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蛋奇兵粤语在线:为什么是鲁迅（By 晕眩）

在百度百科编辑鲁迅的词条，然后就又想起晕眩来。我说不出多少
鲁迅的东西，但他能，而且总是能说到心坎上。幸好新浪的论坛尽管
几经波折，但先前的精品文章还在。否则，新浪真的又是罪恶滔天了。

为什么是鲁迅，而不是其他什么人被称为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好吧，旗帜这个词容易让某些人神经过敏，不说那么高大，说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总不会错，无论按那种说法，胡适，陈独秀，鲁迅作为五四文化运动的导师这一点是不会有疑问的，他们三人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最早的启蒙者，应当享有同等伟大的地位，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似乎有某种感觉是鲁迅被神化了，被抬高了，这一点同样毋庸置疑，他是被神化了，被神化的也不仅仅是他，还有更多的人被神化和鬼化，今天看待鲁迅，正是要从这种神化中把他解救出来，还他以人的本质，应当说作为一个文化人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人，这一还原的工作并不难做，而且没有太多的阻力，正因为如此，难免有矫枉过正的反弹，这里包含着什么样的感情色彩和功利目的暂且不论，本身而言就已失去了观察鲁迅的正确方法，的确，中国只有一个鲁迅，这是中国莫大的悲哀，这样的悲哀不是要由谁来负责，只是一个既成事实，我们本应拥有不止一个鲁迅，还应当有胡适，陈独秀，章太炎等等同样伟大的名字，这才是我们今天反思鲁迅现象的真正目的，而不是对鲁迅的单纯否定。

现在已没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打破砂锅似的探究，太多的文章已经作出了回答。问题是我们研究鲁迅的方向对了吗？鲁迅仅仅是只有战斗性的一面吗？他就是一把匕首，一枝投枪？一个战士？他的风格是什么？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他为什么要骂？我们长期以来只是单方面的注意到了他刻薄，好斗，似乎正象他说的一个也不宽恕的枪手形象，而没有去深究这种形象背后隐藏的是什么。这一方面是长期宣传的侧重点，过于突出了他战斗的一面，以至于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另一方面不得不认为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带了偏见当然无法正确的得出结论，已至于产生鲁迅骂街，鲁迅是文阀的可笑结论，说这个话的人，我敢说不是没看过鲁迅的全部作品，就是对三十年代那一段历史的不了解，甚至于我可以断言相当的一部分人仅仅是靠中学语文课本的那十几篇选文来认识鲁迅，判断鲁迅的。这也毫不奇怪，在我们的心目中，语文课本总是不会错的，也是最有印象的，入选的必是精品无疑。我不敢说这样的思维方式如何幼稚，但拜托读一读鲁迅那怕是比较分散的选篇。以往研究鲁迅的倾向性现在看来已很明显，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鲁迅（我不敢说是虚假），他的完整性表现在各个方面，也许我们原来看到的并非主要方面，中国历史的失真现象不是仅仅表现在鲁迅身上。

鲁迅给了我们什么？主要的不是他的作品本身，更不是所谓的他骂街的风格，而是透过他的作品的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他的核心是一种对现实怀疑，以及把这种怀疑转化为行动的勇气，这其中蕴含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当拥有的良知，这样说也许有酸叭拉叽的感觉，但我想问，现在还有谁有这样的勇气？（也许有一定的良知？），三十年代对于中国的文化界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年代，并不仅仅是鲁迅有这样的勇气和良知，还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等一大批人，这样的抗争和思索是前所未见的，他们这一群体几乎完成了对中国的一个近代化启蒙过程，在他们之后，中国还有过这样的一个群体吗？

鲁迅仅仅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不是全部，只有鲁迅也远非中国近代文化的全部，他的风格只是众多风格中的一种，他的努力只是众多努力中的一个，他的骂街也只是众多骂街中的一个，但这无损于他的伟大和存在的价值，正如今后有人和他同样伟大甚至超过他时，他也丝毫不会在这些人面前褪色，因为他已经现示出了他的意义，正如李敖所言：骂我的人已经在心中为我立了碑。

鲁迅只是在骂街，这似乎是某些人观察鲁迅后得出的唯一结论。我只能理解这是一种错觉，就如有的人永远不骂街也让人觉得不过瘾一样，事实上鲁迅是选择了这样一种相对激烈的说话方式，我们无法深入到他的内心去探究他真实的想法，也许是他的性格使然，也许是他有意选择这样的方式，也许还有别的动机或苦衷，但无论怎么说，这只是一种形式，他选择了杂文作为他传播思想的导体，这一选择本身就有着很强烈的砰击性和火药味，不错，他可能伤害了论敌，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副作用，但他下的是猛药，这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病入膏荒的现实，而他认为慢慢的煎中药已无法医治这一重病，因而采取了这样一种可能有效却风险极大的做法，这里冒风险的恰恰是他本人。

三时年代聚集在中国大城市中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数量是空前的（到目前为止也是绝后的），那时各种流派，各中思潮之间的对话异常的频繁，这对于鲁迅晚期思想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前期鲁迅对于中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揭批上，既后来所谓的文明批判和社会批判，但三十年代他移居上海后，他的写作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剖晰上，而与他论战的除去一部分是意识形态味很浓的政论型的问题外（如与左联的论战，当时左联的大部分人都卷入其中，包括后来对鲁迅大树特树的郭沫若，周扬等人），大部分是对各种新旧知识分子在新文化的旗帜下贩卖旧传统的行为进行剥皮式的揭露和批判，这里涉及个人恩怨的很少，在这场泥沙俱下，唇枪舌剑的大论战中，鲁迅也并不是全对，他也有很多的失误和不正确之处，这只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鲁迅的时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而鲁迅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当时启蒙的核心是反封建，具体化为反传统，正因为传统的力量之大，根基之牢，才迫使鲁迅提出了费尔泼赖应当缓行这样过激的口号，才会出现把传统一棍子打死这样过激的言行，这个破的过程肯定是一个与谬误同行的过程，不如此则无法立，这应当是鲁迅偏激的一个原因。对事如此，对人也如此，即便在当时，他的某些做法也不见得是正确的，比如把施蛰存说成十里洋场一阔少，比如对俄国革命的赞颂，再比如在和梁实秋争论过程中的一些提法，都大有修正的余地，而在鲁迅成为旗手后他的一些片断言论被用来做为对一些人下政治判决的依据，这些都是鲁迅对后世起的反作用，但鲁迅本人与此无关，至于他的作品中表达的错误思想，当然应当摈弃，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同样对他适用。

鲁迅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年代，一方面中国面临亡国的现实危险，另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活力四射，经济较为繁荣的时候，这种表面繁荣的下面隐藏的是深刻的社会危机，鲁迅一生不遗余力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和批判，这方面他取得了比其他人更重要的成就，（当然在其他方面他可能逊色于他同时代的其他几位文化人），从鲁迅早期的作品到他晚期的杂文，无不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事实上，三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两大问题是救亡和启蒙，很不幸这两大难题同时摆在了中国人面前，中间没有一个回旋的余地，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根据自身的理解，选择了不同的主题，而毫无疑问鲁迅选择的是启蒙，这很难用好坏来说清，后来鲁迅死后救亡成为唯一主题，这也是对的，不象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什么救亡压到启蒙就如何如何，当中国因此失去近代化启蒙的机会也是无疑的，在鲁迅死后，中国在也没有象鲁迅这样以启蒙为己任的思想家。

现在我们的现实仍旧是启蒙的问题，这从鲁迅的一些重要作品仍未失去现实意义可见一斑。例如阿Q的形象，例如看客的形象，例如孤独者，在酒楼上中表现出的苦闹和彷徨，例如拿来主义，例如在娜拉走后怎样里对于人的经济权利的探寻，等等，看着这些文章，看着我们周围，不禁使我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超越过去的时代了吗？我看在很多方面，特别是人的精神状态方面，我们和鲁迅的时代还有很多的相仿之处，不然我们不会对阿Q有那么深的体验，不会对看客有那么多的共鸣。莎士比亚在思想上可以瞑目了，他所倡导的已经得到实现，鲁迅还不能瞑目，他所揭露的仍然存在。

鲁迅不是完人，任何人都不是，他的作品中不乏失败之作，如故事新编，如他的某些小说，承认这一点恰好是对鲁迅的真正爱护，我们不会在回到靠钦点来善恶的年代，而这丝毫也不损鲁迅的伟大，这是还他以人的本色，他不是神，正如梁实秋不是鬼。

为什么会是鲁迅，这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只有鲁迅，这是一个太让人心酸的问题，好在我们还有鲁迅，这是一个让人庆幸的结果，鲁迅是一种符号，是一种表达，是一种象征，他完全超越了周树人这个人本身，他的存在，不至于让我们忘记了七十年前的那一段黄金时代，不至于让我们忘记了那一群优秀的中国人，不至于让我们完全忘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虽然他的力量远没有我们想象和希望的那么大，但毕竟是一种力量。

我永远尊敬鲁迅这样的人，但不是因为他会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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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这一点无论是在他的文章中还是在他的日常声活中都有所体现，当然，文风不一定能真实全面的反应一个人的特点，其中有很多造作的成分，在生活中可能多一些真实。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与许广平的家庭争吵，都从一个側面反应出他的一些性格缺陷，当然，这种缺陷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反应在他的文章上，就是一种尖锐，刻薄和直露，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杂文这一文体造成的。现存的一些回忆录上看，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是否就象他自己说的一个都不宽恕，很难讲。事实上他生活中有很多朋友，但他绝对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也许他不再乎在论战中对他的朋友进行挖苦和打击，但别人不可能不在乎这一点，这也使鲁迅长时间的陷入苦闷和孤寂之中，他特别喜欢喝酒且经常喝醉也许可说明这一点。值得尊敬的是，在对待原则问题上他从不妥协，他一生中重要的几次论战，很多就发生在朋友甚至战友之间，他和左联的激烈碰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鲁迅一直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一直没有真正介入政治，这也是当局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倾向性仍相当明显，对左联的影响相当大，并一直被视为导师。鲁迅与左联之间的恩恩怨远，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这大体上是因为左联的领导者很多成为中国文化界的官方代言人，而鲁迅是钦点的旗手，这种矛盾是这一话题成为禁区，好在近年已有了很大的松东，这是人得以透过历史的迷雾来认真观察这一段历史，从中多少可以透露出鲁迅对待左联的态度。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激怒了激进的左翼文学青年，这其中的代表是创造社的成仿吾，郭沫若等人，创造社与共产党之间也非绝对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种种纠葛至今仍处在一种尘封状态，文革中的很对耐人寻味的事都与创造社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但创造社的骨干的亲共反蒋是明显的。经历了二七年的血火洗礼的激进青年，彻底抛弃了曾经作为他们传统的浪漫主义，转向了对现实的批判和怀疑，他们对所有的新旧作家进行了清算，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被誉为青年导师的鲁迅，这样以二八年冯乃超在《文艺批评》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始，左翼文学青年对鲁迅进行了一场声誓浩大的围剿，由此拉开了鲁迅与左联之间的大论战的序幕。

应当承认鲁迅对于青年是爱护的，而不论这些青年是左派还是右派，并且他与青年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徒关系，因此当冯乃超的文章见诸报端时，鲁迅心中的震惊可想而知，尤其是文章中不符实际的人生攻击，更让鲁迅困惑。例如冯乃超在/？《意识与社会生活》一文中说鲁迅是：“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无聊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在成仿吾随后写的一篇《毕竟醉眼陶然罢了》一文中，更把鲁迅说成： “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这些话无论如何让鲁迅难以接受，可以说鲁迅和左翼青年的这场论战是被迫的，他手里有犀利的言辞，但不愿对青年们使用，他把青年与论敌分的很开，但时已至此，鲁迅已退无可退，应当说他最初的反击是温和的，尽管这种温和里不乏鲁迅似的挖苦，他最先的一篇反击文章是二八年发表在〈语丝〉上的〈醉眼中的蒙胧〉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对创造社青年们所持的“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过激言行进行了批判和劝导，但用词基本属于客气一类，不见太多的火药味。但这篇文章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遭致了左翼青年更大的围攻，这恐怕是鲁迅始料不及的。

白若水在一篇，名为〈谈中国现在的文学界〉的文章中，对鲁迅进行了嘲讽，如文中说：“成仿吾的。。。。冷嘲热讽，。。。只对于冥顽不化者有必要；老头子的确不行了。。没有勉强的必要和可能。。各走各的路好了。”这其中已经失去了对一个导师起码的客气，但鲁迅仍保持着冷静，他只是写了一篇辩解式的文章〈我的态度气量与年纪〉，行文更加温和，这并未使创造社诸人善罢甘休，他们以更恶毒的口吻开始对鲁迅进行文化围剿，才用的形式除了杂文，甚至还有漫画（如叶灵凤），而郭沫若在一篇名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遗孽〉的讨伐文章中，公然谩骂鲁迅为“二重式的反革命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用词之毒辣可谓空前，正是这样的局面，迫使鲁迅进行了反击，他指责创造社诸人把革命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出一副极左倾的凶恶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鲁迅进行了反击，但仍是劝导式的，这与对待梁实秋等人有质的区别。

应当说与左联的争论并非鲁迅的本愿，这一系列论战是他失去了不少青年朋友，但鲁迅是一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他没有退缩，而是奋然应战，在二七年的腥风血雨中，鲁迅是一个孤独的清醒者，他不但忍受了寂寞，更忍受了他所喜爱的文学青年对他的无端指责和更多的他无法辩白的莫须有的罪名，我们不难想象，只要其中的一项成立，鲁迅将会变成怎样的牛鬼蛇神。而左联的青年作家们对他的攻击的程度也是空前的，廖沫沙说鲁迅：“。。。。掺有毒，散布了妖言。”徐懋庸说他：助长恶劣的倾向，眩惑群众。社会日报说鲁迅：“。。。。新近得了一笔钱，来源不明。”孙奥说鲁迅是靠：“自吹自擂来捍卫社会。”等等，不一而足。

很多人认为鲁迅有着天生的偏激和好斗的性格，但从他与左联的一系列论战来看，这是一种假象，鲁迅更多的是克制，清醒和忍耐。之所以会造成错觉，是由于宣传上的偏差，过分强调了他战斗的一面，从鲁迅写的那篇〈醉眼的朦胧〉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观察无比锐利的预言家，很多事被他不幸而言中，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挑起事端的文学青年们的易怒和浅薄。

鲁迅之所以是鲁迅，不在于他一时的伟大，更不在某个人的吹捧，而在于他的精神，正如先生的一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在他与左联的一系列论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孺子牛的形象，青年永远不会是真正的敌人，永远不用横眉冷对，鲁迅之为鲁迅，原因大概也在于此罢。

和鲁迅一样，陈独秀，胡适也是这样的孺子牛，可惜，只剩下了鲁迅，拜托，我们还剩下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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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因为鲁迅而成名的人中间，梁实秋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位，虽然从道理上来说，他完全没有必要靠鲁迅的笔伐而成为名人，他有成为名人的独立资格。但事实却是中国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梁实秋的了解仅限于鲁迅的几篇杂文，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鲁迅给他戴上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定帽子了，而在现在，似乎对一位七十年前活跃于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人们宽容了许多，也逐步有一些关于他的作品的介绍和对他正面的评价，但这不可避免又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对梁实秋进行重新评价时，人们似乎需要对鲁迅表达一下不满，鲁迅与梁实秋进行论战的几篇著名杂文，给人于鲁迅极端刻薄，文风恶劣的感觉，也成为攻击鲁迅最得手的现行材料，真象究竟如何？在没有具体看清楚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前，还是应当保持平常心。因为这是一段被扭曲过的历史，扭曲的原因是为了充分展示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根本正确，而刻意地隐瞒了本应公之于众的某些事实。

谈到鲁迅，梁实秋是一个绕不过的存在，虽然在鲁迅的论敌中，梁实秋并未耗去鲁迅太多的笔墨，但与梁实秋有关的篇目却是鲁迅后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实秋，浙江人，191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新月派代表人，曾与徐志摩，闻一多一起创办新月书店，《新月》月刊主编，主要作品有《雅舍小品》及续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49年后任台湾国立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87年逝世。梁实秋和其他一些后来去了台湾或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如林语堂等人），曾经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主将，他与鲁迅的论战，是左联与新月派思想摩擦的主要体现，这场论战在经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雨之后，到今天以经很难给双方下一个正确与错误的评价，事实上这只是一次思想的交流，虽然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双方都动了肝火，都用了一些不理智的语言，相对而言梁实秋在形式上更为温和一些，鲁迅则更更为激动，当这也只是一个表面，假如我们真实地去探究一下这场论战里包含的实质意义，可能就不会更多的为这样的表象所迷惑。

鲁梁论战源于二七年鲁迅的一篇名为《卢梭与胃口》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梁实秋同年在《复旦旬刊》上发表的《卢梭与女子教育》一文，主要是鲁迅对梁实秋以个人的喜恶来评价历史人物表达了不满，但这篇文章完全是一种平和商榷的态度，没有半分火气，更没有给梁实秋下任何断语，但这篇文章却拉靠了鲁梁论战的序幕，在随后的时间里，两人围绕文学是否有阶级性，翻译中的硬译问题，批评的态度三个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时成为上海的热门话题，随着争论的升级，左联也被卷入，公开站在鲁迅一边，对梁实秋口诛笔伐，最终出现了后来被奉为鲁迅经典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令梁实秋不堪其辱，此文后来也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并作为重点篇目。

实际上，鲁梁论战的真正意义被掩盖了，鲁迅在这场论战中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很明确，并就此写了几篇精彩的杂文，重要的有《文学和出汗》，《硬译与文学阶级性》两篇，梁实秋也有重量及的文章，如《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这些文章即便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有辩论价值的，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实在的体现了辩论的实质意义，梁实秋所言的“文学没有阶级的区别，无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都是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的论点，应当说很有说服力，其论证也很独到，但鲁迅抓住梁论据中“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穷人为劣败的渣崽”这一说法，指出梁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说话，因而他的作品也有了阶级性，双方你来我往，应当说十分精彩。至于硬译的问题，则是一个关系到语法的问题，鲁迅提出他的硬译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输入新的语法与叙事结构，而梁则认为，鲁迅的翻译是败笔，“谁能看得懂这些希奇古怪的句法呢？只能让人硬着头皮看下去。”这是一个纯学术的讨论，冲后来的结果看，梁说的更有道理，但鲁迅的硬译有着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与鲁迅的思维是一惯相承的，似乎也无可厚非。

到此为止，应当说双方的争论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氛围中进行，虽然双方都使用了一些挖苦，讽刺的文字，都没有太出格的地方，毛病出在左联的介入。这一介入使得双方的争论在一瞬间变了味，双方都应此失去了理智，使得这一本来很平常也很有意义的辩论最终以骂街收场。

左联的冯乃超双方争论最激烈的时侯，在《拓荒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阶级社会》的艺术的文章，主要是针对梁实秋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观点加以批驳，这篇文章站在鲁迅一边，对梁实秋进行了大量的挖苦，最后称梁为资本家的走狗，这一下激怒了梁，他在《新月》上写了一篇反击文章《资本家的走狗》，给予反驳，这一反驳将鲁迅牵扯进去，在文章的最后，梁实秋写了这样的话：“至于走狗。。。如何到XX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怎么知道呢？”，这里的矛头所指，已十分明显，这同样激怒了鲁迅，进而导至了那篇著名的讨伐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出台。

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也许根本就是一个误会，不管怎么说，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转变成骂街，鲁迅的用词固然刻薄，但鲁迅遵守了游戏规则，而梁实秋则出格了，他没有守住学术辩论的底线，鲁迅骂梁是资本家的走狗，仅仅是骂而已，可能有的是愤怒和偏激，但对梁本身不会有太大的现实影响，至于后来拿这个大作文章，和鲁迅没有关系，即便他不说这个话，梁也免不了这一劫，而梁皮里阳秋的说鲁是到XX党去领卢布，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这篇文章出台是二七年十一月，不难想象，这个罪名一旦成立，对鲁迅而言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好比现在我骂你是无产阶级的走狗而你说我是到中央情报局取美金一样，梁在文格上输给了鲁迅，这是无疑的。

风雨沧桑，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场论战，可以说没有胜利者，细究其中的片言只语没有任何意义，孰是孰非，今天的人就明白了吗？

鲁迅不是完人，但他是一个坚守信仰的人，谁都知道在这场论战中鲁迅的立场更具危险性，但他没有退缩，捍卫了自己的立场，他的人格力量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鲁迅的精神，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有谁有这样的勇气？

象鲁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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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是什么，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强调了他战斗的一面，过于把他自己所说的匕首和投枪的作用给于无限的放大，造成这样一种错觉，鲁迅就是一个战士，他的目的就是战斗，除此而外没有别的，虽然也谈鲁迅的思想，但这种思想早已演变成他性格的附庸，毛泽东曾有一句评价鲁迅的话，那就是：“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句话近乎成为半个世纪以来对鲁迅的唯一正确的评价。自然，这句话并不错，可他带有太大的普遍性，纵观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整个群体都处在这样一种“有骨气”的状态，决不独鲁迅为然，这应当是对那一时期以鲁迅为首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综合评价，而鲁迅的思想的精髓是什么，一直是模糊的，长期以来强调的也仅仅是他的精神，这种精神最终演化为一种钢铁般冷硬的面孔，不但失去了思想，甚至于失去了他的精神的真正含义。

还本归源，在经过无意识的狂热之后，应当冷静下来，重新对鲁迅进行清算和思考，这种清算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一个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鲁迅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整理，以从中提炼出真正闪光的东西。

从鲁迅作品的年表中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真正成熟是在二十年代以后，经过女师大学潮，刘和珍等人被无端杀害对他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冲击，他夜正是从那时起开始直面残酷的现实，而在与众多文人的论战中，他不断地通过辩论丰富了自己的思想，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观察中国的方法。而在此之前，他的表现并不是很积极，当时的名气不仅比不上陈独秀，胡适，甚至也不及周作人，当然这不只是个名气的问题，实情也是如此。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后来被誉为中国第一篇反封建的战斗檄文，这实际是一种人为的拔高，相比起同时期陈独秀等人的呐喊呼号，鲁迅的这第一篇小说其实并不十分的显眼，他的真正爆发是以《阿Q 正传》的完成作为标志，而以女师大学潮事件为转折。

北京女师大的学潮对鲁迅的震撼是巨大的，这是他第一此亲身投入到学生运动中，而且第一此体会到了生与死的残酷，也正是在这此学潮中他与许广平产生了爱情，这几件事，加上早年受尼彩的影响，造就了鲁迅鄙视传统，怀疑权威的勇于入世的生活态度，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国民性中麻木而残忍的看客心理和阿Q式的状态，这促使他一生以揭露和批判国民性为己任，从最初的《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到《药》《示众》等小说，从《坟》，《热风》等一系列的杂文集到《野草》这样对生与死进行极端思考的散文，鲁迅对于生活的悲凉与国民的麻木的体验是无与仑比的，到他的晚年，这种阴暗的感觉更加明显，尤其在他著名的散文集〈野草〉中，他有这样的话：“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吞没，那世界会属于我自己。”这理蕴涵着的那一份悲情，也许只有他自己才体会得到。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喧闹繁华的东方巴黎，而鲁迅恰恰在这样的氛围中体会这孤独，但他的这种孤独并没有超脱于现实之外，他是一各悲观主义者，这从他在一系列杂文中表达出的对革命成功后的忧虑和对现实的极端厌恶中可见一斑，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从他不遗余力地深入到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批判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一种改变，在他的理想与现实产生激烈碰撞的时候，他毫无疑问会体会到别人体会不到的孤独和悲哀。不但在他的事业中是这样，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于朋友的争吵，与兄弟的反目，与战友的决裂，甚至与许广平的磨擦，都使鲁迅陷入到无助的孤独境地，鲁迅对鬼魂特别感兴趣，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鲁迅研究者夏济安就曾指出，鲁迅的身上背负着鬼魂，“他对鬼魂的形象就是一种偏爱，很少有作家能以如此巨大的热情来谈论这些令人毛骨竦然的话题。”的确，鲁迅的小说中散发出的阴冷之气是在别的作家身上所罕见的，也许在鲁迅的眼里，现实就是一个黑白颠倒，麻木不仁的幽灵世界。

鲁迅的散文集〈野草〉是鲁迅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并不是其他的那些战斗檄文，他在理面对人生提出了全面的怀疑，例如他在野草中写到：“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没我，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我的心也曾经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虚空了，但有时故意的填以没耐何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空虚中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仍是空虚的暗夜。”“。。我只得由我来肉博这空虚的暗夜了，但暗夜又在那里呢？。。。。以至于没有真正的暗夜。绝望之于希妄，正与希望相同。”从这些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孤独者的内心独白，鲁迅怀疑一切，怀疑光明，甚至怀疑黑暗，在他笔下人生仿佛是一个似茫然无边的宇宙似的黑洞，永远也走不到尽头。如果说连光明与黑暗的存在都是怀疑的对象，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坏疑，不敢怀疑的呢？可贵的是，鲁迅并不是单纯的怀疑，没有因这种怀疑而走进一个虚无缥缈的世外桃园中。同样在散文集〈野草〉中，他还这样写：“叛逆的勇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和现在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难，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抗争的信念和必胜的自信，典型的鲁迅式的不妥协思维，这样的人定胜天式的乐观主义主义，后来被无限夸大，而造就了大跃进式的闹剧，没搞明白的是，鲁迅在这里表达的前提是一种对现实的悲观主义的态度和对现存事物的怀疑，假如这样的乐观主义是建力在对现实无限满足的自我表现虚幻中，那必然导致陷入无意识的狂热中，中国革命在建国前后两种完全不同的乐观主意，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建国前是在残酷的现实和被剿灭的边缘的乐观，建国后则演变为形势无限大好的判断下的进一步乐观，失去了前提，结果可想而知。

鲁迅一生在与论敌博斗，他与几乎所有的与他同时代的著名文化人搏斗，与几乎所有的文化团体和流派搏斗，与周扬等四条汉子搏斗，与托派搏斗，与左联搏斗，在他眼里，几乎达到了存在的就是敌人的地步，这些所有的碰撞，都是因为他的怀疑，其中又包含着他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他不是一个枪手，开枪不是他的目的，而只是手段。他的所有思想和谬误，都隐藏在这种与光明与黑暗同时进行的搏斗中，他实现了诺言，战到了最后一枪一弹，直至被黑暗吞没。

鲁迅是我心中永远的一座纪念碑，尽管碑文有些模糊，碑身有些残缺。
他正如寒风凛冽中的一束野草，给这个冰冷的世界带来一丝春天的希望。
正如他所说的：“于是，我又举起了投枪。。。。”
鲁迅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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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使得封建势力在中国是如此的强大而坚不可摧，五四以来以鲁迅，陈独秀，胡适为首的一代优秀知识分子，无不以反封建为己任，充满热情地投入到这场以五四为发端的启蒙云动中，可以说这一代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最优秀的群体，他们大多学惯中西，崇尚自由，敢于思考，鲁迅不过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们无论政治信仰是如何的不同，学术观点是如何的对力，甚至于有着这样那样的私人恩怨，但无一例外都拥有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群体。

但他们的命运却没有回报他们的赤诚，这不得不让人为之嘘吁，除了早亡的鲁迅，除了流亡海外的那一部分，除了登上政治舞台的郭沫若，他们都没能逃过五十年代的那场劫难，成为阳谋的牺牲品，用如此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毁灭性打击，肯定是空前的，但愿是绝后的。

五四精英中，陈独秀是另一位杰出的代表，在鲁迅之前，陈独担负着向封建势力进攻的主要工作，从他创办《新青年》伊始，就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己人，在“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下，向两千年的封建传统猛烈开火。与鲁迅不同的是，陈独秀的主攻方向是政治，这使他甚至比鲁迅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他致力于唤醒民众的参政意识，在对国民性的探索方面进行的比鲁迅更早，正是他第一个提出了“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的观点，他所说的 “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的口号，至今仍发人深省，震人耳膜，他从西方引进了人权，进化论及马克思主义，为科学与民主殚精竭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说，鲁迅受陈独秀的影响相当大。陈独秀后来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他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这是他最大的悲剧，但他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他为中国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也为了他所倡导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但他终于没有得到原谅，在孤寂中结束了难以名状的一生。

如果说陈独秀是一种斗士的形象，那么胡适就更具导师的风采，他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的思想，而在于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中国的完全胜利，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使中国彻底抛却了坚涩难懂的文言文，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我们可以看看他在著名的文章《文学改良诌议》中的八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模仿古人；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呻吟；5，不用滥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字俗语。这就是著名的八不主义。现在看来这是太简单，太平常了，可就是这在今天看应当是小学生学的东西，在当时却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胡适性格温和，不再乎别人的议论，他在一片嘲讽声中开始用白话创作文学作品，他写的东西很多都不成功却是开风气者，后来他的追随者大部分都在学术上超过了他，“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不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太多了，假如要列举，徐志摩，郁达夫，闻一多，陈寅恪，马寅初，储平安，冯友兰，梁思成，钱钟书，矛盾，废名，戴望舒，刘半农，冯雪峰。。。。。等等等等，每一个名字后都有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都有一段辛酸，都是不朽的名字，他们后来的遭遇，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大无可弥补的损失。

五四精神能够永存吗？
我相信，他们不会白白付出本不应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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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鲁迅到这就算写完了，本来还有几个题目，例如与周作人的恩怨，与四条汉子的论战，围绕阿Q的争论等，但写多了难免变成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想想算了，还是不要剥夺别人的阅读乐趣，该打住时就打住，老在一个问题上绕圈子，是会让人生厌的。
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但我已说得太多了，也就此宣布我也告一段落，但不会就此不再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