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战》电影观后感:胡绩伟自述(二十二下)办一张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三、党委、党报和群众的正确关系

　　作为西北局机关报的《边区群众报》，对于党中央的决策和最高领袖毛主席的讲话，竟敢不全文照登，还加以删节改编，这是在西北局正确领导的同意下所采取的一种灵活措施。

　　当时，西北局对于办一张面向群众的大众化党报的方针，充分体现了这种强烈的群众观点。办一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不是仅仅根据党委的主观要求来机械地进行宣传，而是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和文化接受能力来机动灵活地进行宣传。当时党委还是很注意在办报工作中贯彻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的。

　　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当时西北局对于报社具体领导的方法也是很正确的。对于党委自己委任的报社负责人员，确实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去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而不是像以后很多党委那样，事事指示照办，处处要求请示批准，稍不如意，就批评指责为：“不听话”、“闹独立性”、“同领导不保持一致”。不是强调自觉地服从，而是用纪律来制服。

　　那时，西北局分工直接领导《边区群众报》的是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他是一位优秀的宣传工作的领导者。我刚到大众读物社不久，他第一次同我谈话，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他告诉我，毛主席很重视大众化工作，《边区群众报》就是毛主席亲自指示办的。卓然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边区的情况，特别嘱咐我不要蹲在上面，要经常到基层去，了解边区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区乡干部，了解农民，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他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说：“你在大后方已经有办大众化报纸的经验，希望你大胆工作。”

　　那时西北局好像没有常委会和书记处，也没有副书记，只有宣传部、组织部等几个部长，书记是高岗，他是一位令人见而生畏的首长。当时西北局的例会和一些重要的工作会议都让我列席，帮助我了解领导意图。我只有在会上才见到高岗.使我一生难忘的是他曾经在一次会议上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期《边区群众报》我写的一篇时事述评中，提到了蒋介石，我用了“中华民国的元首”、“中国人民的领袖”等称呼。他很生气，大骂“什么狗屁领袖，反动头子！”然后，声严色厉地斥责我：“你连这一点也不懂吗？”他如此直眉瞪眼地骂人，真是可怕，把我镇住了，我忍着，没有敢说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严厉的训斥。我满肚子怒气，满肚子委屈，对他的批评不服，就把中央党报《新华日报》找出来（那时延安《解放日报》还没有创刊）那上面好些报道中都有“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元首”“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蒋委员长万岁！”等等对蒋介石的称呼。我带上这几张报纸去见李卓然部长，指给他看，率直地提出高岗对《边区群众报》的批评是不对的，那天他在会上骂我也是不对的。李部长很冷静地听完我的话，然后轻言细语地向我解释。他没有正面说高岗批评的不对，只是很委婉地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对蒋介石的态度是又团结又斗争，一般称呼也还是很客气的。《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当然对蒋介石那样称呼。你刚从国民党统治区来，这样称呼惯了，不能怪你。”他又说：“《边区群众报》是在延安出版，我们可以注意少用这样的称呼就是了。”他还劝我说：“高岗同志批评《边区群众报》，没有什么恶意，他脾气大一点，话说得重一点，你不要介意。”经过他这样心平气和地解释，我心里舒服多了。但我还是对高岗很有意见，见到高岗，尽量避免同他接触，而他还是同往常一样，见了我还是点头打招呼，还是让我继续列席西北局例会，文件也继续发给我。我的忿忿之情才逐渐平息下来。

　　那时西北局派来经常指导报社工作的，先是赵守一同志，在《边区群众报》创刊初期，他还兼任大众读物社的报纸科长，直接指导我工作。大约半年以后他调走了，换成秦川同志。他们都很随和，有问题随时商量，有意见就说，有批评可以争论，有说有笑，平等待人。赵守一同志见我日夜辛劳，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毛驴子”。当时边区一般农民家庭都有一匹毛驴子，它最能吃苦耐劳，不吭不响地担当起一家的重活累活。西北局的一些同志也这样叫我，当时上下级关系是很和谐、很亲热的。

　　西北局在延安时期对《边区群众报》的正确领导，我以为，在我们党报历史上是值得永志不忘的一页。一九八四年我退出新闻岗位以后，对这段历史作过一番研究，特别是从党委同党报的关系方面总结了一下《边区群众报》的特点。这个总结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当时，我是这样写的。

　　《边区群众报》是一张直接为人民大众阅读的报纸，同时，它是边区党委、以后是西北局的机关报。这两种性质的报纸的结合一致，是《边区群众报》的一个突出的特色。

　　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直接办给文化水平低的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阅读的。一般的党报都是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甚至是以中高级干部和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而要以广大群众、基层干部和小学教师为对象的报纸，一般不是党报，是党所领导的群众性的报纸。《边区群众报》成为党报，不只是经过党委的明文规定，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在党委坚强的、经常的、直接的领导之下。报纸本身很明确，自己是党的喉舌，它是坚定地、及时地、经常地、深入地宣传党委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配合党委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成为党委宣传、鼓动、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的比较强有力的工具。它同时又明确：自己也是人民的喉舌，它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地、及时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话，成为党和人民密切联系的工具。正因为它同时是人民的报纸，更加符合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觉得，党委在办一个以中高级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党报的同时，能够再办一个以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为对象的大众化的党报，是十分必要的。就是以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党报，也要尽可能的面向群众，面向基层，因为现在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也越来越高，他们对党报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不能忽视的。

　　第二，《边区群众报》这个大众化党报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一般情况下，不登党的决议文件的全文，不登党的领导同志讲话的全文，不登党和政府会议的详细的长篇报道，连一些最重要的长文章也不登。但是，它绝不是不宣传这些文件、讲话和会议的重要内容，相反，它是十分积极进行宣传的，只是它不采取照登、照抄、照转的办法，而是根据自己读者对象的接受能力，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它采取大胆改编的办法，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尽量简单明了的文字来进行改写。这样宣传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比照登照转的效果要好得多。这一点，党委从来没有批评过《边区群众报》，反而加以表扬。离开延安以后，我主要编缉以中高级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党报，对报社的编辑来说，越是发表重要文件的时候，编报工作越轻松，反正一登一大版，几大版，照登就行了。在延安编报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每当重要文件或者重要会议召开时，编报的同志最紧张，大家十分认真地学习和讨论，研究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宣传，而要写好这类稿件是十分不容易的。这类稿件常常是我们集体学习后的集体写作，是我们严肃认真学习后的精心写作。

　　第三个特点，是报纸登载自上而下的稿件比较少，登载自下而上的稿件和信件要多得多，大量的篇幅不是登载上层活动，而是登载基层和群众的活动。我们的上层，本来是为基层服务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适当刊载一些上层的活动是必要的,是人民群众关心的。但是，我们有很多上层活动同人民群众没有直接关系。报纸常常刊载很多上层活动，并不是因为人民群众关心，也不是因为必需让人民群众知晓，仅仅是为了表明上层各单位自己的工作，是为各单位自己服务的。刊载过多的上层活动，常常是一般报纸的特点，也恰恰是它的缺点。

　　第四，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大众化党报，西北局是很重视的，对它的领导是很主动和周到的.当时，报社的同志努力作到既同党委同呼吸，又同人民共命运；我们既要知党心，也要知民心。当时，我是一个新入党的小青年,西北局让我经常列席常委会，还列席边区政府的最高会议，西北局的领导同志在视察、检查和总结重大工作的时候，经常让我或者报社记者参加。记得在土改时期，我每次参加检查总结会议以后，都根据会议的情况和西北局领导同志的意见写一篇土改工作述评，不仅在《边区群众报》上登，《解放日报》也常常转载。这个时期，报社这一伙小青年的确是意气风发，工作热情，信心百倍，奋勇向前。因为我们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有党委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因为我们的报纸不是一张普通的大众化报纸，而是一张大众化的党报。

　　《边区群众报》在边区人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人们称它是“咱们的报”。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谜底是《边区群众报》，这充分表明边区人民对它的热爱。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０年写信表扬过《边区群众报》。一九四六年报纸创刊六周年时，毛泽东同志又特地为我们赠写了题词：“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报纸为此发表了社论：《你是群众报的主人,你要利用它》。在陕甘宁边区的文教英模大会上，《边区群众报》曾经荣获特等文教模范单位的奖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特地代表党委写了一篇文章表扬《边区群众报》。文章写得很热情，很通俗，也很短，只有七百四十多字，我把它抄在下面。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文件,它正确估价了《边区群众报》六年来的工作。同时也表明，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西北局的办报方针和边区群众报的办报实践是赞成和支持的。

　　　                    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

　　《边区群众报》出满三百期了，值得大大庆贺。

　　这个报纸是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它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这样做。

　　六年以来，这个报纸对边区人民是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的。它告诉边区群众和干部团结抗战、生产建设的任务，当边区的喇叭筒，而且教边区干部和群众怎样来工作，来动员，来生产，来完成这些任务。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的功劳的。

　　这个报纸要好好办下去。现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这个报纸按照什么方针来办呢？边区的方针是继续紧紧团结，好好生产,和一切反民主势力作斗争，建设一个更繁荣、更巩固的边区。这个报纸的方针也应该是这样的。

　　报纸是什么？是一种工具。边区干部一定要明白，《边区群众报》是指导工作的工具，是干部学习的工具。有些干部说：我们曾经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或者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看罢群众报才知道的。我们干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要学会更多的本领，新的更多的知识。从哪里学来？群众报是很好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不论领导机关和干部，都要好好重视这个报纸。经过它交换经验，哪里有新的经验，好的工作方法，做好了的新的工作范例，就写出来登在报上，别的地方也就读到了，大家来学。哪里有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作风，也写出来登在报上，批评一下，别的地方也就读到了，大家也就警惕了，不再犯毛病。在这里，要提一句，我们要好好发扬工作做得好的，但也要批评工作做坏了的。我们革命同志是不怕而且要有自我批评的。

　　大家爱护群众报，大家替群众报写稿，继续把群众报办得更好更好。

                （此文登在1946年4月1日301期《边区群众报》上）

　　这篇短文，充分反映了西北局当时对自己的党报的领导方针，也反映了党委对党报的领导艺术。

延安十年的办报生涯是多么值得怀念啊！在党和群众的鼓舞下，我们尽情地努力地工作。党委信任我们，领导我们。在党委坚强的领导下，又放手让我们自动自主地开展工作。我们好象一匹强壮的烈马，在党委的高明的驾驭下，在边区这个民主模范的广阔天地间，自由驰骋。

四、报纸──通讯员──读报组组成的新体系

《边区群众报》能够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欢迎，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比较注意贯彻办报的群众路线。一方面是我们这些办报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经常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不断地改造思想和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另一方面在宣传教育群众时，特别注意组织广大群众来参加编报工作。

　　在群众报创办一周年纪念总结经验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已经在这个民主模范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大众化的宣传组织体系。

　　这个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群众报社本身是一个首脑部。为了使这个首脑部真正发挥它的领导组织效能，全社工作同志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而是经常置身于群众当中，从了解实际、了解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学习,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和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而又能正确地指导群众。

　　第二，在报社周围，就是在全边区，组织广大通讯员队伍，使通讯网中每个通讯员也在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提高为群众报写作稿件的能力。

　　第三，在这个大众通讯网的周围，也就是在边区各县各区各乡各学校，组织了很多群众报的读报组，由大众通讯员主持读报、讲报，结合读报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从这中间又培养出一批新的通讯员，为群众报写出一批较好的稿件。

　　这样，就能够名副其实地使报纸成为边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也可以说是人民群众自己办自己读的报纸。

　　下面，我从这三方面加以比较具体的回述。

　　第一，为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报社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的。我们定了一个制度：做采访工作的同志当然经常深入农村，做编辑工作的同志，也是大部分时间在外活动。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农业经济相当落后的地区，我们的任务就是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群众报是周刊，编好这一期报纸以后，商量一下新一期的内容计划，马上分头下乡，在乡下了解情况，写好稿子，念给群众听，经过修改以后带回报社，然后赶着编写通讯员的来稿来信，进行版面的编排工作。

　　报社同志在延安附近都分头建立了经常联系的据点。我的据点就是著名劳动模范吴满有的柳林区吴家枣园村。陕北的天气属于高原气候，就是炎热的夏天，早晚也很凉。我们下乡，冬天穿一身棉军服，夏天也用一根棍子穿在棉袄袖子里，挑在肩上随身带着，早晚披上，睡觉时盖上，和群众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吃在农民家里，睡在农民坑上。当时也不是拿着笔记本边谈边记，进行专门采访，而是同老乡一起劳动，或者一起吃饭时，我问他答，是在谈家常中有说有笑，很自然地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这样，老乡才信任你，愿意同你讲心里话。去的次数多了，人也熟了，交了几个好朋友了，就能够真正了解到真实情况，也能够听到男女老少的真心话，更能够亲身体会到乡村的风俗人情，搜集到一些民间俗语、民歌民谣和民间故事。

　　我们的原则是先作群众的学生，后作群众的先生。我们体会到，干部是群众的知心人，才能办出人民的知心报。

　　著名作家柯蓝同志，五十多年前在边区群众报工作时，找到了一个深入群众，创作大众文艺的好办法，写出了十分出色的作品。当时在陕北民间，有一位很有名的说书人韩起祥，他是个盲人，柯蓝自愿去作他的徒弟，为他背褡裢，用个棍牵子牵着他翻山渡河，走乡串户，像亲人一样照顾他的生活，诚心诚意地向他学习，然后为他改编旧书段旧唱词，创作新书段新唱词。柯蓝新写的《乌鸦告状》轰动了陕北。韩起祥敲着鱼鼓简板，边唱边说，走到那里都被老乡层层围着，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以后在边区文教英模大会上韩起祥获得了特等文教模范的奖励。

　　第二，为了吸引大批大众通讯员来参加编报工作，从大众读物社时起，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很多细致而繁重的组织工作和培训工作。

　　当时，我们不仅比较不明确地认识到，有了大众化的干部队伍，才能办好大众化的报纸；而且认识到，要办也大众化的报纸，仅仅依靠报社少数干部的大众化还不行，仅仅依靠外来文化人的大众化还不行，还必须组织一批大众通讯员来参加编报工作。他们是当地群众中土生土长的积极分子，是在文盲遍地的农村中极为稀少的知识分子，他们比我们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更了解边区的社会生活实际，更了解边区的群众心理，由他们为边区群众报写稿、提供情况和提出意见，这对坚决贯彻执行“群众办报”、“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大众化的方针，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当时我们曾经学习过列宁关于报纸工作的论述，他提出，报纸有五个专业工作人员，就必须有五百个到五千个非专业的“编外撰稿人”的教导，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十分信奉、坚决实行的。

　　《边区群众报》一创刊，就受到边区群众的热烈欢迎。来信很多，大多是称赞表扬的信,来稿不多.我们当时采取“每信必复”的原则，强调回信，要充满热情，希望读者常来信，更希望多写稿，多提供情况、搜集材料和提出意见。同时，每封信都发去“通讯员登记表”，欢迎参加到通讯员队伍里来。

　　一张张受人喜爱的报纸，一封封热情的回信，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来信和来稿，迎来了不断增加的通讯员。

　　对于每件来稿，我们强调采取尊重作者、爱护作者和细心帮助的态度。对能用的稿子进行修改加工，对不能用的稿子提出具体的意见，不能泼冷水，不能打击作者的写稿积极性，鼓励继续努力。

　　报社的同志们花很大功夫给通讯员回信，就像给家里人写信那样，一封封地送到边区各地。报社的热情换来了通讯员的更大热情，越来越多的来信来稿激励着整个报社的上上下下。

　　广大通讯员的来信来稿，是办好报纸的取之为尽、用之不竭的丰富源泉。

　　在来信来稿日渐增加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感到继续采用“每信必复”的手工业办法，难于维持下去。先是一个时期一个专题的写稿要求，拟出“写稿提纲”，印发各通讯员，对于一些同类性质的信件和稿件，采取综合回信的办法。这就启发了我们酝酿创办一个供给通讯员阅读的刊物。大约在报纸出版半年以后，我们又创办了一本新型刊物──《大众习作》，由胡采同志主编。

　　《大众习作》的出版，又一次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不仅是通讯员欢迎，凡是要动笔写作的同志都欢迎。语文课的教员欢迎，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欢迎，各种办公室的秘书同志欢迎。可惜，我们未能把出版的《大众习作》保存下来，绝大部分都同报纸合订本一起，在一九四七年被进占延安的国民党军队毁掉了。解放后只搜集到几本。我手里一本是一九四０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二三期合刊，只要看一看它的目录，就很有吸引力。这一期的论文有：周文同志写的《谈谈民歌》，胡采同志写的《写人写事要入情入理》和林朗同志写的《标点符号的用法》。在“工作经验”专栏里，有赵守一同志写的《怎样写工作报告》和刘若金同志写的《怎样教民众夜校》。在“公开信”专栏里，有周文写的《写文章要懂得剪裁》，方之中同志写的《谈谈叙事诗歌》，海原同志写的《怎样写通讯》，还有我写的《给写唱词的同志的信》。另外还登了九篇“习作”和八篇“原稿和改稿。”

　　我想对“原稿和改稿”专栏多记述几笔。我认为这是一个新创造。我们每期选登几篇原稿，同时登出我们的改稿，还特别登出“改写说明”，让通讯员去琢磨：原稿有什么缺点？改稿有什么优点？为什么要这样修改？“改写说明”，讲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修改的道理，而且结合具体稿件的修改，谈一些写作时如何选题，构思、分章节和语法修辞方面的道理。这一栏体现了报纸编者帮助通讯员写作的苦心和爱心，很受通讯员喜爱，也成为中学国文教员可以向学生讲解的教材，成为文学青年和秘书的写作指南。这个刊物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不是没的道理的。

　　第三，在通讯员网的外围，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读报组网络。每一个通讯员都尽可能地建立一个读报组。这是一个以阅读群众报为中心的进行政治宣传，学习知识，提高文化，扫除文盲，推动抗日救国和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宣传教育性的群众组织，不仅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也受到党政军民各基层单位的欢迎。

　　我下乡的时候，总要想办法去观察读报组的活动。有的通讯员，结合自己的教师、宣传干事或者文工团员的任务，在报纸来了以后，自己先仔细阅读，还作一些准备，因而每到读报的时候，把读报会变成一次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会。读报的时候，除正式参加读报组的人以外，总有临时参加的很多老人、妇女和儿童。通讯员一边读报一边讲，作一次简短的政治宣传。对于一些故事，就像说书先生那样绘声绘色地讲说。对于一些唱词或歌谣，就边读边唱。对一些新歌，就教大家唱。一些基层干部常常利用这个机会讲新的政策和布置一些新的任务。

　　至今印象很深的，是我曾经以读报组为核心，组织过几次生产娱乐相结合的月光晚会。第一次是在关中地区的一个村里。当时正值中秋，生产互助组把玉米棒子掰下来堆在场上，忙不过来脱粒。我同读报组研究，让他们同村里干部和学校商量，组织了一个月光晚会。大家先把大堆的玉米分堆成一个个小堆，全村能劳动的男女老少都团团坐在玉米棒小堆的周围，一边劳动一边娱乐。劳动是用两个玉米棒子相互搓擦使玉米粒脱落下来,娱乐是宣传时事、说评书、讲故事、唱小调、教新歌 ，拉拉队的叫声此起彼伏，掌声笑声融成一片，大家在银色的月光下，不到一个钟头就把成山的玉米棒剥得光光的。全村老少快快乐乐地完成了生产任务，群众和干部都很高兴。

　　遍布边区农村的群众报读报组，实确成为农村文化活动的活跃力量。有的读报组还办夜校，教识字，扫除文盲；有的办小的演唱组，配合中心工作搞宣传；有的通过读报组了解新情况新问题，为报纸写稿；有的为报纸搜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读报组更广泛更深入地发挥了《边区群众报》的宣传教育作用，推动大众化运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大众化的报纸──大众化的通讯网──大众化的读报组群，是陕甘宁边区推行大众文化运动的一个体系，发挥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显著作用。

　　在成都办《大声》时期，特别是办《星芒报》时期，我们也组织过通讯员和读报组,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都被当成什么共产党“赤色宣传”的“反动组织”加以种种限制、破坏和禁止，形不成大众化的文化体系。而在陕甘宁边区，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这个新的大众化文化体系才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地开展起来。

　　一九八四年，我总结延安十年办报经验时，这样写道：“在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的地区，要办一张人民的报纸，确实是难上加难。办人民的报纸，是为了人民打天下，也只有人民打下了一片江山，在人民的天下，才能办成真正的人民日报。”

　　在延安时期，真有如鱼在江河，鸟在天空，自由游弋，自由翱翔，意气风发地度过了十年的编报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