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守望先锋 到我这来治疗:非理性经济学论 北大CCER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15:12:42
――《给中国一个大智慧》有关非理性经济学基础理论部分摘要
把人类建立在“概念系统积累”基础上的人脑理性思维光环，看得高于一切的美国科学界，近年来也有少数科学家开始注重拓荒另一种前沿科学领域，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总是存在着那么多的“不合逻辑性”和“不确定性”的非理性行为选择？又如何在人类“不确定性”的精神、行为领域把握其“确定性”的规律？
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他创立的“前景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现代人在经济生活中的某些“不确定性”行为，由此发现了几条原则，被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予高度评价，并荣获２００２年度诺贝尔大奖。卡尼曼是杰出的实验心理学家，但是他的理论建树在人类浩瀚的“不确定性”和“不合逻辑性”的精神领域，也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且，作为实验心理学方法他只能依靠点滴积累，来逐步拓荒。
那么，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有没有一个总的理论根基呢？在他已经发现的少数原则和尚未发现的更多原则里有没有一个总的原则呢？在人类“不确定性”的非理性精神领域究竟有没有一种可以有效操作的总纲呢？我们就此再深入一步展开人脑“综合知觉积累”的研究。由此发现了人类非理性决策的一个核心规律。如果把这一核心规律引入市场决策领域，不仅能创造经济效益，也会引发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人的大脑“综合知觉积累”与“概念系统积累”形成原理及其互动关系，因摘要篇幅限制省略）
人的综合知觉与行为决策关系的实践表现
中国河南农村有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名叫史来贺，任职５０多年，经历十多次选举，始终赢得群众拥护。原因就在于他把每一个村民像亲人一样装在心里，带领村民一步一步走进了中等发达国家才具备的富裕生活。为了体现执政党对群众的关怀，他实现了“只要有一户村民没有搬进别墅他就不搬进新居”的诺言；他与村民签订的办企业“书记担风险、村民得利益”的“不公平”合同，感动了所有村民。直到他死后，人们仍然把他当做永远活在心里的“老书记”。从这里人们会发现：史来贺领导村民办企业的成功范例与西方的经济学、管理学构成了悖论。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的科学管理，必须以理性目标为核心构建“利益分享、风险分担”的责任机制，才能激发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而史来贺则“反其道而行之”。但是，事实又表明他是成功的，他用他的方法真正调动起了全村老少１０００多人的积极性。这里，究竟包含着什么道理呢？首先，请全球科学界允许笔者把上述事实看作是一次毫不掺假的最真实的“科学实验”――因为笔者于本书中发现的“定律”，大部分都来自生活中的“实验”结果。其次，为了把史来贺做法引入科学范畴，使其显著立于世界经济学、管理学之林，也请科学界允许笔者把上述签订合同之后产生的效果，命名为“刘庄合同效应”（笔者相信“刘庄合同效应”一定会成为非理性经济学和现代管理科学经典）。
下面，展开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
“理性人”基础上的科学管理得以有效实施必须有一个大前提，这就是理性管理目标一定要建立在人人感觉很现实、既可把握、也可操作的基础上，只有能够看到现实的利益或效果，这种目标才能被众人接受，才能产生凝聚力。但是，史来贺遇到的情况则不同，村办企业要实施第二期工程，完成这项工程需要倾注多年积蓄的集体财力，而它的效益只有村干部等少数人能够算清、搞懂。对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当时的日子已经过得很富裕了，他们不愿使用现有财力去冒风险。其实，世界各国许多宏观经济决策，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同样是难以判断清楚的。这时候，如果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管理学原则，把一项大工程分解成年度指标，让村民们相信分阶段、步步实施的可操作性，反而会更清楚地告诉村民：头几年只亏不赚。农民们都没有那种经商耐性，二期工程可能永远得不到村民支持。假如再调动另一套概念系统――即说服村民掌握和运用“可持续发展”的一般道理，可是这样反而会导致支持管理决策的理性概念系统，显得更加错综复杂。
西方一些国家的参众两院，之所以在众多人参与酝酿某些重大经济政策时，常常显得效率低下，原因就在于支撑“科学决策”的概念系统既有可操作的确定性一面，也同时存在概念系统错综复杂，导致众人难以判断的不确定性一面。这就是基于理性人的经济学、管理学体系有时候会陷入困境的道理，因为他们只发现了人类“概念系统积累”的可操作性，没有发现人类“综合知觉积累”最基本的可操作规律。分析到这里，我们就能想到本书阐述的一个观点：当人们面临的概念系统错综复杂、难以判断的时候，正确利用众人的综合知觉的响应优势就成为首当其冲的“科学原则”。史来贺恰好就是这样做的。他采用与村民签订“不公平”合同的办法，实际上是向村民表明：请大家相信我的人格。他用“管理者敢于吃亏在前”的自身形象做担保，激发了村民以“主映象”为核心的综合知觉积累的响应优势。史来贺数十年与村民之间结成的亲人般的血肉关系，可以使所有村民自动遵循“主映象链接补充定律”而产生良好感觉（信赖感），并且乐意跟着感觉走。在特殊情况下，有史来贺作主心骨，可以暂时放弃跟着概念判断走。这里，所谓“主心骨”恰恰就是人的综合知觉积累的“精神统帅”――它是一种对某种“主映象”及其链接相关感官信息的感觉上的优势，并没有严格的概念逻辑判断。人在概念判断左右为难时，恰恰就是这种被称为“主心骨”的事物“主映象”起到了精神统帅的作用。
刘庄村民们这种并不依靠现实依据作判断，而以“主映象”链接综合知觉的决策方法，在人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表现得十分普遍。 非理性经济学初论（二） 人的“理性极限”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局限 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近100年来发展十分迅猛。然而，随着人脑微观物质状态的研究不断深入，也逐步暴露出这些发达国家在新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着一种必须大幅度调整的思维方法的偏颇，即：过分关注各科学领域的理性规则，并且急于在一切领域的理性规则基础上实现数字化模型和数字化控制。这样，实际上就忽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结合的物质高级运动过程中，存在着人脑的“概念系统积累”所不能完全调控的科学领域。物质世界的高级运动，不仅仅是反映理性规则的“概念系统”可实现控制论目的；与此同时，反映非理性状态的任何事物映象及其相关的综合感觉，也在掌控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作为控制一切微观领域物质运动技术操作过程的“信息与响应”环节，绝不是理性概念和现有数字化模型的专有哲学范畴。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不仅会导致社会大系统功能的紊乱，同时也会在探索自然科学中走弯路。美国“大脑图谱联盟”兴致勃勃历时10年而完成的7000多例人脑数字化结构图像，却丝毫不能揭开人脑功能奥秘就是典型一例。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着对人类理性规则运用，偏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过分热情和乐观。 西方人发明的激起全球热情的“博弈论”，也是基于完全理性人的行为经济学理论。那么，笔者就想问：当理性智慧与理性智慧博弈时，我们可以按照“博弈论”原则寻求“纳什均衡”规律所表现的行为方式，但如果是理性智慧与非理性感觉博弈时，我们寻求什么规律呢？如果是非理性感觉与非理性感觉博弈时，我们又寻求什么规律呢？再如果是单纯的理性智慧一种优势，与兼有理性智慧和非理性人格形象两种优势――他们之间的博弈，又会出现几种什么样的格局呢？几种格局的共性特征又是什么呢？（实验，略） 应该承认：“博弈论”的最高科研成果是它发现了市场竞争中的博弈双方作为“理性人”的行为原则，即：双方必须采取折衷或双赢的“纳什均衡”思维方式和行为策略，这就是完全理性智慧之间博弈的最终结果。但是，正如笔者在上面提问中所质疑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游戏”难道只限于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博弈吗？ 个体人脑的理性判断能力伴随概念判断复杂系数的增长而衰减的定律，表明传统经济学理论不可能完全调控亿万消费者的个体经济行为。这就是近百年以来西方世界仅仅依靠理性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运行，所以会发生周期性大系统功能紊乱的深层原因之一。 人类的两种记忆积累所造就的人性和人脑功能的互动规律，相比只承认理性智慧一种功能的经济学、管理学更加科学。任何人的理智都有“理性极限”。即：人们判断同一问题的概念系统的复杂程度如果超过一定的指数，就会丧失理性判断能力，冷静的人暂时放弃思考，而多数人则转入直觉响应。基于理性人智慧的经济学、管理学如果不考虑“理性极限”问题，这种“科学智慧”随时可以在解决现实问题时陷入困境。 笔者所提出的“理性极限”原则，也就是西方科学界至今尚未清晰发现的理性逻辑判断也同样存在“不确定性”规律。而在这种“不确定性”规律出现之后，真正的“确定性”则是以各种“主映象”为核心的综合知觉判断，将取代理性判断规则。 可以发现：理性智慧应主要体现为它是专业领域里的智慧，也是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管理者和一贯头脑冷静的人的日常智慧（确定性）。而在人类的业余生活领域、非专业领域、概念判断错综复杂的领域和紧急状态下，绝大多数人都会产生综合知觉的自发响应，其中一部分人并未“三思”就习惯于跟着感觉走（确定性）。 可见，西方的经济学、管理学仅仅以人类的“概念系统积累”为理论根据是不够科学的。人类的“综合知觉积累”也应该决定未来经济学、管理学的发展方向。非理性经济学初论（三） “感觉倾斜”原则与非理性市场决策理论 人们在竞争博奕中，如果是理性智慧与理性智慧间的博奕，两者之间容易服从更高的思想理念，即服从更科学、或者更有价值、或者更符合双边利益的概念。要么，双方遵循“博弈论”规律，寻求“纳什均衡”――即“折衷双赢”策略。这种情况，可以从外交家们解决国际争端的过程中，看到理性化解争端的突出表现。西方新兴的经济学理论“博弈论”，其所揭示的就是理性与理性之间竞争选择规律。“博弈论”的适用范围只限于理性与理性之间，而且，要确保进入理性选择和判断的概念系统不可超过一定的复杂指数，这样“纳什均衡”原则才能体现为有效的科学原则。 如果是非理性与非理性间的博奕，则必有一方先于他方自发寻求和遵循“感觉倾斜”原则。与理性之间的博弈寻求“纳什均衡”的规律恰恰相反，它是在不均衡的感觉比重之间，把模糊判断方向选择在各种综合知觉中拥有优势感觉的那一面，并且自愿跟着感觉走。 西方的实验心理学家用实验方法证实了：人们面对决策选择，总是习惯根据头脑中最简单线索作出判断。实际上，对非理性判断来说，人脑中的最简单线索正是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这种优势，带有主要规律性的东西则又是上述实验所证实的情感比重、迷信比重、烙印比重和偏爱比重等“四大要素”。对理性判断来说，最简单线索则是人脑中最常用的概念积累。这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卡尼曼的实验心理学方法确有它的扎实优点和零乱缺陷，获得诺贝尔大奖的“前景理论”，其所证实的每一种小定律都必须服从非理性判断要始终向人们的感觉优势倾斜的原则；以往的心理学证实的所谓“从众心理”、“羊群心理”等等杂七杂八的非理性心理现象，也同样是遵循了“感觉倾斜”原则。综合知觉的形象性、整体性、模糊性和方向性感觉特征，是把握非理性判断的总纲。 让我们以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所证实的几种最著名的“子定律”为实例，来具体分析一下卡尼曼尚未发现的“感觉倾斜”这一非理性判断原则的总的确定性： 关于“退税优于减税的刺激消费原则”，它正好适用于相关“主映象”情感比重的倾斜程度。通常，日积月累辛勤工作的情景留给人们的记忆，如果联系着的是一笔一笔来之不易的“辛苦钱”，这必然使人们从各自辛勤劳作情景的记忆感觉中，强化了对“辛苦钱”的情感比重。中国唐代著名诗人对这种“情感”有过精彩的实体记忆映象描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来之不易，必然舍之不易；来得容易，必然挥霍容易。相反，“退税”则恰好模糊了“辛苦钱”与人们的情感联系，减轻了综合知觉中的感觉比重。本来也是纳税人应该得到的“辛苦钱”，但由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把它变成了似乎是一笔“外快收入，不在平日辛辛苦苦挣钱、精打细算花钱之列。这理所当然能产生刺激消费的效应。 不过应该肯定：卡尼曼在没有发现“感觉倾斜”原则的“父定律”时而发现的几个“子原则”，为我们如何实现“感觉倾斜”这一普遍性原则的技术性操作功能提供了参考性思路。这就是：决策人在面对非理性行为动机表现时，可以随时通过调整对方综合知觉中的优势感觉比重，来达到制胜目标。现代市场竞争中的博弈双方所采取的许许多多“不确定性”的制胜策略――也就是过去讲不出多少理性人经济学道理的那些制胜策略，实际上，都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感觉倾斜”原则所包含的决策规律。同样，当人们发现了这一核心规律后，便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有确定性信念的针对非理性感觉的制胜策略。以“退税刺激消费原则”为例，当你明确了这就是感觉比重和感觉倾斜程度被人为调整的结果，便恍然大悟：卡尼曼的“发明”太单调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感觉倾斜”原则把卡尼曼的子原则演绎成“集束式”决策方法。比如：国家可以想尽办法缩小每个工薪人“辛辛苦苦挣钱、精打细算花钱”的家庭计划比量，尽可能把小部分家庭收入以制度化的“外快”方式反馈给国民，这将会显著刺激消费增长。如果说卡尼曼用实验方法证实的几个“子原则”难以使更多决策人产生丰富的想象力，那么，“感觉倾斜”原则则可以帮助我们根据国情、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持续不断地举一反三。卡尼曼没有掌握非理性判断的核心理论原则和思路，所以他只能依靠麻烦的重复实验寻找并发现某些具体的操作原则；当我们发现了非理性判断的核心原则及其相关的判断思路，其它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比如：在中国，公款消费常有泛滥势头，而且有禁不止。为什么大量“公款消费”总会保持只增不减的旺势？其根本原因，就是情感比重的倾斜问题。因为公款消费不同于个人“辛苦钱”支出，当然容易慷慨。那么，针对这种缺少个人情感联系的消费现象，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就应当考虑到：如何利用情感比重联系，调整宏观政策，引导个人消费――这样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现在，笔者假设：让公款旅游不限于少数人的范围，而是明确地使之扩大为所有工薪阶层的“福利”（资金来源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也不主张完全使用公款旅游，而是以部分福利和奖励的“补贴办法”来拉动个人消费。这时，我们就能从感觉倾斜程度上分析：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这笔可能过期作废的专用福利补贴（因为这笔钱表面上没有个人情感联系，花掉不心疼，不花则难以割舍――这里没有精打细算的、理性的价格分析和利率分析，对消费者来说只有“放弃则心疼”的感觉上的判断），于是，不爱出行的人也会利用补贴出个远门。这便使完全公款开支转为专用福利而变成了拉动亿万人消费的“引擎”。然后，我们再把上述个人花钱的情感比重被经过人为调整后出现的经济效果，正式命名为“福利引导消费原则”――难道不比卡尼曼的“退税原则”效果更好吗？ 说明：成功的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国家福利政策，相反，高明的经济决策则应该是：“福利”不能成为英国和北欧式的单纯福利，而要善于巧妙运用“感觉倾斜”原则使“福利”变成调整国民消费心理，撬动“感觉天平”定向倾斜的经济杠杆，使其也能像价格杠杆、利率杠杆一样刺激消费增长。如果说价格、利率杠杆表现的是理性人经济学规律，那么“福利杠杆”则表现的是非理性经济决策规律。 目前的市场经济改革理论主张把所有消费资金都发给个人，这未必是一种体现市场经济的好事。因为，如果国家把所有国民消费资金都放在个人手里，那就在情感倾斜程度上把工薪阶层都改造成了会各自精打细算的理性消费群体。当国家希望他们大胆花钱时，他们却理智得像精豆豆一样，不肯掏腰包。国家却没有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也管不了市民个人消费。近１０年城乡个人消费显著疲软的现象，已经充分说明基于西方理性人经济学的“价格杠杆”和“利率杠杆”部分失灵，放长假也刺激不了理性消费。而减价刺激消费却类似于减税一样，对理性消费者作用甚微――明明不能再减了，人们还要盼着再多减一点。如果这里有一笔“福利”，谁拣谁得，就会创造出另一种非理性消费心理感觉。国家通过“福利杠杆”可以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随时推出：福利购车、福利购房、福利旅游、福利保险、福利装修等各种专项，引导日常消费顺应国民经济平衡发展。 其实，非理性消费市场即使不被国家引导它也会畸形存在。比如：房产一旦被炒热，就会招致无数消费者凭感觉蜂拥而至，这时候，有多少人是理性的？笔者在旅途中询问过那些节假日出行旅游的消费群体，绝大多数属于两类情况：一是“全家高兴，想出来玩玩”，二是不知什么原因好像钱来得很容易，“会花钱才会挣钱”，这两种旅游消费群体均可以归类于“非理性消费群体”。应该承认：在家庭和个人消费领域除了生活必需能部分划归理性消费领域外，其余均可通过创造感觉、自发感觉而构成非理性消费领域。可见非理性消费市场不仅前途广阔而且容易培育。如果能在“感觉倾斜”原则指导下创建一套完善的非理性市场决策理论，那么，国家既可对非理性市场进行培育，也可随时加以宏观调控和指导。目前，高达十数万亿的消费资金分别存放在数亿消费者手里，你如何宏观调控？完全由家庭掌控私人消费的自由市场，真就那么自发而灵验吗？西方的理性人经济学常常是不灵的，而再造社会“福利杠杆”，引导非理性消费，则可改变上述宏观调控不力的现象。 理性人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学是一种对人类理性智慧的寄望过分理想化的经济学说。它需要把全人类都培养成在经济领域绝少产生“理性极限”的杰出的理财专家，才能确保这种学说在宏观运行操作过程中不至于丧失科学性。可是，让所有人干所有事均保证其能够运用几套相互交叉的概念系统作出精确的逻辑判断，这，是否就是人脑未来的进化前途？是否就是电脑可以取代人脑的现实依据？笔者想就此提出两个疑问：一是人类有没有可能把所有人培养成经济领域里的全才？二是人人都掌握了复杂的概念系统、或者随时可以用电脑来帮助自己决策，那么人类的理性规则是否就可以超然于人脑“综合知觉积累”之外？实际上，人们只有按各自的感觉优势选择生活消费，才会真正获得幸福感。而生活中的人产生的各种感觉优势，又不能任其成为一种自发现象，社会宏观调控完全有责任创造感觉，引导消费。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人脑的“理性极限”原则常常使绝大多数人只能具备有限的理财智慧，事关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理财概念，人们常常认为与己无关。多数情况下，人们遇到了自己算不过来账的事同样会产生直觉响应。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人花钱从来不算账――他们懒于在生活中开动脑子运用麻烦的理财智慧。讲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并不特别富裕的家庭在乔迁新居后，女主人一高兴买了６尊维纳斯雕像（大的与人等高、小的八寸高左右）置于三室两厅房内，总共花了一万多元。丈夫说：“哪有像你这样花钱的？”女主人说：“我喜欢！”――她喜欢，她就感到这种消费很值，也充满幸福感。我们可以猜想，如果这是经过电脑运算替她作出的决策，便就失去了自发感觉获得满足的人生意义。这就是人类的“综合知觉积累”在生活消费领域应该获得的人性空间，也是自发感觉优势所决定的不受任何人、任何制度约束的、一种感觉至上的非理性个人消费现象。可以预见的是：人类即使发达到可以用超越人脑“理性极限”的电脑，来帮助他们实现所有领域最优化决策的时代，恐怕也阻挡不了上述那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感觉倾斜现象的随时发生。而且，社会宏观管理面对电脑化时代必须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是：电脑程序化决策应主要适用于公共决策领域，适用于人类已经共同认定的理性规则范围，而在个人生活和消费领域，由于人们的各自感觉直接联系着人们体验生活的幸福感，所以绝不能让电脑的决策来取而代之！美国最近风行着这样一本书：说未来人都会变成没有情绪、没有感觉，只有理性思维的机器人摸样。笔者认为，也只有把人类理性光环看得至尊至高的美国，才会有人对未来寄予这种不知是悲哀还是冷嘲的生动描绘。这本书尽管是着眼于未来，却是在嘲讽现实规则的暗淡。事实上，人类的理性规则永远不可能超然于人脑的“综合知觉积累”之外。――这是否可以说人类各不相同、各自分散的感觉优势可永远任其自由地成为社会管理中的“不确定”因素呢？不。 当我们发现了“感觉倾斜”原则是所有人非理性决策的核心规律时，就能以确定性信念认识到：人类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必须在总体上有基于国家指导的、针对凝聚亿万消费者分散感觉优势的宏观调控。即：国家必须掌握和运用“感觉倾斜”原则，主动从宏观上创造感觉、引导感觉、凝聚感觉和调控感觉。所以，作为经济学、管理学的发展方向就必须要关注到人性的另一半――非理性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并运用“感觉倾斜”原则建立非理性经济学、管理学。 在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中，基于理性人的“博弈论”其最有效用途是：处理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国与国间的不同利益关系时，必须遵循“纳什均衡”的折衷或双赢原则。因为，在权利均等、利益公平的大理智下，处理任何利益冲突，如果出现非理性的感情用事和情感倾斜均可能导致难以消除的矛盾和隐患。应该承认，在解决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强调法律制度等理性规则，强调“纳什均衡”原则，强调“一碗水端平”是完全正确的。也可以说“纳什均衡”决策律是被人权平等、利益公平的最高理性思想强制遵守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原则，它需要决策人与被决策人有着共同的理性智慧和遵守规则的自觉水平。但是“感觉倾斜”原则则不同，它不需要被决策人的理性智慧和自觉水平，它是通过决策人创造某种感觉或调整对象的某种感觉，导致被决策人的自发响应，而且不论结果如何，被决策人都会感到是自愿的。社会绝大多数人无权决定别人的事，但在多数生活领域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事，与此同时，管理者也不能超过概念判断复杂指数才能“理性”决定别人的事，因此，人类的非理性决策规律的确定性，应比理性经济学适用范围更加广阔，更加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 随时调整博弈方的感觉比重，是运用“感觉倾斜”原则的最基本方法。归纳起来，针对“感觉倾斜”原则这一人类非理性行为决策方式的核心规律，人们在竞争博弈中可能出现的主要技术操作要点包括７个方面。（略） 应该特别强调：在各项经济决策中，凡针对市场理性消费的制胜策略，既是一种平稳的市场预期也是一种难以产生惊人业绩的市场预期。而针对市场非理性消费的制胜策略则恰恰相反，它可以利用“感觉倾斜”原则凝聚消费者的感觉优势，造成从众心理，导致万众响应，从而创造惊人业绩。许多市场“神话”只能用“感觉倾斜”原则来解释。 在消费领域，创造感觉比输入概念更重要； 在生活领域，创造感觉比输入概念更重要。 关于“面对获得害怕风险，面对损失不怕风险原则”，它正好适用于相关“主映象”偏爱比重的倾斜程度。卡尼曼在这一原则实验中，没有弄清并且造成了严重漏洞的问题是，人们绝非是面对所有“获得”都害怕风险，也绝非是面对所有“损失”都不怕风险，卡尼曼显然没有研究过人类“综合知觉积累”中的非理性感觉优势。他是直接采用一定的“实物”来做实验，比如把１０００美元摆在你面前。所以，上述获得诺贝尔大奖的“原则”难免留下了不科学、不确定性的一面。实际上，按照“感觉倾斜”的非理性判断的理论原则分析，人们只有在面对着所追求、所偏爱、所满意的“获得”时，才会真正害怕风险。相反，才会敢于承担风险。在这里，不论是“追求”还是“满意”，作为非理性决策的核心问题是：“偏爱”的感觉比重将决定倾斜程度――也就是怕风险和不怕风险的心理程度。（略） 卡尼曼所完成的一项最复杂也最著名的实验，是关于６８２名做结肠镜检查的患者对这项医疗检查实施之后的决策选择。他由此发现了人们作出决定的一个原则，即“最后阶段的痛苦将决定人们对整个经验过程的记忆和评价”。卡尼曼恰恰没有清晰意识到：这就是“感觉倾斜”原则所体现的感官感觉向相关“主映象”烙印程度倾斜的基本道理。他的上述实验过程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病人在经历肠镜检查痛苦后，医生不宣布检查结束，而是让肠镜保持在体内，病人静静地躺一段较长时间，虽然不舒服但并无痛苦。另一组病人在经历肠镜检查痛苦之后，立即抽出肠镜告知检查结束。结果，两组患者当场决策是这样：问前一组下次检查是选择肠镜还是钡餐？大都平静地接受肠镜检查。而另一组则下台就宣告：“真像下地狱啊！”卡尼曼由此认为：“人们在评价某种经验并作出选择时，有一个时间长短的因素。”错了。真正的科学道理是：在非理性决策中，某种事物映象给于感觉记忆的刺激程度和烙印程度，将起决定性作用。在这里，时间长短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有些事物给于人的记忆烙印程度能够终身影响此人的直觉响应方向。卡尼曼的“最后阶段的感觉程度将决定人们对整个经验过程的记忆和评价”的原则，还存在某些“不确定性”，因为最后阶段的感觉――也是最新的感觉程度，仍然存在着与过去自身记忆中一些不能淡忘的感觉比重构成倾斜的问题。比如：对刚刚经历的医生和肠镜构成的“主映象”感觉，能否在感觉平静下来时大脑又浮现出向死于肠癌的同事遗体告别时产生的永恒恐惧感？而烙印最深的是哪一种感觉呢？比如：中国古人的至理名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正是疼痛感觉链接事物主映象而难以磨灭的直觉敏锐条件。恕直言――卡尼曼先生！您的实验，之所以不完全是个时间长短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您没有给第二组患者产生更多感觉的机会。 卡尼曼的实验没有明确的道理是：人们的非理性选择即感觉倾斜程度，均带有“烙印时效性”，既有长效也有短效，长效心理烙印和最新感觉烙印均能决定直觉方向和临机选择。“卡尼曼原则”的适用范围只限于极其单纯的最新感觉优势。 （略） 基于经济人“理性”的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研究到目前阶段,已经进入到微观经济学领域,完全是数字化的细枝末节,这就只能是极少数人去掌握和理解的领域了,与亿万消费者相距越来越远。这很有可能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穷途末路。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不论现代经济学如何完善,也避免不了周期性的社会大系统功能的紊乱。 非理性经济学二论（一）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未解之谜 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给世界展现的是一种奇迹。这一经济奇迹比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时的基本状态要好、持续时间也更长。经济学家为此有种种评说，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说现成答案早就有了，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是的。但要接着问：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是单纯借用了市场价值规律的理性力量，还是同时也暗合了中国国情所特别蕴藏的非理性经济增长动力呢？ 如果后者因素是存在的，那么，20多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暗合非理性经济增长因素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措施、并创出经济奇迹的最重要的“非理性经济杠杆”是什么？ 在非理性经济学案例分析之八中，笔者明确提出一种观点：“今天的人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所有经济奇迹的出现均与非理性经济学原理有关。”（见“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论坛”《学术动态》专栏）假设：我国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单纯的理性人市场规则为核心思想的经济学运行模式，那么经济的发展还会不会有今天的奇迹？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近10年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在运用理性经济学思想预测中国经济的“明日走向”，其中错误的论调总是多于正确的猜想。至今，他们谁也没有说清楚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奇迹”能够持续数十年正常运行的真正原因。 这里，实际上存在着单纯用现代经济学思想无法解释的经济动力因素和非理性经济杠杆的巨大撬动作用。 基于理性人的现代经济学，仅仅是适合年度财富增长的科学 看透传统经济学的本质，它实际上只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宏观预警，二是微观效率。其它方面的经济指导作用均不能以它为主来完成。 在宏观预警方面，传统经济学经过100多年对经济危机、经济失调、经济结构性矛盾、财务管理和各种金融风险的分析，已经建立起了比较系统的数字指标警戒线。所以，经济学家们可以通过这些指标来预测宏观经济的运行是否超出了正常状态。 在微观效率方面，传统经济学则表现出了复杂、深奥但却十分有限的科学技术才能。笔者重点分析：为什么传统经济学仅仅是最适合资本和财富增量的科学？ 传统经济学的最大特点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约翰·米勒、阿弗里德·马歇尔都曾经对经济人的“理性特征”作过明确的理论描述，大意是：他们是精于计算，富于创造，是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见董德刚著《经济哲学》3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加注：有高校朋友来电话说：“传统经济学不完全是单一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能接受约束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我认为这样的补充，当然更加理性化，但同时也增加了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实际上，在“理性经济追求”不变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增加条件，比如“有道德、讲诚信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等等，依然是理性人假说。）此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逐渐演变成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基石。后来的经济学数字化模型无一不是基于利益或效益最大化原则的思维成果。由于围绕“利益最大化”目标的传统经济学，已经投入了两百多年的科研时间，倾注了无数经济学家的心血，所以，其成果的显著性不言而喻。 应该坦率说，理性人经济学是私有制的产物。在产权私有的条件下，所有经济人的出发点都是在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正是由于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是以私有经济为先决条件的，因此，它也只有在与私有产权制度紧密结合时，才能充分显示作用。目前，一些海归博士们之所以主张中国私有化的程度不够，这里，就不能排除是受理性经济学熏陶太深的原因。所有经济学家，一旦他把“利润最大化”摆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么他最后的理性思维结果必然是彻底的私有化。 可知道：理性经济学致命的缺陷在哪里？在于它仅仅是一种适合财富增长的科学。这种科学技术以“最小的投入和最大的收益”表达了所有经济人最渴望的理性目标，可它却并没有表达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最佳运行状态所必备的科技内涵。我们从传统经济学体系中看到最多的思想理念，也就是效率、效益、利益驱动和投资回报问题，它确实是一门可以加速驱动财富增长的科学。 然而，资本和财富的增长加快了，怎样消化？谁来消化？何以消化？这在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那里，似乎是不用担心的问题。钱多了，物资多了，不好吗？正是所有人共同期待的！大家都来享用啊？实际上，如何消化财富比如何创造财富更复杂，不经历数百年的认真研究，绝非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发现：激励经济人创造财富的科学，却不能同时也激励他们把多余的资金和财富分给别人。人可共患其难，不可共享其成。创业时再苦再难也能渡过，分配时稍有差池就可亡国。而“利益最大化原则”也不可能激励理性经济人每年自己挣多少就吃多少。所以，人们才会看到私有经济国家的资本和财富增长很快，可是常常消化不了。国内还有那么多穷人，却仍然要为自己的剩余资本和产品去寻找国际市场。 有史以来，与私有经济“连襟”的理性人经济学，在西方国家扩大内需的问题上，始终不能提供有效的科学手段。近几年，有点突破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采用非理性方法所提出的“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居然显著拉动了消费增长（见《给中国一个大智慧》给予的原理分析）。如今，制约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缺少创造财富的自我推动力，而是缺少消化财富的客观拉动力。第三世界国家如果不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资本市场和财富市场，这些国家的经济可能会长期停滞下来。 非理性经济学是被理性人经济学长期埋没的“科学技术” 在理性人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两百多年里，自由经济人都为赢得资本和财富的“效率”所诱惑，以为经济学只能是一种追逐利益、创造效率和提高效益的科学，没有别的内涵。 这里，笔者却要提问：为什么自由经济人都会产生创造财富的激情和渴望？明确说，理性人经济学根本不能解答这一提问，它可以简单认为“是利益驱动”。然而接着问：为什么同样的利益，给予不同人的驱动力会截然不同呢？ 对此，只有用非理性经济学原理可以解答。 根据《给中国一个大智慧》中提出的“感觉倾斜原则”判断：人的感觉优势（即感觉倾斜指数）是人们的非理性经济行为和社会的非理性经济现象产生的根源。比如：在自由经济社会，人们共同强调的是“机会人人均等”。也就是说，想发财人人可以发财，如果你没有发财就是人生的一大损失。卡尼曼通过无原理指导下的经济行为实验，测定出了人们“面对损失不怕风险原则”。让我们讲述一下中国曾经发生过的一场“大实验”，看看卡尼曼的“不怕风险原则”是否是源于或者完全服从“感觉倾斜原则”。 深圳特区刚刚崛起时，内地听到的传说是：那里遍地是黄金，处处有发财机会。一位有稳定职业收入的朋友听了不为所动。后来又听说，他儿时同乡去往深圳不到半年，已经成了港商的贸易伙伴，一笔生意赚5万！他有些犹豫了。后来又听说大学同窗时他最看不起的同学炒股票，也一夜赚了3万元！这时候，他才真正感觉到了自己人生损失很大，因为行动太晚，“金子”已经让不起眼的人抢先得到了。于是，毅然辞职前往特区去淘金。 这就是说：同样的利益驱动，需要通过不同的感觉优势来产生作用。――这就是非理性经济学道理。在这里，越是熟悉、越是接近、越是被他轻视的生活形象所赢得财富越多，越能激起他的感觉优势朝向“损失”方向严重倾斜。 利益的大小≠自由经济人创造财富的动力大小。 利益的大小≠自由经济人铤而走险的勇气大小。 人们自我感觉到的“经济损失”与各自所经历的生活境况形成的氛围密切相关。比如：一个腐败官员把一套豪华公寓据为己有，另一个普通百姓尽管没有得到这套公寓，却并不因此感到是自己的人生损失。而如果是一位同僚发现此种占有被合法化，就会优先产生人生失落感。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是必须伴随感觉倾斜指数提升的。 “感觉倾斜原则”主要在于揭示了利益驱动需要通过感觉倾斜指数来产生作用的道理。这一原则首先改变了传统经济学所认定的利益越大、驱动力越大的理性规则。经济学家们主观上希望“利益驱动”能够调整并统一所有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力主用“价格杠杆”、“利益杠杆”、“利率杠杆”来撬动经济运行。但客观情况却是：“感觉倾斜原则”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利益驱动的作用力方向和作用力成效。 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则常常显得不大灵验的道理就在这里。 经济运行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表现错综复杂，但有两个不变的规律性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宁可崇拜希勒的有关庞氏骗局的预言，也不愿接受非理性经济现象可以被科学调控的论断，主要原因是他们还没有看透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同时也没有看清宏观经济运行中理性与非理性错综复杂表现的根源和之间的基本分界线。 笔者承认，经济运行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表现相当复杂。但是，胡志平研究撰写的《给中国一个大智慧》则已经明确指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有两个不变的规律性。 第一个不变：人的感觉优势依赖于人脑对外界表象信息的综合知觉记忆，它主要是传感性神经作用的结果，表现为人脑的非理性响应状态；人的思维优势则依赖于人脑对概念及其逻辑内涵的链接记忆，它主要是逻辑性神经作用的结果，表现为人脑的理性思维状态。所有人的感觉优势，均能够为其优先形成某一种理性思维和判断起先导作用。 第二个不变：人类每个个体在经济领域中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理性行为，如果没有有效的宏观调控，就会集合成一股全社会性的非理性狂潮。每个人都去追求“利益最大化”，结果就是“财富狂热的恶浪”席卷全国。这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表现是：GDP指标（财富增量指标）成了各地唯一的政绩衡量标准；人为的财富增长数字可以直接为晋升服务；掠夺性地毁灭自然资源以生态环境的破坏换来眼前的最大利益；模仿私营企业片面追求效益、以减员增效来赢得利润，导致大批职工下岗、全社会购买力降低，等等。均说明：微观经济中的理性行为不等于宏观经济中的理性行为。 上述两个不变的规律告诫我们两个道理： 第一，类似庞氏骗局式的非理性经济现象的祸根，正是始发于传统经济学规则，与非理性经济学的指导原则无关。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状态各自都存在着良性与恶性的差别。 第二，不论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均需要同时采用理性经济学规则和非理性经济学原则两种科学手段，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社会经济既需要适度的理性状态，也同时需要适度的非理性状态。1984年还没有接受经济学熏陶的襄樊市领导，凭着老领导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把“油坊岗”的一大片不毛之地很便宜地“送”给了二汽建设新卡车基地（一个人基于综合知觉产生的信任情感，能使他宁可把己方利益、己方最爱、甚至生命，无条件地托付给另一方。类似的表现均属于非理性现象）。后来的领导懂得了地价的市场运作规则，称老领导的非理性决策“傻乎乎的”。当二汽想把轿车基地也建在襄樊时，与懂得市场理性规则的人谈判硬是谈不下来。结果，轿车基地建在了别处。如今，那片“油坊岗”变成了轻卡汽车城，给襄樊带来了滚滚财源。这才后悔：什么样的决策好，是历史来评价的。 非理性经济学，是最适合刺激国民消费增长的科学 非理性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感觉倾斜原则”。这一原则表达了人们在经济领域中的各种感觉优势（进入操作技术应表述为：感觉倾斜指数）是构成理性经济现象和非理性经济现象的发端。它所发现的经济行为“原则”和“宏观调控杠杆”，可以渗透到理性经济学认定的所有经济运行规则中，去改变单纯的理性规则，并产生新科学的指导作用。 在经济领域，对应“感觉倾斜原则”技术操作状态的感觉倾斜指数，在大类上可分为：情感指数、偏好指数、迷信指数、烙印指数和简单指数等（参见北大、浙大经济学网站胡志平在“非理性经济学初论”主题下的八次案例分析）。这些“指数”的陆续发现和确认，不仅可以更加有效地激励自由经济人和经济法人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非理性经济学将发展成为一门在财富分配和财富消费领域拥有广阔用武之地的科学技术，它的前景最适合在财富分配和消费增长领域显出智慧。 为什么卡尼曼的“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能够在西方国家（不包括第三世界国家）产生刺激消费的作用？卡尼曼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给中国一个大智慧》通过研究非理性原理破解了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情感倾斜指数被调整的结果。亲身积累和创造财富的人，均与辛勤积累的财富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人们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善于积累和创业的“理性人”同时也是不善于消费的“吝啬人”。富豪之家的主要消费者是那些不经历创业艰辛的后一代――“仔卖爷田不心痛的人”。创业人自身的偶然慷慨，也必然包含某种感觉倾斜指数的急剧变化。比如世界首富、微软CEO比尔·盖茨曾给世界展示的是平民化消费的完美形象。可是他陷入爱河之后，为了给爱情筑巢居然一次出手2亿美元建了一个全自动化的“智能爱情城堡”。感觉倾斜指数直接影响消费，是胡志平阐述的非理性经济学的重要观点。把上述典型的经济现象推及到发达国家所有中产阶级纳税人身上，就可以发现：预先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减去”纳税人辛勤积累财富的感觉倾斜指数，而辛勤积累之后得到的一笔退税款，则淡化了人与财富的情感联系，改变了情感倾斜指数。所以很容易拿去消费。 上述案例再次证明是“感觉倾斜原则”改变了传统经济学规则：减税＝利益驱动，但是却不能产生驱动效果。退税＝利益驱动，但是却是通过感觉倾斜指数的调整产生了驱动效果。 宏观经济三种非理性经济杠杆的解说之一 有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既能兼容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活力和动力机制，也能基本上容纳任何高增长的财富消化条件？有。这就是目前中国的“多元化”经济体制。不论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其相互依存的“每一元”都可以为“非理性经济杠杆”调控宏观经济提供充分的运用空间。这里，再次强调：“非理性经济学”是针对对象可以创造、可以调整、可以引导的非理性状态而形成原则，它在经济管理者那里则是高度的理性智慧。 关于宏观调控中三种“非理性经济杠杆”的解说： 1，发展机遇的阶段性放开和收缩的宏观职能，是中国政府暗合“非理性经济杠杆”刺激并节制阶段性高增长的强大调节功能。 我们把这种经济杠杆简称为“机遇经济杠杆”。它的前提条件是：全国性的单一经济体制可以向“经济特区制”、“经济私有制”等多元体制逐步放开；曾经收缩的经济政策可以预期适度放开；信贷规模控制与信贷规模松弛可以交互更迭地周期性主控，等。 12年前，笔者从西方电台中收听到记者评论中国经济的一段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像张开翅膀的鸭子，左右晃动着身躯，居然噗哧噗哧地快速前行，从不摔倒。”听完一笑了之。直到现在才悟出其中包含着科学道理：经济政策的适度张驰可以创造一种机遇感，刺激经济快速增长。 历数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历，每一次政策放开都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创造了发财的机会。目前的中国人，对发展“机遇”的平均迷信指数，可能是全世界同类感觉倾斜指数的最高指数。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经济政策主控张弛有关，与许多人靠优惠政策率先致富的客观环境有关。在“机遇杠杆”的宏观调控下，多数自由经济人和经济法人最担心的是丧失机遇，这又暗合了卡尼曼的“面对损失不怕风险原则”。实际上，每一轮放开只会给争先恐后者创造“好运”。“机遇杠杆”在显著刺激宏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投入朝向同一产业“扎堆”的弊端。当然，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不可避免，关键是一国经济体制有没有跟进调控的能力。“机遇杠杆”的另一个弊端是：由于国民对“机遇”的迷信指数偏高，导致少数管经济的政府领导崇拜“大仙”的卜算。 “机遇杠杆”与宏观经济理性预警指标密切配合使用，能恰到好处地刺激经济增长。同时，“机遇杠杆”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粗放使用，经济学家们可以进一步探索“机遇杠杆”消化现有财富存量的明确指向，以“创造机遇”，引导财富存量向既定区域和方向合理流动，使增长和消费在非理性杠杆的作用下获得日益精确的理性平衡。 把人们对“机遇”的迷信指数以及“机遇杠杆”的宏观调节作用再延伸推广一下，可以很轻松地从理论上发现：美国希勒撰写的《非理性繁荣》并不是一部科学著作，而是一部“股市崩溃的预言书”。美国拉斯达克股票之所以高涨，根据《给中国一个大智慧》提供的理论来判断，不是希勒阐述的取决于“时代风尚”那么抽象，真正的科学根据是三条：其一，国民对高科技的崇拜――迷信指数偏高；其二，国民对格林斯潘掌控和驾驭证券智慧的崇拜――迷信指数偏高；其三，国民对人生“机遇”的迷信指数偏高――“别人都发财了，我不能丧失这种机会。”同样，拉斯达克板块的崩溃，也是高科技迷信指数的崩溃，是对格林斯潘迷信指数的崩溃，是对“发财机遇”持续时间过长的怀疑（首先是希勒教授怀疑了！“机遇感”如果持续时间过长会自然突破心理防线而崩溃）。从政府角度看，可以说明两条：要么，美国政府职能缺乏可运用“机遇杠杆”的宏观节制功能；要么，美国是在利用他们所创造的情境氛围――世界各国对高科技的迷信和崇拜，把各国资金吸引到纽约“拉斯达克”板块，然后套牢！如果是后者，就不能再小看美国在非理性经济学领域仅仅是卡尼曼和希勒所代表的目前的、原始的、没有进攻力的水平，可能还有金融大鳄索罗斯的“秘密成果”，我们并没有获悉。索罗斯是一位对哲学和心理学推崇备至的人，他极有可能结合金融实践，在经济领域有所发现。这个“金融大鳄”能在世界范围掀起非理性经济狂潮，他不可能没有科学手段！ 宏观经济三种非理性经济杠杆的解说之二 2，公有制条件下所特有的“福利杠杆”，是中国改革开放25年中前15个年头显著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非理性经济杠杆”之一。 为什么全国各企业、事业团体的集体福利制度可以显著拉动消费增长？如果把这一部分属于职工个人的共同积累，变成工资额返还给每个职工，职工工资普遍增加了，国民消费购买力是否能够提高？ 事实证明：不仅不能，反而下降。正如厉以宁2004年的感叹：“老百姓不买东西，你什么办法也没有。”（据互联网搜索引擎查阅厉以宁讲话资料） 其中的非理性原理仍然是“情感倾斜指数”问题。从人与财富之间的情感联系（情感倾斜指数）上分析，可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理性结论： 人们为自己挣钱的积极性比为他人挣钱的积极性更高。 人们花别人钱的积极性比花自己辛苦钱的积极性更高。 把这两个最朴素的定理整合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宏观层次非理性状态的社会公式。 从个人角度单独看，两句朴素定理分别符合个体经济人理性，但合在一起则是“宏观悖论”，是相互矛盾的非理性状态。笔者多次阐述过：微观经济领域的理性状态常常就是宏观经济领域的非理性状态。我们把上述非理性公式简称为“货币流通渠道不等式（之一）”。它是因人们在不同条件下与财富间的情感倾斜指数不相等所造成的。它在一定的体制机制的作用下，随时可以阻止投资扩张向消费扩张传导，使投资与消费脱节，挣钱与花钱抵触。请经济学家们根据上例启发再作其他方面的延伸推广研究，可就类似的宏观非理性公式有同一序列或不同序列的其它发现。在经济生活中，正是这些宏观的或微观的非理性公式时刻改变着传统经济学的运行规则。 上述公式告诉我们：当需要人们为社会创造财富时，必须千方百计把针对社会的贡献与个人情感（包括与切身利益、与崇高的爱）挂上钩；当需要人们为社会适度消化财富时，又必须千方百计割断或淡化财富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密切联系。 胡志平的“福利引导消费原则”和卡尼曼的“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均是通过调整“货币流通渠道不等式”的创建。“货币流通不等式”的理论基础是“感觉倾斜原则”。10年前的全国各公有制企业、事业团体都有一小部分职工个人收入被作为福利资金归集体所有。这笔钱实际上已经被割断了私人情感联系。10年前，某单位以福利补贴的方式向职工出售低于市场价格的彩电，职工争先恐后抢购。当福利都变成工资钱之后，电信部门为了让这个单位的职工户户装上电话，把线路接到门口，让单位领导出面游说，并给予10户组合优惠价，结果拖了长达四年普及率达到80％。 这就是非理性消费与理性消费绝然不同的增速。 10年前，对国家和集体事业高度信赖的职工，手里的工资钱拿得不多却特别敢花，很多人建设小家庭是在预支未来钱。如今，所有属于个人的“明白钱”每月都在自己手里，人们一个个都变成了理性的“精豆豆”，离死还早就开始筹划一生，生活消费精打细算，似乎省得越多越代表富裕和满足。 10年前，效益好的企业团体可以把职工的日用生活消费全部包下。那时候，国家担心的是物质供不应求，要专门成立机构：“集团购买力控购办公室”，来实施宏观调控。如今，职工手里的钱比过去多5倍，而物价指数却出现了年年下降的趋势。“福利杠杆”作为一度暗合国民消费增长动力的非理性经济杠杆，如果能在市场经济中有理论指导、有宏观目的的科学运用，可以使公有制的优越性更充分地显示出来。但是，由于理性经济学指导中国改革的局限性，导致改革中片面追求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性人规则，使这一经济杠杆的目前作用，日渐衰微。长此下去，经济尚未发达，消费增长将比发达国家更缓慢。 深化改革的出路：如何避免微观效率酿成宏观非理性繁荣？ 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所有希望寄托在公有制企业通过“民营改制”来提高微观效率和效益上，这，就是传统经济学一套概念体系“一根筋”思维的最后结果。概念是理性的，结果是非理性的。让我们粗略回顾一下： 我国自1995年高层果断决策：“效益不好的国企宁可让它死一批”，接着又决定对大批国企实施民营化改造之后（国有资产从此开始莫名其妙地流失，下岗职工急剧增长），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从此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即此后10年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大量国债资金注入、必须依靠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才能显著拉动经济增长。而这同时，投资的膨胀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轻易传导给消费的膨胀。一方面是国企效益表面上提高了（减员肯定利润要增），一方面却是国家不得不增加资金投入来刺激经济（那边增效，这边增加投资负担）；一方面是投资规模的膨胀，一方面是消费领域物价指数的下滑，职工平均购买力日益下降；一方面是企业利润普遍有所提高，一方面是每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就业日益艰难，大批没有失业保障的下岗职工需要国家掏钱来维持基本生存。这一切均说明：微观效益不等于宏观效益，微观经济的理性追求常常就是宏观经济的非理性状态。 在我们这个国家，究竟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好？还是依靠国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好？这恐怕是必须均衡考虑才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这里，仍然是一个如何用新经济学眼光看待公有制的问题。从企业运作的微观效率上来看，民营企业不论进入到任何工业领域，其不择手段或择其手段的“高效率”都会压倒国企。改革开放之初，民营首先进入到粗加工领域，于是，这个领域里原有的集体办厂一个个丧失了市场；之后，民营进入到零部件领域，于是，这个领域原来效益好的国企也一个个“亏”起来了；再到后来，民营进入到各种领域，于是所有领域的国企普遍效益下滑。但是，我们能不能只从微观效率方面来认识民营的优越性？能不能因此果断决定让国企都“死掉”？不能。这是因为两种企业的动力机制必须要求他们相互补充。 民营的效率和动力机制主要来自少数人的财富欲望可以满足。 国企的效率和动力机制则始终要把握不断满足多数职工物质文化生活增长的需要。 两种不同的动力机制，可能产生不同的效率。但是作为宏观经济繁荣的平衡机制，其所显示的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笔者希望经济学家们能看到两种企业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从大格局上来把握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的平衡点。 基于上述观点来看，我国经济体制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如何把握得好？首先要求经济学理论不能走偏方向。中国的老百姓曾经赞扬过“吴市场”、“厉股份”、“曹破产”（指吴敬琏倡导市场经济的成功、厉以宁倡导股份制的成功，等），还有“林三农”、“茅打工”等等。今天，人们仍然在期望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能够在经济改革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当前最需要的是“吴市场”和“厉股份”能够转变成为“吴分配”和“厉分配”。 厉以宁教授去年底曾经预言：“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必须要求经济学理论有重大突破。”我们不能去询问前辈所指的是往哪个方向突破？但是，笔者却能以自己的眼光看得清楚：在目前多元化体制的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理论突破莫过于所有制性质的界定理论，必须率先突破。然后，才有可能实现投资与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科学与平衡。 10年前，经济学界主要是以“产权所有”来界定所有制性质。一度把“产权明晰”强调得震天响。10年之后，我们才发现这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片面性。产权怎么明晰？把国有变成民营就明晰了吗？把国有银行的贷款放在私人老板企业运作一下“洗”成赢利钱，就明晰了吗？把社会融资变成企业资金就明晰了吗？没有。这样的“明晰”不仅引发出更多的社会腐败，反而把产权关系变成了少数人暴富的唯一资本运作手段（腐败的祸根）。人们争相从银行贷款投资高利产业，以实现产权关系的合法转移，从而酿成了投资膨胀无法向消费膨胀传导的非理性繁荣。 有关所有制性质界定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定下的是三条：第一是产权关系、第二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是分配关系（据《资本论》）。而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只强调第一条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恰恰是第一条，在目前中国（也包括西方许多国家）已经不再适用。多元化经济体制下，尤其是融资方式多元化的出现，实际上已经把产权关系变得十分模糊。 “资本效用所有权”的初识 资本，不仅存在自身数量的所有权问题，同时存在资本效用的所有权问题。人们花一笔钱用于购置个人房产，如果这一房产暂时不转卖，这就是还在暂时使用资本数量的所有权。反过来，如果是以转手赢利为目的的房地产运作，则是同时也使用了资本效用的所有权。谁都明白，把拥有公众效用、国家效用所有权的100万元借代给任何人，这个人必然要赢得百倍于他人的发财机会。个体商家没有大笔流动资金就永远发不了大财（只能做小老板），企业没有公众和国家的融资渠道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发展眼光看，“资本效用所有权”比“资本数量所有权”的作用大百倍千倍。它能够使一个人轻易改变一生命运，使一个地区从此走向脱贫致富。而一旦国家的大量贷款、大量社会融资被“私有单位”投入到市场运作起来，就会导致私有与国有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而“洗牌”之后的市场收入，如果没有体现“资本效用所有权”的公众属性，就会成为社会腐败的祸根，造成急剧发展的两极分化，就会给全社会带来可酿成巨变的不稳定因素。 那么，“资本效用所有权”在不同情况下的所有制性质如何界定呢？ 首先分析：当今社会，不论是私人老板还是国有企业，谁想把企业做大，他们只能依靠一种途径来实现，即：通过银行融资或社会融资手段来积聚资本，同时要最大限度地行使资本效用“使用权”。可是，银行资本和股市资本的“效用所有权”是具有公众性、国家性和社会性的。恰恰在这个关节点上，不少民营企业、甚至包括少数国企在得到资本效用“使用权”后，实际上也轻易得到了资本效用的“所有权”。其资本的市场收入（即资本效用）很快丧失公众性和社会性所有权制约。市场收入的分配流向不断发生着与公众利益、与宏观经济相抵触的局部变化，即：资本效用所有权性质被改变。这就是资本效用的公众权很容易被“所有制关系”明晰为单位资本效用所有权的蜕变过程。这在目前中国是最普遍、最不公平、最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 由此看到：所有制问题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私有、国有占多少股份（资本数量）的问题，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控股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它同时还应该包括“资本效用所有权”与“资本效用使用权”的明晰和分离的重大理论和重大实践的突破。 马克思有关所有制性质的界定提出的三条，从来是以分配关系作为所有制性质最终衡量标准的。他的英明之处在于既看到了当时较为明晰的产权关系（现在已经不明晰了）的决定性因素，也同时看到了资本效用被运作后的目标指向。尤其是后者，对当今时代的经济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实际上，在多元化经济体制下，“资本数量所有权”已经不能完全决定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公有制企业也可能产生权力私有化，即大量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大批职工下岗的集体腐败现象；民营企业却有不少企业家实现了资本效用公众化，即基本服从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行使资本效用“使用权”。那么，用什么界定最明晰呢？唯有“资本效用所有权属性”可以从效用的目标指向上，清晰地分辨出哪些企业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哪些企业具有突出的私有性和利己性。在这里，分配关系才能可靠地界定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分配比例的界定将成为界定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最关键的理论指标。 以“分配关系”和“大致分配比例”界定所有制性质，即要求告别传统意义的国企、民营、私有、公有的概念。不论是什么企业，不管它过去的所有制性质，只要它贷款、融资发展企业的目标能够保证“资本效用所有权属性”，即：实现资产增量后的大多数市场收入能够以税款、工资、红利多种形式，分配给国家和占企业90％以上的职工。这样的企业即应当具备最基本的公众性质。简称为“公众企业”。这里，并没有否认民营企业家和投资风险家应该得到的合理报酬。比如，一个大型民营企业当年应有1亿元资金可以用于股东分红和职工分配。其中，是压缩职工工资成本来提高100个老板的分红比例，还是增加职工收入压缩老板的分红比例？这将对“资本效用所有权”构成直接的尊重或侵犯，也将对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构成直接的促进或损害。假设：这家企业仅仅为了少数老板的利益，坚持把分红总额尽量提高，让职工工资成本尽量压低，一年的结果显示：占90％以上的职工工资总额所占比例没有达到配比底线，那么，这样的企业即使挂靠在国企名下，也仍然要认定为当年的“非公众企业”。 上述新的所有制性质界定方法的好处是：1，鼓励民营发展，同时通过有效监督使其稳定走向健康轨道。2，从根本上改善宏观经济投资与消费两种拉动力失调的弊症。3，用阳光理论、阳光政策重塑民营形象，增强就业增量的推动力。4，逐步减少民营与国营在产权关系和经营效率上的差别，最终把所有企业区分为“公众企业”和“非公众企业”两种，把“非公众企业”限制在有限市场内生存和发展。5，多了一种有效的宏观经济杠杆，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投资需要，可以定时定期定向改变“特殊公众企业”的分配比例，向风险投资者实行政策倾斜。6，稳定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满意度，不能空喊国家制度好，要保障多数人收入与少数人收入同期增长。 目前，宏观经济仍然有责任运用反市场规则的“公平责任杠杆”来限制或支持民营企业。同时，在民营效率的压力下，国企的管理也必须改进。 “星空卫视”有一位歌星主持了一档收视率较高的节目――“人小鬼大”，笔者几乎每期必看。这档节目总要请来3个童年岁段的“聪明娃娃”，来回答主持人提出的不同问题。娃娃回答大人的提问，不仅妙趣横生，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非理性语言和行为的难得机会。现在，我们挑出其中一次节目的某个片断： 主持人（问其中一个儿童）：“听说你今年5岁大了，还赖在爸爸妈妈一床睡觉，你说为什么？” 聪明孩子：“我爸爸妈妈也长大了，他们也在一起睡！” 主持人：“听说你还专门挤在爸爸妈妈中间睡？是这样？” 聪明孩子：“赶热闹！” 主持人：“你妈妈给你买了熊娃娃，你可以跟布熊睡，不也热闹？” 聪明孩子：“去！它长大了，它应该独立生活！” 主持人：（含笑无语） 聪明孩子：“那个布熊比我还高呢！”…… 对上述孩子的表现，我们引用一个经济词汇“借壳上市”，在这里则是“借壳实验”――童年娃娃的语言和行为都是一致的，也可以说他们的“语言＝行为”。从上述表现中，可以实证的道理是：１，孩子对每一问题的响应和回答是基本对题的，但总起来看则有前后不合逻辑之处。他总是强调爸爸、妈妈、布熊他所看到形象“长大了”，始终不管自己是否长大。说明孩子的上述判断是优先基于感觉器官针对外界视听的响应，自觉检讨不常看见的“自我”是后来的事。如果父母语言行为形象有相互矛盾表现，孩子综合知觉的对外响应也同样出现前后矛盾。 ２，可以严密分析出来的是：孩子每一具体答话均有具体视听感觉形成他的大脑响应条件。如：“爸爸妈妈长大了还在一起睡”――这是他亲眼看到的亲密形象给予他的良好感觉刺激。“赶热闹！”――父母并不讨厌的责怪声，以情境听觉构成了孩子的语言响应条件。“去，长大了应该独立生活！”――同样是父母造成的情境听觉授予孩子的语言响应条件。如：“那个布熊比我还高呢！”――形象感觉（也许是错觉）。3，情境语言响应条件与所经历的情境氛围留在大脑中的记忆有关。情景氛围在人脑记忆中的核心要素是具体情境中的事物映象，所有情景记忆均可以直接链接听觉印象等其它记忆，并形成对外响应条件。 最后的结论是：非理性语言响应，并不包含（或者不完全包含）概念基础上的逻辑思维。在这里应该突出强调一点，非理性语言响应所传达的“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传达出了综合知觉中所包含的那些良好感觉记忆或不良感觉记忆。比如情境语言响应，有时可以等同于综合知觉条件反射，不论是鸟儿还是哺乳动物，在特定的情境下都有相同的鸣叫声对外响应，我们也可称之为“鸟语”、“狗语”等。同时还要强调一点：人的综合知觉的对外响应，既可以表现为有明确含义的非理性语言响应，也可以表现为无明确含义的声音响应（如：啊呀！上帝！天哪！及各种尖叫声）；既可以表现为声音，也可以表现为各种表情和下意识举动，等等。 由此，我们再把生活中的非理性问题扩展开来： 再提问：为什么文学作品语言有那么强的形象表现力、情绪感染力和赢得人的感官响应的超强感召力？可是拥有强大魅力的文学语言其所包涵的“概念”，为什么又会在科学领域必然要受到排斥，并且必然要被多数科学家们视为“不科学、不讲理性规则的”的概念？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语言中的“概念”也有两域： 一域，是基于感官感觉的响应或描述，这就是个性语言和文学语言（概念），文学语言可以凭借综合知觉积累的灵感而涌现，可以凭借直觉产生妙笔生花的响应；它与所见的事物形象、与人的情绪和感觉有着天然的、直接的联系，它常常不受理性规则和思维逻辑的限制，带有显著的情绪化、个性化和个体感官感觉特征。 二域，是基于理性思维规则的推理、判断和定义，凡科学（专指理性）概念，必须经过“三思”，必须基于原有的概念基础上，经过对原有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才能产生新的概念判断。不含严格逻辑推理的思维和判断，均是不遵守理性规则的响应，其所产生的语言（广义“概念”）和行为当然应归于非理性之类。 人类概念的两域性，从一个显著的侧面把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两种决策方式所代表的核心规律区别开了。政府与公司的宏观经济决策和少数私人投资与消费的决策，可能会自觉寻求最优化数字模型和理性判断程序。而绝大多数人在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领域会主要依赖综合知觉积累中的灵感闪现，凭借直觉响应条件。 基于外界视听刺激和感官感觉的非理性语言响应或行为反应，并非都是错误的。因为人类的理性判断规则不少是建立在非理性语言响应（理性萌芽）基础上的。理性规则产生和起源的基本路线之一是： 感官感觉受到外界强信息刺激→无固定含义的声音响应并发出→无固定含义的声音逐步演变成有固定含义的语言→经过科学方法提炼而成为有理性规则的概念。 理性与非理性行为都可包含正确与错误两种实质内涵。 我们过去常常把“科学决策”片面理解为基于各种理性规则（民主程序和数字化程序）的决策，实际上非理性决策本身也包含了许多科学规律，而且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一翼（发现了“确定性”，对决策人来说就是针对被决策人的非理性状态的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决策方式），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它的那些确定性规律，而把某些失败的决策统称作“拍脑袋”决策罢了。反过来想一想：常见的紧急情况下，许多领导灵机一动的决策不也有巨大成功的范例吗？这其中的科学性、确定性到底是什么呢？ 说不清楚，那就只能判定为不科学。 这一切，均说明人类经济生活的决策规律，还有一个巨大的盲区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必须开拓的前沿科学领域。 “感觉倾斜原则”是已经找到的通过调整感觉，引导人们作出正确选择的基本原则，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基本原则？ 回想经济学发展的数百年史：亚当•斯密所崇拜的那双“无形的手”，是多么残酷！他说市场经济因为有这双“无形的手”，就应该让它自然而然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斯密的发明，在总的经济运行规律上是不言而喻的，这就像哲学家告诫我们：人总是要死的，也有人总是要生下来的！可是这双“无形的手”在具体运作中，它是通过让无数的人走向失业、无数的财富造成巨大浪费、无数的城市饱尝经济萧条的痛苦、无数的投资者血本无归而跳楼自杀的惨重代价中，才起到了自然调节的作用。这双“无形的手”驱使许多国家回回撞上南墙，才又重新调整经济。与其说是斯密很聪明，不如说是人类自己每次被碰得头破血流，才不得已收敛了原有的经济目标。 斯密是一个不惜血本的超自然经济学家。 胡志平喜欢市场经济，但不喜欢那双“无形的手”。因为这种“自由经济理论”太粗放，包涵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残酷性，经济学从它的发端开始就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的大杂烩！现代人均把斯密奉为“经济学始祖”，岂不知“斯密始祖”创立经济学正是在研究人的“情操”的过程中创立的。那么，人类的“情操”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可见经济学的源头，还真有点“浑”呢！到了后来，数字运算进入经济学，从此奠定了完整意义的理性经济学的科学思维规则。近两百年以来，经济学一直沿着“理性人”这条路走到今天。但是，经济学不可能只有针对理性思维规则的一翼 天使的翅膀，一只是被人们遗忘了，还是被形式逻辑科研方法宰割了？ 以上，参见《给中国一个大智慧》。 非理性经济学经济学的前沿就在中国 网友们认为：胡志平阐述的“非理性经济学”应该属于“市场营销学”范畴，并列出类似“冰激凌实验”起源很早的心理学实例，指出那些心理学实验均属于人们的错觉。对此，胡志平作了如下有关非理性经济学理论观点的深度回答，并且阐述了一系列值得清华、北大、浙大等学术界重视的非理性经济学观点） 这篇致答的主题是：非理性经济学一定要与理性经济学平分经济学天下。 回复SEELONE网友： 您讲的是对的。说明您营销心理学或市场心理学功底很好。建议重视一下知识点的共性内涵和跨越性运用，即可望在创新领域大有作为。 您不妨就您的优势先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１，因感觉优势产生的经济行为不仅仅是个市场营销问题，它还包括宏观经济领域的各种有效决策，实际上可以覆盖整个经济学领域。 ２，人类永远无法消除基于综合知觉积累所产生的感觉优势。 ３，在经济生活领域，属于个人选择权限范围的经济行为，即使产生了感觉上的错觉――不合理，但是也会合意。人类每个人的具体幸福感并不是个理性规则问题，而主要是体现个人综合知觉响应优势的合意问题。 比如：甲说“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爱上她！”乙说“管得着吗？他瞧着顺眼就是美，他听着悦耳就是福，你的感觉和他的感觉不一样。”丙又说“原先他父母为他选的那个，让我看多合适，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可是人家偏偏不享这个福！”（社会的许多理性规则不属于个人福分）。购物、消费也常与上述现象相同。 ４，尤其是在理性规则错综复杂和个人选择权利同时被充分保障的现代文明条件下，人们的感觉优势所带来的经济行为（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将得到充分发展。 政府有责任保障每个公民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企业有责任实现商品的个性化和差异化，比如：汽车商品在保证性能安全可靠的理性前提下，剩下的大多数问题均可直接服从人们感觉上的舒适性和合意性，满足个人消费的汽车商品的设计理念不可绝对依赖过分专业的数据规则。 消费者个人也同样有权利在商品性能价格相同条件下选择最合意的造型色彩等，也有权利完全不考虑性价比，而以商品的合意性为最高选择标准。 ――上述均可视为非理性经济学观点。 ５，人类基于综合知觉的感觉优势究竟有多少种类？在经济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和原则究竟有多少？前辈们的此项开拓不论起源何等久远，均属于点点滴滴的发现，属于缺乏大系统原理的分散积累。这种分散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有更高层次的客观原理来予以综合，否则，科学认知就不能加速推进。 ６，其实，运用感觉优势创造各种业绩，不止于１８９１年，可以推及到人类没有文字产生以前。我上个世纪从事新闻学研究，对何种物像信息、何种语言信息最容易“抓人”――即最容易创造视听感觉优势，曾有丰富积累。但是，这种积累就不能称为“科学”。只有认识到Piaget７０年代认识到的那一步，如：在某种相对条件下，人们对“高度”的感官响应相比对“宽度”的感官响应更容易产生感觉优势――才算发现了一点科学规律（这种小规律可以在销售冰激凌等市场领域直接运用）。但是说实话，这类知识太少、太浅、太零乱，而且多数也未完全确知在经济领域产生的作用。 ７，现在知道的产生经济效益最大的是卡尼曼的“退税优于减税原则”，可惜的是，卡尼曼根本不知道这是基于非理性经济学客观原理。 “退税原则”可以说明两个道理：一是这种原则不能依靠会计计算出来，不能依靠电脑计算出来，不能依靠“价值规律”推理出来，一句话，它不是理性经济学概念规则基础上的产物，而是人们一般综合知觉被调整后的产物。卡尼曼通过实验，发现了这种结果，但是他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二是“退税原则”的运用效果只适用于中产阶级已经普及的发达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减税或退税可以影响到大多数人的消费行为。在目前中国就不行，退税额的绝大多数只能针对企业和团体才有相当数额，可是企业和团体并不像个人消费，可以随时把精打细算的理性消费变成个人感觉上的合意消费。所以，我们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卡尼曼在美国称得上经济学家，在中国就称不上。 ――上述同样可视为非理性经济学的观点。 那么，在经济范畴中遇到上述情况你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只要发现了非理性经济学原理，就可以同时发现与“退税原则”基于同一原理的、适合任何国家国情的各种非理性经济学实用原则。“福利引导消费原则”就是在漫长的揭示原理过程之后，仅用了一天时间从理论上确认的（当然，其实践结果还需要政府行为来支持）。我不知道卡尼曼的“退税原则”在没有大系统原理指导下的“实验”究竟琢磨了多少年，他才敢自我确认，反正，诺奖评委们把那个“原则”奉若拥有魔力般的法宝。获奖评语说：“他在人类不确定性的经济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曾想：什么不确定性经济领域？不就是不能解答“为什么”的领域吗？不就是不能揭示客观原理的领域吗？不就是说不清楚确定性的科学道理的领域吗？不就是现有的理性经济学不能涵盖的、且与理性经济学可以平分天下的非理性经济学领域吗？――可见诺奖评委们不少人在科学领域也是蛮弱智的。 诺奖评委们对人类概念基础上的推理判断，已经习惯了。以为只有概念基础上的判断才拥有确定性和规律性，而无视基于综合知觉积累的感觉优势上的语言和行为的响应，可能他们正是认为后者属于不科学、不确定性的领域。如果这样认为，那么，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前景就只剩下一条路了，即：把60亿人类都改造成只遵守概念思维规则的“机器人”，没有感觉优势、没有情绪反应、没有直觉响应，只有规则统一的概念应答，只会函数统一的数字运算，于是，概念规则和程序规则就可以一统天下了！我们人类大脑和感官的所有“确定性”都可以完全交给既定概念和既定程序来输入、输出了！ 想问：靠这一条路，能不能消除人类自身脱离理性规则的直觉响应？能不能消除人类基于综合知觉的语言和行为响应？能不能实现马克思创导的“以人为本”的幸福生活？（如今，国民幸福问题，正在被少数有远见的经济学家看作是经济学领域里的重要课题） ――上述同样可视为非理性经济学观点。 科学有两种，一种是公理科学，也就是被人类统一定制的理性规则。比如：数字算法手段原本有各种算法，但是，为了人际交流方便，就统一使用“10进位制”定则，大家都认可了、习惯了，便成为共同认定的科学知识。一种是原理科学，不论是否被人类发现、认可，它都要客观存在。哪怕是被理性规则认定为“错觉”，这种“错觉”的规律性也是无法消除、无法抗拒的，最好是认可它、尊重它、和充分利用并适应它的客观性。 人们在没有发现客观原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反复实验方法找到一种“公理”。比如卡尼曼等所实验证实的“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它局限于实验环境，适用于所实验的中产阶级作为“纳税人”已经普及的富裕国家。中国后来也学西方搞“退税制”，可是对刺激消费作用甚微。人们在发现了客观原理的情况下，可以不优先通过实验找到更具普遍意义的“公理”，如我们后来提出的“福利引导消费原则”。 科学，不能因为基于综合知觉的感觉优势可以被理性规则发现为属于“错觉”现象，便用绝对理性概念压制感觉优势。即“理性至上”主义的传统观念所主张的：理性即科学。其实正确答案是：与人类有关的所有自然现象、自然生理现象和自然心理现象都是科学的。由基因和细胞通过复杂排序组成的人体结构、大脑结构，其本身就是一架最科学的生物体。人类个体感觉上的“错觉”被满足，恰恰就是对应个体的幸福源泉之一；即便是人类整体感觉产生“错觉”会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单纯运用理性经济学规则也无法消除人们的错觉。最可靠、最科学的方法，是要运用非理性经济学原理从整体上调控人们的感觉优势。 非理性经济学既可满足微观经济领域的市场营销心理需求，也可用于宏观经济领域的国家调控；既可有效指挥金融、证券市场运作，也可指导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笔者主张：非理性经济学一定要与理性经济学平分经济学天下。 ――上述无疑也是非理性经济学观点。 我对卡尼曼等数人的评价是这样：他们在没有发现大系统原理的条件下，运用具体实验方法，坚持不懈，最终开拓出了一小片经济学荒土，从而为一大片领域展现了可继续拓荒的前景。可是，从相关的网上评论中，我怎么也找不到与我的评价相同的权威评价。难道我错了吗？我不信。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则，如果没用非理性原理分析，你会认为我与卡尼曼的原则毫不相关，而经过用同一原理分析，才知道相距如此之近！所以我作为中国人，才敢自豪地认为：卡尼曼等数人的科学方法已经明显落后于中国。 非理性经济学的最前沿在中国，不在美国。 ８，我引用冰激凌一案只是想说明非理性界定问题，没有别的意图。最后提醒您：人的感觉优势均积累于人的综合知觉。有关综合知觉形成的基本规律，在《给中国一个大智慧》中有阐述，可供您参考。这本书正在“浙大哲学论坛”连载，载到上述内容可能还要时日。不急。你现在攻读什么学位？想保留学籍到东风公司工作两年吗？待遇不错呢。 回答ledom网友： 一，人的感觉优势来源于何方，我在《给中国一个大智慧》中有概述。 二，我目前还不能、其实也不应该过早地用精确的理论概念来界定“非理性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边界。但是，我可以与你共同探讨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三，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科学领域，当一种新的理论暂时还处在与其他学科边界咬合、理论的最边沿还处在模糊状态，而它自身又足以显示出最新发展方向和巨大发展潜力时――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铁定地判断：这一定是个新兴的科学领域。 “科学学”揭示的科学发展规律是这样：新兴领域在其初创阶段，生命力是旺盛的，但是，某些边界都尚未经过严格界定。在其成熟和壮年阶段，边界才有了明确界定。在其老年阶段，精致的像“象牙塔一样”――这时候作为发展前途，已进入晚期。 再看实例：“相对论”刚刚面世时，可以说它是物理学，也可以说它是天文学，还可以说它是科技哲学。“四不像”的东西往往都是初创和暂新的东西，其实它就是“理论物理学”，不过是与“实验物理学”有所差别罢了。人们先不管它的边缘性问题，而是先看重相对论的“革命性”突破，最终会有好结果。 再以经济学为例，经济学在其初创阶段，与伦理学、哲学的边界也是相互交合的。亚当斯密是在探讨人类“情操”的过程中首创并建立了经济学。 还有，当代新兴的“制度经济学”（理性经济学的一小部分），它简直与“社会学”相差无几，“阶级”、“制度”、“阶层人员间的合约关系”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可是那个创立此项理论的张五常，正在被诺奖评委盯住，收集他的经济学获奖资格材料。不过因为美国科学情报人员的“积极参与”，使近况有了一点变化，美国人认为合约制度理论有美国人的一份，要获奖应该有另一个美国人与张五常一起入围。目前结果如何，我不知道，我只关心有没有中国人入围。那么，诺奖评委看中了什么呢？主要看中的是张五常的理论对发展经济和扩展经济学领域有好处。看中的是张五常的目标和结果属于“经济”。如果看他的理论方法，更奇怪，他居然用散文、随笔的方法来写科学论文――这又不符合我国高校的规范了！用时髦话说：“不够专业化！” 请您相信我的一句话：凡有突出建树的人，其方法都不是现有的规范，而是未来的规范。我常想，大学如果开设“初创科技理论争鸣”课堂，专门针对创新科技提出各种疑问，启迪创新思维，让“真科学”在砥砺中发展，让“伪科学”在疑问中现形。因为，越是未进入成熟期的科学领域才越是有“教学戏”可唱，才有利于培养创新智慧。学科一旦成熟，那就只能培养学生的技能了。因为“没戏”了，大家只好死记硬背，照搬照用。你指望多数人能针对成熟的理论提出疑问，那不现实，只有极少数人能挑战已经成熟的理论。所以，用成熟的学说很难培养多数人的创新智慧。 此外，用成熟的学科概念系统来衡量新出现的东西，也会造成科学创新思想的滞后性。我用此话与你共勉。 最后指出：“非理性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只要能够瞄准经济领域、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来展开科研，它的学科界定的大方向就不会错。其余问题，伴随着它的成长将会自然解决。其实，已经有不少人能读懂《给中国一个大智慧》。他们认为书中所研究的人的综合知觉的形成规律，既是“非理性经济学”的基础，也可以为推动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和哲学发展提供新方法。 这本书明确界定了人类语言和行为内涵出自人脑、人体的两种最基本的神经功能：一是基于综合知觉积累的响应功能，即：传感性神经功能；一是基于概念系统积累的思维功能，即：逻辑性神经功能。两者，对大脑健全的人来说是互动的。对所有人来说，前者可以脱离后者，后者则永远不能脱离前者。传感性神经功能是天然的、自发的直觉响应条件和神经链接条件；逻辑性神经功能是练就的、强迫的思维响应条件和信息处理条件。许多有专业知识积累的人，通过传感性神经功能产生语言和行为的直觉响应之后，他可以随时进入思考状态――即启动逻辑性神经功能；但是，人们在强迫自己进入思考状态时，则同时也是在强迫自己的传感性神经功能暂时失去知觉或处于麻痹状态。其外在表现是：“忘我”和“专注”。 因此，逻辑性神经功能正常而有效地运用是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的。其一需要人脑概念积累（脑神经元已形成存储概念信息的基因排序组合的生化物质板块），其二需要后天逻辑锻炼（已形成概念系统间的记忆激活的逻辑链接条件），其三需要主观意志的指令和强迫（产生认知动机）。即使在三种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如果中枢神经疲劳、如果外界物像、声光、刺痛等任何信息刺激感官感觉之后，逻辑性神经功能也会中断，中枢神经立即转变为对外感觉或知觉响应。其外在表现是：“分心”或“注意力分散”。 上述人的两种神经功能的关系和定位，表明了理性思维状态的不可持久性。这就是人类“理性极限”的第四种表现。胡志平正是基于“理性极限”的四大种类客观依据和人类综合知觉的形成规律――“主映象链接补充定律”等基本观点（见《给中国一个大智慧》），来期望重新思考、重新整合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表现的。并由此而认为：“非理性经济学”可与理性经济学平分经济学天下。 理性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数学。 珠海强信公司汽车营销卖场摆放着两台车：一台“双环”；一台“大迪”（都是河北制造）。“双环”售价113000；供不应求。“大迪”售价96000元，无人问津。两种越野车相差一万余元。但是，配置相同，发动机一样，仪表台几乎一样。售价低的“大迪”反比“双环”多一项“倒车雷达”配置。 为什么“双环”可以热销？原来它与“大迪”唯一不同的就是外形。 “双环”的外形设计新颖，给人的感觉既现代又优美。而“大迪”的外形则比较老旧，与传统的城市越野车的基本框架相同，只不过前挡围有变化。 在这一经济案例中，人们的感觉优势――感觉倾斜度，怎样来确定？因为有比较，有反差，可以很快确认感觉优势比重。 《给中国一个大智慧》所提出的感觉倾斜度包括：情感比重、迷信比重、烙印比重和偏爱比重四大种类，在大的种类上还应该加上“简单（比较）程度”――人们对具体商品在使用操作上初次接触，感觉比较简单的更受欢迎；人们对经济前景感觉不可琢磨的，可能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感觉上很复杂（不简单）的东西，几乎都是综合知觉积累，多数人说不出明确概念。 但是，上例和《给中国一个大智慧》所涉及的都是比较中的感觉倾斜度问题，如：“双环”和“大迪”放在一起比较，容易产生感觉反差，因为“大迪”显得款式老旧。再比如：把“退税”与“减税”放在一起进行情感联系分析，也容易比较出“退税”与人们的情感联系比重相对“减税”感觉要轻。由于有两相比较而选择，在实践中也就容易操作，两者权衡利弊，或调整感觉，或取其有利而决策罢了。 现在必须换一种思路，理论基础才更加可靠。如果没有比较，让你直接创造感觉呢？比如：让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双环”，你敢不敢确认消费者会一见钟情？偏爱指数是多少？如果没有“减税”，一开始启动税制，就是“退税”，你敢不敢确认会刺激消费？情感指数是多少？ 确认情感指数（正负数，亲密－怨恨）、迷信指数、烙印指数、偏爱指数（正负数，好－厌）、简单指数等，然后在实践中积极寻找调整指数、改变指数的方法和原则，直接关系到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 为了找到确定感觉倾斜度的基本的有效方法，笔者把上例延展一下，再举一例： 有美国科学家试图用计算机计算出人类视觉中最美的面孔模型。他们为此收集了世界上许多最美丽的女性脸孔资料，采用数据分析方法严格分析了五官、面部轮廓布局等各种数据。据此描绘出了具有精确数据概念系统定义的“美丽面孔”，结果显示：这位“美人”看上去十分呆板，五官面孔虽然绝对匀称，经典、无可挑剔，但是整体看，却不给人以美丽和生动的感觉。很少有人爱上这张美丽照片。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美，来自人们的综合知觉，来自人的感官对整体形象的感觉优势。即使面孔、五官有点缺陷的人，只要她具备某一特别魅力之处，她的照片也能给人以整体美的享受。 所以，科学――既来自精确概念，也来自人类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单纯数字化的精确只是科学发展方向的一个分支。人们对综合知觉的研究还有很大盲区，综合知觉的感觉优势并不需要精确的数字化定义，一种形象、一种声音、一种情感只要能够赢得人们的感觉倾斜度，就必然有与众不同的知觉响应。或好、或差、或美、或丑、或亲、或疏，不同人有不同感觉优势。 有关人的综合知觉在经济领域中的许多确定性规律，至今还没有被我们系统发现。 所有不确定性领域，可以认为是不科学领域，也可以认为是未来的科学领域。 笔者认为：感觉倾斜度问题――感觉优势问题，可以用相对客观的“指数值”来大致量化（即“定性分析”）。对综合知觉积累，最终不应该演变成1＋1＝2的精确的“数字化”模式。这是推动非理性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和方法。 人类两种基本的神经功能（传感性神经功能――即综合知觉积累的响应功能、逻辑性神经功能――即概念系统积累的思维功能），决定了表现人类智慧的科学发展规律，也必须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分析方法。 过早地把数字化分析手段推向极端是科学界最大的方向性错误。 可以先来预测一下：对人脑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目前能不能采用精确的“数字化”模型？需不需要采用精确的“数字化”定量？ 一，首先确认：人体或大脑的神经传感运动是通过生化物质的流动、分泌、积聚、刺激来实现的。科学家把与神经传感有关的生化物质的各种基本成分，称作“碱基因”（即RNA），与脱氧核糖核酸（即DNA）同属一个物质级别。 DNA的排序组合具有稳定性。所以，人们一旦发现并完成某一物种的DNA数字化排序测定，也就可以“制造”这一物种。于是热衷于数字决定一切的科学家们因崇拜DNA的数字定量分析的“美妙前景”，便以为数字化可以决定生命科学的所有发展前途。是这样吗？不是，这只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方面。 无生命的和生命中的较稳定的基因排序，自然可以用“数字化”来决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是很遗憾，人的心理世界，还有很多不稳定的东西、时有时无的东西、或多或少的东西、随时变化的东西，也在决定生命的过程和物质运动过程。 RNA就是这样。 RNA的产生及其运动规律就不同于DNA。笔者认为：人体中RNA的分泌和流动，可以伴随人们的视听感觉而变化，可以伴随记忆激活而变化，可以伴随疼痛寒热而变化，可以伴随体内病毒侵入而变化，可以伴随生命衰亡而变化……它既有DNA奠定的基础，也有外界信息刺激形成的原因，更有人的感觉优势传入大脑的记忆，长期积累的综合知觉的内因。面对如此不确定性的条件，请问：你如何选择精确的“数字化”模型？你可以用一种被你设定前提条件的“数字化”模型（假定模型）来建立某种理论，但是，你能假定时间不变、环境不变、每一个人所处的外界信息刺激条件不变？你能假定每个人的综合知觉积累均能套进你所设定的精确的“数字化”模型么？ 人类的理性思维模式可以用书本知识强制性统一为一个模式，但人类的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则不能套用一种“数字化”模式。目前的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许多涉及微观经济领域的“数字化”模型，其明显的错误就在于：无视人类的感觉优势，无视影响和改变人们综合知觉积累的外界不断变化的信息刺激条件。 整个20世纪，既是“数字化”世纪，也是科学界试图用理性模式统一人类行为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概念系统的积累成了科教兴国的唯一希望，既培养出了有文凭的人才，也培养出了众多有文凭的蠢才，更培养出了绝大多数只拥有某种“洋打工技能”、而没有创新才能的一大批经济学博士。 二，对人类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有没有必要采用类似于“DNA排序测定”那种精确的方法，来测定RNA分泌流量、积聚量等“数字化”定义？ 我们从最简单的道理说起： 1，一个人感觉自己吃饱了，虽然他的感觉优势与另一人的胃容量饱和度的感觉大不相同，但是，这与多吃一口或少吃一口关系并不大；与胃神经功能分泌的RNA多一个基因少一个基因也没有太大影响。――量的关系降到次位，简单明确的指数定性才是科学的。“7分饱”最科学，“经测定，装入2300粒大米”就显得愚蠢之极。 2，一个精神病患者被强迫吃麻痹神经的药物，药是化学成分组成的，要参与并刺激体内的某种RNA分泌才能达到镇定效果。结果亢奋情绪稳定了，但是，这与多一片药少一片药的作用机制并无绝对关系。医生提醒的是根据病情增量（指数），警告的是不要把整瓶药一次喝下去。――量的关系降到次位，简单明确的指数定性才是科学的。 3，一个人感觉白色小轿车很悦目，而红色轿车太刺眼，这与他视觉神经激活大脑感觉记忆的RNA刺激类别有关，量的关系是程度问题，碱基类别关系才是根本问题。 4，再退一步：即使人的感觉优势天生如DNA排序一样，永远不会因外界信息刺激条件变化而立即发生可以觉察到的显著改变，且可同样用“双螺旋模式”实现“数字化”的精确测定，那么，人还有记忆激活的概念系统积累，所参与的主观意志力的调控，或抑制或放大了自我感觉优势，――人的主观意志力对综合知觉的影响，是量析科学？还是指数定性更准确呢？ 科学离不开数字，但是科学不赞成把任何对象都搞成1＋1＝2。 电子计算机只适应数字化定量分析；未来的生物计算机才适应定性分析（笔者猜想某一种生物基因具备稳定的感应变化功能，可用作低温机器芯片）。 结论是：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既不能采用精确的“数字化”模型，也不需要采用精确的“数字化”定量。它在经济领域、经济行为中的科研方法，可能主要是依靠简单明确的定性分析。即“感觉倾斜度（指数）”。 目前，我们已经明确的人类感觉优势有五大类，即：情感指数、迷信指数、烙印指数、偏爱指数和简单指数。 积极在经济领域中为人类的综合知觉寻找、实验、测定各种标定感觉优势――感觉倾斜度相对不同信息刺激条件的简单明确的“指数”，既是“非理性经济学”的发展前景，也是“非理性经济学”的最难课题。 “商品外表适配律”主要适用于经济管理者针对最广大的消费者在不受理性概念和经济规则约束时，主要依据个人感觉优势（感觉倾斜程度）所产生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应所采用的决策方法和思维原则。涉及到研发、外贸、制造、包装、经销等许多宏观和微观经济领域。它包含三项定理： 1． 一种商品的外表与内质在为消费群体定位时必须趋于一致方向。 2．一种商品的外表与内质在为消费群体定位时，如果不能趋于一致方向，外表的定位在商品定位中起主导作用。 3．一种商品的外表与内质在为消费群体定位时，如果不能趋于一致方向，外表定位的主导优势可以因内质决定的价格因素强化或者削弱。（即：当外表定位不够高一级档次而内质决定的价格则较高时，此商品将被价格削弱外表的定位优势导致滞销；当外表的定位达到了高一级档次而内质决定的价格则较低时，此商品将因价格的低廉吸引更多消费者。） 2005年8月6日补充：上述三项定理，经过东风神龙公司一年的实验已经取得显著经济效益。这项实证案例是在法国轿车“标志307”上市后发生的。“商品外表适配律”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论坛发表时，正值“标志307”被隆重推介上市。当时，笔者看到这款车的浪漫青春外形和它的高品质内在质量配置、以及达到中高档水平的价格，曾预感到车不好卖。果然当年滞销。此后笔者专门写了一篇阐述几年前为什么桑塔纳会畅销、富康会亏本的经济学论文，题为《给轿车企业一个价值千万元的案例分析》，重点从消费者的非理性经济行为方面讲清了道理，并提示神龙公司新上市的“标志307”要遵循“商品外表适配律”三项定理。 之后，“标志307”根据其青春浪漫的外表，不再定位在中高档公务用车（官车）的价格上，而是通过降低配置，实现价格降低，根据车型外表把内质配置的目标消费群体定位在喜好求新求异、拥有中产阶层收入的知识分子“新贵一族”，结果实现了畅销。 这一案例正好说明：“一种商品的外表与内质在为消费群体定位时必须趋于一致方向。”“一种商品的外表与内质在为消费群体定位时，如果不能趋于一致方向，外表的定位在商品定位中起主导作用。”“一种商品的外表与内质在为消费群体定位时，如果不能趋于一致方向，外表定位的主导优势可以因内质决定的价格因素强化或者削弱。”三条定理被从不同角度所证实，其实是一条定理。
非理性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本人就感觉倾斜度（即感觉优势问题）向经济学人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看谁先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