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中国理工科生的天王级偶像

2012年01月12日 10:08
来源：中国科技网 作者：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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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伟

潘建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量子信息领域的研究工作，201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成为最年轻的“70后”院士。潘建伟及其同事的研究成果曾5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4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6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他们关于量子态隐形传输的实验成果分别于1998年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技进展”、1999年被英国《自然》杂志评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2004年获得第15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发明家之一尼古拉·特斯拉以对人类传奇般的贡献被誉为科学界的普罗米修斯。当年，特斯拉移居美国后，他的塞尔维亚姓氏经常被报界记者拼错。他曾经气恼地表示“要把实验室中所有的叉状闪电引向那些把他名字拼错的评论家们”。中国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没有这个顾虑，他的名字是这三个音中最常见的三个汉字——潘，建，伟。他的苦笑则源自尽管他在国内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也引起了全社会对一个青年科学家取得如此卓越成就的惊叹，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他到底是研究什么的。

读者不要奢望看完这篇文章就能了解潘建伟所研究的领域，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想了解的仅仅是潘建伟和我们观照世界方法的反差。

“他的工作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不然会感到更强的震撼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曾经感叹道。

让我们一点点走近潘建伟的世界，他构筑的科学空间和精神空间。其实，等我们对潘建伟其人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知，乃至获得了感动，对他所研究的领域仍然会有两种可能，了解或者不了解。

在19世纪中叶，在英语中“科学家”这个名称还未被普遍应用，生物学家自称“自然历史学家”，而物理学家则被称为“自然哲学家”。随着各个自然科学学科研究领域的确立和里程碑式人物的涌现，这些称谓早就被更贴切的名词所取代。但是，唯有研究物理的学者仍然可以继续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哲学家。例如，上世纪初期所构建起来的量子力学是这样一个体系，它的贡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明或者发现——不是一个新粒子，甚至于不简单地是一个新理论或新方程。它是一种哲学上的展望和见解，能让现代科学家看到不计其数、隐藏在矛盾或诡论后面的东西。

牛顿宇宙中物理量的变化总是连续的。然而，在量子世界中一切都变得不同，正如一位科普学者曾经就此比喻说：一个城市可能增加1人，但不会增加1.2人，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因如此，不确定性就此降临。

在量子力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悖论——薛定谔猫佯谬。薛定谔是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薛定谔在1935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那个常被视为噩梦的猫实验：

把一只猫放进一个封闭的盒子里，然后把这个盒子连接到一个包含一个放射性原子核和一个装有有毒气体的容器的实验装置。设想这个放射性原子核有50%的可能性发生衰变。如果发生衰变，它将会发射出一个粒子，而发射出的这个粒子将会触发装有毒气容器的开关，从而杀死这只猫。根据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未进行观察时，这个原子核处于“已衰变”和“未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态，因此，相应地，在观察者打开盒子之前，猫处于一种“又死又活”的状态；而一旦把盒子打开，实验者只能看到“衰变的原子核和死猫”或者“未衰变的原子核和活猫”两种情况。

这个理想实验的巧妙之处，在于由“不确定的衰变－容器开关－毒药－猫的生死”构成一条因果链，将微观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与宏观事件（猫的生死）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导致了未进行观察时猫可处于一种“又死又活”的状态，而根据日常经验，无论我们是否观察，猫的状态必为生或死中之一。这导致了对世界客观性和人意识的作用的讨论。

下面这一则消息会把读者从哲学冥想中拉回到现实——“中科大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潘建伟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成功实现六光子薛定谔猫态”。

我们习惯于探问一句这些匪夷所思的科研成果有什么用途？150年前，当麦克斯韦发现电磁波的时候，人们也在问同样的问题。事实上，电磁波的发现才让电视，无线电，雷达和手机成为可能。对量子态隐形传输和纠缠交换的研究成果同样描摹的是人类的未来世界。

量子态隐形传输和纠缠交换的研究是为将来新一代量子通信打基础。而未来的量子通信，在原理上完全保密的，不能被窃听，在将来的国防上会有非常重要的应用。此外，通过对纠缠态的研究，可以为将来的高速度的量子计算机打下基础。

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选择

2011年，天津。中国科大科学家全国巡回演讲报告会会场。很多学生眼巴巴等待着演讲者潘建伟教授的出现，潘建伟在理工科学生中是天王级偶像。

主持人是这样介绍他的：

潘建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0年出生于浙江东阳，1987年考入中国科大，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1996年，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塞林格教授，并于1999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1999-2003年留在塞林格组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任博士后和高级研究员并担任Co-PI。2001年起任中国科大教授，2003-2008年为发展冷原子操纵技术，兼任德国海德堡大学玛丽·居里讲座教授。2008年起在国内全时工作，并在上海浦东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工程中心。

1997年至今，潘建伟已在包括Nature、Nature Physics、Nature Photonics、PNAS 以及Phys. Rev. Lett.这几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6篇，被引用7500余次。因潘建伟团队在量子信息实验领域的系统性工作，他们分别被国际权威物理学综述杂志Rev. Mod. Phys.和Phys. Rep.邀请撰写有关多光子量子纠缠操纵和量子通信的实验综述论文，其中前者是中国大陆科学家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实验综述论文。潘建伟及其同事的研究成果曾5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4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6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他们关于量子态隐形传输的实验成果分别于1998年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技进展”、1999年被英国《自然》杂志评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

潘建伟走上台来，他个头不高，步伐很快，略显拘谨。在本科生听众看来，就是典型的物理系青年教师。在研究生看来，潘建伟则是地地道道的大师兄。潘建伟说话很有特点，语速较快，逻辑性强，充满了物理学家才会运用的比喻。面对学生的提问，他总是沉吟10秒钟，然后开口：“我先给你举一个例子……”

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潘建伟进入了状态。他回答着学生们关于量子物理、关于如何治学的各种问题，会场内气氛活跃而热烈。渐渐地，潘建伟有一种奇特的感受，他觉得会场内有两个自己，一个在台上侃侃而谈，一个在台下倾听，间或举手提问。

潘建伟知道，那是年轻时的自己。

刚进中国科大的潘建伟被一本书吸引住了，商务印书馆出版，暗绿色的横竖条纹封面，像是一道道光栅。这本书就是《爱因斯坦文集》。

“当我还是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参与这种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得到满足。”

“在我们身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他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他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他已经证明是可以信赖的，我从来没有因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爱因斯坦如是说。

潘建伟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读到爱因斯坦自序时的感受，那是一种天籁之音。潘建伟在家乡小山上凝视天穹时那些隐隐约约的冥想，爱因斯坦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自然界的规律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否高贵是否地位显赫而变化，而是由自然界本身决定的。自然界的规律是永恒的，昨天是这样的，今天是这样的，明天也是这样。看着看着，潘建伟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对规律统治世界的由衷折服。在潘建伟的心中，对世界的探究成为了保持精神自由的工具，成为了摆脱精神桎梏的飞行器。

其实，最早发现潘建伟适合学物理的是他的中学老师韦国清。当时，潘建伟正在数学专业和物理专业之间犹疑。老师说，数学完全靠自由思想的创造，在很大程度像智力游戏。而你是一个感受鲜活，对事物敏感，善于发现规律的孩子，还是更适合学物理。

感谢潘建伟的老师，为我们留住了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

同样需要感谢的还有潘建伟的父母，当潘建伟就报考专业征求父母意见时，他们说：“你报什么专业都行，只要喜欢就好。”

如果追问潘建伟本人为什么选择物理的话，他的答案竟是：“因为物理相对简单。”

就这样，潘建伟走进了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和全国７个高考状元在一个班。他入学成绩中等，但攀升很快。在学他现在所从事的量子力学的时候，潘建伟惊诧于充满矛盾和诡异的量子世界，不能自拔，以至于差点因疏于做习题而挂科。

在科大理论物理专业读研时，潘建伟的导师对他说，既然很多量子理论马上突破很困难，那就不妨先做实验。老师的话，如同峭壁上一个脚掌大小的凸起，让潘建伟有了攀登的支点。从那以后，实验成为了潘建伟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准备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潘建伟得到了老师的鼎力支持，为他推荐了几个在量子物理实验研究领域领先的大学，还有数位导师。最后，潘建伟选择了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塞林格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潘建伟的理由是“我当时发现塞林格教授在学术上非常活跃”。事实证明，潘建伟对导师的选择是他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选择。很多人都有跃起摘下苹果的能力，关键是你是否站在有苹果的树枝下。塞林格把潘建伟引到了一个有很多苹果的树枝下。

在塞林格的实验室，最初，由于没有任何经验，潘建伟先花了两周的时间和一个本科生做一个关于光的干涉的实验；随后，他又和一个女生做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实验。他在摸索，体会一种世界级实验室的工作节奏。

终于有一天，他有了自己的量子隐形传输的实验设想，潘建伟兴冲冲地向导师和实验室的同事们讲了自己的想法。然而，同事们听了他的设想之后，反应却让潘建伟非常诧异，大家鸦雀无声。半晌，塞林格问：“潘，你不知道这就是量子态隐形传输的理论方案吗？你不知道我们另外一个组正在做这个实验吗？”

潘建伟确实不知道。

随后，被探究精神燃烧着的潘建伟向导师提出加入到量子隐形传输的实验组中，导师考虑再三接受了他的请求。这一请一允，悄然改变了潘建伟的命运。

1999年，潘建伟作为第二作者的量子态隐形传输实验取得“量子信息实验领域的突破性进展”，这个实验被公认为量子信息实验领域的开山之作，欧洲物理学会将其评为世界物理学的年度十大进展，美国《科学》杂志将其列为年度全球十大科技进展。1999年该工作同伦琴发现Ｘ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杂志选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那一年，潘建伟29岁。

他登上了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随着一系列实验成果论文的发表，潘建伟开始跻身量子物理研究的顶尖科学家行列。

更值得关注的是随后十年。2003年，潘建伟所在的实验室实现了自由传播光子的隐形传态，使得量子隐形传态能应用在更加广泛的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中；2004年，在首次实现五光子纠缠的基础上，实现了一种更新颖的量子隐形传态，即终端开放的量子隐形传态，为奠定分布式量子信息处理的基础作出了贡献；2006年，首次实现了两光子复合系统量子隐形传态；2008年，首次实现了光子比特与原子比特间的量子隐形传态。潘建伟和其他量子物理学家一起，为人类一点点开启了量子世界的窗。

潘建伟机会

相信任何人都无法真正解开潘建伟的人生方程，那是一枚只有潘建伟自己掌握的“量子之钥”。但我们可以从他的人生方程中观察到一些常数，或许这些常数能够帮助读者的人生有解。

潘建伟是一个捕捉机会的高手。

机会确实一直有，但却不是等来的。我们看到什么完全依赖我们在找什么，也依赖我们的观点是在哪里。

在潘建伟眼中，对科学界难题的考量应该分两个角度：一是面对众所周知的难题，大家都在攻关，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考量自己和自己的团队是否具备捷足先登的实力；同样是未知的领域，对科学家来说也是有着不同的意味。“找到你有能力解决的尚未解决的问题。”这是潘建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的确，进入某一个领域，一定要搞清前辈已经做什么，哪些是未知的。如果你发现这个组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或者放弃。

二是我们是否迎来了破解某个难题的时代。时机尚未成熟，纵竭尽人力亦不可为。因此，潘建伟总是愿意在合适的时机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有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努力，但我不玩儿命努力。”他努力，是指挑战自己的能力，不玩儿命，是指寻找时机。

去解决重要的且这个时代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潘建伟机会”。

即便有正确的探索原则，在发现目标之前仍然要走很多弯路。

有一次，潘建伟的团队把实验设计好，结果发现，根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信号。潘建伟就像剥洋葱一样一点点地筛除各种可能性，剥到最后，竟什么也没有。每到这时，团队难免会有些茫然于方向。“如果你没发现这个实验是理论上被证明不可行的，问题在实验中十有八九能被解决。”潘建伟没有更多的口头禅，却经常用这句话鼓励自己。返回思路的原点重新考虑，最终发现，实验出现了一个相位补偿的简单错误。调整之后，期待的所有信号都出现了。

没有实验室经验的人难以体会，实验中有无数影响结果的因素。关一下电灯，隔壁有人打手机，都会使实验功败垂成。而找到关键的因素，靠的就是经验。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获得成功的质变。

更多的时候，实验的过程则像是盲人摸象，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方向比准确的目标更重要。潘建伟从很多次实验中获取信息的片段，一点点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这个过程需要耐心。

潘建伟刚出国攻读博士的时候，看到有的中国学生急于出成果，测点数据就急着发文章。事实上，恰恰是这种急功近利与很多伟大的发现失之交臂。他不断提醒自己，沉下心来，要有耐心。

任何一个稍有悟性的人和潘建伟沟通，很快就会发现他具备超强的耐心。“为什么这么有耐心？”潘建伟多次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喜欢。喜欢做一件事自然就有耐心。在这个领域，智力没有太大的差别，成功与否就看耐心。有耐心就不怕失败，失败可以再来一次，至少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愉快的。当然，最终的成功还需要一些幸运，其实，幸运也需要耐心。”

我们找到了潘建伟方程中的另一个常数，就是“潘建伟耐心”。

潘建伟曾经有一个实验做了整整4年，最后成功了。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上。《自然》的审稿编辑称这篇文章是“英雄式的文章”。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英雄式的耐心”。

潘建伟的这种耐心同样也感染了他的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在若干年内只发表了三篇文章，篇篇扎实。在参评某个奖时，专家质询为什么只有三篇文章，潘建伟说，因为他沉得住气，有耐心，做的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最终，这个学生获得了该重要奖项。

耐心，还意味着不功利。潘建伟渐渐悟出，欧洲和美国对待科学的态度，大不相同。欧洲的科学更多是靠兴趣驱动，不太计较于“有什么用”的问题；而美国的科学是以技术化和利益产出作为动力。两者往往殊途同归，但潘建伟更心仪欧洲相对纯净的研究观。他派学生出国到其他实验室学习，有两个“不许”：“不到4年不许回来，没学会不许回来”。

2001年，潘建伟作为“中科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同时获得了中科院基础局和人教局的支持，开始在科大组建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以一批年轻教师和学生为班底，研究工作却是几乎从零开始。回忆起实验室组建之初的情景，潘建伟至今记忆犹新。“中国科大很早就比较重视量子信息研究，因为有学校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深入做下去。当时向科学院申请的经费是200万元，而院基础局拨了400万元。在中科院和国家基金委支持下，让我们从无到有，很快，设备、人员就到位了。”2004年，实验室进入中国科大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成为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此后，在中科院、基金委、科技部等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研究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潘建伟还只是个博士生的时候，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白春礼（现任中科院院长）就关注到这个年轻充满活力的“来自科大的小个子”。白院长深知，学术成果对每一个学者的眷顾存在着一定的或然率，但提携后进是一种责任，也是中国学术界一直所恪守和提倡的胸襟和情怀。白春礼关注的目光总是能聚焦在潘建伟即将达到的某处,而不是他已经取得了什么。这让他对潘建伟一直保持着师长般的理解和宽容。

“令我深受感动的是，在2003-2008年，我得到了科学院和科大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使得我在推进国内实验室建设的同时，能够在欧洲从事冷原子方面的学习与合作研究，同时通过从国内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后等方式培养这方面的研究力量。”2009年初，在完成了冷原子方面的技术和人才积累后，潘建伟把在海德堡大学的实验室整体搬回到中国科大，还以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等方式，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术骨干从欧洲引进到中国科大工作。

在中国组建世界一流的量子实验室，潘建伟带入了他的“互补”常数。

潘建伟说：“科大的量子物理实验室从组建伊始就是开放式的。”多年的国外顶尖实验室经验，让他知道，以自己独到的地方与国外实验室形成知识和人才的互换互补，是提升实验室实力的最好办法。实验室科学需要学科非常庞杂，光学、电子学、真空等诸多门类缺一不可。在世界顶级实验室中，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Yoshihisa Yamamoto实验室、瑞士维也纳大学的Nicolas Gisin实验室、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Mete Atatüre实验室、德国马普量子光学研究所的Immanuel Bloch实验室、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Peter Zoller实验室等，都有潘建伟派出的访问学者，他们在合作中学到自己实验室长远发展所需的知识。可以说，十年下来，潘建伟的实验室已经在人才和技术方面具备了较雄厚的积累，这种积累在成果产出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10－2011年度，他们就在Nature和Nature子刊上发表了6篇国际领先水平的重要论文。

英国著名的科学新闻杂志《新科学家》以封面标题的形式，对潘建伟科大团队进行这样的评价：“中国科大——因而也是整个中国——已经牢牢地在量子计算的世界地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潘建伟曾经和中国科大前校长朱清时院士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潘建伟说：“生命真的太短暂了，我真想活得长一点，搞清楚量子力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那样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朱清时校长说：“活那么长干什么？你活着，思想就会僵化，不仅自己搞不明白，还会妨碍下一代前进的脚步。”潘建伟记得乔布斯也说过类似的话：“死亡就是生命中最好的一个发明，它将旧的清除以便给新的让路。”这段对话似乎与机会，耐心无关，而涉及到永恒了。

“至于能否得奖，那要看幸运与否”

阿尔卑斯山中的奥地利小城因斯布鲁克，因举办过两次冬季奥运会而闻名。小城的中心是一个有黄金屋顶的广场，每一块石板都似乎承载着欧洲文明的信息。潘建伟在欧洲的实验室工作很多就是在这个小城完成的。闲暇的时候，他会登上因斯布鲁克附近的高山——他喜欢登山，家乡东阳的山是他小时最好的玩伴——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在融金般的光辉下，牧人们收拢羊群后，拿出各自的乐器，聚集在草地上演奏起来。于是，一望无垠的草坡上若隐若现地飘荡起音乐声。

如果没生命，世界与我们无关；但人奇妙地存在，可以回观整个世界，终于成为了万物之灵。在量子力学中，观测者成为了积极的参与变量，在观照世界改变世界。人的存在，就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这个量子力学的基本观点在因斯布鲁克的草坡上，潘建伟体会得最为透彻。他对量子力学，有一种崇敬而满意的感觉。一种看到规律本身的积极性和完整性的得意。或者说，感受到了量子力学的美。

潘建伟评价学生的实验，经常用这样的词：“这是一个有美感的实验。”无独有偶，中国科大前党委书记郭传杰评价潘建伟的实验室是“自豪和美的团队”。

什么样的人才能体会到科学之美？

潘建伟在因斯布鲁克的大峡谷露营区曾经遇到一位八十老妪，她问潘建伟的职业。潘建伟说，研究量子物理和量子隐形传态。“哦，我知道那个工作，还找到了Nature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但是我看不懂。不过，我尽力了！” 还有一次，潘建伟在海德堡大学的时候，因为鼻腔手术而住院。一个护士过来问：“你是不是研究量子物理的潘？你能给我讲讲什么是量子物理吗？”鼻子里插着管子的潘建伟很感动，但说不了话。出院后，潘建伟给护士寄去了一份相关的科普材料。

给潘建伟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上学期间看到的严济慈先师的家书，信中不断出现的是某某老师寄来大洋若干。正是这些老师的资助，才使得严济慈得以完成留学学业。严老回国后准备偿还老师们的资助，老师们说，人回来了就好，钱不必还。先贤们传达的正是一种中国的古君子之风。

潘建伟由衷地觉得，只有贵族精神和君子之风才是科学的土壤，才可领略到科学之美。

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荡涤浮躁，人们充满对科学的尊敬，思想没有桎梏，以鲜活的教育方式倡导文化精神，人们耐心地按照自己的兴趣行事。这是潘建伟的心灵家园。

在现实中，潘建伟也有困惑和沉重的时候，并且这种困惑和沉重往往让他如鲠在喉。这些年，纷扰的人群中问他最多的问题就是：“潘建伟，你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

“以我的观点看，我在奥地利时的博士生导师塞林格应该很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而我不觉得我以往所做的，能够让我拥有它。不是吗？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能够从事这样一件探索自然界规律或者是奥秘的工作，已经是我最快乐的事儿了，至于能否得奖，那要看幸运与否，如果能得到，那也只是命运的格外奖赏罢了。”说完这番话，潘建伟如释重负。

在网络上，对潘建伟的评价汗牛充栋，其中质疑声也不绝于耳。潘建伟对此倒是坦然。毕竟，科学最注重的就是怀疑态度，他尊重一切怀疑态度，当然，不是怀疑一切的态度。对于一些无中生有的怀疑，潘建伟一笑置之。

有时候，潘建伟会忽然怀念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家乡屋后的小山，在山坡上玩耍的时光；还有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给他讲《聊斋》的情形；会想起在大学没有创作完成的那首叫《旅途》的曲子。看来，没有完成是有寓意的，因为旅途没有尽头。人生就是这样一点点片断地打开的，最后汇拢完整后闭合。

爱因斯坦所说：“人是整个宇宙的局部；这个局部受到了时空的限制。他体会到自己及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与这个整体是分开的——这是一种意识上的视错觉。这种视错觉对我们而言却好像监狱一样，把我们局限在个人的欲望和对身边少数人的热情中。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个监狱里解脱出来。”

潘建伟正尝试着从量子的角度让人们获得这种解脱。（原载于《中华儿女》杂志）