来不久，我有一次遇到麻塔的峁四，峁四问我，王乡长好不好？我反问他：‘你说好不好？’峁四说：‘王乡长脾气大，爱训人。’我问他：‘训过你吗？’他说：‘到没有训过我，可把我们庄上那几个二流子训结实了。’我问他：‘训二流子干啥？’他说：‘给他们订计划，要他们生产。’我说：‘训二流子让他们生产，你说王乡长好不好？’他说：‘这样说，那就是好吗。’杨村长说完这话以后，王乡长承认自己脾气大，以后要改。杨村长听了，很高兴地说：“你这人是脾气大一点，性子急。有一次庙河来了伤兵，人都上山去锄草了，伤兵等得发火了，你急得没办法，看见槐树窑子的刘正发到庙河来闲串，你就叫他抬伤兵，他不在，俩人就吵起来。其实庙河来了伤兵，应该要村长去叫人，用不着你去叫人家刘正发，同他吵起来。”王乡长听了，连连承认自己不对。杨村长越说越高兴，对旁的干部也提了一些意　　见，而且说：“一定要发动群众大胆提意见。”

　　指导员纪开发同志，十二号到麻塔，和几位老汉闲拉，宣传选举说：“群众是掌柜，干部是伙计，政府工作做得不好，干部不好，你们就要来领导。你们关心，常提意见，就可以做得好，你们如果不管，工作就很难做好。”这样拉着拉着，几个老汉也提出意见来了。都说，王乡长办事认真，又公道，就是嘴打人，说话厉害，批评严厉。王乡长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工作很能干，很负责，就是脾气大一点；他听了几处群众都说他这个缺点，他决心改正。还说：“群众对政府对我们干部是有意见的，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只要我们好好解释，群众是会说出来的。”（季委）

　　当时《边区群众报》是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选举和实行民主的好教材。报上登的“选举知识”和“选举问题讨论”等专栏和有关的评论，以及那些典型报导和经验介绍都发挥了实际效果。群众的报纸，群众读，群众用，群众爱，群众办，我们就是在这种深切的感受和激励中提高自己，锻练自己，鼓舞我们在报纸大众化的道路上兴致勃勃地前进。

　　整个选举过程，从发动群众，批评政府工作，到酝酿和讨论候选人，以至到投票选举，我们报社人员都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一步一步地进行体验、了解、写稿、读报，这对于像我们这种不了解农村农民的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

　　使我体会最深切的，就是更加认识到蒋介石专制独裁制度下所谓“训政时期”的虚伪性。应该承认，中国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都很低，要实行民主宪政　，进行民主选举，的确有很大的困难，当然应当先进行一定的训练。但是国民党反动故意夸大这种困难，认为必须对群众进行长期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亲确定在实行宪政之前，先要有一个很长的“训政时期”，而且以此为幌子把“行宪时期”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早在一九四０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讨汪大会上提出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的第三点，就曾明确提出应该“厉行宪政”，批评国民党“‘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认为“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就是反宪政之行为。”因而提出“政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在二月二十日延安成立宪政促进会时，毛泽东的讲演中又说，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要求在最短期间召开国民会议，实行宪政。孙中山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 ，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一般的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内实现。还说：“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就是不要天天空喊“训政”，而要立即实行民主宪政。

　　为了促进国民党立即开始实行宪政，早日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民主政府，*领导的十九个解放区，由陕甘宁边区带头首先进行民主选举，为全国民主宪政作一个榜样。

　　这个榜样做的很好。这是我们的亲眼所见、亲身体验的。

　　边区的县区乡三级干部，先进行了十天的训练，进行了具体作法的训练。广大选民都学习了选举知识，进行了热烈的学习讨论。说明训练是必要的，但时期可以最短。

　　我们的亲身体会说明：发动群众批评政府工作，并不困难。关键不在选民的文化水平，而在选民的政治水平。由于边区的各级领导干部比较民主，很愿意听取群众的批评，边区群众又有比较自由的民主权利，也敢于和乐于畅所欲言。对于那些胆小怕事的群众，他们有话闷在心里，经过那些敢于批评的积极分子带头，民主气氛越来越活跃，你说我也说，很快也就打消顾虑，畅所欲言了。

　　可以明显地看出，检查批评政府工作这一段做好以后，就为推选和评议候选人的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原来的乡村干部，比较好的都是经常深入群众的人，一般选民对他们谁好谁差早就心中有数。对于涌现出来的新人，群众当然就更清楚，因而在推选什么人作为乡政府领导的候选人，经过几次评议，筛选出比较适当的候选人，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候选人筛选出来以后，向群众一个一个地进行详细介绍。有的是由熟悉的人来介绍，有的是由自己介绍，介绍后进行问答，解释群众对候选人提出的疑问，有的是解答有意的考问。这样，在选举以前，一般选民对候选人的情况就比较了解。

　　在这之后，进行选举。适合群众文化水平低的投票方法很有创造性。有的是在每个候选人名字下放一个小盆，赞成谁就在谁的盆里投一颗豆子。有的在候选人面前放一个小篮，赞成谁就在谁的小篮里放一支筷子。有的在候选人名字下面放一张大纸，赞成谁就用点燃的香头在那人的名字下面烧一个小孔。

　　投票点设在几个窑洞里。先让选民去一个一个地认清候选人。有的还在候选人名字下面画一个简单的画像。要知道，在四十年代的边区，照像是很少见的，《边区群众报》是边区级的报纸，但报社连一台照像机也没有。我在1945年调到解放日报就任采访通讯部主任，当时的记者都没有照像机。

　　在选举以前，选民一次又一次地去认清和记准候选人的名字。投票时一个一个地进入窑洞去投票，基本上作到了秘密投票的要求。这些土办法又民主又公正，又简单易行，这办法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出来的。

　　事实证明：夸大所谓“训政时期”的作用，故意推延“训政时期”，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对推行民主宪政的借口。

　　当然，应该承认，实行民主宪政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但是，选民只能在民主选举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民主，不必先进行长期的训练以后才去实地进行选举，行使民主权利。

　　老实说，执政党如果不下决心开始实行民主宪政，不真心诚意地提倡民主，各种舆论工具如果不积极地去宣传民主，如果不让老百姓去学习实行民主，而且在实行中继续学习，中国的民主就只能停留在文件上和口头上。像陕甘宁边区这样，说干就干，立即开步走，在干中学习，在干中提高，中国的民主才有希望。几个月的民主选举的实践，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更加认识到延安确实是民主圣地，是中国民主的灯塔。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开始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中国*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国内和平团结、反对内战的种种努力终于失败。解放区军民本来想收起武器从事国内和平建设，可惜，又被迫拿起武器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中国人民刚刚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不能不转入又一场规模巨大的解放战争。

　　中国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农民战争，战争的主力是农民。为了进一步动员广大农民投入解放战争，就不能不发动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时，各解放区的农民迫切要求得到土地，好些地区已经开始从地主手中分得土地。因而，在解放战争初期，进行一场土地改革是十分重要的。

　　*中央，在一九四五年底发布减租和生产的指示以后，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又发表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就是著名的“五四指示”）

　　陕甘宁边区是老解放区，绝大部分地区早就解决了土地问题，由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得好，因而在这次土改运动中进行的十分稳妥扎实。

　　这次土改，我和报社的很多同志都参加了工作组，我仍然在柳林区蹲点。这时西北局的书记是习仲勋同志。我自始至终参加他所主持的布置土改、汇报情况和总结经验的一系列会议。我和报社同志在这次土改中比较了解一些基层情况，也比较了解全边区总的情况，特别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这样深切地体会到一个高级党委的方针政策和领导艺术。

　　仲勋同志是一位很令人尊敬的、很优秀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亲自领导这次土改的最大优点，就是切实了解和识别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善于采取不同的办法来处理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

　　仲勋同志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的领导干部。他既能耐心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又能诲人不倦地向干部讲解党的政策方针和工作方式方法，谆谆善诱地启发干部去开创工作。

　　可惜，我当时的笔记本在战争中丢失了。但是，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比较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讲话的要点。

　　他很仔细地反复讲陕甘宁边区的特点。他说，边区是老解放区，同新解放区不同，很多地区早就解决了分配土地的问题，因而不能再搞“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他还讲，在土改中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面要大，打击面要小。他一再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是我们党能够得到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他常常提醒干部要团结和尊重地富中的开明人士、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近邻晋绥边区，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出现较为普遍的混乱现象 ，也波及到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地区，也跟着学乱斗、乱扣、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那一套。仲勋同志领导工作组很快纠正了这些偏差。记得他说，在陕甘宁边区我们*早就掌了权，边区的土改运动是我们党按照政策自上而下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大都是由群众自下而上自动搞起来的。他说，毛主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是针对国民党统治区说的。

　　这时，我已经调到解放日报社，兼任解放日报的采访部主任，负责主持关于边区的宣传。我每次参加仲勋同志主持的汇报会以后，总要写一篇边区土改工作的新闻述评，登在《边区群众报》上，也登在《解放日报》的边区版上。记得那时《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有一些左的偏向，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仲勋同志特别关照我，对于那些左倾蛮干的宣传，边区群众报和解放日报边区版不能跟着干。因而，我们在土改宣传中基本上避免了左的错误。

　　这一点对我印象很深。对于党报如何作党委的喉舌，从这时起，就开始有了不同的体会。这点我将在下一章来加以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