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山润子:对“音近义通”说的反思

                             ——近年来汉语词源学研究趋势管窥（侯占虎）

[摘要]　明清以来，“音近义通”说畅行，开创了汉语词源研究的新局面。然而，由于“音近义通”说之“音近”概念模糊，且在实践中往往忽视了“义通”的因素，因此影响了汉语词源研究的进展。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音近义通”说进行反思，指出音义二者不可偏废，应互相制约，两维交叉：有的学者还认为，音义二者关系应以义为纲，以音为纬。而在意义的研究上，则开始从发生学及认知语言学角度探索同源词语源义即“义类”的生成及其作用。

[关键词]　音近义通；词源；研究；趋势

自八十代以来，以王力《同源字典》的问世为一个新的起点，汉语词源学重新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汉语词源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学者们在很多关键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这些，都标志着原本为传统训诂学分支的汉语词源学已经成熟起来，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拟就近年来对“音近义通”说的反思来窥测一下汉语词源研究的趋势。

词是音义结合体，意义是内容，声音是形式。从二者的先后轻重说，自然是意义在先，声音在后；意义为重，声音次之。词的声音又称语音，它承载着语义，不承载人类意识的声音，就不是语音。语音是语义的物化。人类就是借助对发声器官所发出气流的节制，形成多变的声音，承载着已经编码的各个意义单位，这便是词。清钱塘《溉亭述古录与王无言书》言：“文者，所以饰声也。声者，所以达意也。声在文之先，意在声之先，至制为文，则声具而意显。”汉语词的推源与同源系联都要从音和义两方面交叉进行考察和验证。但在历来人们的认识上和具体实践中，却存在着歧异，经历了一段波折。

魏晋以来，词源研究一直被右文说笼罩着，很难再有突破。自明清始，才改变了这种状态。清代的古音学家大多也是训诂的大家，“以音求义”、“音近义通”是他们的共识，他们以此为武器，开创了词源研究的新天地，使词源追溯由字源学阶段进入到词源学阶段。王念孙有句名言：“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1)他把声音比作纲。后来有的学者更明确地说：“分析同源词。当然应该以声韵为经，以词义为纬。”(2)

许多古音学家都根据自己的研究，推拟出了自己的古音系统，而且后出转精，日益完善。为了说明“音近”的范围，戴震作《转语二十章》，章太炎创立了成韵图，王力继而制定了更为简明的古音音转条例，使我们今天的汉语词源研究在说明同源词音近时，有了重要依据。

但是，由于古音系统和音转条例毕竟是后人虚拟的，它不等于实际的古音系统，因此据此制定的音转条例也不尽可靠，又由于持“音近义通”说者往往强调了音而忽略了义，因而在此基础上的词源研究总是纰漏百出。李方桂早已说过：“(音变)不能只拿章氏成均图的音转条例来衡之。换言之，古音部分极不相同之字，可以同从一语根演化出来。此中别有条例，我们现在毫未得其门径而已。”(3)因此，近些年来，学者们对“音近义通”说开始发难。

齐冲天就说：“如象王力所说的：‘声训，多数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或声母或韵母差异甚大，不能音转，也就不能成为语源研究。这样就要求同源字双声为训时，韵部的差距也不大，叠韵为训时，声母的差距也不大，否则就不是同源字。《同源字典》坚持这一点，用来作为选择同源字的基本要求，于是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一)抛弃了大量传统声训中所提供的语源关系。例如：‘顺’与‘驯’，同为文部字，声母方面，神、邪邻组，就算相近了；训诂上，历来都以顺释驯，故它们为同源字。这是很正确的。可是‘训’字就不收了，因为它声母离得远了。……(二)与此同时，有些意义或多或少相同的同义词，并没有更多理由说它们同源，只是语音上感到相近，就也收进了同源字。例如，‘冒’与‘墨’同为明母字，韵母方面，幽部与职部旁对转，就认为语音相近了。训诂上，朱骏声曾说，墨假借为冒。这样，冒与墨为同源字。实际上，是否属同源，还是可以讨论的。(4)

王宁先生更详细地分析说：“词的同源关系以音近为必要条件，判断音近必须运用历史语音学的研究成果。可是，判断同源词的音近关系谈何容易!第一，‘音近’是一个模糊概念，什么叫‘近’，近到什么程度可以列入同源探讨的范围，都难以定出一个标准。传统词源学的大家们定了一些条例，诸如‘旁转’、‘对转’、‘同纽’、‘同类’……不一而足，可一旦操作起来，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不可避免‘无所不转’。第二，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特别是古音构拟，都带有一定的‘假说’性质，有些结论属于难以证伪的疑案，这就必然影响‘音近’的判定。第三，何况，同源孳生呈网络状，既多层，又多向，演变层次越多、轨迹越长，距离越远。就直接的分化孳乳来说，舌根音肯定是近的，如果把漫长岁月的多层次演变的一头一尾衔接起来，还能保证音近吗?第四，加之个别词音变化的原因含偶然因素，任何条例都难以穷尽概括，也就是说，都有例外。基于以上四个原因，纯粹用音系研究的成果来判断音近，又用语音为纲来进行同源系联，免不了滥与漏并存。”(5)

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过类似的看法：

陈建初说：“在语音上，同源的词一般具有相同相似的语言结构，这符合汉民族认知心理的特点，也符合汉语的实际。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语音是发展变化的，变化也是多轨迹的。……那么，按照现阶段音韵学研究所提供的古音系统及其音变模式来衡量同源词的语音关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同源词之间不一定音同音近。(6)

孙雍长说：“‘同源’与‘语转’关系复杂，如果在语音上系联得过宽，就又很容易回到前人所谓‘凡从某声者皆有某义’的这一大循环归纳法。所以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恐怕还是采取‘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办法比较稳妥。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意义上的渊源关系十分明显和直接，而声音的关系即使差别很大，也只好承认其同源关系。例如，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而‘立’与‘位’音韵均隔，但二字同源却不必怀疑。”(7)

殷寄明说：“我们认为，‘音近’作为一个术语有两方面的缺陷。其一，过于笼统、含混。其二，不能确切地指称同源词组或词族中各个个体之间的语音亲缘关系。以往分析同源词的语音亲缘关系，大抵都是从两个语词之范围、直接从两个文字声韵异同点上出发的。在分析多个同源词的语音关系时，只能采取‘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办法。”(8)

孟蓬生认为：“同源词的读音并不限于‘相同’、‘相近’两种关系。”“从我们目前系联起来的可信程度较高的同源词来看，其中有一些在读音上的关系十分特殊，根本不能用‘相近’加以解释。”(9)有鉴于此，他后来对上古同源词的音变现象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郑重地提出：“同源词的语音必须相近的观念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这种错误的观念的存在，严重地影响着汉语同源词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必要加以认真的清理。”(10)

鉴于此，学者们一方面深入地探索词汇同源派生中的音变规律，另一方面开始认真考虑音义间的真实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音、义二者都不能偏废，二者应该互相制约，两维交叉。有的学者明确提出，音、义二者，应以义为纲，音为纬。

王宁先生鉴于以往凭借语音为纲判断同源词的弊端，认为：“词源研究必须关注另一个条件，即义通的条件。意义的内在性、个体化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认为它无规律可循，所以有些研究中不但不把它作为系联同源词的纲，连纬都不予考虑。的确，义通规律由于意义研究的薄弱、演变轨迹的难以把握、偶然因素的存在，比音近更容易有例外，探讨起来更容易带随意性。但它有规律可循是不能否认的。避免随意性的出路在于音近和义通两个条件并重，两个条件互相制约。两维交叉，避免主观随意性。”(11)

孙雍长也说：“裘锡圭曾指出：‘如果在把并未被公认为同源的、一对意义相近的词确定为同源词的时候，除去情况一般的意义相近，只能提出这类语音关系作为根据的话，说服力就不强。’(12)由此可见，对于同源词的判定，意义方面的同源根据更为重要。唯其如此，只要意义有了分化，无论语音是否出现差异，都将产生同源词：如果意义未变，或者义虽近而不是同源分化的结果，那么，无论语音关系多么密切，也未必关涉同源问题。”“对于同源词的判定，语音和意义两方面的标准不能割裂开来，而应当结合起来考察。”(13)

孟蓬生针对章太炎《文始》在同源词系联过程中声音通转范围过宽的问题说：“《文始》的系联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很多，许多人都认为是声音通转范围过宽造成的。我们认为，《文始》中确实存在着通转范围过宽的现象，但这并不是造成系联结果的不可信的唯一原因，语义关系把握不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4)

王凤阳先生说，“古音昌明，导致古音万能。发现与突破往往导致夸张，夸张超出限度则重陷谬误。声近义通，双声叠韵，声音主义，固定条例，……皆是。此犹右文说之发现与误导也。”(15)并提出：“词义在词源探索中处于核心的位置。”“词源世界是一个以特征义为经，以范畴又为纬所编织起来的巨大的词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特征义是贯串同族词的血缘纽带，只有它具有笼罩全族词、系联全族词的能力。”(16)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将兴致转移到了同源词的语源义即“义类”的研究上，积极地从发生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汉语词源的奥秘。这也是近年来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语言是人类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复制，是人类将认识了的世界的编码。他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的词——音和义的结合物。汉语词汇是经过层层相积而形成的。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原生阶段、派生阶段和合成阶段。原生造词阶段很漫长。在这个阶段，词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那么，最初人们又根据什么为万物命名的呢?是荀子最早做了一个答案。《荀子·正名》云：“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8)。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同。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徵知。徵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薄)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

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使毫不相干的事物取同一名称。刘师培说：“上古人民未具分辨事物之能，故观察事物以义象区别，不以质体区分。”“故此物形状与他物形状相类者，既锡以相同之名。”(17)“义象”一般来说就是特征义，也称“义类”，或称语源义，是人类主观上对客观事物形象特征之同一性认知的结果。人们在感知自然界时，最初只是凭借表象特征。在对万事万物通过类比观察之后，只要是认为表象特征相同的，皆以同名贯之。这就叫“同条共贯”，也即后世训诂学家所谓“音近义通”的张本。

“义类”一词，是刘熙首先提出来的。《释名》序中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所以之义，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俗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一七篇。至于事类，未能究备。凡所不载，亦欲智者以类求之。”其中所说的“名”是指语言中的词，所说的“实”是指各个客观事物，所说的“义类”和“所以之意”，都是指事物所以得名的由来。

周光庆、王一军以为：“古代汉语‘义类’的基本模式，说到底就是中华先民如何认识事物的区别性特征的问题，就是中华先民选取事物的何种区别性特征作为命名根据以把握事物的问题，就是中华先民如何在词的内部形式里传达自己对事物的独特认识并以此影响他人从而形成普遍共识的问题，同时也就是中华先民如何通过语言符号认识和解释‘存在’进而拥有‘存在’的问题。这样，只要将探究的目光再向前推进一步，就不难发现，汉语的命名造词及其‘义类’，决不仅仅是语源学、词汇学、语言学上的问题，而且还是哲学领域的问题，其中隐含着丰厚的哲学意蕴。”(18)

陈建初也说：“语源(主要是词源)在本质上是属于文化心理的，词源结构是一种认知结构。……这一视角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引起重视，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周光庆先生的研究，他从若干古汉语词源结构的分析中探寻中国古文化的心理状态，对古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系统、伦理观念有较深的揭示。”“由于先民在创造新词时，往往是拿新的认知对象与以知的事物进行类比，类比的过程中总是求同存异，在相同的层次是将认知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所以，同源词之间在意义上只是某一种特征相同，而从异(基本概念不同)的角度看，这种同实在是相当模糊的。”“由音义关系入手探求同源词，是一种形式化的方法，这种方法与语源问题的本质属性是相悖的，其局限性是显而见的。当前的语源研究，用传统训诂学中的所谓同训、互训、通训、声训等作为衡量意义关系的客观标准，用音韵学所规定的音变模式如双声、叠韵、对转、旁转、通转等作为衡量语音关系的客观标准，这固然可以求得大部分同源词，但也可将不同源的纳入同源系统，将同源的又排除在外。为了弥补这种严重缺陷，我们提出从各种文化史实和古文化心理出发考证同源词的观点(19)

同类则同名，异类则异名。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据义类异同而系联、划分同源词。以往追溯词源或系联同源词时，往往出毛病，多因不明于此理。义类不同，不同源。

义类是维系同源词的纽带，是一个词族的内部形式，也即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系列词的“基因”。因此，义类便成为判定词同源的最主要的标准。这种理论，现在已经成为词源研究者的共识。但义类的推求与音转的判定同样存在着随意性，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1)《广雅疏证·序》

(2)蒋礼鸿《怀任斋文集·读〈同源字论〉后记》

(3)《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附“李方桂与沈兼士书”

(4)齐冲天《论语源研究》，载于《郑州大学报》1988.5

(5)(11)王宁《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于《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

(6)(19)陈建初《汉语语源研究的文化视角》，载于《湖南师范大学报》1992.4

(7)(14)孙雍长(《训诂原理》)

(8)殷寄明《语源学概论》

(9)《汉语同源词刍议》，载《河北学刊》1994.4

(10)(13)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

(12)裘锡圭《谈谈〈同源字典〉》，载于《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

(15)据王凤阳先生读书笔记

(16)王凤阳《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于《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

(17)《刘申叔遗书·左　外集·正名隅论》

(18)周光庆、王一军《汉语义类的形成及其哲学意蕴》，载于《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