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堂爹娘歌曲:On?my?way(2011

2011-05-26 20:36:10

主题: [转载]只当了43天的首任二炮司令

20世纪50年代，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组建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

向守志回忆：“当时，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中国独立的核反击力量。”

“治军先治校”，我军第一所培训战略导弹干部的学院——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的前身西安炮兵学校在古城西安诞生。1960年6月，陆军第15军军长向守志被任命为西安炮兵学校校长。

向守志回忆，刚刚建校那段时间，最大的困难是“三材”匮乏。“我把学校训练部长武庚梅叫到办公室，要他们安排组织曾跟苏军顾问学过导弹专业的教员一边整理笔记，一边编写专业教材。基础教材则向国内有关大学的教授、专家寻求帮助。两年下来，我们共编写导弹专业和各类基础课教材近百种，收集有关资料4万余册。”

几乎同一时间，解决器材匮乏的工作也在进行。向守志找到那些分别在中央机关、省、市和军队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战友，请他们帮忙，给学校添置教学保障器材。

不久，在老战友的支持下，向守志率领教职员工把操作大楼建立了起来。

“学员能够在大楼里直接进行导弹操作训练。”向守志回忆，学员们白天在操作大楼里训练，外面的人一点都看不见。

向守志说，当时，我们学校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当地百姓都认为我们学校仅仅是一所普通的炮兵学校。

靠着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向守志和同事们终于把西安炮兵学校建成了一所培养高、精、尖导弹人才的高等军事院校。

人才，是建校之本。然而，建校之初，西安炮兵学校却没有一名教授。“这是制约我们学校发展的一个瓶颈。”向守志回忆。

开国大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到学校观看导弹操作表演，他对学员们的出色表演感到非常满意。他对向守志说：“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总参解决的，尽管提出来。”向守志回忆，“我向罗总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学校改名问题。我们这所学校是培养掌握使用导弹工程师、技师及初级指挥员的，平时用学校的名义，对外联系教学和工作很不方便。能否将‘学校’改为‘学院’？”

罗瑞卿听完向守志的汇报，当即表示同意。

1963年2月1日，总参谋部下发文件，将西安炮兵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技术学院”，向守志任院长兼学院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

“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教员队伍建设问题。”向守志回忆，我们学校的教学人才一直很匮乏。我们当时拟订了一份“拔青苗计划”，准备从全国名牌大学挑选部分比较优秀的青年教师和三好学生，经一至两年专业训练，然后当教员。“我还向罗总长建议，请允许我们到北京的理工科院校挑选一批立志献身国防事业的教授、讲师，充实到一线教员队伍。”“这个想法很好。”罗瑞卿听了很高兴，“不过，此事涉及国家高教部，等我回京向周总理报告后再答复你们。”

不久，罗瑞卿从北京打来电话：“总理同意‘拔青苗计划’，并专门嘱咐高教部，要挑最好的人才给你们。”

“好！有了总理给的政策做上方宝剑，我们就什么事都好办了。”向守志兴奋异常，吩咐分管教学的副院长魏震和训练部副部长黄迪菲，“咱们的‘拔青苗计划’马上启动。你们赶到北京，总政干部部已经从驻京各大院校调来200多名教授、工程师、讲师的档案，‘拔青苗’的院校也已经落实。你们先去挑，我给你们一个原则，要水平高的、年富力强的、社会关系不复杂的、政治上可靠的。有的重点人选，我要面试……”

几个月后，向守志又迎来了一次实战考验。

1963年10月，向守志率领学院管辖的导弹2营，到西部的大漠上发射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代地地导弹。

“这个导弹营是我军最早的两个地地导弹营之一。”向守志回忆，它组建于1959年的秋天。

作为学院为数不多的正规部队，向守志对2营的建设十分关心，十分重视。在2营出发前，向守志专门在训练场进行了一次展开装备和起竖导弹表演，并获得成功。

2营抵达酒泉中国第一座航天城时，我军最早的另一支导弹部队——武威1营已先期抵达。

1963年10月25日黄昏时分，由武威1营首先将中国第一代国产地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升空。9天后，仍然是在黄昏时分。“东风一号”地地导弹屹立在导弹发射基座上。导弹2营的发射即将开始。向守志神情严肃地紧盯着导弹发射基座。

随着营长董仲清和发射连长张永福踏进指挥车，整个导弹发射进入最后准备。董仲清操起对讲机，对张永福果断下达了命令。

“10……5、4、3、2、1”

“按转电，点火！”导弹2营官兵准确地将国产“东风一号”地地导弹送上了苍穹。历史已永远铭记住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当时正处于3年自然灾害时期，向守志拿不出钱给官兵们发奖品。他给2营官兵的最高奖赏是每名官兵两个煮熟的土豆。在餐厅里，向守志以水代酒，高兴地对参加发射的同志们说：“我代表院党委、机关和全院教职员工，向２营发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当时，向守志、董仲清和导弹2营官兵的眼睛都湿润了。

向守志在炮兵技术学院的出色表现引起了中央军委的关注。

1965年8月，由毛泽东主席点将，周恩来总理任命向守志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主管导弹部队建设。1966年6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二炮领导机关，由向守志和李天焕负责筹建。

1967年7月4日，中央军委下达毛主席签发的任命书——任命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李天焕为政委。

向老说：“我是首任二炮司令员。作为新组建的一个技术兵种，‘二炮’是指战略导弹部队，这个名字是周总理取的，以区别于传统炮兵（一炮）。但43天后，这纸命令又被撤销了。”向守志被任命为首任二炮司令员之时，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时。对于这项命令，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很不高兴，他让老婆叶群以他办公室的名义，打电话给二炮党委办公室，说：“向守志不是林彪的人……”

毛主席签发命令仅43天，向守志又收到了林彪签发的一纸命令——撤销对向守志的任命。

向老回忆说：“我当时并不知道叶群打电话这件事，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我当时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任职这么重大、严肃的事情会改变得如此之快？！”

撤销任命之后的遭遇是向守志始料未及的。在随后的6年多时间里，向守志是在批斗、游街、隔离、劳动改造中度过的。不仅他本人受尽折磨，他的亲人也无一幸免。他与夫人张玲４年半不准通信。

林彪出事之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负责主持军委工作，军队建设开始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1974年11月的一天，叶帅让办公室打电话到军委炮兵，通知已回炮兵（又称一炮）工作的向守志：“叶帅在西山家里要接见你。”

放下电话，向守志就乘车直奔西山。经过几道门岗，载着向守志的车在叶帅西山寓所前停下。此时，叶帅的秘书早已闻声迎了出来。

“向司令请！叶副主席在客厅里等你哩！”向守志在秘书的引导下，沿着铺着地毯的楼梯拾级而上。“我刚踏进小会议室坐下，身材魁梧、满头银发、戴着眼镜的叶帅精神矍铄地走了进来，面带慈祥的微笑，一边伸出手与我握手，一边说：‘守志同志，我已经等你多时了。’”

“叶副主席好！”向守志向叶帅立正，行了庄严的军礼。“劫后重逢，我自有一种激动涌上心头，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睛。好一会儿，我才开口说：‘叶帅有什么指示？’”

“守志同志，坐。到我这里不必拘束和客气。”叶帅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用一口广东梅县口音说，“我虽说没当过你的直接领导，但是对你的情况还是清楚的。你当过旅长、师长和军长，做过导弹学院院长，又担任过一段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这些经历在我军高级干部中可是不多的。”

“叶副主席，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接触过导弹部队的事情了。”也许预感到叶帅话里的潜台词，向守志连忙解释说。

叶帅说：“这都是林彪干扰和破坏造成的，使许多老同志失去了正常工作。”

“当初就是林办一个电话，我就没有去成二炮。”

“二炮现在可是成了重灾区！”叶帅愤慨地说道，“派性严重，折腾过来，折腾过去，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居然在京西宾馆里开了七八个月，吵来吵去，互不服气，我去拍了桌子才散会的，但是问题仍未解决。军委考虑再三，准备派你回二炮部队，仍然担任司令员。今天把你请来，一是想告诉你我们的想法，二是想听听你对重新分配工作的意见。”

“叶副主席，我因受迫害与世隔绝七八年，学习、思想和认识上落伍了一大截子。”向守志一听要让自己重新出任二炮司令员，顿时愣住了，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便推辞说：“叶帅，我目前对新知识、新技术也不甚了解，恐难担当重任，怕辜负了军委首长的厚望。不过我的身体还可以，要不让我到二炮当个副职吧，协助主官做好工作。”

“可我们觉得做二炮的军事主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叶帅又重申了自己的想法。“这……还是请军委首长给我一段时间看看文件，熟悉情况吧。”向守志说。

叶帅欲言又止，沉默了片刻，和颜悦色地对向守志说：“你不要马上表态去还是不去，先回去考虑考虑再说好吧。”

向守志回忆说：“这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啊！我边看文件边熟悉情况，边想：自己毕竟有８年时间被排除在军队国防建设之外，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加上对二炮多年来的情况不了解，心里没底，始终不能下最后决心。这大概是我一向果断性格中的一次例外，居然为再回二炮当司令员的问题考虑了长达4个月之久。”

第二年3月25日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给向守志打电话：“叶帅说了，明天你就去二炮报到上班。军委已经决定了，你就执行吧！”

第二天一早，向守志来到了8年前就应该到位的岗位，成为二炮唯一的两任司令员。当时，向守志的任职命令是以中央军委文件发布的，题目是《关于第二炮兵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通知》，原文如下：

第二炮兵党委：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第二炮兵领导班子调整配备如下：

（一）

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

陈鹤桥为第二炮兵政治委员。

（二）

第二炮兵党委常委由下列9名同志组成，第一书记向守志，第二书记陈鹤桥……

中央军委

1975年8月30日

这一次，向守志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两年多。

向老无限感慨地说：“尽管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中央军委还是没有忘记我，而对我是信任的！”

上任伊始，向守志根据叶剑英、邓小平等军委首长的指示精神，大力整顿二炮思想作风，树立党性，消除派性。“通过整顿，二炮机关和部队从上到下的面貌大为改观，组织纪律性大为增强，部队逐步趋于稳定，党指挥枪的原则得到贯彻和落实。”

然而，小平同志领导军队及全国进行整顿出现的成效，极大地触动了“四人帮”的要害，使他们乱中夺权的阴谋趋于破灭。他们坐不住了，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捣乱。先是1975年8月，“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舆论工具，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策动了“评《水浒传》运动”，恶毒地影射和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接着，他们诬蔑小平同志“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还借用《红楼梦》中的诗句“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咒骂小平同志领导的各条战线的整顿。11月3日，“四人帮”精心策划，先在北京，而后在全国开始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肆诬蔑小平同志领导的各条战线的整顿和落实老干部政策，是“复辟势力”搞的“一股右倾翻案风”，不指名地诬蔑小平同志是“复辟狂”。

二炮机关也有少数人行动了起来。当时，向守志正率领二炮机关和部队在野营拉练，有人闹着要回北京搞运动。向守志坚决制止中断拉练，尽量将部队滞留在外地的时间长一些。“当时我就估计到，这个举动肯定会招致‘四人帮’的反感。”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之时，向守志在二炮机关干部大会仍然宣读和讲解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件事很快就传到“四人帮”的耳朵里。此后，凡是军队系统召开的会议，向守志都成了“四人帮”“敲打”的重点对象。

“一次，在总政治部举行的汇报会上，当我汇报二炮机关和部队开展整顿的情况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一直沉着脸，突然，他拍着桌子说：‘你停下，别讲啦！你们不批邓，还汇报什么？！’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向守志回忆。

还有一天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的王洪文叫向守志到钓鱼台。一见面，王洪文气呼呼地质问道：“李德生的儿子为什么还放在二炮？他的材料都在我手上，白纸黑字，你为什么不处理掉？”对此，向守志据理力争，说明情况，认为不能因为父亲有什么事就影响儿子。

“那时，邓小平副主席的妹妹邓先群、妹夫栗前明在二炮科技部任职。他们都是大学生，搞技术工作的。在‘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人要批他们夫妻俩，我对他们予以保护。张春桥派人到二炮，调查他们是怎么调到二炮机关的，逼我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我对调查的人说：‘株连九族的事我绝不干。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太多了，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向守志回忆。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初，几十万工人、农民、学生、干部自发地连续几天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沉痛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

张春桥一伙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二炮机关送的花圈最早、最大，挂得最高，是影响最坏的一支部队！”叫嚷要清查所谓“黑后台”，逼向守志下令抓人。“张春桥还当面质问我：‘你们二炮为什么送花圈？为什么不抓人？你们为什么不批邓？”向守志回忆。

粉碎“四人帮”后，向守志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部署，领导二炮机关和部队开展了对“四人帮”罪行的揭批查活动。向守志在组织狠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抓紧领导导弹部队的建设。1976年12月25日至30日，向守志作为地地导弹定型委员会主任，在京西宾馆召开东风四号导弹定型会议。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等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为落实中央军委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指示，我们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组织了导弹团机动作战实弹发射演习。我从二炮部队长远建设出发，着手研究解决阵地工程建设中营房和阵地建在一起带来的诸多问题，明确提出机关应搬迁到中等以上城市，导弹团机关应依托县级城镇，为二炮部队营区布局进行合理调整打下基础。”

然而，当向守志领导二炮机关和部队揭批查“四人帮”开展得有声有色时，有人传言“二炮揭批查迟了3个月”；在二炮党委常委中，也有个别人说向守志揭批查“心慈手软”，并把他曾被王洪文叫去的事与此联系起来，暗示他到王洪文那里去有问题。还有人暗地里说：向守志在二炮的时间不会长了。

“没有想到，调动这件事真的发生了。1977年9月26日，总政治部一位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叫我去，让我看了军委关于我调到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的命令。他还对我说：这次调动基本上正常，但也有不正常的问题，有人说王洪文曾叫你去过。”向守志回忆，“就这样，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有深厚感情的第二炮兵”，“从第二炮兵司令员调往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次调动不正常”。

1990年5月，从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下来的向守志，与老伴张玲定居在六朝古都南京，他们已结婚60年，生有4个子女。张玲革命战争年代就是共产党的女县委书记，人称“太行女英杰”。从1960年开始，她一直与癌症作斗争，是远近闻名的“抗癌明星”。她目前与向老一样，还经常参加一些诸如关心下一代等公益活动。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向守志与张玲都是远近闻名的“模范夫妻”、“革命夫妻”。采访结束了，老人执意要我们到他的临时住所坐一坐。“不好意思，在宾馆里接受采访，礼数不周。”

刚进入会客厅，向老的秘书方国书就送来几份文件，其中有一份是《王树声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的来函——“2005年是开国大将王树声的百年诞辰，特约请向守志将军写一篇回忆王树声大将的纪念文章。”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26/c_121460340.htm

2011-05-26 20:29:15

主题: [转载]在总理、总司令、主席相继逝世的日子

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的日子

一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我。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邬吉成？”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我立即乘车赶到了305医院。进了医院的楼里，我径直进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我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担任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随口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二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前，我们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最早开始举行对周总理悼念的仪式的。

当周总理的遗体从305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我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我亲眼目睹了从305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动形成的送殡队伍的壮观场景。人们虽然悲痛万分，可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1月14 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大姐敬献的花圈，邓大姐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总理的亲属，队伍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午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召集参加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况发生要多做劝说。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老人。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示，并嘱咐会场布置好后一定要有专人检查。

我还要说一件事，这是一个从未被披露、人们闻所未闻的秘密。因为毛主席最终没有出现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主席没有到场的缘由，却没往毛主席原本是要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方面做推想！

但是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我在追悼会开始前，却切切实实接到了毛主席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是汪东兴亲自给我下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脚歇息。

也正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点。但毛主席最后为何没有到场，其原因我无法猜测，这在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

追悼会后，将依照周总理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在那里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冬季昼短，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不愿散去。在这种情况下，送骨灰的车子出了人民大会堂，就会被群众发现，很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车子不好通过，还有个安全问题。

汪东兴问我：“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我说：“只有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于是，我们就按这个商议进行了部署，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部队。

最后，周总理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进行顺利，只是让群众多等了个把小时。

周总理在临终前召我到他榻前，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总理的日子里，我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人要多很多。
 
三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病逝起因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又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1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

住进医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从朱老总病情恶化到昏迷期间，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部分领导及老同志，到305医院探望了他老人家。

7月5日下午，我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305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望他。看到朱老总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痛涌上我的心头，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自己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后，曾守卫过中央首长开会、娱乐的礼堂和俱乐部，轮流到各家首长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

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长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日，朱老总爱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后期，我曾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负责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的警卫工作。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交谈时那飞扬的神采，那有力的手势。

进北京以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合，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交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德处的医护、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

我因此两次到万寿路新六所4号楼朱老总住处，请康克清大姐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妥善解决相关问题，最后形成了康大姐和工作人员双方都满意的意见。事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

3月19日那天，我在朱老总家开完会，到院子里欲乘车返回时，正碰上朱老总在院子里散步后往自家走来。我立刻上前与朱老总打招呼，问候老总近情。朱老总对我说他自己的身体还不错。我当时感觉他气色精神确实挺好。

作为周总理追悼期间长时间守候在现场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我还记得，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临近90高龄的朱老总到305医院作最后的告别，他站在周总理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离开时显得心情异常沉重。

1976年2月，养成抄录领袖诗词习惯的我，还将报纸发表的朱老总《喜读主席词二首》，抄在小本子上。

……而此时此刻，又一位革命前辈，一代元戎将要撒手人寰了。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26/c_121460639.htm

2011-05-26 20:26:57

主题: [转载]面对毛错误指责 周为何不翻脸

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我自1998年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以来，总有人在向我提这个问题。细想起来，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

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我在《领袖如父》一文中曾谈到这种复杂的关系，兹录一段如下：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领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种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

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在“四清”运动之初，毛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理解，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怎么会有一个“派”呢？他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个“派”的问题，而是全部打倒，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叶剑英曾有一词咏“文革”：“串连炮打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红卫兵要纠斗陈毅，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国务院各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障，周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护，半是办公。二是抓生产。周带着这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但是对政治方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因为，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

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因为，全国全民要从乱而后再治，重新统一到一种思想、一个方针，产生一个领袖，以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没有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的争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证。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统的。进入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
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著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著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26/c_121460618.htm

2011-05-25 19:04:12

主题: [转载]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4小时

1976年9月9日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在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前的24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

11点左右，心律失常。

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

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

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

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

1976年以前，中央级的领导人逝世后，没有专用的灵车。大多是用大“解放”车拉着灵柩，上面松枝铺盖、缀以白花，车头上立着遗像。

那时，在北京南二环右安门桥头有一家“汽车修理四厂”，虽然挂着“修理”的牌子，其实是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客车制造厂。大约在1975年冬天，汽修四厂接到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限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制造出一辆“后开门”、车厢里带滑轨、驾驶室和车厢分割开的“640型单机客车”。原来，这辆“客车”就是专为周恩来准备的。那个时候，周总理因病重，不能接见外宾已经很久了。

接到任务后，工人们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任务紧迫，还是赶紧加班加点，研制起新车来。没多久，一种新产品——外观高高大大、四四方方，宽大的前挡风玻璃特别气派的“640型单机客车”就问世了。这种新车的问世，完全取代了以前北京马路上也是该厂生产的“五七型”（1957年定型制造）公共汽车，是一种脱离外国图纸完全由中国工人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争气车”。而在此之前，“五七型”公共汽车是仿捷克的“司柯达”制造的，车身浑圆、玻璃窗很小，车体是大红色。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汽修四厂的干部工人们亲眼看着自己打造的“640型单机客车”载着伟人缓缓驶向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才知道生产这种客车的用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汽修四厂。第二天，当汽修四厂全体员工正忙着搭灵堂、组织悼念活动的时候，一辆前不久由汽修四厂出厂的医疗车由当时的中央保卫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四厂的上级单位——北京市交通局、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的有关领导护送回厂，并下达一个命令，将这辆地震期间（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为毛主席提供办公、医疗用的医疗车，在追悼会之前，改造成一辆具有遗体保护功能的灵车，用以专门安放毛主席的遗体。

任务宣布后，汽修四厂2000多名工人淌着热泪纷纷到厂部请战，坚决要求为制造伟大领袖的灵车贡献一份力量，哪怕拧上一个螺丝、刷上一道油漆也行。厂部马上成立了“毛主席灵车制造指挥部”，在2000多名工人中挑选出了几十名技术过硬、表现出色的工人组成若干战斗小组，轮番上车、轮番作业。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人们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生怕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所以将灵车的制造车间选在一处远离主厂、地处偏僻、便于保护和监控的军工车间。为安全起见，中央警卫局还派来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对灵车的工作现场实施24小时的监控，上车的工人都必须佩有专门的工作证，一班上去、一班下来，换班交换工作证，不使工作证有所流失。其他的工人不许随便到现场参观，并要求大家严格保密。

鉴于灵车的制造任务十分紧迫，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当时的老厂长被特别获准到毛主席遗体前测量有关数据。老厂长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当他面对面站在伟人面前时，突然泪水滂沱，手脚不听使唤，很久很久也看不准眼前钢尺上的尺寸，还是周围的人帮他才完成了工作。很多年以后提及此事，他说当时不相信眼前这位伟人真的走了，只像是睡着了。他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站到了他的身边，他矛盾着，害怕自己粗手粗脚惊动了伟人，又理智地提醒自己此行的目的，但最终还是弄得手脚不听使唤。

制造灵车的过程中，需要几张装饰用的三合板。提供三合板的是北郊木材厂，接到这项光荣任务后，北郊木材厂全部工人都跑到仓库，在成千上万张三合板中精挑细选，选出最好的几张，送到加工车间对这几张三合板进行打蜡。工人们怕打蜡机不够精细，保证不了质量，就挑选了几位技高一筹的老工人手工打蜡。为拉这几张意义重大的三合板，汽修四厂还专门开去了一辆后开门并把里面的座椅都拆掉的大轿车。为保证三合板在装运途中不磨不蹭，工人们舍不得把板摞起来放，怕在颠簸的过程中摩擦受损。怎么办？最后几个工人站在车厢里，用手攥住立在车厢中的三合板，用自己的身体做了运输的托架，以保证板材毫发无损。

灵车的改制工程异常艰苦，当时天气还很热，车间地处旷野之中，挑灯夜战时，蚊子嗡嗡而来，叮得人们浑身红肿。车上的容积毕竟有限，几十人只好交替上车工作，替下来的人舍不得离去，在车间的水泥地上一躺，休息一会儿，马上抢着再上车。当时唐山大地震不过才发生一个多月，人们的余悸未消。为保险起见，灵车改制负责人指派一名专人在车间外看住一个倒置的啤酒瓶子（这是人们在地震过程中总结出的一个土招儿，地面一旦有轻微震动，瓶子必倒），只要瓶子一倒，就马上报警，第一件事就是从车间里抢推出灵车。有一天，不知何故，啤酒瓶突然倒地。众人个个不顾自己的安危，冲上前去护灵车。后来，工人们索性在室外搭了一个特大的苫布棚子，把灵车推到棚子里干。众多插不上手的工人干部，一天24小时轮番坚持在现场，随时清理工作场地上的弃物，忠实的工人们不但要保证灵车的超级质量，连场地上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亵渎。

灵车加工过程中，车身上要打上无数个洞眼、拧进无数个螺丝。为了不使电钻头不留神折到钻孔中（这是汽车制造加工中常遇到的问题）留下遗憾，工人们一律用手工钻孔、拧螺丝。很多人手都拧出血泡，一枚枚带血的螺丝紧紧地把工人们的一片哀思凝固在灵车的每一个角落。

灵车完成后的试车过程中，车内冷风出口处有一丝蚊鸣般轻微的共振。用工人们的话说，“不行！一定要让他老人家在平静的世界里安睡。”于是，马上拆掉了全车的风道，在每一个钻孔里，垫上薄薄的密封性极佳的海军呢。这样一来，风机工作时，灵车里静静的毫无声息，工人们才满意了。

灵车完成的那一天，工人们都赶来看，把车间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灵车的外观设计简洁庄重，挡风玻璃宽大，车头呈四方形。约十米长的车身主色调为乳白色衬以天蓝色的裙边，通体洁净、凝重。灵车前置解放发动机（全车都由国产部件组成）。驾驶室与置放灵床的车厢以木制隔墙隔开，隔墙后是放党旗挽带等的木柜。本色的木地板，地角铺设着冷气风道。车厢两侧是守灵卫士的枪架和排椅。可升降的木制灵床摆放在车厢中央，它是专门由北郊木材厂等单位精挑细选出的技师倾注毕生技艺制作而成。灵床看上去与普通的睡床无异，厚厚的床体和板式床头朴实无华。车顶天花板上镶嵌着两排宽大柔和的日光灯，车厢两侧无窗，只有中部设一个供守灵卫士上下的狭窄车门。后部有两道车门，第一道是两扇对开的大门，第二道为木制推拉门，这是全车的最重要部位，遗体将经由一个特制的托架和滑道，通过两扇门端放于灵床上。

毛主席追悼会前两天的一个傍晚，灵车终于从车间开出，开向当时停放毛主席遗体的人民大会堂。车子刚一启动，四下一片哭声。当灵车缓缓驶出车间后，由于一道围墙的阻隔前进困难，再好的司机也有失手的时候，灵车丝毫不能损伤，不知谁一声呼唤，“拆！”人们马上找来工具，轰隆隆拆倒了围墙。灵车走过一条狭长的过道，道两旁的树丛枝枝杈杈的极有可能划坏车身，人们又自动围上去哗啦啦锯倒了一片树丛。灵车驶出工厂的大门，数不清的工人和听到消息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那素日里少有人走过的右安门护城河西岸，到处都是低声啜泣的人群。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5/25/c_121456823.htm

2011-05-24 19:53:36

主题: [转载]毛泽东：考试可以交头接耳

1964年1月《毛主席诗词》出版，第一批发往各地的8万册销售一空后，决定在原来50万册的计划外增印30万册。国际友人爱德勒向毛泽东祝贺新作的发表，话题还涉及中苏两党的论战。毛举重若轻地表示：在这场论战中，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

“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纸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报，都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大号字体刊登毛泽东的《诗词十首》，并配发作者的大幅近照。这一前所未有的版面安排，堪称新闻史上的奇迹。全国各新华书店自元旦开始发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第一批发往各地的8万册销售一空后，决定在原来50万册的计划外增印30万册。除了人民文学版，文物出版社同时还出了集古宋体字的版本，为了区别，取名《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两种版本的《出版说明》一字不差：“本书收入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出版时经作者作了校订，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

两年前的5月23日，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词六首》，虽也是头版头条，但在笔者的印象里，远非今日之规模和声势。

《诗词十首》中有两首是与郭沫若的唱和，这自然是郭的莫大荣耀。1963年12月下旬，郭沫若在读《毛主席诗词》清样本时，写下了“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的颂辞。随着《诗词十首》的发表，郭沫若从这年1月上旬起，撰文逐篇诠释并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影响非同一般。

郭沫若的诠释文字，在阐发“反修”主题方面，无疑有着其他注家难以具有的独特作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发出了进攻号令，不仅是艺术的夸张。3月17日，毛泽东在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时，加写大段文字，不再以“同志”称呼赫鲁晓夫。这年1月，毛泽东会见爱德勒等国际友人。其时爱德勒正协助叶君健将毛诗英译，他向毛祝贺新作的发表，话题还涉及中苏两党的论战。毛举重若轻地表示：在这场论战中，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这当然是不无夸张的说法，但是诗词确实成了这位政治家诗人用以“反修”的独特武器。请读1962年12月26日诗人七十初度这一天写下的自寿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主席诗词》的封面，设计了十几种，毛泽东最后选定的是其中以梅花为底衬的一幅。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开篇即为“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如果说梅花是毛的自画像，那么苍蝇就是毛心目中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之际，在领导“反修”日理万机的紧张时刻，亲自编辑自己的诗词选集，除了有以此为特殊武器，推进反修斗争的现实考虑，从删除若干自认为诗味不足的作品入集的严谨看，显然兼具诗人的传世意愿。（胡乔木在1980年代主持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时曾说过，毛泽东诗词较之文章，更有望传世。毛身后几十年的演变，印证了这个判断。）

此外，围绕着《毛主席诗词》出版的一系列的宣传，诸如《诗词十首》的超规格版面安排，大幅近照的刊登，新闻报道的及时配合，不妨称之为“组合拳”。这无疑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已成气候并日趋严重的表现。

2月13日，春节这一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采桑子·重阳》墨迹，并配发郭沫若的诠释文字《“寥廓江天万里霜”》，释“人生易老天难老”句：“如果要说到人的精神年龄，那是另外一回事。伟大的人是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死的。”释“战地黄花分外香”句：“事实上野菊花还是平常的野菊花，不会有丝毫的变化的，值得它‘分外香’者是革命家的感觉，主席的感觉。这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最好的表现，也可以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巧妙的结合。”释文的结尾是：“主席的诗词是最好的模范。让我们好好地学习吧，不仅要学习做诗，而且要学习做人。做人是做诗的基础。”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正当人们欣赏《光明日报》刊登的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后来人们往往称之为“春节座谈会”。参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林枫等中共中央要员，还有郭沫若、黄炎培、章士钊等特邀人士。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请邓小平谈学制问题。毛的插话就是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稿的第一句：“（我看）学制可以缩短。”在邓小平谈罢学制问题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大段批评现行考试方法、评分标准的话：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毛甚至认为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这当然是极而言之，颇有矫枉过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试试点。”尽管毛泽东提倡和实行的“教育革命”已被抛弃，但是看看目下的教育状况，毛当年所责难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似非捕风捉影。

也是出于自身的学习体验，毛泽东对于自学成材的杰出人物特别欣赏。谈话中一连列举了中国的孔子、祖冲之、李时珍，外国的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强调他们“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毋庸讳言，毛泽东确实有着强烈的反知主义倾向，但是强调启发，强调自学，充分肯定实践，总不失为真知灼见。

与传抄稿相比较，毛泽东审定的节录稿所删节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关于状元无学问与评论几位帝王的内容：

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位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个太学生，而刘邦则是个大草包。

笔者勘对了“文革”初期传抄的几种传达记录稿，互有出入，但大致意思不差。笔者猜度，之所以删去这段话，大约同多年来批判所谓“封资修”文艺、批判帝王将相不无关系罢。1967年出版发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番对封建时代文学家肯定，以及对封建帝王品评的话，似难与虚无主义弥漫的时代氛围相适应。毛泽东赏识朱元璋、刘邦，也许不无原因吧。

为着发动“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在1958年，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一直到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再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这一年发动的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标志的“教育革命”，一度轰轰烈烈，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式微，这场“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1961年，周扬拜访“教授的教授”陈寅恪，遭到这位史学大师的嘲讽，其缘由便在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对教授的贬损和打击。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吁，其中对知识分子的“阳过来，阴过去”特别警惕，文艺和教育因此成为格外关注的领域。毛泽东召开春节座谈会，成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发端。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就北京某中学校长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信件作出批示：

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谈话的两小段，一段是关于“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论述；另一段是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论述。与“文革”初期的传抄稿相比较，删节甚多，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就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了。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个“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批示。（该批示其实是间接地表达“不必办文科大学”这一固有的观念。）

9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某学生给他的信写出“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的批语，指示中宣部部长、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陆定一“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据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披露，这位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学生，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还说：“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作为该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在此后不久该学院发起的“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声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学。

顺理成章，“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其实，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言论中，最能体现第二轮“教育革命”特点的，是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毛远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当年简称“哈军工”）的学生，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考问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的具体内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却在开场白里提到“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

教育界成为发动“文革”的两大首选领域（另一个是文艺界），势所必然。

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自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令之后，毛泽东对文艺界警惕的眼光就未曾偏离过，甚至可以说重提阶级斗争，其依据之一即是文艺。1963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多次责难文艺界：“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12月12日，在读到一份反映柯庆施亲自抓曲艺的材料后，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两个月后，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强烈表示了对文艺界的不满，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什么东西。你不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在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春节期间，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1964年迎春晚会，其中一个由男性扮演的四小天鹅舞的节目，明显属插科打诨性质，却招致两位与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其中一位是曾有一定知名度而沉寂多时的诗人顾某）的严重不满，认为庸俗无聊，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意识的表现，于是上书中宣部告发。部长陆定一即以此为契机，严厉批评文艺界。随后，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20多天进行整风，上纲上线，剑拔弩张，否定一切。正因此，深受群众喜爱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虽经由几十万观众投票评选，各奖项业已揭晓，却不得不取消原定于5月下旬举行的授奖仪式。5月上旬，中宣部根据全国文联等10个单位的整风情况，草拟了一份相关的报告，准备在修改定稿后正式向中央提交。蹊跷的是，报告尚未定稿，中宣部亦未正式呈报，这份草稿却已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久已对文艺界严重不满的毛泽东，于6月27日作了石破天惊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多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措辞切峻的批示，是对文艺界致命的宣判。7月2日，周扬奉命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月下旬所作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周扬开列了被责难的样本——田汉的《谢瑶环》和孟超的《李慧娘》，并上纲到“反社会主义”、“反动”的高度。

对民众而言，除了戏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电影了。8月18日，毛泽东对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关于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作了如下批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出的《甲午风云》、《南海潮》、《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日》等民众喜爱的优秀影片已无从表彰，尚未公映的《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却被钦点示众了。江青自称是文艺界的“哨兵”，根据毛的指示，向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人开列出包括《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兵临城下》、《聂耳》等一大批有广泛影响的、为民众喜爱的影片在内的批判名单。这份打入另册的名单，涉及茅盾（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夏衍（文化部副部长）、阳翰笙（中国文联副主席）等文艺界领导人，涉及郑君里、谢铁骊、水华、赵丹、孙道临、于蓝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后因中央书记处的否定，未予实施。1966年春，江青在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期间，信口雌黄，居然一下子开列出一百多部所谓“毒草”影片的名单，弄到最后，竟只剩下《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几部屈指可数的影片能逃过她的法眼。

不断向毛泽东报告文化界的“敌情”，这固然是江青作为“哨兵”的本分。但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充当指导文艺革命的“旗手”，用她的话说就是“种试验田”。毛泽东一再批评“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显然有“题材决定论”的意思，“好学生”柯庆施据此在1963年初提出“大写十三年”，并率先在他所掌管的省市举行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毛泽东向来对话剧不感兴趣，为了表示对文艺革命的支持，也只是象征性地观看了由军区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两部话剧。还是江青深知毛泽东的口味，她要从毛泽东喜欢、也是最难突破的京剧着手“攻坚”。

1964年6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要江青就文艺问题“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的当天，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报道出席开幕式的各界人士的长长名单里，江青的名字出现在“有关的负责人”行列的最后一位。看似不显山露水，但因身份特殊，江青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整个会演期间，毛泽东频频到场，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嫂》等剧目，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江青册封的“样板戏”。毛所看剧目，有的显然出于江青的说动，例如《智取威虎山》。这个剧目当初并非后来成为“样板戏”时的面目，会演之初，《光明日报》发表某剧评家的文章，在总体上肯定这出戏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这招致了上海带队的张春桥的不满。此时江青已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基地，与张春桥过从甚密，遂向《光明日报》施压。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拉大旗，作虎皮。其实，《智取威虎山》即使后来成为“样板戏”，毛的评价也不高。

会演期间，周恩来于6月23日主持召开座谈会，江青作了一个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题为《谈京剧革命》的发言。毛泽东在26日读到会演办公室送江青审定的讲话记录稿，写下“已阅，讲得好”的五字批语。这份记录稿二千字左右，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方向，二是艺术创作。与周恩来讲话时一再表示“不熟悉”、“紧张”、“艺术上我还是外行”的谦虚相比较，江青似咄咄逼人。她一开讲就举出两个数字，一是全国有三千个剧团，绝大部分是戏曲剧团，“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一套”；二是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为谁服务？接着，江青说了这样一番似乎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话：“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就在称赞江青“讲得好”的次日，毛泽东作出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批示，并发出将会“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政治警告。这样的疾言厉色恐怕与江青质问“艺术家的‘良心’何在”不会全然无关罢。

除了京剧现代戏，对于其他一些艺术形态，毛泽东都予以利用。10月6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出歌舞剧以民主革命时期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贯穿全剧，因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却又颇具个人崇拜色彩，后来拍成彩色影片，影响了整整一代人。10月8日，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称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11月下旬，在一份反映香港观众称赞这出芭蕾舞剧的材料上，写下“人们要革命”的批语，可见其兴奋之情。10月13日，毛泽东在8天之内第三次去剧场，观看歌剧《江姐》，并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这一系列的举动，向世人发出一个信号：京剧要革命，芭蕾舞要革命，归根到底，人们要革命。革命成了1960年代中国的主旋律。

当然，就毛泽东当行的艺术形式来说，无疑是旧体诗词。11月下旬，毛泽东对胡乔木呈送的《词十六首》作了精心修改。其中《水龙吟》组词七首系为赫鲁晓夫下台而作，毛泽东通过“膏肓病重，新汤旧药”的改写，显示出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高度警惕，表达了要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23/c_121446767.htm

2011-05-24 19:46:26

主题: [转载]毛泽东为啥不让许世友当贴身保镖

毛泽东为啥不让许世友当“贴身保镖”？

许世友将军是解放军历史上的一位传奇式人物，他功夫了得，性情刚烈，为人忠厚，是天生的军中悍将。他出身红四方面军，曾经为张国焘、陈昌浩所器重，并不属于毛泽东的嫡系将领。

但发生于1937年的延安“叛逃”事件却使毛泽东、许世友二人一夜之间成为生死之交。毛泽东喜得一员忠勇猛将，许世友则找到一位旷世的明主。

许世友对毛泽东的忠无人可比，这对于一个大国领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一国领袖来说，将军的责任就是以手中的武力捍卫领袖所代表的利益。

按一般人的想法，毛泽东入主北京后，京畿地区的卫戍任务应非许世友莫属。但实际上，许世友连一天京官都没做过，其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时，也一直兼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后来任中顾委常务委员、副主任时，他也很少住在北京。不让许世友这样忠诚的将军做自己的卫戍司令，毛泽东自有深谋远虑。

一方面，忠贞将领近卫并不一定就是最佳选择。毛泽东饱读史书，把手握重兵、对自己忠心不二的许世友放在千里之外就是汲取了历史的教训。

另一方面，毛泽东需要许世友这样的忠臣镇守南大门。当时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毛泽东继续了明成祖朱棣“天子守国门”的做法。但他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始终没有放松警惕，让许世友镇守南海一线，足见许世友在毛泽东战略布局中的重要。

此外，把许世友放在南京、广州，也增加了毛泽东应付内忧外患的回旋余地，不管是因为内忧还是因为外患离开北京，毛泽东都可以从容南下得到许世友的保护。

毛泽东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神话，在于他的用兵如神，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军的敬仰，而且也折服了他的对手。曾与毛泽东沙场较量二十几年的蒋介石败退台湾岛后，曾经对国共两党军队的作战思想做了一番绝妙的对比，他说：“共匪自江西以来，因为兵员缺乏，武器寡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求奇正虚实，讲求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故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的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

蒋介石可谓是毛泽东的老对手，但为什么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未能战胜毛泽东，蒋介石也做过一番思考：“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主观，门户各不相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的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

毛泽东向来鄙视英雄史观，因而把中国革命战争定性为人民战争，更准确地说，基本上或者说主要是农民的战争。他说：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割掉四个，用一个指头去打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就会孤立，变成无军司令。

毛泽东所指导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毛泽东的用兵韬略已经成为经典。岁月流逝，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35年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变得样式全新，信息化战争正向我们扑面而来。各种各样新奇的战争理论竞相出台，让人目不暇接。毛泽东的用兵韬略是否依旧适用于现代作战，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转自：http://tongtianxin.home.news.cn/blog/a/0101001F4C710B6A0DBDE37C.html

2011-05-24 19:41:47

主题: [转载]毛泽东访苏趣事

20世纪50年代的莫斯科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就发到了中南海。第二天，苏联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也由此带动了欧亚十余个国家对中国的承认。

两个月后，新中国主席毛泽东决定亲赴莫斯科访问。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商谈废除不平等的中苏旧约，就两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商谈；同时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活动。此次出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正式出访。红墙内的人们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为毛泽东的远行忙碌开了。时为访苏代表团机要员的沈剑心现在还保存着当时出访时配置的装备，一人一床缴来的美国人的鸭绒被和每人一双的大靴子。

除了必备物品，毛泽东出访的衣着也是需要着重准备的。据时为毛泽东卫士的李家骥回忆，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建议毛泽东要顺应国际的礼节，请他着黑色服装，黑色的礼服，黑色的皮鞋，甚至袜子也是黑色的。毛泽东就问：“怎么这么复杂，我就不穿黑的。”总理做工作说：“咱们国家第一次以主席这样的身份访问苏联，我们一定要和外交礼节相适应。”主席听总理这么解释，就说：“那好，就一套黑色的，一套做灰的。”灰色是他喜欢的颜色。

在毛泽东的行囊里，最多最重的是书。《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还有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装了整整两箱子。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24/c_121452340.htm

2011-05-24 19:39:34

主题: [转载]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1960年，当来访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在毛泽东面前盛赞他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为什么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之所以决定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就是因为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显著变化，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对我军都十分有利。而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则是在极其艰难曲折的情况下进行的。

徐占权认为，从兵力上看，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蒋介石全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落空后又在赤水流域布下40万重兵。从装备上看，红军自开始长征、突破4道封锁线以来一直打的是消耗战，不仅没有取得大的胜仗、缺乏弹药补给，而且元气大伤。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习惯了阵地战的打法，对于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理解。”徐占权说。

重重困难中，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上演了我军军史上的精彩一幕：一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二渡赤水，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北渡长江的错觉挥师向东，取桐梓，夺娄山关，破遵义城；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待蒋介石向川南调集重兵之时，红军已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趁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之际，红军又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

徐占权说：“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是两军最高统帅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直接较量。毛泽东的用兵，使红军一反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被迫转移变为主动调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战术，是四渡赤水的精髓所在，也是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掌握战略转移主动权的关键。”徐占权说，“四渡赤水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使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24/c_121452386.htm

2011-05-21 22:53:55

主题: [转载]毛泽东提议更换自己故居题匾

毛泽东提议更换自己故居题匾：“伟大”两字不是封的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10月毛泽东韶山旧居对外开放到2001年底，到这里来追寻伟人足迹、瞻仰伟人家居的人数达3000万。但人们是否注意到毛泽东故居题匾曾有四次变更？

第一块门匾：“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

1878年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买下上屋场东边的五间茅草屋，1888年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携儿子毛顺生、儿媳妇文氏迁居于此。后来毛家几代人对此历经几十年的改建和扩建，到1918年房屋架构基本定型。1919年10月、1920年1月，毛泽东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故乡，动员弟弟妹妹“舍小家为大家”参加革命。不久，毛泽民和发妻王淑兰处理了家产，离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后，上屋场由当地农民居住。1929年，毛泽东旧居被国民党政府没收后继续出租给当地村民居住。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8月9日，解放军46军138师413团进驻湘潭，与地下工作者会合。8月11日，来湘潭工作的南下工作团（番号105）100多人到达城区，湘潭和平解放。8月22日，湘潭县人民政府成立，韶山上屋场毛泽东旧居由县人民政府收回。当月，政府安排韶山村老党员毛月秋（毛泽东族叔）负责旧居管理和接待来访者的工作。

1949年10月17日，长沙专区代表团一行45人，在地委委员郭固邦、湘潭县委委员毛华初带领下，到毛泽东旧居来参观。那时候毛泽东旧居还没有收集文物，门口没有门匾，屋里也没有毛泽东家人的照片，只有大大小小13间半房屋。18日上午参观完毕时，毛华初对毛月秋说：“老书记，以后到这里参观的人会越来越多，您看屋前是不是该写个门匾？”毛月秋深以为然。

匾上写什么内容呢?代表团成员和村民讨论起来。有人说写“毛主席的旧居”，有人说写“毛泽东的老家”。大家认为这些内容都不错，但似乎没有完全表达出刚刚被解放出来的人民的心声。毛月秋请毛华初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毛华初沉吟片刻，不好意思地说：“我肚子里没有什么墨水，说不好。随军南下到处都见解放了的老百姓打着毛主席的像游行。上面都写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屋场的门匾就写‘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不知行不行？”大家都表示赞同。

没有多久，韶山毛泽东旧居第一块门匾“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挂了起来。门匾是由“韶山一支笔”毛宇居（毛泽东的老师）书写的。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旧居都挂着类似“头衔”，如湘潭县彭德怀乌石老家，1951年上面就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家”。所以，毛泽东故居第一块门匾的写法在当时并不为奇，而是恰当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朴素感情。

第二块：毛泽东说“‘伟大’两字不是封的”

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旧居接待了第一批国际友人———苏联电影代表团。同年5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代表毛泽东回到韶山，参观父辈的旧居。1952年韶山乡政府自作主张对毛泽东旧居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整修，本来还准备再修条路，毛泽东知道后坚决阻止。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来自家乡的亲友时，毛月秋提起了3年前苏联摄影师参观旧居的事情，并告诉他苏联客人当时说，毛泽东像列宁一样伟大。毛泽东听后说：“列宁是伟大的，他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还谈不上伟大，我们还是跟在苏联的后面，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刚刚迈出第一步。”毛月秋又告诉毛泽东，苏联和民主德国客人看到上屋场上挂的“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的匾，都说好。“这个不妥，不妥。‘伟大’两字不是封的，哪里会一写伟大就伟大呢？我建议换一个门匾。”毛泽东说。

其时，华国锋已从湘阴县调到湘潭县任县委书记，他召集县委开了几次会，根据毛主席的“批评”，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建议。决定把第一块门匾撤换掉。1955年3月，在上屋场挂起了第二块门匾“毛泽东同志故居”。第二块门匾换上后，毛月秋总是觉得没有第一块好，直到1955年5月，他听了老朋友徐特立访韶山时的一席话后，才豁然开朗，改变了看法。

1955年5月29日，徐特立从省会专程到毛泽东家乡韶山参观。进入旧居前，徐特立发现正如人们传说的那样，旧门匾被换了。他对毛月秋说：“毛主席又走在我们前面了。人民的领袖人民爱，伟大也不能天天挂在嘴里、贴在墙上，这个不能靠宣传，要靠人民的拥护、历史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旧居现在的门匾好。人民把主席尊为伟大领袖，主席却始终认定自己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名同志。这既尊重了毛主席本人的意愿，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而‘故居’两字也是古人说的旧居的意思，典雅朴实，平凡中体现了伟大。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实现民族解放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旗手。”

第三块：刘少奇提议改“故居”为“旧居”

1961年3月14日至2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村六十条》）。会后，中央将条例草案印发到各省讨论试行。归途中，刘少奇决定顺便到家乡附近进行调查研究，直接了解农民对《农村六十条》的意见，然后参观韶山毛泽东旧居。

1961年4月1日，刘少奇到达长沙后，并没有直接回炭子冲老家。4月2日，他来到距炭子冲只隔十多里的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在生产队养猪场一间破旧空房里，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一起住了6天。在这6天里，刘少奇听取了先期到达的中央调查组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亲自到四周农家了解群众对食堂、分配、住房等各方面意见，接待了宁乡一拨又一拨的乡民，认真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4月8日下午，刘少奇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故乡，在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陪同下前往韶山冲，当晚住在韶山招待所二号楼。

4月9日清晨，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从韶山招待所步行到毛泽东旧居。旧居的工作人员汪久成、毛乾吉等人闻讯后，飞快地跑出来迎接他们。刘少奇笑着与大家一一握手，很快他的眼睛凝视着“毛泽东同志故居”几个大字，沉思起来。刘少奇指了指这块门匾，轻轻地问：“知道这个门匾是谁提议写的吗？”

汪久成摇摇头，他确实不知道。毛乾吉想了想，他是知道一点，但不确切，也摇摇头。刘少奇缓缓说道：“毛泽东同志故居的‘故’字有‘过去’和‘去世’两种意思。我们的毛主席身体很健康，应当把‘故’字改为‘旧’字。”

刘少奇的话一说完，第一个吃惊的是毛乾吉。那么多领导人看过“毛泽东同志故居”的门匾都没有说什么，毛主席1959年回来亲眼看过，也没有说什么，听说这个门匾的意思还是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极力赞同的，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国家主席提出了意见，旧居管理人员认真地把刘少奇的意思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并逐层向上级汇报。不久，湖南省委办公厅下文同意将“毛泽东同志故居”改为“毛泽东同志旧居”。196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为旧居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旧居”的匾额。从此，“故居”改为了“旧居”，此名称一直沿用到1983年。

邓小平重书第四块门匾

1973年10月，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结束了陪同加拿大总理访问郑州、桂林等地的工作任务后，取道长沙，决定到仰慕已久的韶山看看。

邓小平访韶山给湖南方面出了一个难题。围绕着以什么规格接待这位刚刚复出的副总理，湖南领导人发生了争议。但是，争论双方都有这种感觉：无论用什么规格接待邓小平，都会承担一种风险。中国人惯用“中庸”之道，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

长沙方面首先作了个示范，他们决定让邓小平坐过了时的“吉姆”轿车访韶山。这种车，1959年毛泽东到韶山来时坐过，但此时已是70年代，国产的高级“红旗”轿车已经很常见。19日，邓小平在湖南省委领导的陪同下乘坐一辆旧“吉姆车”来到韶山冲。

不解内情的邓小平仍然十分高兴。他一来到毛泽东旧居，还没进门，就高兴地对韶山的同志说：“我老早就想来。1965年有这个念头，当时太忙了，1966年我想来也来不了。”邓小平诙谐地一笑，没有什么难堪，也没有什么不平。参观完旧居，韶山方面希望邓小平照张相留念，但省委领导没有表态，而是要韶山方面直接询问邓小平。于是，一位工作人员带着试探性的口气问：“小平同志，您是第一次来到韶山，照不照张相啊？”邓小平一听，很高兴地用四川话说：“照，当然要照！”邓小平抚了抚中灰色的中山装，挺起胸膛，和一群湖南本土穿着旧军装、中山装的人们，在“毛泽东同志旧居”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张珍贵的相片，现在陈列在毛泽东纪念馆。

随后，邓小平非常仔细地参观陈列馆的各个展室。从陈列馆出来，午饭时间已经过了。按常规，中央来人韶山宾馆都要热情招待，可对这位复出的副总理待以什么规格呢？宾馆请示接待办，接待办也拿不了主意，叫“看着办”。韶山宾馆也就准备了一桌以麻辣为主的便宴，等着邓小平发话开席。邓小平满面春风地来到一号小餐厅，服务员走过来，轻声地问：“您老喝不喝酒？”这是当时一句极为巧妙的“外交辞令”，谁知道邓小平怎么想呢？邓小平望了望大家，说：“我是喝酒的。要喝茅台，你们呢？”众人答道：“我们也喝茅台。”宴会开始了，邓小平端起酒杯第一个站起来，兴致勃勃地说：“为我们党的事业，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邓小平的祝酒辞没有当时的时髦语言，至今韶山的同志回味起来仍印象深刻。邓小平对毛泽东是非常尊重的，但又很自然地把党的事业置于高于一切的首位。邓小平祝酒辞的第一句是“为我们党的事业”，在当时，这句话的意蕴是非常微妙的，言简而旨远。邓小平在那顿便宴上，喝了好几杯茅台酒，吃了四个馒头、一小碗饭，吃得很满意。

杯盏交错间，有的同志觉得邓小平平易近人，便旁敲侧击打听一些风云人物的情况。邓小平听后，脸上顿起乌云，宴席未散就独自离开餐厅，坐在餐厅旁的小休息室抽起烟来。直至饭后韶山的同志前来解释，说陈列馆想修改陈列内容，过去夸大了林彪的作用，去年修改了，不满意，想请他谈谈看法。邓小平听了解释，脸色有所好转，但仍然不想谈这方面的问题，他只是说，“都过去啦，还说什么”，“记不清啦”。几分钟后，邓小平便对随行人员说了声“走”，就此结束了他的韶山之行。

1983年，韶山管理局派人到北京，请邓小平题写故居和纪念馆的匾额。邓小平并没有把1973年访问旧居时的不愉快事情放在心上，4月2日他几易其稿，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故居”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两块匾额。现今，故居和纪念馆用的就是这两块匾。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5/21/c_121441802.htm

2011-05-21 22:51:09

主题: [转载]中共六大为何在国外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一个当时最多时拥有9万多名党员的政党，在一个拥有广袤国土的国度里，为什么不在本国召开代表大会，而要不辞辛劳、移师万里，前往遥远的欧洲，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的郊外召开会议？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参加大会的代表是些什么人？这次大会发挥过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

危急关头确定召开六大

1927年春夏，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时段。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7月14日夜，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封闭武汉的工会、农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提出“宁可错杀千人，也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汪精卫集团的叛变，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在国民党右派把持和操纵下，也相继以残忍的手段进行“清党”。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者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工会会员由革命高潮时期的300万人锐减至几万人。拥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也基本上被解散。一时间，黑云压城，血流成河，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30多年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回忆当时的悲惨情景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共产党就像一篮子鸡蛋，被摔到了地上，绝大多数都被打烂了。当时在全党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被敌人的屠杀吓倒，放弃革命；要么坚持革命，武装反抗。信念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屠杀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

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错误，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瞿秋白主持。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着重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必须发动农民和开展武装斗争等迫切问题作了阐述。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面对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巨变，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要在6个月内准备召开中共六大。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大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间召开。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所以临时会议没有把大会召开地点确定下来。瞿秋白曾提议将会议地址定在澳门，而多数人主张在香港，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考虑到1928年春夏间莫斯科将相继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中央领导几经权衡，决定把六大放到莫斯科召开，并向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请示电。

1928年3月，共产国际充分考虑了中共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正式回电，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召开，要求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提前到莫斯科做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还点名要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出席会议，但遭到陈独秀拒绝。

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六大代表秘密奔赴莫斯科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代表中，除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是经陆路去莫斯科的。走陆路的代表为了避开特务跟踪，到哈尔滨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经满洲里出境。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接送过往代表。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根折断的火柴棍作为接头的信物。到满洲里下车后，由苏联人驾驶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来人只要交上火柴棍，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整整坐7天车才到莫斯科，再由马套车送到开会的地方。

一路上，最为惊险的是周恩来夫妇的经历。据邓颖超回忆，1928年5月初，周恩来夫妇扮作古董商人夫妻，乘坐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前往大连，“当轮船刚停到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又问你们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邓颖超说：“……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

“恩来同志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恩来应立即回片。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

“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

斯大林在六大召开前几天，专门抽时间会见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作了较为客观和正确的评价。后来，斯大林又委托布哈林以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身份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政治谈话会。共产国际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由布哈林主持、有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洪贝尔德罗、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米夫等参加的委员会。这些人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一座旧式贵族庄园召开。参加会议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幕，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

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著有《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盛岳，在谈到“中山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写道：大会起初发生的一场争论，也许最能说明代表们思想混乱的问题。一些代表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仍然正在到来，而另一些人争辩说，革命正处于低潮，加以反驳。还有些人在两种相对立的立场中调和折中，宣称眼下还看不到高潮正在到来，但可以看到“一些泡沫”……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场争论，有个出席大会的人归结说，大会要不是在莫斯科召开，这个争论就会带来大祸，必然会造成党内无法挽回的分裂。然而事实证明，最后布哈林还是设法把两者调和起来，使大会多少还能按照议程有秩序地进行下去。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经过24天的紧张工作，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党纲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等16个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这使六大成为历次代表大会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代表们认识到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大会尖锐地指出，目前最危险的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会议成就与局限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

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明确提出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大会进一步批评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其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大会也批评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六大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大会根据对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较为正确的分析，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肯定中共六大的成绩和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共六大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在选举中央主席时，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加之共产国际定的基调与苏联的干预，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人中，选择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这样，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向忠发无法驾驭党的全面工作，不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在党内只是一个摆设。这也是六大后李立三能掌握中共中央实际权力，“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原因。

这些局限性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在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全党贯彻六大路线取得较大成绩，革命力量得到了恢复，中国革命出现了复兴的局面。

链接：中共六大制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政纲

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八、改善士兵生活，发给士兵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六大认为，这十大政纲，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5/21/c_121442113.htm

2011-05-18 20:28:06

主题: [转载]毛泽东妙计招降杜月笙

伴随着李宗仁高喊重开和谈的同时，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开始向共产党放出试探性的气球。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董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于二月七日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有关的事宜。对此，毛泽东了若在心，就在二月十三日江庸在机场答记者问：“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之后，遂以他和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回电。略谓：

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商事宜。进而又指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毛泽东由处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联想到了战乱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对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国统区的各类资产阶级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给彭真、叶剑英等复电：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毛泽东以上的指示，无论是对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对南方资产阶级开展所谓业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张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虽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一手组成的，但是选谁充任代表团成员则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另外，由于中共派驻上海，以及潜伏在桂系中的同志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随时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审阅、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等人的电报时指出：

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定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宜；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稔熟，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据史记载：毛泽东获悉他的老乡章士钊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以及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想法不以为然，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四位长者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国统区是有很大作用的。为此，他又给叶剑英等同志发去电文：

（一）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以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妨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进行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北来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叶剑英市长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略谓：“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接着，邵力子先生被请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来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

在这紧张的会谈期间，四位老人都提出拜见毛泽东主席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当即答复：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同时，他还致电叶剑英市长：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就这样，他们在刘仲华的陪同下于二十二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深受古国文明的影响，向以尊老敬贤为美德。因此，他首先看望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并和他们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又很是实在地说道：“你们几位老人为了国家统一、和平而来，我首先代表共产党感谢你们。其次，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共产党一向是爱好和平的，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重开和谈的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再其次，说到南北通航、通邮、通电等具体事项，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四位老人有什么需要我答复的，尽管提问。”

颜惠庆一生不知出席过多少次各类名目的会谈，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愉悦。当他想到此行的目的，遂又客气地问道：“我们虽然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但毕竟是受李代总统所委托，回去后应当向他有个交待吧？”

“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先生：我们同意与他的政府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同时，还可以告诉他：要当机立断，速议速决，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毛泽东讲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但他的语气却是和缓的。

“润之，”章士钊是毛泽东的老乡长、老熟人，故直呼名字问道，“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整理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可以，可以。”毛泽东边说边指着邵力子说道，“行严老，您和邵老都是老报人，又都是行文高手，我看先由四老讨论，然后由您二人代劳。最后，我过过目就行了。”

“我看就由行严老一人执笔，我可以充任敲边鼓的角色。”邵力子客气地说道。

就这样，由章士钊执笔起草了一份协议要点，经讨论，遂达成如下这八点秘密协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新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含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据史记载，毛泽东在会见颜惠庆等四位老人之后，又在刘仲华的陪同下单独拜见了章士钊先生。那天，章士钊分外高兴，请毛泽东上座。毛泽东执意不就，并以章士钊是自己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等为由，请章士钊上座。接着，毛泽东又笑着对刘仲华说道：“仲华同志，你当年的大媒人——任弼时同志在等你。趁着我和行严老谈话的时机，你也去会会老上司吧！”刘仲华很是高兴地告辞离去。

章士钊一听毛泽东说话的内容，顿感大为惊诧；但是，他转念一想，毛泽东把他当作自己人，遂又感到欣慰。他望着走去的刘仲华的背景，难以致信地问道，“润之，这位李宗仁的高参是你们的人？”

毛泽东闻声笑了，接着又说：“行严老，您知道吗？您的老朋友，我的另一位老乡长杨度先生也是我们的人。”

章士钊听后只有下意识地感叹“老蒋岂能不败”！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老蒋是败定了，但天下还不能说就是我们的”。他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想请老乡长章士钊为共产党得天下帮个忙。

“行严老，您是上海闻人杜月笙府上的客卿，他历来对你是很尊重的。回去后，可以告诉他：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们的青帮弟子站在人民一边，我们是欢迎的。”

章士钊是浮游宦海的老人了，一听就知道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解放上海之后，如何妥善地处理黑社会的事情了。为此，他当即答说：“我一定尽力而为之！”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预伏了一枚很重要的棋子，那就是争取湖南政坛耆宿程潜起义。在他看来，如果能把桂系分化出来，使之走傅作义的道路，那么驻节武汉的白崇禧就很自然地把湖南、广西连成一片，断掉了蒋介石退守大西南的退路；如果白崇禧冥顽不化，坚拒解放军在湖北一线渡江南下，只要程潜能在湖南率部起义，那么就会构成对桂系退守广西的威胁。所以，他对章士钊说道：“我深知行严老和湖南家乡的父母官程潜老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和平解放多做些工作。”

对此，章士钊心里是有数的。他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还明确告之：“我想程颂云是会按照你说的办的。”

“另外，我再告诉您一个消息，”毛泽东有意停顿一下，“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几十位志士仁人，已经到达了北平。回去后，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颜惠庆等四位为和平奔走的老人，对毛泽东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事后，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说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其中，江庸老人还写了专文记述这次西柏坡之行：

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毛主席并未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我当时忽然联想到历史上一件故事，就是马援从隗嚣那边去见汉光武。他一见光武，就五体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廓大度。我见到毛主席时，也一样有此感想。拿此后的事实来证明，对杜聿明、康泽等人既往不咎；起义的傅作义、程潜诸人无不受到重用；从前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些人，因对国家有功，又身居要职；新中国一成立，就扩大统一战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广揽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来参与政治，其规模之恢廓，岂是汉光武所能比拟。

傅作义到达西柏坡之后，首先会见他的是周恩来。他望着周恩来那热情洋溢的样子，十分感动地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通情达理地讲了傅作义的历史功过之后，明确表示欢迎他对自己的态度。接着，他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我已经和他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罢“我去看他”，遂穿上皮大衣，戴了皮帽子，坐上吉普车前往后沟招待所去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

毛泽东与邓宝珊是老相识了，加之北平和平解放的主角是傅作义，因此，此次会见的中心人物自然也是傅作义。毛泽东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十分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见毛泽东。过去，他从收听毛泽东的雄文中经常猜测：毛氏很可能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但是，实出他所料的是，一开口就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这样近，遂油然生出一种敬慕感，同时还夹杂有某种愧疚感。但是，当他想到自己的地位时，又负荆请罪似地说：“毛先生，你好，我是四十六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断然地答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这干脆的回答，打消了傅作义凝聚在心的所有疑虑。接着，毛泽东与傅作义走进会客室，分主宾落座，遂又很随便地说：“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预料之外，我们本来打算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可以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我想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估计的要好得多。”

由此，毛泽东与傅作义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谈。在总评和平解放北平的意义的时候，毛泽东讲道：“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三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明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的军队就会有很大的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儿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三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

毛泽东深入浅出，且只讲功劳的谈话，的确打动了傅作义的心，使他不能不又想起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当他想起那年打下张家口，自己口吐狂言，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共不可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如果中共真的取得了胜利，他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以后，更是愧悔难当。故说道：“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骂毛先生，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罪恶严重的人，实难挽回，实难宽恕。”

周恩来听罢一笑，从旁解释道：“过去两军对峙，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我们的朱总司令和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干过，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既往不咎嘛，”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毛泽东再次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接着，他们又天南海北地纵论天下大事。同时，毛泽东对邓宝珊在和平解放北平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谈到对傅作义部队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显得是那样轻松地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给我？我怎么处理？还要送到绥远去，这是为什么呢？”傅作义很是不理解地问道。

“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毛泽东沉吟片时又说，“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傅作义恍然大悟，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由此，毛泽东谈到了绥远问题：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最后，他又关切地问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愿意做什么工作？对此，傅作义似有所想法的，他答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毛泽东边问边看到傅作义微然点首，遂又说道，“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对此，傅作义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二月二十五日，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以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西柏坡，告别了毛泽东。（本文摘自《开国领袖毛泽东》，王朝柱著，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18/c_121429247.htm

2011-05-18 20:06:45

主题: [转载]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读出什么？

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读出了什么

《三国演义》历来脍炙人口，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毛泽东也很爱读这部古典小说，并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三国演义》这部书。1936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当时，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左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对抗大三期二大队学员的讲话中，说他在井冈山时，有一天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反映出毛泽东对读《三国演义》一类书的兴趣，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外出专列上携带的大批古书中，《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必备的。他甚至读过《三国演义》的连环画。他还关注《三国演义》的研究论著。在他身边工作过的逄先知同志曾对我说过：“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不止一次地看过《三国志》。”据余湛邦回忆：1958年9月，毛主席乘专列巡视大江南北。“一天，毛主席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主席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连载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鉴之处。毛泽东从中学到不少军事知识、战争知识。对此，他从不讳言。在井冈山时期，他没有读到《孙子兵法》，但读了《三国演义》。事实上，他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事例。一位老同志曾对我说起：“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

古田会议后，为了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的道理，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老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也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道理时，举了中国古代六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等三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

毛泽东最推崇的三国人物是诸葛亮和曹操。认为他们在军事战略上都是一流的。他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三国演义》这套）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一个三国鼎立，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临危不乱，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局势。‘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符合辩证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汉朝的张良和三国的诸葛亮都比较出色。”

1957年11月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一天晚上，毛泽东请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也有议论。他说：“我们论三国，替古代担忧吧？”随即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之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李越然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毛泽东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最后，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至少读它三遍。

毛泽东特别注意《三国演义》中关于战争的描写。他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说：“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他认为：一方面要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对人口、对经济的破坏性；另一方面要看到防止和反对战争的最好办法，但是不要怕它。

毛泽东从不单纯地评论古典小说，也不从政治角度评古典小说，而是以小说喻政治。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艺术实例从它们所处的作品结构中脱离出来，把小说读活、用活，读出新效果、新真理来。他提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组织，举的例子是刘备集团取西川、入成都后，同当地文官武将一起建立蜀国的事。他与薄一波谈话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用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一定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毛泽东在书信、讲话和文章中，还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历史故事借古喻今，说明一定的道理。1936年，毛泽东为促成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写信时，引用“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形容国共两党的关系。1937年，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时，又引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1944年10月25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谈到整风审干问题时，毛泽东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很高的原则性。因为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了。”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菊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党史学者陈晋在赠笔者的其新作《读毛泽东札记》一书中说：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曾对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领导集团核心人物在“出主意，用干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比较，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于不称职的领导。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实非易事，毛泽东读史，多注意此道。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作者罗贯中的思想倾向。他对曹操的评价很高，认为他“代表进步一方”，而刘备所要扶持后来又继承了的汉则是“没落的”。l957年4月10日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而后1959年他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显然，毛泽东是不同意罗贯中的评价的，赞成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从他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看，他对曹操其人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认为作者罗贯中的这个倾向同他所处的时代情况有关。此见解极为精辟。

毛泽东很喜欢《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这段故事，特别注意其中几位主角的年龄和才干。他在1953年5月3日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时说：“三国时代，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

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提拔党龄短、年纪轻但有能力的干部时，毛泽东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64年3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36岁，那时也不过30岁左右，鲁肃40岁，曹操53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1965年1月25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诸葛亮当时才27岁，孙策初干事时，不到20岁，孙权更小。”

从毛泽东关于《三国演义》的谈话来看，他是联系自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客观公正地分析和评价《三国演义》的事件人物，肯定其所长，分析其失误，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1-05/18/c_121429530.htm

2011-05-18 20:04:05

主题: [转载]世界著名大学校训

世界著名大学校训

1.Oxford University ：The lord is my illumination.

牛津大学：上帝赐予我们知识。

2.Cambridge University：Here is light asacred and knowledge.

剑桥大学：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

3.University of Edinburgh：The learned can see twice.

爱丁堡大学：智者能看到表象，也能发现内涵。

4.Harvard University：Let Plato be y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

哈佛大学：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5.Yale University：Truth and light.

耶鲁大学：真理、光明。

6.Princeton University：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in the service of al nations.

普林斯顿大学：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

7.Columbia University：In the light shall we see light.

哥伦比亚大学：在上帝的启示下我们寻找知识。

8.Dartmouth College：A voice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

达特茅斯学院：广漠大地上（对知识）的呼唤。

9.United States Mil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Duty，Honor.

西点军校：职责、荣誉、国家。

10.University of Michigan：Art，Science，Truth.

密歇根大学：艺术、科学、真理。

11.Toronto University：As a tre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多伦多大学：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

12.London University：Let everyone come to the university and merit the first prize.

伦敦大学：我们为至高荣誉齐聚于此。

13.University of Cape Town：Good hope.

开普敦大学：美好的希望。

14.Queen’s University：Wisdom and knowledge shall be the stability of thr times.

皇后大学：智慧和知识将是未来时代的稳定之基。

15.University of Sydney：Although the stars are changed，our spirit is same.

悉尼大学：物换星移，心智相通。

16.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Laws without character are in vain.

宾夕法尼亚大学：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

17.Massachusetts Institite of Technology(MIT)：Mind and hand.

麻省理工学院：理论与实践并重。

18.Cornell University：I would found an institution where any person can find instruction in any study.

康奈尔大学：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

1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Let there be light.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愿知识之光普照大地。

20.University of Colombo：Wisdom Shines Forth Everywhere.

科伦坡大学：知识永放光芒。

21.Hokkaido University：Boys，be ambitious！

北海道大学：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吧！

22.University of Western Omtario：Truth and service.

西安大略大学：追求真理，服务人类。

23.McMaster University：All things cohere in Christ.

麦克马斯特大学：世间万物在上帝的怀抱中和谐如一。

24.Stanford University：Let the wind of freedom blow.

斯坦福大学：让学术之风劲吹。

25.Chicago University：Let knowledge increase so that life may be enriched.

芝加哥大学：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

26.Maihidol University：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do unto yourself.

马依多尔大学：以惠我之心惠人。

27.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加州理工学院：真理使人自由。

28.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Above all to find the way things are.

澳大利亚国家大学：重要的是弄清事物的本质。

29.Duke University：Knowledge and religion.

杜克大学：追求知识，坚定信仰。

30.Universist of Sao Paulo：Through science，you will win.

圣保罗大学：科学乃胜利之本

西方的校训不好，思想格调大多不高，看我们中国的～

在被调查的256所高校中，有192所学校的校训为“四词八字”的口号式，比例高达75%。校训中带有“勤奋”字样的有68所，“求实”的为65所，“创新”的为59所，“团结”的为49所，“严谨”的为25所。在256个校训中，包含以上5个词语任何一词以上的有147个，占到被调查高校的近六成。

还有一些学校的校训一模一样――有8所高校的校训同为“团结、勤奋、求实、创新”，有27所高校的校训同为“严谨、勤奋、求实、创新”，不同的只是先后排列顺序。

北方工业大学：严肃 严格 严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德才兼备 知行合一

北京邮电大学：厚德博学敬业乐群

北京理工大学：团结勤奋 求实创新

北京舞蹈学院：文舞相融 德艺双馨

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北京体育大学：爱国拼搏求实创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明德 勤学 求是 竞先

北京林业大学：养青松正气 法竹梅风骨

北京中医药大学：勤求博采 厚德济生

北京语言大学：中外求索 德业竞进

重庆大学：耐劳苦 尚俭朴 勤学业 爱国家

大连大学：文明自强 求是创新

东北大学：自强不息 知行合一

东北财经大学：博学济世

福州大学：明德至诚 博学远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贯中西 明德尚行

国防科技大学：厚德博学 强军兴国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湖南大学：实事求是 敢为人先

哈尔滨工业大学：规格严格 功夫到家

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工至善 大学至真

哈尔滨理工大学：知行统一 博厚悠远

河北大学：实事求是 笃学诚行

河南大学：明德新民 至于至善

黑龙江大学：参天尽物 博学慎思

集美大学：诚以待人 毅以处事

吉林大学：求实创新 励志图强

江苏大学：博学 求是 明德

兰州大学：勤奋 求实 创新

南京大学：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

南开大学：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人民大学：实事求是

四川大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苏州大学：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

暨南大学：忠信笃敬

山东大学：气有浩然 学无止境

山东师范大学：学高为师 身正是范

山西大学：登崇俊良 求真至善

上海大学：自强不息 求实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 爱国荣校

陕西师范大学：厚德积学 励志敦行

天津大学：实事求是

同济大学：严谨求实 团结创新

武汉大学：自强弘毅 求是拓新

厦门大学：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

西安交通大学：精勤求学 敦笃励志 果毅力行 忠恕任事

西北大学：公诚勤朴

新疆大学：新疆 团结 奋进 求实 创新 

云南大学：立一等品格 求一等学识 成一等事业

中国传媒大学：立德 敬业 博学 竞先

中山大学：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

中国农业大学：解民生之多艰 育天下之英才

中国科技大学：红专并进 理实交融

中国地质大学：艰苦朴素 求真务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从严治警 从严治校

中国矿业大学：勤奋求实进取奉献

浙江大学：求是创新

2011-05-10 14:28:06

主题: [转载]忆毛泽东“进京赶考”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一间只有35平方米的土砖房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了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

胜利比预期快得多地到来了。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否经得起考验，不做“李自成”？1949年3月，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同志提出了发人深省的“两个务必”。

两周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向北平进发。经28年奋斗，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踏上“进京赶考”的征程。

1947年5月，朱德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由聂荣臻的一位副官处长陪同，骑马沿滹沱河逆流而上，把沿岸村庄一一看了个遍。一行人的目的，是为中央工委打前站，在太行山与华北平原衔接的平山地区选择一处落脚点。

沿河走了30多公里，潘开文他们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就渡过滹沱河，站在高处四望，只见周围百花遍野，麦苗茫茫如茵，好一派江南三月般的宜人风光！但附近的几个大村都暴露在平原上，虽然交通方便，但不利于防空。

这时，仅有几十户人家的西柏坡村映入眼帘。绿树掩映的小村在一个山坳里，刚好背枕高山，面临汹涌的滹沱河，西连太行山深处，东对华北平原，占尽风光。

潘开文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晚就住在这个村里，老百姓对解放军特别热情。和现在复建的西柏坡大院不同，当时村内的房舍不像现在建在平地上的那样集中，而是沿着山脚拉成一溜儿，像敌机轰炸时紧急疏散开的士兵。民房虽然被日本人烧了，但石基结实，盖个顶就可以住。

三人都看上了这个地方，潘开文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做了标注，并在地图边上的空白处，写下几行小字：地理位置适中，正是大山与平原的交界处，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进可通向全国各大城市，退可固守太行。

在当年的地图上，西柏坡还是个根本不存在的小山村。但当地图摆在刘少奇眼前时，他不由得感叹，怎么会这么巧，偏偏是这里！

存人失地，地可复得

刘少奇是怎么知道西柏坡的呢？这还得回溯到两个月以前的3月18日，那时的延安已经是一座空城。

延安的群众、中共中央各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已经撤走了。临走前，他们坚壁清野，哪怕是最不值钱的咸菜罐子都已埋入地下。

下午，枪炮声在城内任何地方都隐约可闻，前线消息说：胡宗南的军队离延安不足10里地！让人揪心的是，毛泽东仍在王家坪的窑洞里，迟迟未走。

一颗重磅炸弹在窑洞前不到20米处爆炸，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卫士们赶紧冲进窑洞，却见毛泽东正用手拂去桌上的尘土，然后又坐下，拿起地图，在上面画出一道直线。

彭德怀也闻讯赶来，他为毛泽东的这种胆量焦急，但毛泽东仍一面抽烟一面吃饭：“要看看胡宗南的军队是什么样子。”“老毛。”彭德怀急得直吼，“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毛泽东这才站了起来，一边收拾桌子，一边笑着说：“老彭同志啊，你好厉害哟，我执行。”临走，他还慢悠悠地说，“带不走的书要摆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胡宗南的军队是有用的。”

这是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第一次遇险。

在延安外围，国民党军队正在迅速逼近。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惨遭失败后，又集中兵力对延安发动了“重点进攻”。蒋介石麾下的胡宗南夸下海口，不打进延安就不结婚。这回，毛泽东成全了他。

“不就是几座窑洞吗？”毛泽东对誓死捍卫延安的军队说，“失掉一座空城算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当时，共产党在陕北可调动的兵力只有2万人，而胡宗南有23万军队，毛泽东让大家不要太在意土地得失，他说：“胡宗南就像一只拳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然后就可以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剁掉了。”

最终，解放军唱着“存人失地，地可复得，存地失人，地人皆失”的歌，主动撤离了延安。

3月18日晚，在敌人的炮火中，毛泽东也向延安东北方向转移，消失在山川之间。

冲进延安后，胡宗南大摆宴席，迎娶新娘，并急切地等待蒋介石将延安更名为“宗南县”，以纪念这次胜利。蒋介石也飞到延安，他对记者团预言说，将在3个月内打败共产党，消灭解放军。蒋介石哪里知道，毛泽东的口气和他一样大：“他们打到延安来，咱们就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

撤离延安后，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向哪里走？十天后，党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即著名的“枣林沟会议”。

会上，刘少奇提出：“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去晋绥或晋察冀寻找新的落脚点；我和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

毛泽东连连摇头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

围绕谁走谁留的问题，毛泽东与任弼时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决定将中央机关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方工作委员会，只带很少的机要、通信、参谋人员和很少的警卫部队，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一部分，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并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寻找适当的工作地点。

3月31日晚，狂风呼啸。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就是被称为“五大书记”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田庄分手。

夜色中，毛泽东跨上马背，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带着600余人悄悄向西。此后，他们转战陕北一年零5天，途经12个县，居住37个地方，行程2000余华里，给蒋介石吃了一剂迷魂药。刘少奇、朱德等人则乘坐仅有的汽车，东渡黄河去晋绥边区。

中央为什么要分开？有点战略眼光的人都会看得出来。如果住在陕北的那个“总司令部”，万一发生意外，那么，住在晋察冀的“总司令部”便可立即发出命令。每个“总司令部”都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将相俱在！另外，刘少奇、朱德为中央另觅新址，等毛泽东甩掉了胡宗南，正好到华北指挥全国战争。

到白毛女的故乡去

朱德、刘少奇带领中央“工委”去寻找新的中共中央落脚点，毛泽东在临别之际，握住刘少奇的手，说了一句：“你们先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正因为如此，刘少奇到达晋察冀边区后，在和聂荣臻商定中央“工委”住址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白毛女的故乡在哪里？”

聂荣臻回答：“就在平山县西柏坡！”进而又介绍说：“甭看喜儿一家穷得过不去年，可那里倒是个富饶的地方。连那里的老百姓都有这么一句顺口溜——黄河之水富宁夏，滹沱河水富平山，西柏坡啊赛江南。”

其实，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聂荣臻就曾经介绍过这里。

当时，针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毛泽东问在座的将军们：“倘若我们战斗失利，中央往哪里退却？”

顿时，会场沉寂下来。坐在毛泽东对面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却开了腔：“要是我们打输了的话，就退到晋察冀根据地那儿去，那个地方到处是高山大岭，林深草密，便于打游击；太行山连绵几百里，水草肥美，安得下千军万马，还怕容不了我们中央机关几千人。”

聂荣臻一停口，有人问道：“这个地方具体叫什么？”

“平山嘛，你们没听说过？俗话说，平山不贫，阜平不富。”聂荣臻充满信心。

毛泽东听到“平山”二字，心中怦然一动，在此以前，他已多次听说过平山。抗日战争时期，大名鼎鼎的“平山团”就出自这里。“平山团”后来调到陕北担任延安卫戍任务，又参加了南泥湾垦荒，毛泽东与平山人多有接触。

也许，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打下了腹稿：一旦情况有变，可以选择平山作为革命大本营。偏巧，1947年国民党军队围困延安时，又出了《白毛女》这么个让人牵肠挂肚的故事。

白毛女的传说出自平山县境内天桂山上的“白毛仙姑洞”。当初，把这个传说编成故事推向延安的作者就是在平山县土生土长的作家杨润身。

这一切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没有到过平山，但他连西柏坡村的柏树传说都知道。

不过，中央“工委”的选址事关重大，需要从将来指挥全国着眼，光靠一个传说当然不行。可是，让刘少奇没想到的是，“工委”派去打前站的一行人沿着太行山脉寻找了几天，最后选择的也是西柏坡。

作为中共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周恩来语），此后的西柏坡大事频发，与三大战役、土地改革、七届二中全会，乃至新中国成立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局面展开，胜利可期

1947年7月初，朱德、刘少奇和中央“工委”以“工校”名义正式进驻西柏坡。出于安全需要，朱德称“朱校董”，刘少奇称“胡校长”。老乡们私底下议论，这个“学校”有五多：车马多、天线多、手枪多、哨兵多、首长多。

当地老人们说，平山是老解放区，许多人家里都有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加上朱德经常外出散步和老乡们聊天，大家早就认出他来了。但忠厚的老百姓都不向外乱说，而把首长们称为“大先生”。

4个月后，毛泽东也到达了转战陕北的最后一站——米脂县杨家沟村。在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老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预言全国范围的大反攻“局面展开，胜利可期”。

果然，形势急转直下。随着冬去春来，共产党也打起了阵地战、歼灭战，而且厮杀不是在解放区进行，而是在国统区进行。1947年年底打下的石家庄，更是开创了解放军用攻坚战术夺取大城市的先例，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体。

华北大局已定，毛泽东便率领中央“前委”东渡黄河，向西柏坡进发。离开陕北那天，刚好有消息传来，彭德怀已收复延安。毛泽东口授电报说：“去年3月19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来，一切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断言。”

虽然毛泽东意气风发，但好事多磨，此去西柏坡坎坷颇多。先是在五台山遭遇了罕见的暴雪，汽车难行，毛泽东一行顶风冒雪走上了五台山。5月18日，在晋察冀军区所在的城南庄，他又遇敌机轰炸，被聂荣臻救了一命。

那天，聂荣臻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便快步向毛泽东的房间走去，只见毛泽东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准备休息。聂荣臻心里非常着急，却用很轻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在床沿上，镇定而风趣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聂荣臻想，不能再耽搁了，便命警卫员取来担架。取来担架后，聂荣臻向冀晋纵队司令赵尔陆递了个眼色，两人把毛泽东扶上担架，抬起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员，赶忙七手八脚地接过担架，一溜烟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炸弹如雨点般落下，一块弹片刚好落在毛泽东住的那两间小房子里，还有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三枚炸弹没有爆炸，平躺在门前。看到这些，连毛泽东都觉得后怕了。许多年以后，毛泽东见到聂荣臻，还指着脑袋开玩笑说：“没有你，我就没有这个。”

敌机轰炸一事，一直是个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从大同接收了敌人档案，才真相大白。原来是敌人收买了当地的孟宪德、刘从文，提供了轰炸目标。轰炸失败后，他们还准备投毒，因聂荣臻防范甚严，而未得逞。

5月26日，毛泽东进驻西柏坡，至此，在陕北暂别的“五大书记”又走到一起。

他们分开仅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到1947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第一线的突击兵力，已下降到只占开始进攻解放区时总兵力的34%。人民解放军则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并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磨盘上布下了雄兵百万

虽然实力上几乎与国民党势均力敌了，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大院，不过是一排低矮狭小、土坯垒就的农村房舍。大院自东往西，依次住着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

朱德住在大院后面的三间新房，这三间房本来是给毛泽东盖的，但毛泽东不肯住，执意让给了朱德。房前有个大院，朱德便常在晨风中习拳舞剑。

毛泽东的房间又矮又小，连个通风的窗户都没有。五大书记常常在这里开会，屋里太闷，他们就围坐在小院里一棵高大的楸树下。楸树旁边有一个磨盘，每遇难以决断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便常来推碾，周恩来在另一边帮忙。现在西柏坡还流传着这样的佳话：磨盘上布下了雄兵百万。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房舍之间，四间被打通的土砖房，就是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这里不到35平方米，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一局三科共用一室，根本没有腾挪的余地。两厢的平房里，住着全体警卫和参谋人员，全部工作人员不到30人。

时任军委作战室副主任的张清华说，当时作战室只有十来个人，人虽少，却把敌我两军的编制、序列、兵力部署、战场态势掌握得一清二楚，既要汇报敌情，又要统计战绩、公布战报，五六个参谋管全国，工作效率极高。

作战参谋赵云慈负责标图，在他的记忆里，“那张从战场上缴获的黑白图，总是赶不上战局变化”。他们先是用电光纸剪成三角形，粘在大头针上代表双方兵力，在地图上搬来搬去。后来用红蓝铅笔，再后来“红蓝铅笔也赶不上用了”，就用自己纺的毛线涂上红蓝两色代表两军。

“那时候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天天往毛主席屋里跑，再大的事情，三个人一碰头，就下了决心。”张清华说，毛泽东主要管打仗，他的卧房连着办公室，身边有两部立式军用电话和两个土造的电铃。机要室收到各战区的电报，直接送给毛、周，并不经过参谋人员。逢有紧急军情，毛泽东总是亲自拟写电文，注明“发后请周、朱传阅”或“传阅后发”。

负责传送电报的刘长明说，毛泽东一小时就能起草两三份电报，电台常常是这份未发完，下一份又送到了。一个电报从毛泽东起草，到机要室登记，通讯员发出，三环相扣，有力地争取了时间。周恩来曾经幽默地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枪，二不发人，就是天天发电报。”

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1975年被特赦后，走出战犯管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西柏坡看一看。他想知道，毛泽东怎样在短短4个月内，就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

迈进军委作战室的门，黄维站住了。借着幽暗的光线，他打量着屋子里简陋的一切，站了许久。对于失败的原因，黄维在27年间已想过不少，可面对这小土屋，他不由得低下头，由衷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国民党当败，蒋介石当败啊！”

199封电报

1948年秋，中央机要室和作战室里，电键声声、电话频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小土屋里彻夜灯火通明。机要参谋、作战参谋们手持电报在机要室、作战室和领袖们的土屋之间跑出跑进，显得格外繁忙。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要打大仗了。此时，敌我兵力对比，已由战争初期的3.4比1缩小到1.3比1。决一胜负，已是迫在眉睫。

三大战役，东北居首。毛泽东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各个歼灭”的战略，命令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

大战在即，中灶食堂的炊事员直发“牢骚”：“真是废寝忘食了，夜里熬通宵，白日也不睡觉。送去的饭放凉了还没吃，重新热过，又放凉了！”

但是，从对辽沈战役发出第一道命令算起，过了两个月，还没听到东北前线打仗的动静！原来，毛泽东命令打南面的锦州“关门打狗”；林彪却要打北面的长春，想把门打开，把狗撵跑。

西柏坡和东北隔着千山万水，但这并不妨碍我党内部统一认识，协调部署。锦州战役打响之前，中央与东北野战军之间往返了20多封电报，有些电文长达几千字，而间隔时间只有一两个小时，最后以毛泽东“甚好，甚慰”的电文收尾。与此同时，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也产生了分歧，一时间，专机频繁起降于沈阳和南京，但将帅之争愈演愈烈，直到锦州战役打响仍无决策。

两个月的辽沈之战，西柏坡共起草了46封电报，连从哪儿“开刀”都说到了。从打响到结束，共用52天，林彪部队虽然伤亡6.9万余人，却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

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4天，淮海战役又起。西柏坡起草电报命令64封，其中包括作战方针和各个阶段的作战部署。如“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扫除徐州以东之敌，断其海上退路。打法是，先来个中间突破，然后全歼黄伯韬。”刘伯承与邓小平看了这封电报心领神会地说：“这叫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最后时刻，黄伯韬骑在屋脊上翘首南京，但南京只给他空投了一封言之无物的慰问信。

淮海战役历时66天，歼灭国民党军队55万多人。正如朱德在西柏坡指出的：“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

再往后，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

淮海战役结束后21天，平津战役也结束了。由西柏坡发往平津前线的电报89封，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通过这199封电报，小小的作战室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用周恩来的话说，毛泽东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

一纸吓退十万兵

三大战役打得这么顺利，我党隐蔽战线的功劳不小。辽沈战役中，党中央在西柏坡遇险，也是在地下党的配合下化险为夷的。这出现代“空城计”不摇羽扇，不抚瑶琴，靠的是新华社的一篇电文。

为了挽救辽沈战役败局，蒋介石亲赴北平，与傅作义想出了个“穿心战术”，准备偷袭西柏坡。不过，就在傅作义密令发出的当晚，《盖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就在饭局上从老乡嘴里套出了这一阴谋。

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从河北泊镇向党中央发来特急电报：10月28日拂晓开始行动，敌人10万机械化装备的部队正向保定集结，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务必做好准备，以防不测。

此时，中央机关以及机要文书档案、中央保育院、幼儿园等，都刚刚从延安搬来，西柏坡只有一个警卫连的兵力及部分地方武装，总共不过1000人。杨尚昆回忆，当时西柏坡周围的机关已经开始向深山里疏散，但毛泽东就是不走。

10月26日晚，毛泽东忙完手头的工作后，自言自语：“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身边工作人员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如何给傅作义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的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后来收录在《毛泽东文选》（第5卷）里。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中，把傅作义的偷袭计划抖搂得干干净净，甚至连参战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方案、任务等都说得清清楚楚。并评论说，解放军已经紧急动员一切力量，要全歼偷袭之敌。

这篇评论由新华社向全国公开播发，并在解放区各报公开刊登。蒋介石、傅作义自然大吃一惊，他们生怕遭到埋伏，只好急令部队撤回北平。直到11月3日，他们才搞清，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并无重兵守卫。据说，蒋介石后悔莫及，有部下建议他再杀个回马枪，蒋介石长叹一声说：“晚了，这次共匪可是真有准备了。”

不要冲昏了头脑

三大战役打得轰轰烈烈，但西柏坡却安静得很，没有庆祝胜利的锣鼓，更听不到轰隆隆的炮声。当蒋介石在各战场飞来飞去，做垂死挣扎时，毛泽东却漫步在田间小径上，他考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能不能胜利，而是敢不敢胜利。

俄语翻译师哲不解其意地问：既然能胜利，怎么会还不敢胜利呢？

毛泽东解释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中共七大以来，共产党人已经有意识地将目光转向城市。但是，形势逆转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正如刘少奇所担心的，如何治理国家确实是一道难题。

石家庄是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但部队、民兵、民夫和后方机关入城后便各自为政，出现了哄抢物资、搬拆机器的现象，致使石家庄的工业生产受到了破坏。

刘少奇看到《新石门日报》上连篇累牍刊登贫民游斗工商业者的报道后，立即做出了严厉批评：将这种错误登上头版头条是错上加错。随后，他又派陈用文到石家庄纠错，陈用文临行前，刘少奇亲自接见，头一句话就是“石家庄永远是我们的了，一切工作都要长期打算，不能像过去打游击那样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批国民党士兵接受改编，解放军内部甚至出现了打骂群众和地方干部等错误行为。这些都引起了刘少奇的高度警觉。他说：“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就会好一些。”

“决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对此也是有清醒认识的。早在1944年的时候，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连载了一篇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记述了李自成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仅20多天，即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便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此后根据会议发言形成的《学习和时局》一文是这样陈述的：

第一次是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到达武汉，一些同志骄傲了，忘记了国民党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红军打了一次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了，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又有一些同志自以为了不得，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结果使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些相似的错误。这些重大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就会犯路线、政策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挫折和损失。

然而，与此同时，国统区则正在以《中央日报》为首，对同一篇文章发起“围剿”，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在“影射当局”，为此不惜组织专人对文章进行围攻。

如果用这件事情来审视角力的国共双方，一方虚怀若谷、不断自省，另一方则掩耳盗铃、盲目自大，实则胜负已分。

次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和毛泽东谈话时，又意味深长地说：“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晃近四年，黄炎培提出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了毛泽东面前。眼前的胜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胜利都要大得多，毛泽东还没进城，就估计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决不当李自成

1949年3月5日，是个艳阳天。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齐聚西柏坡，出席了新中国建立前夕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为七届二中全会拍摄纪录片的苏河清清楚地记得，会场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儿，是临时搭建的中央大伙房。土坯垒墙，檩条搭顶，没有椽子，将苇帘直接搭在檩上，上面便抹泥封顶了。这座房子比不上民房坚固，但比民房宽敞得多，缺点是连电灯都没有，只能借助自然光进行拍摄。

会场中，除了主席台上铺着的虎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这张虎皮是林彪从东北带回来的，开会间隙，委员们都上去摸摸。开会时，委员们也没有固定的座位，除了主席和几位书记坐沙发外，大部分同志都是自带椅子、凳子、躺椅，散会后，还要自己再搬回去。由于没有扩音设备，发言人只能站在主席台右边大声喊话。

就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

他特别强调：在胜利面前，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还给各级领导及党员，同时也是给他自己，定下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杨尚昆回忆，会场最初悬挂的是马、恩、列、斯和朱、毛的画像，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挂了四位国际伟人的像，可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说法不一，就又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中最后一条，即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关于进城的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得够清楚了，可在临进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又把中直机关各部、委、办的头头们，叫到他那间土坯屋，给他们讲：我们要准备进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我说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思想准备。要告诉每一个干部和战士，我们进北京不是去享福，决不可像李自成进北京。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不当李自成这一点呢？三百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李自成进北京，因为没有戒骄戒躁，部分将领腐化，内部发生斗争，从而导致失败。中国广大农村的农民有句俗话传说了几百年：“李自成南征北战打了18年，进了北京却只坐了18天！”

305年后的1949年，毛泽东也要进北京了。共产党南征北战打了20多年，好不容易取得胜利，会不会重蹈覆辙？当然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

这天下午，警卫员李二亭陪毛泽东在村边散步。毛泽东有意识地考问：“二亭，你想没想过，我们进了北平以后，你想干什么？”

“进了北平，头一件事是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也高兴高兴，知道我们进北平了！然后……”

“然后再干什么？”

“我想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我们能休星期日的话，我要逛遍北平城，也不枉活一世！”二亭老老实实地对主席说了心里话。

“我们既然进了北平，决不会像李自成只住18天，我们住下来就永远不走了。北平城迟早会让你逛遍的，不必那么着急。写信告诉家里倒是好事，但也不用立即……”

只隔了一天，李二亭他们的警卫班，收到了一份办公厅印发的“进京守则”：

一、把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带进北平。

二、不准进入民家，不准随便进入剧院、影院等公共场所。

三、保守机关机密。不知者不求知，知者不外传。出门不带文件，不带武器。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

一共订了八条，也叫“进京八项注意”。

1949年3月22日晚，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夜，也是他难以入睡的一夜。据李银桥回忆，毛泽东批阅完文件后，又站在窗前眺望着夜空，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来。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睡觉。临睡前，他嘱咐说：“9点以前叫我起床。”

周恩来怕毛泽东休息不好，指示李银桥：“不要9点叫醒主席，让主席多睡一会儿。”因此，到了10时许，警卫员才叫醒毛泽东。周恩来前来看望毛泽东，问道：“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毛泽东笑道：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郑重地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正像毛泽东说的，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阳春三月，中共中央进军北平，要开创一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纪元。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10/c_121398384.htm

2011-05-09 20:58:24

主题: DOS+Excel实现批量重命名文件

在《电脑爱好者》2005年第9期的《DOS快餐店》中介绍了使用DOS命令为文件快速重命名，如果要对文件进行批量重命名，是否就必须使用带有循环语句的批处理？其实可以用Excel和DOS命令结合，实现简单高效的批量文件重命名。

任务：在C:\mypictures目录中包含以下文件：002.jpg、003.jpg、004.jpg、005.jpg。要将它们分别改名为泰山风景1.jpg、泰山风景2.jpg、泰山风景3.jpg、泰山风景4.jpg。

第一步：运行CMD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用cd命令进入文件所在目录（cd c:\mypictures），然后用“dir *.jpg /b>temp.bat”命令将当前目录中的JPG文件名输出到临时文件temp.bat中。

第二步：用“记事本”打开C:\mypictures中的temp.bat，全选并复制该文件中的内容，然后打开Excel，定位到A1单元格，右击选择“选择性粘贴→确定”，在B1单元格中输入第一个文件的目标文件名（如“泰山风景1”），通过拖拽B1单元格右下角的填充柄在B列生成文件名序列，即“泰山风景1”、“泰山风景2”、“泰山风景3”……

第三步：在C1单元格输入公式“="ren "&A1&" "&B1&RIGHTB(A1,4)”（不含外侧中文引号），然后通过填充柄在C列生成序列。选中C列中所有生成的序列，复制到temp.bat文件中，覆盖原来的内容，保存退出。最后双击Temp.bat运行之，批量文件改名即告完成。

2011-05-09 19:14:46

主题: [转载]斯大林六次电请毛泽东出兵援苏内幕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经六次电请毛泽东出兵，牵制日本在远东的兵力，使苏联避免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境地；然而毛泽东从中国革命长远利益出发，高瞻远瞩，坚持了正确的援苏原则：八路军只做战略配合，不作战役配合!

一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揭开了“巴巴罗萨”计划的序幕！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对战争爆发时间、德军攻击方向判断的失误，加上大清洗对苏联红军造成的影响，战争一开始苏军接连失利，气势汹汹的德军直逼苏联首都莫斯科！

祸不单行，德国的轴心盟国日本法西斯也在远东地区蠢蠢欲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增加至20个师，总兵力超过了70万，针对苏联、代号为“关东演”的大规模实战军事演习正在中国东北地区展开，一时间远东地区战云密布，日苏之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苏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东西两线作战的危机！

在全力对付德军西线猛烈进攻的同时，斯大林心中始终没有忘记东线的日本关东军。为此斯大林先后六次致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出兵援助苏联，以配合苏联红军对付日本可能在远东地区的进攻。

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影响了世界局势，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便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略“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目前世界共产党的任务是“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保卫苏联、为保卫中国、为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就在这一天，《解放日报》也发表了题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社论，指出：当此德国侵苏战争开始之时，即毫不迟疑地，寄无限的同情与伟大的苏联，并愿意追随苏联援华的光辉范例来援助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斯大林就紧急约见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要求共产国际立即组织和发动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为此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紧急决议，提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并且指出：只有保证苏联的胜利，各国人民才有可能争取自由。

当苏联方面在侦察到日军在中苏边境集结情况之后，立即通过共产国际要求“八路军迅速集结，对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日军采取牵制行动”。

1941年7月，斯大林第一次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方面不要让进攻苏联的日军麇集在北平、张家口和包头方面，要求中共方面“采取行动，破坏上述地区的铁路交通”；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还以商量的语气询问毛泽东“能不能抽调若干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以牵制日军”。

对于斯大林的请求，毛泽东给予了积极的回应，7月2日，他电示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日苏战争极有可能爆发”，如果日本进攻苏联，“敌为肃清后方计，将在华北加强镇压”,面对如此复杂局势，“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做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是，毛泽东同时提醒彭德怀：“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四周年的宣言中再次指出苏联的卫国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的，但是针对“只有保证苏联的胜利，各国人民才有可能争取自由”的说法，毛泽东在文中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

7月15日毛泽东在致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是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敌我力量的悬殊差距，强调“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毛泽东在电文中还让周恩来把他的意见告诉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将军，并请崔可夫转告斯大林。

7月18日，毛泽东在回复华中新四军军部刘少奇、陈毅的请示电中，同样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与我苏均不利。”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显，我党我军对苏联的军事援助是间接的，是长期的，是通过巩固我各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从战略上来配合苏联红军，这一方针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

二

1941年8月至9月间，经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基辅保卫战和敖德萨保卫战之后，苏联红军消灭了德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恼羞成怒的希特勒只得把全线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他看来，只要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就可以瓦解苏联军民的斗志，取得对苏战争的完全胜利。10月2日，德国军队出动35个师的兵力向莫斯科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

就在斯大林指挥苏联军民进行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刻，苏联方面得到了一份绝密情报：如果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要进攻苏联远东。完全可以想象，这份情报对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触动有多大；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在东西两线腹背受敌，此时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上正节节推进，所以斯大林对于日本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敏感。

1941年11月12日，斯大林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提出了在日本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情况之下中共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斯大林希望中共方面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施加压力，不断要求毛泽东派遣部队尽一切努力向日寇发动进攻，以配合苏联红军。1942年2月27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指望苏联胜利，却又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

面对批评和压力，毛泽东的态度是坚定的，1942年我军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而不是直接出兵援助苏联。

1942年5月，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对战场南翼的苏联红军发动重点进攻，不仅突破了苏军在刻赤半岛的防线，而且击退了苏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恰在此时，苏联方面再次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秘密集结的情报，这使得斯大林更加紧张起来。为此他授意苏联国防部起草电文，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发生时，派一部分正规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以牵制日军”。

随后，斯大林和苏联方面又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双重身份，立即飞往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开赴南满地区，配合苏军的行动。除此之外，苏联派驻延安的联络小组频繁地就八路军军事行动的问题同中共中央进行磋商，并且派人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实地考察八路军活动的情况。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斯大林和苏联方面一再要求中国共产党方面立即在军事上采取行动，袭击日军，破坏交通线路，并且同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搞好关系。苏联的这一系列要求，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进攻苏联的时候，中共能出兵援助，配合苏联红军作战。

面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要求甚至是干预，毛泽东明确表示：一旦苏日开战，我们自然要配合苏军作战，但这种配合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而不是孤注一掷的。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极端困难，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巩固内部，休养兵力，恢复元气。这时要求八路军打大规模的运动战阻止敌人和牵制敌人是不切实际的。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友均不利。

对斯大林的这两封电报，毛泽东之所以不做肯定的答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根本没有能力出兵援助苏联。自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已经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一方面扶植汪伪政权，一方面改变对蒋介石的强硬政策，腾出手来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的反共顽固势力更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派重兵围困我陕甘宁边区，而且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弹药和被服等重要物资。

不仅如此，一些国民党部队纷纷响应蒋介石“曲线救国”的号令，甘心投靠日寇，沦为汉奸、伪军，同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一起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在靠近苏联的华北地区，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俊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后他一方面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另一方面派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进行“铁壁合围”，实施“三光政策”。在靠近苏联的长城内外，日寇制造了东西长700里，南北宽80里的无人区，使我八路军各部队活动十分困难。

以上因素，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人口由1亿减少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少到约40万。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军抽调部队离开根据地北上援助苏联，长途奔袭，兵力少，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有效的供给和支援，其结果除了惨败，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利，就是对苏联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

三

兵败莫斯科城下的德国法西斯并不甘心失败，1942年7月，希特勒再次纠集150万兵力直逼苏联南部重镇斯大林格勒，企图切断苏联南北水陆交通要道，截断苏联红军的补给线，进而包抄莫斯科。德军凭借数百辆坦克的冲锋，上千架飞机的狂轰滥炸，于9月13日突破苏军的防线，攻入斯大林格勒市区，苏联形势十分严峻。此时，日本法西斯虽然忙于太平洋战争，但是关于日本在远东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的种种传闻仍然不断传到斯大林耳里。

当时正忙于指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斯大林，无法准确判断这些消息的真实性。远东地区的日军一直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为了以防万一，在积极组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同时，斯大林第四次致电毛泽东，请求出兵。

斯大林在电报中要求毛泽东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古和外蒙古交界地区，接受苏联方面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

长期以来，斯大林把援助中国抗战的装备都提供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对于这次主动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毛泽东回复斯大林说：武器，我们自然很需要，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敌人有空军，在我们的部队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难以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第五次致电毛泽东，询问“中共方面是否可以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队到满蒙交界的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最终，毛泽东仍然否定了斯大林的这一方案。

从1942年11月开始，苏联红军开始对入侵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发起反攻，至1943年初已经完成了对德军33万人的包围，决战即将开始。为了在这个关键时刻稳住东线的日本军队，斯大林第六次致电毛泽东，建议毛泽东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的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的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猜测到了斯大林的意图，经过研究之后，毛泽东从国际主义精神出发，把罗瑞卿、杨成武以及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地区渗透。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既避免了打草惊蛇，提前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占据了长城沿线的重要战略位置。这样八路军就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进可以帮助苏联红军牵制华北等地的日寇，退可以依托长城沿线的晋察冀、晋绥等抗日根据地，避免我军在战斗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一举两得。后来形势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它为抗战胜利后我军迅速出兵东北做好了准备。

1943年2月2日，苏联红军全部歼灭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在延安的毛泽东精辟地预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此后苏联红军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一路势如破竹，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更是把希特勒推上了绝境。在远东太平洋战场，日军节节败退，根本无暇进攻苏联，斯大林的担忧已经不成其为忧了！

在出兵援助苏联的问题上，毛泽东既不是国民党顽固派所说的“不要祖国的‘国际主义者’和牺牲民族利益的‘冒险主义者’”，更不是弗拉季米洛夫所说的只顾本民族利益，“最不关心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的‘狭隘民族主义者’”，而是“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民族英雄”。面对压力和困难，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不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左右，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08/c_121390679.htm

2011-05-09 19:04:33

主题: [转载]九大后毛泽东调兵防林彪

核心提示：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示意李德生留下。毛泽东郑重地交待李德生，要他准备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到北京北郊的南口。此时情景，使李德生觉得像接受战斗任务那样的紧张郑重。看来，同林彪、黄、吴、叶、李、邱之间的斗争，不止是在会议上、文字上的交锋，还要准备武的一手。

在毛泽东外出巡视期间，按照中央的决定，李德生于1971年8月14日至9月3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

这次访问，是在我们党为了改变我国在国际关系上比较孤立的状态、加强与各国发展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李德生从参加政治局多次活动中，体会到毛泽东、周恩来花很大精力抓国际大事。

李德生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后，9月3日回到北京，接着就参加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日起，又参加了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局会议。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准备在国庆节前召开三中全会，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时间已经很紧迫，各项准备工作安排得都很紧张。

9月12日临近中午，李德生在家里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要求他中午12时前到达丰台车站。一般情况下，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都由秘书处打电话，将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带什么文件，讲得具体明了。有时为了保密就不通知会议内容。这次通知也是这样，显得很紧急，很重要，却没有告诉去干什么。

李德生接到通知后，匆匆吃点东西，按时赶到丰台车站。中央警卫团已经在车站布置了警卫。只见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先后来到。不远处，毛泽东的专列进站，缓缓停在专用车道上。李德生听说过，每次毛泽东出巡回京，极少中午到达，也极少在丰台车站停留。这次为什么例外？

正想着，只见随同毛泽东出巡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走下专列，同大家打过招呼后，请他们四位一起上了毛泽东所在的车厢。

李德生和纪登奎、吴德、吴忠三位上车后，看到毛泽东面带微笑，精神很好，依然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态。

大家就座后，毛泽东点燃烟卷，不紧不忙地问李德生：“你这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怎么样啊？”

李德生回答说：“他们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国内政治是稳定的，只是从市面上看，群众生活不是那么好。”

毛泽东又问：“你同他们谈尼克松将要访华，他们有什么反应？”

李德生如实说：“阿尔巴尼亚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他们讲了他们自己对美国的态度，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从会谈中听得出来，他们对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是有保留的。”

毛泽东笑着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他们是怕美国从亚洲撤走，会增加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国拖住。他们（指东欧诸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不要美国撤军。”毛泽东补充说：“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他们的压力。”

大家也都笑起来，气氛一时显得轻松。

在大家的笑声中，毛泽东讲话转入正题。他从党的历史讲起，再次分析庐山会议的情况，批评了林彪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和“天才论”的理论纲领。

李德生已经熟悉了毛泽东的谈话艺术。他谈话的开头，总是谈些轻松的话题，是使大家心情放松，以便吸引人们注意他讲的主题。李德生的思绪，随着毛泽东的谈话，进入我们党的历史和现实，进入毛泽东的分析与判断。

四个人都在认真倾听，认真记录，纪登奎的记录速度快，记得仔细。事后核对笔记，大体以他的记录为准。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

毛泽东说：“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四个人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录。毛泽东向他们讲了党内这么大的事，每个人的思绪，都随着毛泽东的分析驰骋。

这次谈话，连同毛泽东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等地的多次谈话记录，后来经过整理，经中央政治局1972年3月15日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于3月17日发至全党，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作了传达。

有些话，当时没有引用。比如，在谈到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时，毛泽东8月16日在武汉，同刘丰、刘建勋等谈话，9月10日在杭州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谈话，都曾谈到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

李德生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系统地讲了党内这场斗争的经过、性质和方针政策，深感斗争的严重性。

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示意李德生留下。毛泽东郑重地交待李德生，要他准备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到北京北郊的南口。此时情景，使李德生觉得像接受战斗任务那样的紧张郑重。看来，同林彪、黄、吴、叶、李、邱之间的斗争，不止是在会议上、文字上的交锋，还要准备武的一手。林彪、黄、吴、叶、李、邱现在掌握兵权，不能没有防备。毛泽东历来讲，有备无患。李德生懂得，毛泽东的决策，关乎斗争大局，非常重要。

李德生告别毛泽东，从专列上下来，立即会同纪登奎，驱车直奔西山北京军区机关驻地。

这一天是星期日，李德生让作战值班室立即通知军区陈先瑞政委等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到作战值班室来，大家一起研究部署调动三十八军一个师进京的紧急任务。

离开北京军区，李德生又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早已确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09/c_121393720.htm

2011-05-08 21:26:58

主题: [转载]国民党战犯建国后的最后结局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经济建设。不久，又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之中。此时，被解放军俘虏的900多名战争罪犯正在全国各地的监狱里关押改造。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提议“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认为现在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除了国内形势逐渐稳定和好转之外，从战犯本身情况来看，这些人过去虽然都有过重大罪恶，但他们一般都在上层，同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而且，这些国民党战犯经过近几年的关押改造，大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的反动分子。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中央政府已经明确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返回大陆，不管什么人一律既往不咎。在这样的前提下，适当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利于大陆与台湾的联系。

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就特赦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广泛向社会各界征求了意见。3月14日，在全国政协二届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特别发言，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对于怎样释放和何时释放战犯，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

周恩来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认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战犯们给毛泽东写了感谢信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可以特赦一批。

9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10月2日，他们还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名单，发放特赦通知书。首批特赦共释放了33名战犯。

554名战犯获得了新生

从1959年开始，到1975年，中共中央先后分7批共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554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名。

特赦后的国民党战犯中的许多人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的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

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后，有10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他们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政府有关部门还帮助他们办理赴港手续，发给他们适合香港情况的服装和足够的费用，并指定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但是，台湾当局却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10人是共党派去的“间谍”和“统战分子”，因而拒不接纳，并声明“绝不上当”。

由于台湾当局的极端恐惧和百般阻挠，申请回台的这10个人终于没能与家人团聚，最后有4人去了美国，2人留在了香港，3人返回大陆，1人自杀身亡。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w/2011-05/08/c_121390186.htm

2011-05-07 17:19:25

主题: [转载]看看毛泽东的10大外国“粉丝”

1.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上榜的理由：他为这个英雄的国家牺牲了生命！

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位盖世英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西方视野是一本叫《生活》的画报，这本画报是那个年代美国文化的标志之一，由此，毛泽东和他的金光闪闪的红五星开始在纽约、进而在整个美国闪耀，后来蔓延到欧洲、南美等世界各地。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在美国、欧洲，毛泽东的肖像出现在报刊头版上、出现在街头的示威游行队伍中。从作家让·热内，到后现代哲学家福柯以及上海举行演唱会的“滚石乐队”的摇滚乐手都曾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英国的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的约翰·列农也在歌词里提到过毛泽东，当年横跨欧美的嬉皮浪潮中，毛泽东曾是他们的精神图腾。

2.拳手经纪人唐-金＋拳王泰森

上榜的理由：唐-金会背诵毛主席语录！泰森臂膀上纹有毛泽东的图像。

评价毛泽东：“毛主席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他毕生所做的一切，所代表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我非常荣幸能瞻仰这位伟大的领袖。”（唐.金）

3.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

上榜的理由：情真意切，评价最高：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

评价毛泽东：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我的思想和感情，像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还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4.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

上榜的理由：见毛泽东时有被‘电’的感觉就已非同一般了！

评价毛泽东：“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

5.西德南特威希博士

上榜的理由：为毛泽东的逝世伤心流泪的铁杆‘粉丝’！

评价毛泽东：我从十五六岁开始就对毛泽东感兴趣。我记得很清楚，当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第二天第一堂课刚好是历史课，大家停止上课，悼念毛主席。我当时致了悼词。当年联邦德国（西德）的许多年轻人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6.美国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

上榜的理由：他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评价毛泽东：毛是20世纪的魅力超群的政治家。…… 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7.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上榜的理由：是对现在一些人说毛经济为零分的极有说服力的批评！

评价毛泽东：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8.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上榜的理由：以金庸写武侠人物一样的烘托手法，显示非同凡响的效果！

评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9.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

上榜的理由：非常豪迈的评价：战无不胜！

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10.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上榜的理由：乌戈.查韦斯这个名字，在国际上日益响亮，他不畏惧美国的威胁，他决心改革，建设另一种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对这些话语, 查韦斯像很多中国人一样, 经常会脱口而出。更令人惊奇的是, 他甚至能说出毛主席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这一点，恐怕不少中国人都比不上他。

评价毛泽东：“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1-05/07/c_121389100.htm

2011-05-06 19:03:10

主题: [转载]人的差别在于业余时间

哈佛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人的差别在于业余时间

哈佛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人的差别在于业余时间，而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每晚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用来阅读、进修、思考或参加有意的演讲、讨论，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正在发生改变，坚持数年之后，成功会向你招手。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295f50100se25.html

2011-05-06 13:54:39

主题: [转载]杨开慧与毛泽东的深情感天动地

杨开慧手稿复制品，原件现存于省博物馆。1982年3月，在修缮杨开慧烈士故居——长沙县开慧乡板仓杨家老屋时，从杨开慧卧室后墙的泥砖缝中发现。手稿内容涉及杨开慧一生中许多重要和一些鲜为人知的问题，如她对爱情的无比坚贞、对妇女解放的高度关心、对白色恐怖的愤怒抨击等。

面对爱情　愿与“他”共被杀命运

“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义，我觉得我是为母亲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敌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跟着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摘自杨开慧手稿《从六岁到二十八岁》

1982年3月10日，杨开慧烈士故居的修缮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工人们从杨开慧卧室后墙的齐楼板处往下拆除到第五行老砖时，一叠被厚重泥灰包裹着的整齐手稿被意外发现。“当时手稿整齐地折叠在一起，直放在砖缝中，砖缝外面还糊上了一层泥灰。”据杨开慧纪念馆办公室主任刘向上向记者介绍，1982年发现的手稿共12页，其中自传体散文一篇3页，为官堆纸（古书的用纸种类，色黄），每页纵长24.3厘米，横长51.8厘米；其余9页为深绿色方格手边作文纸，每页纵长22.8厘米，横长26.8厘米。行文系用毛笔从右至左直行书写。手稿共约4200字，行草字体，字迹清秀流畅，纸张发黄，有几页字迹略有残缺。

1990年11月14日，再次对故居进行翻修时，工人又在砖缝中发现了另一批4页手稿。后经鉴定，均确为杨开慧留下的手稿。藏于墙缝多年后，七篇诗文重见天日，杨开慧那深明大义的传奇女子形象跃然纸上。

在杨开慧纪念馆内，陈列着数份杨开慧手稿的复制件。在烽火硝烟的动荡岁月中，那段以国家大局、人民利益为重的刻骨爱情被“霞姑”隽秀的字迹，永恒镌刻在泛黄残缺的稿纸上。一篇自传体散文、两首诗、两篇杂文和两封没有发出的信……

在捕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杨开慧将这些手稿藏于墙缝中、挑梁下，无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被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丈夫看见，这是一个普通女子对爱人的深情。“唯一遗憾的是，手稿被发现的时间晚了那么几年，不然，毛主席还有机会看到这些迟到的深情。”杨开慧纪念馆刘向上无限感叹地说。

不惧死神　写下“遗嘱信”托孤

“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致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摘自杨开慧手稿《给一弟的信》

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抓，敌人的严刑拷打也没撬开一个柔弱女子的嘴。杨开慧拒绝与毛泽东断绝夫妻关系，以一句“死不足惜”决然地从容赴死。

刘向上指着展柜中杨开慧写于1929年3月的《给一弟的信》告诉记者：“当时革命形势日益严峻，在两次逃脱敌人的追捕后，杨开慧已经预感自己将要牺牲，于是写下这封‘遗嘱信’，希望弟弟杨开明能为自己照顾年幼的孩子。也希望能通过杨开明将消息传递给身在外地的毛泽东。”冒着必死的“信念”，杨开慧将年幼的孩子托孤于堂弟杨开明，然而动荡的时局最终没能让她如愿。1929年底杨开明在汉口被捕。9个月后，他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被刺刀刺死，与堂姐杨开慧在同一地点壮烈赴死。就义时年仅25岁。

“来抓杨开慧的人，每人得了三块光洋、三斤肉。当天晚上他们就在福临铺大吃大喝了一顿，第二天才把杨开慧押解到长沙。”据开慧纪念馆的解说员介绍，“当时是福临镇铲共义勇队的范觐溪来抓的人，天还没亮就带了人把杨开慧、毛岸英和保姆陈玉瑛用鸡公车送到了长沙城的司禁湾陆军监狱署。”解说员说：“当时杨开慧已经准备要转移了，只过两天就要走了，结果没想到还是被抓住了。”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保护手稿，保护这一份记录着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翻身做主而艰苦奋战的岁月，以及伟人遗留在那段岁月中的不朽爱情的珍贵文物，省文化局已派人将其征集交湖南省博物馆装裱入库珍藏，供后人感怀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

杨开慧手稿摘选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

——杨开慧《追记》

“我想假使是他死了，我的情丝将永远缚在他的尸体上，不会放松，可惜他还不知道我这番情景。”

——杨开慧《追记》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解不开。”

——杨开慧《追记》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念我远方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杨开慧《偶感》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06/c_121385786.htm

2011-05-06 13:37:15

主题: [转载]毛泽东和蒋介石共同的遗愿

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各付心思待统一

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暮垂，他的精神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接连的胜利并未给这位巨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文革”这场风暴已让他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蒋个人间，毛泽东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国共争雄，蒋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的祖墓、祖坟却护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文革”中，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拧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启德机场落下了久违八年的第一架中国民航客机。

机上抬下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国共和平使者——章士钊。中断七年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因他的到来开始了新启动，香港轰动。92岁高龄且重病缠身的章士钊，承负着毛、周两位巨人的巨大期待，来到了他人生的终点站。在殷夫人家，儿女陪侍在侧，周恩来安排的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等小心护卫着这位德高望重老人的宝贵生命。章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与台的联系。他叮嘱回京的女儿章含之，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他最多在港停三个月。但风烛残月，7月1日，章的生命之火在香港——这个国共勾连的驿站熄灭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最终留在国共再携手的民族统一事业中。

掩卷而思，国共“合”“分”70载，演绎出了多少人生的成败荣辱、多少人生的感叹呀！这里写着像章士钊、曹聚仁、张学良这样献身两党联袂事业的人士的忧与喜，也写着张治中、李宗仁等跳出党派恩怨人士的殷殷期盼，李宗仁逝前给毛、周信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蒋介石晚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给蒋的自尊压力太大，蒋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做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他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

1975年元旦，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没有等到回音，蒋介石永远地走了。

历史的遗嘱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临别嘱咐经国：“你应好好多休息。”夜幕降临，蒋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儿子经国倒地痛哭，据老蒋贴身侍卫回忆，当准备移灵时，天上突起隆隆雷声，继之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蒋经国将之附会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设计出了一千多种方案)，如他自己所说：“无一日中断”。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一个在美国（请来的“保护神”）赤裸裸祸心下，蒋给自己、给台湾贴的特殊护身符；一个在20多年漫长岁月中，蒋唯一赖以维系支撑这个海中孤舟上的生命群体在孤独彷徨中苦斗向前的精神法宝。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便再未回故乡，1946年末，他被秘密押到台湾。对为民族团结国共携手献出全部的张学良将军来说，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乡愁中度过的。蒋介石逝后，他去金门参观，用高倍望远镜贪婪地眺望大陆，激动得几天难眠，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乡”，“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在这张民族悲喜图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宋氏兄妹的离情别泪。国共分合的悲喜演化了宋家亲情半个多世纪的离合。1971年4月宋子文在美国逝世，姐妹三人唯有身边的霭龄出席葬礼。美龄因怕中“中共统战圈套”而中途返回，庆龄因一时包不到专机作罢。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在她病重的日子里，廖承志将其病情电告其在海外的亲属，特别是唯一在世的至亲——在美国的美龄，邀请她前来北京。姐妹见面是庆龄最大的心愿，但美龄保持着沉默。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她在台湾的亲属包括蒋经国及生前好友发出邀请公告、电报，但台湾当局拒绝收受，并诬蔑此为“统战阴谋”。

其实，真正属于蒋介石的遗嘱该是死前所言：日后光复大陆，中正生于斯长于斯，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

蒋介石的遗体经防腐处理，暂安放于桃园县慈湖行馆内的黑色大理石棺椁内。这里因非常像故乡溪口，蒋介石因思母而在此修行宫，名之曰慈湖。固执的蒋也只能在这里梦回故里，“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在蒋介石离去的几个月后，1976年1月国共风云史上的核心人物——了解毛泽东也了解蒋介石，为蒋所深深赏识，为毛泽东所深深倚重的周恩来与世长辞。逝前已经昏迷中的他，要求所见的最后一个人是调查部长罗青长，了解对台湾工作情况。面对罗青长，总理未能把心中的话说完，便再度昏迷过去。邓颖超最了解丈夫的心愿，她把周恩来的骨灰盒先陈放在台湾厅一夜，后遵其遗嘱将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川江海。

7月6日，毛泽东另一位紧密相依的战友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他的身体在接连而至的震动中更为虚弱。往事、未来在这位伟人的心中交轨重叠。

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言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9月8日，逝世前的几个小时，他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其中涉及有关大陆与日本进行通联的商议，他拿着这份电报昏迷过去，再也未醒来。

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他没有蒋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已经参与到其中的邓小平接过了毛泽东未完成的两个历史任务。

中国半个世纪历史中的几位主笔人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共同”的遗嘱而去了。统一，何止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历史应该前进，后继者只有明识前人的血泪所得，才能真正把历史推向前进。只有进一步走出历史的阴影，才是真正继承前人的遗志。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06/c_121385858.htm

2011-05-06 09:35:18

主题: [转载]国防现代化买不来

国防现代化买不来——新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自豪感与自卑感大都与军队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和武器装备强弱联系在一起。从鸦片战争失败直至抗日战争时沦陷大半国土，对外战争一再失败和本国武器装备低劣，导致社会上长期充斥着崇洋媚外的心理。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一战，能与世界最强手打成平局，才逐渐恢复了中国人百年来丧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过头脑清醒者会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那时用的多是苏联武器。

经过解放后60多年的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作为国家实力标志之一的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武器装备发展水平是体现其实力的重要方面。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军队装备的巨大进步同样令世界瞩目。回顾1949年以后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它成为中国国家实力增长的一个缩影。

引进技术、仿制生产奠定国防工业的基础

（1950年至1962年）

近代中国面对世界时，已处于极度衰弱的状态，其首要原因是社会生产水平仍停滞于落后的农耕方式而错过了工业化大潮，军事上也错过了热兵器、机械化这两个历史发展机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忙于内战，国家始终处于分裂混乱之中，当权者重点经营的军工产业也不过是外国的附庸，国内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

1949年全国解放时，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工业产值竟列在世界第26位。当时国内几个兵工厂如沈阳兵工厂、太原兵工厂、重庆兵工厂等都只能生产少量机枪、步枪等轻武器，连迫击炮都造不好，更无法生产机械化装备，弹药年生产能力也仅能达到1万吨。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德等国的年弹药生产量都在200万吨以上。当时发达国家军队已进入了机械化时代，如1950年美国军队已是人均20马力（平均3个人一辆机动车），苏军人均5马力（平均10人一辆机动车），中国军队却是人均0.2马力，550万解放军只有1万辆战争时期缴获来的汽车（平均500人一辆机动车）。

世界军事发展史证明，没有国家工业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军队机械化和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便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鉴于当时国内工业基础过于薄弱，中国国防事业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应急购买苏联先进装备，一方面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上世纪50年代中国重工业建设起步时，我国军工部门及时补上了机械化这一课，同时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出于作战急需，主要以半价赊购方式（只有少量属苏联无偿赠送）引进了苏联106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欠下了3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当时折合13亿美元）。在1951年至1954年期间，中国同苏联达成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的引进，其中军工企业便占了44项，苏方以成本价提供陆、海、空三军配套的飞机、舰艇、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的生产线，并免费提供相应技术。中国能获得这一世界军事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援助，主要因素并不是当时所宣传的“国际主义”而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是因中方在朝鲜战争中站到第一线流血牺牲，苏联才给予了相应的回报。

真正了解中苏交往史的人都知道，在苏联领导人中，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华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1953年他担任了苏共第一书记时内外地位不稳，急需刚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而在国际上有很高威望的新中国支持，对华援助特别是军援有了质的提升。斯大林援华时提供的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旧品，赫鲁晓夫上台后提供的则是现役的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技术。新中国刚建立起的军工企业在苏联专家帮助指导下，用苏联提供的设备仿制生产出56式枪械、歼-5战斗机、带“5”字头的各种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装备，这些都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不过，上世纪50年代世界强国已经迈入核武器阶段，毛泽东在赫鲁晓夫1954年首次访华时又提出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却受到婉拒。中共中央仍于1955年决定，开始核弹、导弹的预研。1956年东欧发生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翌年夏天苏共莫洛托夫等元老又想推翻赫鲁晓夫。在此形势下，赫鲁晓夫才不顾军方坚决反对，于1957年7月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样品，帮助建立核工厂，其交换条件则是毛泽东访苏对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再援建102项重点项目。毛泽东随后访苏，在6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

苏联对华的“两弹”（导弹、核弹）项目援助，主要是帮助中国建设了最早的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铀矿和核试验基地，提供了P-2型导弹样品。后因中苏之间发生政治争吵，苏联于1960年7月中断了“两弹”方面的援助并撤走专家。不过中国在此前得到了一些核武器制造设备和许多技术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苏联撤退专家后留下的核工厂“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国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两弹一星”，主要是自力更生的结果，苏联早期的帮助也有着重要作用。

1961年中苏关系有所缓和，赫鲁晓夫在主动提出中国可延迟还债时，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等新装备及其生产技术资料。不过中苏关系这一度好转为时不久，便因同年11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时中共反对批判斯大林并支持阿尔巴尼亚而再度闹翻。1962年11月，苏联以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对其不予支持反而影射抨击为由，在米格-21的技术资料还未最后交齐时停止这一援助项目，对华的军事帮助至此停止。不过中国军工业通过全面接受和掌握苏联50年代水平的武器装备技术，对奠定国防工业的基础还是起到了重大作用。当年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1984年会见苏联老朋友时曾表示，对苏联给予的这些援助，“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

自主研制、艰难突破为国家提供了战略威慑力

（1962年至1978年）

上世纪60年代初苏援断绝，中国的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将近二十年的完全自主研制阶段。此间中国同苏联逐渐进入敌对状态，同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关系虽由对抗走向缓和，却基本未得到军事技术帮助，国内的科研人员和军工企业在近乎封闭状态下靠着自力更生研制武器装备。

60年代最令国人自豪的军事成就，就是“两弹”（导弹、核弹）的研制成功。这一项目受苏联撤退专家的影响并不大，是因为中国自己有一批在国外学习回国的顶尖级专家，并且在苏援中断前就掌握了核心技术和全面配套的设备。中国于1960年研制成国产地对地导弹，1964年首次爆炸原子弹成功，1966年实现了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发射成功，1967年空投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970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开始“两弹”项目时，一辆汽车、一架飞机还都不能独立制造，在此薄弱基础上起步，十几年内就完成了“两弹一星”项目，创造了世界上研制时间最短的跨越式发展奇迹。当年出于“争气”的鼓劲需要，曾宣传搞尖端武器是“勒紧裤腰带”，其实若仔细计算，中国在“两弹一星”项目上的花费总计只有100亿元人民币左右，只相当于每年国家财政支出的2%和年均国防费的12%，这在世界各大国研究核弹、导弹时又是花费最少的。

当年中国的尖端武器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起点高，从起步便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在重点领域。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设备、技术时，一开始就掌握着自主知识产权。在“文革”的动乱中，从事“两弹”研制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还大都得到保护，使这一项目还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发展。中国在尖端武器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威慑能力，成为在世界上奠定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1970年“两弹一星”项目最后完成，1971年联合国便通过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的决议，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常规武器研制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消化苏联技术的时期，虽有部分自主创新，却因原有技术基础薄弱而未能实现跨代突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又造成许多科研、生产单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鉴于常规装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拉大，60年代后期中央军委又强调“师团行动骡马化”，出现了指导思想的倒退，军队的训练和许多日常工作也受到很大干扰。当时许多武器项目的科研指导又出现急躁冒进思想，违反科学规律而按“大会战”方式搞突击。例如空军同时上马搞歼-8、歼-9、歼-11、歼-12、歼-13，十几年间却没有一种能够定型。海军虽制造出新型驱逐舰，舰体建好后却迟迟缺少相应的雷达等仪器，十余年后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无数事实证明，国防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应该靠提高全民全军的科学素质来解决，不能依照小农经济的单向思维以短期努力希望一蹴而就。

从1964年起，我国半数左右的基本建设费投入了三线建设，在西部原来的偏远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独立的军工体系，对改善我国国防工业的布局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当时实行的是“军民两层皮”的建设模式，军工体系的建设只是单纯投入，没有经济收益，这也使国防科研经费往往难以为继。由于国防企业只生产军品而不生产民用品，军品援外还以“不当军火商”的精神免费赠送，国防企业日益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这样的军工建设模式不仅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影响了国防工业的自身发展。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十几年间，解放军的常规装备在仿苏式基础上几乎未能出现质的突破，原先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大大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开。

我国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一阶段的独立探索，经历了种种曲折，虽然步履维艰并走了不少弯路，却毕竟积累了经验，并总结了教训。通过自身的努力，还锻炼出一支本国自主科研队伍，这又为后来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技术储备、战略调整形成升级跨代的实力

（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

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也迎来了一个全新局面。通过拨乱反正，全军部队和国防科研部门确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正确发展方向，清算了“左”的错误，我国的军队和国防科研、军工部门通过面向世界，走出国门，开阔了眼界，也迎来了技术上的全面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一些军工部门领导人走出国门，与西欧军工科研机构开展了交流，由此他们痛感自身的差距并增强了追赶的紧迫性。当时我国的有关部门曾设想过成批购买西欧的先进装备为部队实行换装，如陆军一度准备购买西德的“豹-2”坦克和反坦克炮，海军曾洽购英国的42型驱逐舰并想引进技术改造自己的051驱逐舰，空军则商议购买英国的“鹞”式和法国的“幻影”战斗机，不过西方讲求实利的军工企业家只热衷推销武器成品，不肯转让核心技术，要价之高又令人咋舌。当时有人计算，如果购买西欧的装备为解放军全面换装需要数百亿美元，若使国内的军工体系再由仿苏式更换为欧美系列花费更要加倍。

198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过27亿美元，还要优先满足经济建设，自然不可能再走50年代那种全面引进之路。何况美国和西欧国家在骨子里仍把中国这个“共产党国家”视为异类，关键性技术控制很严，中国买来武器后在零配件和技术保障上又要受制于人，到头来在政治上也会被“卡脖子”。曾是中国国防工业奠基人的聂荣臻针对这一情况特别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买来一个国防现代化。中国领导人通过分析本国情况，认为提高本国军队装备的出路还在于自研，对外交流主要是学习引进技术。

由于立足于自研为主，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当时国内军工科研在经费大幅压缩的情况下仍有重大进步。国内军工企业对国外先进武器只少量购买样品，再努力吃透其技术，并以引进的技术改造旧装备。例如，军工业引进国外航电技术改造了歼-7战斗机，用引进的火控技术改造了59式坦克，都使其战斗力有了跨代升级。80年代以后军队长期实行了“忍耐”方针，国防费用一再压缩，中国的国防企业对武器则采取多研制、少生产的方式，虽然相当长时间内军队装备没有太大改善，军事科技水平却有了不小的提升。如1981年中国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这一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可使一枚导弹分导出多弹头。1982年常规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1988年核潜艇在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都标志着战略武器水平又有了跨越性发展。在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系列洲际导弹、中程导弹和69-Ⅲ型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装甲输送车及歼-8歼击机都参加了检阅。这些武器的技术标准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至少有着20年差距，却显示了我国常规兵器研制突破了长期相对停滞的局面而有了质的跨越。

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军工技术同时，中国军工企业也打开了国外军售市场。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便提出，不当军火商不行了。在1979年，中国以向埃及出售歼-6战机为开端，将武器也作为外销商品推向国际军贸市场，在80年代还取得了不小的销售量。例如，当时通过引进西方航电设备对歼-7进行改造，向十几个国家出口上千架。此时出口创汇获得的收益不仅解决了军工企业的经费来源困难，又为下一步的武器研制提供了重要资金，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1989年夏天以后，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实行军品禁售，而中苏关系却实现了正常化。苏联衰落和俄罗斯联邦初建时，其军工企业急需经费以解决生存困境，中国因此再度从隔绝了30年的旧日合作伙伴那里引进了具有国际80年代水平的战机、地对空导弹、潜艇。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对俄军购数量并不算太大，却解决了一些重点技术的引进问题，与之前对西方装备的探索相结合，再加上自主开发能力的大大提升，中国对重点武器的开发有了不少质的突破。一些在研装备吸收了新型俄罗斯装备的优点，大大加快了研发速度，有些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从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军队将信息化作为军队建设方向，装备信息化也被列为武器发展的重中之重。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的实践证明，现代信息电子技术已经改变了战争的样式，“硅片较量”比“钢铁拼搏”更重要。由于国家863高科技发展计划的实行，整个国家科技水平的提升又为向军品研制转化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国内电子、信息工业的发展，也使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迈上一个台阶。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天安门阅兵，向世人初步展示了中国军队新一代武器的外貌，如新型坦克、装甲车和各类导弹都大批亮相，这些作战平台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已大幅缩小。与此同时，中国各军工企业也都按行业组成各集团公司，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方式推动武器的研制，大大促进了主战装备在与世界接轨的标准下得到大发展。

技术创新、跨越发展推动武器进步进入第二个黄金期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

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制是国家科技水平的结晶，同时也靠经济实力支撑。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迈向新世纪后终于结束了“忍耐”期，对国防的投资逐年增长。尤其是1999年美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的发生，不仅激怒了全国民众，也使国防部门更深刻地认识到增强国防科技实力的重要性。据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时宣布的数字，在此前10年间中国对武器装备研制方面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999年以前的50年。

中国的国防投入，目前按比例计算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少于美国等西方国家。2010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9万多亿元人民币，而国防费预算为5321亿元，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去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6万亿美元，军费开支却占4.5%，按汇率7倍于中国。当然，若是同世界各大国做比较，因中国经济总量近些年增长迅速，国防费支出在10年间已由世界第五位跃居世界第二位。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国内科技水平得到跃升和国防投入增加，军工科研终于得到了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物质保障，武器研制有了快速发展。如果将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算作中国武器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入新世纪后可谓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期。相比之下，第一个黄金期中国军队武器的快速发展还是全面模仿苏联，第二黄金期的发展特点却是自主研发，对外购买少量武器只是作为补充，这才有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希望。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每年都有一些重大的军工科研突破，尤其是弥补了过去基础研究的众多弱项，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解放军陆军第三代坦克批量装备部队，先进的野战防空装备、远程火力突击装备也大量生产；国产第三代战机“歼-10”等列装航空兵后形成了以第三代战机为骨干的空中武器装备体系；世界先进水平的防空反导装备研制成功，加上先进的空空导弹、空地导弹，又使空军逐步具备攻防兼备作战能力；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大量列装，使海军先进舰艇数量具备一定规模，并配备各种先进舰载武器系统，极大增强了防区外打击能力和编队防空能力；第二炮兵部队开始装备机动的战略核导弹，已具备核常兼备、慑战并举的作战能力；解放军信息支援能力日益提高，电子战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中国军队建设带来的装备更新换代，已经逐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发展的武器体系，在某些领域里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尤其令中国人民自豪的是，国防科研部门发挥自身的强项，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同时迈向外层空间，“神舟”1号至7号相继发射成功，2007年1月还进行了反卫星试验。

   中国国防科研水平的跃升，使国产武器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也走向高端，改变了过去以低档廉价为主的外销方式。中国推向国际市场的FC-1“枭龙”战斗机、国产“凯山”防空导弹、“江卫”级护卫舰等重型主战装备，都被认为不逊于西欧国家同类产品的水平，价格又具有优势，因而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在武器外销增加时，中国的武器外购却在不断减少。在2008年珠海航展上，中国一位导弹总设计师曾公开对记者发表讲话说：“前些年我们从某些航空强国引进一些装备、技术，这对我们是有不小帮助的。但再过三年，最多五年，他们再想向我们销售产品就会相当的困难，因为那时我们的技术水平可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他们。”

2009年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天安门阅兵，是对新中国武器装备发展的一次大检阅。参阅部队在地面有30个装备方队，展示的武器数量超过以往历次国庆阅兵，而且性能也有了新的跨越，并能充满自信地公布了型号和部分性能。阅兵中出现的国产第三代主战坦克99式和96式虽在1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阅兵中已出现过，不过其内部设备已有了质的飞跃，外装甲上的防护设施也有了可见的改进。汽车牵引的火炮已经退出了阅兵行列，参加阅兵的火炮都是自行火炮和车载突击炮，其中的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出口中东后被用户认为优于西方同类装备。东风-31甲战略导弹在阅兵式上又再次作为重要方阵亮相，显示出“个头变小、威力更大”的特点，说明已具备了第二次打击能力。再加上东风-21中程导弹和“长剑-10”巡航导弹的亮相，形成了远、中、近程配套的体系，表明了中国军队核常兼备的战略打击能力大大提高。阅兵中的海军因不可能“陆上行舟”，主要以车载方式展示了多种导弹，显示出反舰和防空作战能力的跃升。空军受阅编队的战机达150架，是解放后历次阅兵中数量最大、机型最多的一次，而且所有战机都系国产，其中如歼-10、歼-11又属第三代，令不少人感到神秘的国产预警机也首次加入受阅阵营。

今年1月11日，中国新研制的第四代战斗机歼-20在成都进行了试飞，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能研制出这一代新战机的国家（不过目前还只是样机而未定型）。随着全球范围高科技的发展，航空作为高投入、高科技密集的产业，在世界上已经成为“贵族”产业，只有美国、俄罗斯还维持原有的完整的飞机制造业，欧洲国家必须联手合作才能共同维持完整的航空工业，其他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俄、欧洲航空工业体系里的配角。在此形势下，中国航空业能异军突起，标志着基础工业、装备制造业、材料科学、电子科学等各个相关领域都有了重大突破，并将改变未来空军强国的格局。近些年国际上的局部战争已证明，空军已成为“首战之军”，中国在世界战机的研制领域已超越西欧而跃入前三名之列，这为解放军空军在确保“首战用我，全程用我”提供了物质保证。

中国武器装备的大幅进步，也使各军兵种的战略任务有了新的变化。陆军强调全域机动，海军实行了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空军实施攻防兼备，二炮则能够核（弹）常（规）并用。自2004年以后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也已经向国内外宣布，中国军队建设的重点是信息化，能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主要任务。中国在综合国力增强后，也不会走对外扩张之路，不过保持国防实力的适当发展，才能对国际反华势力和分裂势力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神州大地已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变。人民军队的面貌也由“小米加步枪”走到了今天的机械化加信息化。“神舟”飞船遨游太空，导弹神箭刺破青天，新型核潜艇可下五洋，装甲铁骑高速驰骋……新中国一代代军工人员和广大指战员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不过国人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国家的技术底子薄、目前产业规模虽大却在总体上档次较低，在多数高端产业上与最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这也使我国的武器装备总体水平仍落后于世界最强手，要达到赶超的目标还需要走漫长的征程。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少将）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5/06/c_121383978.htm

2011-05-05 09:11:45

主题: [转载]粟裕为何没能做成元帅？

1950年，对粟裕而言，的确有些流年不利。

先是攻台作战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山姆大叔在台外海峡横插一杠，使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准备之功，瞬间毁于一旦。

随后，毛泽东将他调往东北，还把攻台的战略预备队十三兵团、全军机动力量十九兵团以及他的老部队九兵团组成东北边防军（计划辖十一个军约七十万人，与粟裕十二个军的攻台部队差别不大），继续让他统领，还给他配备了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副司令员萧劲光、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主任萧华做副手，准备出兵朝鲜和老美大干一场。

不想，多年的战伤却早不发晚不发，偏偏这时候出来凑热闹，特别是头颅里的三块残碎弹片，弄得他头痛难忍，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还得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沙场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当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何况军人生来为战胜，有仗可打，有兵可带，正是“大丈夫立功异域，以建功业（班超语）”之时，粟裕何曾不想效法东汉定远侯班超，与让自己攻台半途而废的美国佬，痛痛快快拼杀一场？

但病来如山倒，纵是英雄如粟裕，也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他托罗瑞卿给毛泽东带信说：“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

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这时候是国家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自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京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亲自部署警卫事宜，大部分时间还亲自陪同。

凡毛泽东出入的活动场所、行走路线、所乘汽车状况，他都不敢丝毫懈怠，总亲临现场检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他要自己先走一走；要坐的椅子，他也要事先坐一坐，做到缜密周详，确保万无一失。

毛泽东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罗瑞卿，自然也是基于对他莫大的信任。

正源于这种信任，在“国难思良将”，急需粟裕挂帅出征之时，毛泽东派罗瑞卿专程前往青岛探望粟裕，看看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到底如何。

罗瑞卿回来，如实以告。

毛泽东无奈，只得走马换将，让两个“候补队员”上场，先是林彪，这又是一根“病秧子”，最后只好让彭德怀去了。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粟裕回首往事，感慨赋诗说：“将军只合裹尸还，何其生入玉门关。”

一般人以为粟裕只是在为自己蒙冤与赋闲吐露不平之气，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叹息当年未能“统兵提锐旅”，攻克台湾或者征战朝鲜。

以粟裕大兵团作战的超一流表现，毛泽东攻台作战、抗美援朝都将其作为首选，当然是深思熟虑后的谨慎之举。

而粟裕也只要左右成功一个，他的功勋在军事统帅里，则几乎可称“国士无双”，后来的蒙冤或许不至于好像小媳妇一般的狼狈，平反或许也就顺利得多。

但正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史留给每个风流人物的最后结局，总是一种遗憾。粟裕也不例外，后人只有慨叹“收台抗美囊中事，天意可怜不属公”了。

不过，即便没有这两仗，他的赫赫战功与军界地位也早已跻身统帅人物行列了。

他麾下如云的战将以及他的“粟总”之称，就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陈赓曾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他指的是1931年做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期间，手下两个团长许世友与徐海东，后来分别授衔上将和大将；另外还有一位小班长陈锡联，后来授衔上将。

陈赓是个极诙谐的传奇人物，这个说法自然是玩笑。他所说的当年，还无所谓大将上将，他统领的那几个人，还只是初出茅庐的中下级干部而已。

而后来同为大将军衔的粟裕则不同。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完全可以“牛”气十足地说，1955年授衔之前，曾直接指挥或毛泽东计划令其指挥过三个大将和二十六员上将。

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牛”人，人人有两把“刷子”，指挥过数万乃至上十万人马。

第一个大将是陈赓。1947年12月，粟裕奉毛泽东“由粟亲率（华野部队）南下与陈（赓）谢（富治）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的电令，指挥陈赓打过平汉路战役。

1948年1月，毛泽东又多次明示粟裕，令其指挥陈赓兵团作战：“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

因为陈赓兵团属于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与华野是兄弟部队，而且陈赓资格比粟裕老，南昌起义就是营长，粟裕不过是警卫班长，因此毛泽东特意交代粟裕：“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

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陈赓也做了副总参谋长，又成为粟裕的副手，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二位大将是张云逸。这是一个比许多元帅资格还老的“元老”级人物，曾做过两年的新四军代军长，是粟裕的老上级。直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粟裕才在指挥体系与职务上超过他。

当然，如果粟裕1948年5月不谦让陈毅，担任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那么这种超越就可提前一年。

1949年6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后，粟裕是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及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及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实际负责山东军区工作，成为粟裕事实上的下级。

这年6月27日，粟裕收到张云逸、许世友等人攻打长山列岛的请示电后，电示他们攻夺时应注意的事项。不久，长山列岛被攻克，成为跨海作战第一个成功的先例。

第三员大将是萧劲光。这位林彪东北野战军里的副手，红军时期也是粟裕的上级，在1950年6月以海军司令员的身份配属粟裕指挥，准备攻台。

攻台计划取消后，他又被毛泽东特意安排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准备协助粟裕抗美援朝。

粟裕指挥过的上将，华东野战军里就有王建安、叶飞、许世友、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宋时轮、韦国清、张爱萍、傅秋涛、宋任穷等人。

这些令国军闻风丧胆的将领，除张爱萍、宋任穷时间较短外，其余均长期在粟裕麾下南征北战。

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粟裕又一度指挥过中原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

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成立时，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原林彪麾下的战将，均被毛泽东安排为粟裕的部将，有几位后来做了副总参谋长，直接归总参谋长粟裕统领。

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归粟裕统领的副总参谋长还有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麾下的战将张宗逊、彭绍辉、王震、华北军区聂荣臻的战将杨成武以及红色“特务”头子李克农等人。

以上将领共二十九人，占正式授衔的九名大将、五十七名上将的百分之四十四。

粟裕统领的大将、上将如此之众，中将级别及其以下的将领则更不消说。他统率的三野最强盛时有八十万之众，兵多将广，仅次于林彪的四野，中将级别的将领原本就“人多势众”。

这自然是陈赓所说的“元帅般神气”了。不过，有些元帅因为未能直接统兵的缘故，还不曾指挥过如此众多的战将作战。

事实虽如此，但与陈赓性格迥异，又十分低调的粟裕，当然不会说“比元帅神气”，哪怕只是闲聊间的玩笑。

正因为粟裕如此“风光”过，他和其他七位元帅一样，也获得了“粟总”或“粟老总”的雅号。

解放军总部以及各个方面军里，有八位统帅级人物常常被部下或同仁称为“某老总”或“某总”，并一直沿用至建国后，成为比他们的职务或军衔更令世人景仰的称号。

朱德：红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被称为“朱老总”。

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贺老总”。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徐总”或“徐老总”。

彭德怀：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一野）司令员，被称为“彭总”或“彭老总”。

林彪：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被称为“林总”。

陈毅：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员（实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野做副司令员），被称为“陈总”或“陈老总”。

聂荣臻：华北军区司令员，被称为“聂总”或“聂老总”。

粟裕：华东野战军（三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被称为“粟总”。

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老总”。原因是他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老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刘司令员”了。

因此建国后，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刘伯承常常只被尊称为“刘帅”。

粟裕与林彪因为最年轻，统率千军万马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粟老总”及“林老总”。

张震回忆说：“我到（总参）作战部时，在总参工作的首长只有聂荣臻和粟裕两位。我还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的习惯，分别称他们为聂总、粟总。”

张震是粟裕的老部下，称呼“粟总”不奇怪，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出于对粟裕打仗本领的钦佩，在1958年9月欢迎被“贬”到军事科学院当自己副手的粟裕时,竟也不叫粟裕同志或粟副院长,而是叫“粟总”，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称呼。

“文革”中，江青处处飞扬跋扈，对许多元帅颐指气使，大为不敬是家常便饭，但对解放战争常给毛泽东和自己带来惊喜的粟裕，一点也不敢小视，常常以“粟总”称呼他。

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老部下王必成得悉，叹息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

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老战士，北京军区师级离休干部吕韧敏老人也回忆说，战争年代，将士们有称粟裕为“粟总”的，也有称“粟司令”的。

当然，也有称呼“粟老总”的例外，原华野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回忆一次攻击失利时说：“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

“粟老总”指的即是粟裕，尽管他批评严厉，多年后的周志坚还是对自己的统帅心服口服，充满了敬意。

显然，“某老总”或“某总”这一称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在军中的统帅地位，与后来的元帅地位是相当的，只是粟裕因为又一次谦让，失去了元帅这一军衔而已。

也正因为此，仅为大将衔的粟裕，在和平年代渐渐被淡忘了“粟总”的称呼。加上1958年挨整，平反又最晚，囿于宣传力度与级别的缘故，与其他七位“老总”逐渐拉开了距离，成为方面军统帅人物里的畸零者。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5/05/c_121379581.htm

2011-05-03 14:08:27

主题: [转载]周恩来借机挽留张治中

国共和谈：周恩来借机挽留张治中 秘密救出其全家

张治中，字文白，原系国民党的高级将领，1949年作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乘飞机到北平和谈。谈判破裂后，他没回南京而留在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谈判破裂后他之所以没有回南京，与周副主席的诚挚关怀和劝说有极大的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曾经进行两次和谈，一次是1945年，一次是1949年。1945年是在重庆，而1949年这次是在北平，也即现在的北京。重庆和谈，蒋介石的目的在于收编我在抗日战争中日益壮大的八路军、新四军，实现国民党一党统治。而北平谈判，则是在国民党军队节节失败后，蒋介石宣布“下野”，躲在幕后，由代总统李宗仁出面，妄图搞“划江而治”，在长江以南维持半壁江山。

机场冷遇

这次谈判是4月1日开始的。南京政府的代表是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来又增加了刘斐。我方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来又增加了聂荣臻。会谈以小型会议为主，小会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后改名国际饭店，即现今的华丰宾馆，大会在中南海勤政殿。

南京代表团是4月1日下午两点达北平的。同来的除张治中等5人外，还有代表团顾问屈武等其他工作人员20多人。按惯例，周副主席作为我方首席代表，应当到机场去迎接，但周副主席没有去，其他和谈代表也没有去，去的是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和谈代表齐铭燕、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张治中等人受到如此冷遇，颇感不快，也不理解。因为张治中在1946年落实“整军方案”和解决花园口问题上，曾和美国代表马歇尔同周副主席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那时他对周副主席的印象是彬彬有礼，进退有节而不失原则，由衷钦佩敬仰，而这次却如此怠慢，颇感不快。直到晚上6点，周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到六国饭店去看望，并设宴招待，他和邵力子等人胸中的不快才豁然冰释。

周总理与张治中饭后，周副主席和林伯渠约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谈话中，周副主席严厉质问张治中，你是南京政府的代表，还是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说，当然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周副主席又问他，你既是南京政府的代表，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还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张治中嗫嚅着说，蒋虽然已“下野”，退居溪口，但军队还在他手上，和谈如果得不到蒋的同意，即使协议达成也没有用。周副主席当即指出，文白先生（张治中，字文白，那时都称字不称名），不知你考虑过没有，你这样只会加强蒋的地位，混淆视听，证明蒋有力量控制南京代表团，控制和谈。接着又斩钉截铁地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和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历经战乱的人民也是不能接受的。这时，张治中和邵力子才明白，周副主席为什么不到机场去迎接。事出有因，是张治中先到溪口见了蒋介石，而后才有机场的怠慢和冷遇！

问张治中我军多长时间能渡过长江

周副主席和张治中等人会见后，4月2日，双方代表按照头天晚上商定的办法，在六国饭店进行个别交谈。周副主席和张治中谈，叶剑英和黄绍竑谈，林伯渠和章士钊谈，李维汉和邵力子谈，聂荣臻和李蒸谈，林彪和刘斐谈。

周恩来与张治中这次和谈是蒋介石在1月1日发表的一篇声明中提出的。在这篇声明中，他一改过去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说什么只望和平能实现，他本人的进退出处，决不介怀。他的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蒋介石之所以此时要求和谈，是因为他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较量，特别是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已处于穷途末路。

针对蒋介石的声明，毛主席于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可以和谈，但要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管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我方虽然同意和谈，但并没有放弃过江的准备。

和谈从4月1日张治中等人到达北平开始，4月2日到12日，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4月13日早晨，周副主席向南京政府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晚9时双方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会上，周副主席首先就草案作了说明，然后张治中发言，表示南京政府发动内战是个很大的错误，然后指出了协议草案中不能接受的地方，并表示将很快拿出修正案。这次会议开了大约3个小时。14日经过一天的研究，张治中拿出了修正案。据张治中后来回忆，这个修正案与原草案最大的不同，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作了若干修正。15日晚7时，周副主席会见张治中，把协议最后定案交给了他。当晚9时，在勤政殿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周副主席就协议定稿作了说明，指出哪些方面已接受了南京方面的意见，作了让步，同时也指出有两点不能让步，这就是改编国民党军队的程序问题和解放军渡江接收国民党一部分地方政权的问题。并让南京代表团转告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何应钦，这个协议是最后的定案。会议开到晚10时许才结束。

当晚南京代表团回到六国饭店，立即开会研究，并决定次日派屈武和黄绍竑带着协议回南京请示。4月16日，屈武、黄绍竑带着协议飞回南京，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夏威等人商议，白崇禧一看协议就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这等于投降，像这样的条件你也带得回来！之后，张群带着协议去溪口见蒋介石，蒋看后拍案大怒：文白无能，丧权辱国！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张治中，拒绝接受和平协定。

早在谈判之前，解放军就已做好渡江的准备，之所以未及时渡江，是想用和平的方式达到胜利，使国家少受到破坏，多给国家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以利于未来的和平建设。和谈既已破裂，于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于4月21日向解放军下达了渡江的命令。

4月20日下午7时，周副主席去六国饭店，礼节性地拜访了张治中，对张治中说，既然南京政府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就只好渡江了。张治中无言以对。临别，张治中送周副主席到楼梯口。周副主席忽然停住脚，回头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你看，人民解放军渡江需要多长时间？张治中思索了片刻说，南京方面有海陆空军30万，又修了几个月工事，我看没有一个礼拜是过不去的。周副主席笑了笑，便握手告别，然后下了楼。

回到中南海勤政殿，周副主席继续办公，看文件，大约在后半夜三四点钟，接到前线指挥部打来的电话，说已渡江成功，并说他们在浦口通过电讯局要通了南京的电话。南京电信局说，他们（指南京政府）早就跑了，我们正等着你们来接收。第二天一早，周副主席让我要通六国饭店电话，找张治中听电话。周副主席又把这一消息在电话上告诉了张治中。

挽留张治中

和谈已经破裂，解放军又已渡江，张治中、屈武、邵力子等人，非常懊丧。特别是张治中，作为首席代表受命于危难之中，本想这次和谈能谈出一个好结果，谁知蒋介石、张群、白崇禧、何应钦等人不识时务，仍然坚持其顽固立场，最后不得不放弃南京，丢盔弃甲，向两广云贵败逃。

尤其使他想不到的是，解放大军渡江之快之猛，更是始料未及。原先对解放军有能力过江，他并不怀疑，觉得那是迟早的事，只不过要费一些时日。因为长江是个天险，是一道天然屏障，加之国民党拥有陆海空30万军队，又修了三个半月的江防工事，虽然军事力量已大大削弱，但还不致一触即溃，另外，长江有外国军舰游弋，美国不会撒手不管。而解放军一无飞机，二无舰艇和大炮，要靠木船渡江，使天险变通途显非易事。然而毛主席、朱总司令一声令下，在邓小平总前委的指挥下，从4月20日子夜起，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发起攻击，硬是凭着木船，强渡长江，一举摧毁了国民党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防线，解放军渡江之快，犹如神兵从天而降。

见和谈已经破裂，解放军百万雄师又已过江，张治中觉得再无留在北平的必要，经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商议后，于4月22日向周副主席和南京表示，准备24日回南京复命。周副主席得知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去看望张治中，恳切地希望张治中能留下来，并说，这次和谈，协定虽然遭到了南京政府的拒绝，双方代表都觉得十分遗憾，但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南京政府内部已四分五裂，今后恢复和谈，估计不是没有可能。即使全面和平办不到，在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和平。张治中仍很犹豫，觉得自己是南京政府派出的，理应回去复命，否则从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周副主席又进一步劝说，以“西安事变”为例劝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你。

周副主席所说的“西安事变”中对不起姓张的朋友是指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不听劝说去见蒋介石，结果遭到了蒋介石的软禁和迫害。张治中对蒋介石翻云覆雨、寡廉鲜耻、心狠手辣早有所闻，听了周副主席情词恳挚的劝说，于是决定留下。南京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决定留下。4月25日，白崇禧派飞机来北平接张治中等人。周副主席邀张治中一同去西郊机场，说要去接客人。张治中问是什么人，周副主席笑了笑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张治中见周副主席说得很神秘，也不好再问，待到了机场，见到“客人”，才知道“客人”不是别人，乃是自己的夫人和其他九位家属，不由欣喜若狂。事后张治中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周副主席的安排。周副主席在得知白崇禧派飞机来接张治中等人后，当即通知了上海地下党，要上海地下党秘密把张治中的夫人及其他家属送上了飞机。

和谈时的几个细节

其一：对六国饭店的安排

前面已经谈到，南京代表团的住地在六国饭店。因此，在南京代表抵达北平的前夕，周副主席即对六国饭店进行了视察，并对警卫、食宿、住房作了调整。

当时，周副主席并未进城，住在香山，进城需要经过玉泉山、青龙桥、海淀镇、西直门、西单、长安街、正义路，才能到达六国饭店。

当时我们车辆少，周副主席进城时，随车警卫处只给我们配了一辆小吉普，前边周副主席乘坐的主车速度一快，后边的吉普就跟不上了，要主车停下来等随卫车，再不就主车开慢一些，让随卫车能跟上。

1949年3月26日，也就是南京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的前一天，吃了早点，我们随周副主席乘车，由香山住地出发进城到六国饭店。那天随卫的是张长胜和申虎城。六国饭店的门和别的门不同，是个玻璃小转门，张、申从未见过这样的门，想先进门观察一下，再让周副主席进去。两人走到门前，一同进入到转门的格子里，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结果闹了个大笑话。周副主席一见哈哈大笑，说，你们真是土八路没有进过城，净出洋相。随即从门格子里把他们拉出来，然后告诉他们，一个格子里只能进一个人，才能转进去，并作了示范。张、申两人这才明白。

进了饭店，周副主席在前厅首先听取了负责接待南京代表团的王拓同志的汇报，然后登上饭店二楼，看了给代表团每个成员安排的房间，以及房间的设备，并对张治中、屈武、邵力子等人的房间做了一些调整。而后又看了看为代表团安排的会议室，最后下楼看了看厨房和餐厅，并与厨师和服务员一一握手，说辛苦你们了。临离开，又再叮嘱王拓等负责接待的同志，代表团的吃住行一定要安排好，要保证绝对安全，这是政治任务，不得有丝毫的马虎。

其二：对勤政殿的安排

中南海勤政殿，是1949年与南京政府代表团正式会谈的地方，会场布置既要严肃庄重，又要得体大方，不能随意而为，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需要有正式会谈气氛，因此，周副主席非常重视。

3月26日，视察完六国饭店，周副主席又驱车前往中南海勤政殿。需要进新华门，我们随周副主席进新华门时，警卫没有让停车检查，车一直开进去，直到丰泽园才停下。这时，周子健、齐燕铭和城工部的人已在那里迎候。周副主席一下车就问齐燕铭，进新华门警卫为什么不示意停车检查，你们进门是不是也这样？齐燕铭拿出几个小圆牌给我们戴，说他们是凭小圆牌出入。周副主席看了看，小圆牌是铝质的，上有“出入证”三个字，背面编有号码。周副主席说，这怎么成，小圆牌丢了，别人捡去戴上，不同样可以进出！并指示，马上换上纸质的，印上姓名、年龄、性别、单位，今后还要贴照片。接着又走进丰泽园、颐年堂，到里面看了看，那里只有一个小便池，连洗手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又去了勤政殿。

勤政殿在一个小院子里。到勤政殿需要先上几个台阶，进院门后再上几个台阶，经过长廊才能抵达正殿。正殿较大，较宽敞，中间摆着一张半圆形的长桌，据说当年袁世凯曾用他做过办公桌，傅作义也用过。其他布置也都是原来的样子，未加任何改变。周副主席又走进两边的房间看了看，出来说，行。国共双方正式会谈就在这里举行。同时决定西边给国民党代表，东边给我方用，对会谈布置，也都一一作了具体安排，然后才离开勤政殿去北京饭店同刚到的民主人士谈话。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1-05/03/c_121372469.htm

2011-05-01 20:25:58

主题: [转载]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

同张国焘斗争 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

连载：贺自珍的风雨人生　 作者：王行娟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然而，就在全党、全军上下一心，共渡难关的时候，革命又遇到新的、更严重的挫折，这就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毛泽东说过，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这句话一点都没有夸大的意思。当时，红一方面军已经同国民党的军队苦战了八九个月，伤亡很大，精疲力竭，急需得到战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可是张国焘却凭借他手上人多枪多这张王牌，向党要权，拒绝统一行动。这无疑在已经很困难的红一方面军的背后，又插了一刀，把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往深渊里推。

贺自珍清楚地记得，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面红光，像个阔老板。他常常做作地哈哈大笑，装出一副豪爽的样子，实际上是皮笑肉不笑，给人一种虚伪的感觉。贺自珍对他印象并不好。这个人参加革命很早，是建党时期的党员。可是，他在南昌起义时表现不好，先是反对起义，后来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南昌起义是错误的。以后，党中央派他到鄂豫皖苏区，领导第四方面军，他不请示中央，擅自放弃了这个根据地，退到陕西、四川一带。当地农民起来支持红军，四方面军的队伍扩大到八万。他把这些功劳都归于自己，神气极了。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的两河口会师时，张国焘的无礼态度，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很有意见。这些，毛泽东听到后，皱了皱眉，默不作声。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公开反对中央早已制定的北上方针，提出要到川康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还公然向中央伸手要权，借口王明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恶毒攻击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和军委的路线不正确，要求改组军委。

对张国焘的野心，政治局的同志都反对。有的人十分愤慨，说他要夺中央的权。毛泽东认为，张国焘的手下有四个军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

毛泽东分头找政治局的同志谈话，商量怎么办。

张闻天说：“那就把我担任的总书记的职务让给他吧。”

毛泽东说：“那不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不能给他，这样革命的政治方向都会改变了。”朱德和周恩来也提出，把自己的职务让给他。后来他们讨论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以后，在毛儿盖会议上，又决定成立一个统管一、四方面军的总司令部，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处理日常的军务。由朱德担任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可是张国焘嫌这个官小，没有实权，仍然不满意。

对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政治局的同志都反对。有一次，毛泽东回来，对贺自珍谈起会议上大家激烈反对张国焘的意见的情形。他说：

“博古在会上批评张国焘，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他说，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定脚跟，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

“张国焘说什么？”贺自珍笑着问。

“他气死了，在会上暴跳如雷，大喊大叫。”

以后，张国焘终于撕下他的假面具，成立了伪中央，自封主席，还通过决议，把党中央主要领导开除出党。他还狂妄地要中央以北方局、右路军名义向他报告工作。

为了教育、挽救张国焘，为了保存左路军这一支革命的军队，毛泽东真是费尽了心机。他既要严肃批评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错误，又要给他出路，劝导他取消第二中央，争取他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就在过草地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由毛泽东授意或亲自草拟的给张国焘的电报，一份接一份地拍发出去。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一直拍到他终于回到陕北为止，加起来都有厚厚一大摞了。张国焘在西康混了一年多，军队从八万多减到三万多，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等到他终于来到陕北保安时，只剩了万把人。

张国焘来到陕北后，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1937年3月底，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批评他的错误。在开会之前，毛泽东把张国焘请到自己的住所来，同他长谈了一次。

当时，毛泽东和贺自珍已经搬到延安的吴家窑洞居住。这是平地箍起来的石窑洞，一排四孔，坐北朝南，其中三孔窑是相通的，右边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左边是书报室，中间的一间，用木隔扇墙隔成两间，外间是会客室。毛泽东就在会客室里同张国焘谈了一两个小时，耐心地指出他擅自把队伍拉到西康，和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要他深入地进行检查。张国焘当即承认自己是犯了错误，还掉了几滴眼泪，表示一定要改正错误。可是，他又说，怕从此以后，自己威信扫地，再也抬不起头来，今后无法再工作了。毛泽东又给他讲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他打消顾虑。张国焘听了毛泽东的话，似乎思想通了，走的时候露出一副很感激的面孔。可是他走了以后，也不知道在原来四方面军的干部中搞了些什么名堂，参加抗大学习的一部分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中央批判张国焘表示不服，差点儿闹出事。

后来，贺自珍听毛泽东说，张国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头一天痛哭流涕，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第二天又把自己昨天说的全盘推翻，根本不认账。

毛泽东感叹地说：“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

这块顽石终于点不了头，张国焘最后还是叛变了革命，叛变了党，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毛泽东争取、挽救张国焘的工作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使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分清了是非，认请了张国焘的真面目。张国焘最后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带走，可见他是多么的孤立。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01/c_1213677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