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苏轼曾形容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明人张岱把两句改为：“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意思未变。 “卑田院” （又作“悲田院”）是古代专门收容乞丐等无告者的救济机构。“谄”就是谄媚、奉承；“骄”是傲视、看不起。——假如一个人在玉皇大帝面前也能保持自尊，面对乞丐也能平等相待，此人可谓完人矣。
不过我总觉得“陪玉皇而不谄”更容易些，“陪乞儿而不骄”却有点难度。譬如您在公交车上遇上扛着大包小包挤上来的民工，你会从心底认同他跟你是完全平等的吗？再比如你若是个干部，面对求你办事的群众，你会拿出陪上级视察的态度尽量提供方便吗？
以己推人，顿觉古人有时比我们做得好。——譬如宋仁宗赵祯吧，在宋代，他应是“玉皇大帝”级的人物了。前日见好友黎烈南君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关他的一件小事：一日仁宗半夜饥馁，思食烧羊；但忍到天明，才向侍臣讲。侍臣问：您为什么不半夜传旨呢？仁宗回答：听说宫中每有需求，外面就形成制度。我怕从此每夜都杀羊以备，那可就太浪费啦！（《东轩笔录》）
仁宗的出发点不仅是经济，大概还有人的因素吧，那就是：尽量不扰人。因为同一部笔记还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春天，仁宗在御苑中散步，一路走，一路回头看，随从众人莫解其意。刚一回宫中，仁宗立即吩咐：“渴死了！快拿热水来！”嫔妃奇怪地问：您在外面怎么不说？仁宗回答：我屡屡回顾，却不见“镣子”（即掌管茶水的人）；我若一问，又该有人受罚了！所以宁可忍着，回来再喝。
作为一朝天子，宋仁宗居然能忍饥忍渴、屈己从人，这是我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而这种传统在士大夫中也时有体现。
仁宗朝入仕的大臣韩琦，是北宋三朝为相、两立皇帝的勋臣，封魏国公，威望极高。有关他的两个小故事，颇能证实“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俗谚，说到底仍是宽厚待人问题。
韩琦在定武领军时，有一回夜间写信，让一个侍卫小兵在旁端着蜡烛照明。那兵士偶然扭头看别处，不小心烛火燎着韩琦的胡须。韩连忙用袖子胡撸，头也不抬，继续写信。等再举头时，发现持烛的已换了人。韩琦怕小兵挨鞭子，忙喊：不用换人，方才他不是刚学会拿蜡烛吗！
另一件事发生在太原任上。一次韩琦得到一只玉盏，通体晶莹，略无瑕疵。韩琦很高兴，特意摆宴待客。席间专设一小桌，铺上锦绣茵垫，把玉盏摆在上面。他要用玉盏斟酒，让每位客人都沾沾光。
不料有个小吏慌手忙脚，一下子碰翻了小桌，玉盏跌得粉碎！众客大惊失色，小吏吓得匍匐在地，连称“有罪”！——经此不虞之变，韩琦竟“神色不动”，反而笑道：“物破亦自有时。”（一件东西何时破损自有命定）又对小吏说：“此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这不过是失误，又不是故意的，哪里有什么罪过）
一个皇上、一位宰相，在封建社会地主政权中，这二位可谓档次最高的“黄世仁”、“穆仁智”了！两人放着泼天富贵不享、绝对权力不用，却要时时摆“泡丝”、装仁慈，让我们很不屑！
可是往回想想，这是不是正体现了彼时君臣的修养和自信？——大凡在官场上倚权势、耍威风者，其实都有点底气不足、自卑自惭。总觉得别人的任何疏忽、违拗，都是对自己的有意蔑视，不严惩就不足以杀一儆百、压服众人！又因怕丢官位、于是常怀危惧心、紧迫感，笃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只管过足官瘾、搂够银子，哪里还会分心体贴百姓？
宋仁宗身为帝王，则有所不同：无论是迷信“君权神授”还是笃信“天听自我民听”，总之少了一点自卑感，多了一份责任心。韩琦三朝为相，也养成一种主人气度；又秉承“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前辈经验，默识“问人不问马”的儒家信条，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上，也便有了“仁民爱物”的种种体现——只是历史上这样的君臣，还是太少。
顷见我们有些干部，身为人民公仆，竟对种种封建排场产生了某种嗜好，每有出行，虽无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却热衷于摩托开路、夹道欢迎，把扰民当作一乐。实在不济，弄几班小学生停了课、手摇鲜花作欢迎状，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我永远想不明白：难道人到了某个位置，头脑就真的出现盲区了吗？有个干部离职后感慨说：直到退休以后，我才知道我下棋有多臭！——可见位子和脑子真的大有关联。这么一看，宋仁宗、韩魏公坐在那样的高位上，居然还能眼睛向下、推己及人，就更觉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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