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面具第一集:在文革中崛起的华国锋

首都军民庆祝大会上的华国锋和叶剑英

　　“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

　　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邓小平的信被撂在一边

　　就在1976年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一位正处于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

　　这位老人便是华国锋仍在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角———邓小平。

　　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邓家闭门不出。后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北京三0一医院六楼。这时，虽然正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叶剑英却给三0一医院打招呼，要他们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邓小平是在1976年10月7日清早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大喜讯的。那是在通宵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0月7日清晨，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不顾疲劳，赶紧给老战友邓小平和陈云打了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邓小平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邓小平的信，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就华国锋而言，他当时没有理睬邓小平，主要还是出于“照过去方针办”。

首都军民庆祝大会上的华国锋和叶剑英

　　公布“最大机密”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乐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双庆大会”席卷全国

　　中国各地举行的大会，名曰“双庆大会”：一是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二是庆祝粉碎“四人帮”。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颂华国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人心大快”，亦即“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

　　新华社1976年10月23日的一则电讯在报道遵义的大游行时，把华国锋跟41年前的毛泽东相提并论，把粉碎“四人帮”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备受关注的上海大游行

　　在中国各地举行的庆祝大会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上海和北京了。

　　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之中，上海是最特殊的一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马、徐、王”三驾马车仍在台上。上海曾是“四人帮”的“基地”。在“四人帮”被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曾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至准备“武装起义”。人们关注，华国锋真的控制了上海的局面了吗？

　　1976年10月24日，“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

　　大会开始了。人民广场上空回荡着马天水的声音！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大会。徐景贤和王秀珍，也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 致敬电的用语极为恭敬：

　　今天，我们上海百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热烈、隆重、庄严的盛大集会，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那次大会，成了“马、徐、王”最后一次登上主席台。3天之后———10月27日晚，上海市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决定：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

　　此后，上海的“三驾马车”———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便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忙于写“交代”去了。

　　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

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

　　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游行席卷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游行。新华社这样描述北京的大游行：

　　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 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虽说在一个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了毛泽东追悼会，但是那时他的身边站着王张江姚“四人帮”，他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却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纱，以笑语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往日仿佛是毛泽东“专用”的。毛泽东总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这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成了中国的新舵手。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热烈场面：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 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

　　北京的“双庆”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主持。

　　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声音。吴德的讲话，用了一大段篇幅，论述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吴德的讲话中，十分强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内中，特别是强调了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摘自《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新疆人民出版社叶永烈/文

在文革中崛起的华国锋:性格机遇决定了命运

　　（一）

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

　　培根说：性格决定人的命运。其实，培根只说对了一半。决定人的命运的，还有另外一半因素：机会或运气。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那么多相同性格的人，其命运却千差万别。

　　文革前夕，尚只不过是湖南一名在省委排行倒数第二位书记的华国锋，经过几年文革一番折腾后，居然做了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的领袖、共和国的一号当家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机运，不会有人会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主席会是华国锋！

　　（二）

　　来自山西交城山的华国锋，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便奉命停了下来。 时年29岁的他，凭其曾有过中共地方武装县大队政委的经历，立马被任命为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并且在湖南一干就又是一个27年，直至1976年10月当上中共中央主席，他才不再在湖南兼省委第一书记之职。

　　华国锋在湖南的的仕途，文革前的17年，虽说不上有什么大的破格越级提拔之事，但总的来讲，也还算是比较顺利没有什么周折，从县委书记做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湖南省副省长等职。在这期间，湘潭地委书记与韶山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政委这两个职务，是华国锋在日后能被提拔到中央工作的极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省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就是因华做过毛泽东家乡湘潭的“父母官”与毛在回韶山时几次游弋过的韶山水库工程的指挥官。就是这两个官职难得的特殊性，使华国锋一旦进入毛泽东的视线范围，在感情上就自然受到毛的特别青垂与关注。

　　1966年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持下，掀起了批斗所谓“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如果没有下文所述发生的情况，华国锋本来也将会象千千万万其他领导干部那样，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或先或后的经历一个“挨批斗”、“靠边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复原有级别职务、又最后离休完事的过程，了结一生。然而，一个在历史上注定不会有什么重要地位的人，与一个在当时看来并不十分重要、也并非必然的举措，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国锋的仕途以至人生的地位，使他以浓墨重彩的身份走进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并占有了很重要的一页。

　　这个无意中在1967年起始拨动了华国锋仕途与人生航向的人叫章伯森，也是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之一，正式职务是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

　　（三） 华国锋和外宾碰杯

　　湖南省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时，其主内容就是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派战。

　　两大派之一的是以“工联”与“湘江风雷”组织为主的造反派，其成员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厂的产业工人为多，组织有方，人多势众。其时的政治方针则是反对省军区，因为省军区在1967年初曾动用军队镇压过造反派，还曾将全省近万名造反派的骨干抓起关进了监狱。

　　另一派则是以湖南省八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高司”为主，加上部份工人。 “高司”红卫兵原本是湖南最早的造反派，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佣者与发动者。只是因为在如何夺省委的大权问题上与“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派发生了分歧，加之，后又得到奉命出来“支左”的省军区的有力支持，于是，“高司”便采取了与“工联、”湘江风雷“等组织对抗的强硬立场。由于这个政治立场，”高司“也就得到了持保守态度的工厂企业的大多数党、团员们的支持，因而，使”高司“蒙上了”保守派“的色彩。

　　两大派的斗争自然异常激烈，从大字报口殊笔伐，一直闹到武斗时机枪坦克大炮都对上了阵，简直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哪一派都希望将对方打垮，自已一派能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文革中，群众组织间的拼斗，绝不会仅仅就只是他们之间的事，随着运动的深入，党政军各部门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卷了进来，站到某一派的立场。湖南省军区自然是站在“高司”派一边，但“工联”方面也不是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解放军驻湘的军事院校与野战军部队47军就先后宣布支持“工联”为主的造反派。

　　省委的书记们呢？也没有能超脱掉，所谓“亮相”一词，就是指文革中各级党政领导人公开支持某一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举动。不过，地方党政领导人当时却没有军队司令政委们的那种特权，因为当时要批判要打倒的“走资派”只是地方干部，军人则基本安然无恙。军队奉中央之命“支左”介入地方后，又都是以裁判似的“太上皇”身份出现，群众组织则是以军队能支持自已为荣。但地方领导干部对某派群众组织的支持，却有着“投靠”其的含义，而且这“支持”，对方愿不愿接纳，也还不一定。

　　（四）

　　1967年4月22日，中共湖南省委侯补书记章伯森率先发表声明，“亮相”支持造反派当时查封《湖南日报》的行动。 5月12日，章伯森率25名省、厅级领导干部发表《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声明》，再次“亮相”，明确坚定支持“工联”造反派，指责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在几乎同期，5月9日，为了能随时批判省委的“走资派”，“工联”方面则秘密将华国锋等人抓到“工联”属下的、已由造反派掌握大权的长沙汽车电器厂（“汽电”）厂内，予以软禁.5月19日，“工联”等造反派组织还召开大会，批判斗争了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与时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会后又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时，华国锋在造反派们的心目中，还是属于要打倒的对象，是属于“走资派”另册上的人物。

　　但已表态支持“工联”等造反派的章伯森，毕竟是政治经验与官场套路都很丰富的老干部，他觉得自已省委侯补书记的地位，作为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的第一把手，份量尚不够。因此，他一站到“工联”这一方，便建议“工联”方面去做华国锋的工作，争取华国锋也能“站过来”，出来公开支持“工联”造反派。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各书记状况如下：

　　第一书记：张平化，已由中央召去北京接受审查；第二书记：王延春，已由中央定性说有叛徒嫌疑；书记：周礼，半离休；书记：李瑞山，中央已将其调往其他省（后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书记：胡继宗，调走；（后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徐启文，态度不明；书记：万达，后表态支持“高司”派方面；书记：华国锋，态度尚不明；书记：于明涛，态度不明；侯补书记：章伯森，已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侯补书记：苏纲，态度动摇不定，但传说也有叛徒嫌疑。

　　被章伯森说服了的“工联”头头们，立即采取行动，由“工联”一号头头胡勇（一个时年31岁的汽电厂工人、后曾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出马，找被他们软禁在“汽电”厂内的华国锋谈话，希望华也能象章伯森等人一样，站出来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举事的新军官兵们虽说已不把大清王朝的权威放在眼中了，但真要以他们自已领头开国，他们却又还深感底气不够。因此，他们便不惜以武力胁迫，强逼推举旧日的地方长官黎元洪来出任他们起义的新首领。结果，致使本来对清王朝与革命都是颤颤竞竞的黎元洪，后来竟由此而有机会在中国现代史上风光风光，还登上了一回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1967年5、6月间，湖南的造反派对华国锋所具有的态度，和华国锋本人的心态，竟然与56年前的那页历史外貌有着某种微妙的相似。

　　当时，华国锋对胡勇的劝说，虽然没敢取对抗方式，但却以种种不便的理由，哼哼哈哈地不表示明确态度。显然，当时湖南的两派斗争实在太激烈，谁胜谁负鹿死谁手尚难定论。虽说“工联”造反派势力不小，但是，“高司”派的背景也不容忽视，尤其，支持“高司”派的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曾是“林副统帅”的一员爱将，又深得广洲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器重。对此，具有“不见兔子绝不撒鹰”晋商性格的华国锋，自然不敢贸然鲜明亮出自已的立场。他口头上说应该支持造反派（因为远在北京的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又说不能具体只支持“工联”等造反组织，还说自已得听从组织的安排，个人不好随便公开表态云云。

　　华国锋这种不冰不火、不激进也不落后、不主动出击但却能坚定防守、能使他的上级信任放心却不能使他的部属与同事铁心拥戴的稳妥性格，可以说既是他能一步步升迁、直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入主中南海的重要主观因素，同样，这也是他在中央主席高位没能坐几年的一项个人根本缺陷。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

　　对华国锋的这种暧昧态度，胡勇等人非常不满，谈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便决定对其予以放弃，另择合适对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虽说还不能随意将领导干部们置于死地，但要将他们列于被打倒的“走资派”另册，促使中央降其职、罢其官，那还是不难的。当时华国锋如果真没被造反派选中，作为“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相反，却被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予以打倒，或将其撇在一旁“靠边站”数年不能工作，或将其送进“学习班”去“改造”，那么，不论此后的情况如何，华国锋能被毛泽东认识关注，以至由此而进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几乎为零了。历史差点在这儿就要拐一个弯了。

　　（五）

　　还是章伯森，在这个关键之时，又一次无意地继续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个出人意外的发展方向前进。 虽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已是在推动一个重大的历史画页缓缓出现。

　　对于湖南省的文革情况，中央无疑是极其关注的，因为，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结束混乱局面，尽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中央众多领导人的一大心愿。

　　1967年6月15日凌晨4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随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上午11时，章伯森与省委机关支持造反派的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即乘机赴京。6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便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五天后的6月20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头头胡勇一道，向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的情况时，肖华便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指示：找华国锋来京。6月20日晚，兴高采烈的章伯森从北京打电话给长沙方面，传达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明天上午去北京。

　　这是6月15日由于章伯森到北京后，向中央领导人一再说了华国锋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出来工作。所以便有了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马上去北京汇报的事。此事，真正得到益处感到荣幸的无疑应该是华国锋，他当时也确实很高兴了一番。然而，那时似乎章伯森比华更觉欣喜倍感自豪，因为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实施。

　　“工联”的头头胡勇当即于20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立刻到“汽电”厂找了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他就马上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

　　6月21日上午，华国锋去北京前夕，发表了《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亮相”声明的大字报。其内容大致为：

　　（一）改正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二）1967年二月逆流中，（省军区）借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打击造反派是错误的；（三）“红联”“高司”“公捡法”等保守组织是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四）支持“工联”，向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学习。

　　21日上午11时，在“工联”造反派头头胡勇的陪同下，华国锋从被软禁地“汽电”厂出发，乘汽车往长沙机场登机赴京。

　　华国锋登机后，“工联”方面马上以大字报与传单形式将他的声明公布于众。因此，后来造反派们常常戏言说，华国锋是在“空中亮相”，是“云里雾里（飞机上）亮的相”。

　　6月24日，“高司”派方面贴出大字报说：华国锋的“亮相”声明，是他被“工联”方面斗争一个多月后，由“工联”起稿、硬逼着华国锋莶的字，因此，当华登上飞机后即宣布作废了。

　　对此传言，6月27日，华国锋专从北京来电说明：“我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在什么所谓压力之下把不是自已的观点而说成是自已的观点去欺骗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报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实际的，不是什么逼出来的，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华国锋的这份来电，自然由“工联”方面又抄成大字报，贴满了长沙市全城。

　　（六）

　　1967年6月21日，是华国锋从长沙赴京的日子，也是他仕途与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起始点。 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天的赴京，便也才有了华国锋在9年后登上天安门入主中南海的“顶峰”岁月。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在这个文件中，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号负责人（第一把手是来湘“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则排在了他的后面。

　　第二年（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华国锋自然做了省革委会实际的第二把手。（主任仍是47军军长黎原）。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华国锋首次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1971年林彪事件后，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华国锋，于10月3日便被调京，成为国务院业务组一员（相当于副总理工作职位），全面跃上了“中央领导人”这个台阶，开始了中央工作的仕途经历（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却始终兼任至1977年）。

　　在1967年6月华国锋表态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并由此而得以当上省革筹负责人后，当年的9月17日，便幸运地获得了其时正视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泽东的召见与亲切面谈。毛泽东在此次视察期间，在各省召见的，都是当时各省已居军政领导的第一、二把手，无此等资格者，是无缘见到毛泽东的。这一次召见，无疑使毛泽东深深地记住了华国锋这个人，进而为华国锋日后的仕途进程，奠定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坚实有力的铺垫。

　　1969年11月12日，来湖南视察的毛泽东再一次召见了华国锋，向其了解湖南的形势，并对湖南的情况与华国锋的工作都深表满意，进一步确立了对华国锋之印象深刻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