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ed2k步原らいと: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场大灾难-郭玉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6 17:21:39
郭玉闪：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
2011年07月18日16:02书摘郭玉闪
[导读]从三峡工程开工到现在，快15年过去了，国家为三峡工程多付出了很大代价，即使这些代价至今还无法全部算清，但也不是三峡总公司“节省200亿，总投资会控制在1800亿”这样拙劣的说法可以掩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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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闪：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
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
这场灾难会带来的后果，虽然尚未发生，但早为人所料。世间大概再没有比事前知道恶果却又无力阻止更伤心的事情了。当年三门峡水库要上马，黄万里先生一再反对和警告，可惜当权者不理睬，结果是恶果一一兑现，一个花了40亿（预算是13亿）的水库刚建成不到两年就淤积严重，泥沙一直淤积到西安，富饶的渭水平原沦为盐碱地，大量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这种牺牲最后却成了笑话：这个水库毁了数十万人的家园，毁了黄河，换来的却是一个废库和陕西的水灾。
不幸的是，即使是三门峡水库这样的灾难也没能让当权者多些畏惧心。翻看李鹏的三峡日记会发现，“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原来是因为这天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中坝方案；可见，在三峡工程的决策上，和当初三门峡一样，依然是谁官大谁有份量。用不懂水文水利乃至工程的政治人物来做决策的最大依据，这是李鹏为首的政府高层官员决策三峡工程时犯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李鹏日记里还记载着1990年王震同志对三峡工程的挂念，但唯独不见对黄万里先生的任何记载。事实上，作为曾经成功预见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果的大科学家，黄万里先生拥有着崇高的声望，可是，这样一个行内权威在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里，不仅仅没有被吸收进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甚至官方对他完全视而不见，黄先生自80年代到九十年代先后六次写信给中央主管官员，包括钱正英、江泽民等，阐述三峡大坝不可修的道理，但没有任何回音；由于忧虑三峡工程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黄万里先生一度考虑要将国务院告上法院，直到临终前黄先生都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连遗嘱都在交待对长江的治理之策。
三峡官方很多人包括潘家铮、蒲海清等都曾先后表示说，反对意见对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似乎在三峡工程上反对意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明显虚伪的话还一度四处流传。其实，且不说他们对黄先生的完全漠视，即使是李锐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具有重量级身份的反对者，在表达意见时也遭到了“组织待遇”。李鹏在1996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天，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另外，在1998年4月25日他去看望生病的肖秧（主上派的主要人物，曾当过重庆市长、四川省长），提到：三峡工程议案在人大审议通过期间，他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对四川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许多反对意见来自四川。这里的“做了不少工作”，显然也是要求这些反对意见要从大局出发。
所谓从大局出发，说的直白点，就是可以置科学于不顾：即使李鹏在日记里记载着他在各个地方发表科学治水的讲话，也不表示他对科学真有什么敬意。李锐在回忆文章里提到，1986年开始的历经两年多的三峡工程论证，是由水电部门一手操作的一言堂，“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比如黄万里先生与李锐这两位最著名的反对者都被排除在外。讨论蓄水位时，最终选择的方案是领导在开始就授意的175米蓄水方案；泥沙试验，1988年7月，按1954年大水大坝蓄洪至175米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做的泥沙模型试验显示，“重庆最大的九龙坡港区和朝天门港区的淤积很严重，再经两年尽量排浑也冲不掉；原在码头附近的深水主河槽已被淤塞，而主槽移到对岸去了。长江科学院同时也做这个试验，与北京水科院的结果很相似。但是在以后几次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和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汇报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泥沙试验所得出的严重淤积情况。”（陆钦侃等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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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7月18日16:02书摘郭玉闪
[导读]从三峡工程开工到现在，快15年过去了，国家为三峡工程多付出了很大代价，即使这些代价至今还无法全部算清，但也不是三峡总公司“节省200亿，总投资会控制在1800亿”这样拙劣的说法可以掩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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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闪：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
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
这场灾难会带来的后果，虽然尚未发生，但早为人所料。世间大概再没有比事前知道恶果却又无力阻止更伤心的事情了。当年三门峡水库要上马，黄万里先生一再反对和警告，可惜当权者不理睬，结果是恶果一一兑现，一个花了40亿（预算是13亿）的水库刚建成不到两年就淤积严重，泥沙一直淤积到西安，富饶的渭水平原沦为盐碱地，大量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这种牺牲最后却成了笑话：这个水库毁了数十万人的家园，毁了黄河，换来的却是一个废库和陕西的水灾。
不幸的是，即使是三门峡水库这样的灾难也没能让当权者多些畏惧心。翻看李鹏的三峡日记会发现，“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原来是因为这天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中坝方案；可见，在三峡工程的决策上，和当初三门峡一样，依然是谁官大谁有份量。用不懂水文水利乃至工程的政治人物来做决策的最大依据，这是李鹏为首的政府高层官员决策三峡工程时犯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李鹏日记里还记载着1990年王震同志对三峡工程的挂念，但唯独不见对黄万里先生的任何记载。事实上，作为曾经成功预见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果的大科学家，黄万里先生拥有着崇高的声望，可是，这样一个行内权威在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里，不仅仅没有被吸收进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甚至官方对他完全视而不见，黄先生自80年代到九十年代先后六次写信给中央主管官员，包括钱正英、江泽民等，阐述三峡大坝不可修的道理，但没有任何回音；由于忧虑三峡工程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黄万里先生一度考虑要将国务院告上法院，直到临终前黄先生都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连遗嘱都在交待对长江的治理之策。
三峡官方很多人包括潘家铮、蒲海清等都曾先后表示说，反对意见对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似乎在三峡工程上反对意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明显虚伪的话还一度四处流传。其实，且不说他们对黄先生的完全漠视，即使是李锐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具有重量级身份的反对者，在表达意见时也遭到了“组织待遇”。李鹏在1996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天，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另外，在1998年4月25日他去看望生病的肖秧（主上派的主要人物，曾当过重庆市长、四川省长），提到：三峡工程议案在人大审议通过期间，他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对四川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许多反对意见来自四川。这里的“做了不少工作”，显然也是要求这些反对意见要从大局出发。
所谓从大局出发，说的直白点，就是可以置科学于不顾：即使李鹏在日记里记载着他在各个地方发表科学治水的讲话，也不表示他对科学真有什么敬意。李锐在回忆文章里提到，1986年开始的历经两年多的三峡工程论证，是由水电部门一手操作的一言堂，“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比如黄万里先生与李锐这两位最著名的反对者都被排除在外。讨论蓄水位时，最终选择的方案是领导在开始就授意的175米蓄水方案；泥沙试验，1988年7月，按1954年大水大坝蓄洪至175米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做的泥沙模型试验显示，“重庆最大的九龙坡港区和朝天门港区的淤积很严重，再经两年尽量排浑也冲不掉；原在码头附近的深水主河槽已被淤塞，而主槽移到对岸去了。长江科学院同时也做这个试验，与北京水科院的结果很相似。但是在以后几次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和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汇报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泥沙试验所得出的严重淤积情况。”（陆钦侃等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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