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原崇寿寺塔年代考

　　崇寿寺塔，又名崇寿禅寺塔。位于开原老城西南隅，砖质结构，高二十丈（45.8米），十三级，实心八面体。塔身每面砌筑佛龛，龛内原塑有佛像，各面佛像名号不同，根据塔身上砖雕榜题由南、西南依次而顺为：毘（毗,音皮）卢尊佛、无忧德佛、阿弥陀佛、须弥相佛、云自在佛、庄严王佛、功德王佛、宝幢光佛等八尊。两旁有飞天浮雕，各角原有木檐悬有铜铃，微风吹动，铃声叮冬。塔顶上有塔刹，刹杆串有铜质宝珠。历史上，塔身各层挂有数百铜镜，西面悬有铜鼓一面。每当日出之时，旭日与塔辉映。1936年，开原日伪政府以修缮为名，将塔上之铜鼓和铜镜等悉数盗掠一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思潮下，将塔身佛龛内佛像全部捣毁。
　　该塔建造年代，历史上先后有三说：
　　明清时期，多言其为唐代年建。其所依为明代的二块石碑，其一为明正统十二年黄瓒撰文的碑刻《明开原重修石塔寺碑记》，《碑记》载：此寺原有旧残碑，虽文字不全，但崇寿禅寺四字昭然，“及载自唐乾元年有僧洪理大师始建之，遗址宽宏，大定三年入灭，因建石塔为大师龕”。其二碑为流放铁岭的大学士陈循于天顺年所撰《开原重修石塔寺碑铭》，铭文开篇有：“堂堂古刹，肇唐乾元，在辽之左，雄峙开原”之句，后人皆以此塔为唐所建。
　　清末光绪初年，开原地震，塔顶被震落，同时坠落有铸铜版一块，铜版刻有明成化元年重修石塔铭文，铭文载：“现塔顶内有铜版,刊注年代金源氏之有国也。开原为咸平军。旧有崇寿石塔，乃宣徽洪理大师所葬之处。父长者王君，母刘氏，梦吞珠生师；年十二，超俗果成，现祥瑞，因缘俱载前版。寿六十八岁，示寂。正隆元年二月朔旦，葬於塔中”。人们认为，这一铭文比前面碑文可信度高，因为前面的碑文是根据残碑所录，字迹不清，误录难免。根据这一铭文，认为该塔为本寺僧洪理大师葬塔，铭文记大师“寿六十八岁，示寂。正隆元年二月朔旦，葬於塔中”，据此认定塔建于金正隆元年，《奉天通志》根据大师六十八岁逆向推算出大师生于辽大安五年（1089），披剃于寿昌六年（1100）。此后各种书刊文章均言该塔建于金正隆元年。
　　近年，有人提出新的说法。《辽金史论集》载辽宁省考古所冯永谦先生《建国以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一文，指出开原崇寿寺塔应为辽塔而非金塔；《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二期发表姜念思先生《开原崇寿寺塔建于辽代考》也提出崇寿寺塔为辽塔而非金塔。文章认为，原碑铭文中所说崇寿石塔指的是石塔而非砖塔，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崇寿寺塔是砖塔，文中说：“人们忽略了崇寿寺不仅有一座砖塔，还有一座石塔，误以为铜版是从砖塔上坠落下来的，于是就把砖塔误认为正隆元年建，为宣徽洪理大师藏骨之所。以后，以讹传讹，遂把崇寿寺塔定为金代创建”。文章依据铜版中关于大师年寿，大致推定塔建于辽代乾统年间（1101-1110），这种说法近年很是流行，很多文章和书籍均采用这一观点，如2010年辽海出版社出版的《铁岭的考古与历史》（周向永许超著）就将此塔定为建于辽乾统（1101-1110）年间。
　　在上述三说中，唐代说已被史界普遍否定，因为既然此刹为宣徽大师所建，大师卒于金代，距唐四百余载，实不可能于唐乾元年间建寺建塔，况且唐的实际统治在辽宁也仅限于朝阳地区，而未到开原。《奉天通志》推测，碑文所刊唐“乾元”可能是由于照录残碑时，将辽“乾统”年误作乾元之故。
　　那么此塔到底是辽代修建还是金代修建的呢？笔者经过认真考察，并结合文献记载以及开原高清林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该塔建于金正隆至大定间，而非辽代所建，其理由有以下几方面：
　　1、该塔用砖与有明确记年的辽代中晚期辽塔截然不同。
　　2010年崇寿寺塔也列入了“辽塔保护工程”。在维修过程中，笔者有幸登临全塔，在塔身上及各层塔檐处，均未看到具有辽代典型特点的沟纹砖，在塔底拆下的一大堆碎砖处，找了半天，才找到极少几块沟纹砖残块，余者全部为素面。从仅有的几块沟纹砖残块上看，多属横向沟纹，与辽代多属纵向沟纹砖区别较大。在我省有明确记年的辽塔，均为典型的沟纹砖所砌筑，极少见有杂砖，即使偶有杂砖，亦能明显看出后世重修补砌之物。金代所建之塔所用塔砖基本上都是素面砖。
　　2、该塔大檐铺作及翼角做法与有明确记年辽塔区别较大。
　　辽塔铺作多数为砖仿木，造型规整，繁杂华丽。而该塔铺作为柏木实木叠加，造型简单，大檐铺作为五铺作无昂，转角及补间铺作出斜栱，普柏枋及撩檐枋相交出头，尖耍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那种尖耍头是金代木结构铺作的典型作法。补间铺作用斜栱在木构建筑上也主要是金代及金代以后典型特征。此塔铺作做法与四官营子塔的铺作如出一辙（我个人认为四官营子塔也属金塔）。与其他辽塔相比，崇寿寺塔在塔檐的翼角处理上，高度上缺少较大的升起，平面上角梁冲出作用也不明显，而有明确记年的辽塔基本上在角梁下的砖都是整砖磨制，角梁以上的砖会对称拼出带升起冲出的翼角。
　　3、该塔砖雕造像风格与有明确记年辽塔区别较大。
　　有明确记年之辽塔砖雕飞天动感性强，身体相对瘦弱，着衣较多。而该塔现存只有塔身佛名榜题边上对称飞天（姑且说是飞天，我个人认为并不全是飞天，或者全部不是飞天，而是供养人），人物造型健硕，上身赤裸，面庞圆润，写实性强，毫无辽代特点，其明代特点明显，南面塔身榜题为“毘卢尊佛”此“毘”字写法与通常写成“毗”略有不同，却与河北正定隆兴寺建于明代的“毘卢殿”的“毘”字写法相同。因此，笔者推断，崇寿寺塔上砖雕应是明代维修补镶所为。
　　4、该塔砖雕镶嵌方式与有明确记年辽塔截然不同。
　　有明确记年之辽塔砖雕都是嵌在塔体中，辽代风格明显。而该塔却是在平整的塔身上，用铁钉卡住砖雕（包括飞天、宝盖、榜题等）四角及各边，使之贴挂在表面。在塔身券门两侧，原本应有两胁侍（上有宝盖，因此，原应有胁侍），现无存，但看砖面砌筑整齐，无任何缺损及后世修补现象，因此可以断定，建塔之初，并未将砖雕直接砌筑到塔身中（其他有明确辽代记年的辽塔均是直接砌入，笔者曾仔细进行观察），而是后世后补所为。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与北京天宁寺塔做法相似，北京天宁寺塔塔身原本无砖雕佛像，明代维修时补装塔身砖雕佛像。
　　5、此塔塔体收分比例与有明确记年辽塔区别较大。
　　该塔收分过大，与有明确记年之辽塔区别较大。崇寿寺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9度。在辽塔之中，没有一座有如此大的收分。朝阳八棱观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1.5度，义县广胜寺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3度，朝阳东平房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3度，阜新黄花滩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3度，阜新东塔山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4度。该塔塔身倚柱的收分与辽塔相比，也明显大于其他辽塔。该塔倚柱收分为3度，朝阳八棱观塔塔身倚柱收分度数为0.85度，义县广胜寺塔倚柱收分度数为1.5度，朝阳东平房塔倚柱收分度数为1.51度，阜新黄花滩塔倚柱收分度数为1度，阜新东塔山塔倚柱收分度数为0.2度。此塔收分比例与其他辽塔相比差距如此之大，将之定为辽代实难令人信服。此塔收分倒极似金代石经幢之收分。曾有学者认为，此塔收分如此之大，乃明代重修所致。此种说法似有道理。但最近笔者曾见到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崇寿寺塔前所拍照片，从照片上仍可清晰地看出在二十世纪以前维修此塔是在现塔之外包砌一层，而并未对原塔做大的改动。由于外包砌砖并不能与内部有机结合在一起，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时，已基本全部脱落，只残存一角。
　　6、该塔塔镜为金代铜镜。
　　该塔历史上，塔身各层挂有数百铜镜，西面悬有铜鼓一面。1936年，日本鬼子指使当地日伪政府以修缮为名，将塔上之铜鼓和铜镜等悉数盗掠一空。东北文物考古界泰斗 李文信先生在批注《辽海丛书》中的《柳边纪略》卷三第九頁中对“開原縣城中有浮圖一，土人云有鏡二十四著頂上”时，批注为“東北淪陷時，日本侵略者借重修該塔機會，已將古銅鏡全部盜去。鏡皆金代物。該塔系金上京都僧錄宣微弘理大師骨灰塔。當時有蔡正父所撰弘理大師碑，今不存”（李文信之子李仲元先生整理）。李文信先生不但在考古界被尊为泰斗，在文物鉴定界东北至今仍无出其右。此批注说明先生当年曾亲眼见过塔上所有铜镜，并且肯定为金代铜镜。由此可以作为此塔为金塔明证。持辽乾统年间（1101-1110）修建观点的人可能认为，此铜镜为金代维修后补所致，但辽乾统年间已为辽代晚期，距金正隆元年（1156）仅五十余年，该塔若辽代乾统所建不至于在五十余年间残损如此严重，以至塔上辽代铜镜全部缺失而用金代铜镜替补。
　　7、该塔佛教宗派与辽代区别明显。
　　据明正统十二年黄瓒撰文的碑刻《明开原重修石塔寺碑记》载：此寺原有旧残碑，虽文字不全，但崇寿禅寺四字昭然，说明此塔的寺院性质为“禅宗”寺院，辽代佛教民间最兴盛最发达的当属密宗，此外在皇室贵族，华严宗和净土宗也有一定的流行。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认为，辽代密宗信仰在民间广泛流行源于辽代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两者相似之处较多。但作为禅宗信仰，在辽代却极少存在，特别是辽宁地区。在辽宁地区现存的辽代古塔中，大多数为以早期密宗（又称为杂密）经典内容来装饰塔身的，少部分是以中期密宗（又称为纯密或唐密）经典内容来装饰塔身，到目前为止，有明确记年的辽塔尚未发现一座为禅宗佛塔。该塔的性质为高僧骨灰塔，而辽塔多属舍利塔，到了金代，作为盛放高僧骨灰的灵塔才开始多了起来。如朝阳的四官营子塔和美公灵塔，以及北京昌平银山塔林等众多的金代灵塔。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辽代佛教受唐和西域影响较深，密宗盛行，学术化色彩浓厚，世俗化特征不强，具有典型的中古佛教特征。而金代与宋代接触密切，佛教世俗化倾向明显，佛教依附于世俗政权，带有明显的近世特征，禅宗盛行，灵塔即是禅宗信仰的产物。
　　8、各历史文献记载，均为金代。现摘录如下：
　　其一，为清末光绪初年开原地震时，塔顶被震落同时坠落有铸铜版一块，为成化元年崇寿寺铜刻碑文《重修崇寿寺石塔记》：“现塔顶内有铜版，刊注年代金源氏之有国也。开原为咸平军。旧有崇寿石塔，乃宣徽洪理大师所葬之处。父长者王君，母刘氏，梦吞珠生师；年十二，超俗果成，现祥瑞，因缘俱载前版（注：依此句所言，塔内还应有原建塔时所铸铜版，内中载有建塔详细情况，可惜世人无所见）。寿六十八岁，示寂。正隆元年二月朔旦，葬於塔中。后寺废塔存，年久圯坏，大明宣德二年，住持净善、比丘了性、都指挥邹溶等善信男女，出资修完。今景泰二年间，忽然雷轰塔震，顶缺廊颓，不成观瞻。本山住持善兴等，同致仕千户曹善行、童印净、善人施溥、康荣、杨义并沈亮、王兴、殷亨、庄礼、路顺、张海等发心修理募化。……大明成化元年岁次乙酉六月十五日立”。上述记载明确该塔建于金正隆元年。
　　其二为笔者在新浪博客上，从开原高清林先生处得知对开原地方史深有研究的邹子勤老先生存有开原崇寿寺末代住持戒五禅师所持洪理大师史料《祖师事略》。该《事略》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洪理大师的生平以及崇寿寺、塔的历史，现据高清林先生博客内容抄录如下：“洪理大师，东京辽阳府人。年十二出家，在辽阳某大寺剃度为沙弥。二十岁受具足戒，为比丘僧。二十多岁，云游四方，参名山、拜名寺、访名师，最后在河淮间某寺，从曹洞宗某大师，学曹洞禅理，尽得其传。四十岁前后，在东京辽阳弘扬曹洞禅理，名扬两京。四十五岁时，奉诏去上京会宁，任上京都僧录。皇帝赐：上京都僧录行广，以“宣徽洪理大师”称之，少有呼其法名“行广”者。五十岁时，朝廷准其选地建寺、建塔。大师选中咸州，这里有唐建寺庙废址，于是筹建新寺。四方布施逾巨万，二寒暑全部竣工。殿阁楼亭数百间，辽左无匹。大师额寺名曰：崇寿寺。六十八岁，大师入灭，时大定三年也。同年开始建塔于寺前，四五年后落成，奉安大师骨于塔中”。此说则记载为大定三年修建，完工于大定八年。
　　虽然两说一为大定三年，一为正隆元年，略有差异。但两说均将此塔认定为金代。笔者认为极有可能该塔始建于金正隆元年（1156年）至大定八年（1168年）完工，建设过程历时十余年。
　　其三为金代王寂在《辽东行部志》中对咸州（今开原）关于崇寿寺和西塔寺的记载“丙戌，复归咸平路，经西山崇寿寺，昔予官守于此，寺已荒废，今十有五年，颓毁殆尽，又非曩昔之比，低徊感怆，遂留诗于寺壁，云，紫霞山寺久不来，往昔破碎今摧颓，一钵残僧饫藜藿，百身古佛眠莓苔，门楣金乌经雨泣，殿脊铁凤含风哀，安得使君鞭紫马，咄嗟檀施随缘来。......己丑，谒侍御史范元济于西塔寺，既别，登九曜阁，有蔡正父所撰弘理大师碑”。从王寂的记载上看，当年崇寿寺似应在西山，而不在今日开原老城平原上。今日之崇寿寺更似当年记载之“西塔寺”。为什么后来碑刻上均将此寺记为“石塔寺”呢？笔者妄加猜测，是否可能，当年王寂所载之西塔寺，后人因“西”与“石”相近，且寺内又有石经幢，而被误解为“石塔寺”呢？
　　姜念思先生在《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二期发表《开原崇寿寺塔建于辽代考》提出崇寿寺塔为辽塔的依据是，“正统”碑文说，建“石塔”以藏骨，崇寿石塔指的是石塔而非砖塔。那么当年藏骨到底是不是石塔呢？石塔上能否置入被震落的铜版呢？通过鸟居龙藏于二十世纪初年拍摄的照片来看，当时石塔在开原老城存有三座，其中两座体量较小，一座位于崇寿寺大殿门前，一座存在街道路中，从照片上看，由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组成，高不过三米左右。唯有一座较为高大，位于崇寿寺大殿的东房山处，为八角形七级石塔，塔高约7米左右。但这三座石塔，从照片上看，均为实心，无处收藏骨灰，更不用说放得下一块能刻写600余字文字的大铜板，而且还曾经是两块，并且需要维修和地震才能发现。因此，石塔而非砖塔的说法应该是站不住脚的。铁岭的靳恩全先生在《铁岭历史与文化》中认为：把石塔仅当做用石头修的塔也不确切，因为，在古汉语中，石字还有“硕”的意义，表示硕大、巨大的意思。石塔也可以理解为巨塔的意思。
　　综上所述，可以初步判定崇寿寺塔应为金代所建。《辽史.地理志》中关于咸州的记载也从另一个侧面能反映出，辽代咸州规模并不大，“安东军，下，节度。本高丽铜山县地，渤海置铜山郡。地在汉候城县北，渤海龙泉府南。地多山险，寇盗以为渊薮，乃招平、营等州客户数百，建城居之。初号郝里太保城，开泰八年置州。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辽史.兵卫志》记载，“咸州正兵一千”属边境戍兵，“以备高丽、女直等国”。通过上述记载可知，辽代咸州地处边境，人烟稀少，仅有客户数百，戍兵一千，为防备女真的前沿阵地，直到圣宗开泰八年（1019）才开始建州，因此，不论是从其规模上和人口数量上，还是从其建州的时间和性质上，都不具备建立如此体量大佛塔的条件。到了金代，开原归属金上京路咸平府，《金史.地理志》载“咸平府，下，总管府，安东军节度使。本高丽铜山县地，辽为咸州，国初为咸州路，置都统司。天德二年八月，升为咸平府，后为总管府。置辽东路转运司、东京咸平路提刑司。户五万六千四百四。”从史料记载可知，金代开原的地位由辽代的边境防御州一下子提升为地位极其重要的总管府，而且还置辽东路转运司、东京咸平路提刑司，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历史地位的重要，居住人口的大量增加，建造体量较大佛塔既是政府和百姓的精神需求，同时为建塔也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和人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