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华拍了多少部电影: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

虽然夏志清认为“感时忧国”的精神，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创作颇有局限，他还是看出有些作家能够展现个人风格及独特视野，因此出落得与众不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论里，他列举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四人为其中佼佼者，因为他们的作品显现“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从这四位出列的作者，我们也不难明白何以在传统评论者眼中，夏书是如此离经叛道。最受争议的当是夏独排众议，竟贬低鲁迅这位现代文学教父的地位。

夏所推荐的四位作家中，张爱玲与钱锺书在五十年代的文学史里，皆是默默无闻之辈。张崛起于抗战时期的上海，原被视为通俗作家。但夏独排众议，盛赞张对人性弱点的细密临摹，以及她“苍凉”的历史及美学观。夏认为，张对人无常无奈的生存情境的感喟，与彼时主流作家的史诗视野大相径庭；他并推崇《金锁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另一方面，夏也欣赏钱锺书的讽刺艺术，视其为《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以降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只是，钱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我以为夏对三十年代两位作家张天翼及沈从文的解读，尤应引起注意。这两位作者的政治立场、个人特性，以及创作风格的差距，可谓南辕北辙。张是左翼作家，以辛辣讽刺的浮世绘取胜，沈则是和平主义者，以描述中国乡土的抒情境界见长。对夏而言，尽管二人颇有不同，他们却共享一强烈的道德热情，而且这一种道德热情并未限制他们对于艺术的琢磨。当沈从文在描写人性善良面，或张天翼揭露人性邪恶时，他们表现了相同的勇气与文采。两人都不愿让眼下的政治考量减损他们对人性各层面——哪怕是最不受欢迎的层面—的探察。用夏的话来说：张天翼在“同期作家当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有如此清楚冷静的掌握。”而沈从文显示“这世界，尽管怎样堕落，怎样丑恶，却是他写作取材的惟一的世界，除非我们坚持同情与悲悯之心，”由于夏的推荐，张爱玲及钱锺书的声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急涨直上。过去三十年来张爱玲在海外华人社会尤其大受欢迎，声势之盛，直追鲁迅；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张爱玲热”也席卷了内地文坛。但如上所述，有鉴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内地文艺气氛，夏对沈从文及张天翼的诠释，才更耐人寻味。夏虽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却能欣赏张对国民党时期社会的达伐。如果他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政治风向的追随者，他大可不必如此煞费周章地推崇一位左翼作家，尤其是一位卓有文名的左翼作家。沈从文的例子亦复如此。大陆解放之后，沈被看作反动作家，并因此一度企图自杀；之后沈放弃写作事业。在沈被两岸史家评者刻意忽略、湮没的年月里，夏是少数记得他并赋予极高的评价的知音。

从传统眼光来看，夏所从事的是文学典律的重新定义。在我们这个多元论及边缘论大行其道的年代，夏重写文学的过去尽管颇有洞见，仍难免贻人口实。许多评者立志要摒除文本、种族、性别、政治的“中心”论，迫不及待地奔向“边缘”，以致今天“边缘人”人满为患。夏的大传统即是以普遍的人性及不朽的杰作为立论基点，《中国现代小说史》似乎与时下理论背道而驰。然而夏书也许并不如此简单；在理论与实践间他总能另辟蹊径，一抒创见。话说从头，当年《小说史》的写作不正是要把边缘作家推向中心，并重新思考主流杰作的意义？果如此，我们今天能从此书学到什么？再以夏所推崇的四位作者为例。夏发现，在表面的“感时忧国”之下，这些作家的写作之道错综交会，所以能为彼时盛行的写实主义创造无数可能。他将张爱玲的颓废都市风貌与沈从文的抒情原乡视景等量齐观。他注意张的悲观人生观照与她讽刺佻脱的呈现手法，颇呈拉锯；另一方面，他提醒我们，“除非我们留心（沈从文）用讽刺手法表露出来的愤怒，他对情感和心智轻佻不负责态度的憎恨，否则我们不会欣赏到小说牧歌性的一面。”虽然钱钟书与张天翼都以讽刺见长，钱的冷隽机智与张的嬉笑怒骂其实颇有不同。不仅此也，夏也提及张爱玲及钱钟书都以贵族的立场俯视人生琐碎，而沈从文及张天翼则能深入生命底层，多闻鄙事。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钱钟书则沿袭了《儒林外史》的精神。

面对《小说史》内其他作者的取材、风格及意识形态立场，夏也采取了同中求异的策略。他绝少附和现成观点。比如说，他赞美左派评家奉为经典的茅盾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但他的焦点不在茅盾左冀思想的微言大义，而在茅盾所不经意流露的人道关怀。对夏而言，这一关怀不能用党派立场来划分。夏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写《激流三部曲》的巴金颇有保留，但巴金在中日战争后的作品如《寒夜》等，却颇赢得他的青睐。至于女性作家，凌叔华以她精妙的女性心理白描深获夏的好评；相对的，当时大

为走红的冰心却因其感伤滥情，不能更上层楼。

在“感时忧国”论更深的一层，夏触及了当代批评论述重新炒热的话题，即，我们如何分殊个人才具与国族想像间的界限？如何定义国家文学及跨国文化政治的分野？夏认为中国作家深怀道德使命；在这样的前提下，“好”的作家应该既能深入挖掘中国社会病根，却又能同时体现艺术自制及永恒人生视野。夏的观点内涵一二律悖反的现象，恰恰呼应了新批评对文本“张力”、“反讽”的诉求。而实际操作上，夏更能随机应变，衍生种种诠释。

（本文为《中国当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亦即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版序言之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