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枪传教士bt:形声字——国人作茧自缚的思想枷锁

 按照以往通常的看法来说，大部分的合体字都属于形声字。据统计，现代汉字中有90％左右都属于形声字。组成形声字的两个部分，一部分表示字的意义，叫形旁（也叫义符）；另一个部分表示字的读音，叫声旁（也叫音符）。用同一个形旁，与不同的声旁相结合，可以组成一系列与该形旁的意义有关的形声字。如“木字旁”系列的“松、柏、杨、柳、樱、桃、梅、梨、枝、株、棵、杖”等，“提手旁”系列的“扑、打、扎、扒、执、扣、抗、扛、拆、挖”等，“三点水”系列的“江、河、湖、海、深、浅、沉、没、沟、池、沙、沫”等。用同一个声旁和不同的形旁相结合，又可以构成许多与该声旁的读音相同或相近的一系列的形声字。例如，“青”系列的“清、情、请、晴、氰、鲭、蜻、箐”等，“方”系列的“芳、仿、彷、访、坊、防、纺、房”等，“其”系列的“旗、棋、碁、期、欺、琪”等，“冈”系列的“刚、钢、纲、岗”等。

 关于“形声字”的概念的问题。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早就给出过“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定义了。由此出发，人们一般认为，由与其字义相关联的“形旁”和与该字的读音相关联的“声旁”组合而成的合体字，就是形声字。现代汉字在造字方法上，以形声造字法为主，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根据《甲骨文字集释》的统计，在商代的甲骨文字里，形声字仅占37％。在《说文解字》中，增长到了80％。而在现代汉字里，形声字则更是已经达到了90％以上。

 以往的语言学家或文字学家们还为文字的发展方向，划出了这样一个轨迹：象形字——形声字——表音字！我个人认为，上面这一结论简直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我首先要反问一下：有谁见到过沿着这一假想的轨迹，已经完整地走过“象形——形声——表音”这三步不同状态的某种文字体系吗？

 象形文字来源于上古人类的图画文字，但是其图画性质已经减弱，其象征性质明显增强了。它可以说是一种最原始的文字形式了。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象形文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圣书体、后来巴比伦和苏美尔人又发明出来了的楔形文字以及我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

 它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有些实体事物和大量的抽象事物是不易摹画出来的。因此，以原始的象形字为基础，汉字发展成了表意文字，增加了其他的造字方法，例如六书中的会意、指事、形声。然而，这些新的造字方法，仍须建立在原有的象形字之上，以原来的象形字作基础，拼接、整合、省减或增删象征性符号而成。

 表音文字，指一种语言在表达其内容时，其记录的形式和符号，是以语音来表注的文字系统，这会与其口语达成一定的吻合。这套记录的符号，就被称为表音文字。例如：假名、谚文、拉丁字母等皆属此类。在某些程度上，表音文字等同于拼音文字，目前已知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多属此类；而与其相对的是表意文字，基本上就只有汉字了。

 而形声字仅仅是国人们想当然地自以为是的汉字特有的一种构字形式。叫我看它却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它是人们在自己极其狭隘的肤浅的眼光下，断然割裂地看问题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明显是个错觉的结果。假若说有一天，人们终于识破了“形声字”这一荒唐的假象，没有了人们假想出来的介于“象形字”与“表音字”两者之间的这块儿虚拟的“跳板”，你还会执迷不悟地坚持认为人类的所有文字种类一定仍是沿着“象形——表音”这一固定不变的规律发展进化的吗？

 我认为，表音文字或者说是拼音文字，并不一定就是所有文字系统的唯一的必然的发展方向。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今天世界上的大量的人们正在使用着的种类繁多的各种表音文字也是从极其古老的“象形文字”发展过来的，但是，它们之间又毕竟只是一种明显间接的、看起来非常地虚无缥缈的关系。

 在当今世界的语言之林中，有一支迥然区别于别的语种而一枝独秀的奇葩，她就是几乎是世上唯一仅存的表意文字语种——汉字啦！而且，有且只有她才是真正地直接地从古老原始的“象形文字”，具有显然的连续性地逐步发展过来的，其间并无毁灭性致命性的断阻或割裂。以汉语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和以英语为代表的表音文字是当今世界上并行共存的两大类属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语言文字种类了，孰优孰劣呢？我们不能贸然地草率地去下结论。这需要我们对它们进行了深刻而详细的分析比较之后，才能有所感悟，才可能有个比较正确可靠的选择。

 我认为，语言的实质就是音义关系，就是用人的口音表示人的思维概念。文字的实质就是形义关系，就是用刻画痕迹来表示人的思维概念。语言和文字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但却又是截然不同的分别属于两个范畴的东西。语言和文字的各自的发展来自于一个共同的动力，那就是人的思维认识。人的思维认识是在永远地发展前进着的，它迫切地要求着和它对应着的语言及文字必须紧随其后，和它一道共同发展前进。

 一般地，对于同一种语系的语言和文字来说，语言的语音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和较小的变化域；文字的字形具有较大的清晰性和较大的变化域。因此说，对于单纯地依赖语音的曲折变化去追随人们思维的发展变化的语言方式，简直就是小马拉大车——实在是有点儿勉为其难啦！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表音文字就是这样的一类语言方式。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语言中的词语也在快速地增加。英语中目前就有好几十万个词语了，并且还很难发现这些词语与其所表示意思的有机的联系。这样，必然会增加人们学习它的强度和难度。

 从实质上看，这类语言是没有独立的文字体系的。它所谓的“文字”纯粹是一种鹦鹉学舌般地亦步亦趋地“记录语言”的影像般的符号系统。

 而汉语则与此迥然不同。它有着一套独立于语言体系的文字体系——汉字系统。汉字本身具有的表意性，能够使其迅捷地为人们的新思维、新认识、新概念构造出新的文字，或利用已有文字重组出新的词语。由于汉字具有明显的透意性，使得新文字、新词语在人们掌握了它的创造或表达法则之后，变得易学易用易于掌握。

 汉语的字词的数量可能会是无限的，但汉字的表达法则却是极其有限的。汉语的所有字词都是通过这些法则演算出来的，而认识汉语的这些字词就是反向地运用这些法则的逆运算。当世人发觉了汉语的字词与其所表达的意思之间的联系就像数学题一样是一种极其规则的理性的算术关系时，那它学习起来将是一件多么地轻松又有趣的事情啊！

 果真完全如此的话，那汉语汉字就是全世界的人民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神圣无比的“理想语言”啦！但事实上，人们并不是十分地青睐于汉语汉字。这是为什么呢？究竟是谁打破了人们寻找全球“理想语言”的美梦呢？究竟是什么让本来光艳神奇的汉语汉字在世人面前变得有些阴晦暗淡了呢？是“形声字”！是东汉《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的自以为是的、实际上却是弄巧成拙了的“形声字”假说儿！

 形声字——这个中国人自作自受的思想枷锁，才是我国的汉字学走向正途走向科学化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障碍！最大的绊脚石！

 许慎的“形声字”理论是对东汉以前的传统“六书”的突兀的逆转或颠覆！

 “六书”的概念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其中没有列出“六书”具体详细的名称，也没有对“六书”各条目的解释。东汉郑玄注引郑众说儿：“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西汉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了。班固《汉书·艺文志》沿用了刘歆的说法儿，把六书之名定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许慎《说文解字·叙》把六书之名定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我推测，许慎在其《说文解字·叙》中的“六书”名称并不是许慎自己原创的。因为这一系列名称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错之错在他对这些细目的解释上面。许慎的这些解释与先前的说法儿迥然相异。让人们踌躇茫然，无所适从。但最终还是任由人们不愿深究探索的懒惰之心、人们不愿承担无知之名的虚荣之心以及人们对权威大家的盲目崇拜之心占据了上风，就这样，人们不约而同地普遍性地装聋作哑，视此前的通俗浅显的传统“六书”学说儿与不顾，昧心地堕落成许慎“六书”说儿的传播者或吹鼓手。为似是而非的“形声字”理论的泛滥成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是古老的汉语汉字的悲剧！是传统汉字学的悲剧！是历代中国人的悲剧！也是全世界语言学学术史上的一个悲剧！

 其实，叫人们对“形声字”一说儿的有所怀疑的最早的资料就是来自始作俑者的《说文解字》本身。在许慎的《说文》中有一个分外蹊跷的术语叫“亦声”，它是说一个字中的某个表意的成份，即是表意的又是表声的。这难免会让人怀疑：许慎大师是不是在玩儿狡兔三窟式的太极手法儿？反正有大量的汉字，其读音与该字中的某个部件的读音相同或相似，先把它暂定为“形声字”再说。这样一来，每一个复合汉字都变得可说可解了——或者是“会意字”，或者是“形声字”，再或者就是“亦意亦声字”！

 对“形声字”理论的最直接最严厉的质疑就是：“声旁到底表不表义？”因为“会意字”就是“每个部件都表意”；“形声字”就是“声旁表声，形旁表意”。当一个字中的某个部件突兀地冒出个“亦意亦声”的时候，是不是过于淡化“会意”与“形声”之间的界限啦？有点儿像是老和尚解签——咋说都有理的嫌疑啊！

 宋代的“右文说”开始探讨同声符的系列形声字的共有意义的关系。发轫于宋代的“右文说”是在许慎的“亦声”说儿上有前进了一大步。即便是特别注重义理考据的清儒们也对“右文说”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钟情有加、爱不释手！

 到了近代，沈兼士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杨树达《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附论中国语源学问题）》等文章，更是对形声字中的声旁表义现象进行了特别详尽的分析。

 我国旅法语言学家游顺钊在其《视觉语言学论集（中译本）》（语文出版社1994）一书中称：部首是语义类目，声首是附加成分，语义类目是造字的主要手段。接下来表达了自己强烈的质疑：“在这样一个书写系统里，把具有充分语义成分的类目底子充当次要角色，却让只带一定限度的音值的附加成分做底子，是喧宾夺主，是不正常的！”

 自许慎之后，人们对“六书”条目名称及其阐述的争议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并且，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所以然来。至今还是一盆糊涂或者糊涂一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令人沮伤的结果呢？就是因为人们太过相信这个伪装最像、潜伏最深的伪科学的“形声字”啦！一旦我们有所觉醒，毅然而坚决地揪出了这个阻碍我们的心智已经千百年来的大敌——“形声字”，我们的古老的汉字学的前景将会变得突然地明媚灿烂起来！被“形声”挤兑得背井离乡、四散流浪的“六书”一家子，又可以重返家园、欢聚一堂了！

 “六书”的本来面目应该是这样的——

 一、象形  静态的描摩。如日、月、山、水等。

 二、象事、处事或指事  动态的模拟。如生、长、走、方、立、飞等。

  三、象意或会意   难于言传，但凭意会。如东、南、西、北、大、小、多、少等。

  四、象声、谐声或形声   暂不说义，形只表声。

  五、转注   转个领域，注入与此近似的新意。

  六、假借   抛却固有的音义，暂借旧字表新意。

 前“三书”是拾阶而上的具体的表达方式；后“三书”是对已有字符的“形、音、义”三要素的灵活性的再利用。它们的例子只能结合具体的情景而定。举例如下：

 江，“水”旁表示与水有关；“工”旁在此就是“假借”其形，表示如此宽阔的。合起来就是宽阔的水道。

 河，“水”旁表示与水有关；“可”旁在此也是“假借”其形，表示“水”有支流，再加上配音“合”之意，合起来就是众多支流汇聚而成大河。

 红，“纟”旁表示与丝有关；“工”旁在此就是直接使用其义；配音“hong”就是烘托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把工整细致的上等的丝绸等织品，染制成大红鲜红的颜色，以烘托人们喜庆的气氛。这种烘托喜庆气氛的丝织品的常用颜色就定名为“红色”。

 绿，“纟”旁表示与丝有关；“录”既有录上、附着的意思，又有“捋”的意思。远古的先民们在薅草、择菜、捋树叶的生活实践中，发现植物枝叶的绿色在“捋”的过程中会浸染到别的与它相接触的物品上。受此启发，人们开始采集绿色植物的汁水来浸染丝织品，这样染制出来的丝织品的颜色就定名为“绿色”。

 纸，“纟”旁表示与丝有关；“氏”旁在此也是“假借”其形，是纸张搭在搁条上晾晒的样子；配音“只”表示它薄而轻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利用废弃的丝织品打浆制成的薄膜状物品，还需再进一步晾晒成形。这种制品定名为“纸”。

 这仅仅是对传统“六书”模拟复原的探索性的尝试，不妥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能得到各位朋友及广大文字爱好者的谅解和支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